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杰舜(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学高级论坛顾问)：

闪耀在海峡两岸的巨星——悼念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

中国人类学的天空中，李亦园先生(1931～2017)是一颗耀眼的巨星。

在20世纪80年代初大陆的人类学刚复兴时，李先生的名字就是中国人类学的北斗星！他的人类学著作，《南澳的泰雅人——民族学田野调查和研究》《一个移殖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研究》《马太安阿美族的物质文化》《台湾土著民族的社会与文化》《现代化与中国化论集》《中国人的性格》《文化的图像》《文化与修养》《人类学的视野》等成了我们走进人类学的“天梯”；他对异文化的研究、对汉人社会的研究、对民间宗教的研究成了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样板；他的“大传统”和“小传统”理论、“致中和”理论，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大陆人类学学者。

就是在李先生成为我心中人类学泰斗的背景下，1997年初，我应费孝通先生之邀，参加第二届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讲习班学习，一大早在北京大学勺园的餐厅里第一次见到了敬仰已久的李先生。早已认识的乔健先生把我介绍给了李先生。只见李先生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一派温文尔雅的气质，亲切地询问我的情况。不少人都说李先生很严肃，而我对李先生的第一印象却是十分和蔼慈祥。很荣幸的是，在这届讲习班中，我的发言：《汉民族研究的人类学意义》的评议人就是由李先生和乔健先生担任。得到李、乔俩先生的指导，使我的汉民族研究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观照下，逐渐完成了学术转型。今天我能完成《汉民族史记》九卷本的研究和撰写，饮水思源，其中就有李先生的榜样和指导！

从此之后，我与李先生保持学术交往至今已有整整20年了！然李先生于2017年4月18日驾鹤西去，至今已近一年。

根据表1中的数据，并按照公式(1)对lgtind与lgs进行线性拟合计算，可得到两者的关系式，结果如图8所示。

一年前，惊闻李先生西去，我当即与周大鸣、韦小鹏等同仁，以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处、学术委员会和青年学术委员会的名义发出了唁电。但心中的悲情却挥之不去，李先生鼎力推动海峡两岸人类学互动、交流和发展的情境，经常像放电影一样不断在我脑中闪现：

忘不了1999年5月，为纪念李先生七十大寿举行“民族与文化展演国际研讨会”时，李先生专门指名邀请我，以及潘乃谷等10位大陆学者与会。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李先生为了我们的成行，费尽了心力！拳拳爱心，让人无不动容！

忘不了2001年10月，在我访问台北“中央研究院”时，李先生不仅邀请我到他家访问，参观他的书房，向我展示他存放的《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现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还特别邀请我到台北国贤大厦33楼的高级会所用餐，并请了陈中民、余光弘两先生作陪。据李先生介绍，这里是台北高层聚会用餐的地方，可见李先生对来访的大陆学者用情之深。在此期间，李先生在他的书房客厅里接受了我的釆访。由于李先生做过心脏搭桥手术不久，这次釆访是分两个下午进行的。这次釆访，后来以《人类学要关心人类的未来》为题，发表在2002年《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一期上，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今仍警醒着人们。

忘不了2002年初，为了推动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我向李先生报告了打算建立“人类学高级论坛”的事，邀请李先生担任顾问。李先生欣然同意。5月首届论坛在南宁召开时，李先生写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交出席论坛的乔健先生带来。人类学高级论坛一开始就得到了李先生的鼎力支持，真是中国人类学的大幸！

忘不了2002年10月，由我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主持的“人类学访谈录”第一辑《人类学世纪坦言》即将出版，我请李先生写篇序。先生有求必应，挥笔成序，盛赞这本书“已构成了一部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口述历史’”。

忘不了2002年12月，由于李先生的热情关照，在参加花莲东华大学主办的“依山依水族群文化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时，我夫人徐桂兰也应邀参加了会议。这事的起因缘于李先生的一次询问：“为什么你每次来台总是一个人，你太太为什么不来？”我说：“没人邀请啊？！”李先生说：“下次我来邀请！”于是才成全了我们夫妇俩人双双赴台。李先生对我们的关怀还不仅如此，会后在台北期间，李先生把我们当作家人，特意安排我们住在他家，真是无微不至！永志难忘！

忘不了2004年6月，李先生出席在银川举行的第三届人类学高级论坛。行前，李先生向我详细地了解了银川的概况，论坛筹备的情况，并承诺就论坛主题“人类生存与生态环境”做主题讲演。就是在这届论坛上，李先生做了著名的《生态环境、文化理念与人类永续发展》的讲演，不仅被《文汇报》全文发表，还引发了对“生态文明”概念的热烈讨论，成为后来生态文明研究之滥觞。二年后“生态文明”的概念流行中国，李先生功不可没！

忘不了2011年10月，在赣州举行的第十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上，李先生荣获人类学高级论坛终身成就奖。这时，李先生身体状况已不佳，未能出席论坛年会，奖杯由乔健先生带回台北李先生家中。后据乔先生说：我把奖杯交李先生时，把奖杯上的字念了一遍。而李先生并不满足，又自己拿着放大镜，眼睛贴着奖杯，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过来，高兴之情难以言表。

……

这一桩桩一件件往事，勾起了我对李先生无限的崇敬、无限的悲伤，这么好的大写的人类学泰斗，怎么就走了呢？李先生，我们是真舍不得你啊！有一天偶尔在网上看到《南方人物周刊》记者2012年11月写的《李济：失踪的大师》一文，其中说道：李济的“晚年无疑是寂寞的，尤其是1975年相濡以沫的夫人去世时。办完丧事那晚，学生李亦园陪他到很晚，‘他留我在他家住下来，我因睡不惯生床而没有答应他，他很有失望之意’。事后李亦园很后悔。”

今天悼念李先生，我也有一件事十分后悔：2011年10月，我趁到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参加博士论文答辩之机，与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员会副主席彭兆荣教授、人类学高级论坛副秘书长徐新建教授在讨论论坛工作时，鉴于不少先生人事已高，决定开展人类学家口述史的工作，我们将李亦园先生排在了第一位。立即就此事与台北“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方面进行联系，并派李菲博士专程前往做李先生的口述史访谈。此事得到时任所长黄树民先生的大力支持，李菲很快办好了赴台访问手续，于2012年3月飞赴台北，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工作。李菲到台后见到李先生，得知“近史所”已由黄克武先生做过李先生的口述史。于是又与“近史所”黄克武先生多次沟通联系，最后决定根据李先生意愿，在“近史所”版本的基础上对全书进行仔细修订，并重点补充2002年之后的十年里李先生全力推动“泉州学”研究，以学术回馈桑梓的经历，以及他与大陆学者的交流和互动。当时李先生身体状况已很不理想，访谈过程中每隔10分钟左右就要停下来休息。但李先生仍坚持了下来。在这种情境下，李菲修订增补完成的《李亦园口述史》终于于2014年交付出版社，其后，却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至今还未能出版。今天悼念李先生，我真后悔我们的工作还是做晚了一步。是不是会迟一步成千古悔呢？

李先生走了！这确实是中国人类学，乃至国际人类学的巨大损失！

李先生走了！但李先生所创立的人类学理论却永远留在中国人类学的天空！他的学术思想将如恒星一样永远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李亦园先生千古！(2017年10月19日于南宁相思湖畔)

范 可(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类学学会副会长)：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纪念李亦园先生

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于2017年4月18日去世，这对学术界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先生享年八十有六，是为高寿。李先生生前是台湾“中研院”院士，曾在台大和哈佛大学接受人类学训练，深得其师凌纯声先生和克拉克洪亲炙，在海外华人研究、汉人社会文化研究、台湾少数民族研究诸多领域卓有建树，许多论著脍炙人口，成为莘莘学子案头读物。许多人因读了他的书爱上了人类学，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李先生在国际学界名声遐迩，享有诸多殊荣。凡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间到台湾从事田野工作的英美人类学家大多接受过他的指导，无不尊他为师。

近些年来，李先生的身体状况一直不是太好。双眼视力下降，最后竟无法再像以往那样读书写作。这对一位毕生以学术为志业并视之为生命者的打击之沉重可想而知。生命，似乎对他已经失去了意义。2015年春夏之交，我到台湾开会。会议之后特请赵树冈兄领我去拜见李先生。我们到李先生家时，他刚午休起来不久，看得出，他对我们俩的到来感到十分高兴。当时，李先生看起来精神不错，声音依然洪亮，但耳背比之前更重了，而且反应迅捷的头脑已经开始迟钝。虽然交谈起来没有什么障碍，但情况显然不容乐观。他询问了我和南京大学的一些情况之后，便静静地坐着。不一会儿，他忽然对我说，他原先已经被厦大录取，因为一些事情到台湾来一趟，结果这一来就回不去了，只好就读于台大。我说，您要是回到厦大，那将是另一种命运。他同意我的说法。但又陷入了若有所思的状况。李先生是有名的大孝子，他一定对亲人常年不得相见的痛楚深有体会。我相信，他突然告诉我这些，一定是又想起了他的高堂。

我从读本科时候起就已听到李先生大名。后来，李先生的学生，时任职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的黄树民教授到厦门从事田野工作，同时在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和台湾研究所担任访问教授。从黄先生的口中，我对李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当时学校的台湾研究所已经有了不少港台书籍和刊物，我便将当时台湾研究所图书馆里所藏的李先生的著作借来阅读，深为李先生学术功底、见识和简练的文字所吸引。到美国留学之后，我的指导教授郝瑞也曾对我谈过李先生，他十分佩服李先生的分析能力、敏锐的洞察力、多方面的识见。在我快完成学位时，有一天他突然问我是否有兴趣到台湾工作，说是因为收到李先生来信，要他推荐学生到台湾政治大学工作。我自然愿意，但是因为身份问题，我请我的老师务必将这一问题与李先生提及。李先生那头也行动起来，后来他颇为遗憾地告知，由于我的身份，去台湾就职可能有些麻烦。这件事我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而且几乎忘记。李先生去世的噩耗使我回忆起与老人家往来的一些事，这件事才又进入了脑际。

后来，我到南京大学就职。刚到南京没几日，便收到了徐杰舜教授的来信，邀请我出席2004年6月份在银川举行的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并告知李亦园教授和乔健教授也将出席。对此，我自然十分兴奋。到了银川之后，见到了李先生。他精神矍铄，十分随和。可能因为我也是闽南人，我与他之间仿佛马上就拉近了距离。我们还用闽南话交流了一会儿。我赞他身体很好，声若洪钟。在旁的乔先生微笑不语。我后来才知道，李先生说话嗓门大是因为耳背所致。在银川会议上，李先生就人类学与永续发展(大陆通译为“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在大会上作了精彩演讲。李先生从跨文化的视野谈到“发展”和“进步”，这类来自启蒙运动的理念对人类社会所起的积极推动作用。同时，他毫不客气地指出，为发展而发展是一种盲目的发展，它不仅无视民众的需求，而且无视文化和传统的语境；它使资源枯竭、植被与环境遭到破坏，造成水土流失等负面后果。这是对子孙后代不负责任的行为。与会者均深为李先生的炽热的赤子之心所感动，并深为其眼界、慧见和洞察力所折服。离开银川前，我邀李、乔二位先生来南京大学访问。他们俩都立刻答应。乔先生当年秋天便前来走访，但李先生因其他原因没来成。

Wagner在1965年从财政支出的视角最早提出公共服务概念，认为国家财政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要支付的货币。公共服务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单纯依靠市场机制供给公共服务必然导致效率缺乏，政府必须成为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3]3。政府的政治程序和组织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和供给效率[4]15。基本公共服务满足的是普通社会群体共同的基本消费需求，需要政府通过各种手段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与公平。

2005年2月，南京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成立。在此之前，我写了信给李先生，邀请他出席为研究所成立举办的学术研讨会，随信还附上我一篇研究百崎郭姓回民的英文论文抽印本。很快，我便收到了李先生的手复，他不仅通读了拙文全文，而且还十分嘉许——这使我深受鼓舞。然而，由于事情已经排满，李先生难以成行南京。在表示歉意的同时，李先生还在信中恳切地说，他的老师凌纯声先生原先任教于南京大学的前身——中央大学，他因此有义务回馈南京大学，南京大学建立人类学研究所令他感到由衷的高兴。李先生还具体地谈了一些设想，说了不少鼓励的话，也表示迟早会到南京大学来。然而，在那之后，由于健康的关系，李先生极少到大陆来。我们最终失去了在南京相聚的机会。

后来，在一次由乔健教授发起和组织的“媒体与异文化工作坊”上，我又见到了李先生。李先生在会上做了主题演讲，照例是见解深邃，极富洞见，同时又不失锋芒，充分体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关怀与情怀。在私下场合里，李先生至少两次与我谈及有关民族的英译问题。在他看来，56个民族的“民族”翻译为nationality最好，因为它体现了平等，政治上十分正确。同时，他还不无遗憾地指出，台湾使用“原住民”来指“高山族”的诸族群，是台湾认同政治的后果，它迎合了一些人的政治议程。这最初并不是当事人自身要求的称谓，但你既然这样来指他们，他们也就渐渐地接受了。在那些原为殖民地的国家，有这样的分类无可厚非，但在中国历史上，移民台湾与所谓殖民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历史上大陆人移民“台湾”都不是任何有组织的政府行为，而且大陆移民是开发台湾，完全不是殖民主义那种对殖民地资源的掠夺和对当地居民的剥削与压榨。历史上移民台湾，来自大陆的闽南人、广东人、客家人与当地其他族群的关系不是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而是共同开发和发展台湾的关系。我想，这就是李先生对“原住民”一词耿耿于怀的原因吧。

怀念的故事是悲，是切，是情，也是缘。 见亦园师是缘，识亦园师是缘，因人类学相识亦是缘。

在后来的时间里，有关李先生的消息多来自时常联系的乔健教授。每见乔健教授，我都没忘请他把我的问候带给李先生。而李先生也不时交代乔健教授问候我。有一次，南京大学高研院组团到台湾学术交流。在与“中研院”同仁见面的座谈会上，李先生还特地问率团队出访的周宪教授为什么我没随团来访。这是随团出访的周晓虹教授回来后告诉我的。事情虽小，却让人感到温馨，我从中感受到了老一辈学者对晚辈的关怀与期待。

李先生在人类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学术成就之外，他为两岸人类学的交往牵线搭桥，亲力亲为，也为中国大陆人类学的建设贡献良方，不辞辛劳地奔走于两岸之间，一直到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再如此奔忙之后，才渐渐停歇下来。

李先生走了。我们失去了一位睿智的长者、卓越的学者。但他音容宛在，教泽长存。我们怀念他、纪念他，因为他对中国人类学有一种愿景，这种愿景来自他的强烈文化自信与自觉，因而有一种特别的魅力与学术感染。这种魅力与感染力超越了各种边界因而更具生命力。

谨以这篇小文祭拜李先生。(写于2017年4月22日夜，增、改于10月19日)

此后几年，我应庄英章先生之邀，去台湾交通大学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又作为大陆人类学代表团团长赴台参加“人类学高级论坛”活动。我去看了亦园师。

亦园，亦缘

当我从多位朋友和弟子处得知李先生去世的消息，我有点错乱。我不信，因为感觉李先生过些时候就要来厦门，这是他答应我的；我似信，因为我知道，李先生的心脏做过“搭桥”手术，近些年都没有外出。

我点开百度，消息确认：“2017年4月18日19时，著名人类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李亦园先生于台北医学院附属医院病逝，享年86岁。”

李先生真的走了，带给我巨大的悲痛，也带给我深深地怀念。

以上可见，李先生不仅在学术上多有贡献与识见，而且政治上的嗅觉也十分敏锐。这是多年从业人类学的结果。人类学第一手接触研究对象，更了解民众所思所想，并由此体察出究竟是什么影响一般民众的视野与想法。而许多人类学者所具有的世界主义心态无疑也使李先生对许多事情有所感悟。他极为敏锐地意识到，建构认同便是制造边界，这对人类和谐相处是有些负面影响的，因此，他总是主张，在全球化时代里，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十分重要。这在他与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末的一次交谈中体现得十分明显。我觉得，作为人类学者，我们都不应忘记这两位杰出学者的情怀与教诲。人类社会中一些因为国籍、宗教归属、族群性所造成的壁垒和边界已经对整个人类共同体造成了伤害，如何在加强文化自信的同时，又能破除这样的壁垒，也应当成为人类学家的终极关怀之一。人类学在这方面有独特的透视视角，人类学家应该在这方面为世界做出贡献，而且也能做出贡献，这也应当是李先生所期待的吧。

1994年，我从贵州大学调到厦门大学工作。记得调入不久就见到了亦园师。大师祖籍闽南泉州，那一段时间，他经常回家乡探亲。回家乡必到闽南的大学——厦门大学；到厦门大学必来人类学系。

厦门大学是中国少有的，具备完整人类学科系的大学。中国数千大学中屈指可数者，厦大必在其列。 厦门与台湾只隔一泓浅水，改革开放后，台湾同胞登陆的第一站是闽南。他们操着乡音回到自己的“老家”。

闽台同在一个文化区域(cultural area)，同画一个文化圈(cultural circle)——老式的人类学概念最能准确描述闽台关系，这其中“五缘”——血缘、亲缘、地缘、神缘和业缘——全部都打包。

作为台湾的人类学代表(“中研院”院士)与厦门大学人类学同行的关系很密切，便不奇怪。

我借给你。话到喉咙口，最后没说出来，陪着老钳工，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说，急急地回家了。他第一次没和老钳工交代病房的情况，就无声地走了，他不敢再停留，不敢再看老钳工无助的倦容，他怕忍不住把“我借给你”说出来。

李先生一直把厦门大学人类学的发展当作他自己的事情，无私地帮衬着。对他来说，这样的缘分很难用简单的地缘来解释，也不好用业缘来解释，是超载五缘的“情缘”。

大师所以为“大师”，社会责任一定揣在他们的怀里，挑在他们的肩上。“大师”首先是社会认可，不是个人偶像。个人偶像只在个体中找理由；大师的理由必先羼入社会。

亦园师不独心里的牵挂，而且是行动的挂牵。

我调到厦大人类学系，也就连带着被牵挂、被挂牵。 这一挂，差不多挂了二十三年。

“霜白了头”将本来运用于修饰霜降的形容词“白”运用到“头发”这另一事物之上，写她头发花白，形象地写出了妻子老去这一悲剧现实；

初见亦园师时，他或已从老所长蒋炳钊教授那儿了解到，有一个从内地调来的年轻老师的事情。

1.2.1 心理护理:由于绝大多数的病人在术后受自身疾病的影响,出现焦虑、抑郁的心理状态,影响治疗效果,护士应根据不同病人的心理状态,为病人提供有效的心理指导,消除病人不良的心理状态,增加病人对治疗的信心。

所以，第一次见到我，他就说：

“你是彭先生啊？” 我说：“是”。 他好亲切啊。我的心中就有了异样的感觉，好像我们以前相识的。第一次见面相互不陌生，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 亦园师又问：“彭先生去过台湾没有？” 我说：“没有。” “厦大人类学系的老师大都去过台湾，你也应该去。” 我说：“有机会我一定去。” “你主要研究什么？” 我说：“跨境族群，前些年在西南，主要集中在瑶族。现在做一点客家研究。” “厦大人类学在客家研究方面有很好的传统，‘中研院’民族所明年要举办一个国际客家学研讨会，我可以邀请你去。” 我说：“太好了，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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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去了台湾。

第一次去台湾，与“中研院”动物所的一“大咖”打了一仗，赢得酣畅淋漓！嚯嚯，现在想起来毛孔都会竖，热血沸腾。

还有就是，亦园师请几位学者上101，在顶层宴请我们。 好大的奢侈！ 夜，穿透的景。整个台北都沉在脚下。 美，却是怪的感觉。

台北有点像巴黎，整个城市都贴在地上，高楼只是唯一；巴黎，除了艾菲铁塔外，只是一幢高楼：蒙巴那斯。101仿佛蒙巴“那厮”。突兀得很。

1997年，我在厦门倒腾“首届中国文学人类学学术研讨会”，我请亦园师来。他不计较辈分，不在乎“文学人类学”名头(他告诉我此前没有听过“文学人类学”这个概念，他的助手把它写成cultural anthropology，他还询问我英文书写的问题)，他亲自来为我，为我们这些年轻学者站台。 多大的面子！

冬小麦的生长周期从10月初至次年的6月中下旬，约260 d左右。期间在返青之前（约次年3月底之前），日需水量一般小于1.0 mm/d，该结果与Liu等[12]用蒸渗仪测量的结果一致。而在拔节期，由于温度和辐射等增加，叶面积也迅速增加，这时作物需水量也快速增加，在开花期和灌浆前期需水量一般达到最大，约在5.0～6.0 mm/d之间。进入6月后，小麦从灌浆期进入成熟期，这时需水量迅速下降。冬小麦生育期内的日需水量过程如图1所示。

时间过了好久好久。我也从系主任的位置上下来了。

在以后的岁月里，特别是在我的经济状况好转后，我经常私底下资助年轻学者，尤其是我的那些穷学生们。亦园师是我的榜样。

会议圆满，李亦园、汤一介、乐黛云，还有一批现在如日中天的学者，其中就有如日中天的易中天。他当时作为我的朋友、兄弟，在会场当义工，跑前跑后的，相当“哥儿们”。

会议期间还举行了一个由我主编的“文化人类学笔记丛书”(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首发式。易中天的《读城记》即在其列。

大师的学术极其严谨，为人态度总是亲和。会议期间，我感同身受。

曾经读过亦园师无数的著述。印象中最早读到的是1980年由他主编的《文化人类学选读》。 读着很受益。

2005年，我就任厦门大学人类学系主任。 上任的第一件事情，我计划举行“李亦园学术研讨会”。 恰在当时，我到北大参加一个学术活动，与乔健、庄英章等台湾人类学家们在一起。我把这个想法说与他们，他们当即表示支持，都表示届时与会。乔健先生还自告奋勇，让我立即写一封信，由他专门带给亦园师。李先生是乔先生的学长。 那天晚上，我在北大勺园(酒店)里给亦园师写了一封很庄重的信，把为什么我上任做这第一件事情的事由告诉他。

找理由，我很会。记得我在信中列了好几款。 第二天交给乔先生，他过目后嘱我改一两个小地方，我照办。 就这样，乔先生把信带回台湾。 回到厦门，我一直期盼着回音。

二十多天过去了。一天，我正在乡下田野，手机响了，显示的是国际长话，我想是亦园师的。 果然。 亦园师在电话里首先感谢我为此所做的一切。其实，我什么都还没有做。

众所周知，以1972年斯德哥摩尔国际环境会议为标志，人类社会跨越了工业文明时代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面临着众多的挑战和机遇。一定的理论观念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同样一定的理论观念也反映了一定的时代，生态美学是时代的产物，是新时代的审美观念。在众多研究学者中，曾繁仁已然成为中国生态美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建成了自己的生态美学体系，“其核心就是让美学跨出学院书斋，超越形而上的抽象，并落实到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上，以实现人类的诗意化和审美化生存”①。

一是经费保障。职业教育的教育教学方式和教育对象决定了其高投入、高成本、低收费的特征。要完善市、区县两级财政分摊机制，保障对职业教育发展的长效稳定投入。区县政府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积极落实职业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达到或超过国家和市里要求；落实兼职教师工资福利，保障教职工绩效达到基础教育学校水平；落实建设维修等经费，保障职业教育教学正常运行。

但他告诉我一个不好的消息，虽然此前我有所闻，只是不确凿有多严重；说是他前些时候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医生嘱咐不能外出。他说：“举行我的学术研讨会，我当然要到场，而且闽南是我的家乡。我也希望能够去。为此我专门征求医生的意见，医生最后还是不同意我走动。” 他停了一会儿，“过一段时间如果身体好转，我就告诉你。我也想去厦大人类学系看看。” “我希望能够在厦大做好这件事情，这是我的心愿！”我殷殷地说。 “谢谢你，彭先生。”

……

更让我感动的是，当他知道我为了筹措这次会，完全没有任何单位、没有任何基金会支持和资助，凭借一己之力到处“化缘”时，从自己的钱包里拿出一笔美金资助会议。

我没有等到亦园师“身体好转”的回音。

彭兆荣(四川美术学院“艺术遗产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想，此生大约再无机会为亦园师举办他的专题学术研讨会了。这份遗憾就让它成为我们两代人心里记忆的种子吧。

感谢人类学，让我认识了您；感谢您，让我更深地认识了人类学。

常记起与亦园师开会、聚会的幸会。 总感念与亦园师业缘、识缘的因缘。 “缘”即“纯”。《尔雅》如是说。

2）多数海岛柴油机烟气所余热能可以满足生活垃圾垃圾干燥，其技术路线是可行的。干燥后的垃圾热值高，易于焚烧，环境污染小。

李先生走了，在我的心灵深处，在我的人类学思想里，在我的书架上，李先生都健在，而且永远在，只要我在！(2017年4月20日于厦门大学)

徐新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类学学会理事)：

注重文学的活态与过程——追忆文学人类学开拓者李亦园先生

李亦园先生与文学人类学的开拓关系密切。

作为根基深厚的人类学家，李亦园堪称汉语学界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突出代表，具有典范般的深远影响和人格魅力。然而或许容易被局外人忽略的一个方面是，李先生很早就开启了文学的人类学研究，提出过许多开创性论断。早在1975年，他就在台湾的《中外文学》杂志发表《从文化看文学》，阐释各种文学类型中口语与书写的对等并置，不但比较二者异同，并提出口语文学在“调适心理需求”等方面胜于书面文学的重要论断。*李亦园：从文化看文学，中外文学，1975年第4卷第2期。由此出发，李亦园提出了对西方“文学”(literature)正统定义的质疑，从“口头文学”(oral literature)的出现揭示“文学”一词的内在矛盾。因为按照西语本义，literature指的是The production of literary work，即“撰写工作的产品”。李亦园认为，西方以往的literature定义，把“口头文学”排除在外，体现出浓厚的文化偏见，应当纠正，办法之一便是引入人类学视野和方法，突破旧有束缚，建立新的“文学”观。对此，在1998年撰写的文章里，李亦园做了专门阐述。他说：

人类学家认为如此自限于书写形式的定义，不但使文学的形式与内容自我缩小，而且也不能拓展文学作品的许多动态意义，以及书写与口语形式之间的互动关系。*李亦园：民间文学的人类学研究，民族艺术，1998年第3期.

企业之间通过吸收合并，可以建设一些资本运作平台，不断为企业增加融资渠道，从整体上来讲，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内外资源的不断优化和整合，还可以有效降低不公正关联交易的发生率，保障证券市场能够和谐稳定的发展。

如今看来，此段论述的正面含义，其实是提出了文学人类学的新文学观。其中要点不但强调拓展对文学“动态意义”的关注，同时倡导考察口语与书写的互动关联。在学科创立意义上，李先生的这番论断，比波亚托斯(Fernando Poyatos)等在美国发起“迈向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呼吁早了十多年。*Fernando Poyatos,Edt.,Literary anthropology：a new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people, signs, and literature，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8.相关译文参见波亚托斯：文学人类学源起，徐新建、史芸芸译，民族文学研究，2015年第1期。

此文发表前的1997年，李亦园先生应邀出席了在厦门举办的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首届年会，在会上宣读的论文更以《文学人类学的形成》为题，阐发了该学科诞生的时代背景、重要意义及主要特征。以对民间文学的关注为例，李亦园指出，以往的文学研究虽或多或少有所涉及，但由于方法与观念所限，在程度上远不及人类学那么重视和深入；在人类学的关注里，文学不但在民间广泛存活，而且类型繁多、样态生动，大大超越了精英文学的书面界限。为此，文学人类学的研究便获得了极大扩展。在李先生的论述里，这样的扩展至少表现为如下方面：1.范围扩大：研究对象突破西方现代式“文学”定义下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的“四部类”限制，延伸到神话、传说、故事，甚至咒语、歇后语、侄语、寓言、谚语、谜语、祷词、歌谣等口传的东西。

除上述1批性状不符合规定的样品外，28批样品符合规定，90批样品不符合规定，不合格率为76%；此检验结果结合产区和市场调研分析，主要为硫酸铝铵等铵盐掺伪。另外，此检验项目标准方法中需使用剧毒试剂二氯化汞，对实验室操作及环境安全风险大，属于严格管控试剂，使用极不方便。

因为E‖x(t)‖=x(0)+E‖v(s)‖ds≤x(0)+D0t,存在T1>0, m1>0,使得当t>T1时,有

2. 立场多元：用人类学的文化多元立场克服各种“自我中心”观产生的文化偏见，以平等视角开展对不同族群及类型的文学比较。

3.动态转向：从限于书写文本的研究模式转向关注活的、动态的文学，把文学视为人类交往的展演过程。

在我看来，从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文学研究的介入来看，上述扩展中“动态转向”最为重要。其不但把文学视为静态的写和读，而且视为动态的展和演，也就是看成生活世界中多重参与者的交往实践与互动过程。为此，李亦园做了十分完整的阐述比较，指出：

在展演过程中，讲述者、听众、研究者，经常是一种演话剧一样的表演。讲述者不仅仅是在讲故事、神话，而且是一种表演，把他内心的东西表达出来，而听众可以反对、修改、改写，是一个双向沟通的过程。*李亦园：文学人类学的形成，中外文化与文论，1998年，总第5期。

令我欣慰的是，刊登李亦园这篇论述文学人类学形成专文的期刊，正是我调入四川大学后主要参与其中的《中外文学与文化》。记得刊发的缘由一是回应1997年厦门会上彭兆荣、叶舒宪之约，二是得到主编曹顺庆教授的热情鼓励。那时我们不过是一批四十出头的中青年，自1994年在中国比较文学“张家界年会”的青年论坛上贸然提出要用人类学方法阐释文学后，一直得到乐黛云、孙景尧等前辈的肯定和支持，但对海峡对岸的学界状况并不了解，也没读到李亦园先生有关从人类学研究文学的论述。在彼此陌生及身份悬殊的情况下，由兆荣兄投石问路，以新创建的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名义向彼时已名声远扬的李亦园发出邀请。没想到他欣然接受，不但亲自参会，并且撰写专文，阐述文学人类学的要义及其学科远景。

回望历史，二十年前在厦门举行的首届文学人类学年会，称得上两岸不同代际的学者，以不同的起点和方式在文学与人类学交叉路口的相遇、相知和相互汇集。也正是以这样的交叉汇集为基础，文学人类学的中国之路才溪流不绝，叶茂根深。在大陆一方，不但接二连三地引进张光直从考古学视角对青铜器皿的符号解读、出版乔健以人类学理论对印第安颂歌的专题论述、参与王秋桂牵头组织的傩戏考察，及至介绍王明珂、胡台丽、林素蓉等对两岸多个族群“祖先故事”“神话表演”及“歌谣传承”的考察阐述。而在台湾，不但文学与人类学相关联的双向互动延绵不断，与大陆学者的交流对话也日益深入，其中突出事例便是在2013年在台北、台中和台南举办促进合作的人类学高级论坛，期间还由潘英海教授组织对花莲山区赛德克族群作了实地考察。对我而言，那次的考察内容即为对作为影像作品的《赛德克·巴莱》与现实人群之历史记忆及口传表述的对比关联，重点仍是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学表述。在很大程度上，电影《赛德克·巴莱》的面世及影响，不正与李亦园从人类学角度对文学、艺术做的分析相对应么？1998年发表在大陆《中国比较文学》杂志的文章里，李亦园强调了文学艺术的心理功用，将文学视为“被抑制的心理需求的升华”及人类追求“完美心理的本性表现”。*李亦园：从人类学看文学，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第5期。

遗憾的是，2013年的人类学高级论坛李亦园因病没有出席，未能到会指导并与大家交流。不过他特地致函会议，对两岸学界的深入交流表示贺喜，同时对往后的前景寄予厚望。

如今，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的文学人类学已在两岸学界日益壮大，把文学视为动态与过程的看法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学人认可，然而回首往事，李亦园先生能在20世纪后半叶就提出前面引述的重要论断却不能不说难能可贵，而且还通过往来于两岸诸地的理论旅行，让这些先知卓见广为传布。那时的大陆学界，不但文学研究才从“文化大革命”极左劫难中复苏不久，与社会学、心理学等一道被判为“资产阶级学问”的人类学更是大难不死，步履蹒跚，对学科的命运前景尚自顾不及，哪还有余力兼管其他？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于文学人类学的中国路程来说，李亦园的积极介入便具有毋庸忽略的重要意义。如此看来，从学科发展史上说，李亦园先生何尝不是一位影响深远的文学人类学家？继往开来，在两岸学者共同开拓的文学人类学路上已有日益增多的同道在继续探索行走。路上的境况如何？一如叶舒宪教授当年作为专栏主持所言那样，在这里，“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叶舒宪：“主持人语”，中外文学与文化，总第5辑，巴蜀书社，1998年。

文学关涉人类学，人类学也是文学。彼此交叉互补，皆为活态，都是过程。无奈书写限于纸面，唯有依托心语诵念，连通彼岸，追忆文学人类学开拓者李亦园。(2017年10月，成都九眼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