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英章(前“中研院”特聘研究员民族所所长、台湾交大客家学院院长)：

追念亦园师──几则琐事回想

2017年4月19日清晨，亦园师长公子子宁来电告知父亲仙逝的消息，听到这个噩耗，我一时之间百感交集，除了难过不舍，另一方面又觉得亦园师近年受了病痛折磨，如今也算是一种解脱。

2013年我从交大退休，返回“中研院”民族所担任客座讲座，协助院方主持客家文化研究计划，住在院内的访问学人宿舍，这两三年间较有时间探望亦园师，但也觉得他的身体状况日渐转差，听力不好、讲话也含糊，往往需要师母转译。2016年8月我客座讲座期满，返回高雄之后，也就无法时常探望他。2017年4月14日上午，我趁赴台大参加人口学会年会之便，先到北医探望亦园师，当时他已昏睡无法言语，我没唤醒他，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想起此情此景，不胜哀恸。

亦园师的学术成就与贡献，学术早有共识，受到高度赞誉，“中研院”近史所有一系列院士口述历史丛书，2005年出版之《李亦园先生访问纪录》，由黄克武所长访问，详实地纪录其生平、个人成长、学术成就与丰富经历，对于人类学的知识推广与学科发展等贡献也有精辟评论，在此不须多再赘述。

亦园师除了在学术研究上有崇高赞誉，他的为人处世、对待同辈友人与后进的态度都十分令人敬仰，特别是对学生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他早期的学生不论公私事有疑难之处都会请教他的意见，希望他指点一二，我个人也是接受亦园师诸多关怀的学生之一，他长年不间断的提携照护，让我感念不已。

汉人社会调查小组成立了几年，先后有民族所的许嘉明、陈中民，台大研究生有徐正光、黄树民和我，以及台大考古人类学系大三大四生如陈祥水、陈茂泰等多位参与小组，鼓励研究生自选一个地点做田野调查，本科生就在民族所整理与汉人社会研究相关的书目、研究数据、卡片记录等。1969～1971年间，亦园师有几次带队到我们做田野的地点参观考察，除了实际考察田野工作，通常也会选读与田野议题相关的书或文章让小组成员共同讨论，小组共到过高雄茄萣乡崎漏渔村、云林斗六与麦寮农村、屏东县内埔乡东片村，透过教学研究、田野实习培养汉人社会研究的基础。那段参与汉人社会调查小组的时光，让身为研究生的我受益相当大。

当年民族所多做台湾高山原住民研究，20世纪60年代中期凌纯声所长认为应该开辟新的研究战场，便展开汉人社会研究，支持亦园师到彰化伸港做农村研究，王崧兴到龟山岛做汉人渔村研究。在此基础下，亦园师于1968年9月设立汉人社会调查小组，主要目的是拟积极培养年轻一代从事汉人社会研究，有机会与国外年轻人类学学者或博士生交流，当时东西方正处于冷战时期，学术氛围是西方学者大多只能来台湾或香港做汉人社会研究，却也因此促成台湾汉人社会研究的扎根与发展。

我与亦园师有较密切频繁往来，始于当年就读台大考古人类学研究所期间。我大学时就读台大社会系，虽有上过卫惠林教授的文化人类学，陈绍馨教授的中国社会结构、社会调查等等与人类学有关的课，但吸引我从社会学转到人类学的主因，是社会学系系学会邀请李亦园老师来演讲他在彰化伸港农村研究的田野报告，以台湾农村家族变迁为主轴，从功能论的角度分析轮伙头制度，也生动地描述冥婚、乩童等现象，让我觉得人类学田野研究十分有趣，故大四毕业那年就报考台大考古人类学研究所，服一年预官役后，正式成为亦园师的研究生，修过应用人类学、原始宗教等课程。当时亦园师为“中研院”民族所的副所长，也兼任两年代理总干事，行政业务繁忙，每礼拜四下午到台大上课后，经常一起吃饭聊天，谈论学术或生活诸事。

1971年7月，我受聘“中研院”民族所任助理研究员，从选田野点到学术生涯发展，受到亦园师诸多照顾提携。当年我申请到哈佛燕京社东亚学会之补助，在刘枝万先生引荐下到南投考察并选择田野点，亦园师与王崧兴师陪我一起去竹山考察，亲自给予评估与建议，最后选中竹山社寮作为田野点，我便在此展开家族与宗族、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1972年，张光直院士自美返台，提出“浊大流域人地研究计划”，民族学这一块由亦园师主导，我自然成为计划成员，继续以竹山社寮为田野点，做社会经济及地方历史的研究。

乌云里哗哗洒下一阵大雨，雨势极大，大到数公里之外就听见噼啪之声，撒豆成兵一样。我站在田里被这阵雨的气势慑住了，看着远处的雨幕发呆，因为如此巨大的雷声，如此迅速集结的乌云，如此不可思议的澎湃之雨，是我第一次看见。

社寮有一座供奉开漳圣王的神坛，亦园师建议我连续一个月参与观察搜集乩童问事的过程，当时还是本科生的何传坤甚至拍摄有半个小时长的童乩问事纪录片，之后也当成教学题材，亦园师也以此田野素材撰写了“Chinese Geomancy and Ancestor Worship: A Further Discussion”一文谈中国的风水与祖先崇拜，收录在William Newell主编的专书Ancestor(1976)中，利用乩童问事的材料与Maurice Freedman的祖先崇拜理论对谈。我也从中学习获益不少。1985年，我到新竹县竹北做闽客小区调查，较多时间在六家客家小区，亦园师也常到竹北猫儿锭崇义村关注当地乩童问事的情况，我在田野研究中获得很多启发。1989年，我与史丹福大学Arthur Wolf教授申请鲁斯基金会之支助提出闽台小区研究计划，亦园师也申请“中研院”主题计划之协作配合，对闽台计划帮助很大。可以说，我的研究大多在亦园师的照护及支持之下发展成形。

亦园师给我的影响超越可见的点线面，给了我一生立志追寻的目标，我永远怀念他。

第二个阶段就是计算机辅助审计的需求已不适用于工具和成熟的应用软件，这一个阶段就属于向更深层技术探索的一个过程，由于一些常用的审计处理软件并不能满足审计工作的需要，但是用于分析的数据过于庞大，所以审计部门就引用了大量的数据处理技术，并且在数据据采集的过程中不断升级，最后审计部门可以收集来自多个部门的信息和数据。

大庆石化公司储运中心办公楼门前有两个园，占地两亩多，距今有30多年历史了。每到春季，园里各种树木冒着嫩芽，开着花朵，把我从不足六平方米的小屋里请出来，让我欣赏着，品味着……

亦园师也与我田野朋友有很好的交情。他结识了我竹山田野的好友张先生，几乎每一两年就会去张先生家作客品茶，亦园师家中也很多张先生致赠的乌龙茶，2017年1月，张先生、余光弘还与我一起探望亦园师，交谊深厚。有一次张先生招待亦园师与师母、余光弘全家人和我们一家住在鹿谷小溪旁的私人民宿，那里非常幽静，主人还养鳟鱼，光弘的儿子还赞誉此处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地方，可惜后来台风时被毁坏了。

四十余年来，亦园师给我如此长时间的提携爱护，一路上无私地帮助我，影响后来我有能力时也不忘效法亦园师提携后辈的态度，尽全力提携后进、培育人才，不论是担任民族所行政职位，或是后来到院本部学咨总会担任执行秘书、总办事处长，清华人类所，以及交大客家文化学院等，很多事情都向他请教，以做出最妥善的处置。

区块链的基本思路是将价值数据按时间顺序排列成一条链，只有某数据的最后一个拥有者，才是该数据的价值拥有者。链上该数据的曾经拥有者，都只是价值的过客，是用来证明最终拥有者的。

即使离开田野、办公室等学术领域，我与亦园师生活的相处往来也十分亲密。1972年初我在高雄订婚，亦园师与王崧兴师代表男方家长到女方家提亲，中午一起吃饭后，三人就一起到美浓拜访Myron Cohan(孔迈隆)与BurtonPasternak(巴博敦)两位教授，那趟美浓之行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日治时期户口调查簿资料。有了这个经验，1985年，我与来民族所客座访问的Arthur Wolf合作在新竹地区展开闽、客方言群婚姻研究时，便使用户籍数据做分析，试图与BurtonPasternak在屏东平原的研究做对话，也藉此机会建立起日治时期户口调查数据数字数据库，延续到现在成为院内人社中心支持的“历史人口计划”。

亦园师长年研究汉人文化，强调“致中和”，相当重视汉人民间习俗、仪式的传统。我儿子结婚在台北西华饭店宴客，我事先就有交代婚礼执事人员，新人进场时不要撒花到新娘婚纱头上，亦园师担任证婚人上台致辞，很高兴地说：“人类学家就是不一样，人类学家儿子的婚礼就不走嬉闹路线，很符合传统的仪式行为。”他认为婚礼是神圣的，仪式需要隆重，洒花祝福是在宴会后、仪式结束离场时才给予的祝福方式，不能让新人难堪，甚至坚持坐在台上亲自为新人的结婚证书上盖章证婚，充分表达他对仪式的重视。

翁玲玲(台湾佛光大学文化创意与科技学院院长)：

春雨润物细无声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烛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唐·杜甫《春夜喜雨》

这首诗传唱千古，其中“润物细无声”一句更常与春雨连结，随情境指涉各种事物。于我，在思念李先生时，它是恩泽。乍听起来，“细无声”与李先生的大嗓门毫不搭调，然而在我心中，李先生总以另一种温柔无声润物。记得刚考进“台湾”清华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时，一日李先生召集当年的新生在民族所聚会。除了鼓励我们之外，也要我们说明研究兴趣并为我们亲点导师。在众同学中，我年龄最大，资质最差，基础最浅，还有点不识时务的死脑筋，想要做的又不是国家民族的大议题。没想到老师没嫌弃，点我为徒；当时有些同学误以为我私自下了多少工夫，才博得老师青睐。只有我心下明白，因为我的不足，老师担心我为其他老师，乃至为社会人类学研究所带来困扰，默默把我这样的学生放上自己的肩头。这样的承担，无声而强大，我铭感于心万分珍惜。与李先生的师生情缘就此明确，老师也成为我学术上一生的追随。

在申请博士班时，本对自己无甚信心，是老师为我写好推荐信，督促我去申请牛津与剑桥大学。侥幸进入牛津后，求学的艰难让我时时深感挫败。所幸老师在此时访问牛津，行程倥偬之际，还殷殷关切我的学习状况，并为给学生建立信心，不惜走下神坛，告诉我当年他在哈佛求学时也一般辛苦，总要用尽吃奶的力气才能一关一关地闯过去。老师的分享犹如春雨，让当时已身心俱近枯竭的我，获得一线生机。这样的同理，无声而强大，成为我日后生活中力量的来源，并支持我一步一步踏上学术这条路。李先生的学术成就，有目共睹。我虽努力追随，但自知资质有限无法望其项背，只能努力教学，尽量播下人类学及文化的种子，为老师普及人类学的宏愿略尽绵薄。老师知道我怜惜弱势学生，常常垂问教学与学生学习的情况，不吝以他当年备课教学的做法，倾囊相授；更于我开始担任行政职务后，时时提点为政处事之道。丝毫不因我研究上的荒疏，而看轻我在教学及行政服务上的努力。这样的宽容，无声而强大，总在我面对他人与自我，理想与现实的时候，帮助我走过软弱与迷惘。《论语》子章篇中，有一段文字提到君子的行事言谈：“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细想李先生，正是这样的君子。在忝列门墙的二十几年中，老师无论研究教学为人处世，虽有时疾言，有时厉色，却莫不以其君子之诚相对待。老师，您给予学生的力量，温润无声如春雨，如水；大化无形而点滴心头，上善。

① 详见“减少无效低端供给 扩大有效中高端供给”：http：//news.hexun.com/2016-01-19/181880707.html。

陈中民(“台湾”清华大学校务顾问、前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我的老师李亦园院士：一位辛勤的文化人类学界园丁

1999年，我的老师李亦园院士以其近半世纪研究文化斐然的成绩荣获台湾最高荣誉的文化奖。授奖之后，文化建设委员会又以另一笔经费，商请了“台湾”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汉学研究中心和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共同承办一个国际性的研讨会。有鉴于李院士对汉文化研究的丰硕成果，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及台湾的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也踊跃地参加了这个学术研究会议的筹办。邀请了海内外近百位学者在5月28～30日举办了一场以社会、族群及文化展演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由参与的学者发表，讨论切合大会主题的论文24篇，并由许倬云院士以“试论社会、族群与文化”为题作专题演讲。藉以宏大李亦园院土对这些学术课题研究的成果，并庆贺其荣获文化奖的盛事。

薪酬问题的核心是公平问题，包括外部公平和内部公平，公务员薪酬市场化，是指公务员薪酬的水平要以市场为标准，不能过高或过低。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公务员薪酬与市场其他行业人员薪酬之间的公平问题，即外部公平。

能够把冷门系的功课教得“满座”，教得近悦远来的主要原因在于亦园师能常常更新教材，透彻讲解，同时又肯在课余热心地辅导学生。当时亦园师以兼任的身份每星期到台大授课一次，通常老师的课是排在星期四的早上。由于当时南港到台大的交通并不是十分方便，亦园师每个星期四都起个大早。赶搭“中研院”的交通车由南港到台大。到台大的时间大约是早晨七点五十分左右，比很多上学的学生到校的时间还早些。接着大约是从九点开始，老师为我们精彩而充实地讲授两个小时的课。亦园师的课可以说是教的人兴致勃勃，听的学生则是全神贯注，心领意会。回想起当时上课的情况，虽然不是堂堂天花乱坠，但确是每堂课都有新知识可学，有新问题要思考。当时我们只知道亦园师“有料”，教得好，不知道老师为教课而付出的许多心血。亦园师教学成功的秘方我们一直到毕业以后，到民族所参加工作时才有机会领悟。原来老师每个星期三的下午就关起他研究室的门，谢绝一般的访客，专心地为明天的功课做准备，撰讲义。星期三的晚上老师通常也不参加一般的社交应酬，为的是要好好地休息，以便次日能精神饱满地教课。亦园师敬业的精神，用功之勤，一般的同学大多在上学的时候并不了解，一直等到我们自己毕业以后，也开始为人师的时候向老师请教如何才能把书教好，老师才告诉我们他的秘方！亦园师成功的秘方除了用功勤奋之外，据我的观察还有其他几味非常有效的“药引”呢！

本文从信任值准确性与反映攻击行为的角度出发,选取了4个因素。直接信任的因素集F={F1,F2,F3,F4}。F1、F2、F3、F4分别表示数据相关性因素、数据包发送速率因素、数据新鲜性因素、成功交互率因素[10-11]。

在李亦园院土众多的及门弟子当中，我大概是一个受业时间最长，最让我的老师烦神费心，同时也最受老师呵护、提携的学生之一。从亦园师自1961年到台大代课开始，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虽然因为我出国进修就职异域而与老师在空间上地分中国台湾和美国，在时间上聚短离长，但是亦园师对我这个老学生的教诲、呵护；老学生对恩师的尊崇和仰慕，从来没有因空间的隔离而疏远，反而因时间的延续而笃实。我们这份在台大的课堂上，在南港的研究室里，在彰化伸港及马来亚麻坡的田野工作之中培育出来的师生之情，在我看来是非常特别的，是任何一个学生都想求之而不可多得的际遇。因为，亦园师不但为我们传文化之道，授人类学之业，解许多人生之惑；同时也不断以鼓励的方式，呵爱的态度引导，提携我这个不太成才的老学生。

回归本真，微创是一种理念，科学技术进步，人工智能发展，微创技术不仅用于腹腔镜手术，开放手术同样可以借鉴，目的是减少创伤，降低并发症，同时需要兼顾肿瘤患者的生活质量。微创技术的发展，需要体现商业应用价值，但最终需要服从患者临床需求及患者利益。如何选择？我想引用前列腺微创研究结论的一句话，“选择有经验的手术医生比选择手术方法更重要”。

由于我和亦园师有这样一段历四十年而颓新的师生情谊，所以我觉得由我这个老学生来谈谈亦园师的为师之道、治学之法，虽然不见得一定会比其他的同学们所能写的更为周延，或许会比学弟学妹们所能记载的较为亲切一点！

一、李亦园：一个认真、热心的老师。 第一次见到亦园师是在台大文学院的一个大教室里。当时为我们大一学生讲授“人类学导论”的凌纯声老师因为他在“中研院”民族所的所务繁忙，特别商请了他的高足，刚从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亦园师来替他代课。同学们知道代课的老师是新从哈佛回来的李先生后，都很兴奋，也都有一股企望，很想看看这位“取经”回来的老师到底有什么新法宝。记得我们大一下学期刚开学不久的一天，凌老师笑容满面地带着一位年轻的看起来像是一位助教的先生走进我们的教室，很自豪地介绍了他年轻有成的高足，说是一位学识通达教学认真的老师，希望我们要认真听课……

从那一天开始，李亦园先生就成了我们的业师。同时也开始了他先后在台大、清大将近四十年的教学生涯。李先生的课果然一炮而红。以有组织、有条理的教材，用亲切趣味化的方式井然有序地为我们讲解。很快地，李老师的导论课就成为同学们爱听的一门功课。虽然李先生回国后的“正业”是民族学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但是从1961年开始，他用了很多的时间，更多的心血到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来教课，为台湾的人类学界培植新苗。在课堂上以新颖充实的教材，清晰热心的讲解，妥帖趣味的例子，亦园师把几个被大家认为是冷门的课题很生动地教热起来。记得在1970年以前台湾的各个大学之中，大约只有台大、政大开了文化人类学的课目。三十年之后的今天，我虽然不能明确地举出数据，但我知道大部分的大专院校都设有文化人类学的课程。台大、清大甚至于设有研究所及博士班。文化人类学在台湾的普及，亦园师不但起了承先启后，接棒传薪的作用，同时也是一位耕耘最勤奋、栽培最用心、收获最丰硕的园丁。当年亦园师在台大、清华热心培育的“新苗”中，有很多已在国内、国外发展成为人类学界的秀丽之才，而辛勤的老师也成为国际上以研究中华文化而著名的一棵根深叶茂的常青树。

除了人类学导论之外，亦园师当时在台大开了一系列的新课。他的“原始宗教”“应用人类学”“东南亚民族志”不但是考古人类学系及研究所同学们喜爱的功课，同时也吸引了许多外系的同学们。诚如老师曾在他1999年出版的《田野图像：我的人类学生涯》一书中所说的： 几门功课都颇受同学们的欢迎。尤其是“原始宗教”一课，算是台大很“叫座”的功课。常有本系以外，理、工、农、医学院的学生都来选修，经常教室满座。

当时在学术研讨会所发表的论文如今已分别由各个作者修订，补充完竣，即将出版之时，我自告奋勇地要求撰写这篇后记。我之所以斗胆自荐是有些“历史”原因的。所以，让我先从凭什么我敢如此“冒进”说起。

亦园师除了在课堂上引经据典的讲解外，常常能举出人类学理论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相关的一些例子，让学生领悟到人类学并不是一门生涩、“不食人间烟火”的学科。同时也能依老师所举的例子，自己思考身边的社会现象，达到触类旁通、“学以致用”的效果。课堂上两小时的授课之外，老师也经常愿意在下课之后和同学们在校园里、草坪上交谈，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问问题，谈心得。当时亦园师班上的学生都知道兼课的钟点费完全没拿回家“缴库”，而是统统花在学生的身上。我们经常揩老师的油，让老师“请客”，带我们吃小馆子，或是到台大福利社吃夹心冰淇淋，喝台大农场的鲜奶。有时大伙也跟着老师到当时有名的“明星”咖啡馆去豪华一番。老师请客，学生除了饱吃一顿之外，往往也在融洽轻松的场合之中学到了许多在教室里学不到的东西！我们除了在台北揩老师的油之外，也常常有机会到老师南港家里吃师母刘时莼女士亲手烹调的可口美味。老师经常鼓励我们到南港去看书、听演讲，好让我们多沾一点民族所的书卷气。我们也十分乐意地搭上中研院的交通车到南港去参观、看书。只是每次到下班的时候我们在老师一请就来的状况之下，又毫不客气地出现在老师的客厅里，常常让师母在下班回到家里时才发现家里突然多了几个肚量不小的客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师母总是笑容满面地招待我们，高高兴兴地为我们张罗好吃的，让我们这些大孩子有个家庭式的聚会，听老师讲他在美国留学的趣闻逸事，谈台大人类学界的掌故。在轻松欢乐的环境里，我们不但饱了口福，同时又学到更多在书本上不容易学到的知识。

由于亦园师的本职是民族所的研究员，所以他经常下田野做调查。田野工作除了为他的教学提供了许多活生生的材料外，老师也喜欢在可能的情况下带着同学们到他工作的田野去参观、实习。当时老师正在主持宜兰县南澳乡泰雅族的一项集体研究计划。经常趁着学校的假期，邀请同学们到南澳参观民族所的各位学长们的田野工作。让我们亲身体验人类学田野工作的乐趣，学习如何在异文化的情况之下调适自己的角色，使我们既能保持客观的研究者的立场，同时也能入乡随俗地把自己转化成易于让被研究者接纳的参与者。这些难得的经验让我们有机会体验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田野工作技术。当我们这批学生由台大毕业后分别到国外的各个研究所进修时，我们很高兴地发现当时在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所得到的培养比起美国同班同学在他们大学本科所得的教育有更丰富的内容，更踏实的田野经验。当然，这都是当时在台大考古人类学系任课的各位老师辛勤教育的功劳。但是亦圆师以兼任教授的身份，为学生的教育而付出的精力和时间，比起其他老师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亦园师自1961年开始教书以来，培育了许许多多中国文化人类学的秀才良栋，他们的经历虽然不会和我个人的一模一样，但是我相信同学们都在亦园师身上看到了一个师道的典范，感念老师认真热心的教导。

亦园师在当代的文化人类学界里以其对汉人民间信仰系统及仪式行为和对中国文化体系特质的精研而著名，所以我想以老学生的身份在这里简单地介绍一下我的老师在这两个课题的造诣：

亦园师论文的素材都是一点一滴地从田野工作中搜集而来的，所以他的论文都是言之有物，以实际的文化现象、社会问题来支持他的理论。从1953年开始，亦园师先后在台湾山地部落、汉人的农村城镇、南洋华侨的小区做了多次人类学调查。调查的重点因旨趣的不同而时有改变。早期大多是民族志式的描述，中期以后大多是以对某一文化制度，如宗教信仰、家庭亲族组织、小区领袖人物的形成、文化的抽象表微或是文化社会制度的变迁为主题。近年来，随着经验的累积，亦园师思考的问题也更显原创性。由文化的图像进而追探文化的文法。在没有谈到亦园师近年对中国文化文法的创见之前，让我们先看看其他论著，谈谈这些论著对研究中国文化的贡献。

如果我们把亦园师数十年来先后发表的论文粗略地分类一下，我认为可以分为“通俗性”和“专业性”两类。一般的人类学者大多把他们的精力集中在著述专业性的论文，不肯花太多的笔墨来写通俗性的文章。亦园师则不同，有感于文化人类学在中国学术界中的冷门地位，亦园师充分地发挥了“应用人类学”的真谛，亲身实践了他在课堂上教给我们的观念和理论，把人类学的知识活生生地应用到现实的社会里。在这方面，亦园师寂寞地扮演着播种者的角色，编著了《文化人类学选读》《人类与现代社会》《现代化与中国化论文集》等书，把文化人类学的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推广”起来。除了专书的编著，亦园师也经常以精彩的文笔讨论台湾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展示文化人类学与现实社会的关联性。透过他的生花之笔，亦园师逐步地把文化人类学的理论由学院里“推销”到广大的群众当中，借着通俗文章的发表，慢慢地为被认为是“冷”门的文化人类学加温升热，使一般的读者对这门重要的学科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也体认到文化人类学对研究现代社会、文化所能做的贡献。由于亦园师辛勤的耕耘，文化人类学在今日的台湾也才有现阶段的发展。

二、李亦园：一位能由“小”见“大”,能以“通俗”诠释“精粹”的文化学者。 亦园师自1953年由台大毕业后就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担任专职的研究工作，于1998年由民族所以研究员的身份荣退。但是他的研究和著书的工作从未间断过。更难得的是他在过去的47年当中，先后在民族所、“在中研院”、在清华、学术交流基金会担任了多项繁重的行政工作。但是他既没有放弃教学，更没有放松找材料、做研究、写论文的工作。因此，亦园师对中国文化、人类学理论的创见甚多，先后在国内外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160多篇论文和17本专著。其用功之勤，贡献之大，在今日的文化人类学界里是难有能望其项背的人。就拿亦园师在1984～1990年间在清华大学创立人文社会学院的“清华时期”为例，在短短的6年的时间内，亦园师在繁忙的行政教学工作之外，先后发表了46篇精彩的论文，由允晨丛刊以《文化的图像》为题编成上下两册问世。

1.汉人民间信仰的研究。 亦园师对民间信仰研究的过程及成果，大概可以用“由小见大”“由俗论精”八个字来形容。从1965年他在彰化泉州厝开始研究乩童超，亦园师对台湾民间宗教的研究热心从未冷却过。相反的，随着研究经验的累积，使他能更有系统地和有组织地扩大了他田野研究的范围，搜集了更多更新的资料。在过去的三十几年，亦园师以民间信仰为主题的论文很多。早期的论文讨论民间信仰的理念和仪式，分析民间信仰对个人心理平衡，对社会和谐的种种功能。近年的论文则以民间信仰的变化及其与台湾社会文化变迁的关联、因果为主题。十二年前，亦园师提出了“李氏假设”，以台湾民间信仰及其仪式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汉人通俗文化的特色来探讨存在于小传统里促进台湾企业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因素。

凝结水泵变频改造完成后，凝结水泵出口压力由改造前的1.8～2.0MPa降低至1.3MPa，凝结水系统节流损失大大降低，凝结水泵耗电率由改造前的0.35%～0.4%降低至0.21%～0.25%，节电率达30%以上。

各浓度HNO3改性活性炭对比无改性活性炭，在吸附效果上较差，无改性活性炭DBP去除率为85%，而改性HNO3体积浓度为30%时，DBP去除率只达到83%。其原因为：在使用较高浓度硝酸改性所需活性炭时，不仅会引进含氧官能团，还会造成活性炭表面微孔的破坏，导致吸附孔径、空隙容量和比表面积的损坏，致使HNO3改性活性炭吸附效果不如无改性活性炭。

自从所谓的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起飞”之后，国际上研究经济发展的社会科学家们便开始探寻促进四小龙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有关这个题目的论著很多，大部分的学者都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认为能和“新教伦理”相比的“儒教伦理”上，希望能从中国的大传统里找出近年来台湾经济起飞的端倪。但是亦园师从他对民间信仰的精深的研究中，及时地提出可以由民间的“小传统”里看出的一些与企业精神相关联的文化因素。并以民间信仰在近年来变化的过程当中所展示的重现实、重功利和敢于积极进取的文化因素来申述台湾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企业的蓬勃与经济的腾达的过程。

亦园师的这个“李氏假设”很快地经由社会学家Peter Berger的论述而被纳入社会科学学界对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的讨论之中。当然，我们大概不可能在民间信仰的小传统里找到所有促进近年来台湾经济快速发展的文化因素，但是亦园师的这份创见正好校正了一般社会学家们只重视大传统的偏失，同时也为将来研究同类课题的学者们开辟了一条重要的研究途径，因而被学者们誉为颇有启发的“李氏假设”。

2.文化观和对中国文化的文法的探讨。 文化是人类学里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观念，但是因为文化的内涵非常复杂，研究文化的学者又有不同的观点，因此在文化人类学界里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定义。以一个积了四十多年研究文化的学者的素养，亦园师综摄了文化人类学家及他自己对文化的体认，提出了他的文化定义，正确地指出文化包括了物质技术、道德伦理以及表达感情安定心灵的精神文化三个面向。这三个方面的文化，亦园师在《田野图像：我的人类学生涯》一书中进一步地说，只是文化的素材而已，仅仅是一些可以让研究者以其感官观察体验到的文化表层。亦园师认为在这表层之下，另有一些一般感官所察觉不到的文化的文法与逻辑。因此，当我们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化时，如果只在可观察的物质、社群，表达这个层面做功夫，而不能进一步地探讨其文化的内在结构的话，那我们就会抓不到研究的重点。因此亦园师认为文化人类学的真义在于由外而内，由具体而抽象。也就是说研究文化要从外在的，可观察的层面着手。但是，只了解层面是不够的，我们应当紧跟着来探索隐藏在层面之下的文化结构法则、文化的文法。

亦园师建立了上述的文化观之后，就以他研究中国民间文化的心得整理出一套见解精辟的中国文化的法则，先后在学术会议及刊物里发表了《传统宇宙观与现代企业行为》《从民间文化看中国文化》两篇重要的论文，并以“The Folk Cultural Found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为题在捷克布拉格汉学中心宣讲了他由多方观察、中外例比而整理出来的中国文化的基本文法。亦园师认为中国文化精髓，包括俗民的小传统及上层社会精英的大传统，是“均衡”与“和谐”，也就是儒家所谓的“致中和”。而这基本语法处处主导汉人对自然事物，对人际关系及对超自然神灵的行为模式。亦园师的中国文化的文法在他自己发表的论述中已有明晰的论证，用不着我这个老学生在这里再为老师所画的蛇来添足。但是我之所以要在此地提出“李氏中国文化的文法”的概念是因为这个概念的形成孕育的过程正代表了亦园师这数十年来由小处着手研究，然后由无数的对小事物的观察研究之中，整理出精深的原理与通则的治学之法。有了一些从具体的文化现象、行为模式中归纳出的原理和通则之后，亦园师再把它拿来和中国的大传统中所讲求的原则对比，然后逐步地理出贯穿大小传统，迩存于中国文化的追求均衡、强调和谐的法则，也就是塑造汉文化的一些“基因”。 亦园师整理出来的中国文化的文法正像中国社科院民族所的何星亮先生所说的是“从大众文化或民间文化基础上建构的理论模式”“它是一套解释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的理论模式”；同时它是“既能解释社会运作的规则，又能适用于研究小传统和大传统的一套理论”。

何星亮先生对亦园师的文化理论有很崇高、贴实的评价。何先生同时也指出了“李氏中国文化的文法”的一个主要的特色，即文法的整理起自于资料的搜集和归纳；由小传统做起，进而贯连于大传统之中。所以它既可解释中国社会运作的规则，同时也在文化理论当中提出一个值得国内外文化学者深思的课题！

亦园师对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对中国文化研究在过去的数十年中所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亦园师为师之道虽然是他的学生们所亲历、所感佩的，但是坊间好像还没有什么文章讨论亦园师的师道。作为老学生的我，仅以此篇短文，略表吾爱吾师的心意。同时也利用这个机会敬告老师说：“一个像您这样用功教学，努力研究的老师、学者。虽然学的是人类学这样一门冷学科，但您的生涯一定是不会寂寞的。因为您的‘师范’、敏学，已经在您众多弟子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在中外学界里引起了称许的共鸣！”(原文刊于社会、民族与文化展演国际研讨会论文集，753～761页)

子宫颈癌在妇科肿瘤中发病率较高，而且在近年来呈现发病率升高、病患呈年轻化趋势。广泛性子宫切除术+盆腔淋巴结清扫术仍是治疗早期子宫颈癌的标准手术模式，但由于术中需要切除次3～4 cm阴道壁组织使阴道缩短；加之手术对盆腔内脏神经的损伤，极易导致患者术后出现膀胱功能受损，出现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等表现[6-7]；阴道功能也发生相应变化，约30%以上患者可出现阴道干涩、性交痛等性功能障碍表现[8-9]，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因此，如何在能够达到治疗子宫颈癌的目的，同时能够改善患者术后膀胱功能、术后性生活质量成为妇科研究的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