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不断融合，使之具有中国作风和气派，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在中国的民族化。”[1]综合已有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民族化研究中的民族主要都是针对中华民族而言，然而实际上，民族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民族是指区别于其他国家地区的、外族的中华民族，狭义上的民族是指与汉族相对应的少数民族，因此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民族化自然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概念上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大环境的适应，狭义概念上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则是指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地区民族特点的适应性调整。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个广阔的概念范畴内理论层面的本土化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是众多地区共同的本土化，因此还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地区的民族化进行具体的、针对性的研究，才能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更加顺利。

一、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包括以中国本土化的方式表达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各领域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以及在各领域内形成新的理论成果，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等。“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科学理论……在与不同民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结合的过程中，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取得预期效果的过程，就是其民族化的过程。”[2]在谈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概念时，毛泽东曾经提出，马克思主义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这里所说的具体便是马克思主义要在具体环境中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不是抽象运用理论。民族特色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基本特色，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国化必须要进行民族化。简单而言，就是让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以民族形式来表达，使马克思主义能够借助民族路径真正扎根于少数民族地区，使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深深地熔铸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发展过程中。

（一）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

作为人类的一种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过程必然是其本土化和民族化的实现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彰显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文化观念相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民族的文化特质、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结合起来，使之民族化。”[3]少数民族地区情况特殊，大多数民族不仅历史发展曲折，且在现实中人口分布较为分散、居住区域相对偏僻、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群众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以及部分民族跨境而居等。众多少数民族地区特殊情况意味着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和指导少数民族地区建设发展时，面临的实际情况自然和其他地区大相径庭，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众多少数民族地区都能够很好地发挥理论指导意义，成为新时代民族地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指导思想，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使相关理论的诠释表达合乎少数民族群众的认知习惯，使相关理论能够在民族地区的重点领域发挥指导意义，使科学理论能够切实推动民族地区的发展，能够满足少数民族群众的现实需求。

（二）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构成要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理论指导解决中国具体实践问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要对实践真正发挥指导意义，就必须要在表达、指向等方面契合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也必须要回应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基本需求，才能使理论指导的实践切实为少数民族服务。在此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发挥理论指导意义的根本前提和先决条件，是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作用的具体路径和重要方法。没有民族化的前提、条件、路径，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国化的目标就难以实现。此外，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国化还需要进行理论方面的创新和发展，没有完成理论过程的民族化，就难以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实践中真正得到新的理论成果，从而进一步丰富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因此民族化的过程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路径

马克思主义是世界众多国家革命实践经验的升华和提炼，是一种科学的、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其本质是一种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国化，就意味着一种新的思想文化体系要在少数民族地区落地生根，成为指导少数民族地区建设发展的核心指导思想，这种新的思想文化体系必然要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质达成一致才能达成这个目标。民族性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基本属性，也是少数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根本性区别之处，马克思主义要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中国化，一个关键的问题便是和民族性建立关联。按照这个逻辑，民族化本身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国化就具有重要的路径意义。另外民族化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环节，在此路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进行理论大众化、实践化以及理论建设和创新等其他环节的发展。

于次年7月对各样地新竹进行每竹调查，调查指标包括老竹数、新竹数、新竹平均胸径和鲜质量。按径阶(每1 cm为1径阶)统计株数，根据株数分布，查一元质量表，计算标准地内竹秆鲜质量并推算单位面积上的竹秆鲜质量。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民族化实践形式

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国化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促成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为少数民族群众所接受，使其成为少数民族群众社会实践的指导思想。首先，长期以来大多数少数民族成员所接受的教育都是本民族文化教育，民族文化已经流淌在民族成员的血液中，民族价值观、伦理观、道德观是少数民族群众的基本思想观念。其次，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地区中国化的过程中，必然会遭到少数民族群众原有意识观念的抵制。再次，少数民族群众有自己特殊的语言表达方式和习惯性的信息获取路径。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坚持原有的话语体系和表现方式，必然难以为少数民族群众所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自然难以推动。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化实现，并不是对民族文化的全盘否定，而是通过继承民族文化传统，以少数民族文化作为实践的桥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一个文化融合的过程，民族文化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也是切入口，对于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有助于推进民族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进程中更好地发挥作用。”[5]第一，以少数民族的文化符号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外在表现形式。对于少数民族群众来说，其最为常见的信息来源就是少数民族音乐、美术、戏剧等文化艺术形式，因此可以以这些方式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演绎和诠释，以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方式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观点，有利于少数民族成员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接受和认同。第二，以少数民族语言方式重建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体系。少数民族群众均有各个民族不同的语言习惯和文字表达，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民族文化结合的过程中，还需要基于少数民族群众的语言和文字习惯特征重建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使原本抽象的、规整的理论话语转变为少数民族群众熟悉的家常话。第三，将少数民族文化的价值理念和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进行融合对接。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对包括我国少数民族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和少数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念有重合之处，通过对民族文化价值观念的适当改造和调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和少数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可以进行深层次的融合和多方位的对接，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理论阐释和价值表达。

（一）继承民族文化传统，促进理论和文化的结合

“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真理威力和强大生命力，表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4]推进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族化统一起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实践形式。由于这种民族实践形式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促成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落地生根，指导少数民族地区的实践发展，同时促成科学理论的新成果，因此这种实践形式的发展关键在于少数民族群众对实践形式的接受程度、少数民族群众的参与度以及实践是否有利于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等方面。

（二）重视民族群众联系，奠定理论发展的群众基础

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国化，归根到底就是要让马克思主义成为少数民族群众易于接受的理论思想，而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实现是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为群众所接受的重要手段方式。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国化必须要加强与少数民族群众的联系，奠定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群众基础，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意识主体地位。第一，以马克思主义表达少数民族群众的主观诉求。任何理论都必须反映群众的心声才能得到大众的认可，虽然马克思主义是已经被实践证明的真理，但是具体到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还是必须同本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的意愿结合起来，即让理论回到实践中，让抽象理论以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真正反映少数民族群众的心声和疾苦，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才能成为少数民族群众的价值取向、精神脊梁和信仰追求。第二，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解决少数民族群众的现实问题。从少数民族群众的视角来说，任何理论都必须符合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发展才具有指导意义，任何理论都必须满足少数民族群众的现实需要才具有实践价值，如果相关理论只是纸上谈兵，并不能真正推动少数民族群众具体问题的解决，那群众也不会去学习、理解、接受、认同和实践这些理论。同时，现实问题的解决可以从实践层面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通过解决少数民族群众关心的现实问题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第三，推动少数民族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实践。少数民族群众要成为马克思主义忠实的学习者、信仰者、传播者和实践者，一方面需要让理论本身切实反映少数民族群众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还需要让少数民族群众积极参与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社会实践中去，促进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体验，真正使马克思主义入耳、入脑、入心、入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一些少数民族群众来说是不熟悉的、一知半解的，因此，推动民族群众参与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的过程，既可以直接缩短马克思主义和少数民族群众的空间距离，又可以切实拉近马克思主义和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距离，还可以有效实现少数民族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学真用和活学活用，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民族化的实现。

我国传统的不动产测绘管理属于分散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主要是将不动产测绘分属到不同的机构，实现对测绘工作的分级管理，但是这种分散式的管理模式由于成本较高，而且管理效率相对较低，所以起不到实质性的效果。因此，我国后续对该模式进行了改革，即在国土资源部地籍管理司的基础上增设了不动产登记局机构，同时，在一些省市也陆续成立了相应的不动产登记机构，这就大大地提高了不动产测绘效率和质量，但是对于一些城镇和县城而言，不动产登记机构还没有形成，所以限制了该区域不动产测绘的开展，同时也对区域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能值为某种流动或贮存的能量所包含的另一能量的数量，能克服传统经济学与能量分析方法无法在统一尺度上对不同类别和等级的资源进行量化计算的缺陷，能以同一种能量类别单位来衡量社会经济系统中不同类别的物质。由于农业生产投入产出要素的多样性，本文的主要研究理论与方法为能值分析。

（三）立足民族实践情况，促成科学理论的创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直接目的是促成科学理论对社会实践的指导，为社会实践提供科学的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方法；另一个目的则是促成理论和中国本土情况的结合，形成新的科学理论成果，从而以科学理论来指导中国当下现实和未来的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发展是基于我国各地区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经验的共同总结，这里所说的地区当然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理论实践积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践推动，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民族化的实现，还需要立足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地理、气候、文化、习俗等现实特点，一切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第一，全面把握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和文化发展并不是整齐划一、一成不变的，特别是在社会转型的大环境下，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民族文化萎缩、民族经济发展不平衡、民族开放程度不充分等都是少数民族地区在社会发展中表现出来的新情况，必须要对相关问题有清晰地了解和全面地把握，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第二，切实抓住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中的新冲突和新矛盾。理论发展的目的不仅是提供思想方法，还要解决各种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理论建设也不例外，少数民族地区建设发展中出现的新冲突、新矛盾是少数民族地区实际情况的一部分，只有对这些新冲突、新矛盾有实质性的认识，找出问题形成的根源和症结，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最终有助于各种冲突矛盾的解决。第三，科学总结少数民族群众创造出来的新经验和新办法。理论从社会生活中来，是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把握，在理论尚未成为理论时，其就以经验的面貌出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经验基础必然是集思广益、博采众长，而不仅仅是一家之言。少数民族群众是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建设的主体，对社会实践有深刻的心得体会和丰富的经验总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与科学发展，需要总结少数民族群众的实际经验，集结无穷的群众智慧和磅礴的集体力量，才能锲而不舍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和民族化，使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参考文献：

[1]陈其胜．中国国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联系[J].学习与实践，2010，(12)：62．

[2]李京桦．民族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及实现途径[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4，(6)：21．

[3]杨玢．传统化与民族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诠释维度[J]．理论月刊，2016，(10)：13．

[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