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视域下，文学参与人类理想社会的建构已成为显学。通常说来，文艺美学价值是文学价值体系中的核心部分。然而，在文学和政治学跨学科研究领域中，文学的政治美学价值已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形成了文学价值的增值，在文学关注人类自身的幸福和快乐层面为文学研究拓宽了研究视野。该研究视角不仅构成了交叉学科研究中的新思路，而且在“文学是人学”层面为人类理想社会的建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西方文学中的乌托邦(Utopia)和反乌托邦(Dystopia)小说文体在这一领域中为人类理想社会的建构所形成的正向与逆向思维模式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可供借鉴的文学依据。

一、文学参与理想社会建构的政治哲学背景

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理想社会的建构就一直是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政治哲学所探讨的核心内容。然而，以“人学”为己任的文学虽然通常处于人文科学的范畴内，但在文学参与人类理想社会建构的过程中却已形成了其特有的文学传统，进而构成了文学与政治哲学研究相互交叉的新范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是中华民族土生土长的本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标识。革命文化主要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谈到新民主主义文化时说：“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民族的特性。”“是革命的民族文化。”[3]P706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当代中国的新文化，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是现代的民族文化。

对人类理想社会建构的探讨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伟大思想家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等政治哲学家的早期相关论述。柏拉图的《理想国》(The Republic，又译《共和国》或《理想篇》)被“公认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学经典著作之一”“公民必读，看懂政府政策的第一本书”“系统阐述和谐治国的最高纲领”[1]封面，是“西方哲学的源头”“一部震烁古今的不朽巨著”“建构和平、正义、民主与博爱的理想国，培植美好理想的哲学著作”，因为人类“没有理想就没有未来”[2]封面。这部伟大著作原本是以政治哲学的学科属性面世的，但由于该书论证了哲学、政治、伦理道德、教育、文艺等各方面的议题，以理念论为基础，形成了系统的理想国家的“设计”方案，因而被视为政治哲学研究的最具权威性的著作。在其构想的理想政府中，统治者不应“只顾自己的利益”，而是其“一言一行都为了老百姓的利益”[1]18。由于在社会中正义的一方往往是广大普通民众，统治者则处于强者的位置上，因而，“正义是强者的利益”这一论断是荒谬的[1]22。在柏拉图看来，“正义是心灵的德行，而不正义是心灵的邪恶”[1]31，为此，人们“才开始订法律契约”，并将“守法践约”称为“合法的”“正义的”[1]34；其稳定社会秩序所崇尚自我克制的美德即百姓对“统治者”的服从和统治者对“饮食带给肉体快乐的欲望”的克制[1]66；其国家构建的理想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而非为了“某一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如果君主不再是法律和国家的保卫者，那么国家将被颠覆[1]99；柏拉图崇尚哲学家治国，“将哲学家比做艺术家画画，一个城邦如果不经过艺术家按神圣的原型加以描画的话，它(指城邦)是永远不可能幸福的”[1]185；其断言是，“在一个安排得非常理想的国家里，妇女和儿童必须公有，全部教育也公有。各种事情不分男女一样干，不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平时。那些被证明文武双全的最优秀的人物就是他们的王”[1]225；民主制度的产生在于“贫民得到胜利”“把敌党的人处死，或流放，其余的人都有同等的公民权及做官的机会——官职通常抽签决定”[1]239。然而，在“每一个人的心里，甚至在一些道貌岸然的人心里都存在强烈的、可怕的非法欲望”，并导致僭主现象时有发生，只有借鉴“法律和以理性为友的欲望控制”，才“可以根除它们或者只留下微弱的残余”[1]255-256；在该书的最后一卷中，柏拉图论及诗学①的作用，认为“诗歌在我们应当让这些情感干枯而死时给它们浇水施肥。如果我们想生活得更美好、更幸福而不是更坏、更可悲，它们就应该被统治，但诗歌却让它们确立起对我们的统治”[1]295。

亚里士多德发展了其导师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思想，将柏拉图的“理想国”乌托邦思想发展到现实主义阶段。亚里士多德对人性和理性的传统看法持怀疑态度而主张城邦(国家)的建构应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策略。在《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Aristotle，Introduction，Essays，Test and Notes)一书中，亚里士多德开宗明义指出，每个城邦建立的“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家”与“国”除规模的大小以外，并无差异，“君王以个人(身份)掌握国家的全权，而政治家则凭城邦政制的规章加以治理”“全邦人民则轮番(作)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3]1-2。亚里士多德从城邦存在的意义上将人界定为“政治动物”[3]7，其中的“利”与“害”以及“是否合乎正义”均需“凭借言语来为之说明”，而“人类所不同于其它动物的特征就在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他类似观念的辨认，而家庭和城邦的结合正是这类义理的结合”[3]8。政治学的目的及其实践就是要使所有人“幸福”[4]5。因此，政治学就其“最高善”(the supreme good)的意义而言，是一门“最权威的科学”[4]3-4，而希望自己有能力“学习权力与正义的人就必须在其品行上经受良好的训练”[4]6。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的政治思想家基本上秉持的是神学政治，直到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神学政治或宗教政治的统治地位才被推翻。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里(Niccolò Machiavelli)将其先前的神学政治观和伦理政治观从神学的天国搬回人间，其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著作《君主论》(Il Prince)以向君主进谏的形式从人性中“恶”的视角出发，论证了其社会价值观和政治哲学观并在此基础上推演出其关于社会制度的构想。如果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思想崇尚的是“人性善”，那么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哲学思想却从现实中的“人性恶”出发，认为“趋利避害”[5]100才是人性的客观事实，政治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由利害冲突所引发的活动。该观点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首次将政治的概念从传统的伦理学和神学的范畴中分离出来；在对人的本质分析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建构起功利主义行为原则；抛弃了以传统道德内涵为核心的价值观，提出了“君主必须像狐狸一样能识别陷阱，又必须像狮子一样能惊骇豺狼”[5]104-105的统治术警世名言。

马基雅维里的国家设计基于其作为“公共善”的国家利益，认为统治者只能采取非道德的手段来治理国家。其政治哲学思想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以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以及19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洛克(John Locke)等人为代表的欧洲政治思想家开始为国家的政体进行总体设计，形成了具有重大历史影响意义的“社会契约论”思想体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Du Contract Social)、霍布斯的《利维坦论国家》(Leviathan)和洛克的《政府论》(Two Treatises of Civil Government)是这一思想体系的代表作。这三位对后来美国《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形成重大影响的思想家在公共权力的组成、实施、合法性等方面却存在很大区别。比较而言，洛克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思想对美国资产阶级政治家而言更为合理，霍布斯的理想社会构想存在的弊端较多。

“文学性”是文学作品的基本属性。学术界对此概念的界定也呈五花八门之势。中国学者姚文放教授认为：“俄国形式主义与解构主义在20世纪一头一尾先后提出了‘文学性’问题。前者用‘文学性’概念廓清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旨在抗拒非文学对文学的吞并；后者借‘文学性’概念打破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旨在倡导文学对于非文学的扩张。”[9]后者显然在学科跨界中具有更大意义。在形式主义看来，文学性是文学学科的对象，主要指语言形式的特点，是指突破文学语言的惯常节奏、韵律修辞以及结构传统，使作品的语言表现与人们习以为常的语言形式产生错位，进而形成作品的“陌生化”效果。柏拉图的《理想国》在语言表述方式上恰恰具有这种文学语言的基本特征，摒弃了政治哲学纯理论探讨的书写模式，采取了故事叙事(第一卷开端处)和对话策略(全书)的书写方式，使其在艺术性层面具备了文学的特质。杰斐逊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虽然原本是一篇严肃的政治性文件，但其严谨的语言逻辑和美妙的文学话语使其成为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并被收入《诺顿美国文学文选》(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这两个学科跨界的典型例子表明，文学中理想社会的建构具有坚实的政治哲学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后来乌托邦和反乌托邦小说的理想社会建构的不同思维模式及其故事叙事策略。

此后，黑格尔(G．W．F．Hegel)、边沁(Jeremy Bentham)和密尔(John Start Mill)等西方思想家从基于理想主义建立起来的国家主义和建立在功利主义基础之上的自由主义政治观出发，进一步发展了现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思想。黑格尔将国家和社会分割开来，国家无非是社会为了调节人际间的利害冲突，人们转让部分权力，以契约方式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组织。在国家生活中，个人以追求公共利益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利益，个人的存在以整体存在为前提，因而国家作为历史理性的最高形式，也就成为协调人际利益关系的代表，成为人类伦理关系的象征，国家也就必然具有道德性质。因而，黑格尔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家理念必然要走向政治极权主义。尽管道德本来是以忘我和无私为主体价值的，但在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家的正义概念中，道德因其强调个体利益和公平分配的原则而发生了质变。自由主义则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视为经典，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精髓。这一思潮的内核体现在个人的自由发展，国家不再干涉个人的经济自由，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边沁的《道德与立法的原理》(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密尔的《论自由》(On Liberty)和《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Liberty，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等均为这一思潮的权威性著述。

[16]贺方婴．卢梭笔下的主权者是谁——重思卢梭《社会契约论》中关于主权者的论证[J]．甘肃社会科学，2017(3)：44-48．

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美利坚合众国”的设想过程中，霍布斯遵从自然法则并建立国家而使人们“能终生保有安全保障”[6]99的思想对其产生了启蒙作用。因而，美利坚合众国这个新兴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所保护的是私有制财产，并尽其可能地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洛克虽然并非社会契约论的首创者，但其对社会契约论的发展与完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却不容小觑。洛克认为，在自然状态下，“同种和同等的人们既毫无差别地生来就享有自然的一切同样的有利条件，能够运用相同的身心能力，就应该人人平等，不存在从属或受制关系，除非他们全体的主宰者以某种方式昭示他的意志，将一人置于另一人之上，并以明确的委任赋予他以不容怀疑的统辖权和主权”[7]5。为保证立宪国家的正常运转，在分别论述了民主政制、寡头政制、君主政制、世袭君主制和选任君主制之后，洛克认为“制定法律的权(力)归谁这一点就决定了国家是什么形式”[7]80-81，由于人并非是生而自由的，所以一切政府都是绝对君主制性质。为保证社会中人的相对公平，洛克提出了国家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的三权分立原则[7]89-90。显然，《独立宣言》在起草过程中主要借鉴了洛克的思想。卢梭的“代议制”政府概念也为北美广大选民参与政治和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形成方式提供了可供借鉴的依据。

[43]Roger M. Smith, ed., Southeast Asia: Documen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Chang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101-102.

二、乌托邦小说中理想社会建构的正向思维模式

抛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人类理想社会建构的政治哲学论述，就其文学性而言，《理想国》《政治学》和《逻辑学》(Logistics)等论著对理想社会构建的思维模式通常被视为乌托邦文学的先祖，而真正将小说正式纳入乌托邦小说文体的是16世纪英国小说家和政治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其《乌托邦》(1516)自问世以来就一直是政治学和文学共同关注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如果说诸如赫拉克利克(B．C．Heraclitus)和苏格拉底(Socrates)等柏拉图以前的思想家基于各自的自然哲学以及道德原则对文艺美学曾做出了一些零散论述的话，那么柏拉图的对话式语篇则基于其政治哲学，较多地涉及艺术美学的性质和文艺的社会功能。虽然这些早期作品才华横溢，别具艺术风格，在西方文学史上也形成了一定影响，但这些作品对荷马时期以来的诗人和作品基本上持否定或敌视态度，也未形成自己系统的美学理论。作为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基于柏拉图的“艺术的社会功能说”，尤其对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艺术作为表现现实的存在，其艺术美学构成了其哲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亚里士多德采取与其先哲不同的研究思路，在其著名的文学论著《诗学》(Poetics)中采取现实主义的研究方法，剖析希腊艺术作品，探讨希腊艺术的演进，焕发出其深刻的艺术哲学思想。

如果说柏拉图，尤其亚里士多德，尽管在文学理论上取得了光辉的业绩，但就其著作的学科本质而言，这些思想家并非纯粹的文学家。莫尔以政治哲学家、人文主义者、社会活动家和文学家的多重身份出现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哲学和文学的舞台上，其《乌托邦》作为向中世纪禁欲主义和神权政治的权威进行开战的武器，莫尔坚持以人为本，相信人的力量，力求满足人的情感和兴趣需求，体现出高度关心民众生活的鲜明态度。在该书的第一部中，莫尔精细地描述了英国广大民众的疾苦，指出这种社会状况产生的根源，并要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他认为具有普遍性的重大社会问题[10]1。由于该作品的作者既是文学家，又是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因而莫尔对都铎王朝专制统治下英国民众的疾苦和暴政的残酷性极为清楚，尤其对资产阶级资本积累时期“圈地运动”导致的“羊吃人”现象及其本质了解得更为深刻。作为一位具有正义感的人文主义者，莫尔为躲避暴政的迫害而采取隐喻的方式来陈述自己对理想社会的观点。于是，莫尔就创造出“乌托邦”这个表示“子虚乌有”之意的词，并直接将其用作该小说的书名。“乌托邦”(utopia)就此延续下来并被收入《柯林斯COBUID英语词典》，将其解释为：“如果你意指某种假设的境况为Utopia，那么你意指的是一个完美的、人人幸福的然而却是不可能存在的社会。”[11]1852这部小说既然如此精细地描绘出一个人类近乎完美的理想社会，那么又何以是“子虚乌有”的呢？这个议题就涉及莫尔在这部作品中对人类理想社会建构的思维模式问题。

就作品的文学性而言，小说在创作中尤其强调虚构性(invented)，即小说中的世界不一定就是客观存在中的世界，小说中的现实也不一定就是客观存在中的现实。《乌托邦》这部小说中的“理想社会”显然是客观事实上并不存在的，该作品也就名副其实地成为“乌托邦”性质的虚构小说；然而，该小说中的“理想社会”又是那样栩栩如生，俨然就是一个“事实上”存在的“真实的社会”，体现出人类对美好的理想社会的憧憬，如实地反映了人们的理想，因而，该小说在人类理想社会的构建或设想层面，其思维模式是正向的。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后半叶的文学思潮，创作的不确定性、多元性、语言实验和话语游戏等是其基本特征。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作品的终极意义和话语表述两个层面，是后现代主义文学不同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要特征。国内有学者认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对“现实”的表现方式经历了“现实是客观存在—现实在主观意识中生成—现实由语言构造”的演进过程[18]26。反乌托邦小说在本质上是作家对人类理想社会构建与当代社会中集权主义统治和科技发展导致人的道德沦丧以及幸福及自由受到重创所形成的新的矛盾的文学反思，因而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无疑是其内涵，而“将坏说成好”的逆向思维模式也仅是其小说叙事策略或者说是作品形式的外部表现；与乌托邦小说作家一样，人类理想社会也是反乌托邦小说作家的理想，因而该类型小说中的现实也是作家主观意识中有意而为之的现实；采取逆向思维方式，以反说的策略来表述反乌托邦作家的理想，既是反乌托邦小说对文学语言采取语言实验和话语游戏的尝试，又是作家通过负向价值的表现形式来表达其正向价值内涵的一种特殊的文学思维方式，因而反乌托邦小说中的现实也是由语言构造而成的现实。从这一点上来看，反乌托邦小说家既继承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小说的传统价值观，同时又具有开拓精神，预示了未来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价值取向与价值判断。然而，就文学作品的终极意义而言，反乌托邦小说又不同于后来的后现代主义，因为反乌托邦小说的终极价值取向并未发生改变，对社会的批判，尤其对集权主义的批判，反乌托邦小说的社会批判意识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形成了更为强大的社会批判力量。

自私有制和阶级社会出现以来，人类就一直处于自身的生存困境之中。但是，对和谐的理想社会的追求并从中实现人类自身的幸福和快乐却一直是人类的奋斗目标，也是历代思想家和文学家所共同追求的最大理想。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这次党代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25]。理想社会的建构既是当下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执政党的奋斗目标，也是这个无产阶级政党成立的初衷。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纲领与西方政治哲学和社会建构理论之间，尤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社会理论之间，呈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同时也是当下人类理想社会伟大实践的理论基础。当乌托邦小说以正向价值的取向对理想社会进行构想时，反乌托邦小说则以逆向思维方式，以负向价值取向批判和抨击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集权主义，反衬出反乌托邦小说对理想社会建构的另类思维模式。尽管西方政治哲学和文学对人类理想社会的构想以其正向价值取向对推动社会发展具有进步意义，但其或是以正向思维模式建构起来的“子虚乌有”的乌托邦社会或是以逆向思维模式所建构起来的反乌托邦社会，其明显特征是脱离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当代小康社会建构，才是更加务实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当代理想社会建构取得伟大成功的基本经验。这一点已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所取得伟大胜利得到印证。然而，西方乌托邦小说和反乌托邦小说无论采取正向或逆向思维模式，其作品的深层内涵均体现出作家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尽管这些类型的小说中仍存在着很多值得探讨和商榷的地方，但他们依然是人类理想社会建构链条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因而，值此中国小康社会建设的关键时刻，重新研究西方政治哲学和文学对人类理想社会建构的思维模式，在当代以及未来仍具有借鉴历史、服务现实和昭示未来的重大启示性意义。

在这部小说的叙事策略方面，作者采取现实主义的手法，让现实中的理想社会与作品中的理想社会呈完全一致、并驾齐驱的两条线，在社会弊端批判的基础上(第一部)，向广大读者构思出一幅美好的理想社会图景(第二部)。在现实主义叙事策略的外衣下，作家莫尔虽然秉承的依然是其先祖的政治哲学和伦理学思想，但其作品在形式与内容之间却形成了辩证统一的关系。其先祖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崇尚政治科学，认为“所有科学与选择都是在追求某种善”，意即“无论是普通大众还是出众的人，都会将其认定为幸福”[4]5。在《乌托邦》中，莫尔以人物对话闲谈的方式揭示了英国资产阶级在资本积累时期的“圈地运动”和“羊吃人”及由此产生的“一面穷困不堪，而另一面又是奢侈无度”的社会问题[12]6。在产生贫困的缘由方面，当今印度著名学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发展了莫尔的贫困理论：贫困不再是基本需要被剥夺的一种现象，而是能力低下和社会权利的剥夺[13]。时代不同，人们对贫困产生的缘由阐释也相去甚远。显然，在莫尔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人的基本需求因新兴资产阶级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贪得无厌而成为社会弊端的主要缘由。因而，在莫尔看来，解决人的生存困境的最好途径就是消灭私有制，建立一个新的、美好的理想社会。莫尔理想社会建构的正向思维模式的意义正体现于此。理想社会建构的正向思维就是将作品中人物的美好理想与现实社会中人的正常理想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为了根除贪婪、诉讼争议、人们之间利益的相互争夺和战争，就需要首先消灭私有制这个万恶之源。于是，土地和住房公有、人人尽其可能地参加农业劳动、按需分配、集中用膳、增强环保意识、实行地方酋长制与全岛议事会的分层社会治理体系、坚持从政者的美德、实行一夫一妻制、对罪犯以法治与人治相结合的处罚策略、坚持条约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持有正义的战争观、实行宗教自由，凡此种种，在《乌托邦》里均有精细的描述。乌托邦人的价值观和这些行为准则中有些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而诸如生态问题探讨之类的议题在当代学人看来也是极具前沿性的议题。为实现这些理想目标，乌托邦人更加重视教育，集体用餐前后的读书会意在劝人为善，将“快乐当作目标和幸福”。

作为思维的一种模式，正向思维指人们在创造性思维活动中，沿用某些过去已有的常规来分析事物，并按照事物正常的发展方向预测未来的事物，藉此来揭示未来事物的本质。莫尔的《乌托邦》在已有的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理想社会乌托邦构想模式的基础上，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开创了文学与政治哲学跨界的大胆尝试。虽然莫尔在这部小说中并未像卢梭、霍布斯和洛克的社会契约论那样对其乌托邦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做出必要的阐述，但莫尔在理想社会构想方面作为一名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伟大贡献却是数百年来有目共睹的。该小说对圣西门(Saint-Simon)、傅立叶(Charles Fourier)和欧文(Robert Owen)等人在后世创立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实践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中对空想社会主义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及其作用所评价的那样，“这种对未来社会幻想的描绘，是处于无产阶级远未发展起来的时候，因而对本身的地位认识尚基于幻想的时候，与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本能的渴望是相适应的”[14]54。

[13]蒋谨慎．论阿玛蒂亚·森对贫困理论的变革[J]．社会科学家，2017(5)：41-45．

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客观分析，在对以黑格尔等人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和以费尔巴哈(Ludwig A．Feuerbach)等人为代表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哲学进行研究与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国家理论，其标志即《共产党宣言》的诞生。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建立新的理想社会，需要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作为先锋队，由该政党带领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宣战，建立起没有私有制，并在消灭旧有价值观念和消灭阶级的同时也消灭无产阶级自身，最终消灭剥削，实现物资极大丰富、人的行为高度自律、各尽其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和国家理论在此后100多年来受到学术界来自正反两个方面的评价并形成了当今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如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下属的法兰克福学派。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未来社会形态——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美好前景者占据主要地位，但也不乏学者将其视为乌托邦思想在当代社会中的体现。中国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做出了较为客观的评价：“马克思在吸收和借鉴近代政治哲学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发展了对近代政治哲学的批判和超越，而且批判的力度大大超过了自卢梭以来的自由主义批判传统，达到了批判自由主义的最高峰。因此，如果说马克思真正实现了政治哲学革命，那么这种‘革命’的真实意蕴就在于马克思通过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实现了对以古典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近代政治哲学的彻底批判。”[15]在当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小康社会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样，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道路，中国由一穷二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大国，该发展历程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和国家理论对于人类建构美好的、理想的社会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分析条件，寻找条件的交集，利用双轨迹作图.只需思考关于点B的条件的交集，首先，点B满足∠ABD=30°且∠ABD的两边过定点A与D，则点B的轨迹为定角轨迹；其次，点B满足AB=AC，AC是定长，则点B的轨迹为定长轨迹.因此，点B就是这两个轨迹的交点.

上述事例表明，乌托邦文学的思维方式基本上呈正向发展的价值取向，即作品中的理想社会也正是现实中人类所追求的美好社会，消灭阶级与剥削、极大程度地提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平，使整个人类在和谐的社会氛围中生活，这也彰显出乌托邦文学的主流价值取向。

三、反乌托邦小说理想社会建构的逆向思维模式

与莫尔乌托邦小说对人类理想社会建构的正向思维模式相反，以俄国作家亚米扎京(Yevgeny Zamyatin)、英国作家赫胥黎(Aldous Huxley)和奥威尔(George Orwell)为代表的反乌托邦(又译“反靠乌托邦”“敌托邦”或“废托邦”)小说流派对理想社会的建构呈逆向思维的创作模式，《我们》(We)、《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和《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被学术界看成是该流派小说的“三部曲”。

孩子患上肺炎一般不需要特别忌口，但是由于疾病期间，孩子的消化系统功能也会有暂时性的降低，所以尽量给孩子吃一些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母乳喂养的婴儿可以适当增加喂奶的次数；喝配方奶的小婴儿可以适当将奶粉冲泡得稀释一些，并适当多喝水；大一些的孩子，除了饮食上注意清淡易消化，要多喝水，增加新鲜蔬果的摄入。

作为与乌托邦小说思维模式相悖的文学体裁和小说流派，在物质文明快速发展但精神文明却急剧退化的当代高科技社会生活中，反乌托邦小说以逆向思维的模式揭示出当代社会中物质和科技对人的控制所形成的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未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幸福和自由，反倒是科技的快速发展和物质文明的进步导致集权社会对人类自身所形成了枷锁的当代社会的本质。在反乌托邦小说中，当代社会物质浪费现象严重，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人的道德沦丧，集权主义对人的幸福和自由造成新的重创是其基本社会特征。显然，这样的社会并非现实生活中人们所期待的“理想社会”。人类所向往的美好、理想的社会价值取向在反乌托邦小说中以负面价值取向进行文学思考，在“反其道而思之”的逆向思维模式下，为集权主义批判和人本质弱点批判开创了全新的小说创作模式。

人类的理想社会建构与公共权力的建设具有直接关系。受人本质弱点的支配，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趋利避害”的人本质特征将一直影响着人的思想和行为。就社会契约论而言，卢梭在“公益”的基础上，将人民主权学说中的“主权让渡”进一步划分为“主权不可转让”和“主权不可分割”两个部分，并把“主权牢牢固定在政治共同体的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之上。然而，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仅仅强调公意的普遍性，却不在意它究竟是实质上的普遍性抑或仅仅是形式上的普遍性。由此，卢梭为人民主权论留下了一个马基雅里式的暗道，悄然指向古典政治哲学”[16]。卢梭的这一观点成为反乌托邦小说理想社会构建中逆向思维的逻辑起点。西方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和美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和理论家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所认定的资本主义三个发展阶段，即“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晚期资本主义”或“多国化资本主义”阶段[17]6。反乌托邦小说流派创作的高峰期正处于资产阶级早已完成了资本积累并使经济和科技充分得到发展的历史时期。此外，在20世纪中，世界经历了两次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首次使用了原子弹。社会的剧烈振荡使20世纪西方文学经历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个主要思潮。作品的文学性强调的是由语言变化形式所产生的“错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陌生化”的艺术效果，反乌托邦小说的逆向思维模式恰到好处地揭示出作品文学性的这两个基本特征。将乌托邦小说与反乌托邦小说进行比较，如果说前者揭示的是作家对人类理想社会正向价值的崇尚的话，那么后者则是作家以负向价值的表述方式来揭示其作品内涵的正向价值。因而，反乌托邦小说的这“三部曲”尽管在创作年代上仅处于20世纪的上半叶，但其文学性却具备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三个文学思潮的全部特征。

《乌托邦》的文学性首先表现在文学地理层面。就此意义而言，莫尔的乌托邦社会建构已远远超越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作家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和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中国作家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在《乌托邦》这部小说中(第二部)，莫尔对其乌托邦岛国的面积、地理位置、地形、城市、人口、语言、传统、风俗、法律、公共权力机构、国防、经济模式、财产所有制、劳动方式、卫生、教育、宗教、婚姻等社会要素一一做了交待[12]48-51。这部于500年前创作的小说能将文学地理塑造到如此精细的程度，足以体现出莫尔这部作品在文学地理层面的文学性。

虽然在对集权主义的批判方面反乌托邦小说“三部曲”的价值取向和逆向思维模式是一致的，但在故事情节和故事叙事策略上，三者又是大不相同的。

亚米扎京的《我们》采取笔记的叙事方式，作家在20世纪对未来26世纪的集权主义国度“众一国”做了栩栩如生的描述：该国度已经进入了数字时代，每个人均无自己的名字，而是以数字号码来表示，人们失去了人的个体属性及其标志，数字成为集权主义统治的工具，如故事讲述人的号码D-503；所有的房屋全部由透明的玻璃修建而成，以便集权主义者利用无处不在的电眼和屏幕来监视其“国民”的思想和行动；在这个要使整个“宇宙成为大同世界”的国度里，人们没有思想和行动的自由，人们必须穿相同的衣服，吃同样的化学食物。甚至男女之间的性爱也必须按照《性爱法》的规定，采取发放号牌的方式来决定，“每一个号码都有权利与任何号码发生关系，性就是一件供应品”。《众一国公报》宣称，恩主制造“统一号”的目的就是要“强迫”其国民“得到幸福”；人不能有想象力，一旦人有了想象力，那么这个人就一定是生了病，因而人必须被改造成机器一样，因为机器没有想象力，人也只有被改造成为机器，才是“完美的人”。在该小说的最后一篇记录里，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戏称“我，D-503，写下了这两百页内容”，我并没有“精神错乱，没有荒谬的比喻，没有情感：什么都没有，只有事实”[19]262。然而，亚米扎京在《我们》这部小说里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与客观现实背道而驰的。这种南辕北辙式的小说叙事方式在该作品的《附录》部分得到进一步发展，“异端思想是治愈人类思想之熵的唯一良方”“新的异端思想将教条的外壳和以其为根基的用最坚固的石头修成的建筑统统炸开——这就是革命之道”。在小说的结尾部分，作者以反说的方式道出其反乌托邦小说的全部意义，“有害的文学作品比有用的文学作品更有意义，因为它在与熵进行对抗，它是僵化、硬化、结痂、苔藓、静止的手段。它是乌托邦式的荒唐——就像一七九七年时的巴贝夫。但一百五十年后它是对的”③。反乌托邦小说的“异端”书写“对于健康是必需的”“鲜活的作品不会照着昨日的时钟去活，也不会照着今日的时钟去活，而是照着明日的时钟去活。它是被派遣到桅顶的水手，能看到甲板上的人看不见的会令船只倾覆的冰山和大漩涡”[19]268-269。在作家与传统的关系方面，亚米扎京又进一步指出，“作家的天赋就是让规矩成为例外，但更多的作家则将例外变成规矩”，其作品中的现实“不是原始的现实主义，不是具体的真实，而是理念的真实，由借位、扭曲、弧线、非客观性组成。只有相机的镜头才是客观的”[19]272-273。

赫胥黎1932年出版的《美丽新世界》采取科学主义的叙事策略，通过借鉴生物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知识，虚构出福帝纪元632年(公元2540年)的反乌托邦社会。赫胥黎又于1958年出版《重返美丽新世界》，对其反乌托邦小说进行了自我诠释。赫胥黎认为，“对人类行为的了解，显然，从长远来看，通过惩罚手段去控制不合乎要求的行为不如通过奖励对合乎要求的行为进行强化来得有效”。赫胥黎将其小说与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进行比较，认为，“《一九八四》的寓言所描写的社会是一个几乎完全通过处罚和对处罚的恐惧实施控制的社会”，而其《美丽新世界》所设想的则是“惩罚并不经常发生，而且大体上很温和”的社会，政府实施的统治采取“近乎完美的控制是通过多种多样的几乎非暴力的身心控制、基因标准化和对合乎要求的行为进行系统性的强化而实现的”[20]216。显然，赫胥黎笔下的“美丽新世界”并非美丽，作品中的未来世界与人们所期待的理想世界也恰恰相反。在这部反乌托邦小说中，赫胥黎采取的“反其道而思之”的“错位”叙事策略表现在通过科学和心理工程的人类基因遗传学虚构出一个人为地设计出来的社会成员等级制的社会，人由试管一出生就已成为驯服的机器，藉此表现人的个性和自由已被扼杀，文学艺术也濒于灭亡的“文学真实”，表达了作家对集权主义和高科技导致人类伦理道德沦丧的批判精神。赫胥黎坦言其小说主题并非反对“科技的进步”，而在于“科技进步对人类个体的影响”，其作品对理想社会的反说，目的“不是让被影响者去做什么，而是让他们不去做什么”；优生学并没有错，但“使人类的繁衍实现标准化”并将其“渲染到离奇的程度”却“并非不可能实现”，而小说中的“滥交似乎也不是非常遥远”“美国几座城市的离婚人数已经和结婚人数相当”就是有力的证据。据此，为抵抗集权主义军事大国以其手中的原子弹对人类造成的新威胁，防止“人类文明的毁灭”或建构起“好战而又残暴的乌托邦”，我们所能采取的只能是“缔造自由个体的手段”[20]作者序。

奥威尔集文学家、批评家、政治家和英语大师等头衔于一身，其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也因其在反抗集权主义斗争中的讽刺作用和他对英语词汇的贡献而誉满世界文坛和英语世界。在其于1950年出版的这部小说中，奥威尔以民主政治和社会公正为其诉求，反对各种类型的集权主义，走上了一条“先政治上自信，后文学上的自信”的作家生涯道路。《一九八四》中的社会是“大洋国”，集权主义的代表是“英社”，其党的悖论式口号是“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与之对应的下属组织是“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和艺术；友爱部维持法律和秩序；富裕部负责经济事务”。用新话来说，它们分别被称为“真部、和部、富部”[21]5。其理想社会的逆向思维主要表现在这四个部门的职能上：“和平部负责战争，真理部负责造谣，友爱部负责拷打，富裕部负责挨饿。”[21]177“老大哥”是“英社”集权主义统治的化身。在意识形态层面，“大洋国”的“英社”除在组织上保证其集权主义的统治外，还力图从意识形态层面上加强对其成员的控制，其代表性的另一句口号是“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就其逻辑悖论而言，历史是可以改变的，但却又从来没有改变过，结论是：现在是正确的就永远是正确的，而达此目的的唯一途径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克服人们自己的记忆，以期实现“现实控制”，意即“新话”中的“双重思想”[21]29。为达此目的，集权主义统治者从思想、语言和行动三个方面共同采取对人的控制措施。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真理部下属的记录司，其主要工作就是不断改写历史，“用一个谎言来代替另一个谎言”；运用现代传媒手段，加强对其成员的控制；发明“新语”以形成语言对人的制约。就语言控制层面而言，反乌托邦小说家奥威尔也是语言学转向的先驱④。语言学转向作为与20世纪西方传统哲学相区别的概念彻底改变了语言学对语言的传统概念的界定及其意义生成的机制。受其影响，“文学话语的不确定性取代了传统的确定性”[22]。奥威尔在这部反乌托邦小说的文学话语表述中既体现了语言学转向的语义和话语权力的生成机制，同时又预示了后现代主义文学“不确定性”特征的形成⑤。“英社”的“新话”之目的就是“要压缩思想的范畴”，进而形成“语言完善之时，即革命完成之日。新话即英社，英社即新话”[21]43的语言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奥威尔对这一语言现象解释为：“语言清晰最大的敌人是不诚实。如果在你真正的目的跟你所宣示的目的之间存在着差距，你自然会选择长词和用滥的成语，就像乌贼鱼喷射出的墨汁。在我们这个时代，根本就不存在‘远离政治’这样的事情。所有的事务都是政治事务，而政治本身则是谎言、遁词、愚蠢、仇恨和精神分裂的积聚。如果总的氛围恶化了，语言必受其害。”[23]鉴于此，作为语言学转向中的语言游戏和文学话语的不确定性对传统语言逻辑的解构与重构也是反乌托邦小说的重要叙事策略。作为反乌托邦小说在理想社会建构中的故事表现形式，其内在的深层含义仍在于作家以逆向思维的方式，使该类型小说的形式与内容达成统一。

自反乌托邦小说问世以来，很多学者认为该类型小说影射的是苏联的集权主义政治，甚至认为这些反乌托邦小说作家在本质上是反对社会主义体制的，其矛头指向的是以斯大林(Joseph V．Stalin)为代表的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如果将这些反乌托邦小说中所反映的现实与现实中的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中存在的集权主义联系在一起进行比照的话，这样的观点也不无道理。然而，集权主义在不同社会体制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如“二战”期间的德国法西斯主义和“二战”后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澳大利亚评论家西蒙·黎斯(Simon Leys)曾撰文认为，反乌托邦小说家奥威尔“首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其次是一个反极权主义者”“只有击败极权主义，社会主义才可能胜利”；奥威尔本人也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早期的布尔什维克，可能是天使或者魔鬼”“但希特勒却是史上所有军阀和巫医的集大成者”[24]。事实上，反乌托邦小说家的创作并非仅对某种具体的集权体制社会所做的批判，而是出于政治考量，对整个人类社会中存在的集权主义现象所做的文学反思，其目的仍在于建立起与人类理想中的社会相一致的社会体制。

卵巢良性囊肿是女性生殖系统常见疾病,以育龄期女性为高发人群[2]。手术是治疗卵巢良性囊肿的常用术式,微创技术逐渐在临床医学中广泛应用,对卵巢良性囊肿具显著的诊断及治疗价值,受到广大医师及患者青睐。本次研究就对开腹手术相比,腹腔镜手术患者术中出血量降低,排气时间及住院时间显著缩短,而手术时间有所延长,数据有统计学意义(P<0.05)。此结果证实了,腹腔镜手术的应用,在小切开内实施手术,会相应延长患者手术时间,但手术创伤轻微,能减少患者术中出血量,患者早期下床活动,肛门排气较早,也相应缩短了患者住院时间。

注　释：

①亚里士多德的文学论著书名是《诗学》，但早期文学也被统称为“诗学”。即使在当今时代的文学批评中，仍有些学者将文学研究称为“诗学研究”。

②本文的第一节属于该选题研究的乌托邦传统考证，为下两节的乌托邦小说和反乌托邦小说作品研究提供文学对人类理想社会建构思维模式的参照。

有很多教材中都是选取花生和核桃。花生和核桃同属油料作物，含有能量差异不大，稍不小心就会使实验结果相反，有悖科学真理，因此笔者选择成本较低的花生做该实验。花生的种皮不易燃烧，所以实验中把花生的种皮剥掉，以达到花生快速燃烧，并且避免更多热量损耗的目的。由于改进装置前一般取1粒种子充分燃烧后，水温一般会在80～90℃，而在改进装置后燃烧1粒种子，水很快沸腾，而且温度继续上升。此时，已经不能使用常规温度计测量，为了降低水温的升高，在改进装置后，选用花生的一片子叶作为实验材料。本实验中用的是放置一年左右的饱满而干燥的花生，原因是放置这种花生的水分较低。

③巴贝夫(Francois Noёl Babeyf，1760-1797)，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秘密组织“平等会”，试图夺取政权，建立平民执政的理想社会，后被叛徒出卖，1797年被当局处死。巴贝夫的空想共产主义倡导铲除私有制，建立“人人平等”“普遍幸福”的以农业为中心、具有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特征的“共产主义公社”。马克思曾对巴贝夫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为“真正能动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奠基人。此处所说的“150年后”，显然指的是苏联十月革命后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1917年，这期间实际上应该正好是“120年”，而非“150年”。

④“语言学转向”是维也纳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古斯塔夫·伯格曼(Gustav Bergman)于1964年首次提出来的，而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则早在1949年就已出版，因而该文作者认为奥威尔对语言学的贡献预示了语言学的转向。

⑤事实上，文学语言的“不确定性”特征在整个反乌托邦小说中已成为其故事叙事的主要策略之一。《我们》中，面对《众一国公报》那个“微乎其微而且看不见东西的小小人儿”“就是我，却又不是我”，而面对现代社会，“我们是谁？我是谁？”(《我们》第3、247页)；《美丽新世界》中集权主义统治导致“我就是我，但我希望我不是我”的自我身份悬疑，《生物学的新理论》就是要使人们建立起“失去快乐就是至善的信仰”，人们“想要成为社会好公民”就“知道得越少越好”“具体就是美德与快乐，而概述则是思想上必要的恶”(《美丽新世界》第59、144、11页)；《一九八四》中借用《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所阐释的“无知即力量”和“战争即和平”使“英社”的哲学“不言而喻地否认经验的有效性，而且否认客观现实的存在”(《一九八四》第151-152、65页)。此类逻辑悖论式的话语在乌托邦小说中比比皆是。这种表述方式表现出集权主义统治下人的精神错乱，同时也预示了此后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小说话语与逻辑的“不确定性”特征。

安装AIS后，船舶可以从VHF能够覆盖的海域内识别对方（国际营运船舶，强制要求安装AIS，国内营运船舶目前也大多安装了AIS）的船型、船长、吃水、船名、呼号、航向、航速、船籍港等。对国际营运船舶而言，从公海上识别对方船舶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国际营运船舶在2004年7月1日后未安装AIS，那么就有嫌疑是海盗船，船舶就要作好应对措施并和主管机关方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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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适应新时代新要求 奋力开创司法所工作新局面——在全国司法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傅政华（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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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泰勒的“第一等工人是指那些雄心壮志、从事适合自己工作的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用人坚持“人岗匹配”，持有这种观点的泰勒没有错。他认为人的差别不在智力高低，而在于渴望成功的愿望。所以，泰勒描述的“第一等工人”不是超人，而是我们大多数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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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戴镏龄．序言[M]//托马斯·莫尔．乌托邦．戴镏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11.

审计风险的防控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被审计企业的干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都是这样的，单单挑选机制严谨的企业，那估摸年收入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毕竟有问题的企业比较多，同时注册会计师领域市场原本就供大于求。所以，健全被审计单位内部管控才是整顿的根本。

[11]John Sinclair．ed．Collins Cobuild English Dictionary：New Edition[M]．London：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99．

[12]托马斯·莫尔．乌托邦[M]．戴镏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在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下，在欧洲不仅出现了一批该理论的思想家，同时还影响了以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践家。欧文认为工人在工厂里的悲惨境况是由劳工之间的竞争和商品分配不均所引起的，因而，只要工人之间相互合作，而不是斗争，那么就可以改变这种境况。为实践其社会建构理想，欧文于1825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一座小镇，重新将其命名为“和谐新村”(New Harmony)。在一段时间里，该居民区内人们的生活一度井井有条，显示出该“新村”的和谐气氛。但不久，形势发生了逆转：勤劳者卖力地干，懒汉则一边酗酒一边大谈人权。久而久之，那些勤劳者既不认可以前为供养富人而劳动，亦不认可现在为懒汉而劳动，于是就离开了“新村”，去寻找为养活家人而劳动的机会。欧文的“和谐新村”实践以失败而告终，欧文从中得出的教训是：完美无缺的人类社会也只不过是人们美妙而又无从捉摸的空想而已。

[14]Carl Marks，Frederick Engels．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English Edition[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and Research Press，1998.

[15]张英琦，昊鹏．市民社会批判视阈下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革命性变革[J]．学术交流，2017，(8)：44-48.

以上论及的政治思想家及其国家建构思想的著述，总体而言处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内，只有16世纪英国思想家和文学家莫尔(Thomas More)《乌托邦》(Utopia)的问世，才将相关的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和诗学一并纳入文学的范畴。该学科跨界现象正如同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所指出的那样：“某部作品可以开始作为历史或哲学而存在于世，后来被列入为文学行列；或者开始时是文学的，后来因其具有考古学的意义具有了考古学价值；有些文本原本就是文学作品，有些获得了文学属性，而有些则是将文学性强加上去的。从这个层面而言，后天(的属性)要比其先天(的属性)重要得多。”[8]7学科跨界机制使不同学科在人类理想社会的建构层面融会到一起。前面所论及的那些思想家的著作，就其学科属性而论，原本是属于政治哲学范畴的，而非文学范畴②。就伊格尔顿所论及的学科跨界现象的第一种类型而言，西方政治哲学鼻祖柏拉图的《理想国》和美国政治家杰斐逊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学科跨界的作品，前者原本属于西方政治哲学范畴，后者具有在欧洲政治哲学指导下进行社会建构的实践性质，属于纯政治性的文件。学术界之所以将这些政治学类的作品纳入文学范畴的依据是这些作品所具有的文学性。

城市综合枢纽不仅注重多种交通方式的组合，还重视周围区域城市空间的综合利用和开发，这就需要政府部门不断开发枢纽区域的土地，以提升土地的整体利用率，将商业、办公、居住和娱乐结合起来发展，形成为旅客提供全过程服务的中心。

[17]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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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叶甫盖尼·扎米亚京．我们[M]．陈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

[20]奥尔德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M]．陈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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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去过几次香港，1994年曾经去过上海，但是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ICMI在中国上海召开区域会议，我受张奠宙教授邀请前往访问，期间我遇到很多中国的数学教育研究者，他们所做的数学教育研究也很有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的数学教育研究者们都很随和，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我很感谢．

[23]乔治·奥威尔．政治与英语[M]//乔治·奥威尔．政治与文学．李存捧，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347-363.

为了实现共享信息在企业间快速、准确的传递，各高新技术企业应该构建共同的企业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平台可链接各节点企业内部数据库和信息平台数据库，实现数据的自动传输和处理。同时，也可以创建企业信息门户，对内部企业可随时向企业内部发布信息，使得查询和日常业务管理更加方便快捷；对外部企业可以向用户提供服务、获取反馈和宣传企业的通道等。

[24]乔治·奥威尔．威尔斯、希特勒与世界国家[M]//乔治·奥威尔．政治与文学．李存捧，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52-158.

[25]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CB/OL]．(2017-10-28)[2017-10-30]．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