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和社会民主程度的不断提高，民族地区公众参与社会政策的渠道越来越多，参与意识越来越强，参与活动也越来越频繁。在公众的参与下，民族地区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完善越来越有利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提升民族地区公众的社会认同度。

成虫、幼虫均为害小麦，以幼虫为害为主。成虫沿叶脉啃食叶肉，成白条状，不食下表皮，幼虫钻入新叶内舔食叶肉，叶面出现宽白条状食痕，造成叶面枯焦。

一、民族地区的媒介生态概览

在媒介生态学者看来，媒介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这个系统是社会大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子系统之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了媒介生态环境。在媒介生态环境中，技术是最为核心的因素，媒介技术的进步使民族地区的媒介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体现在媒介迅速地渗透到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之中，渗透到了社会大众的生活之中，并使得媒介这一社会子系统中的各个媒介的界限逐渐消失，重构了民族地区媒介发展的版图。在媒介技术的影响下，无论在什么地方，媒介生态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由于特殊的文化和社会发展状况，民族地区的媒介生态更为复杂，这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民族地区媒介化水平相对较低，很难找到有较大影响力的主流媒体；二是民族地区的媒介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关系更为多样化，这是由特殊的民族认同和信仰所决定的；三是民族地区公众参与社会政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相对较低；四是民族地区媒体的信息传播的风险度较高，因为很多信源需要保护甚至是限制。

第四，考核结果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考核体系，并交中组部等干部管理部门。对未完成考核指标的省级人民政府，应提出限期整改措施，对连续未完成考核指标的省级行政区，建设项目新增取水的要限制审批或暂停审批。

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地区公众通过媒介参与社会政策就显得尤为必要。

二、民族地区公众参与社会政策的媒介途径

1.网络参与社会政策大有可为

（一）精英化参与：报刊的阅读与来信来访

通过报刊参与社会政策早已有之，如清朝的《京报》就以“专纠政府之过失”为手段，以舆论压力极力推动政治变革。”[1]在西方，大众传播媒介是公民个人和集体向决策者传递政治要求的主要手段。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报刊也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报刊是党的宣传阵地，因而引导公众参与社会政策是各级报刊的主要职能。众所周知，新闻宣传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新闻媒体无疑是助力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工具。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工作中，报刊要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针，毫不动摇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为促进国家、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而不懈奋斗。

在民族地区，报刊一直在公众参与社会政策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报刊发其声、立其言，必然会影响政策的舆论走势。当前，尽管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迅速崛起使社会舆论格局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但民族地区公众通过报刊了解社会政策仍然是极为常见的现象。与此同时，极力提高同报刊打交道的能力，增强舆论引导本领，及时掌控舆论走势，赢得社会政策制定和执行的主动权，也是摆在各级领导干部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毫无疑问，报刊是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展示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力的重要渠道，民族地区各级政府通过报刊及时了解社会公众的需求和关注点，力争在政策的制定中将政府的主张与公众的关注统一起来，有效地完善社会政策。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民族地区各级政府通过报刊广泛地收集社情民意，不但能够拓宽知情渠道，更重要的是能够为公众提供施展才华、实现自身价值的平台。社会政策参与的实质就是使公众在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行使自己的权利，从而增强他们作为社会一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同时让公众在参与中有所作为，使自己的知识、经验和智慧转化为相应的成果。这个活动开展的过程既是民族地区公众在具体的政策参与中提高思想觉悟、增强政治意识的过程，也是政府赢得人心、凝聚力量的过程；既是锻炼队伍的过程，也是发现培养人才的过程。在民族地区，作为大众媒体的报刊必须想方设法地激发公众的创造性，努力营造参与社会政策的氛围，扩大参与面，使参与社会政策成为公众的自觉行动。同时将公众参与的广泛性和专家学者的参谋决策作用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民族地区公众参与社会政策的整体水平。

不同于报刊新闻严肃、枯燥的报道，因特殊的媒体属性，广播、电视在有关社会政策的报道中，内容更为丰富生动、更加贴近群众，因而广播、电视等媒体也就可以采取互动性更强的参与模式。作为更具大众化特征的新闻媒体，广播、电视无疑成为民众参与度极高的媒体，成为参与社会政策的重要切入点。事实证明，广播、电视媒体不仅是民族地区的公众积极主动参与社会政策的工具，也是完善社会政策的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因为广播、电视是公众很欢迎的媒体形式，通过这些媒体将各种社会政策传递给社会大众，并及时倾听他们的心声，是民族地区政府制定和执行社会政策的有效环节。也就是说，广播、电视可以让民族地区的各级政府采取公众容易理解的报道形式，对社会政策进行解释，将与民众利益息息相关的社会政策公诸于众，及时收集公众的反馈意见，有效完善社会政策。

《建规》的发布，第一次从技术规范的高度上明确了在我国应用外保温系统时，除了要保证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满足可燃性指标的基本要求以外，同时还需要按照相关的规定增加防火构造措施，基本上较全面地完善了针对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的防火技术规定，首次从技术标准的角度上确立了外保温构造防火的重要性。这对于保障建筑外保温工程在使用阶段的防火安全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障。

目前，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方兴未艾，诸多城市如火如荼在繁华城区进行地铁建设。由于城市道路两侧建筑物密集，既有交通走廊和城市空间有限，在城市地铁建设中，经常会出现规划市政高架桥与规划地铁线路重合的情况。遇到这种情况时，常见的处理方式大致分为以下三种[3，5]：

隶属于不同职业、社团和组织的社会公众，通常以个人意见和建议的形式参与到社会政策中来，他们采用口头表达、署名文章等方式，通过工会或社会团体等机构表达自己意见和建议。但在今天，公众在发表意见时，最主要的渠道还是新闻媒体。在民族地区的公众参与社会政策的过程中，报刊应充分发挥其舆论工具的作用，采取融协商对话与舆论监督于一体的报道方式，遵循新闻规律，按照新闻特性组织自发性的报道，充分发挥报刊的双向交流与沟通作用，引导公众观察社会现象、主动参与社会政策。相对于广播、电视新闻来说，报刊新闻需要一定的文字阅读能力和表达能力，并对公众的媒介素养水平有一定的要求，这也为民族地区的公众通过报刊参与社会政策的设置了一定的门槛：

（1）熟练掌握新闻基础知识

掌握现代新闻基础知识，是民族地区公众提高参与社会政策的能力之基础。在今天，报刊等媒体所刊载的信息充溢着公众的视线，因而民族地区的社会公众想要通过报刊来参与社会政策，就必须要了解报刊新闻报道的基本规律，只有熟知报刊传递新闻信息的逻辑，才能获得利用报刊媒体参与社会政策的入场券。

（2）较强的新闻写作能力

对以文字为主要表达方式的报刊来说，写作是应具备的基本能力之一。就民族地区的实情来说，绝大部分公众都曾接受过基本的写作训练，有的甚至还参与过新闻写作。因而公众要能够像记者一样深入、全面地了解社会政策，及时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由此可知，文字功底较弱的人，往往被报刊阻挡在参与社会政策的门外，因为表达缺乏逻辑、前后矛盾、语句不畅，往往会对参与社会政策造成直接的影响。

2.广播、电视参与社会政策——一种初步互动的参与

对于新闻信息，媒体、政府及社会公众的需求和看法不尽相同。媒体天生有着追求离奇性和震撼性信息的喜好，社会公众素来关心与自身利益的密切相关的社会政策，而政府往往要求报刊能阐明政府的政治主张、维护权威的信息。因而在民族地区，当政府要制定或实施某种社会政策时，公众要及时弄清新闻信息源，并全面而深刻地解读相关政策，从而做出有价值的回应。

2.民族地区公众通过报刊参与社会政策——一种精英化的参与

“精英”一词最早见于17世纪，是用法语来表述的。其最早被理解为“精品”。在帕累托等知名学者的推动下，精英的概念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在社会科学中流行起来。帕累托声称，精英就是最强有力、最生气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2]而莫斯卡则认为那些“人数较少，行使所有社会职能，垄断权力并且享受权力带来的利益”的统治阶级就是精英。[3]刘美萍认为：所谓精英就是指拥有较多的资源、具有较强的能力、处于较高社会地位的那部分人。[4]

民族地区的公众通过报刊参与社会政策被称为“精英化的参与”，因为通过报刊参与社会政策的人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写作能力以及新闻素养，并且还要有机会和渠道才能通过报刊这一媒体参与到社会政策的讨论中去。不过“精英”并不是绝对的，很难用一个标准来衡量，而是相对来说，有一定的影响力、具备比较高的文化水平、在某些领域有卓越的才能或者话语权的民众。为了使社会政策的参与更有效，应多发动素质高、参与能力强的人参与到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来。

整本书阅读虽然脱胎于传统语文，但真正形成理论体系是在叶圣陶之后，而真正进入研究领域还是近几年的事情。从研究资料来看，以中国期刊网提供的数据为例世纪80年代之前的资料并不多见，80年代以后才逐渐地增长，直到近五年才呈现激增的状态，总体来说，研究资料比较单薄，可以说这还是一个新的等待挖掘的领域。在信息化时代，网络载体参与了学生的阅读。网络环境下，要充分尊重学生主体地位，同时注意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要引导学生重视文本阅读，同时尊重学生个性化阅读体验;要围绕教学目标进行引导，同时防止海量资源使学生迷失自我。

但“精英化的参与”方式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即如果报刊的社会政策的参与局限于“精英”群体，人为地将草根阶层排除在外，就很难真正地了解社情民意，也就很难制定出公众广泛认可的社会政策。许多“精英”本来工作就相当繁忙，导致一些“精英”对参与社会政策的意义与责任认识不清。不可否认，提高“精英”的参与热情很有必要，但民族地区社会政策的参与应该赋予各个阶层更广泛的发言权，只有每一个阶层都能够发声，通过报刊参与社会政策的建言献策才称得上是丰富多彩的，也只有如此才能使社会政策的参与更符合现实，操作起来也才能更为便捷。公众参与社会政策绝不是“精英”阶层的游戏，如果只有“精英”，则不但会剥夺草根阶层的发言权，还会出现“精英”阶层发言过剩的情况，且不少社会意识较弱的“精英”人物会混杂于社会政策的参与之中。就算所有精英都积极参与到社会政策之中，也难免会在很多方面给人越俎代庖的嫌疑。这可以从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活动中看出端倪：在中国近代政治格局的变化中，知识分子始终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对于政治更为关注、参与社会政策的热情也更高，古有以纵横术辅佐他人开创人类盛世的谋士，近有孙中山等追求革新的社会精英人物，他们都对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客观地说，在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知识分子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拥有“知识身份”，使得精英阶层形成一种能够被社会广泛认可的特征，并由此获得令人羡慕的特权，但“知识身份”并不能直接代表“知识分子”团体的利益，“知识身份”被抬高，并不是“知识分子”不断努力所导致的。据此可以说，社会政策需要知识分子的参与，但又不能排斥普通大众的参与。

因此，在民族地区，通过报刊参与社会政策，应该警惕“精英化”的理念，应该重视社会大众的作用。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说，当前各国正处在一个利用媒体实现互动交流的时代，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同样进入了多方交流与碰撞的时代，参与的方式和理念往往通过媒体来呈现、传播甚至被放大。如果社会政策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与关注，则很难发挥其社会价值。所以就当下来看，利用报刊参与社会政策，应尽快走出“精英化”的模式，想方设法提高普通大众的参与能力，打造全员参与的新模式。

（二）初步的互动参与：广播、电视收听、收看与反馈

1.广播、电视参与社会政策的价值

局部水头损失采用沿程水头损失的10%计算。根据以上公式计算管道水头损失滩地片区为9.5 m，贤庄村片区为13.28 m。

赵集手忙脚乱，说：“做做，今儿喝肉汤的人多。”从筐里拎出几根猪腿棒子，搁墩案上，举起斧头，砰、砰砍，骨渣飞溅。

（3）较强的政策解读能力

陆斗细曾在《围观式政治参与：中国网络参政的深层透视》一文中对围观性政治参与做了界定：公民利用互联网及相关技术虚拟聚集,以话语为主要行为方式,围绕一定的政治事件或议题,展开虚拟集体政治行动,影响政治决策,以实现自身权益与价值的政治活动。[7]

近年来民族地区的公众较为热衷于通过广播、电视来参与社会政策。通过广播、电视参与社会政策的本意是通过构建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互动平台，回应百姓关切，解决实际的问题，旨在实现“百姓参与，百姓评说，百姓监督”的理念。今天，民族地区公众参与政策之重点当属于民生领域，这一领域的较为常见的社会政策，就离不开各个主体的常态化的参与，由此构建起长效化的沟通机制，而这必须建立起改善民生和不作为问责有效结合之平台，对百姓的生存状况这一问题予以全方位的关注，在百姓有重大关切时及时予以回应，消除百姓生存的后顾之忧，使民族地区的政府部门及时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及时解决民生问题。

（三）全民围观、互动化参与：网络中社会政策的传递与互动

既然民族地区的公众通过新闻媒体可以参与社会政策，就需要结合各类媒体的特性来研究和分析民族地区公众通过新闻媒体参与社会政策的具体途径，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它们自身的特性都极大地影响着公众参与社会政策的途径及效果。下文将对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及自媒体等四类媒体不同的参与途径及其效用进行探讨。

胡锦涛同志曾经指出，互联网是“做事情、做决策，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的一个重要渠道”。[6]温家宝也曾两次亲临新华网、中国政府网，与网民畅所欲言。此后，在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通过网络吸引社会大众的参与逐渐成为一种热门现象。

民族地区的各级政府积极倡导、引导网络参与到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之中，促进相关工作的健康开展，广大网民自觉地通过网络新媒体参与到了社会政策之中。2004年3月，享有“教育市长”美誉的朱永新，发了一个主题为《2005，我们说什么》的帖子，短时间就有10000多人对帖子进行了访问，并收到了800余条回帖。在做客强国论坛的时候，朱永新毫不犹疑地指出，网络已成为社会大众参与教育政策的重要途径。而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即将召开之际，全国人大代表纪尽善（西南财经大学教授）通过人民网上传了3份议案草案，征求社会大众的意见，力求不断完善议案。可以说，网络以其交互性、便捷性、快速性等特点，为委员们深入调查、体察民情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作为“第四媒体”，网络凭借其便捷、迅速、直观、互动以及多样化的传播手段为民族地区的社会公众参与社会政策提供了众多的宝贵经验。同时，不少代表委员以网络征集的方式广泛收集公众的意见，开辟了一种全新的沟通和交流渠道。难怪朱永新委员会说网络不仅让他关注宏观问题，也深入了解了很多具体问题。由此可知，充分利用和发挥网络的优势，有助于社会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公开化和透明化，能加速社会民主的进程。而公众通过网络广泛地参与社会政策还有利于不断体现社情民意、凝聚民心，这对于快速、方便地收集社会大众的意见、优化社会政策，从而更为有效地发挥其社会价值来说，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民族地区公众通过报刊参与社会政策的基本要求

2.网络参与社会政策——一种全民围观、互动化的参与

姜堤乐园的中外葫芦文化大观园主要提供观光和休闲活动，游客参与性的体验项目较少；葫芦庄园大酒店开发的葫芦宴存在菜品不够丰富、文化内涵不足的缺点；三处葫芦文化博物馆均存在规模较小，展厅较少，展示内容不全面的问题，而堂邑镇的博物馆甚至多数时间并未对外开放。

镇江香醋可以分解乳酸，从而缓解身体疲劳，具有抗菌消炎、预防感冒、助消化的作用，对腹泻下痢、防治肝病、抗癌等有一定疗效[23]。

由于广播、电视两种媒体具有及时互动的优势，使得互动式参与成为了公众通过广播、电视参与社会政策的主流方式。但是，在具体参与过程中，需要认真考虑参与的常态化和栏目化之后的流程以及场域问题。电视媒体一般通过电视讨论会的形式来参与社会政策，电视讨论会可以被看成一个场域，这个场域是具有结构性的。在场域中存在着不同的话题、角色各异的发言者、各种各样的发言权等要素。享誉全球的社会学大师布尔迪厄曾认为，电视讨论会精彩与否，取决于这些因素在场域中是否有着最优化的安排。[5]在今天，广播及电视媒体的社会政策的参与主要在主持人和政府官员之间展开，这不足以发挥公众参与社会政策的功效，因而民族地区需要拓展场域，让社会大众通过广播电视等媒体参与进来，使社会政策在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政府官员、各行各业的专家以及广大社会公众等多元化的参与主体中展开，其内容和风格无疑更为绚丽多彩。

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我传你受”的模式已然淡出历史，人们正迎来参与、互动、表达、共享的新传播时代，全媒体时代的大众狂欢与参与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得益于网络技术的发展，中国网民能更有效地参与到社会政策之中。这种参与既有匿名的、围观式的，也有即时互动性的，是一种体验式的参与。据《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网民总数已达到7.72亿，这么多的网民，如果被吸引参与到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来，其及时化、互动化的信息反馈，将会在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在今天，网络已经渗入我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一种极为重要的媒体。毫无疑问的是，网络已成为民族地区公众参与社会政策的有力武器。利用网络参与社会政策是非常有益的尝试。例如在新教育在线、强国论坛等各式各样的网络论坛之中，来自四面八方的公众不断地参与着这样那样的社会政策，把自己看见的、听见的信息通过网络传播出去，并及时地与他人进行互动。网络参与社会政策使相关部门能够通过网络这一平台，充分吸纳社会大众的意见并将之归纳为建议性信息，然后迅速传播出去，反映社情民意。民族地区的各级政府应该有效地利用网络的互动性特征，综合利用网上的各种信息，不断拓宽自身的视野，深入研究各种问题，充分吸引公众参与到社会政策之中，详细了解社情民意，及时完善社会政策。由此可见，网络是民族地区的公众参与社会政策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

民族地区的公众通过网络发声，无疑会给政府官员巨大的震撼和警醒，政府部门切实感受了网络舆论的冲击力，想方设法地思考网络舆论引导之策。实事求是地说，虽然网络是社会大众参与社会政策的一种有效手段，且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但网络参与社会政策仍然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如网络参与的快速发展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不相适应、网络参与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混乱等等。尽管民族地区的公众网络参社会政策发展势头迅猛，政府也正积极引导这一趋势，但网友仍心存疑虑。面对公众积极参与的态势，民族地区的各级政府需要坦然面对和科学引导，注重建立长效的参与机制。

（四）奇观式参与：自媒体中社会政策的参与景观

1.“全民DIY”的自媒体

除了以上因中国版画刻本对日本的贸易出口及市场需求，而对日本版画产生的无意识影响之外，日本许多画家也主动吸收中国绘画艺术的养料，以提升日本版画的审美品位，这一类有意识的模仿创新作品大多体现在浮世绘版画中。

“自媒体是指私人化、平民化、普泛化、自主化的传播者，以现代化、电子化的手段，向不特定的大多数或者特定的单个人传递规范性及非规范性信息的新媒体的总称。”[8]2003年，谢因波曼等人对“We Media(自媒体)”进行了界定：“We Media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的途径。”[9]

自媒体使得每一个参与者从“旁观者”变为“当事人”，人人都能够使用属于自己的媒体。在这种情况下，媒体从传统的高高在上的位置一下变为了每个人都能接触到的个人信息平台。公民可以自由地在自己的“媒体”上发表观点，每个“草根”都可以利用互联网来发声，对社会政策进行评论，以此传递他们的态度。

在自媒体时代，“全民DIY”成为现实，随着公众参与社会政策的意识的提高，自媒体人有关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DIY”越来越多。

2.自媒体参与社会政策——一种奇观式参与

美国学者凯尔纳曾提出“媒体奇观”的概念。“媒体奇观”是指媒体“能体现当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其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它包括媒体制造的各种豪华场面、体育比赛、政治事件等”。[10]这里的奇观当然只有在新媒体时代、在自媒体的发展中才能看到。自媒体把奇妙的自然景观、千姿百态的人文景观、体育运动、人造武器等及时呈现出来，给人以巨大的震撼。在变幻莫测的世界奇观中，民族地区不同阶层、不同族别的人们，从自身的角度、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维度，通过自媒体参与社会政策，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构筑起千姿百态的、庞大的参与景观。各种文化、信仰和追求交互映衬，对政府的施政方略产生巨大影响，从而实现在多方博弈中推动社会政策会朝着理性化、完善化的方向前进。

不过，就目前来说，尽管自媒体参与社会政策政成为一种新兴的趋势，并且很多公众认为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够平等沟通、自由参与的平台，但事实上，自媒体参与社会政策仍然停留在粗浅且比较无序的阶段。对于微博等自媒体上发布的政策信息，普通大众并不能完全分辨其真假，常出现盲目转发、群起而攻之的现象，赞扬声、漫骂声此起彼伏。躲在匿名的身份之后，更有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利用大众对社会政策的关心来传播谣言、煽动民心。罗尔斯指出，那些共享平等公民的理性目标是公共性，既是政治正义观念对社会基本制度结构的要求所在，也是这些制度服务的目标和目的所在。[11]在民族地区，公众需要善于利用理性去鉴别自媒体上的政策信息。而作为政策信息的发布者，政府应该积极地将相关的政策观点有效地表达出来，成为公共利益的发声体，让公众了解社会政策的真相和价值。

三、结论

随着媒介技术的演进，媒介形态不断发生着变化，媒介生态环境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就民族地区媒介与政治的关系来说，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公众能够有效地参与到社会政策之中，对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产生巨大的影响。作为社会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应该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广泛地吸引大众参与到社会政策中来，不断发挥社会政策的效用，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的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1]许莹.舆论参政的理解与践行：解析“丁未政潮”期间的《京报》言论[J].国际新闻界，2013，(4).

[2]威尔弗雷多·帕累托.精英的兴衰[M].刘北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3.

[3]加塔诺·莫斯卡.贾鹤鹏，译.统治阶级（政治科学原理） [M].上海:译林出版社，2002:97.

[4]刘美萍.农村经济精英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及化解策略[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12，(5):453.

[5]布尔迪厄.关于电视[M].许钧，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6]李昕.网络民主进程中的困境及对策研究[J].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11，(3):26.

[7]陆斗细.围观式政治参与：中国网络参政的深层透视[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3，(5):74.

[8]蒋玉.当报纸头条可以被预测——新媒体和自媒体冲击下的传统媒体应对探析[J].西部广播电视，2013，(8)：9.

[9]刘景东等.浅议自媒体[J].中国信息界，2011，(3):36.

[10]周才庶.后现代语境下的媒体奇观——凯尔纳对媒体现象的阐释与反思[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

[11]黄利鸣等.公共理性视阈下的协商民主与依法治国[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