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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类学家父亲*——李亦园院士的田野工作与论著

更新时间:2009-03-28

我的人类学家父亲

1998年12月20日,我的二姐李康龄在父亲获颁“行政院文化奖”当日,应联合报副刊之邀,发表一篇《我的人类学家爸爸》一文以为祝贺。“我的爸爸是人类学家”,二姐在文中说,“从小到大,对别人谈到父亲的职业时,对方总是投以异样、疑惑的眼光”。

作为一个人类学家的子女究竟有何特殊之处,会饱受别人“异样”的眼光?是人类学太冷门?还是人类学家太异类?这个问题从小就一直盘踞在我们脑中。对许多人来说,父亲的职业与父亲的角色似乎没有那么大的关系。但对我们而言,父亲的人类学不只定义了他的学术地位,也形塑了我们的家庭生活与人际关系。我的父亲是一位人类学家,在我们的眼中,他既是一位“作为人类学家的父亲”(the anthropologist as father),同时也是一位“作为父亲的人类学家”(the father as anthropologist)。

作为一位人类学家父亲,从小他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一年中总会“失踪”几个月(有时还不只几个月)——不是出去“外遇”而是出去“作田野”。许多年来,我们早已习惯作为一个人类学家之“家人”的角色,他的田野,他的学术与他的写作基本上都是一种“寂寞”的工作;而家人,即使是一个与其同行的儿子,都必须学会体谅他“必要的缺席”。只有最近这两年来,父亲因为年纪渐长,视力快速衰退才逐渐放弃“失踪”去作田野的特权,让我们家中意外地赚回一个“作为父亲的人类学家”。

待在家中,专心作“爸爸”的父亲,当然也没有放弃人类学家的角色。作为一位父亲,他在家中有着身为人父的严肃,但在严父的角色之下却带着人类学家的开明。在家里,作为人类学家的父亲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人类学家气质”:对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的尊重态度,以及看待事物的宽阔视野。他研究宗教,却不曾给我们信仰上的压力。他认同儒家的“大传统”,却不吝鼓励并引领我们领略民间“小传统”之美善。他对我们姊弟有着作为父亲的期待,但总能以一种出于不同文化的人类学式“宽容”,来体谅我们姊弟从小到大或多或少的“出轨”。

作为一位人类学家,许多人从父亲的书里去了解他的人类学。我们则是从他的身教去体会一位人类学家是如何一以贯之精神经营他的田野,他的学问,与他的家庭。

由于本研究主要是检验科学公信力三个维度指标的信度与效度,并对三者间的关系进行内部一致性与相关性的探索性分析,以此作为深入理解科学公信力生成逻辑的基础,因而科学公信力构成了研究的核心变量,与此同时,根据国内外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笔者对影响科学公信力的因素也进行了相应的思考,这些辅助性的变量对于解释科学公信力的生成、强化、损耗、流失机制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我父亲的田野工作

人类学者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做田野工作呢?仿佛要回答我们姊弟从小心中的疑问,父亲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就这么写道:“这是因为他们相信要了解别人的文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若花一个礼拜的时间在一个村落里参观,我们也许以为了解了不少它们的生活状况,但是要真正深入地了解当地人是怎么思考与判断等等,那就不是一个星期或一个月所能办到的。民族学者(人类学者)要了解的不是旅游者的了解程度,而是要学术性深入地了解到民族,所以他要长期地做田野工作,并且称他的工作的方法为‘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也就是参与到当地的社会里面去,并以当地人的立场与看法来说明问题。”

父亲在他五十多年的人类学研究生涯中,大半的时间都如此徘徊在“田野与书斋”之间。许多人类学者从他的书中了解他的田野,我们则从成长的生命史里去体验:马太安的田野是二姐出生那一年,母亲生下我坐月子时父亲去南澳出田野,彰化伸港乡有着我姊弟闽南式宅院居住的“初体验”,马来西亚麻坡的田野则使得从小家中饭桌上多了来自马来亚表哥们的“异国经验”。一直要到许多年后,我才从书中读到那些在我们生命史占有一席地位的田野在父亲的笔下是如何被转化成冷静的科学语言,也才能以另一种心情去体会作为一个人类学家的父亲当年是如何辗转于“田野与书斋”之间,同时扮演田野工作者、人类学论述者与父亲的角色。

1962年2月,我出生未满月,在家刚过完农历新年的父亲即动身前往宜兰南澳乡金洋村进行田野调查。当时金洋村对外交通困难,他到达当地后第一封家书却阴错阳差地给寄丢了。一个月后,心急如焚的母亲正与当时民族所凌纯声所长商议组队上山搜救,第二封家书适时地寄抵才将大家的担心化解为虚惊。后来,父亲以他在南澳的田野数据,写成《南澳的泰雅人:民族学田野调查与研究》一书。对于许多研究泰雅族的人类学家而言,《南澳的泰雅人:民族学田野调查与研究》至今仍是必读的经典民族志之一。但对我们而言,多年来在口中经常传颂的却不是那本著名的书,而是那段有惊无险的田野经验。

三要给学生搭配适合的利于成长的小伙伴。要通盘考虑学生的性格、性别、朋友圈、兴趣爱好、学习成绩等因素,既注重学习上的优势互补,也要激励竞争,既考虑学生个性特点,又要顾及课堂纪律,合理分配。

父亲的著作包括了专书32种,学术论文177篇,一般论著252篇。其中著作专书包括三大类:自著专书共15种,合著专书5种,编著专书12种。从他出版几部具有特殊“里程碑”意义的专书著作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为学的轨迹。如1966年的《文化与行为》(商务)为第一本以通俗文字写成的人类学著作。1970年的《一个移植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所)与1982年的《台湾土著民族的社会与文化》(联经)是两本代表父亲早期进行海外华侨与台湾南岛民族研究最重要的代表作。同时,1971年与杨国枢合编的《中国人的性格》(中研院民族所)一书可说是开启了台湾社会及行为科学整合研究之风气,被认为是台湾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典范书籍(该书在1975年被禁止发行,因而在台港被盗印了3次。2006年中国大陆刊出简体字版)。1979年的《信仰与文化》(巨流)是父亲第一部关于宗教人类学研究的专书,而1984年的《人类学与现代社会》(水牛)则为他第一部在应用人类学方面的著作。

一个例子可以说明父亲做田野工作的投入与细致。1964~1965年间,父亲与现任清大的陈中民教授在彰化伸港乡做田野。当时,他们住在当地一位颇有名望的老太太家中。最初的三个月,彼此之间虽相敬如宾,却总有一层隔阂。直到某一晚,老太太的丫头因挨骂而离家出走,父亲与陈中民教授自告奋勇拿着手电筒在雨夜里遍寻全村,最后终于在小土地庙里找到卷曲睡在神案下的女孩。自此,他们身为“外来者”的身份才有了戏剧性的改变,不但老太太将父亲视为自己人看待,其后全村的人也因为老太太的转变,才真正接受父亲。就这个意义来说,田野工作是在进入田野四个月后才真正展开。

作为一位人类学家,父亲就是这么一位长期田野工作的信仰者与实践者。多年来,他专业性的田野调查前后共计十二次,较短期的田野实习及考察则有二十次左右。曾经长期调查的族群与地点包括了日月潭邵族、屏东来义的排湾族、花莲马太安阿美族、宜兰南澳泰雅族、砂劳越与马来西亚麻坡的华侨社会、彰化伸港乡泉州厝与新竹一带的汉人小区等。广泛的异文化田野经验,使得父亲在看问题时比一般学者有着更宽广的视野。但作为一个田野工作者,父亲更是少数能够充分掌握田野艺术的精髓而能够真正“参与到当地的社会里面去,并以当地人的立场与看法来说明问题”的人类学者。

采用NSGA-II优化算法对混合储能设备的容量配比进行选型,首先要确定优化设备参数量。表 4和表 5分别是磷酸铁锂电池和超级电容的备选参数,遗传算法中优化变量的相关参数见表6。

100例患者随机分组后,观察组54例,对照组46例,两组的年龄、性别、病程和文化程度等方面分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作为一位人类学家,父亲曾强调人类学的学问是既要见树,也要见林。既要能对单一文化做深入的研究调查,也要有人类整体文化的视野。这不只是父亲对人类学这门学问的期许,同时他也身体力行在研究上实践这个理想。

论著与著作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父亲甘于田野工作的原因之一吧。在他的《田野图像》一书前言中,有这样一段的话:“对于一个人类学的研究者来说,田野工作是他们的活水源头,一切数据与灵感都来自田野,所以‘出田野’一直是他们心中的最爱。田野工作有时免不了会有一些冒险,而长期的田野工作经常是单调而寂寞的,但是人类学者却一直乐此而不疲,我想其中原因在于田野工作固然有其困难甚至痛苦的一面,但是其职业性的乐趣却是外人所难以想到的,或者可以说,正因为乐趣与艰苦并存,而能够胜过艰苦的乐趣,其乐就无穷了。”

(3)施工车辆一般是大型的机械设备,对施工道路产生一定的压力,因此为了保证机械设备的安全行驶,临时通道必须设置反光柱。

父亲的彰化田野说明了他不但努力做到人类学家所强调的“参与观察”,同时也做到真正融入了当地社会的境界。那位当年的房东老太太,以及她的家人,后来成为我家长期的世交。我们从小惯称她为“彰化阿婆”。每逢年节,两家互访,就像久别的亲戚一样。她那栋父亲田野时寄居的闽南式大宅院,也埋藏着我们姊弟童年的回忆。父亲把田野带进我家,我们也因此分享参与了他田野的人际情谊。

20世纪90年代以后,父亲的著作逐渐由专论转向通论。如1996年的《文化与修养》(幼狮),以深入浅出的形式阐释文化与生活修养的关系,本书为清大人文社会学院编辑之社会科学丛书之一,为供台湾中学生阅读的书籍,前后再版10次,2005年大陆刊印简体字版。1998年《宗教与神话论集》(立绪)则为父亲后期在宗教与神话研究成果之合集。1999年的《田野图像》(“山东画报出版社”简体版、“立绪”繁体版)是第一本受大陆出版公司邀约出版之田野工作系列作品,同系列书籍中有费孝通、中根千枝等著名人类学者。并为联合报、“中央日报”选评为1999年十大好书之一。

推荐理由:她,是一代“评剧皇后”,幼年学戏就敢于打破陈规,用最本能的艺术直觉改变了评剧的声腔,最终创立了评剧“新派”;她,又是一位前卫女子,这辈子干的最前卫的事当属追求“戏剧神童”吴祖光,“霞光恋”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她,终其一生都在与黑暗和庸俗的旧世界决裂,又用炙热的感情歌颂新生活……她,就是新凤霞,在她诞辰九十周年之际,这部辗转于中国台湾、美国的手稿,终于重新展示在我们的面前。她告诉我们,虽历经磨难,仍要保持真、善、美底色和中国艺术的风骨。

总体来看,父亲曾在不同场合说他一生的研究历程,是从具体而抽象、从异文化到己文化,再从单一文化至全人类文化。用人类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从“可观察的文化”到“不可观察的文化”,从“他者的文化”到“我群的文化”,从“微观的文化”到“宏观的文化”。这种由具体至抽象、由远而近、从微见巨的模式可说是传统人类学家养成的理想境界。也就是这样的训练,使他的著作得以游刃有余地进出于不同层次的文化现象里,出入于不同文化的异同间,从而由细节微观里演绎宏观的理论架构。

这一点也可以从父亲晚年的理论重心:“致中和:三层面和谐均衡的宇宙观”看出。这个概念最初是父亲在1986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其架构雏形,在后来的研究中逐渐扩充成为一个描述中国人及中国文化内在理念的宏观理论模型。“致中和:三层面和谐均衡的宇宙观”看似抽象,实际上却是奠基于父亲多年来在汉人民间宗教、仪式行为与中国人“气”的研究等实证研究成果之上。同时,这个理论模型的提出,在另一方面也可说是建立在人类学一个重要的研究传统:比较文化的观点之上。诚如父亲在本单元数篇文章所提到的,“致中和”这个强调“和谐”与“均衡”的中国人基本文化理念,和西方文明强调“竞争”与“征服”的理念有着根本上的差异,而这个差异是早数千年前两大文明的起源初期就已表现出来。透过比较的研究,中国“致中和”的理念不只反映在各层次的社会文化现象上,同时也可作为人类追求“永续发展”的另一种选择。

晚年著作

从小到大,从家庭、田野到学问,父亲都以一贯执著而认真的心态来面对。在2000年到2001年间,他数次因为心血管问题而住院,并经历了几次大小的手术,病后的他开始逐渐淡出学术生活,田野旅行不再,大部分文章邀约也因此而婉拒了。但因病家居,少了田野灵感的父亲,并没有因此困住他的人类学家“本色”。他依然对人类文化性的追寻与探索有着深切的关注,并在2007年发表了《全球化、人类学与中国文化》一文。同时,在2007年,我们将父亲历年来所发表的各类型散文与演讲文稿集结出版,名为《鹳雀楼上穷千里:李亦园散文与演讲选集》。

这本书并不是父亲专业的研究报告,而是他通俗的文章选集。书名是依第一单元首篇文章的题名:“鹳雀楼上穷千里”为名。之所以以该题名为书名,一方面是因为他在2004年去山西南部考察,回来后写成两篇游记,尤其是鹳雀楼那篇他自觉特别满意;另一方面,该题名隐含着“更上一层楼”的喻义,也与父亲近年来思考方向,也就是“从单一文化为研究的对象,提升至对全人类文化的总体关怀”,有着语意上关联。 2007年之后,父亲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写作甚为耗神,因此决定歇笔,并在当年将过去的文稿集结整理。捐赠给台湾清华大学图书馆。清大图书馆并于10月举办“李亦园院士捐赠专著暨手稿展”。该文稿和父亲的《鹳雀楼上穷千里:李亦园散文与演讲选集》一书竟成为其繁体著作的绝响。至于简体书,则另有在2012年由九州岛出版社出版的《李亦园与泉州学》一书,集结了父亲过去所发表关于其故乡泉州与闽南文化相关的论著。另外,父亲晚年中虽没有发表回忆录或自传,但在2005年由“中研院”近史所黄克武教授访问的口述历史《李亦园先生访问纪录》(2005),内容完整,几乎涵括父亲全部的学术生涯,堪称集结父亲一生学术生涯过程最好的纪录。

 
李子宁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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