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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调查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以少数民族手工造纸为例

更新时间:2009-03-28

民族考古学是用民族调查材料来解决考古学的问题,它提出一种新的方法,怎么用活着的材料来解释考古学,这方面在国内已经有很好的开端。比如近故汪宁生先生和健在的宋兆麟先生,被学术界称为“南汪北宋”,对民族考古学在中国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民间工艺方面,汪宁生先生在傣族制陶,少数民族取火等方面的研究,宋兆麟先生在少数民族纺织和农具的研究都是典范性的成果,解决了考古学中很多具体问题。汪、宋两位先生被誉为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奠基人。

二十多年来,我们有意识地以民族学材料来研究历史学和考古学的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做了较多传统工艺的调查工作,有了一些经验,下面从少数民族手工造纸的角度看民族学的材料是怎么切入考古学研究的。

造纸起源的争议及民族调查的切入

关于中国造纸的起源已争议了很长时期,远在一千多年前就有争议,20世纪以后争议开始多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争议越来越大,一直分为两派。一派认为西汉时期已经有造纸术,一派认为到东汉时期才有造纸术。

考古发掘出土的西汉古纸,在工艺方面争议也很大,有人认为是纸,有人认为不是纸。还有一个争议问题就是蔡伦是不是造纸术的发明人,因为蔡伦是东汉人,若蔡伦是造纸术的发明人,那第一张纸就应该出现在东汉,但是如果第一张纸出现在西汉,蔡伦可能就不是造纸术的发明人了,等等,这些问题在社会上公众关注度很高,但一直没有获得彻底解决,是20世纪中国最大的学术悬案之一,也是争论时间最长、涉及最广的学术悬案之一。

102 浅谈如何实现ABB DCS与和利时DCS通信 …………………………………… 黄 景,胡勇刚,彭光华

我过去有十年的时间是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从1996年到2000年,对白族、傣族、彝族、哈尼族、瑶族、纳西族,主要是云南几个少数民族进行了实地调查,实地调查以后就写了一些文章。1999年有一篇发表在《民族研究》,文章初步提出,少数民族的造纸,包括整个中国传统造纸共有两种体系,一是浇纸法,一是抄纸法,它们有不同的造纸源流和方法。

脑卒中是一种临床常见病,具有较高发病率、致残率、致死率,近年来,随着我国人们生活方式、环境的不断变化,该病的发生率有了明显增加迹象,加重了社会以及家庭负担,现已引起临床的高度重视[1]。目前临床普遍认为,动脉粥样硬化是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原因,其中不稳定斑块脱落、破裂是引发脑卒中的重要因素,及早的对患者病情做出诊断,对于降低脑卒中发生率具有价值[2]。鉴于上述研究背景,本文选定2018年8月1日—2018年8月31日本院收治的212例颈动脉超声检查对象研究,旨在于为脑卒中筛查患者提供一种有效、准确、安全的诊断方法,做出如下报道。

后来我们不只调查了云南少数民族的手工造纸,又把其他省的藏族、维吾尔族、壮族、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手工造纸也调查了一遍,主要考察造纸的原料和工艺流程。东南亚和日本的手工造纸,也进行了一些实地调查,了解到比较全面的情况。所以现在我们不仅可以放眼整个中国,甚至整个亚洲来讨论这个重大学术问题。

传统造纸确实有两个不同的技术体系,这两个技术体系没有发现过渡的情况,一个是浇纸造纸,一个是抄纸造纸。它的分布是这样的,中国境内汉族和大多数少数民族采用的是抄纸法造纸,比如北方现在完全是抄纸法造纸。再往西走,一直到欧洲都是抄纸法造纸。但是,中国境内还有几个少数民族用的是浇纸法造纸,就是云南的傣族和纳西族,新疆的维吾尔族,四川和西藏的藏族,还有贵州的侗族,他们采用的是浇纸法造纸。

下面介绍这两种造纸方法有什么特点?原来的分布怎么样?之后再分析在技术上有什么关键的地方,把它们总结出来,然后怎样应用到考古学上的研究。

民族调查中发现不同体系的造纸工艺

先看造纸原料,不同民族有不同的选择。新疆和田市墨玉县维吾尔族用桑树皮造纸。西藏尼木和四川德格的藏族主要用狼毒草造纸,云南勐海和芒团的傣族用构皮造纸,在云南禄丰有一个地方叫九渡的小彝族村,采用的是竹子造纸。

丽江大具乡纳西族用的是雁皮造纸。1998年我去中甸三坝乡调查时,发现当地纳西族造纸用的原料是灌木,但被叫作“构皮”,而构树应是一种乔木,当场采了一枝,拿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分析后确认是瑞香科荛花,以后大家都采用瑞香科荛花这个称呼了。过去为什么叫“构皮”,因为有一些汉族旅游者去那里,一看见造纸就想当然地告诉当地人用的是构树皮造纸,名称是被汉化的,而少数民族并不知道称为“构树”的是什么植物。这种情况在民族调查遇到比较多,他们借用汉语读音的时候往往意思不完全对。

造纸原料的处理有一些不同的方法。比如抄纸法中有生料法、熟料法。所谓生料法,就是它没有经过蒸煮发酵的过程,原料浸泡后直接舂捣,禄丰彝族和麻栗坡瑶族造纸采用的就是生料法。但白族、壮族、苗族、哈尼族采用的是熟料法,有蒸煮的过程,蒸煮前往往会加上石灰、经过发酵等。浇纸法则全部都是熟料法,但它规模比较小,用铁锅蒸煮。所以,抄纸可以有好几种方法,但是浇纸法只有一种熟料法。另外,蒸煮时要加一些草木灰,加速料的碱化过程,让产品更白一点。维吾尔族在蒸煮时加入胡杨灰,跟草木灰其实是一回事,也是加速料的碱化。蒸煮的前后还要洗料,一般是院子里面洗,四川藏族、云南傣族和纳西族造纸都要经过洗涤,洗了以后再蒸煮,蒸煮以后又要再洗一次。

“其他的苦情都是编出来的?”“也不全是,我真失恋了,那天老妈给我介绍的对象看不上我,说我太性感。”“这也算失恋?”

搅拌也是很重要的手续,就是在抄纸的前面进行搅拌,墨玉的维吾尔族在水池里面搅拌,四川的德格藏族在水桶中搅拌,西藏的尼木藏族也跟墨玉的维吾尔族一样,甚至搅拌的棍子竟然也一模一样。

抄纸法造纸的时候,在水槽的纸料中要加入纸药,有沙松树根、仙人掌等原料。但是浇纸法没有这道手续,个别地方受抄纸法的影响,那就是贵州的侗族,旁边的各民族都是用抄纸法,受其影响稍微有了变化。白族的纸药传统采用的是沙松树根,现在再去调查已经没有了,改为现代原料。而禄丰的彝族是用仙人掌作为纸药,纸药的作用是悬浮及分纸时较为方便。

抄纸法用的是活动式纸帘造纸,这是很重要的技术关键。白族、壮族、苗族、哈尼族、彝族、瑶族等都采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的特点是将纸料放在水里面进行抄纸。抄纸时用一个纸帘把纸浆抄起来,放置在平台上,然后把这些纸一张一张地叠起来。1998年2月去调查时,白族的抄纸技术还处于比较早期的状态,纸工完全是用手工抬纸帘在操作,现在再去调查,已经变成像贵州那样用吊帘抄纸了,这是近年纸工互相学习采用的技术。据有关学者考证,吊帘抄纸其实是从日本传来的,大约1949年以后才进入中国。民族调查时,越早期越能看到一些原始的情况,晚些再去调查都变异了,但有些专家不知道,去调查时还把那些细节记下来,其实已经是很晚并与传统无关的东西,这种情况常见到。例如,贵州的丹寨原来就是抄纸法,但是现在去看,浇纸法也有了,其实是现代的外人教他们的。后来又有专家去调查,信以为真,那就错了,这个变异很厉害,调查时要特别小心。

抄纸法造纸一般是用脚碓打浆,这是汉族地区常见的方法。云南鹤庆白族,麻栗坡的瑶族和贵州丹寨苗族等都用脚碓打浆。抄纸法造纸有的是用水碾打浆,比如贵州香纸沟。云南的禄丰彝族用牛力碾料打浆,这是节省人力的办法,也是抄纸的方法之一。但是浇纸法就不同,新疆墨玉的维吾尔族,云南香格里拉的纳西族,四川德格藏族,云南耿马傣族,都是木槌手工打浆,上面打浆,下面用一个石块垫着,规模都比较小,手法相同。西藏尼木县藏族直接手握石头打浆,其实原理跟木槌手工打浆相似。

至于浇纸法,操作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不是用一个纸帘,而是用很多纸帘,一般是用布做成的。抄纸法只用一个纸帘就能抄出很多纸,甚至一天最多能抄一千二百张。但是浇纸法造纸一天顶多只能造出几十张纸,为什么?因为它一个纸帘只对应一张纸。料不是放在水里面,而是浇在纸帘上面,水池里面并没有纸浆,这是很重要的技术关键,尽管是细节,但往往影响甚大。贵州黎平侗族,它也是这么浇,但稍微有一些变异。

纳西族造纸就有点奇特了,它融合了浇纸法和抄纸法,可看到纸料都是放在竹筐里面,没有放在水里面,那显然是浇纸法的特征。但问题是它只有一个纸帘,料放进去后又把它反扣出来,粘贴在木板上面,这其实融合了两种方法,为什么融在一起?它北边有藏族,南边有白族,不同的方法一经融合就产生了新方法,显示出它的独特性。当时我去看,没有意识到是这两种方法的融合。回来再分析其他地区的几种造纸方法后才发现这一点,如果只调查纳西族造纸,你就得不到这个结论,没有比较就无法深入研究。以后随着调查工作的深入,就会越来越清楚它们相互之间的技术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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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纸法中,抄出湿纸后还要压纸,把湿纸挤出水分,浇纸法是没有的,这又是技术的关键。白族、瑶族等少数民族造纸时,都要压纸,这个过程也很重要,因为一压纸就比较平整、光滑,到这一工序以后,我们对于古纸的判断又多了一个很重要的依据。抄纸法造纸晾晒方式有在墙上晾,有在火墙上晾,有在室内阴干,它有多种方法,晾了以后可看出它在纸上的特征。

浇纸法是一帘一纸的晾纸方式,可看到德格的藏族,尼木的藏族,云南的勐海傣族,或墨玉的维吾尔族,都是一帘一纸的方法。

抄纸法揭纸方式,对纸进行修饰,从纸边慢慢揭下来。而浇纸法是把纸从纸帘上揭下来,这与抄纸法根本不同,所以每一个步骤我们都可以看到它的技术不一样,维吾尔族、藏族、傣族、侗族都采用这种揭纸法。

浇纸法还有另外一种揭纸方式,只有纳西族有,就是从木板上把纸揭下来,但也是一个木板只对应一张纸,本质上是浇纸法。

我们再看一下造纸的作坊。例如贵州丹寨的抄纸法造纸的作坊,只有一个纸槽,一个工作台,工作台上只有一个纸帘,纸工不断地把湿纸放在平台上,但是现在去看,已采用一些新方法或新的变异。抄纸法造纸往往有民间信仰,他们祭祀蔡伦,并且所有从事抄纸法的少数民族都知道蔡伦是祖师,这是很重要的特征。

浇纸法造纸不一样,它有很多纸帘,但是每一个纸帘只对应一张纸,原始的工作台都是用地坑。另外,浇纸法造纸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纸工统统都不知道蔡伦是何许人也,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

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各地的抄纸法造纸都有72道工序的说法,汉族这么讲,每一个少数民族也这么讲。而浇纸法造纸的纸工却统统没有这个提法,这又反映了一些重要的文化因素。

手工纸在民族文化生活中有很多应用,傣纸用于写经书、制伞、做孔明灯等。德格藏纸多在佛经书籍中应用,纳西族手工纸用于东巴经的书写和作为东巴教里面的用具,维吾尔族手工纸用于维吾尔族的文书,或以前新疆的钱币。白族手工纸用于相关文化和民俗,例如制作甲马纸。贵州苗族手工纸应用已有一些新开辟的领域,不完全是传统的了。

②曹旭《诗品集注》校异“尤为繁密”条下:“‘尤’,退翁、《对雨楼》《择是居》诸本作‘犹’。张锡瑜《诗平》:尤,疑当作‘先’。”见该书第18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按,即便作“犹”,亦无“先”、“始”之训;张锡瑜疑当作“先”,疑而无据,或即受张戒误导欤?

经过手工纸调查,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第二步要做很多科学分析,例如在显微镜下进行一系列的纤维分析,我们已经有一个很好的纸张实验室,可以做很多的细致的科学分析。

通过比较研究,初步认为中国传统造纸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造纸方法,大多数少数民族,白族、彝族、瑶族、苗族、哈尼族、壮族和汉族相同,都采用抄纸法造纸。而在中国境内,傣族、维吾尔族、藏族、纳西族、侗族这几个少数民族采用的是浇纸法造纸,确实是很不相同的造纸方法。

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晋代古纸,有一张写有粟特文,是用浇纸法造的纸,同墓出土古纸有浇纸也有抄纸工艺,越到后来抄纸工艺越来越多。特别是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唐代古纸,基本上是抄纸法造纸,但一些有少数民族文字,比如阿拉伯文、吐火罗文、吐蕃文等等少数民族文字和外国文字的纸张主要是浇纸法产品,说明这些少数民族文字的纸张很可能就是新疆本地生产的,由于其他文字的纸也发现少量抄纸法的产品,所以这个观点不是绝对的,因为纸张是很容易交流的。

抄纸法造纸的特点是用活动式纸帘抄纸,堆集发酵,机械打浆,料放在槽中,加纸药,压榨,造出的纸为薄纸,有帘纹。浇纸法造纸的特点是用固定式纸帘浇纸,手持木槌打浆,料放在帘中,不加纸药,不压纸,在阳光下自然晒干,造出的纸为厚纸,无帘纹。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遗传优化算法的多列车运行节能研究方法,并以我国某地铁线路4个区间组成的短线进行多列车列车节能仿真分析,优化得到停站时间和发车间隔时间。结论可为多列车节能运行提供有效指导。

所以,可把手工纸分成不同的技术体系,从世界范围看,传统造纸目前只有这两种不同的技术体系,尚没有发现第三种。

两种造纸技术体系的源和流

如果把这两种方法仔细比较,看一看其技术关键,可知它们造出来的纸的特点是不一样的。

抄纸法造纸分布是最广的,也最为人们所熟知。它在中国内地普遍存在,现在中国各省的民间手工造纸基本上都是抄纸法造纸,这种造纸所用的原料很广泛,竹、麻、树皮、稻草、龙须草等等,工具是活动式纸帘。所用的纸张有文化上的纸张,也有民俗上的纸张,以前写字用文化纸张,现在民俗上用得很多。这种造纸方法世界上分布也很广,朝鲜、日本、东南亚、越南、中亚国家、欧洲,一直到非洲都有,源头都在中国。

我们再放眼看一下更广泛的造纸情况,通过实地调查及查阅资料等,可发现浇纸法有不同的地理分布,如国外的东南亚、巴基斯坦、不丹等地区都有浇纸法造纸,主要分布于东南亚和南亚广大地区,造纸的工具采用固定式的布帘(除纳西族采用木框式的竹帘),原料多用树皮,但藏族用狼毒草,纳西族用瑞香科荛花。在中国新疆,以南北为界,南疆采用浇纸法,而北疆采用抄纸法,但现在整个北方地区找不到任何浇纸法造纸的痕迹了。

浇纸法是把纸料浇下来,浇出的纸往往是厚纸;它没有用竹帘去抄,所以纸上一般是没有帘纹的,这是一个重要特征;由于没有经过压榨,纸的表面较粗糙,这又是一个特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纸浆是从上面这么浇下去的,在显微镜下观察,它的纤维往往比较零乱,没有方向性。

东汉以后,中国发明了很完善的另外一种造纸方法,就是抄纸法造纸,它的特征是有帘纹,比较薄,表面光滑,便于书写,因为它们出现的时间与蔡伦在世的时间很吻合,其发明人应该是蔡伦,东汉时称为“蔡侯纸”。这是历史上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一种纸,曾通过中东地区一直传到全世界。从这个角度来讲,蔡伦确实是造纸术的发明者,但他是抄纸法的发明者,而不是浇纸法的发明者,但世界上第一张纸确实不是蔡伦发明的,这就给了蔡伦一个恰当的地位。由于历史上蔡伦造纸的观点深入人心,以及现代造纸法主要是从抄纸法中演变而来,一些造纸工作者对西汉有纸的观点仍不认同,但相信事实将战胜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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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方法造的纸,区分出不同特征之后,平面上的调查任务就结束了。下面开始新任务,用所获得的民族学成果去解决历史学上的问题,特别是那些用一般的方法解释不清楚的考古学问题,虽然我们得到的是一些很细节的技术知识,但这些知识十分重要,把它总结出来,可再去解决更为重大的学术问题。

灞桥纸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的西安灞桥,轰动一时,曾写入全国的中小学课本,在汉代古纸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灞桥纸的年代和工艺一直有争论,现代的造纸专家不承认它是纸,他们说没有看到帘纹,没有切断的痕迹,说这么粗糙怎么写字等。但仔细看,纸的上面都有浇纸法的各种特征,其造纸法今天还在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着。你用现代纸的定义去看它,可能不符合纸的条件,应采用文化的角度,和造纸历史演变的角度看,马上就可以作出判断,灞桥纸就是浇纸法造出的纸,具有这种造纸法无帘纹、厚纸、表面粗糙等全部特征,不通过民间调查怎么能得出这个结论?

陕西扶风出土的中颜纸也是西汉时代的,这纸因是在窖藏中发现,年代很少有争论,纸张也较厚而粗糙,没有帘纹,可以判断是浇纸法造出的纸,取样分析,发现它经过一定的打浆,纤维应该是苎麻,通过显微分析,发现了让人惊讶的现象,光照在上面后,一面有很多填料,另一面纤维则很清晰,没有填料。这个新发现说明什么问题?这是一种初级加工纸!过去人们认为魏晋时才有加工纸,现在一下子可把加工纸推前到西汉时代。有些研究,不仅要做调查研究,还要借助一些现代科技的分析手段,否则无法达到深入的认识。

甘肃省出土的金关纸也是西汉古纸,纸张表面的特征是厚纸,纤维分布不均,可把它定为浇纸法产品。但更重要的是甘肃出土的悬泉纸和其他的纸不一样。悬泉纸有准确的地层分布,是从下到上一层层分布的,而且古纸出土很多,大大小小达460多片,其中小的我们也把它算进来了,但最重要的是悬泉遗址同时出土了一万多件简牍,简牍上面有很多文字,甚至有年号在上面。中国造纸学会的专家认为,西汉以前纸的年代是有疑问的。但是,根据悬泉置遗址出土简牍统计,各层的年代从西汉初到东汉并没有乱,可以肯定其中应有西汉时期的古纸。

本项研究所用的材料和器械:阿提卡因肾上腺素注射液,盐酸利多卡因注射液,必兰注射器,PD(Pro-Pul-Pan瑞士)日本森田根管测量仪,ProTaper(登士柏公司 美国)不锈钢K型锉,NITI器械,0.9%氯化钠注射液,3%过氧化氢液,热牙胶。具体方法:常规开髓(牙髓炎患者局麻下进行),揭髓室顶,拔髓,通畅根管后,利用根管测量仪测的根管长度后,使用NITI器械进行根管预备,交替反复根管冲洗,干燥后行热牙胶充填根管,即可拍摄X线片观察根充效果,光敏树脂冠方封闭,制备牙体,粘接临时冠。整个治疗过程由一名医师进行操作,严格执行无菌操作规范。并于术后接受随访复查。

我们取了一部分悬泉纸样分析。发现它的原料主要是苎麻,纸面上有填料,当时我们以为是淀粉或滑石粉,进行过初级加工。一开始还不敢完全肯定,后来用一个样品做了偏光显微镜,发现确实是淀粉,再做了对比实验以后,认为是小麦淀粉颗粒,成为汉代有加工纸的又一个证据,而且找到加工的是什么东西,这样就把证据找出来了,所以民族调查之后还应做一些实验分析才行。

另外还得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西汉纸基本上是没有字的,但是悬泉纸四百多件里面,有字的大约有十件,有一张纸在最上面的扰乱层,文字有三十个左右,初步认为是晋代纸。其他古纸上一般来讲就只写几个字而已,绝大多数古纸都没有写字,而同地出土的上万片简牍写满了字,其他地区出土的西汉纸也没有写字。这可得到一个结论,最早发明纸的目的,其实不是用于书写,而是用于其他目的,例如用于包装等。西汉的这些纸都是很皱的,基本上没有字。这个也好理解,因为它的发明主要用作包装,一开始只是附注上几个字而已,后来发现写字在纸上是一个很好的功能,就把纸的功能主要用成写字了。

另外还有放马滩纸,它的情况还收入中学课本里面,中国造纸学会编写的《中国造纸工程技术史》中怀疑它是纺织品。因为放马滩纸很早,年代定在西汉初的文景时代,那个古墓群还有一些秦墓,年代应相差不大。

放马滩纸虽然没有取到样,但当时带了一个实体显微镜去现场观察,把图像放大后,发现它确实是纸,不是纺织品。因为它的纤维是零乱和交织的,没有帘纹,应是浇纸法生产的。而且还可以看出纸的一面被涂料涂得满满的,纤维都看不出来,表明它也经过了加工,这是最早的加工纸。说明这张纸是用作画图的,但是造出纸后很不平整,不平整就要进行一些加工处理,所以要加上填料处理,纸就比较平整了,可以画画。这是目前看到的最早一张加工纸,也是存世的最早一张纸,而且在发明纸张的时候加工纸几乎就有了,而不是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另外把它放大后,看到表面绘地图的墨迹很浅,可能使用了天然原料。

甘肃省马圈湾发现几张汉代古纸,在甘肃省考古所收藏的这张也是浇纸生产的,纤维非常零乱,没有帘纹。另外马圈湾纸也有发现帘纹的情况,初步判断马圈湾纸的时代同样有西汉和东汉之别,因为它的环境是分层的,所以出现不同年代的纸。

兰州发现的伏龙坪纸是东汉纸,中国造纸学会认为它是中国的第一张纸,以前的都不能算作纸。我们在显微镜下观察,可见这张纸的纤维非常零乱,较厚且粗糙,浇纸法生产的纸张的全部特征它都具有。但如果这是纸的话,前面西汉的为什么都不是纸呢?它们完全是一样的工艺啊!

三是加强抗旱服务队能力建设。建立省、市、县级抗旱服务组织130多个,乡镇村级类防汛抗旱服务组织500多个,充分发挥了服务队在抗灾减灾中的作用。

抄纸法造纸出现在东汉时期,悬泉纸中发现有几张纸有帘纹,都出土于上层,有一张纸的帘纹特别细,最上层是受了后世的扰乱,属比较晚期的纸,并不是汉代纸,因为汉代纸没有那么细的帘纹。另有一张纸出土于第二层,第二层与第一层有混淆的情况,隔层没有混淆,相邻层之间才有混淆。所以它也可能是比较晚期的纸。它的帘纹粗,每厘米3~4道。

所以,20世纪50年代后陕西、甘肃出土的几次被称为西汉时期的古纸,尽管年代上有些还有争议,但是有些却不应有争议,比如悬泉纸。这些纸上都有这些特征:厚纸类型,表面粗糙,没有帘纹,纤维分布不均。这几个特征反映出它们都是浇纸法造出的产品,说明中国造纸方法最早产生于浇纸法造纸,直到现在,这种最古老的造纸方法还在民间保存着,并没有失传,这就是中国境内傣族、藏族、维吾尔族等造纸的方法。

抄纸法因为有方向性的操作,在显微镜下观察,它的纤维往往较有方向性,手撕纸时更加明显。用竹帘或草帘操作,纸面上会留有帘纹。另外,把纸抄上来是能够掌握纸的厚度,一般抄得比较薄,经过压榨之后比较光滑,不那么粗糙。这样,不同方法造的纸的特征就出来了,所以拿来一张纸,马上就可以区分出它是用浇纸法还是抄纸法生产的。

所以,对中国传统造纸而言,抄纸法为蔡伦系的造纸法,浇纸法为非蔡伦系的造纸法,各有各的方法和工艺,这是以上民族调查和科学分析后得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不同造纸技术体系的外传问题

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古纸,是新疆出土古纸年代最早的,它表面染色。因为出土于东汉末年的墓,年代是确定的。鉴定它为麻纸,而且很粗糙,没有帘纹,厚薄不均,应该是浇纸法所生产。所以,东汉时期浇纸法生产的纸张已经传到的新疆西南部,但是更远就没有传出去了,新疆以西迄今没有发现浇纸法造纸。

先看看浇纸法向西传播的情况。东汉以后浇纸法的产品就向西传播了,新疆地区出土一些东汉到晋代的古纸,早期的主要是浇纸法所造。

这两种体系的造纸法是怎么外传的?很多造纸著作都有一张中国造纸技术外传的路线图,但它反映的是抄纸法外传路线,没有考虑到浇纸法,根据以上研究成果,造纸的外传肯定是要重新作图了。

(4)区块的广播。如果有节点通过算力找到了符合条件的随机数,将会向全网广播,该节点将是下个区块的创建者,并会获得奖励;

The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oil moisture in Tibet Plateau and its influences on the precipitation

它们的工序关键的地方也很不相同,一个是抄纸,一个是浇纸;一个是加纸药,一个不加纸药;一个是压榨,一个不压榨;还有晾晒等关键点也很不相同,没有发现它们有过渡的情况。

所以,浇纸法造纸无疑是中国造纸术外传的第一波,但是文献记载和考古实践表明,这第一波造纸术并没有传到中国新疆以西的地区,因为在中东地区目前根本没有浇纸法造纸的遗物。唐代以前,这些地区也没有造纸的任何文献资料记载。

我们在2013年曾发表文章研究敦煌古纸的工艺,其中做的分析工作表明,它也是有浇纸法和抄纸法两种,早期的主要是浇纸,后来抄纸的产品越来越多,有麻纸、构皮等等,在国外我们也看了很多敦煌经卷,大英图书馆保存的敦煌经卷是非常丰富的,达一万多件,比国内的要好。

浇纸法向南传播,一是向藏族地区传播,这是敦煌研究院里面藏了一个莫高窟的藏文写本,时代定在唐代,纸很厚,一看就是浇纸法生产的,说明唐代藏族地区就已有浇纸法的产品。但是因没有取样,尚不知道它的纤维情况。在甘肃的天梯山发现的宋元时代藏文文书,经过王菊华先生分析以后,发现其原料是狼毒草,这是狼毒草造纸最早的一例,很难得。但以后藏文的一些文书,我们分析有的是树皮,不完全是狼毒草,但是这件是最早的一件,而现在藏族仍然采用狼毒草造纸。

临床上,患者需长时间接受输液治疗时,一种有效的无痛性治疗途径即为应用PICC置管,PICC导管可长时间的保留在静脉内,避免反复穿刺,减轻患者穿刺痛苦,且液体输注时直接进入中心静脉,无需经过外周静脉,使患者血管得到良好的保护,促进外周静脉的损伤减轻[3-4]。另外,相比于经颈静脉中心静脉置管及外周静脉置管,PICC置管进一步的提高了输液的安全性与可靠性,延长导管的平均留置时间[5]。不过,PICC导管留置期间,导管护理工作必须要全面的开展,防止因并发症的发生造成拔管,保证治疗的顺利开展,最终提高治疗效果[6]。

浇纸法还向云南传播,云南在三国时期就有用纸记载,但本地造纸要晚得多。我们在云南省博物馆、大理州博物馆做了一些古纸考察,主要是抄纸工艺,也有少部分是浇纸工艺,早期多为麻纸,《五代会要》记载南诏国使用的是“厚硬如皮”的纸张,显然是浇纸法生产的,说明至少在南诏晚期浇纸法造纸在云南仍有生产,这是浇纸法的南传。

抄纸法的外传,显然是中国造纸术外传的第二波了。公元751年,高仙芝率领部队与大食军队打仗,战败后数千名唐军成了俘虏。随后,他们被押送到中亚的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当时叫康国),一些中国的战俘就在这里造纸,这件事在中外史书上有很多记载,由此把中国的造纸术传到中东地区。近来有记者去乌兹别克斯坦考察,看到撒马尔罕保留的确实是抄纸法造纸。料在纸槽里面,用一个帘子抄纸,原料是树皮,与新疆维吾尔族一样。用中国传统的水碓方法打浆,显然技术上是中国传过去的,印证了唐代传到撒马尔罕的造纸术确实是抄纸法造纸。

以后造纸技术从这里再往西传到大马士革,然后进一步传到欧洲、非洲等地,16世纪传播到美洲大陆。经欧洲学者化验,这种西传的造纸术主要是以破布作为原料,今天再调查意大利的造纸,传统造纸仍用破布为原料。操作方法和中国内地的抄纸法造纸是一致的,并且这些西方国家的文献记载也只有抄纸法,没有浇纸法,并一直在这些国家保留下来,抄纸法就是蔡伦系造纸法,这种技术确实产生了广泛的国际性影响。

在东亚国家中,朝鲜、日本从中国传入的都是抄纸法造纸,而且传入的时间很早。东晋时期中国造纸术就传到朝鲜。公元610年,朝鲜僧人又把造纸术传到日本,在这些地方开始传播,他们用抄纸法造纸。日本学者对纸的研究很深,但他们没有实地见过浇纸法造纸,2010年12月在兰州召开“纸之路”国际会议,日本学者报告他们研究早期的纸,把早期的悬泉纸,完全按照潘吉星先生做的那个步骤复原下来,但潘吉星先生并没有调查过浇纸法造纸。中国造纸的方法复杂,而日本相对简单,所以日本学者尽管研究得很精深,因为没有见过浇纸法造纸,研究早期纸的思路就有问题,日本学者报告后,我做报告说其实不是这样,中国还有另外的造纸法,就是浇纸法造纸,早期都是这种工艺,而不是按照日本学者的理解,因为中国在很偏僻的地方才有这种造纸法,他们没有见过。说明必须要掌握很多情况,特别是中国大地的复杂性要考虑到,才能把民间的手工造纸研究好。

日本的和纸实际上也是用传统抄纸法造出来的名纸,在工艺上有进一步的改进。但是浇纸法造纸没有在朝鲜和日本发现过。2008年7月我在日本奈良考察手工纸,他们采用吊帘抄纸方法,这是日本人发明的,近现代以后传入中国,近年来少数民族地区到处都是吊帘式抄纸了,以前却不是这样。

公元3世纪以后,中国的抄纸法造纸南传到交趾一带,是从岭南地区传过去的,在晋代生产出了著名的“侧理纸”。从照片可见它的帘纹确实很特别,这种纸很难见到,但是还是把它找出来了。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名纸都极难见,但只要下足功夫,还是能找到一些。

哼哼,你们可别想骗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根本不是文具,这是小型游乐场,我都看到摩天轮了!不信?我上个色给你们看看!

对民族考古学的启示

以上是在对十多个少数民族调查材料基础上,通过技术和工艺步骤分析,发现两种造纸法,一个是浇纸法,一个抄纸法,两种方法所造出来纸的特征不一样。我们认为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技术体系,它们都起源于中国内地,最早的古纸样品也保存在中国,表明中国确实是造纸术的发明国度。

浇纸法造纸是中国发明的最早的造纸方法,产生于西汉时期,为非蔡伦系的造纸方法。抄纸法造纸是东汉以后发明的造纸方法,为蔡伦系的方法。两种方法地理分布不一样,一种是中国西南、西北,以及东南亚、南亚有分布。而抄纸法分布更加广泛,在东亚国家、西方国家传播非常广,是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种造纸法。

从上面分析可见,民族调查确实解决了历史学和考古学上很重要的学术课题。做了这个工作以后再反思,我们认为,民族学的材料用在考古学研究中,有几点可以总结一下:

一是民族志材料的选择。对要解决的历史学或考古学问题,积极寻找适合的民族学类比材料,这是有相当难度的。少数民族地区,由于保存传统文化的情况较好,往往可以作为工作的重点地区。我们除了进行手工纸的调查,还做了金属、陶瓷等方面的调查,但是要取得学术上的突破,往往要有一定的机遇,之前这个领域有明显的学术悬案,又要有可对比的材料才能取得很好的结果,像汪宁生先生做的傣族陶器调查,他几十年的调查才有了很多想法,最终做出非常有学术意义的突破。宋兆麟先生调查少数民族的纺织和农具,解决了古代的问题,都需要一定的学术眼光和机遇。这需要我们积极打开思路,探索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各个方面。

二是工艺调查对复原古代技术有重要意义。其中,技术上往往是细节,也就是技术关键决定一切。我们可看到,很多人也去调查传统造纸,但是没有注意到这些重要技术细节,没有注意到技术细节就没有比较,没有比较就不会有浇纸法和抄纸法是不同技术体系的发现,我们是通过技术细节,其实就是技术关键,把学术价值一点点地总结出来。其他方面,还调查了少数民族地区现存石范铸造工艺的调查,复原了上古时期的铸造技术,对云南德钦藏族仍在使用的失蜡法的调查,复原了传统失蜡法的很多细节,这些调查结果对中国冶金考古研究有积极作用,是比较成功的例子。

三是民族调查的视野一定要广阔,如最早我调查一两个少数民族的造纸,还无法深入分析各个工艺的特点,后来调查了云南的6个少数民族,才看出一些不同的问题,工序中什么手续发生变异都很清楚,这也是工艺调查的诀窍,就是先从点到线,以后还要再往前走,完成面上的工作。

四是后期处理也非常重要,民族调查只是一部分,大家只能看到面上的调查,调查完之后还要做很多分析研究才行。手工纸的调查要上溯到古代,找一些“体”的研究,整个造纸发展的体系才能显露出来。后期有很多处理工作,往往通过文献研究,以及一些现代科学的分析才能把问题搞清楚,科技手段不介入,也可以得到一些结果,但就没有这么深入了。汪宁生先生提出民族考古学的研究,要进行类比—假说—验证的工作,多数也归于后期处理工作之中。

考古学本来是研究死的东西,但民族学方法的介入,却使考古学出现一种活的状态。

 
李晓岑,王珊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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