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寿龄(？—1870)，字鹤船，安徽当涂(今当涂县)人，侨寓江宁。工诗，善为古文辞。太平军占领南京时，马寿龄身陷城中，亲历战火，出逃后寓居金陵城外。其诗文集已佚，今存仅《金陵癸甲新乐府五十首》《金陵城外新乐府三十首》两组大型组诗。在组诗中，诗人详细记录了1853—1854年太平军占领金陵的过程及其后的统治措施，细致描绘了城中百姓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图景以及城外驻防清军的所作所为，个人情感和心理变化亦深蕴其中，具备时代诗史和个人心史的双重价值。此外，马寿龄完成了乐府诗体在晚清特殊时代背景下的功能性转变，极大地推动了乐府诗在晚清的发展，贡献巨大。值得注意的是，马寿龄作为封建传统文人，有其特定的立场与思想观念，对待太平天国运动的态度与情感倾向自然打上了时代与阶级的烙印，诗歌中展现出的认识与评价充满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笔者仅就诗歌作品本身出发，探讨其内容与诗体价值，并力图真实展现太平天国运动中，以马寿龄为代表的东南寒士的生存状态与心路历程。

一、波澜壮阔的时代诗史

关于《金陵癸甲新乐府五十首》的创作背景，沈锽在《金陵新乐府题词》中说：“癸丑春，明经陷贼中，越甲寅之夏，始得间关出走。一年内，身所历目所睹者，悉笔之于篇。”[1]288可以说，马氏此诗不仅是对个人遭际和所见所闻的记录，以今天的眼光审视，更是对多元历史的忠实复原。《金陵癸甲新乐府五十首》按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从开篇《谢河工》至第七首《破皇城》，完整展现了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夕黑暗的社会背景及太平军一路高歌猛进，定都天京的全过程；自第八首始，诗人则以太平军巩固军事成果及建立统治的最具代表性的措施入诗，全面展现了金陵沦陷后百姓生活的情状及社会风貌的方方面面。

组诗以《谢河工》起首，言简意深。咸丰元年(1851)黄河于丰县北岸决口，苏北受灾严重，百姓流离失所，同年洪秀全于广西起事，但朝廷只顾剿敌而罔顾灾民生死。诗人开篇将二者类比，不着痕迹地显示出洪杨初起时便令朝廷全力剿灭而无暇顾及其他之盛势，为后文太平军军威大振、直捣金陵做了铺垫。诗人选取的这两起天灾人祸均是对当时统治秩序冲击较大的典型事件，恰如其分地勾勒了当时民心不安、天下鼎沸的社会背景，以小见大。农民起义骤然来袭，紧接着便引出《接廷寄》，即朝廷火速征兵，将士们离妻别子开赴前线之事。与清军文恬武嬉、仓皇应战的情形不同，太平军一路势如破竹，“千舡健将，两岸雄兵，鞭敲金凳响，沿路凯歌声，水流风顺”[2]5，直令清军“忽闻两路贼船来，鸟兽纷纷成一片”(《失九江》)[3]273，不战而溃。《失九江》诗后，诗人以《保金陵》《闭城守》《掘地道》三诗详述金陵城破始末。太平军来袭时，金陵“城外空无一兵守，城里仓皇募游手”，官府仅募得乡勇一万驻防，诗人不禁感叹道：“六十里城仅恃此，奈何一生还一死。”(《闭城守》)[3]274至于破城经过，《掘地道》云：

无兵拒贼城闭门，城外人先遭贼兵。二月初四传将令，长绳系之使上城。中有一人，来自贼营，亲见净海寺，地道将掘成。书生上书当路笑，初八出示民毋惊。初十天明犹未明，巨甕两枚轰城倾。大臣高卧浑无主，兵勇见之散如雨。城里贼头换阿堵，城上纵横聚狼虎。[3]274

就这样，太平军与城内群众里应外合，采取“穴地攻城法”，轰塌北门，涌入城内。

城破后，太平军采取了一系列武力措施来巩固这一得来不易的重大军事成果。《金陵被难记》载：“十一日，内城陷，八旗男女老幼皆被杀。十二三，既在大城内外及远近乡村掳人当兵，农夫匠作及强力少年，约数万，胁令上船往攻镇扬，令各将眷属另船带去，妇女上船后，被吓死溺死者无数；继而将妇女船追回，驱入城内。越日传言，进贡者免差，于是财帛猪羊米粮贡者络绎不绝。孰知贼即以贡之轻重，分人之贫富，十四五日后，挨门扣户，括取财务，虽贫家升斗之粮，亦必搜尽，或将全家逐出，盘踞其屋。数日内，居民铺户，寂然一空，于是有举室自缢自溺自焚者，惨不胜言。”[4]751对此，马寿龄在《破皇城》《催进贡》《搜财物》《当圣兵》《捉兄弟》等诗中均有表现。诗人笔下，太平军的种种行径与《金陵被难记》所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搜财物》曰：

太平军在改造社会风俗时，毫不考虑百姓的接受能力，只一味以暴力推行，百姓稍有违反则鞭笞责打，甚或见派苦差。饱受苦楚与折磨的女性呼救无门，只能遗憾母亲将自己带到世间。《禁薙发》中，太平军为阻止百姓剃发，竟残忍地将城中剃头匠全部杀死。《禁烟酒》《禁偷窃》《改正朔》《易服色》等诗篇也记录了太平军对历法、服饰、社会风俗等方面进行的改造。

太平军身着彩衫，四处明火执仗地抢劫。入民家，翻箱倒柜，一处不肯放过，掘地撞壁外，还强行搜身。纷纷扰扰，终日如此。最可气的是，昔日仇富者，此时竟成为太平军的向导，颐指气使地助纣为虐，真有“相煎何太急”之感。又如《捉兄弟》一诗，对太平军强行征兵的情景做了描绘：“夜半火光烛户牖，贼卒汹汹排闼吼。少者壮者捉之走，以发相牵拥前后。”[3]275淫威之下，多少黎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城中百姓的不幸遭遇还不止于此。太平军入城后，为巩固军事成果，急需制作大量军械，百姓自然成为太平军奴役的对象。为完成削竹签的任务，百姓被迫“五夜篝灯忙十指”(《削竹签》)[3]275；因“城外急需绊马索”，劳作的百姓“手掌生趼指血凝”(《搓麻绳》)[3]275；百姓忍饥挨饿打扫街道，稍一休息，则“竹板藤鞭如雨打”(《扫街道》)[3]278，读来辛酸已极。此外，诸如“爨底无薪忍饥卧”(《斫柴》)、“冷水浇背带枷锁”(《抬砖》)、“老羸瘐死女馆中，周身曾无二尺土”(《掘壕沟》)[3]276等凄厉的诗句俯拾皆是，更是将黎民在水深火热之境艰难生存的情状描摹得淋漓尽致。

金陵局势稳定后，太平军迅速开始建立统治。所谓“欲灭其国，先灭其史”，每一个政权建立统治的首要措施便是将旧有政权的文化内核涤荡殆尽，树立符合自身利益的精神偶像，于是儒家典籍、作为儒家文化符号的庙社等首当其冲遭到破坏。《粤逆纪略》载：“贼遇庙宇悉谓之妖，无不焚毁。贼不知文学，虽孔孟之书亦毁，噫，此文字之劫也。”[5]31《拆妖庙》诗则还原了庙宇被拆毁时的细节：

乱离高隐南山雾，方外犹为归宿处。无端忿恨到缁黄，殃及木雕与泥塑。不知老人筋力疲，长梯倚楼楼半危。接瓦人立岩墙下，存亡俱在呼吸时。汉唐之碑一时仆，齐梁之树一时锯。纵横榱桷当柴薪，眴息庭阶走狐兔。渺茫岂必真有神，能辟佛老亦伟人。只嫌立帜排异己，昌黎不许为功臣。[3]278

《禁妖书》中太平军肆意毁书的行为更令诗人心惊：“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书苟满家法必犯，昔用撑肠今破胆。”[3]279太平军为了摧毁士人们的精神支柱，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手段之残暴、凌厉，为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与恐慌。

太平天国对清王朝的打击，绝非仅限于军事对峙，在文化领域内也形成了极为尖锐的对立态势。在双方对峙的十余年中，双方的一切举措无不受到军事斗争的牵制与制约。战争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存环境，更制约着人们的情感机制与精神世界。对于任何一个封建政权而言，文化认同都是构建政治认同的基础，而政治认同更是促进文化认同的重要推动力量。1840年以来，清廷日益腐朽堕落的统治带来的社会问题与日俱增，而太平天国正是这些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典型代表。与历史上无不为自己找寻合法政治口号的农民起义一样，太平天国也不例外，自称天父次子的洪秀全所倡导的理念中主要包含了三点文化价值内涵：第一，以排满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文化；第二，构建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政治文化；第三，以拜上帝教为核心的宗教文化。在洪秀全早期创作过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歌》《原道觉世歌》等作品中，他慷慨激昂地描绘了一个公平正义、充满博爱的天堂般的世界。这一描绘对广大农民来说，极具诱惑，令其神往，燃起了农民军为之奋斗的狂热情感。在洪秀全的宣传引导下，这些文化价值内涵迅速转化为太平天国领袖领导农民对抗封建统治的有力武器。而农民起事者的现实利益与精神需求，是太平天国精神信仰与思想意志的集中体现，这也正是产生于农民革命军之中的认同。太平天国农民政权的建立，必然要打破官方认定的精神权威，彻底推翻清廷的思想统治。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在建立统治的过程中，太平军在金陵施行了一系列符合太平天国主张的文化举措。

炸薯条、醋熘土豆丝、土豆饼、土豆沙拉、土豆泥，这些想想就会让人垂涎欲滴的美味菜肴都是用土豆做出来的。不过，土豆这种再普通不过的蔬菜却有着坎坷的历史。

第一，太平军以极其严厉的手段对社会风俗进行了改造，期望通过移风易俗打下构建统治的基础。这些措施在马寿龄笔下得到了全面的记录，如《禁裹足》曰：

大者不能小，小亦不能大。斯理最易明，固然无足怪。天机本自然，人心弄狡狯。纤趾幻金莲，风俗嗟已败。相习既云久，用别厮养辈。无如赤足妇，相对惭形秽。出令戒缠足，违者遇之恚。轻或施以鞭，重且系以械。迁怒小过摘，报怨苦差派。鞋帮束脚松，鞋底触石坏。十指抵地行，奇痛胜蜂虿。趑趄又倾跌，此形实狼狈。臃肿又皲瘃，此病非癣疥。不敢怨今日，性命原草芥。只是恨当年，阿娘贻我害。[3]276

刀枪入门声扑簌，红绿青黄眩人目。倾筐倒箧欲未餍，下掘地板上冲屋。还恐金银藏复壁，以刀撞壁壁几覆。女子解裙男解袜，双手扪搎鉴毫发。前门方出后门入，强颜送迎纷未歇。土人引路以颐指，平日怨慕今日喜。噫嘻！物无贵贱同时残，如此力量难不难？家无大小同时破，如此祸灾大不大？[3]275

第二，太平天国与以往所有的农民起义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其宗教性。攻克金陵后，宗教宣传也成为太平军建立文治的重要手段。在描绘这一情形的诗篇中，《讲道理》最为典型：

锣敲四声麾令旗，听讲道理鸡鸣时。桌有围，椅有披，五更鹄立拱候之。日午一骑红袍驰，戈矛簇拥箫管吹。从容下马严威仪，升座良久方致辞：“我辈金田起义始，谈何容易乃至斯。寒暑酷烈，山川险巇，千辛万苦成帝基。尔辈生逢太平日，举足便上天堂梯。夫死自有夫，妻死自有妻，无怨无恶无悲啼，妖魔扫尽享天福，自有天父天兄为提携。”听者已倦讲未已，男子命退又女子。女子痴憨笑相语，不讲顺理讲倒理。[3]280

为宣扬太平天国的宗教思想，太平军时常举行旷日持久的“讲道理”活动。在诗人眼中，这不啻为一种极其扰民的行径，与太平军给百姓带来的苦难与折磨相比，其所宣传的太平天国是为百姓谋福祉的内容更显滑稽可笑。于是，在诗歌结尾处，作者借听讲女子之口对“讲道理”这一行为进行了巧妙地讽刺。此外，《天条书》《敬天父》《天下凡》等诗也是太平天国宗教统治的体现。

第三，太平军在建立统治的过程中所推行的独特的文化政策也引起了诗人的关注。为延揽人才，太平天国实行了名目繁多的考试，仅六个月就产生了四名状元。中试人数之多，官职设置之乱，令诗人惊叹，言语中也反映出诗人对太平军这些政策的反对与不屑。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出现了2例坠床、1例褥疮,安全事故发生率为7.7%;对照组出现了2例跌倒、3例坠床和2例褥疮,发生率为17.9%,数据差异显著,也说明了护理风险管理工作起到的显著效果。

此外，诗人对太平军的其他措施与行为也有所记录。如《铸大钱》《作买卖》等诗忠实记录了太平军的经济政策；《造宫殿》《扛龙灯》等作品对太平天国领袖奢靡腐化的情形加以描绘；《领飞子》《验剪发》等则记叙了太平军为抓捕清军内应而残酷拷打人民的行为。

为了验证前面标定式(7)的重复性,本文利用了297×10-6、694×10-6、1 100×10-6标准气体在25 ℃温度下每隔一分钟测量一次,连续测量10 min,测得10个数据,绘成图13(a)所示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浓度曲线有轻微的波动,但是波动幅度很小。为了验证实验系统的稳定性,对浓度为495×10-6的CO2样气进行了长期多次测量,每隔3 min测1个数据点,待测得10个数据点后,间隔半小时,继续测量,重复多次,结果如图13(b)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测量结果的绝对误差在±50×10-6左右,达到了预期水平。

在金陵城中饱尝磨难地生活了一年后，甲寅四月，马寿龄寻机奉父出逃，寓居金陵城外。然而驻扎城外的清军并未如诗人期望般成为救万民于水火的救世主，相反，其所作所为再次给诗人内心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歌哭无端之下，唯有作《金陵城外新乐府三十首》抒愤，并对其丑恶行径一一加以揭露。《盖屋》写道：

[1]沈锽.金陵新乐府题词[C]//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五十首[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6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诗人寥寥数语，就描绘出清军遍寻理由、迁延不战的丑态。而后，更是以匠人调笑之语，塑造出一个欺压百姓、作威作福的将军形象，极尽讽刺。再如《吸鸦片》：

马寿龄作为一位太平天国运动前期被迫卷入风暴中心的典型诗人，作为晚清诗坛一位关心民瘼、饱具经世情怀的诗人，国祸家难之悲，精神创忆之痛，成为他一生中最不堪回首的生命经历与情感体验。他的诗作，不仅是个人生命历程与情感体验的集中喷发，更是晚清前期时事变迁和腥风血雨的明证，兼具个人心史与时代诗史的双重价值。加之马寿龄为晚清乐府诗的发展做出的卓特贡献，我们理应在晚清诗坛中为其寻找到合适的位置，对其创作成就给予客观、合理的评价。

军中自上而下，无不吸食鸦片，以致军纪浮浪散漫，毫无战斗力。但清军丝毫没有认识到问题在于自身，反倒怪责太平军太过勇猛，诗人的愤怒已不言而喻。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骤然来袭给寓居金陵的马寿龄带来的是生存状态乃至精神信念上的毁灭性打击。太平军入城后，本就穷苦困顿的诗人被迫入老人馆劳作，“昼出餐风，锨锄不释手”，受尽折磨，而百姓的血泪遭遇也令其痛心不已。诗人虽与金和的经历极其相似，但在情感抒发上却与之截然不同。与金和情感激烈，口口声声称太平军为“贼”的做法相反，诗人在组诗中绝少对太平军以“贼”称之，且诗笔平和，感情内敛含蓄，往往采用间接手法表达对太平军的看法。如太平军拆毁皇城后，命令城中百姓搬运城砖，劳苦之极时，诗人借妇人之口问道：“土木经营何日竟？”最终只得到“匠人微笑姑应之，日复一日无了期”(《抬砖》)[3]276的答复，间接谴责了太平军的暴虐。又如，太平军虽在城中铸钱，但无法流通，百姓仍坚持使用咸丰通宝；太平军设立的官府竟命目不识丁之人为官；太平军终日在城中宣讲宗教，而许多百姓依旧不知所云，令其事倍功半。种种描绘，平实畅达，毫不激烈，而讽刺效果倍增，同时寄寓了诗人对百姓深切的同情。再如《扛龙灯》中，诗人以诸多热闹明快的词语入诗，以轻松调侃的语气叙述了东王出门时煊赫无比的场景。王夫之《姜斋诗话》云：“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12]140马寿龄这一写法极大地增强了讽刺效果和美学内涵，更显其沉痛郁怒之情。而太平军对传统官方文化与思想权威的否定与推翻带来的“斯文之丧”，如毁书拆庙等行径，对诗人的精神支柱更形成了致命的一击。通篇来看，诗人讽刺手法的运用使得全诗的精神内核与乐府诗体的外在形式完美契合，增强了诗歌的审美效果，同时最大限度地突显了乐府诗的讽刺特点。诗人在诗中虽无一字直言对太平军的看法，但种种对城内惨状的描绘，无一不是对自身不幸遭遇的哀吟和无力反抗的悲哭，这恰恰成为诗人对太平军痛恨、憎恶、不屑，乃至蔑视的集中体现。

这一组诗由五十首乐府诗连缀而成，为了形成其连贯性，或者说将之安排妥当，必须用特殊的方式将之缀合起来。从宏观角度来讲，马寿龄采取的是“树状结构”，亦可称之为“总分结构”。如本文所述，从第一首至第七首，诗人详述了太平军如何攻克金陵的全过程，而攻克后的情形则在后续诗歌中详细展现。太平军起事的原因和经过，是后续一系列事件发生的基础，相当于“树根”和“树干”；而太平军在城中建立统治的诸多手段和措施则是占领后的结果，可以视为枝繁叶茂的“树枝”。以如此结构叙事，层次、因果、主次、轻重等一目了然。

1.2.3 发展了新业态和培育了新动能。全市立项“创投”项目中，种植水稻、柑橘、蔬菜、茶叶等81个，其他特色种养15个；其中有15个项目同步发展乡村旅游业，12个项目配套茶叶加工，有1 666.7 hm2推行稻田综合种养模式。这些新业态培育了产业发展新动能，项目建成投产后，年产值12亿元以上。

马寿龄作为叙事者，对叙事时间的掌控也有着精巧的构思与安排。组诗以时间为序记录太平军的具体行动，全诗既有即时的片段和细节记录，作为整体又具备了完整的史实性。诗歌在记录金陵饱受太平军摧残时，力求展现完整的经过或将客观史实完备地呈现出来，开篇六首《谢河工》《接廷寄》《失九江》《保金陵》《闭城守》《掘地道》就是最典型的代表。这六首诗中，时间线非常明确：“河决丰北两年半”→“腊月上旬廷寄来”→“濡滞一月抵九江”→“正月十九大将回”→“二月初四传将令”→“初十天明犹未明”。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诗人选取了关键的时间节点并对太平军的具体军事行动加以记录，再现了较长时期内完整的战争过程，形成了垂直线性的、动态的叙事时间。太平军占领金陵后，诗人又分别从残酷杀戮、搜刮钱财、欺男霸女、移风易俗等多个角度再现了金陵被难的情状，在相对静止的时间范围内将细节表现得淋漓尽致，由是产生了一条水平横向的、静态的时间线索。两条叙事线索相辅相成，将历时性与共时性完美结合，全面展现了金陵城两年内天翻地覆的变化。

马寿龄对叙事时间速度的掌控亦十分巧妙。“叙事时间速度，乃是由历史时间的长度和叙事文本的长度相比较而成立的，历史事件越长而文本长度越短，叙事时间速度越快；反之，历史事件越短而文本长度越长，叙事时间就越慢。”[7]147对照组诗，自1851年洪杨起事至1853年金陵沦陷，两年中所发生的一切仅浓缩于前七首诗中；而“癸甲”，即1853—1854年，作者将一年内亲历亲见之事以六倍于前者的篇幅进行记录，叙事时间的快慢显而易见。就本诗而言，作者的创作动机和情感指向是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前引沈锽题词表明，作者创作诗歌的目的就是要将这一年在城中生活的经历完整展现出来。此外，他在《金陵癸甲新乐府自叙》中明确指出作诗的目的是要“悉小民之憔悴，振大将之严威”，即以诗为剑，激励清军积极反抗，解人民于倒悬之境，所以自然形成了本诗中叙事速度前快后慢的现象。从马寿龄个人来讲，他作为封建时代下层寒士的典型代表，生活本多困苦，战祸一朝袭来，更无安身立命之法，自然对太平军抱以敌视和仇恨的情绪。这些诗篇在诗人看来，不仅是昭彰太平军罪恶的证据，更是表达、宣泄自我情绪的重要途径。

作为诗人的马寿龄，其叙事方式也颇为独特。马寿龄既是战祸的亲历者，一定程度上又是旁观者。但纵览全诗，作为个体的“我”的形象并未出现，诗人始终是以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的视角出现，将自己所见所闻毫无遗漏地向读者汇报，成为主宰叙事的中心。诗人对诗歌中涉及的所有人物，如排场煊赫的东王、凶狠的太平军低级军官、无辜受难的百姓和城外劣迹斑斑的清军等都有着细致的观察，对其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并融汇于诗。如此，在叙事过程中便更显精致化，将社会各个层面和人物的行为心理向读者展示出来，显示出诗人对整个事件井然有序、从容不迫的认知过程。

综上所述，在马寿龄构建的叙事体系中，整个事件的主次方面以“树状结构”连缀，时间线横纵交错，大到宏观的时代背景，小到城中百姓真实的生活细节和清军的表现，都在上帝般俯视的视角下得以全面展现。在这样的叙事体系中，诗史精神最大限度地得到了呈现。马寿龄这一“言积数千，篇成五十”之作提纲挈领，见微知著，诚可补史之缺，具备极高的史料价值。

此外，《金陵城外新乐府三十首》虽以抒怀为主，但其中对清军罪行的诸多刻画，仍是基于事实的客观记录。诗人选取清军的许多具体行径入诗，每诗内容各不相同，全面、立体地呈现了战时清军的状态，是对多元历史的忠实复原。作为马寿龄记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仍具备很高的诗史价值。

二、悲哭失据的个人心史

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使刚刚经历了鸦片战争血火淬炼的诗人们尚未收整起惶恐忧愤的心神，又不得不在歌哭声中再一次面对大厦将倾的紧张危绝，重又陷入凄惶悲楚的精神困境。生活于巨变中心——金陵的马寿龄，其生存状态、心路历程、思想认知变化诚可视作东南半壁寒士文人的代表与缩影，极具典型意义。

马寿龄出身寒微，在世时科名不彰，文名亦不显，至于其生平经历，仅在《懋堂学案》中略有记载：

马寿龄字鹤船，当涂人，诸生。侨寓江宁。咸丰初，陷身贼中，贼令草诏，誓死拒之。乃倾金结客，谋为官军内应，贼下之狱。终以计负老父同脱。居向忠武公荣幕。同治九年卒。卒后选授南陵县训导。[8]3683

至于身陷城中时其心态遭遇，则一发记于组诗的《金陵癸甲新乐府自叙》中：

5）提高全社会水资源保护意识。拓宽公众参与和舆论监督渠道，充分利用媒体媒介的作用，加强水法、水资源保护条例、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调动公众参与水资源保护的积极性和自觉性，鼓励举报违法排污行为，严厉查处污染和破坏水资源的不法行为。

情非真痛则易忘，事非亲历则不知，苦胆既尝，酸心欲语，此所谓象形维肖。郑监门绘流民之图；不平则鸣，贾长沙上太息之策也。(某)铁砚谋生，金陵卜宅，惊魂烽火，翘首云霓。老父依依，莫笑处堂之燕雀；穷途蹙蹙，难撄当道之豺狼。(家君年七十六，又有疝疾艰于行，城门禁益厉，故谋之年余未能出。)昼出餐风，皲手长镵之柄(老人馆当差，锨锄不释手。)；夜归坐月，殴心古锦之囊。言积数千，篇成五十。昔者书悬肘后，恐不戒于度关；今者稿在腹间，未尽忘于覆局。(内应事泄，城门搜得只字，辄罗织之。甲寅四月予奉家君出城后，追忆旧作，损益成章。)老妪能解，非争胜于长庆集中；小子何知，非炫才于滕王阁上。惟希冀削加椽笔，采入车酋轩，言不废夫刍荛，好自通夫箕毕。悉小民之憔悴，振大将之严威。炯鉴无忘，珍同敝帚；倒悬既解，弃若弁髦可也。呜呼！手握一编，肠回九曲。空使莼鲈忆我，未返故乡；岂惟梅鹤累人，不得死所。三闾无职，敢为楚泽之吟；七日有灵，且效秦廷之哭。[3]273

根据以上材料，我们大致可还原出马寿龄在金陵陷落前后的经历。马寿龄出身寒门，生活困顿无依，仅卖文鬻字以自给。金陵城破，不幸身陷城中，被迫入老人馆，辛苦劳作。其间，曾为清军内应，但事情败露，甲寅四月方寻机逃脱。马寿龄的这一段人生经历，与同历战火的金和颇为相似。据冯煦《秋蟪吟馆诗钞序》载，二人不仅相识，且常“跌宕文史，放浪山泽”[9]453。二人出身、经历、观念和对太平军的态度均颇为相似，日常唱和往来应较为频繁。以金和为参照，也更有助于探析马寿龄的心史。

脑卒中诊断符合公认的中、西医诊断标准[9-10]且经CT/MRI确诊为脑血管疾病，同时肩手综合征诊断标准参照依据为《脑卒中的康复评定与治疗》[11]的病人。排除非脑卒中引发肩手综合征的病人。

and we can also introduce a matrix F(gx;gy) which is written as

马寿龄生平资料极少，今存诗作数量也有限，但我们仍能大致寻绎出其癸甲年间的心路历程。战祸骤然袭来，诗人原本安定宁静的生活瞬间被打破。面对穷凶极恶的太平军，在朝不保夕的境遇之下，诗人的惊惧、惶恐、心酸、苦痛全部化成一柄重锤，不停敲打着诗人脆弱的神经，这无疑将诗人推向了太平军的对立面。同金和一样，诗人身为士人阶层的一员，此刻需要面对的不仅是如何躲避太平军杀戮的生存考验，更需面对的是在信仰和封建政体遭到强烈冲击时如何葆有精神家园完整和独立的深层考验。在太平军治下生存的这一年，诗人耳闻目睹的太平军种种荒唐可笑，甚至违背人伦纲纪的统治措施，比起日夜在老人馆中辛苦劳作的肉体折磨，封建统治秩序的崩坏更令诗人痛心悲哀。城破时，马寿龄虽对清军不堪一击的本质有了一定认识，但他仍然抱有士人阶层的幻想，密谋成为清军内应，助其夺回金陵。但最终事情败露，夺回金陵的希望也化作泡影。出逃后，诗人眼见清军种种不堪的行径，对清军的看法已由失望转变为绝望。纵然艰苦如斯，马寿龄却坚持以诗笔为剑，企图通过自己的诗作来警醒、激励清军早日打败太平军，救万民于水火。一面是无力反抗的太平军，一面是令人绝望的清军，诗人只能怀着一颗矛盾痛苦的心，生活在两个对立阶级的夹缝中。而他傲然不屈、与命运顽强斗争的坚强人格，也成为这一时代文人内心的共同写照。马寿龄对太平军、城中百姓、清廷及清军的认识，共同构成了他这一时期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

从内容看，《金陵癸甲新乐府五十首》既是诗史，也是风云际会时反映太平军定鼎过程的一部史诗。作为诗人的马寿龄，以诗的语言将那一段雨零星乱的艰难岁月向世人娓娓道来，在叙述的过程中构建起自己的叙事体系，可称为一个优秀的叙事者。正是在诗人的叙事过程中，诗史精神得以充分展现，而这一大型组诗更是包含着诸多叙事元素的卓特的叙事长诗。

在诗人看来，城中百姓作为战乱的直接受害者，理应对太平军持敌对态度，但城破后，百姓的种种表现对诗人内心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城破后，百姓不仅箪食壶浆喜迎太平军入城，还将金玉珠宝主动奉上。众多百姓更以加入以裹红巾为标志的太平军为荣，以致城中红巾、红布甚至红纸全部用尽，七十老翁亦争先恐后地投军。毫无疑问，百姓种种令诗人感到世风日下、人心靡靡的举动，均是封建政体走向崩溃的结果，是“斯文丧乱”最直接的表现，是诗人心中无可回避的隐痛。马寿龄无法改变他人的选择，只能在太平军发放稻米时，高唱“不食东陵盗跖粟，便作西山伯夷饿”(《领稻》)[3]278，坚守一个士人的底线与气节。诗人内心的无奈、矛盾、挣扎、失据在这些诗篇中尽显无遗。

甲寅(1854)四月，诗人出逃后暂居金陵城外。出逃对于马寿龄来说，生存危机虽暂时缓解，但城外的一花一石、一草一木无不令之触动情肠，忧心不已。如《栽花》：

去年杏花风里来，看到今年荷花开。深居简出看不足，命植群花供眼福。群花脉脉总无言，化身疑是冤民魂。朝来盥洗弄春色，清露湿花含泪痕。[6]284

诗人作为士人阶层的一员，即便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也时刻心系民瘼，从未放弃过士人阶层的尊严与担当。诗人赏花时由露水联想到的泪水，既可以看作是无辜死难百姓的血泪，也可以看作是诗人的清泪。诗人亲历了城内太平军的残酷统治，九死一生出逃后，却又无能为力，无法为百姓彻底解除痛苦，种种辛酸、纠结、无奈积郁于心，只能化作泪痕。

婚姻家庭社会工作服务实施标准化，一是能够改变当前婚姻家庭社会工作服务中的管理行为僵化，提高工作积极性和服务效率；二是明确以目标为导向，依据不同服务对象，设立不同分步目标，采用不同服务，使服务的开展具有多元化、系统化、规范化，能够更好、更快、更省地实现目标；三是使得服务负责人的权利和责任并重，负责对整个服务的计划、实施、控制，此外，团队成员依据标准明确分工，各自都有明确的目标和服务对象，确保婚姻家庭社会工作服务目标的顺利完成[2]。

如果说鸦片战争使士人阶层对清廷的昏懦腐败有了初步的认识，那么太平天国战争中，文恬武嬉、将懦兵弱、贪腐残酷等种种乱象，则彻底将清政府真实的面目暴露在他们眼前。身陷城中时，诗人虽日日盼望清兵前来，甚至曾冒着生命危险成为清军的内应，但对清廷及清军的腐败也并非毫无看法。太平军拆毁皇城，取其砖木营造自己的建筑时，诗人面对古都被毁的情景，不禁感叹道：“可恨庸臣自养虎，二百十年变焦土，”(《拆皇城》)[3]282对清廷的昏聩与无能加以指斥。出逃后，对清军罪行的见证可看作是诗人对清军认识的分水岭。马寿龄一改此前盼望清军的信念，在《金陵城外新乐府三十首》中详细描绘了清军吸食鸦片、搜刮民财、赌博狎妓、滥杀百姓、火拼内斗等一系列丑恶行径，彻底认清了清军的真面目。至此，马寿龄内心的失重、失望、失落已不言自明。值得注意的是，金和在太平天国时期的诗歌创作虽对清军丑行多有揭露，但鲜少描写其赌博狎妓、火拼内斗的诗篇，马寿龄之作数量虽少，但对清军记录之全面、详细，又在金和之上。对比二人诗作，马诗恰可作为补充，还原更多细节，丰富我们对清军的认知。

在小学数学教学的合作学习中，重形式，轻实质的现象比比皆是，他们往往走了合作的层面，却依然停留在单打独斗的局面。如笔者去年听的一节《找规律》课时就发现∶上课老师给每一小组发了张白纸，要求学生在纸上按一定的规律涂上自己喜欢的图案。由于学生的兴趣都在画画上，场面失去了控制，结果组内交流与组外交流的时间都被挪用了，课堂中喧宾夺主，真正的“讨论”、“合作”全部给画画占用了，最后为了提高小学生参与的机会，一些成绩优秀的同学在小组中扮演“首席发言员”，而成绩差的学生只能被动

惊魂酸辛、悲哭无门的马寿龄所历经的心路历程，不啻为风景不殊时士人阶层，特别是亲历战火的东南诗人群体的典型代表。诗人心路历程的每一步，对外部世界的每一分观照与情感体验均深蕴于组诗当中，诚可视作一代文人的心史。

术后1年随访未出现不融合的情况，腰背痛VAS评分、腰痛JOA评分及ODI功能评分显著低于术前，获得较好的融合和临床疗效。术中采用1枚拉力螺钉固定对侧，降低了耗材费用。因此，该术式具有切口小、创伤小、半坚强固定、并发症少、融合率高、临床效果好、费用少等优点。

三、新乐府诗的诗体价值

自鸦片战争开始，战争风云空前激发着诗人们的创作热情，以诗著史成为新的诗坛风尚。中国古典诗歌素来不善叙事，而在抒发激昂情绪的需求下，诗人们最大限度地将诗歌体式进行突破、改造，古体诗、乐府诗等再次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为适应叙事和抒情需要、摹画英雄人物，篇幅较长的叙事诗、鸿篇巨制的大型组诗、包孕新意的乐府诗纷纷出现，历史意识向诗歌审美逐渐渗透，诗歌的叙事功能和写实性空前增强。

乐府诗自诞生之日起，就是统治者“观风俗，知厚薄”的窗口，承担着考察民隐的政治任务。发展至唐代，杜甫首先突破了创作乐府诗必用古题的束缚，开创了“即事名篇”的创作手法，创始了“新乐府”题材，为元白等称赏。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说：“况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倡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剩。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13]255他们继承了杜甫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以“歌诗合为时而著”为纲领，创作了许多以讽喻为手法来反映现实的“新乐府”作品，影响深远。唐代以后，根据所咏事件自制新题成为乐府诗创作的主要方式，而这种“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诗”便成为古体诗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再说组诗，组诗作为一种独特的诗歌表现形式，由来已久。以爱国为主题的大型组诗，如杜甫《秋兴》、钱谦益《后秋兴》等名垂诗史的佳作更是屡见不鲜。晚清之时，诗人们惊悸于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愤恨于清王朝的腐败无能，痛惜于深重的民族灾难，种种强烈的情感汇聚于笔端，产生了篇幅、情感均远迈前代的众多大型组诗，《百哀诗》《庚子都门纪事诗》堪为代表。晚清时期，以乐府诗的形式创作组诗，虽非马寿龄的创举，但他却完成了以乐府诗著史这一诗体的功能性转变，贡献不可谓不大。

晚清实乃多事之秋，战乱频仍，为适应诗人抒发强烈情感的需求，全面描绘晚清丰富的社会画卷，晚清乐府诗继承了古代乐府诗取材于当下、反映现实的优良传统，赓续着宝贵的诗史精神。鸦片战争前夕，面对江河日下的清王朝，魏源曾模拟白居易新乐府作《江南吟》组诗十首，平易写实，分别从盐务、防汛、苛捐杂税、官吏贪污及财政亏空等角度摹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但纪实之外，最终目的还是和传统的乐府诗一样，是劝谏并呼吁统治者进行改革，诗史意味并不十分浓厚。如《江南吟·漕艘来》：

使用BP神经网络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在MATLAB软件中有成熟的神经网络工具箱(NNTOOL),该工具箱提供了面向不同神经网络模型特别是BP神经网络模型的丰富多彩的网络学习和训练函数,为神经网络的设计、建模和仿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15]。

漕艘来，漕艘来，如山如屋如风雷，千艘辟易何雄哉！入闸闸为阻，千夫万夫挽邪许；入运运为胶，微蜀湖田泽雁号。我闻漕艘丈尺有成规，受五百石无差池。水力船力胜米力，何事礧砢穹窿为？私货愈多费愈重，徒供仓吏闸夫用。病漕病河兼病民，何如改小一帆送。呜呼！战舰苦瘦，粮艘苦胖；战舰苦窳，粮艘苦滥。曷移战舰作粮艘，更改粮艘修战舰。[14]672

漕运是保证封建王朝正常运转、沟通南北经济的重要经济制度，历代君王莫不重视。及至道光时期，实行多年的河漕制度已弊窦丛现。清代素以河漕为主要运粮途径，发展到后期，运河淤塞，河道不畅，然船只过多，运粮成本急剧增加。加之官吏贪墨、闸兵勒索，漕粮运输更是困难重重。魏源以其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漕运流弊，指出“病漕病河兼病民”的现状，呼吁朝廷进行制度改革。诗人纪事之外，最终的落脚点仍是劝谏。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马寿龄以其如椽巨笔创作了两组乐府诗形式的大型组诗，为金陵动荡坎坷的时局留下了真实而丰富的写照，但终篇难寻劝谏统治者的字句。这表明，随着日益深重的内忧外患，士人阶层对统治阶级的认知更加清晰，从而导致乐府组诗创作的重点已由魏源时代的“献谏”转为马寿龄时期对真实历史的描摹，而其中蕴含的对皇权帝制的批判指斥以及对敌人的激烈仇恨，更非此前乐府诗可比。当然，乐府诗的这一新变自然是诗人群体自觉追求诗歌审美和时代精神作用下的结果，但乐府诗由“献谏”到“著史”这一功能性转变却是由马寿龄的创作完成的。此外，两组诗歌中对细节的铺陈与场景的描绘更是直接影响到甲午战争中黄遵宪等人的乐府诗创作。可以说，马寿龄的乐府诗创作极大地推动了乐府诗在晚清的发展，结合新的历史环境赋予了这一古老诗体新的生机与活力，可谓贡献巨大。

小兵草草灯一盏，对眠吐纳语声软。大帅严严灯两碗，左左右右免展转。吸烟未了又熬烟，烟鬼满营烟满天。翻羡贼人法令严，手乍持枪头已悬。[6]285

参考文献：

大兵桓桓猛如虎，大营盘盘密如雨，冬忧初寒夏忧暑。帐房布一层，何如室一堵？将军传令具栋宇，匠人供役笑相语。城中屋毁千万户，忍使将军同此苦。[6]284

[2]李汝昭.镜山野史[C]//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马寿龄生年不详，但以上材料也透露出一些信息。《自叙》称，1853年金陵陷落时，其父七十六岁，据此可推断其父当生于1778年。废除家庭形式，全面实行营馆制度是天京城内社会生活最突出的特点，具体做法便是根据不同人群的特点将之编入不同营馆，马寿龄所在的老人馆正是其中之一。《武昌纪事》载：“其老耋聋瞽残疾者，分别设老疾馆处之。”[10]596可知老人馆的设立在太平军中由来已久。定鼎天京后，老年馆的设立又稍晚于其他馆营，《金陵杂记》云：“凡年过六十及十五岁以内，或有残疾者，皆免打仗，遂诈称年老及有疾病。惟是无馆可归，贼又不各另处，任意杀害。适有伪巡查周才大……于首逆处禀设老民残废馆，初犹未允，谆说乃准。”[11]621马寿龄既被归入老人馆，年龄至少应为60岁。综合以上信息，可推断其生年当为1793年前后。

[3]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五十首[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6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评判是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尺度，而自己的尺度从何而来？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约定俗成，大体形成评判是非的共同尺度。而这共同尺度，植入不同阅历、不同学识、不同信仰的个人头脑，便成为每个人自己的尺度。尽管自己的尺度带有鲜明个人色彩，彼此有差异，但每个人都免不了要以自己的尺度来评判是非。这就需要正确对待和把握自己的尺度：正确的，要坚持；错误的，要改正；一时拿不准的，则要等待认识的清晰明朗。

[4]佚名.金陵被难记[C]//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5]佚名.粤逆纪略[C]//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史料丛刊简辑：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

[6]马寿龄.金陵城外新乐府三十首[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6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7]杨义.中国叙事学(图文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实现通过系统数据展现功能形成房间内外环境数据分析报告，实时获取居室环境情况，提供给人们进行实时管理居室环境。

[8]徐世昌.清儒学案：第4册[M].沈芝盈，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

[9]冯煦.秋蟪吟馆诗钞序[M]//秋蟪吟馆诗钞．金和，胡露，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0]陈徽言.武昌纪事[C]//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1]涤浮道人.金陵杂记[C]//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2]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13]元稹.元稹集[M].冀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

[14]中华书局编辑部.魏源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