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现代自2014年提出以来，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在国际国内学术水准较高的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10余组60多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17年初，美国佐治亚州西南州立大学成立了“中国别现代研究中心”(CCBMS，The Center for Chinese Bie-Modern Studieyis)，同年10月，“艺术：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别现代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该大学召开。目前，关于主义、别现代话语创新问题的讨论，已在国内学者之间、中西方学者之间展开，渐趋热烈。欧洲的《媒体加艺术研究》(Art+Media Studies)开辟了“China and the West:Zhuyi and -isms”专栏，讨论别现代问题。国内已有9家杂志开设了别现代专题和专栏探讨别现代理论。2017年的国际别现代会议就有3次之多。每次都对别现代这个主题有了进一步拓展。当然，别现代会议也好，专题讨论也好，目的在于从国际学术背景下加深对我们的时代，以及处于这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历史阶段、哲学思想、美学理论、艺术创作、中西对话等的认识，并从中生发出具有知识产权的话语体系、思想体系、理论体系来，即将理论创新、理论自信落到实处。

一、西方理论界和艺术界对真实的中国问题更感兴趣

别现代的话语创新建立在中国现实的基础上，面对中国的问题而生。“别现代”，英译Bie-modern，是汉字“别”的汉语拼音“bie”与英语“现代”(modern)的组合。这个组合词容易使人望文生义。在目前发表的论文中，对这一术语的英译就有不下6种之多，如不要现代、告别现代、另一种现代、另类的现代、别扭的现代、别人的现代、类似错别字的别现代等。在欧盟《哲学杂志》上刊发的关于建立中国式主义的文章，将之界定为一种关于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的新理论，这比较符合别现代的内涵[1]。别现代貌似不要现代，但却渴望现代；貌似告别现代，但我们尚未完全进入现代，前现代依然是我们的困局；别现代貌似另一种现代性，但当现代、前现代、后现代以不同占比的方式混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只说这是另一种现代性，实际上已经忽视了另一种前现代性和另一种后现代性的存在，因而总是难以自圆其说。因此，别现代就是别现代，它既不是现代，也不是后现代，更不是前现代。正是从对多种社会形态的占比分析入手，我们并不赞同所谓的另类现代性说法，即阿尔都塞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称之为另类现代性或另现代的说法；也无法认同所谓的复杂现代性或混合现代性的说法；更无法理解所谓的新现代性的说法。原因即在于中国虽然处于现代的世界编年史即公元阶段，与西方采用同样的公历，但作为现代标志的现代性尚未达到标准，也不具足，有时真伪难辨，因而还不是真正的、真实的现代社会。这一点也能从我国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到2035年实现基本的现代化这一判断上得到证明，也能从还在紧张进行的脱贫攻坚战中得到印证。编年史意义上的现代，西方起始于文艺复兴，中世纪结束，中国起始于戊戌变法。但就实际而论，中国作为具足的、真实的现代尚未进入。只要前现代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还没有消失，只要整个国家数千万人尚未脱贫，就不是真正的现代社会，也不可能在物质、制度、思想观念上全面实现现代化。

为什么要对别现代与现代、前现代、后现代做这样的界分？实际上也不需要更多的理由，有的只是我们脚下这个时代的现实。这是必须尊重的现实，既不能无视这个现实，也不能用不符合这个现实的理论来硬套这个现实。用产生于别的国家概括其现实的理论来套中国的现实，这样会张冠李戴，南辕北辙。实际上，现代、前现代、后现代这些术语，都是西方断代式发展阶段的产物，与中国的现代、前现代和后现代并置的现实相去甚远。因此，提出别现代这个概念，目的就是要找到研究中国问题的时代坐标和理论入口。但理论的入口并不是理论，而是相反，是理论足以建立的现实基础，以及这个基础与理论的最佳的关联处和结合点。因此，别现代作为一种理论创新，也毫不例外地是从对现实的解剖开始，分析社会形态，分析构成社会形态的经济结构、上层建筑和文化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从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种对现实的解剖首先需要一个不大不小的切口，这个切口意味着观察点、出发点的确立。从这个切口进入，才有可能看透现实真正的内里。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整个民族的思想观念和文化行为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无疑需要新的理论阐释。而理论的阐释需要多向度的对比，在学术的争鸣中，才会趋于真实，走向真理。正是从解剖社会形态入手，别现代理论将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承接的西方关于现代和后现代的讨论，从接着西方讲到顺着西方讲，变成了自己的话语创新，也就是自己讲自己的故事。这个创新和故事就是在“现代”这个绕不开的关键词的前面，加上了含义丰富的古汉语“别”，以示区别，目的不是修饰“现代”，不是肯定当下中国的现代性存在，相反，是一种存疑，即对中国是否具足现代性，是否已经实现现代化的拷问，更是一种对所谓的现代性的真伪区别。正是这种对于现代性真伪的区别，引出了一系列崭新的理论范畴，如时间空间化理论，发展四阶段理论，跨越式停顿理论，和谐共谋理论，中西马我主张，文化艺术和学术上的切割理论，新审美形态论，等等，在令人耳目一新之余，引发了人们的兴趣、关注和讨论。如著名美学家、前国际美协主席阿列西·艾尔亚维茨，先后连续写了三篇文章加以探讨。其中一篇写道：

我可以一直这样继续下去——一个事实——也许甚至是一种命运——表明王教授已经触及了我思想意识中的一个神经痛点(a neuralgic spot in my mind)。不知怎的，他已经注意到我们脚下的地面缺失了一部分。正是通过这个“兔子洞”*掉进兔子洞 ，进入“仙境”，是《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开头。此处喻指进入另一个奇妙世界的入口。——奇特的、不同世界的入口(还记得《爱丽丝梦游仙境》吗？)，我们可以开始有意识地思考源自于他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中生发出来的新问题。换言之，我敢肯定他正在从事的研究与我们所有人都密切相关，即使我们还不知道怎样相关，也许甚至不知道为什么相关。(参见阿列西·艾尔雅维茨《对王建疆教授别现代主义的补充评论》)

2.别现代主义的思想脉络是发展阶段论。从中国现实的时间空间化入手，深入考察社会形态和历史发展阶段，总结出别现代理论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论。这就是，别现代中现代、前现代、后现代既和谐共谋又内在分裂的结构功能和矛盾运动，以及主导性力量的出现，构成了别现代的阶段性特征，这就是和谐共谋期、对立冲突期、和谐与冲突交织期、自我更新超越期。

女，出生于1978年。中国少数民族艺术博士，云南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教师。长期致力于地方文化、民族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研究。著有《佛在云南——从西双版纳到香格里拉的佛教之旅》《指尖上的故事——云南民族民间工艺大师访谈录》等专著，在《中华遗产》《人与自然》等杂志发表文论多篇。

一是阿列西·艾尔雅维茨认为，别现代主义有望突破德里达的中国无哲学论和舒斯特曼的哲学三帝国论，从而带动中国形成世界哲学四边形并成为其中的一边。

上述计算分析表明，高架桥、地铁站同期同位分离式合建结构在静力工况下安全可靠。为分析其抗震性能，采用MIDAS大型岩土隧道有限元软件GTS建立三维有限元模型(见图9)，进行抗震动力时程计算分析。

二是洛克·本茨借用罗兰·巴迪欧的“哲学时刻”说，认为，别现代主义应该是继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法国哲学之后的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第四个哲学时刻(MOMENT)。

三是恩斯特·曾科借用朗西埃《无知的大师》中提出的平等哲学，指出，别现代理论的产生说明中西哲学之间没有师生关系，而是平等关系。别现代是桥梁，中国和西方各自为两岸的不同主体，可以沟通。但这种沟通是平等而不相隶属，不是师生关系，而是平等关系。别现代是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并置的哲学概念和思想。参见恩斯特·曾科《平等带来的启示》

就算人类已如此靠近奇点了，有些事是我们起码能够确定的：只要这世界有人类，人就需要吃、喝，需要爱，必须传宗接代，所以永远都会有餐厅，也总是会有通信、保险、教育的需求。

别现代所获得的上述评价，其基础或起点都在于肯定别现代理论对于中国现实的真实描述和高度概括。这种对于中国现实的真实描述和高度概括，一方面使得欧美学者觉得这是真正中国人自己的理论，具有原创性，因而受到他们的重视。另一方面，与别现代理论相比，目前国内盛行的一些西方理论突然显得别扭起来。比如说，别现代的时间空间化理论就更符合中国的现代、前现代、后现代彼此纠结缠绕的现实，而西方的空间理论充其量只能做一种参照；别现代的消费日本理论就点破了中国人消费是对“物美价廉”的追求，而非西方的符号消费理论所能定性的；别现代的四个发展阶段理论，就使得苏联的五个发展阶段理论受到挑战；别现代的审美形态理论，揭示了中西方完全不同的审美形态体系。正是这种对中国现实的真实描述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理论概括，使得西方学者感到震惊、眼界大开。

四是基顿·韦恩将安迪·沃霍尔的波普艺术的某些特征与别现代艺术作了比较，为饱受攻击的中国当代艺术辩护，从而形成了中国理论的“世界旅行”(萨义德语)。(参见基顿·韦恩《别现代时期相似艺术的不同意义》

二、社会形态依然是中西方学者切入问题的入口

从对社会形态的研究进入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并进而构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和方法论。社会形态的不同往往会影响到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角度。中国目前的问题在于，一方面我们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与西方的不同，另一方面，在学术界，却基本上用西方的话语体系，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的问题，从而出现了很多方圆不周的尴尬。别现代理论的要义在于“别”，是一种差异性哲学，即首先发现事物的真实性，找到事物之间的不同，并用不同的话语体系和不同的理论及方式加以表达，从而达到与现实和真理的接近。西方的许多社科理论在中国的应用过程中由于各自社会形态的不同而出现了不能对接的尴尬。比如，西方自黑格尔到当代的丹托徒，都在讲艺术终结论。可能西方艺术正面临终结，但中国艺术却欣欣向荣。再比如，以鲍德里亚为代表的西方消费理论认为，消费时代的特征是符号消费，但中国的电商竞购却是为了物美价廉，等等。因此，研究中国的问题就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口和符合现实的理论。基顿·韦恩教授有一篇文章《别现代时期相似艺术的不同意义》，就是从中国的别现代现实来审视中国的先锋艺术，从而得出结论：尽管中国的先锋艺术借鉴了西方的后现代手法，但由于其所表现的内容完全不同，是一种别现代，其艺术的底蕴也完全不同，因而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并非剽窃西方艺术。基顿的研究思路，即注重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是很可取的，他的研究主张与别现代主义理论主张从现实出发，注重差异性的观点不谋而合。因此，别现代理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恢复一切从现实出发，而非从本本出发，实事求是的学术传统，消除中国学术研究以及外国学者研究中国问题时的无视具体的社会形态而造成的错位和困惑。

在社会形态理论研究中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理论并驾齐驱且在全球当中的另一套体系是现代性理论体系。即不以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和经济结构为划分社会形态的唯一标准，而是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划分历史发展阶段，进而达到划分社会形态的目的。这套系统就是现代性系统，与现代性相对应的则有前现代、后现代等概念。

社会形态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和起点。19世纪以来各种主义都建立在对社会形态认识的分野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划分一直被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用。但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尤其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形成了人类社会形态的新变化。与之相应，就应该有相对应的社会形态新理论，而不是固守产生于过去时代不同国家的旧理论，否则，理论解释世界、认识世界的能力将会丧失，遑论指导世界。

建筑工程的实践中，机电安装和机电的管线布局决定着房屋的稳定性和功能性。特别是大型建筑工程中，机电设备的管线布局更为复杂，且操作难度极高。因此，需要在整体工作中融入科学的操控方案，保证该类工作模式能够全阶段适应于工程的需求。同时，需要融入多元化的操作技术，如BIM技术、MagiCAD技术于实践当中，创新操作方法和应用模式，全面优化其管线布局和管线设计的问题，从而本质提高建筑产业的经济效益。

此外，作品以含蓄的文体风格凸显出“冰山”的八分之七。作品中无论是景色的描写、人物动作以及人物语言都是简而概之。如“当一大股暗黑色的血沉在一英里深的海里然后又散开的时候，它就从下面水深的地方蹿上来。它游得那么快，什么也不放在眼里，一冲出蓝色的水面就涌现在太阳光下。”这段描写并没有通过比喻或形容词来渲染，但鲨鱼的迅猛、凶狠以及当时紧迫的局势却生动直观地呈现在读者脑海中，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但什么是现代性？这个问题在西方众说纷纭并未解决。大致分为肯定派和否定派。肯定派中又分为阶段论派和构成派(或杂糅派)两派。前者如C·詹克斯的晚期现代性、威尔施·沃尔夫冈的后现代的现代；后者如艾森斯塔特的多元现代性、贝尔的多元现代性、乌尔力希·贝克的内省的现代性、詹姆逊的多元现代性、卡林内斯库的丰富的现代性，阿尔库塞的另类现代性、吉登斯的反思的现代性、齐格蒙特·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否定派中分为现代性未完成派和现代性乌有派。前者如哈贝马斯的未完成的现代性，后者如反现代派、西方从未现代过的说法。这些西方现代性派别对中国的影响，形成了新现代性、复杂现代性、混合现代性、另类现代性等。冯平、汪行福的复杂现代性、任平、张未民的新现代性、查常平的混合现代性等就分属于西方现代性研究中的肯定派，但实际上都是西方理论的翻版，与中国的现代性真伪难辨尚在路上的现实不符。中国不是说现代性新不新、复杂不复杂、混合不混合的问题，而是压根儿就不具足西方现代性的问题。现代性复杂混合吗？一点也不复杂不混合。社会契约、人权保障、自由、博爱、理性精神、社会福利，是如此的简明，哪来的复杂、混合？显然，对中国而言，不是现代性复杂不复杂、混合不混合的问题，而是有没有的问题。当然进而言之，现代性的有无是个占比性很强的可以量化的问题。就如金子的含量少于18k就不能称之为金子一样，在别现代的杂糅中，如果前现代的占比过大，其现代性根据将难以确立。同时，当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占比还不确定时，所谓的现代性就是一个尚待区别真伪的问题，而非定论。如果我们不结合本国实际进行深入地思考，而是紧随西方理论走就会与中国现实、中国问题、中国经验越来越远。

事实上，西方是断代式发展，中国是共时态存在。从黑格尔的历史理论到欧美现代性理论看，中国社会形态尚未出现断代式发展，相反，仍然是共时态，即时间空间化现实。共时态或时间的空间化就是现代、前现代、后现代交织纠结在了一起拎不清的疑似现代性，即别现代。不顾这种现实差异的对西方理论的盲目追随，必然导致理论无效、表达失语的尴尬。这方面的教训屡见不鲜。

第一步，判断终点。由题意知，实际参加反应的金属质量相等，根据等质量的不同金属与足量酸反应，产生的H2质量由多到少的顺序——Al、Mg、Na、Fe、Zn，得到Fe粉比Zn粉产生的H2质量大（三个图的终点，Fe比Zn纵坐标高）。

无视社会形态实际，跟随西方理论，似乎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完成，似乎如赵汀阳先生所说现代性应该结束了。但现实是这样的吗？当西方进入后现代和后后现代之后，开始解构现代、超越现代时，我们尚未进入现代。就人道主义和生态主义的对垒而言，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在讨论要不要人道主义的时候，西方也在用生态主义的生态平衡观批判以人为万物尺度的人道主义。[2]但中西方对人道主义的讨论由于各自依据的现实状态不同，因而跟随西方去批判人道主义，实际上已经南辕北辙，而且与中国现实相抵牾，在现实中行不通，不仅行不通，反而会落下反人道的口实。在欧美发达国家，生态主义并非反人类、反人道，而是要重新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环境的关系，以便人与自然、人与环境和谐相处。而在发展中国家，人的基本物质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之前，人道主义是首选，而对自然和环境则更多地表现为索取和破坏。也许只有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人道需要已经得到满足之后，生态主义、返璞归真才会成为当务之急。但在中国和西方从社会形态到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中，中国的理论研究并未及时地与业已出现的生态危机问题联系起来，没有产生建立在特定社会形态基础上的发展理论和应对之策，从而普遍性的自然生态灾难发生了，这样深刻的教训难道还不应该引起我们对于社会形态现实问题及其理论切口的关注？

就审美形态而论，中西审美形态差异很大。在全世界美学教科书中通行的西方审美形态有悲剧、喜剧、优美、崇高、荒诞、丑，但中国从古至今一直流行的审美形态却是中和、神妙、阴柔与阳刚、气韵、意境、空灵、飘逸等。而且往往是西方有的审美形态中国现当代也有，但中国的审美形态却未进入西方美学范畴。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应该是西方美学积极研究中国美学，进而矫正、补充、完善西方已有美学理论，寻求美学原理更大的普适性，但现实却恰恰相反，不仅西方当代美学没有充分考虑中国美学的存在，而且“是中国美学还是美学在中国”的质疑从20世纪末到现在一直不绝如缕。为什么呢？原因很多，但有一条，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审美形态在理论上的忽视，不仅没有从中国传统的审美形态中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审美理论，反而完全被西方的审美形态理论所同化。其原因就在于无视中国过去的和现在的社会形态，忽视了这些社会形态之于不同审美形态的关系，因而不可能找到解剖中国审美形态并建立中国审美形态理论的切口。因此，别现代主义美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同西方审美形态理论的对比研究中形成新的美学理论。不同的审美形态不仅反映了不同的审美文化特点，而且也会影响到美学原理的建构。西方美学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审美形态范畴的演变史。[4]中国美学要有所“别”或建树，就不能只跟着西方走，而是要将民族的审美形态作为研究的切口，深入下去，这样建立民族美学的设想才不至于落空。

就艺术发展而论，西方也是断代式发展，中国是共时态存在。与中国相比，西方艺术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以主义的形式形成风格并建立流派。如古典主义、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些大的主义，还有具体的立体主义、达达主义、抽象主义、极简主义等等，不一而足，都与别的流派判若两仪，形成自己的别，几乎成了别树一帜的标准。而中国的艺术没有主义的意识，因而也就没有流派。现在一些地域性的说法，如什么海上画派，囊括江浙沪所有画家，很难成为公认的艺术独立标志。原因在于，除了主义的缺失之外，中国艺术往往是传承有余、借鉴过分，却唯独于独创和开拓发展而言不足。进而言之，在充分地甚至过分地传承和借鉴之后，没有与被继承对象和被借鉴对象进行切割，从而就国内而言，发展有限，就国际而言，中国先锋艺术常常被国际艺坛冠以剽窃之名。从别现代主义艺术观来看，问题非常清楚，就是需要一个解决问题的切口，这个切口就是要在继承与借鉴之后进行与前者的切割。如果意识到这一点，中国的艺术创作、艺术理论都会有质的飞跃，否则，中国艺术创作就会在传承-创新、继承-发展、借鉴-创新这类看似很有道理，但却未能找到中国艺术命门的理论口号下失去具体的理论指导。别现代的切割理论，就是从中国艺术实际出发借鉴人类成功的艺术发展经验而总结出来的有实际指导意义的新理论。如果说杜尚等人的成就是一个成功切割——与绘画二维说，作品非成品说的切割——的例证的话，那么，吴天明导演的电影《百鸟朝凤》就是一个反例——徒弟只会继承不会切割更不会发展的反例——值得我们思考。

正如西方学者更需要一个真实的中国一样，他们对产生于中国本土但又具有阐释力的理论更加重视。原因即在于，这种产生于中国现实、符合中国现实、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恰好成了西方学者解剖中国社会、研究各种中国问题的切口。切口虽然不一定大，但毕竟能够撕开一个口子，从而深入到事物的内里，进行深入的研究。

但是，必须看到中国的学术现状，盲目认同西方理论，唯西方马首是瞻的问题的确存在。有些研究者甚至认为，做任何研究都首先必须以西方为师，先学好了西方理论才能从事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这种倾向目前还很有市场，甚至在年轻一代的博士那里更加明显。这就不能不引人深思。从马克思主义所说一切从现实出发实事求是、批判和改造世界的观点看问题，唯西方马首是瞻是一种需要纠正的倾向，而从中国的社会形态出发，从中国的审美形态和艺术创作形态出发，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切口，就有望建立真正的中国流派、中国气派。

1.首先是从中国现实中抽象提炼出来的时间空间化理论构成了中国的空间理论。别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础在于时间的空间化现实。别现代是关于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的涵盖性理论。不同于西方现代替代前现代、后现代替代现代的断代式发展，中国社会是现代、前现代和后现代共处的时代，是别现代。别现代是时间的空间化。时间的空间化导致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和谐共谋与对立冲突，构成了别现代的多元并存属性、和谐共谋属性和内在张力属性、对立冲突属性、多变量及难以预测属性等。别现代的时间空间化来自于对中国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的概括，与来自自然科学的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空间理论有着诸多的不同，是一种中国的空间理论。

三、从一个切口走进更深的内涵

别现代的这四个历史阶段并不是抽象演绎的结果，相反，是基于对当下社会现实的考量。当下中国设立的许多节日，如3.15全国打假日、网络反欺诈日、电讯安全月、金融安全宣传月等，都是对现实中假冒伪劣商品盛行、欺诈行为猖獗的注脚。医患冲突、环境污染、公共安全事故频发等，都在说明伪现代的和谐共谋以及和谐共谋失败后的对立冲突。仅就司空见惯的医患冲突而言，始于患者及其家属对于医生的行贿行为，止于医生有限的本领和无限的贪欲，在医患冲突之后，社会必然会通过自我调节寻求建立新的平衡医患利益的机制，从而引导社会进入自我更新超越期。在中国发生的潜规则指导下的和谐共谋及利害冲突导致的和谐共谋与对立冲突相互交织的现象，在发明现代性理论的西方是找不到的，因此，不仅我们无法从现有的西方现代性理论中找到疗救社会的良方，而真正需要研究中国社会的西方学者，还倒是非常需要到中国来取经，因为进入中国问题的切口在基于现实产生的中国理论那里，而不在西方那里。这大概就是以中国现实为切口建立中国式理论的价值所在。

因此，教师应该在教学中重视培养学生联系上下文和搭配的学习策略，改变学习词汇就是机械枯燥地背词汇表的低效方法，使学生有效率地学习词汇，学好词汇，以便在交际中能很好地使用词汇。

这一中国的空间理论并不只是从时间的空间化定义中国的别现代社会形态，而且通过对时间空间化状态下社会演变模式做出分析，提出别现代主义思想。这就是，别现代不同于别现代主义。别现代是杂糅的、不具足的现状，而别现代主义是对别现代现状的批判和超越，是自我更新主义、自我调节主义、兑现主义，从而做到了认识论与价值论的统一，同时具有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品格。

艾尔亚维茨本人是哲学家和美学家，他以哲学家的思辨高度，感到了目前人文学科研究方面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根本性缺陷，在于对脚下现实的忽视。而别现代理论之所以能够引起他的震撼，就在于重新认识了中国社会的现实土壤，为之提供了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入口”或解剖中国问题的切口。此外，别现代已经在国际上得到四种很有价值的评价。

别现代理论主张从中国现实中寻找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设想，而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论探索。通过这种探索，找到了研究中国问题的切口。从此切口进入，会有许多新的理论发现。

别现代的这个历史阶段论并不止于社会问题研究，而且与美学、艺术、文艺评论密切相关。如在和谐共谋期对现实主义原则的强调，在对立冲突期对悲剧与崇高的青睐，在交织期对冷幽默的提倡，等等，就不仅有利于正能量的凝聚和维系社会的稳定，而且会促进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美学和艺术流派的形成。

3.是由社会形态论引发的审美形态即别现代审美形态研究。别现代社会形态的杂糅状态，导致其审美形态的混合杂糅。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西方悲剧进入话剧，与中国歌剧长期属于苦戏而非悲剧画上了句号。但随之而来的则是中国传统审美形态与西方审美形态的杂糅时代，现代朦胧诗、中式摇滚、新潮美术、王蒙的意识流小说、魏明伦的荒诞剧、张艺谋的广场艺术、徐峥的囧类电影等，无一不是中国现实与西方手法再加上中国传统审美元素的杂糅，从而形成了一种杂糅的大风格，这种大风格很难概括，但可以以一言以蔽之：别现代。据研究中东电影的学者称，土耳其、伊朗的电影也同样具有这种别现代的大风格特征。这种别现代主义的审美形态学研究，有可能形成新的审美形态理论。

4.社会发展的自我更新主义与自调节审美理论不谋而合，达到了社会形态理论与审美理论的统一。在别现代理论产生之前，在《自调节审美学》一书中主要探讨审美心理是建构的，审美经验也是建构的，通过自我调节可以进入高层次的审美领域。现在看来，这种自调节审美理论与别现代主义的自我更新、自我调节不谋而合，说明别现代理论的形成过程和极具涵盖性的特点。

家长作为承担了多种社会角色的个体，在某种程度上学习时间和学习空间并不能得到高度统一，而基于移动终端的学习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家长主动学习的途径显得尤为重要。基于移动终端的教学及探讨能够提升家长的外在学习动机，帮助家长获得学习支持。如建立孩子行为间的逻辑联系，在面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出现的新问题时用新的知识体系来解决不同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教育观念往往能够有效检测学生学习效果；而基于移动终端的教育，尤其是成人教育无法检测学习效果。所以在家长的学习活动中，实施者要注重激发学生学习动机，优化学生学习路径，培养学生的自我问题解决能力和沟通协作能力等。

5.跨越式停顿引发的社会发展观和自然发展观。跨越式停顿针对跨越式发展理论而来，强调在事物如日中天之际进行及时的停顿、反思、改弦易辙。跨越式停顿虽然是一种发展哲学，但涉及社会发展观和自然发展观的关系，也涉及文化创意、流派产生诸多方面，因而是一个哲学原理。比如，由跨越式停顿引发的艺术风格流派论和文化上的传承-切割-创新、借鉴-切割-创新理论就是一例。在今天人们呼吁中国艺术风格和流派的时候，反观西方艺术史，看到西方各种以主义冠名的流派，都是在与被传承、被借鉴的对象之间进行了有效切割后才形成独立的风格和流派的，杜尚的《下楼梯的女人》就是对绘画只能表现二维不能表现运动的观念和技法的颠覆和切割，而他入展的小便器以及所代表的现代主义观念，更是对艺术和非艺术观念的颠覆，是对人类艺术观的切割。这种切割就是跨越式停顿，这种跨越式停顿又带来跨越式发展。

6.由时间空间化理论引发的英雄空间理论。别现代理论来自对中国的社会形态和现实状况的概括，植根于中国的现实。因此，它的提出不仅具有针对性，而且也会与现有西方理论形成对照，在对比中进一步完善中西方各自的理论，从而增强其普适性。

美国媒体生态学学会前会长兰斯·斯特拉斯教授对于英雄的研究很有见地。在他看来英雄并不存在，只是媒体创造的结果。这种媒体从口传到现在的多媒体传播，都与实际发生的事情无关。正如美国911事件中家喻户晓的是那个拿着麦克风做新闻报道的记者，而不是被坍塌的大楼所埋葬的救护队员一样，英雄是由多媒体造出来的。

与美国的当代英雄是民主斗士、科学家和成功的职业家不同，别现代时期，中国人的英雄崇拜仍然徘徊于脱魅与复魅之间。一方面，中国人的英雄崇拜对象不再是神仙鬼怪、帝王将相，而是凡人的英雄。但另一方面，中国人往往用凡人代替神武英雄，导致英雄泛滥，狂人横行。用凡人取代神所导致的后果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牛鬼蛇神踩脚下”的造反英雄泛滥成灾。但在凡人英雄泛滥的同时，种种英雄复魅的迹象又从近年来泛滥的抗日神剧中得到彰显。因此，中国的英雄观总是在脱魅与复魅之间徘徊，显示出别现代时期的杂糅性和不确定性。由于别现代时期前现代因素的积淀和影响，中国的文化形态尚处于内容决定形式阶段而非形式决定内容阶段。原因即在于中国人的英雄情结来自现实中的英雄缺失和对英雄的期盼。但这种期盼由于前现代因素的存在，很容易成为个人崇拜，把被崇拜者神化。在此过程中，媒体确实发挥了塑造英雄并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在别现代时期的中国媒体并非决定性的东西。造成中国英雄脱魅——复魅现象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别现代的社会形态所致。中国的英雄脱魅-复魅模式来自社会转型尚未完成，前现代的英雄观依然故我。造成当代中国英雄脱魅与复魅共存的原因既有客观转型期的问题，又有人为的因素，这就是权力的自我塑形，尤其是对统治合法性的自我确认，如抗日神剧所表现的那些不大靠谱的英雄系列就表现出自我塑形、自我确认。因此，研究英雄也离不开对社会形态的认识和把握。

多年来，为促进企业与国家试验研究机构和大学开展合作，政府出台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这些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本的开放创新。

总之，此处虽然举例有限，但注重并强调社会形态的不同，确实是研究中国现实、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的切口。别现代的提出就是为中国问题的探讨提供一个切口，让研究者能够沿着这一切口深入下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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