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政治民主化、管理人性化、社会扁平化的趋势深度发展，[1]19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适应这个趋势，回归权力的人民主体本位，找到协商民主的现实路径，真正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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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之源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主体，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哲学的逻辑起点，也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初始动力，还是共产党人终极目标的价值追求。

(一)人民主体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一生中有两大发现，一是唯物史观，二是剩余价值学说。在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研究中，马克思发现，过去的历史理论没有说明或有意回避了人民群众的活动和历史作用。1843年，马克思写成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马克思创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并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揭露了鲍威尔等人思辨哲学“自我意识”的秘密，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英雄史观”的荒唐，提出了异化劳动的观点，有力地认证了“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2]1031845年，马克思又撰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并在1845—1846年和恩格斯合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进一步分析和批判了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等人的唯心史观，提出了人类历史的基本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3]519后两部哲学著作被公认为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

(二)人民主体论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初始动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卓越的智慧和毕生的精力创立唯物史观，不是为了理性的假说，而是为了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马克思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8只有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参与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时，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才会成为一种力量”。[5]37所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振臂高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引下，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爆发了，朗维埃以人民的名义宣告了公社的诞生，“第二帝国的那个花花世界般的巴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6]92由于多方面原因，公社虽然只存在了72天， 但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实践写下了光辉的一段历史，为上世纪的“十月革命”和亚非拉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点燃了希望、指明了方向。

(三)人民主体论是共产党人终极目标的价值追求

协商民主的主体很广泛，根据权力属性，可分为核心主体和一般主体，[15]271各级党委和政府是核心主体，具有召集和组织功能，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基层组织和全体公民等是一般主体，具有参与特征。有学者认为，人民政协在协商民主中牵线搭桥、承上启下，有着“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但也有学者反对，认为“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尚未真正发育”，[16]34其主体功能尚不具备，社会中下层所占比重过小，“协商主体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与封闭性”，[17]89正因为对主体认识的不统一，协商民主的主体全面参与、功能全面调动、作用全面发挥，或许在一些地方打了折扣。

对主体的反刍与研究，可以借鉴西方协商民主的实践样本，以“形成合法决策的民主体制和治理形式”，[26]1但是必须回归到当今中国治理现代化的特定意境，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政治框架、经济结构、文化传承、社会变迁，在把握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论精神实质的基础上，使协商民主的实现路径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步伐同频共振。

(四)人民主体论是中国共产党人执政的合法根基

鸦片战争之后，“三座大山”压得中国人民喘不过气来，为了独立、民主与富强，无数仁人志士探索救国救民的真谛。无论是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还是义和团提出的“扶清灭洋”，无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君主立宪，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共和，都没有完全解决“为了谁”和“依靠谁”的问题，终究免不了失败的命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燃一新了。“一大”前后，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深入工厂、铁路、矿山、农村，发出了“今天是你们觉醒的日子了”的呐喊，[9]231广泛发动群众去破坏“旧世界”。经过曲折和反复，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更加笃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10]1031提出了当时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从而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取得政权”的正确道路。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协商民主更是一个发展过程，需要各政党、各阶层、各团体和全体人民的广泛参与，这就涉及到主体的自觉与主体的效能问题。然而“主体的发育不完善”，[14]31已严重影响到协商民主的现代化水平。

二、现实之困

改革开放40年，人民主体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是中国共产党人执政的“一条成功的经验”。[11]66因为改革是邓小平的天才设计，也是人民群众的主意。我们党正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团结群众，才赢得了拥护和支持， 使改革开放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遵循“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执政为民的价值理念。[12]152当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我们党要成功化解矛盾、破解困局、推动发展、共筑伟梦，必须践行习近平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13]2这不是束之高阁的抽象理论，也不是止于口头游说的政治迷阵，而是共产党人的价值追寻，进一步解读了“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地位、无比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

(一)主体认识不统一

通过对英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和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共产主义的旗帜必将插遍全世界。这是一个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艰难跨越，在这一过程中，阶级还将存在，斗争还将持续，代表人民的进步阶级及其同盟者还必须承担继续革命的使命，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力。对于“自由王国”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了天才的描述，说他“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7]69政治上，国家被抛进了“历史的故纸堆”，消除了阶级的压迫与奴役；经济上，生产力极大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摆脱了对物的依赖与束缚；在精神上，人们的思想觉悟极大提高，每个人都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只有和一切进步的人们一起，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8]78向共产主义阔步前进。

(二)主体包容性不够

主画面中，正中的主要区域显示焊接电流、焊接点数，字体采用大字体以方便操作人员观看。在画面的顶端留出一个小的长条窗口，焊机正常时，该窗口显示绿色，当发生故障时，该窗口显示红色，同时以走马灯的方式显示报警信息。在窗口的下端，加入一个长条按钮，按钮上注明：参数设置。当点击该按钮时，画面进行切换。

不管是约瑟夫·熊比特的政治领导式民主，还是安东尼·唐斯的集合式民主，不管是洛克提出的代议制民主，还是埃米·古特曼倡导的审议制民主，西方民主都被蒙上了“全民民主”、“普遍民主”的外衣，被作为“普世价值”摆上了货架。转型期的中国，“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21]1只有找到正确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协商民主才符合党和国家的利益，符合人民的意愿，求得一个最大公约数。但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主体“处于被参与的角色”，[22]65各协商主体“存在一种非常态现象”，[23]46想你协商你就参与协商，你有时间协商就请你来协商，导致法律赋予的平等地位在协商民主过程中被异化。

(三)主体地位不平等

在其余分析条件确定的情况下，不同元素或同一元素的不同分析谱线在不同射频发生功率、雾化气流量和辅助气流量是不同的，这就需要在多元素同时测定过程中选择一个折中的参数。在本阶段所测定的12种元素中，Si、As、S的灵敏度相对较差，因此重点是寻找这3个元素的的最佳测定参数。

(四)主体协商能力有限

中国的民主政治是世界历史上最高的民主、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但由于体制机制等因素制约，导致协商民主发展进程缓慢、协商议题代表性差、协商意见转化率低、协商动员能力不强等。在意见不一、矛盾激化时，可能不协商，而是“通过走关系或打招呼等非正常途径来解决”，[24]74久而久之，“协商民主参与主体能力偏低”，[25]37协商民主运转不畅，在人们眼中自然而然就成了“摆设”，可有可无了。

三、实践之路

（1）规模大：大型网络课程的在线特性，决定了它没有空间容纳度、没有课堂管理制度的约束，可以接受没有上限的在线人数。在线平台的注册用户数以万计，这种大规模的课程，才是典型的 MOOCs。

现代以来，中国 “‘从联合革命’到‘协商建国’再至‘合作治国’”[18]40，协商主体的广泛性与包容性得到很大提升。然而，协商民主的提出与践行，却是短暂的十几年的事，一般主体的利益表达存在不少障碍。加上社会上层的权利角逐或利益保护，形成了“既得利益者决策促成赢者通吃的局面”，[19]16很难充分体现民权、反映民情、吸纳民意、汇集民智，一般主体的“利益诉求就可能被忽视”。[20]185

(一)唤醒主体意识，调动协商民主的积极性

中国的现代民主政治有了飞速的发展与进步，但扎根于漫长封建社会而成长起来的国度，公共精神的缺失是显而易见的。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协商民主，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效力，还需要广泛的公众参与，克服对公共精神的忽视，从而唤醒各种协商民主的主体意识。一是国家对主体意识的引导。各种公立组织和公职人员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虽然是极少数，但会受到媒体或公众的强烈质疑，加剧人们的封闭与保守，遏制了人的主体意识，不断冲击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凝结与现代文明观念的培育。协商民主的核心主体要通过各种媒体、利用各种平台，宣传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主要内容的规范体系，使协商民主的一般主体感受到公正与正义已是定势，社会舆论正能量已经汇聚，民主、开放、法治、理性成为普遍的价值取向，从而自觉抵制以权谋私、以情代法、找关系、走后门等不良风气，自觉克服保守、独断、自私、冲动等心理倾向，铲除一切旧社会遗毒滋生的土壤。此时也只有此时，一般协商主体的行为嬗变与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遥相呼应，被忽视或扭曲的主体意识才会回归到正常的轨道上，积极参与协商民主。二是社会对主体意识的培育。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仅需要核心主体的统领和指挥，从而构建一个法制而有秩序的社会，也需要一般主体的培育与参与，包括慈善团体、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专业协会、工会等，从而构建一个自由而和谐的公民社会。它介于“公”与“私”之间，能有效地找到国家、社会与个人利益的平衡点，“将自己的目的、意图与想法通过一定方式传达到公共的政治、社会舆论空间”，[27]37在遵循平等、信任、尊重、自律等规范的前提下，深度讨论与充分协商，谋求合作、共赢的最大化。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目前还十分薄弱。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潮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努力推动“非政府性、非营利性、相对独立性、志愿性”民间组织的培育，[28]20有效弥补核心主体提供公共政策的单一、公共物品的短缺，有效解决核心主体对供给的低效率和公共利益满足的低水平，在此过程中，消解一般主体参与意识的淡漠状况，激发各协商主体意识的生成。三是个人对主体意识的张扬。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包容与隔阂、合作与竞争、善良与丑恶、民主与专制等，无时无刻不在竞相上演，进而滋生各种主体意识的困境。消除这种困境，必须广泛地唤醒“‘为我’倾向”，[29]49以国家的良法和秩序为前提，以主体的存在和活动为行为起点，以社会的公正和进步为归宿，在积极协商的民主发展中，培育起一个具有“大我”与“自我”相统一的“为我”意识，在个人全面发展的追求中，构建起一个更加和谐的公共生活，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二)扩大主体范围，实现协商民主的广泛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是党委和政府，是协商民主的组织者和主导者。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协商民主不仅仅是核心主体的职权，也广泛地延伸到了一般主体的权利上；不仅是基层群众的政治诉求，而且进入了国家高层的政治视野。所以，真实有效地扩大主体范围，真正有效地激活主体活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忽视的重大政治任务。一是核心主体的自觉。党委政府是协商的核心主体，要更加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角色定位与责任担当，强化协商意识，搭建协商平台，找到协商方法，完善协商机制，克服居高临下之态势，建立平等对话的“圆桌会议”之格局。这样，党政给力，人民政协努力，就能比较顺利地构建起党委领导、政府支持、政协主导、各方参与的新型协商民主关系，把领导协商与关心协商、服务协商统一起来，在党政机关的推动下，变单一的管理模式为上下互动的协商治理模式，从而使协商民主从制度文本向实践文本切实有效地转化。二是一般主体的自知。数目巨大、种类繁多的一般主体，最想拥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分配权，最关切的是民生问题与民生难题，具有“深厚的民意基础和动力”[30]28。但一般主体对协商对象、协商原则、协商内容、协商程序等可能不甚了解，加上社会地位、文化水平、认知差异等多方面因素，导致协商效果不佳，多数一般主体在协商中处于被动和盲目的状态。一般主体不仅需要参与热情，还必须自审，充分认识自己的优势与劣势、职责与职权，努力掌握协商的专业讨论与答辩的知识素养，才能实现个人观点与群体意见的高度契合，提升意见的代表性与被采纳的命中率。三是权力主体的自醒。协商民主是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论的理论折射与实践见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要真正把协商民主交到人民手中，回归到人民的权力主体上，发挥“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实践的本质特征和制度优势”，[31]12不仅需要一种政治谋划和战略安排，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制度，改进选举制度，健全基层民主生活制度，把人民这个权力主体落到协商的实处，由虚象化变成具象化；也需要一种实践探索，通过网络调查、恳谈协商、电视问政、院坝会议等方式，将普通民众真正纳入协商的主体序列，从而实现权力的规范性与人民性、人民政治和公民政治的统一。进一步优化党群、干群关系，在协商民主中更好地树立群众观点、践行群众路线，推动人民对权力主体意识的自醒。

(三)重视主体功能，增强协商民主的有效性

在中国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协商民主，正快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文化环境、社会生活契合，出现了十分可喜的局面，但要达到预期的效能，还有艰难的路要走，特别要防止“运行了民主，而民主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出现困难或危机”， [32]56缩小核心主体的强势地位与一般主体的弱势功能之间的张力，避免协商形式光鲜与协商内容暗淡的尴尬，充分发挥协商民主的主体功能和作用。一是发挥政协作用。人民政协介于核心主体与一般主体之间，“融协商、监督、合作、参与于一体”，[33]16是协商民主中沟通联系的桥梁与纽带。在遵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框架下，要研究细化协商民主的管理办法，明确界定政协在协商民主中的内容、形式、程序，以及权利、义务、职责、职能等，完善委员推选程序和方法，建立健全与党委、政府、人大和政协委员之间的协商关系，围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等，务实有效地开展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活动，切实提高政协对协商民主的统领能力和服务水平。二是重视基层实践。各社会阶层和公众之间的“间性距离和话语权力的马太式集聚”仍然存在，[34]118导致协商参与热情与愿望的边际效用层级递减，基层群众存在情绪冲动与兴趣漠然双向状态。在基层政治民主生活中，要真正克服参与主体的缺位、参与结构的失衡、协商过程的空洞、协商效力的低下，就要防止社会精英过度主导的格局，把基层民众从协商主体的边缘拉回正常轨道。在基层协商民主中，要进一步发挥座谈会、研讨会、文化沙龙、社区协商议事会、民主恳谈会、民间智囊团、听证会、民情驿站等的作用，深化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不断改变基层群众的被动与从属心理，培育起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三是加强过程管理。协商民主要公正、平等、有效，必须重视协商前、协商中、协商后三个环节的过程管理。协商前，事先要将协商议题、协商内容提纲、协商情景、协商预期结果，以及协商的时间、地点、组织者、参考者等，向参与主体全域发布。如果收到较多的不同意见，可以充分吸纳，对协商方案进行修改，重新发布，以保证各类主体的充分参与。协商中，要防止高度政治化倾向，把决策与协商适度分开，排除决策对协商的干扰，在主体平等的前提下，获得自由的协商空间和民主的协商氛围，保证议题的深入研讨和充分协商，议深议透，形成协商共识。协商后，要建立完善沟通协商、意见反馈、执行督办机制，对协商情况进行梳理汇总，对采纳意见形成书面报告，告知协商主体单位或个人，对重要意见报请党委政府处理，争取协商成果列入核心主体的议事日程，得到及时转化运用。四是创新协商平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已经深深烙上了互联网+的印迹，没有互联网+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低水平的。同样，没有互联网+的协商民主，也是不成熟的。当前，因网络的公开、平等、互动、便捷、廉价等特点，日益成为人们参与国家治理、畅通利益表达的重要渠道，但网络协商民主也存在载体虚拟化、意见碎片化、行为极端化等问题。要因势利导，建立完善治理信息在线发布机制、网络对话机制、决策的网络民意调查机制、公共政策讨论机制、权力运行网络监督机制等，调动各类协商主体，特别是广大公民主动参与协商的积极性，疏导积怨，化解纠纷，处置矛盾，形成合理有序的意见表达体系，促进公共决策的公开化、科学化、现代化水平。

(四)加强党的领导，遵循协商民主的有序性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相互依赖、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不仅是世界民主政治发展的新趋势，也是典型的“两条腿走路”的中国民主。[35]6“两条腿走路”要协调好，必须要有“中枢神经”的支配，那就是加强党的领导，实现有序的参与和协商。一是党的领导是协商民主有序性的政治前提。协商民主需要讨论、需要争辩，在广开言路的基础上，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社会共识。这种讨论和争辩，尊崇多元主体的利益表达，是平等主体的积极沟通，是感性冲动向理性偏好的屈从。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强权、习俗和协商是良好秩序的三种生成方式，强权可能压制主体的激情与活力，但能防止“一盘散沙”，有效解决“霍布斯困境”，[36]25消解彼此分歧，保证最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当然是协商民主的领导核心，要集合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资源、利益和需求，为协商民主提供政治保障、组织条件、程序设计和协商渠道，通过核心主体的优势，解决一般主体的整体性、协调性、匹配性、协同性不足的问题。二是党的领导是协商民主有序性的制度保障。“公众参与的制度化水平和参与的无序性、破坏性是此消彼长的”。[37]3-5随着一般主体，特别是权力主体参与协商的广度与深度的拓展和深化，规制各种主体协商边界，约束和控制非理性行为，保证协商民主的有序和高效，是核心主体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党的领导下，研究制定和修订完善协商民主的具体办法，界定主体的性质、范围与种类，商榷客体的内容、功能、目标与作用，明晰协商的方式、执行、时限与评估，是一项紧迫的任务。通过制度安排，增强协商民主制度的完备性与权威性，促进协商民主的常态化、稳定化和长效化，把一些表象的、无序的协商引导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框架中，合理有效地掌控协商民主的参与意愿与参与行为。三是党的领导是协商民主有序性的行为匡正。20世纪80年代，基于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批判主义而兴起的协商民主，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范式，是矫正代议制民主而滋生的一种民主幻想。而中国本世纪初进入学界、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正式进入政界的协商民主，不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补充，而是对政治协商的延伸、对基层民主生活的拓展，与西方的协商民主有着本质的区别。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的统战理论和民主政治思想，吸收西方协商民主的合理内核，兼收并蓄，推陈出新，及时发现和纠正协商民主的政治偏向与行为异化，防止“西化”、“分化”势力的恶意诱导，始终确保协商民主的社会主义方向。

我很愧疚，像是无意中看见了别人的隐秘日记，想放下，却被内心的魔鬼驱使着要看下去，直到被主人发现，才惊慌失措。

参考文献

[1]孙学玉.体制创新：地方行政机构改革的现实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2003(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1).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9]李大钊文集(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0]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李抒望.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一种执政能力[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1).

[12]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13]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5-10.

[14]瞿磊.人民政协政治协商制度化建设的困境与突破[J].桂海论坛，2014(6).

[15]唐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主体维度的思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16]肖存良.人民政协政治协商主体研究——以上海市1993—2009年的政治协商主体建设为例[J].理论研究，2012(4).

[17]范会勋.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问题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2014.

[18]黄卫平，陈文.协商民主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J].中国政协理论研究，2010(1).

[19]魏崇辉.当代中国协商民主中的主体意识[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

[20]郑楚宣，伍俊斌.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21]习近平.在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4-9-21.

[22]孙照红.从协商主体的视角看政党协商的价值与出路[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1).

[23]金忠，解红晖.会主义协商民主主体建设研究综述[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4).

[24]姜丽华.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基层协商——以青岛市香港中路社区为例[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1).

[25]雷青松.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现实困境及对策[J].岭南学刊，2014(6).

[26]陈家刚.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中国深化改革的新路向新解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导论5).

[27]卞桂平，邹颖佳.从主体意识到公共意识：现代人价值思维之应然转换[J].理论导刊，2016(6).

[28]俞可平.公民社会研究的若干问题[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6).

[29]高兆明.论个体主体意识与社会主体意识[J].社会科学战线，1988(3).

[30]陈自立.基层协商民主中参与程序的特征以及关键问题[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16(3).

[31]陈怀平，赵芮，何宇潇.人民主体：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三维主体逻辑[J].中州学刊，2016(12).

[32]孙运军.大统战工作硌局与基层协商民主觚制建设[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12).

[33]唐定.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路径探析[J].文史博览(理论版)，2015(3).

[34]金太军，张振波.论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分层建构[J].江苏社会科学，2015(2).

[35]胡鞍钢，杨竺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观[J].红旗文稿，2014(24).

[36]董树军，周晶.紧密耦台视阈下的协商民主与治理现代化推进策略研究[J].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1).

[37]王锡梓.公众参与和中国新公共运动的兴起[M].北京：法制日报出版社，2008(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