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癌是发病率及死亡率增长速度极快的恶性肿瘤，在我国的增长速度为恶性肿瘤的首位，且随着环境的恶化及吸烟群体的增加，肺癌发病逐渐趋于年轻化 [1-2]。小细胞肺癌是肺癌的主要类型之一，临床发生率较低，为肺癌总发病率的20%左右，但恶性程度较高、转移早、倍增时间短，是导致肺癌致死的主要原因[3]。研究发现HPV16、HIF1α及VEGF等肿瘤相关因子在肺癌发生及发展中具有明显相关性 [4]，本研究在收治的小细胞癌伴胸水患者中进行HPV16、HIF1α及VEGF水平检测，并以良性胸水患者为对照，观察这些指标对小细胞肺癌的诊断价值。

算例3的电动汽车SOC变化和调制功率变化曲线如图11所示。由图11可知,与算例2相比,算例3的电动汽车在设置的光伏功率波动区间,即在12:00～14:00之间开始放电,SOC下降较快,电动汽车的调制功率在12:00～14:00之间为正,以此来改善母线电压质量。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3年2月～2017年5月收治的79例小细胞肺癌伴胸水患者为观察组，68例良性胸水患者为对照组。对照组中男39例，女29例；年龄40～78岁，平均(59.77±5.13)岁。观察组中男47例，女32例；年龄42～79岁，平均(59.81±5.51)岁。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均经影像学、病理学检查确诊[5]，存在独立思考能力，研究经医院委员会审核后批准。排除标准：患者存在严重精神异常、系统功能障碍[6]，拒绝参与研究，或对研究内容不知情。观察组临床资料见表1。

K196+475松长分离立交属于主线下穿跨线桥.主线与S514环城高速交叉，交角为70°，为保证两道路互不影响，遂将S514对主线进行上跨，主线从K196+475分离立交中心墩柱两侧通行，设计图如图1所示.K196+475分离立交桥宽11.5 m，孔径-孔数4孔×25 m，桥长107 m，桥下净空5.0 m，桥面上部构造为预应力混凝土简支转连续箱梁，下部构造台及基础为肋板台桩基础，墩及基础为柱式墩桩基础，设计载荷满足公路—Ⅰ级.

 

表1 79例小细胞肺癌患者临床资料Tab.1 Clinical data of 79 patients with small cell lung cancer

  

组别构成比(n,%)性别 男47(59.49) 女32(40.51)年龄(岁) >6041(51.90) ≤6038(48.10)肿瘤分期 Ⅰ～Ⅱ期40(50.63) Ⅲ～Ⅳ期39(49.37)肿瘤最大直径(cm) >3 48(60.76) ≤331(39.24)淋巴转移情况 有50(63.29) 无29(36.71)

1.2 方法及观察指标

两组均通过胸穿提取胸水样本5～10 mL，在40 ℃下3 000 r/min离心10 min后，取上清液，立即用于测定，或置于-70 ℃冰箱中一次性冻存后检测。应用酶联免疫吸附法进行HPV16、HIF1α及VEGF检测。检查3项指标在两组患者胸水中的表达水平。

1.3 统计学方法

Excel建立数据库，采用SPSS 22.0软件包校对全组数据，计数资料用例(n)、占比(%)描述，行χ2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描述，行t检验；设置检验水准α = 0.05，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3项指标诊断小细胞肺癌的灵敏度及特异度

（3）领先的智能音频分析。自带音频自动对齐功能，根据不同音视频素材的波形，智能分析出偏移量进行补偿，保证音频波形准确对齐，减少工作强度。

HPV16、HIF1α及VEGF联合检测对小细胞肺癌诊断的灵敏度及特异度高于HPV16、HIF1α及VEGF单独检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胸水HPV16、HIF1α、及VEGF检测对小细胞肺癌诊断的灵敏度及特异度Tab.2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HPV16, HIF1α and VEGF in pleural fluid in diagnosis of small cell lung cancer

  

指标真阳性(n)假阴性(n)假阳性(n)真阴性(n)灵敏度(%)特异度(%)HPV16 4237293953.16(1)57.35(1)HIF1α5722185072.15(1)73.53(1)VEGF5029244463.29(1)64.71(1)联合检测72756391.1492.98

(1)与联合检测对比， P<0.05

2.2 3项指标在各期小细胞肺癌的阳性表达率

HPV16、HIF1α及VEGF联合检测在小细胞肺癌Ⅰ～Ⅱ期、Ⅲ～Ⅳ期中阳性表达率及总表达率均高于3项单独检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3 胸水HPV16、HIF1α及VEGF检测在各期小细胞肺癌患者的阳性表达率(n，%)Tab.3 Positive rate of HPV16, HIF1αand VEGF in pleural fluid of patients with small cell lung cancer

  

指标阳性表达(n,%)Ⅰ～Ⅱ期(n=40)Ⅲ～Ⅳ期(n=39)总计(n=79)HPV16 17(42.50)(1)25(65.96)(1)42(53.16)(1)HIF1α25(62.50)(1)32(82.05)(1)57(72.15)(1)VEGF22(55.00)(1)29(74.35)(1)50(63.29)(1)联合检测34(85.00)38(97.44)72(91.14)

(1)与联合检测对比，P<0.05

3 讨论

小细胞癌是肺癌中恶性程度最高的一型，临床转移、扩散较早，经确诊后生存期多不超过1年，且无法应用手术进行根除治疗。但小细胞肺癌对放化疗具有较明显的敏感性，接受全身化疗后初治效果明显，可有效延缓癌细胞扩散；早期小细胞肺癌可经化疗后到达良好效果，且存在1%的痊愈率。大量研究发现，小细胞肺癌患者长期接受化疗后极易产生耐药性，致使癌症复发，预后较差[7]。因此，加强小细胞肺癌的早期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恶性胸水是肺癌常见并发症，主要因肺部肿瘤在增大过程中，在侵犯胸壁组织的同时对脏层胸膜及肺造成压力，致使蛋白及液体的重吸收障碍，从而致使胸膜腔内液体聚积，形成胸水，长期发作，甚至比癌症对人体造成的危害更加明显[8]。同时，因小细胞肺癌扩散、转移较早，治疗发展速度较快，故多数小细胞肺癌患者均伴有不同程度胸水症状，且有研究证明，胸水中肿瘤因子检测的敏感性要好于血清肿瘤因子，利于早期诊断。HPV是球形DNA病毒，属于乳多空病毒科的乳头瘤空泡病毒A属，可引起皮肤或黏膜鳞状上皮异常增殖。研究证明，HPV感染与生殖器疣、宫颈癌、肛门癌、直肠癌、前列腺癌、口腔癌等均具有明显的相关性[9]。HPV-16是黏膜高危型HPV，是目前公认与女性宫颈癌密切相关的病毒感染，在宫颈癌的早期诊断中具有重要价值。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HPV-16在小细胞肺癌患者中也存在过度表达，在肺癌的临床诊断中具有一定价值[10]。HIF1是一种异源二聚体，最早于1992年发现，主要由HIF-1α和HIF-1β两个亚单位组成。HIF-1α基因定位于人14号染色体，由826个氨基酸构成，受缺氧信号调控，对HIF-1活性的调节起到重要作用，为HIF-1的活性亚基[11]。同时研究发现，HIF-1的活性与新血管生成相关，在肿瘤生长时HIF-1活性明显增强，则HIF-1的活性亚基HIF-1α也会出现异常表达。VEGF是一种促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具有高度特异性，可有效增加血管通透性，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增殖、迁移，加速新血管形成。而研究发现，微血管形成在实体肿瘤侵袭性增大、远处转移中具有重要作用，于肿瘤体积大小直接相关，若发生微血管增生，则直接影响肿瘤治疗及预后[12]。本研究结果显示，HPV16、HIF1α、VEGF联合检测灵敏度及特异度高于HPV16、HIF1α、VEGF单独检测，在小细胞肺癌Ⅰ～Ⅱ期、Ⅲ～Ⅳ期中阳性表达率及总表达率也高于3项单独检测。说明在胸水中进行HPV16、HIF1α、VEGF水平检测在小细胞肺癌鉴别诊断中具有重要意义，但肿瘤相关因子水平与肿瘤形成、发展的关系存在不同，故在小细胞肺癌临床鉴别诊断中也存在一定差别，而联合检测互相弥补各指标水平的不足，为小细胞肺癌的鉴别诊断提供更为完善的参考依据，提高诊断灵敏度及特异度，利于小细胞癌的早期诊断。

综上所述，HPV16、HIF1α、及VEGF在小细胞肺癌胸水中均有明显表达，且3项指标联合检测在小细胞肺癌诊断中灵敏度及特异度高，可为小细胞肺癌早期诊断提供较科学的依据，改善疾病预后。

4 参考文献

[1] 李艳萍，殷俊.影像学联合多项肿瘤标志物对肺癌误诊率的影响[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医学版， 2016，13(3)：16-19.

[2] 丁珂，滕毅.血清CEA、NSE与CYFRA21-1联合检测在肺癌诊断及疗效评估中的价值[J].贵州医科大学学报， 2017，42(7)：803-807.

[3] KOH, Y, JANG B, HAN S W, et al. Expression of class Ⅲ beta-tubulincorrelates with unfavorable survival outcome in patrents with resectdnon-small cell lung callcer[J]. Thorac Oncol, 2015,5 (3):320-325.

[4] 喻雄杰，李艳丽，雷金华，等.多西环素对小细胞肺癌H446细胞增殖及HIF表达的影响[J].实用肿瘤杂志， 2016，31(3)：237-242.

[5] 石国一，刘玉玲，王敏.VEGF、HIF-1α、COX-2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表达及意义[J].河北医科大学学报， 2016，37(3)：256-259.

[6] KHODADAD K, KHOSRAVI A, ESFAHANI-MONFARED Z, et al. Comparing docetaxel plus cisolatin with paclitaxel plus carboplatin in chemotherapy-naïve patients with advanced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a single institute study[J]. Iran J Pharm Res, 2014, 13(2):575-581.

[7] 袁明，王琼，吴丹，等.小细胞肺癌患者癌组织中CD44v6及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表达及临床意义[J].中国综合临床， 2017，33(7)：625-627.

[8] 孔倩，王心悦，蒋日成，等.不同二线方案治疗178例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预后及影响因素[J].中华肿瘤杂志， 2016，38 (4):294-299.

[9] 金军，谢玲.紫杉醇新辅助化疗对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疗效及组织 IF-ITM3、MMP-9表达的影响[J].医学临床研究， 2016，33 (7)：1322-1324.

[10]刘佳，任宏，吕卫东，等.STMN 1m RNA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表达与紫杉醇类药物化疗效果和患者生存率的关系[J].现代肿瘤医学， 2016，24 (19)：3066-3069.

[11]唐曦，徐炎华，汪春林，等.洛铂胸腔灌注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恶性胸腔积液的临床观察[J].肿瘤研究与临床， 2016，28 (11):764-766.

[12]李爱科，李青山，林萍萍，等.HIF-1α、VEGF及MMP-9在非小细胞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意义[J].医学临床研究， 2017，34(9)：1687-16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