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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香港镜像到国族认同——新时期以来广东城市书写中的香港想象

更新时间:2016-07-05

爱德华·萨义德认为,“身份”认同始终牵涉到一个或多个“他者”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就是他者不断介入和影响的过程。“自我身份的建构——因为在我看来,身份,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法国的还是英国的,不仅显然是独特的集体经验之汇集,最终都是一种建构——牵扯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1]对他者形象的塑造无疑是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新时期以来,受对外开放灵活政策所惠,广东尤其珠三角城市发展迅猛,城市经济颇为发达、城市物质极度繁荣、城市建设日趋成熟,广东城市书写成为广东作家们的普遍性选择。虽然作家们因年龄、性别、族群等各方面差异导致他们的城市想象呈现出复杂多样的面貌,但在他们的现代化城市身份构建中我们总能找到香港这一“他者”的身影。需要注意的是,身份本身并非固定不变,它具有流动性、相对性和境遇性。夸梅·安东尼·阿皮亚认为身份认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个体历史建立的动态过程,它涵盖着这个个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斯图亚特·霍尔亦持相同观点,“应该把身份视作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2]211。每一个时代和社会都有不同的“他者”,香港“他者”的形象在新时期以来的广东城市书写中同样存在流动和变化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他者大多以一副强势话语和文化霸权的身份出现,香港空间成为现代化大都市的标志和符号,港商则是广东人歆羡与崇拜的成功人士。“九七”回归使香港的“他者”身份转变为广东城市身份认同中的“他性”存在。进入新世纪,香港对珠三角地区的依赖和回归趋向日益明显,粤港平等协同关系渐渐稳定,泛珠三角经济文化圈得以建立,香港与珠三角共同面临着全球化进程中现代都市的认同危机与身份重构,国族想象与本土意识便成为新世纪广东城市书写中香港与珠三角抵御全球一体化的有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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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镜像广东城市文化建构中的强势他者

作为同饮珠江水、同属岭南文化圈、同一粤语方言系统的广东和香港来说,它们在地缘、史缘和族缘上无疑有着密切关系。但历史运行轨迹的不同却让广东和香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表现出较大差异,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78年这段时期,广东和香港之间的联系日渐疏远并至隔离,两者的社会面貌也截然不同:一方面广东因远离中国政治中心和毗邻资本主义香港的环境劣势而导致经济文化落后保守;另一方面殖民时代的香港在沿海地理优势和西方自由贸易原则等因素驱使下发展成国际贸易、金融、航运、旅游等方面的中心都市。极大的落差使改革之初处于封闭落后一方的广东对香港的资金、技术、设备、经验等产生浓厚兴趣,香港的各种物质和精神文化产品几乎以一种倾销方式被广东全盘接收,从牛仔裤、家用电器到电影电视等大众传媒乃至生活原则、道德价值观念等等均在南中国城市得到广泛传播,并经由广东播散至全国,从而引起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新一轮的粤文化潮流。有感于现实生活中港粤之间的明显强弱关系,新时期初期广东城市书写中的香港想象也多是肯定、正面和强势的,香港成为高度发达的现代城市生活的象征符,它投射着广东作家对现代都市香港的认同,寄寓着他们有关中国现代化的浪漫想象,发达繁荣的香港便成为广东经济发展的成长镜像。

4)从剖面上看,边坡支护以后形成的位移变形影响范围主要是集中在边坡的中上部,其影响深度主要分布在表部范围,其变形量值的大小为毫米级,体现了加固以后的效果。

(一)香港空间想象:现代都市生活的多样化建构

张欣《我的泪珠儿》中罗二公子因香港发展所限致力于开拓大陆天美市场,他不惜重金从大陆同行那儿挖走人才,对有着“空调业戴安娜”之称的严沁婷恭敬有加、视若亲人,与多年前冷漠高傲的态度截然两样。而他的家人与严沁婷也亲密无间,“最大的女孩跟她讨论牛仔裤的利弊,小的拿着大开本的童话书请她讲解,主动地倒在她怀里倾听”。这种家人般的温馨让严沁婷产生自豪的舒适感。罗二公子对大陆商业策略和严沁婷态度的转变,虽然有利益的考虑,但更能反映出罗二等广大香港人国族观念的变化。以往的香港人虽然与大陆有着一定血缘或商业联系,可大陆始终在他们的本土空间想象之外。随着他们商业重心和生活空间在向广东尤其珠三角地区的转移,他们有关国族领土的空间认识与空间体验发生很大变化。为更好地适应珠三角生活,他们需修改自己的空间体验,传统狭隘的香港地域空间也调整为更宽大混杂的泛珠三角区域空间,而空间里有联系的人群也被认同为亲人或朋友。同样的现象在曹征路作品中也有反映。在《问苍茫》一文中,深圳幸福村在改革开放前是逃港的重灾区,因贫困落后被华南文氏宗族驱逐出去,但现在却是年产值二十亿以上的农村大都市化的典型代表,“不但逃出去的想回来,而且文氏在香港的宗亲也来寻根求源了”。而村里开办大小工厂的香港老板们,在珠三角加强企业监管、工人维权意识不断增强的情况下也不得不改变自己的企业策略,由以往无底线压榨工人剩余价值的黑心老板转变为适度考虑工人利益的新《劳动合同法》的遵守者。

陈国凯的《大风起兮》以大龙湾工业区的创建展现深圳特区波澜壮阔的改革发展史,作品的宏大叙事、历史意识和写实风格颇为突出,粤港两地空间的对照性叙述更令人印象深刻。深圳的改革开放一开始便由粤港合力进行,第一个工业区的主要参与者是驻港大华轮船公司的总经理方辛及其手下的内地香港员工们,香港与内地便作为两个比照的空间出现在读者视野中。以罗湖桥为界,20世纪七九八零年代的香港物质丰富、经济发达、城市建设颇为成熟,而广东却贫穷落后,一片凄凉景象。一边充斥着购物广场、豪华酒店、热闹的大街、错综复杂的立交桥、大型国际机场等现代消费和交通空间,一边却是泥泞坑洼的小路、破落的罗湖海关、农民自制的客货两用自行车、简陋的国营饭店、不伦不类的杂货铺、偷渡客尸体遍布的海滩。陈国凯以写实手法对两个截然不同的空间进行了差异性构建,在强烈的对比叙事中香港成为中国现代发展的梦想之地。而无论是张欣对香港物质消费空间的尽情描摹,还是吕雷、赵洪对香港科技空间、商业空间的着力书写,陈国凯有关粤港两地的空间对照,它们均传达着广东作家对珠三角城市现代都市身份的美好想象和建构。

张欣的《浮华背后》开篇即是广州小艺人莫亿亿在官二代追求者的宠爱下感受香港奢华生活的梦幻般场景,维多利亚式的世界顶级“阿曼尼”专卖店、亚太区首屈一指的顶级豪华邮轮、气派非凡的船长盛宴、银河星夜总会、浪漫温馨而奇特的邮轮豪华套间……一切均是那么的富丽堂皇、魅力非凡。草根且几近贫寒出身的莫亿亿在面对这些奢靡豪华的香港景观时产生强烈的眩晕、震惊和梦幻感,她犹如闯入王宫舞会的灰姑娘,以顶礼膜拜般的心情仰望着让她惊羡的香港之夜,迷失于城市童话的亿亿为延续这一梦境最终舍弃前男友投入官二代的怀抱。《我的泪珠儿》中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则被视为比美国还诱人的地方。香港的街道虽然弯弯曲曲,并不宽敞,但无处不在的灯饰把不夜城的香港装扮成魅力四射、能释放无穷能量的现代城市,诱惑着青年时期的严沁婷放弃稳定温馨的家庭生活去香港寻找成功之路。

吕雷、赵洪的《大江沉重》虽以20世纪90年代初期珠三角小城沧宁的经济改革为故事的主要场景,但小城的现代化建设与香港资本的引入关系密切,港商谢颖仪的生活和工作空间也就进入了读者视野。浅水湾的豪华别墅、琳琅满目的铜锣湾商业街是现代奢华的物质场所和消费空间,范思哲休闲男装、英产澳毛西服更是中产阶层身份的象征符,“隐藏在消费活动之下的是一个国际化的时空压缩机制:消费的实质不是其本身,而是成为个人身体与国际时尚潮流进行交换的一个意指符号”[4]。与张欣等女性作家大多关注酒店、购物广场等物质消费空间不同的是,吕雷、赵洪的目光更多投向现代科技信息空间和商贸空间。总经理办公室的高科技设施是作家们着力描摹的对象,“基比那座几乎有司诺克桌球般大的办公台面上摆着一溜不同颜色的电话,电脑屏幕上不断闪现光怪陆离的数据、表格与不知何种意义的曲线,卫星传输的电视屏幕上一会儿是油田井架,一会儿是航海巨轮、油厂炼塔……”。这里的香港无疑是全球化信息流动的展示场所,基比的办公室则是珠三角未来城市空间的隐喻对象。但作家更感兴趣的应是香港的商业空间,他们投入大量笔墨对谢氏石化新厂破土动工酒会和中颖沧宁石化庆祝酒会进行了精细书写。谢氏酒会的豪华排场在所难免,但衣香鬓影的庆祝会和婚宴却被吕雷们敷演成珠三角招商引资交流会,香港巨大的商业资本空间吸引着珠三角推行开放政策、转变经济和管理体制,从而实现中国融入世界和经济腾飞的辉煌梦想。

王祥虽然面不改色,但是心里一颤:“这个人也不简单啊,我到现在都看不出个所以然,他倒是一眼就看出我的玉器不善。”

(二)人物对照:自我与他者的共塑

阿里夫·德里克认为,东方人在自我形象塑造与身份认同中常常表现出“自我东方主义”的倾向,“东方主义者当在知识上和情感上进入东方的过程中本身已经‘东方化’了。‘东方人’也完全相同,他/她与东方主义者的接触以疏远自己的社会告终”[5]。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广东城市书写者而言,香港是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有力结合的城市样本,对香港的想象意味着广东城市的现代性身份建构。广东城市作家在想象香港他者的过程中寻求珠三角“自我”身份认同,“自我”与“他者”的界限看起来颇为鲜明。但强化香港优势地位,突出珠三角落后面貌及港化现象的操作方法不仅无法呈现“自我”的主体性,更使“自我”身份模糊不清,从而陷入自我东方主义的迷圈中。广东族群的“自我”主体形象实际已被置换成香港的“他者”形象,“自我”与“他者”的对照性论述便也演变为“他者”的共塑,这种共塑在粤港两地的人物塑造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自80年代起,以香港资本为主要投入的‘三来一补’企业群落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新生力量。”[6]广东经济发展的第一桶外资来自香港,港商在广东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无疑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也就成为广东作家们想象香港的首选人物。作为香港强势他者的直接表现和承载者,广东城市书写中的港商想象形色各异,但无一例外的资金雄厚、生活富足,在大陆和大陆人面前有着或掌控一切或不可一世的优越和自豪感。《大江沉重》中的亿万富商谢孚民便是一位坐掌乾坤之人。他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时世动乱之际果断选取中国市场作为谢氏石化王国的发展方向;为获得更好的办厂条件和保障,他不仅承诺提前预付购地款,而且还为邝健童们准备盛大的推介酒会;中资在香港房地产撤退的消息一出,他马上要求抽出预付的购房款项,使邝健童雪上加霜;在邝健童走投无路之时,他联合香港傅氏买下骊景给邝送来一根救命稻草,但却趁火打劫地提出以大桥承建权为条件。作为一个成功老练的香港商人,谢孚民既能敏锐透彻地洞察世情,又精明世故地追求着自我利益的最大化,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经济理性原则的典型产物。张欣《我的泪珠儿》中的香港富商罗时音同样是一个用金钱掌控一切、规划一切的现代商业化产物,他选中了漂亮能干有见识的严沁婷,轻描淡写地用金钱和地位诱惑严沁婷抛弃了家庭,跑到香港做了他的助理兼情人。其他如《用一生去忘记》中的刘百田、《浮华背后》中的高锦林、《大风起兮》里继承了伯父遗产在大陆投资办厂的曾国平、《浮世缘》中的林灿荣、《终结于2005》里偷渡到香港发了大财的回乡投资老板、《废墟之痛》中挑剔的香港客商等等,这些港商无论是精明能干、儒雅风流还是阴险奸邪、粗鄙浅陋,在文本中总是以一副大陆救世主的面孔出现。

与港商自命不凡的嚣张气焰不同,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陆民众面对香港和香港人却普遍表现出卑怯媚迎的姿态。展锋的《终结于2005》中改革初期的永欣村仍存在着逃港现象,而永欣村民在本是乡人的偷渡客港商面前毕恭毕敬,即便对一个香港小马仔也奉若神明,“在鱼塘边见着了,一鞠躬,那脑袋能勾到裤裆里去”。张欣《浮世缘》中的落虹在失恋刺激下答应了港商的情人要求,而好友阿珍则激动地告诉她,“你跟林大花说,我做三奶四奶都行。”《用一生去忘记》中的高校男生们均以结交港商孙女刘嘻哈为荣,外来打工者四季面对刘百田的雇用震惊无比,即使签下不平等合约也认为是一步登天。《我的泪珠儿》中沁婷眼里的罗时音因金钱和历练等缘故看起来尊贵不凡,她受宠若惊般接受了罗时音的建议。而80年代香港天美工业集团和冰峰公司合并事件则是内地香港合资办企的典型代表,中方欢天喜地引来港资,而所谓合并不过是吞并而已。周西篱《废墟之痛》中的女孩shyly颇为向往香港的奢侈生活,她常指着山上的铁丝网对罗兹说:“求求你,送我去那儿,让我爬过去吧,过去了我就是香港人了!我成了富婆,回来包养你好吗?求求你!”《大风起兮》中陈国凯叙述80年代的大陆人去香港购物,总喜欢在深水步廉价大排档争抢,就如同内地人到深圳沙头角扫货,“好像到了沙头角就到了香港,是一种荣耀……这儿的东西,其实都是香港的大路货,垃圾货”。张梅《破碎的激情》中年轻女孩们只关心香港电影明星的发家史,女作家只看香港翡翠台,街头推销员卖力展示着香港制造,幻灯片里的毛泽东竟然被年轻人认作霍元甲,就连破碎时代的理性主义者圣德也是身穿香港西装、用着香港大班桌,香港文化似乎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珠三角每一个城市居民的毛孔中并根深蒂固。

由于导师自身也是在校生,也有较为繁重的学业压力,因此无法全职开展工作,故设置合理的工作机制,是导师开展工作的重要保障,例如合理设定导师的工作时长和工作频次,创设专用活动室,创造导师共同参与团队活动机会等。

斯图亚特·霍尔说过,身份“绝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2]211。“九七”回归极大改变了香港与广东之间的强弱、尊卑、主体与他者的关系模式,港粤两地交流合作的普遍化和全面化使得国族认同逐渐为香港广大民众所接受。进入新世纪,随着广东城市经济的日渐成熟、国家政策的合理调整以及香港经济的疲软,香港作为文化强势传播者与现代想象符号的角色逐渐减弱和淡化。不仅如此,由于香港内部空间的有限性、本地发展的高成本及身份归属的变化等因素影响,香港与珠三角日益整合为大珠三角都市带,粤港关系在新世纪广东城市书写中便由以往的香港镜像置换为国族认同和广东认同。

国族认同再国族化与广东认同

拉康认为,镜像阶段的孩童看到的自我始终是母亲怀中的自我,它是以母亲他者为参照而建构的,而自我内驱力的来源则是渴望母亲他者认同的欲望,这就导致孩童无时不处于他者可能拒绝的焦虑与忧思中。在新时期初期广东城市现代化发展的起始阶段,香港在一定程度上便扮演着母亲他者的身份。虽然香港文化脱胎于广东岭南文化,但香港彼时发达的经济优势、成熟的资本运作模式却使其极易成为广东身份认同中找寻的成长镜像。在香港镜像的凝视下广东的自我主体形象被形塑与构建,广东的“自我”身份因此沦陷于他者认同的欲望之网中,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广东族群文化的传统命脉和自我主动言说的自由地位,八九十年代的广东身份认同无疑面临着极大的困境与危机。

(一)香港国族认同的历史追寻与想象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从地理位置看,它属于珠三角南部沿海岛屿;从文化史缘说,它隶属于岭南文化尤其广府文化圈;从族群构成和方言运用来看,清初迁海之前的香港居民几乎都是广府人,现今广东籍仍占据香港人口八成以上,广州话则是主要的交流语言。有着同一地缘、史缘和族缘的香港与广东在民俗信仰、生活观念等方面都有共同之处。但1842年以后的香港殖民历史对香港岭南文化造成很大冲击,西方异质文化的碰撞与冲击使香港面临多元文化的混杂状态,而1949年后大陆与香港在体制与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更使粤港两地的文化差异增大,在长期暧昧不明的身份困惑后,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人曾尝试建构“我城”身份。这种去殖民化与国族化的“我城”意识很快便为“再国族化”所替代,“九七”回归使国族认同成为粤港两地的共同话题。于新世纪广东城市书写而言,对香港国族认同的历史追寻与再国族化叙述不仅表现了精英知识分子的民族情结,更传达了他们对全球同质化、西方化的不满和反抗。

张欣的《用一生去忘记》便很好地演绎了香港自新中国成立后到新世纪这一段历史时期的身份建构历程。虽然作家张欣一开始便告诉读者她要表现人性的善恶同体,传达善能拯救人生的主题。“这种神秘的力量或许能够让我们穿越焦虑和绝望,生活得心平气和,心海慈航。”但笔者以为文本潜藏着另一种意识形态,那就是有关香港的再国族化。伊格尔顿曾说,“文学作品不是神秘的产物,也不是简单按照作者的心理状态就可以说明白的。文学作品是知觉的形式,是人类观察世界的特殊方式。因此,它们与观察世界的主要方式,即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有关”[7]。《用一生去忘记》写作于香港回归十周年前后,主流媒体有关香港与大陆融合、港民国族意识增强的报道铺天盖地,张欣的写作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表现出政治无意识的一面。而张欣对刘百田一家三代的形象塑造与命运书写正隐喻了香港在身份认同时的“去国族化——再国族化”过程。

作为从大陆移居到香港的刘家创业者刘百田,初到香港有着强烈的异地漂泊感和身份危机感,但他以宁波人的精明融入香港商业大潮中,迅速认同了香港的自由经济原则,并迎娶家境殷实的广东女孩关姗从而最终确立自己的香港人身份,实现了去国族化的愿望。90年代的刘百田因公司发展遭遇香港瓶颈而北上广州重新创业,最初他完全采用资本主义的金钱法则行走广州,渐渐地他接受了中国官场和生意场的为人处事原则与经商原则,并凭借对这一中国文化的娴熟掌握而在广州房产界顺风顺水。但刘百田中国人情文化的运用仅出于攫取利益的最大化目的,表面人情文化认同下掩藏的仍然是现代商业社会的交易法则,这一点尤为突出地反映在他对孙女刘嘻哈的婚姻安排和对待外来民工何四季的态度上:他以联姻手段获得地王的归属权,他以假撤诉交易孙女的婚姻,他用非法合同控制四季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权,他明知四季品性却执意加重四季的刑期。面对这样一位唯利是图的第一代港商,张欣最终让他陷入亲情隔绝、财产流失的境地。

[3]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49.

(二)广东认同与香港模式质疑

参考文献

列斐伏尔认为,原初的自然空间在现代社会中早已消逝,现代城市空间“作为一个整体,已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城市及其各种设施(港口、火车站等)乃是资本的一部分”[3]。新时期广东城市文本充斥着星级酒店、豪华邮轮、喧闹的夜总会、耀眼的街道、国际品牌专卖店、高楼林立的中环等众多香港的消费空间和生存空间,它们繁华、摩登充满了奢靡享乐的现代消费气息,一个嘈杂纷乱又发达的现代国际大都市以广东作家他者想象的方式出现在读者面前。

在以往笔者接触到的水利工程建设中,大多数是由施工单位负责采购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材料、设备,当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材料、设备进场时,必须明确要求施工单位向现场监理单位提交材料设备进场报审,并附相关材料设备提供方的正式资料,主要有:出厂证明、质量合格证、检验报告、使用说明书等。现场监理单位必须严格审查申报进场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材料、设备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审核生产厂家和品牌的业绩及口碑,是否有政府主管部门颁发的生产许可证和国家强制认证,消防产品是否有消防部门的3C认证许可证,把住材料、设备的进场关。

粤港关系的变化不仅体现在香港人空间体验的变化与国族空间的拓展上,对香港本土空间中广东文化的寻找也是新世纪广东作家们重构粤港关系,建构香港国族想象的一种方法。陈国凯的《大风起兮》有力挖掘了粤港两地的深厚血脉关系。小说起篇便从语言、相貌、历史、文化信仰等角度介绍了粤港之间的紧密联系,调侃了香港的迷信文化,并对香港的殖民国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揶揄,“香港虽然华洋混杂,母语依然是广府话……阿爷交下来的,改得了么?”文中亦多次出现粤港同气连理的关系叙述,如提及广州时,“广州香港血脉相通,是盘古以来的事了”;谈到早茶文化,“香港沿袭广东的生活习惯,到处是茶楼酒家”;述及粤剧,“白驹荣唱的《客途秋恨》,简直让人听出耳油。香港人都会唱几句”。而大龙湾工业区的主创者方辛及其手下的香港大华轮船公司的员工们几乎均是本人或父辈来自广东,陈国凯以广东文化追寻的方式表达了他的香港国族想象。

马克思认为,“现代生活从根本上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兆,这种衰颓远远超过了罗马帝国末期的各种可怕情景”[8]。新世纪广东在快速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亦陷入贫富严重分化、人们精神迷失、文化绝望等破碎纷乱的后现代场景。执着人文关怀的广东作家们再次面临香港想象时,便有了不同的价值立场和话语策略,他们开始关注并批判香港文化中的粗鄙、异化和同质现象,港商也由以往的成功人士蜕变为冷漠无情的资本机器。张欣《浮华背后》中的港商高锦林成为一个非法走私者,用金钱贿赂海关关长和公安局长以获取自己的最大利益,但最终落得出逃海外的悲剧结局。《用一生去忘记》中的刘百田以交易法则为人处事,最终却是众叛亲离。《我的泪珠儿》中的罗时音,这个自持金钱可以摆平一切的港商,张欣早早让他患病退出历史舞台。《浮世缘》中的林灿荣则因金融风暴跳楼自杀。张欣以冷静理性的眼光注意到以港商为代表的香港商业文化对广东影响的两面性,用冷峻犀利的笔触批判了香港金钱法则主导下的唯利是图和亲情缺失,而港商的悲剧结局也正是西方化现代都市的危机隐喻,张欣对港商结局的处理也宣告着她对现代价值观和西方模式的质疑和否定。

曹征路在香港资本理念的批判道路上走得更远,他不仅改写了八九十年代港商的优势他者形象,而且将昔日想象中卑弱逢迎的底层民众塑造为灾难困惑中不断成长的自我觉醒者与底层权利的维护者。在《今夜流行疲惫美》《问苍茫》等新左翼文学作品中,以庆丰公司为代表的香港老板们被曹征路定义为刘文彩式的敲骨吸髓的资本家,他们钻法律的漏洞,借试用期不断炒人以吞下工人的保证金,“有人说公司老板赚的不是产品利润,而是工人预交的保证金”。他们蒙骗无知农民、雇佣童工、不断拖欠工资以获取最大利益。在面临工人罢工、工厂失火、工人累死或烧死等劳工事件时迅速撤资逃逸,他们表现的无疑是一群处于资本原始积累期竭力榨干工人所有价值的丑陋资本家形象。不仅如此,曹征路还借唐源之口对参照香港模式发展起来的深圳经验进行了本质性揭露,“深圳点石成金的门道在于,把多数人的劳动合理合法装进少数人的荷包。这一套从前叫剥削,如今叫改革”。曹征路站在底层工人的立场对深圳改革开放中沿袭香港与西方模式进行尖锐批判,他愤怒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建构源于民族传统、有着民族血脉的现代发展模式,就如文中常来临所说,“维护工人权益有错吗?捍卫劳动法有罪吗?这话在深圳讲,好像是有点怪怪的,深圳人不这么说话。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们,深圳还是中国的土地,深圳不是香港,香港也是中国的”。

“他者并不是一个现在的事实或自然形成的对象,而是一系列由族群成员自己生产、选择并认可的‘幻影’。”[9]八九十年代的广东,渴望通过借鉴现代化香港模式实现自己融入世界、获得现代性身份的愿望,此时的香港便成为广东想象的认同镜像,香港形象亦多以明朗健康的面孔出现。但八九十年代的广东身份建构因急于摆脱落后处境而使他者与自我之间往往呈现出鲜明的强弱、尊卑的对照关系,广东城市书写因此表现出浓厚的“自我东方主义”色彩。历史在不断发展变化,广东族群的他者想象也随着时代和境遇的改变而发生很大变化,香港“九七”回归愈发促使粤港关系由以往的强弱对峙替换为民族“想象的共同体”中的平等协同。香港的身影在广东城市书写中慢慢淡化为人们活动的一个场所,失去其独特性。但香港和广东珠三角在构建国族想象时依然有着现代城市的本土性与地域性区别,港粤两地共存“他性”的现象始终存在。

如果说《用一生去忘记》的香港国族想象超越了广东地域,径直指向中国传统文化的话,新世纪广东书写中的香港国族认同更经常地体现为市井国族主义,更频繁地在粤港关系建构中表现出来。与八九十年代香港在广东影响中的高位势能辐射不同,新世纪的香港想象表现出广东认同的倾向,作家们笔下的香港和香港人不再以傲然强势的面孔出现,他们态度亲和、礼貌有加,不断将自己的商业王国和生活圈从香港迁移到广东,并试图寻找家族血脉,从而在广东奠定生命根基。

[1]爱德华·赛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427.

The writer even claims from the angle of Buck that in this kind of life“there is an ecstasy that marks the summit of life,and beyond which life cannot rise”.(51)

[2]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C]//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11.

如果说刘百田身上还有着坚强、果敢、拼搏等宁波人的优良传统和些微人伦温情的话,刘家第二代刘临风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享乐风气与拜金观念的典型产物。作为一名正宗的香港人,家境优越的刘临风完全被香港成熟的消费主义文化氛围所包裹。他挥金如土、生活奢靡,一味沉沦于欲望与快感中。他在母亲病重时流连欢场、在妻子怀孕时风流依然。他抛弃儿子、争夺家产,人伦温情于他荡然无存,金钱是他衡量一切的准则。值得注意的是,张欣不仅对第二代香港人的欲望迷失与人伦缺失进行了批判,还指出这一代在当今社会的无能与缺席。宁波人的精明和勤俭在纸醉金迷、投资屡屡失败的刘临风身上已无任何印迹,消费文化培育出来的无国族的香港人最终沦落为社会废物而至走投无路。与对刘家前两代的犀利批判态度不同,张欣对第三代刘嘻哈倾注了很多情感,并将之视为人的神性表现者。与爷爷、叔叔的冷酷无情不同,在广州长大并接受教育的刘嘻哈完全认同了中国人情文化中注重血缘亲情、重视人伦关系、重情重义崇善的传统美德。她颇为看重可园里的家庭温情,也非常羡慕四季一家虽贫穷却深厚的血缘亲情;她重视朋友情谊,相信四季的为人,为帮助四季甚至牺牲了自己的婚姻;她执着于纯粹真挚的爱情,明知单恋,依然用一生去忘记。刘嘻哈的重情纯善使得致力报复的四季幡然醒悟,也获得本属于交易婚姻的丈夫对她的真情。刘嘻哈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情性善的回归正是其国族认同的突出表现,而刘嘻哈以重情纯善收获爱情和家庭的美好结局,也传达出张欣对香港和大陆在全球消费时代的身份建构梦想。

[4]杜心源.感官、商品与世界主义[J].天津社会科学,2006(4):94-100.

[5]阿里夫·德里克.寻找东亚认同的“西方”[C]//王宁.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9.

[6]中国城市活力研究组.广州的性格[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9.

牛皮糖并没有对民工发布停工命令,相反却说,看什么,继续搞事。放心,你们的工钱我不会赖账,我不是黑心老板。不相信啊,现在可以把心挖出来给你们看。

[7]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M].文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26.

但上天总是仁慈的,就在老婆和王姐还在惋惜时,库医生亲自过来通知我,由于明天蒋院长有事,原定于明天上午的手术要推迟一天做。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4.

[9]石川,顾涵忱.族群认同与香港电影中的“北佬”形象[J].文艺研究,2007(11):24-31.

李海燕
《甘肃社会科学》 2018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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