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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无国界——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述略

更新时间:2009-03-28

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又称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简称考察团,是在世界范围享有盛誉的科学考察团体,也是中国现代科学史上第一个中外平等合作的科考团。考察活动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27年至1933年,第二阶段为1933年至1935年。第二阶段是由中华民国政府铁道部组织和出资,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任领队的“绥新公路查勘队”实地进行的一次汽车考察活动,勘察内地到新疆的公路路线并提交了一份报告。科考涉及的学科包括气象、地质、古生物、地理、民族、考古学等,地域涉及内蒙古、甘肃、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多个省份,本文主要介绍第一阶段的考察。2017年,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和北京大学相继举办了纪念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九十周年的展览,笔者在此材料的基础上并参考其他资料加以整理成文,借本刊与读者共享。

  

> 1927年签署的《中瑞考察协议》

  

> 左起:袁复礼、赫定、徐炳昶

考察团的组成

20世纪20年代以前,中国广袤的西部在科学上几乎是一片空白,许多地点保留着中国古代文化遗址,埋藏着珍贵历史文物,而近代外国人在中国新疆、甘肃等地以考察名义,掠夺了不少的文物,绝大多数人都曾从石窟寺、庙堂遗址中剥移过壁画,譬如斯文·赫定、斯坦因(英)、伯希和(法)、柯兹洛夫(俄),等等。尤其是华尔纳(美)于1923年7月至1924年4月第一次考察期间剥离敦煌壁画、移走敦煌彩塑这一举动,令中国人民愤怒不已,进一步地促进了人民的觉醒。1925年,他带领的福格艺术博物馆考察队第二次到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察,在北京学术界和敦煌民众的抵制下,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可以说是一次以失败告终的考察,大规模剥移敦煌壁画的计划完全化为泡影,想拍摄、研究敦煌壁画的计划亦未能实现。导致未能成功的根本原因,是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热情高涨和文物保护意识的提高。

在这种背景下,1926年,已经在中国西部经历三次探险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带领一支由瑞典、德国、丹麦人组成的探险队来到北京,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资助,为开辟柏林至中国的航线,欲往西北进行考察。考察得到北洋政府批准,由翁文灏代表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与斯文·赫定签订协议。中国学术界对协议中的内容表示不满,由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发起召开了北京各学术团体联席会议,成立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后经谈判与斯文·赫定达成考察所采集和挖掘的一切动植物标本文物和矿物标本等均属于中国财产的平等协议,开创了中国科学家与国外学者平等合作进行科考之先河。并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随后成立西北科学考察团,斯文·赫定和北京大学教授徐炳昶分别担任西方和中方团长,外方团员包括团长、那林(瑞典人,研究地质学及制图)、贝格曼(瑞典人,考古学家)和赫德(德国人,气象学家)、李伯冷(负责拍摄电影)等18人,中方团员包括团长、袁复礼(地质学家)、黄文弼(研究考古学)、丁道衡(研究地质及古生物学)、詹蕃勋(研究地图学)和李宪之、刘衍淮、马叶谦、崔鹤峰四位气象专业的学生及龚元忠(摄影师)共10人。

考察主要经过

中瑞西北科考原定两年,后经延长,第一阶段历时六年。1927年5月9日,考察团在北京大学集合,由西直门火车站乘专车出发前往包头。10日到达包头,这里成为考察的正式起始地,开始了它的征程。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科学家第一次参加的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大规模科学考察。

为工作方便,考察团分为三队,即南分队、北分队和中央大队,分别由袁复礼、那林以及斯文·赫定与徐炳昶率领,各自出发。起初,为购买足够的骆驼以及其他准备,科考团由包头北行至茂明安旗的哈那河边安营扎寨,在营地周围地区及东面喀尔喀右旗的白灵庙地区进行了地质考察、地图测绘及考古调查和采集。北分队那林、贝格曼、赫德、丁道衡等10人于7月1日出发,在大队路线的北面进行绘图和考察,7月3日丁道衡在白云鄂博发现大铁矿,于5日向大队报告,南分队袁复礼、詹蕃勋、龚元忠、白万玉在大队路线的南面进行路线考察,南北分队在中央大队的南北三十五里内工作。7月22日,中央大队准备工作完成,开始西行,奔赴内蒙古西部额济纳河流域,即古称居延海的地区进行考察。期间因赫定胆结石病发,不得不扎营停留,主要工作为地质考察、地图测绘、考古及古生物调查、采集和发掘,9月28日到达额济纳河,在葱都尔扎营并设立了第一座气象测候所,考察工作分南北两路,赫定乘自制的木舟,顺额济纳河而下,直至该河注入的内陆湖索古淖尔,做水文考察;南路则溯额济纳河而上。黄文弼先至下游,又折回向南考察汉烽燧遗迹,于10月25日骑驴至土堡,掘得汉简三枚,为后来的发掘提供了重要线索。10月23日,北分队与中央大队会合,11月8日丁道衡与中央大队一起离开额济纳河继续西行,北队的其他人员则沿更北的路线前行。南分队因向南绕道镇番城(甘肃民勤)附近考察,直到11月23日到葱都尔,12月1日出发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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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团员在西直门火车站前与送行人员合影

  

> 中方队员和采集员在包头合影(左起:丁道衡、黄文弼、詹蕃勋、袁复礼、徐炳昶、白万玉、崔鹤峰、庄永成)

(1)2018年高考数学全国I卷试题整体更侧重于创新,情境多样、思维灵活,不仅考查了学生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更考查了学生的基本思想和基本体验活动,以及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真实情境问题的能力.文理科试题均以学科知识为载体,以思维能力为核心,强化了对数学抽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直观想象、数学运算和数据分析等6项核心素养的考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随着课程改革与高考改革的不断推进,数学测评的价值取向正在由知识技能导向转变为核心素养导向.

A:我跟很多国家的出版人做过交流,他们觉得中国的文化是十分惊艳的,他们会感叹于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其非常吸引人。当然,我们也要让其他国家知道,中国不仅仅传统文化很有看点,当下的新文化也是很有特色的。

中央大队在西行过程中,由于天气状况恶劣,风大、雪暴、沙多、温度低,准备不足,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窘境,加上赫定再次病发,遇到极大困难,不得不杀掉疲惫饥饿的骆驼充饥。此段行程中除绘制线路图和气象观测外,因团员饥寒交迫,冰雪盖地,考古和地质工作很少。中央大队于1928年1月8日到达哈密,南分队于1月14日到达哈密,赫定因病于1月24日抵达,至此全团聚齐。并准备向迪化(今之乌鲁木齐)行进,队伍分为两部分,2月4日,赫、徐两团长率第一部分先行,经鄯善、吐鲁番、达坂城于2月27日到达迪化。第二部分于2月12日启程于3月8日抵达迪化。考察团以迪化为大本营,分几路在新疆境内设立站点开展工作。赫德负责在迪化若羌和库车各设气象测候所一处,进行系统气象观测。那林和贝格曼南下赴罗布泊考察,那林考察地质,贝格曼则作考古调查和采集。袁复礼在天山北麓及准噶尔盆地东部进行地质和古生物调查。黄文弼等先到吐鲁番,再西进喀什噶尔转行昆仑山北麓,东至和田、于田,率领小分队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进行考古工作。丁道衡等选择穿越天山路线进行地质和古生物考察。

1929年以后,考察工作集中在新疆各地,大规模地开展考古、地质、气象等多方面工作。当年10月,第二批团员布林、陈宗器等赴内蒙古考察。1930年7月贝格曼等在额济纳河多处遗址发掘,获得汉简上万枚,史称“居延汉简”,是科考取得的辉煌成果之一。1930年12月,理事会决定考察期限再延长两年,1931年3月,考察团获得政府延长两年的批准。11月,袁复礼离开迪化,东归并沿途考察,1932年5月抵达北平,代理团长工作结束,直至1933年11月,最后一名考察团员贝歇尔回到北平,持续六年的中瑞双方合作考察告一段落。

  

> 丁道衡著《绥远白云鄂博铁矿报告》

科考成果

白云鄂博大铁矿:1927年7月3日,考察团员丁道衡在包头以北的白云鄂博发现大铁矿,并分析了成因。此后写成《绥远白云鄂博铁矿报告》,提出了一整套开发白云鄂博铁矿的设想,并预言假如能够对此地进行大规模开采,这必将成为工业的主矿区,并促进中国的大发展。1927年8月5日,袁复礼在喀托克呼都克也发现铁矿露头。几十年后再建设包钢时,他又带人去找到这处铁矿,现被称为白云鄂博西矿。由于白云鄂博铁矿的发现,才有了以后的包头钢铁公司,一座钢铁城市——“包头”由此而立,成为我国北方的重要工业基地,富含稀土也使其举世闻名,这一发现带来不可估量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如今,丁道衡的雕塑在包头竖立起来,以此纪念他作出的重大贡献。

地质、古生物方面成果

中国和瑞典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西北广袤地区的科学考察活动,在气象观测、地质、古生物调查、考古学和民族学等诸多学科取得丰硕成果,这是中外双方团员不畏艰难困苦、殚精竭虑共同完成的。袁复礼在北疆发现的恐龙、贝格曼在弱水发现的大批居延汉简和在罗布泊发现的小河遗址,霍涅尔和陈宗器对罗布泊的调查,都是当时轰动国际学术界的重大成果,而丁道衡发现的白云鄂博大铁矿和赫德等人收集的气象地理资料,对中国西部的经济建设和航线开辟、公路交通和“丝绸之路”的复兴影响深远。几年的考察,积累了大批珍贵的科学资料,并运回采集品五六百箱。野外考察结束后,中瑞双方合作或分头组织专家进行研究,发表了许多论文、专著。因成果较多以及笔者水平有限,结合本刊的需要,只介绍考察取得的地质方面的成果。

正当各项工作卓有成效地展开之际,两个事件给考察团带来了影响,先是汉莎航空公司因飞行计划得不到中国政府的批准,取消了对考察团的资助并撤回了考察团里的人员,赫定于1928年5月回国筹集经费并于当年9月赶回了考察团。7月7日新疆省政府主席杨增新遇刺身亡,新任的省政府主席金树仁,对考察团颇多疑惧,严加限制,考察团工作举步维艰。考虑到两年考察期将届满,而很多考察工作才刚刚开始,为了不半途而废,双方团长放弃了沿和田河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考察计划,取道西伯利亚和中东铁路东归,于1929年1月10日抵北平,向理事会汇报工作。此时民国政府定都南京,北京已经改名为北平。为延长考察期限,增派团员,报请南京国民政府审批。3月初,赫、徐二位并赴南京开展工作,受到蒋介石接见,获准考察延期两年,并在经济上给予一定支持。另政府电告金树仁给予最大帮助,因此考察团在新疆的工作得以继续开展。4月回到北平后,赫定因病不得不去美国治疗。徐炳昶受聘任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没再回到新疆,在北平参与理事会的工作。西北科学考察团由袁复礼代理团长。袁复礼除继续进行地质调查外,还要履行团长职责。袁复礼在《三十年代中瑞合作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一文写到有以下几项:“(1)与团员共同研究制定考察计划包括每个人的考察性质、路线、期限等。然后与新疆省政府多次接洽备案,争取批准实行。(2)每当我由野外回到迪化,都要了解各团员的成绩与困难,并与省政府接洽,争取得到省和各地方政府的帮助和支持,这是使考察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3)中、西各团员完成考察任务后,陆续东归或回国,也要由团长行文办理出境护照。(4)组织采集品东运。”

  

> 瑞典皇家科学院奖给袁复礼的北极星奖章

发现大批恐龙化石和其他动植物化石:从1928年起3年多的考察中,袁复礼在新疆的地质调查是开创性的,涉及到地层、古生物、构造、岩石、矿产等方面,当时轰动世界的是:发现了在二叠纪和三叠纪时生活在亚洲腹地的古脊椎动物群化石,如水龙兽化石,这在生物进化上、古大陆的再造上都具有重要意义。著名地质与古生物学家杨钟健认为,此发现不在“中国猿人”之下。1927年、1930年,丁道衡、贝歇尔以及柏利分别在内蒙古及河西走廊发现恐龙化石。1932年,袁复礼在考察东返时又发现大型恐龙“宁夏结节绘龙”化石。在科学考察和考古调查期间,他不顾生命危险,采集到的化石有200余箱。鉴于袁复礼在西北考察中的重大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曾特别授予他“北极星奖章”。

地质普查:考察团中地质学家人数最多,他们进行了地质普查,绘制了大量地质图,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至今仍为研究该地区地质的重要参考资料。如袁复礼在他写的《新疆准噶尔东部地质报告》中叙述了该地的地层、岩石分布和大地构造类型及地质发展史;那林考察认为,塔里木盆地在第四纪时曾是一个大湖或内陆海,古罗布泊是其最后的遗存,等等。

西北科学考察是中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家第一次大规模走向野外,也是中国人了解大西北的重要一步。通过此次合作,中国一批学有专长的科学研究人员迅速成长起来,中国科技合作的成功案例,为后来的科学文化交流树立了典范,科考队员们栉风沐雨、翻山越岭、风餐露宿、日夜操劳,面对险恶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

机能实验学课程除了由经典教学实验内容归纳的基础性实验以及由“三理”学科实验有机整合的综合性实验项目外,还依托学校的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Student Research Training Program,SRTP),展开了面向本科生的开放实验。SRTP项目的重点在于由学生自主查阅文献、立项开题、书写设计报告,最后完成实验,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与难度。机能实验技术人员应该视其为教学相长的过程,积极配合指导教师,协同指导,高效高质量完成开放实验培训计划[7]。不断巩固相关理论知识和仪器操作能力,加强实验仪器使用的统筹安排能力,把机能实验开放工作当做全新挑战,丰富教学科研经验。

 
焦奇,袁鼎
《国土资源科普与文化》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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