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1世纪以来，为了尽快从人力资源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我国政府逐步加大了对教育的公共财政投入。根据《2015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可知：2010年，教育支出成为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的最大类别，2015年教育支出总规模达到2.6万亿元。[1]同时，相关法律法规对公共财政教育支出作出了明确规定，将政府教育投入作为法定支出，规定各级政府必须“逐步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全国各级财政支出总额中教育经费所占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①等，从制度法规层面保障着我国公共教育投入的持续稳定增长。

一般认为，公共教育投入的增加必然会扩大教育投入总规模，从而起到推动教育发展和提高教育质量的作用。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公共教育投入的变化很有可能通过影响个体教育投入，对我国教育投入的总体规模和结构产生影响。以此为背景，研究试通过对我国公共教育投入之于个人教育投入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考查公共教育投入对个体教育投入的主要效应，为制定或优化相关教育政策提供实证依据。进一步地，研究尝试观察这一效应对不同特征个体的异质性及实现路径，对提高我国教育政策针对性，优化教育财政投入结构及效益，并最终服务于教育有序公平发展亦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背景及理论假说

（一）文献背景

1.公共教育投入对个人教育投入的影响

在公共消费经济学领域，公共教育投入和个人教育投入分别属于公共投入和私人消费的重要部分。因此，众多研究者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如：Aschauer[2]和Ho[3]等认为公共支出对私人消费起替代效应；Schclarek[4]等发现公共支出对私人消费起汲取效应。可以看出，由于实证方法及样本的不同，以往研究文献的实证结论并不一致。我国公共教育投入对私人教育投入的实证研究较为少见。已有研究中，陈平路等[5]采用30个省份2000－2009年的面板数据对政府教育支出的挤入挤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政府教育支出影响居民教育投入的城乡差别显著。吴强[6]以湖北省城镇居民为样本，对居民教育支出与公共教育支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对居民教育支出起替代效应，对收入越低的群体替代性越强。张恩碧和王容梅[7]利用时间序列模型对农村居民教育支出比重与公共财政教育支出比重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认为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对农民居民教育支出具有长期稳定的替代效应。曹妍和杨娟[8]的研究发现：对于留守儿童而言，流出地县政府的教育投入对随迁子女家庭教育支出不显著；对流动儿童而言，流入地县政府教育投入水平与家庭支出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

根据已有文献，公共教育投入对个人教育投入的影响主要存在3种情况：一是公共教育投入不会影响个人教育投入，个人教育支出规模的变化与公共教育投入并不关联；二是替代效应，指公共教育投入的提高可能导致个人教育投入的相应减少，也被称为挤出效应（Crowd-out Effect）；三是汲取效应，与替代效应相反，指增加公共教育投入能够带动和促进个人教育投入随之增加，也被称为公共教育投入的挤入效应（Crowd-in Effect）。

大量研究关注到不同家庭特征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现有文献表明，影响个体教育投入的家庭特征主要包括家庭经济特征和家庭社会特征两方面。家庭的经济特征主要指的是不同家庭经济条件可能形成的影响，如Becker和Thomas[9]认为家庭资产、父母收入与消费对子女的受教育状况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Schultz[10]发现由于风险规避和信贷约束，即使教育的收益率很高，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仍然处于较低水平；Hashimoto&Heath[11]利用日本1989年数据对全国收入与支出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收入变动对家庭教育支出变动具有显著影响。国内研究方面，魏新和邱黎强[12]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强的地区，家庭教育支出水平越高；迟巍等[13]等也发现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教育支出规模更大。有理由相信，在其他家庭特征相同的条件下，相同规模的公共教育投入对不同经济水平的家庭教育投入影响程度将具有异质性。这从吴强的研究也可以看出，他认为公共教育投入对低收入人群的家庭教育支出的替代性更强。关于影响家庭教育投入的社会特征，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城乡身份[14]、子女性别身份[15]、地区特征[16]、是否外出务工[17]等方面，研究结果都认为不同社会特征的家庭教育投入存在差异。因此，在其他家庭特征相同的条件下，相同规模的公共教育投入对不同社会特征的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将呈现出异质性。这从陈平路的研究也可以看出，他们发现义务教育投入对城镇居民的家庭教育投入影响不显著，但对农村居民的教育支出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且高中教育经费支出对农村居民教育支出也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

从表5可以看出，在控制家庭收入变量后，城乡以及是否外出务工分样本回归的实证结果与表3基本无差异。这表明城乡身份以及外出务工变量确实影响着家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而与经济因素无关。

暗电流随电子辐照注量的变化关系，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静态辐照条件下暗电流退化比不加电辐照时退化更严重。暗电流的退化主要是由于电子辐照产生的电离损伤导致浅槽隔离(STI)界面复合电流、掩埋型光电二极管(PPD)表面缺陷复合电流、光电二极管与转移栅(TG)交叠区复合电流等三部分暗电流的增大造成的。由于10 MeV电子辐照还产生了位移损伤，因此暗电流的增大有一部分是由于体缺陷导致耗尽区载流子产生率增大所致。此外，γ射线辐照偏置效应不明显[11]，因此认为位移损伤效应表现出一定的偏置效应。

1.急性期：通常发生在初次感染HIV后2～4周。部分感染者出现HIV病毒血症和免疫系统急性损伤所产生的临床表现。大多数患者临床症状轻微，持续1～3周后缓解。临床表现以发热最为常见，可伴有咽痛、盗汗、恶心、呕吐、腹泻、皮疹、关节疼痛、淋巴结肿大及神经系统症状。

然而，尽管大量研究从城乡身份差异等社会特征因素观察其对教育投入的影响，但仍然是从经济收入水平进行解释，即这些研究只是用不同城乡身份差异所带来的收入水平差异来解释教育投入差异，而非从这些特征自身所蕴含的性质进行解释，例如他们认为城乡教育投入差异仍主要来自于居民收入水平的差异，而非不同地区人们对教育程度的重视水平或固有观念等。为此，研究将剥除经济特征因素，观察这些社会特征本身是否对公共教育投入的汲取或替代效应产生显著影响。

（二）理论假说

根据已有的研究文献及其实证结论，提出以下理论假说：

假说1中国公共教育的投入的增加，将显著地提高家庭教育投入规模。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由于物理学科一般都更倾向于定性分析，其关键之处就在于透彻的理解与掌握特定类型的物理定律。但也不应该忽视，在现阶段的高中物理教学中定性分析同样也占据着关键性的地位。当教师带领学生探究库仑定律的时候，要逐步的加深对特定公式的定性的理解，在这一前提下过渡到定量的探究。所以，教师可以在课堂上给学生进行提问：在本质上构建物体受力的典型也应当是电荷作用力，那么电荷作用力和你们曾经学到的哪些作用力是很相似的呢？通过对学生思维的启发，便可以逐渐的过渡到定量的分析，可以全面的塑造学生物理思维的严谨性。

假说2中国公共教育投入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在不同家庭特征间表现出异质性效应。

表2报告了以家庭教育投入为被解释变量、地市教育投入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表2中第（1）～（3）列报告了lneduexp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第（4）～（6）列报告了edurate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中各列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依次加入个体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城市固定效应。

三、实证策略与数据说明

（一）基本回归模型

为探讨公共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利用模型（1）进行分析：

大量研究表明，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同，这可能会影响公共教育投入的汲取效应。为此，根据人均家庭纯收入的中位数进行分样本回归，当家庭样本的人均纯收入高于或等于这一中位数时，认为这一家庭属于高收入水平家庭；而当家庭样本的人均纯收入低于这一中位数时，认为这一家庭属于低收入水平家庭。利用模型（1）的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 4中第（1）～（4）列所示，其中（1）、（3）列为高收入家庭样本回归，（2）、（4）列为低收入家庭样本回归。

（二）数据说明

研究的微观个体数据来自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CFPS数据库，包括家庭教育支出、家庭消费支出、人均家庭纯收入及城乡身份等微观家庭信息数据。选择2010年、2012年和2014年3年数据中的家庭问卷调查数据作为本研究的基础数据，匹配形成面板数据模型。地市公共教育支出与财政支出数据来自CEIC数据库，通过将CFPS的地市信息与CEIC数据库中的地市数据进行匹配，获得了最终实证数据。需要指出的是，由于CFPS数据库中提供了家庭问卷调查所对应的县市代码，但并未给出具体的地市信息，为了获取具体的地市数据，利用图形模糊匹配与距离匹配相结合方法匹配出56个地市信息，尽管这占所有地市数量的比例不高，但相较于以往文献中使用的20余个省级数据研究，也已提供了更大的变量差异。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见表1。

表1 各指标的统计性描述

注：a 3年地市数据匹配后总观测值大约为13700余个，研究去除了教育支出为负数的113个家庭观测值，这不会对实证结果造成任何实质性影响；b根据测算，教育支出占比有达到100%的观测值，当删减掉这些观测值后不影响最终实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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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及异质性分析

（一）基本回归结果

假说3剥除经济变量外，家庭社会性特征也影响着家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受以上四个方面的综合影响，我国以出口加工和国际贸易为主要功能的保税区面临着严峻的发展瓶颈，亟须“转型升级”，尤其是由传统的关税政策与监管制度向外商投资、税收政策、金融制度等“非关税”领域拓展。与此同时，新的发展阶段释放出的发展潜力亦呈现出诸多新的改革窗口期。在此背景下，自由贸易试验区应运而生。截至2017年，国务院共批准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每一个自贸区在遵循政策制度创新这一共同核心任务的基础上，都基于自身的发展基础与区位条件进行了差异化的战略定位(见表1)。

表2 地市教育投入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统计量在10%、5%、1%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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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地市公共教育投入对家庭教育投入的规模和支出占比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效应较为稳健，各回归系数均在5%水平上显著。具体来看，公共教育投入每增加1%，家庭教育投入总规模将提高0.43%～0.97%。同时，家庭也会对教育类投入进行倾斜，教育支出比重将增加4.01%～8.92%。基本回归结果表明，公共教育与私人教育的关系以汲取效应为主，当微观个体观察到地方政府扩大其教育投入时，将进一步增加家庭教育投入。

（二）异质性效应分析

基础实证部分揭示了公共教育投入对家庭教育投入的汲取效应，但这一汲取效应在不同群体间是否存在异质性仍然需要进一步探讨，这也是提高未来公共教育财政政策着力点的重要内容。因此，研究尝试观察这一效应对不同特征个体的异质性效应。

1.城乡异质性分析

大量研究关注城乡身份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认为城镇与乡村居民在教育投入上存在明显差异。为此，进行了相关异质性检验。首先根据家庭城乡身份，即是否等于1，进行城市和乡村的分样本，再利用模型（1）进行分样本回归，以判定城市和农村的公共教育投入的各自汲取效应。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3中第（1）～（4）列所示，其中第（1）、（3）列为城市家庭样本回归，第（2）、（4）列为乡村样本回归。

新时期，企业发展过程中需要面对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有效措施不断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以及员工工作绩效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过程中要求企业对充分挖掘心理资本的潜在激励效应重要性产生深刻认知[6]。在实际进行工作分析的过程中，应对不同职位员工的心理资本需求进行深入分析，并集中思考员工的心理资本需求；在实际展开人才选拔以及招聘工作的过程中，应对心理资本进行集中测试与考察，为突出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优势提供保障；同时还应高度重视日常培训工作，综合应用多种培训模式，为企业员工在长期工作中形成积极的心理状态提供保障。

2.外出务工异质性分析

父母外出务工可能对家庭教育投入规模产生影响，这主要来自于外出务工所形成的教育观。如李庆丰[19]认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可能形成3种不同的教育观：一种是外出务工者可能对子女接受教育持否定态度，因为“不上学不仅可以省很多钱，还能挣钱”，而“上大学不仅上不起，且上完了找不到工作”；一种是教育态度与子女自身素质有关；最后一种是尽量让子女接收到更好的教育水平，因而可能加大教育投入。为此，根据家庭成员是否外出务工情况，即，进行外出务工和非外出务工的分样本回归，以判定外出务工对公共教育投入汲取效应的异质性影响。回归结果如表3 中第（5）～（8）列所示，其中第（5）、（7）列为存在外出务工人员家庭样本回归，第（6）、（8）列为不存在外出务工人员家庭样本回归。

可以看出，在非外出务工的分样本中，家庭教育投入规模及比重的回归系数均在5%以上显著，且系数值均远大于外出务工的分样本回归估计系数，而外出务工的分样本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这表明公共教育投入对非外出务工家庭的教育投入影响更大，这类家庭在应对公共教育投入增加时，更加愿意提高家庭教育投入规模，且在家庭消费结构中更加愿意向教育类支出倾斜，这也说明了当家庭存在外出务工人员时，可能会降低对教育的重视，忽视对教育的进一步投入。

表3 城乡及外出务工的异质性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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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收入水平异质性

式中：被解释变量yijt为地市j的家庭i在t年的教育支出类变量，为获取稳健的实证结果，研究选择家庭教育支出eduexpijt或教育占家庭总消费支出的比重edurateijt这两类变量进行具体观察，由于家庭教育支出为规模变量，为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影响，以使变量更加符合正态分布特征，加1后（某一些家庭当年的教育支出为0，故加1），取对数处理，即lneduexpijt；关键核心变量xjt为地市i在t年的公共教育投入cityedujt，公共教育投入变量同样加1取对数处理为lncityedujt；同时，选择了其他家庭消费总支出作为控制变量，这可以控制住家庭的基本消费水平，同时，加入了家庭子女数量nclild作为控制变量，以控制住子女数量对教育支出规模的影响；δi为家庭固定效应，以控制住不随时间变化的家庭不可观测因素；tt为时间固定效应，以控制住不随家庭个体变化的时间不可观测因素；θj为城市固定效应，以控制住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市不可观测因素；εijt为残差项。研究中删除了家庭教育支出为0的观测值，这是由于这些家庭没有正在接受教育的子女，公共教育投入与这些家庭无关。

可以看出，高收入水平家庭样本表现出更显著的汲取效应，而这一效应在低收入水平家庭并不明显。不同收入水平的异质性效应反映出高收入家庭对教育程度更加重视，这也符合家庭教育支出预算约束理论的观点。

表4 收入的异质性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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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进一步的探讨：异质性效应来自经济差异吗？

根据以上实证研究，家庭收入水平、城乡身份以及是否外出务工都对地区教育投入的汲取效应产生明显作用。城乡身份以及是否外出务工都不同程度地与家庭收入经济水平密切相关，例如，城市家庭的收入水平一般比农村家庭更高。为了探析公共教育投入汲取效应的异质性效果是否主要来自于家庭经济条件，在分样本模型回归中分别加入其他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如：在城乡身份的异质性分析中加入人均纯收入和是否外出务工控制变量，在是否外出务工异质性分析中加入人均纯收入和城乡身份控制变量，在经济条件异质性分析中加入城乡身份和是否外出务工控制变量。实证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此处仅报告被解释变量为家庭教育支出比重的实证结果。

可以看出，城市样本实证回归中的估计系数均表现出更强的显著性和更大的系数，这表明相对于农村家庭而言，公共教育投入对城市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更大，城市家庭在应对公共教育投入增加时，更加愿意提高家庭教育投入规模以及在家庭消费中，更加向教育类倾斜。这间接表明了城市家庭对教育的更加重视。谷宏伟和杨秋平[18]的研究中得到的城市家庭教育支出显著高于农村家庭的实证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

表5 异质性效应的真实路径检验

注：第（1）～（6）列的分样本回归结果分别代表城市样本、非城市样本，外出务工样本、非外出务工样本，收入高的样本、收入低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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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教育投入影响个人教育投入的异质性表现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Power Grid Inspection Based on Airborne LiDAR System SUN Tong,XUE Fei(133)

（三）内生性检验

考虑到公共教育投入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可能表现为一种正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为了进一步验证上文结论的稳健性，研究利用工具变量（IV）进行了2SLS回归以减少内生性对实证结论的干扰。首先，过往年份的公共教育投入对当年公共教育投入有一定影响，但与当年家庭教育投入的关联不大。因此，利用2007－2009年地区公共教育投入分别作为公共教育投入的工具变量，其2SLS回归结果如表6中第（1）、（2）列所示，回归结果与表2基本一致。其次，考虑到人口规模与地区公共教育投入有关，但与家庭教育投入没有明显关系，使用2007－2009年的人口规模作为IV进行2SLS回归，实证结果如表6中第（3）、（4）列所示。可以发现，实证结果仍然与研究中主要实证结论一致。最后，研究进一步使用这两个工具变量共同作为公共教育投入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实证结果如表 6中第（5）、（6）两列所示，与表 2没有明显差异。上述实证检验表明研究结论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表6 基于IV估计的内生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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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路径分析

已有的实证结果表明，公共教育投入对家庭教育投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实现路径有待进一步挖掘。迟巍等[20]将家庭教育支出划分为校内支出、校外支出住校、生活费支出。丁小浩和翁秋怡[21]将家庭教育支出划分为3部分：一是学杂费、书本费、伙食费、交通费、住宿费等；二是为了接受更高质量的教育而花费的择校费；三是为了接受更高质量的教育而投入的兴趣班、家教等课外补习费用。研究利用CFPS中少儿问卷中的教育费支出变量数据与家庭关系问卷进行匹配，将家庭教育支出划分为必要性支出和非必要性支出（学杂费、书本费、教育软件费、在校伙食费和住宿费属于必要性支出，课外辅导费和择校赞助费属于非必要性支出）进行实证回归，考查公共教育投入与各类家庭教育支出之间的实证关系及其实现路径。公共教育投入对这7类教育支出规模的实证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语文是母语学科。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语文素养是学生学好其他课程的基础，也是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基础。”一本不到200页的语文教材何以承担如此之大的重担呢？语文教师应与时俱进,改变简单“教教材”的局面,而是“用教材教”。

表7 必要性支出与非必要性支出的机制分析

注：各项回归均加入了控制变量和各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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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7回归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公共教育投入的增加会降低家庭学杂费和住宿费用，即公共教育投入对必要性教育投入表现出一定的替代效应；第二，公共教育投入的增加会提高家庭课外辅导费，这表明公共教育投入的汲取效应主要体现在课外辅导费这类非必要性支出部分；第三，在分样本回归结果中发现，公共教育投入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城市和高收入水平样本。这一路径分析结果不仅与表3和表4的分样本结果基本一致，更反映了当前公共教育投入在城乡间的差距。研究发现，替代效应主要发生在城市和高收入水平地区的家庭，而对农村和低收入水平地区没有明显影响，这说明公共教育投入对农村和低收入水平地区的投入仍然不足，导致其替代效应没有显现。

五、结论及启示

根据研究的实证结果，主要得出以下结论与启示：

在式(2)中,令γ=2Dx-η, α=PΘ(2Dx*-η*),以及γ=2Dx*-η*, α=PΘ(2Dx-η),得

（一）我国公共教育投入对个人教育投入具有显著的汲取效应

实证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公共教育投入对个人教育投入具有明显的汲取效应，公共教育投入的增加会显著提高家庭教育投入规模以及家庭中教育支出占家庭支出的比重，当家庭发现公共教育投入增加时，将加大对教育消费的倾斜。这与Aschauer等的研究结果相悖，可能的解释路径是：教育支出具有消费和投资双重属性[22]，公共教育投入对个人教育投入的影响也主要有收入和教育投资意愿这两种影响机制。一方面，政府通过加大公共教育投入提高居民就业水平与收入，最终促进了居民包括教育消费在内的各类消费。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教育投入决策可能影响居民的教育投资意愿或居民对教育收益率的判断，进而影响居民的教育投入分配决定，决定是否追加教育投入。我国是典型的强政府教育发展模式国家，居民倾向通过政府是否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判断教育收益，对教育最终实现程度的期望与国家对教育重视程度密切相关。一旦政府表现出对教育的重视并持续增加教育投入，居民倾向于认为教育具有较高的投资收益率并随之追加教育投入。另外，我国文化历来重视教育在家庭迭代与社会上升流动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政府重视教育的情况下，个体倾向于进一步追加教育投入以获得更多的上升流动机会。

3.5 SpO2的高低与意识状态改变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检测并提高SpO2对于降低非计划性拔管有着积极的意义，保持SpO2≥95%是降低患者出现意识状态改变的可靠手段之一。表1显示，在意识模糊评估提示出现意识状态改变时，同时也出现了SpO2≤95%的情况。证实了任艳萍等［10］提出的加强SpO2监测是早期发现缺氧及谵妄的简单有效的手段。

（二）汲取效应受到城乡身份、外出务工和家庭经济条件等异质性特征的影响

分样本回归结果说明，公共教育投入对个人教育投入的汲取效应主要表现在城镇家庭、非外出务工家庭以及收入水平较高家庭的教育投入上。首先，从城乡身份的异质性分析来看，公共教育投入对城市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大于农村家庭。对于农村居民教育投入相对较少的解释，一般认为是农村的教育投资收益率低于城市教育投资收益率，从而导致农村居民对教育的投资意愿相对较低。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不是农民的教育收益率太低导致不投资教育，而是农民有限的收入使得他们只能在较高的教育收益率下停止投资[23]。研究在控制住家庭收入水平后发现，城乡身份仍然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教育的低投入不仅受制于低收入水平，较重的教育负担、过低的教育回报率以及地市教育投入的重城镇轻农村特征等诸多因素共同影响着农村居民对教育投入的能力、意愿与积极性，并最终影响了农村居民的教育投入决策。

其次，是否外出务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家庭是否有外出务工情况也是公共教育投入对个人教育投入的影响是否显著的重要因素。非务工家庭在应对公共教育投入增加时，更加愿意提高家庭教育投入规模，且在家庭消费结构中更加愿意向教育类支出倾斜。研究认为，外出务工的收入不确定性以及子女就地入学的诸多障碍降低了外出务工人员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以及对教育的进一步投入，张锦华[22]的研究结论验证了这一判断。关注外出务工人员的子女教育问题，做好流动人员子女就地入学帮扶工作，对提高农民外出务工人员的教育收益稳定性和改善教育社会公平显然有重要作用。

最后，收入水平也是影响个人教育投入的重要因素。在收入水平的分样本回归中，高收入家庭在公共教育投入增加后，更愿意追加个人教育投入规模与比例。也就是说，高收入家庭更容易受到政府重视教育的影响，进一步追加教育投入。这不仅反映了高收入家庭的教育负担可能相对较轻，更反映了高收入家庭在消费观念中对教育的重视。

（三）汲取效应的主要实现路径是个人教育投入中的非必要性教育支出部分

公共教育投入对个人教育投入的汲取效应主要体现在课外辅导费这一类非必要性教育支出上，且这一效应主要存在于城市和高收入水平地区，而对学杂费、住宿费等家庭必要性教育支出则表现出一定的替代效应。这表明：一方面，公共教育投入对个体必要性教育支出存在的替代效应，反映出以面向农村贫困地区的“两免一补”政策等为代表的现有教育财政政策确实显著改善了我国弱势群体的教育投入状况，当获得政府公共教育投入的保障时，弱势群体家庭在必要性教育支出方面的支出负担确实能够得到减轻；另一方面，我国公共教育投入对个人整体教育投入的汲取效应，主要通过有教育投入能力的个体增加非必要性教育支出得以实现。这一结论与第二部分的主要结论相互印证，反映出我国公共教育投入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二元结构”。可以认为，我国通过公共教育财政投入改善教育投入状况和促进教育发展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优化公共教育财政投入结构，提高公共教育财政投入收益率，最终服务于优化教育公平和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目标仍有进步空间。

该次安全防范工作将全面提高该公司控制系统网络的整体安全性，解决网络、主机、应用等方面的信息安全隐患，从物理层面上解决与互联网连通的安全问题，有效、及时地避免利用控制系统软硬件漏洞的恶意入侵和突发病毒、木马的感染，确保生产工艺能够安全、稳定、高效地运行。

综上所述，在加大公共财政教育投入促进教育发展的同时，需要兼顾教育社会公平，注重发挥公共教育投入对个人教育投入的影响作用，弱化不同群体间人力资本积累差距不断扩大的现状，注重公共教育投入向乡村居民、外出务工人员、西部以及低收入群体倾斜。同时，加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以及低收入群体的教育投入收益率，促进其个人教育投入稳定性，对平稳促进教育发展有重要意义。此外，进一步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歧视，为农村和低收入群体提供教育后就业帮助，以提高农村居民与低收入群体的教育收益最终实现程度和教育收益率，对缩小教育投入两极分化和缓解教育贫困有着重要作用。以人力资本积累和促进社会公平为公共教育投入的重要目标，以“有针对性”和“继续扩大”为关键词，未来我国公共教育投入应该有针对性地保持继续扩大的趋势。

注释

2.在总体布局上协同推进文化发展。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入世”使中国的国内市场变成全方位开放的国际市场，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机遇，同时也面临如何适应国际化发展的严峻挑战。广州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建设和发展面临的国际挑战更是首当其冲。为了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广州把城市发展定位为国际主要大都会并从融入世界城市体系的战略考虑来制定城市发展规划，文化建设也开始按照国际化发展的要求来布局。

①详见《义务教育法》第42条，《教育法》第55条，《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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