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忆恩师李亦园院士

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台湾学生，最早都是从李先生通俗易懂的文章认识到什么是人类学。流畅有趣的文字，吸引了我们走向这个研究领域。1994年，我曾旁听李先生在“台湾”清华大学开设的整学期课程。每次课中休息时间，总习惯到阳台上抽烟。后来发现，李先生也经常利用这个时段到阳台，或是随意漫步，或是伫立着远眺沈思。见到李先生走向阳台，我每每躲开。畏惧之心确实有，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在长者面前吸烟过于失礼。有回吸完了烟要进教室，而李先生正走出阳台，我说了声“老师好”，李先生也亲切地与我交谈，同时鼓励我可以报考人类学研究所。这是我与先生的第一次互动。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例(百分率)表示，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进行相关性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过了若干年，我入台湾清华人类学研究所，又再度修读李先生的课程。只不过李先生当时除了“中研院”的职务，还担任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执行长，日常工作十分繁忙，除了上课，与李先生单独接触的机会不多。我研究生阶段原本是要进行海外华人宗教研究，暑期田野实习还到了菲律宾两个月。宗教人类学和海外华人都是李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再加上李先生的尊翁曾长年在菲律宾执教。所以我请李先生担任导师时，先生欣然同意。之后因为种种原因更改研究方向，李先生也尊重我的选择。

李先生行事风格十分严谨，经常令人感到不怒而威，对学生的论文要求更是相当严格，丝毫马虎不得。我曾亲见先生当众对某学生论文，提出强硬严厉的批评，在座师生顿时化为石人。我从未被李先生指责，就个人经验来说，只要行事合宜得体，学术坚持严谨，李先生私下还是非常和蔼，也喜欢开开玩笑。深知李先生要求严格，我从开始田野到论文书写阶段都感到相当大的压力。记得论文完成前三章，怀着忐忑的心情打电话探询，能否先就完成的章节给予指导，李先生随即指示第二天交稿。过了不久即接到先生来电，要我到他家里。

第一次讨论论文的时候，可以看出李先生心情很好，亲自沏了茶，又从冰箱拿出点心，我们师徒俩愉快地谈了一个多小时。临走前，李先生送我到大门，说了句，“我很期待看到你接下来的论文”。这句话带给我的压力比严格批评还要大。如果是批评，至少修改论文方向或内容即可，但满心期待的结语，令我倍感煎熬，因为我不知道如何才能符合先生的期待。接下来又多次到李先生家，或离他家不远的书房，几乎每次都相约在李先生午休后。先生有午茶习惯，每次都准备蛋糕或泡芙之类的甜点，再搭上茶或咖啡。除了讨论论文，也经常闲话家常，跟我说一些自己的经历和体会。

论文答辩前一晚，李先生打电话到家里。其实并没有重要的事，只是交代我报告时声音要大、不要紧张。另外嘱咐我早晨先到他家，和他一道去接前一晚住在李先生客房的答辩主席乔健教授。答辩当天，我们师徒三人信步到“中研院”民族所的会议室。个人印象中，这应该是李先生出席的最后一次研究生答辩。事实上，李先生出席的各类学术活动不知凡几，论文答辩实在微不足道，先生因为关心我，似乎比我还要紧张。

2002年底，我的另一位导师，当时担任“中研院”总办事处处长的庄英章先生要我过去帮忙，当时的研究室正与李先生相邻。李先生不是每天都到民族所，但只要是进研究室，我们都会聊一会。庄先生是李先生的大弟子，我们经常一同探望李先生，有时李先生也会留饭。大概是2005年到2006年间，李先生的身体大不如前。2006年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做了心脏支架手术，我同年拿到奖学金赴美前，还到医院探望。此后李先生不仅长期重听的问题更为严重，从前勉强还可以用放大镜阅读报纸，一直恶化到要非常靠近才能辨识人脸。我自认相当幸运，能够在李先生完全可以阅读，敏锐思考能力未消退的状态下完成论文。

就我个人的认识，李先生在研究方面坚持的是严格的规范，学术行政方面则秉持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但在其他为人处事方面却又不失他所强调的和谐与均衡，为学与做人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深刻的影响，同时又能以人类学的视野关注民间信仰等小传统。

二、“致中和”观点与实践

透过累积大量的中国民间信仰与仪式、家庭制度的研究基础，李先生总结了“三层面和谐均衡致中和”观点。三个层面包括：代表自然系统的“天” (时间与空间的和谐)，有机体系统的“人” (内在与外在的和谐)，人际关系的“社会” (人间与超自然界的和谐)。以这三个层面整体的致中和观点诠释中国传统当中的个人、社会到自然所追寻的和谐均衡最高目标。*李亦园：《从民间文化看文化中国》，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1993(49).从时间来说，致中和三层面和谐与均衡是贯穿中国数千年的宇宙观，从空间来说，还扩展到各地海外华人圈，使得移居海外华人，对于食物属性的“凉”与“热”，个人八字、出生生肖与流年的“冲”或“合”等观念都能延续下来。

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求学阶段，李先生的师长，如李济、凌纯声、芮逸夫诸位先生都是开创中国人类学领域的学者，前二位更接受了完整的西方人类学训练。或许因为家庭与教育背景，李先生除了台湾少数民族研究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着力颇深，有相当部分的学术著作讨论中国传统宇宙观以及民间信仰，甚至在这个基础上，探讨传统文化与台湾经济发展的关系。他主持的最后一个大型课题进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相当抽象，难以言说的“气”的观念，为了将抽象的“气”带入实证层面，李先生还邀请曾任台大校长的电机系教授李嗣涔等学者加入，组织了庞大的跨学科团队。

伯格1982年到访台湾，曾经就世俗化的儒家思想观点与李亦园先生交换意见，并将当时讨论的重点收录于之后出版的论文。李先生对所谓的新儒家假设抱持怀疑态度，同时提出民间宗教信仰与仪式在经济发展过程的作用。伯格叙述，李先生的这个观点起先让自己感到困惑，但看到新加坡灵媒与信徒的互动与民间信仰仪式，才恍然大悟，也认为新儒家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的假说。李先生的论点因此被伯格称为“李氏假说”(Li’s hypothesis)。*Berger, Peter L., 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 In Search of 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 pp. 8-9, Berger and Hsiao eds.,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Books. 1988 在课堂上，李先生总是笑着谈论伯格的“李氏假说”，也说明自己的论点是以台湾经济与民间信仰发展的观察，对新儒家假设的回应，并自谦的认为，称不上“李氏假说”。

李亦园先生祖籍泉州，祖父执医为业，尊翁长期在菲律宾从事教育工作，祖、父二辈都是传统知识分子。李先生高中毕业后辗转赴台求学，原就读台湾大学历史系，第二年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成立，因为兴趣使然转入该系，成为第一届学生。虽然之后未从事历史研究，但李先生无论在回忆文章或私下交流都表达了对历史的兴趣。1999年，我从菲律宾描东岸田野返台，带着数本田野照片到李先生家里报告我的进度。翻到描东岸华人义山照片时，李先生显得非常开心，兴奋地告诉我“描东岸华人义山”横额和左右对联都是出于李先生尊翁的手笔。由此可见，李先生尊翁的书法造诣颇深，在当地华人圈应当有一定的知名度，李先生想必是秉承庭训，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成长。

现代化以前，根植于文化底层的理论架构，一方面可作为士大夫或儒者安身立命的哲学依据，同时也成为一般民众待人接物的行为准则。但在变迁时代中，这些理论架构或行为准则很容易趋向于现实生活的适应，尤其一般民众更容易朝向现实功利态度的转化。当代社会的和谐与均衡模式实践，或许可以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甚至中期表现出相当大的推动力量，但在资本主义发展后期，是否仍然为助力，或相反的成为一种阻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李亦园：传统中国宇宙观与现代企业行为，汉学研究，1994(1).

对于东亚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现代化及经济发展，学者大致从制度、结构，或文化的层面加以解释。“文化论”的主流延续了韦伯(Max Weber)《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基本命题，探讨这个历史上曾受儒家文化影响，又同时创造东亚经济“奇迹” 区域的共同文化因素，几乎无解的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又被重新审视。其中彼得·伯格(Peter Berger)曾以“世俗化的儒家思想”(vulgar Confucianism)解释东亚地区的发展。他认为，今日东亚地区现代化的动力，主要是儒家传统的制度与规范，成功转移到现代公司、工厂组织或制度，因此将儒家伦理视为东亚现代化的活水源头。*金耀基：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韦伯学说的重探，杨国枢、李亦园、文崇一编：现代话语中国化论集，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85.

在台湾社会经济急遽发展变迁过程中，李先生也以人类学的视野探讨传统变迁的轨迹。20世纪60年代，中国台湾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在此之后的二三十年，与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共同成为亚洲四个重要的经济实体，被称为“亚洲四小龙”，这个经济“奇迹”也成为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学者相当感兴趣的研究。

而数线上除了0和1这两个数，还有2、3、4等数的存在，这给学生如何确立整体“1”带来了困惑。另外，数线上的小数表示两种意思：一是表示数与数线上的点之间的一一对应，如①号方框所指的点对应的数是0.1；二是一个数与一段有向线段的对应，如0所对应的点到①号方框所对应的点之间的这一段是0.1。学生之前接触的线段模型和面积模型对表示的第一种意思没有经验积累，对表示的第二种意思有经验积累，但因为数线问题中并没有标出有向线段，学生迁移起来有困难。

以文化观点解释区域发展受到金耀基肯定。金耀基认为，以往学者在解释东亚经济现代化的时候，经常将文化视为一个“剩余变项”(residual variable)，伯格“世俗化的儒家思想”论点，虽然不见得已经解开了东亚现代化发展之谜，但文化对经济现代化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一个社会的经济无法发展固然可以归因于文化；反之，经济发展的奇迹同样可以归因于文化。②

新增钻孔水位与库水位存在较强相关性。D2、D1相关系数为负值，说明该处岩体通透性良好，岩体内水压力可迅速降低。有利于岩体稳定，通过2016年外部变形监测数据比较，右岸山体特征形变量小于左岸，与左岸钻孔相关系数正值形成鲜明对比。

透过分析台湾民间宗教与现代化发展过程，李先生发现传统民间信仰不仅与工业化、现代化并行不悖，蕴含其中若干功利、实用和积极的因素反而在民间社会或“小传统”中发生作用，也有可能是台湾经济发展的潜在根源。台湾工业化或现代化并没有使得传统的宗教信仰与仪式消失，甚至在功利主义的追求下，讲求个人的、即时性的仪式更为兴盛发达。*李亦园：台湾民间宗教的现代趋势：对彼得柏格教授东亚发展文化因素论的回应，刊于李亦园：文化的图像(下册)，第117～138页。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1.

第1次手术时间（176.83±22.65）min，出血量（43.35±7.67）ml。术后1 d出现伤口周围皮下瘀斑7例、大腿前外侧麻木或疼痛11例、下腹壁疼痛2例、会阴区疼痛3例、髋部肌力下降3例、下肢冰凉1例，所有症状均在1周～3个月内完全消失。融合器移位2个节段，发生在凸侧矫正后路固定之前。

我认为，李亦园先生不仅在学术上归纳中国传统的和谐与均衡观点，自己在为人处事方面也能朝这个方向努力。李先生三十多岁担任“中研院”总干事，当时是院长之下的第一号人物，如果没有过人的行政协调能力与领袖型魅力，难以周旋于院内学术资历与年龄高于自己的研究人员，更无法胜任这个工作。

自改革开放以来，云、贵、川三省的GDP始终保持着飞速增长的发展态势。2017年云、贵、川三省的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16 282.60亿元、13 540亿元、36 980.20亿元，增速分别为9.5%、10.0%、8.1%。由此可见，云、贵、川三省正处于市场化、城市化以及现代化的加速发展期。三省经济的飞速发展不仅为大型体育赛事市场的培育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也为大型体育赛事的运作管理提供了基本的供给与需求。

三、谦谦君子风

李亦园先生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有特定的社会文化与学术背景，如同其他任何理论或学术观点，当然都有可商榷之处，李先生对学术不同意见也抱持相当宽容的态度。个人以为，进行学术批判前，应该考量研究者的时代背景，如此才能避免在前人累积的学术塔顶上，以空洞的高姿态对前辈肆意且无理的批评。毕竟任何人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可以轻松的，甚至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对数十年前的学说或观点发出“过时”的批判。

李先生强调的民间信仰小传统对台湾经济发展的作用，以“致中和”诠释中国传统乃至海外华人追寻最高层次的和谐与均衡原则，在整个人类学汉人社会文化研究脉络，还是具有相当大的意义。我们从中可以看到20世纪70～90年代台湾学术界追求社会科学中国化的过程，也反映出包括李亦园先生在内的那一代人，从各种面向与跨学科方法探询何谓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努力，以及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理解传统的适应与变迁轨迹。

2017年4月18日，李亦园先生辞世，刚过世的那几天，我经常往返灵堂和先生家里，听到师母再次说起李先生对学生要比对儿子子宁兄还好，也谈到了家庭生活经常“缺席”的李先生。我确实亲身感受到身为李先生弟子的幸福，然而对师母和李先生的孩子们总感到十分不舍。李先生长期在外地进行田野，或是出席国际会议，三十多岁即开始担任各类学术行政的重要职务，能够陪伴家人，伴随孩子宝贵成长的时间相当有限。敦厚踏实的子宁兄在治丧过程曾说了一句“爸爸是公众的”，让我感慨与感动不已。李先生的学术贡献有目共睹，家人们无限的支持与谅解，更是李先生能够全心为学术奉献不可忽略的因素。

回想每次从李先生家离开的时候，先生总是在“请留步”声中执意送到门口，直到发动车子才正式挥手告别，对后生晚辈仍坚持主客关系应有的礼节。居家生活尚且如此，在公开场合更不会忽略应有的规矩与礼貌，对弟子也是同样的要求。2017年5月21日，李先生的故旧与弟子数百人共同送了先生最后一程，移灵时我们肃立两旁，最后目送灵车缓缓驶离。在啜泣与充满依依不舍的情绪中，向传统文化的研究与践行者告别。不禁想起当今谦谦君子日渐凋零沈隐，只能期盼台湾的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不会随着先生的离去而式微。

轰然消散的桑烟，怦然碎裂的骸骨，以及祈神时天葬师绝望的神色……白日里的一幕幕再次浮现在青辰的眼前，不觉间，他的额角已渗出了细密的汗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