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多年来的人文社科理论生产几乎都存在一些问题，概而言之，其表现及原因主要有：其一，“以西格中”，用西方现成的理论生搬硬套中国现实，以致于理解不了鲜活的、有特色的中国现实社会文化状况。这的确是一种需要警惕的“强制阐释”。[1]其二，“理论修正主义”，即结合当前社会文化语境对某一现成的理论稍作矫正，以使得此一理论能够“适应”现实社会文化存在。但实际上，这最终还是将现实存在作为其例证，由于其理论并非通过对现实社会文化进行有效的厚描之后基于某一问题的反思而创构的原生型理论，故此缺乏真正的阐释力。其三，“理论拜物教”，即远离社会文化实践，不关心切实问题，只是研究理论，并且寄希望于“去语境化”地搞懂这些理论，继而再从理论到理论地展开学理演绎，以求“生产”出理论。然而，其并不及物，要有效理解中国的现实社会文化状况无疑很难。对此，有学人不无道理地指出：“中国理论工作者长期以来把‘理论研究’当作‘理论’，满足于在中西方理论之间作选择、阐释性的研究，然后用来解释、描绘和评价中国现实，而且同样满足于用选择来的理论看待、解决所谓中国问题……从而使得中国的‘理论家门’在‘理论’的意义尚名不符实”。[2]诚然，研究问题，总是需要借助一些理论，而一种理论的生成，一般而言总会有其具体的历史语境。因此更好的选择是，将这些理论问题化、方法化，而不是将这些理论理论化，甚至教条化。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理论的活力，才能像既有的伟大理论一样进行伟大的思考实践。其四，“告别理论”，即想当然地认为“后理论”时代就是理论终结的时代，以致于试图以经验谈、个人感悟的“批评”方式来言说现实，其最终获得的其实是对现实社会文化的心灵鸡汤式把握，而非“理论地掌握”现实世界。同时，告别理论还有另一种表现就是以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为依据，认为理论是空洞的，因此是要告别的。且不说胡适后来也改变了对此一偏激之论的看法，认为要“多研究些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从胡适并没有说“不要”谈主义就足以见出“告别理论”并不是胡适的“理论”，何况告别理论本身就是一种理论。凡此种种，都使得当今社会文化现实得不到很好地理解和表述。此时，别现代的出现就恰逢其时。理论，它是中国学者王建疆教授试图恰当命名和有效理解当今中国现实社会文化情状而生产出来的一种具有较大“涵盖性”的理论。

表面上看，别现代似乎是一种没有清晰内涵的理论。然而，对于这种不清晰，别现代理论倡导者似乎是有自觉意识的，甚至是有意为之的。其原因大体有二：

其一，别现代所面对的当下社会状况本身就是不那么明晰的。它既有现代社会的特性，又有前现代社会的特性，还有后现代社会的特性。简言之，它不是现有理论所能简单框定和命名的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别现代理论倡导者王建疆为此写道：“由于我们处于现代、前现代、后现代交集纠葛的时代，既有现代、前现代、后现代的元素，又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现代或前现代或后现代。就好像一个人，一只脚站在了现代的楼梯上，另一只脚却还在前现代的泥潭中，同时又抱着后现代的大腿。因此用‘别现代’就最为‘神似’地概括了这一时代的总体特征。”(参见《别现代：主义的问题与问题的主义》一文)鉴于此，为当下命名的“别现代”就必然会有不清晰的特点，这也是“名副其实”的需要。因此，对于别现代的不清晰，我们应该给予理解。现代性这个词语其实也并不是一个有十分清晰内涵的语词，毋宁说，它也是一个“涵盖性”的理论。相比之下，别现代倒是清晰的，因为它至少与当前中国社会现状的“别具一格”相符。

（3）运料车的装卸也需要多加关注，在卸载沥青等材料时，应设有专业人员进行现场指挥。如需要卸载水稳摊铺机的材料时，运输材料的车在摊铺机前10～30cm时需停下。

其二，虽然别现代是一个认识论的名称，但它具有存在论的追求。别现代并不简单地“认识”中国社会的“存在”，而是在尊重中国社会存在“自性”的基础上将别现代建构为有存在论意蕴的理论。这就意味着别现代让中国“中国化”，它承认中国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之中，但其所表现出来的现代性却是永远不可被捕捉的，它是“延异”的存在。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完全否认别现代的“认识论”功能，别现代无疑有其自身的认知兴趣，比如它拒绝现有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它有意识地彰显开放、包容、别开生面的“中国性”，它创构了“跨越式停顿”、社会文化发展的“四阶段论”、“时间的空间化”、理论的“中西马我”独创论等一些具有阐释现实和引领未来的概念或观念。

其二，中国文明五千年从未断裂消亡，的确是一个“超稳定结构”。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西方文明诞生以来尤其是现代性发生之后，有不少的文明出现了激荡与调整，其间有过兴亡更替。而中华文明虽然也有过分分合合，但毕竟始终延绵不绝。当然，现代性遭遇下的中国也曾经有过覆亡的危险，但晚清、五四以来，尤其是晚近三十年来的发展显示，中华文明是生生不息的，它在以一种别样的方式步入现代文明，而且越来越处于世界文明场域中的重要位置。

MIGA 于2000 年提出了拓展“多边领地”(multi-niche)发展的新战略,即发挥多边投资保险机构的独特优势, 着力开辟其他各类国际投资保险机构无法或难以涉足的担保业务。在此战略下，MIGA 追求的不仅仅是市场占有率, 而是更加注重其宗旨的实现和对其他各类国际投资保险机构的补缺与带动作用, 共同促进外国投资流向发展中国家[13]。MIGA为实施该战略，注重发展与其他各类投资保险机构的业务合作。中国宜在该新战略下，建立健全中国保险机构与MIGA合作的法律制度和机制，加强与MIGA在分保、共保方面的合作，既促进MIGA对中国投资的承保，又提高中国保险机构在海外投资保险方面的业务能力。

观察组患者的满意度为97.43%，生活质量为（98.41±1.30）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不是要为别现代内涵的不清晰作辩护，毋宁说，是想更好地理解别现代的这种不清晰。我们也非常期望还处在建构中的别现代理论能够随着研究地深入而变得越来越清晰完备且有强大的认识论功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别现代目前就没有认识论价值，毕竟别现代的所谓不清晰实际上是可理解的，它甚至是“别一种清晰”，已然具有不菲的“认识资本”了。这里再以现代中国美学研究为例，予以说明。

其一，在别现代理论的建构进程中，研究者们体显出卓越的理论建构能力和超群的表述才华，同时也有“现实主义胜利”般的批判勇气。但别现代理论还是需要时刻反省自己的立场。作为一种有理论自觉诉求的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它恐怕会很容易被诱惑去“对象性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这种理解方式很容易导致批判性的缺失。同时，在伸张理论的国族主体性时本来就难免会因此暂时悬置对自我的反思。凡此种种，都是别现代理论需要考虑的。再具体一些说，比如别现代理论其实特别需要去追问别现代为什么会别？是什么样的政治经济环境导致了这种别，如何评价这种别，这种别又应该如何别到好处？这无疑需要有制度安排的自由言说条件才有可能完成相应的批判性分析。若如此，别现代在确立自己的立场之时就应该联系知识生产的制度条件来进行，其批判性也应该从其与知识生产的制度关系方面来获取。基于此，别现代就能够穿越意识形态的迷雾而具有理论的深刻性和超越性。

二

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别现代的真正文化自觉和正常理论自信是有其现实依据的：其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良好。走好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塑了别样的“中国模式”。为此，别现代理论建构者曾经写道：“别现代在经济上的立足在于，西方的经济学从来就没有预测到中国奇迹；别现代在政治上的存身在于，西方的政治学总是在近乎绝望中看着一个民族国家欣欣向荣；别现代在文化上，在美学和艺术学上的自信在于，那些不符合民族审美心理的西方叙事、西方流派，无法在中国找到市场，那种‘艺术终结’之类的宏论，总是被相当一部分中国学者视为一个梦话或者是一个笑话。”[5]

别现代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的确表明了中国学人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心的增强。应该说，别现代理论努力的方向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一直在努力追求的。1989年之后，国学热、后殖民、后现代所构成的“现代性反思”，其背后的“知识型”乃是人们再也不把西方现代性作为唯一的选择，“另类现代性”、“可选择的现代性”、“多元现代性”、“复杂现代性”、“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社会主义现代性” 等有关现代性的话语在国内的彰显即是明证。凡此种种的“现代性”与别现代尚有区隔，但应该说其精神气质和所认同的大致方向是一致的。当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有关现代性的表述及其理论追求在某种意义上是有“意识形态”嫌疑的，特别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说，它甚至就是为了摆脱资本主义框架下的“单一现代性”，*詹姆逊曾经寄希望中国能够摆脱“现代世界体系”，从而走另一种现代性的道路。而当他来到中国，看到我们和美国等地的现代性相差不大时，便发出“单一现代性”的感叹。对于詹姆逊支持我们独立践行一种现代性的想法，我们认为是可取的，但另一方面，也要警惕西方学人浪漫化地将中国视为现代性的试验场所可能存在的危险。我们没有必要非此即彼地看待资本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冷战思维曾经造成的灾难毕竟历历在目。以致于持论者一再强调“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有对西方现代化的后果进行反思的自觉批判价值，同时也有摆脱欧洲中心主义框架来理解现代性发生的内在诉求。这一论说当然有真实之处，因为即使在共和国时期，我们也的确有现代化的诉求，而且为了实现现代化还曾经不惜以赶超的独特方式。但是，当一种具有所谓现代性批评内蕴的现代化实践方式已然被实践证明因其过度批评所导致的现代性基本前提覆亡而造成了逆反现代性的发生之时，我们还去追认它为现代性反思意义上的现代性恐怕就不实事求是了。当然也就不值得为其辩护。因为对于一种几乎不是现代性的反现代性，无论我们使用多么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深刻的学理去对它进行论证，无论我们怎样把它置于现代性的思想史语境中，并且尽量贴近现代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来加以叙述，这一切的努力恐怕都是徒劳无益的，都是立场左右了是非，都是在为意识形态而战。对此，别现代是有自觉意识的。别现代虽然自称为别，但是它强调别并不是为了别而别，毋宁说是为了尊重中国社会文化现实，既而真实描述之批判之。同时，别现代强调别并不是要告别、反对、否定现代性，相反，它对现代性有基本的认同，它没有因为要走一条别现代的道路而标新立异，以致于将必要的现代性反思变成了与现代性作对，它甚至对伪现代性保持高度警惕。别现代不主张用现成的现代性理论去硬套中国现实，它对西方现代化道路所呈现的现代性也有所批评，但他不是要否定现代性，毋宁说他还会有意识地吸收前现代性、后现代性的有益成分去优化现代性，以求寻找到中国自己的现代性。别现代的此一主张与先贤俞吾金先生的观念当是较为一致。俞先生曾写道：“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是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但这种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又是从传统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后来的计划经济的基础上脱胎出来并发展起来的，所以其根本特征是行政权力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由此而引起了现代化实际进程的畸变，并使这种进程与通过现代性表现出来的现代化理念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所以，一方面，要从现代性出发，对现代化的实际进程进行批评性的检视；另一方面，又要把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的、越出传统的现代性视野的东西吸纳进来，不断地丰富现代性的内涵。如果现代性与现代化之间不能实现动态的协调，那么前现代的、传统的价值体系和后现代主义的价值体系必然会应势而起，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4]可见，别现代并不是完全为现实辩护的理论，而是试图在把握现实的基础上推进现代的进程。如果说在前现代、后现代与现代之间要作选择的话，别现代是主张现代的。只是它所以为的现代是历经了现代性反思的现代，是后现代之后的现代。总之，别现代没有因为要理论自觉、文化自信而不惜以所谓的中国立场、中国话语去作颠倒是非好坏的言说，以致于对不正确的不好的中国现代历史及当下实际存在作无谓的辩护。

晚近，缘于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内在诉求，人文社会科学在努力倡导用中国话语解决中国问题，用中国理论讲述中国故事，这无疑是合理的方向。我们的确有必要把西方作为方法，回到中国。事实上，我们目前的理论研究确实还有不少主要是对象性地研究现成的理论，对某一理论作学理式的理解或语境式的分析乃至批评，而很少联系自身的生存感受去研究在地的真实问题，既而去描述并建构与现实互证互释的理论话语。前一种研究当然也是必要的，它是学问之基，甚至是学问的成规和经典模式。但如果我们的研究仅停留于此，那么这样的研究并不是创造性的“研究”，甚至不是切实的研究。就此而言，就需要有基于前一种研究基础上的后一种研究。如果说前一种研究重学问，那么后一种研究则偏重于思想。不妨说，别现代主要是后一种研究。它是中国学者的独立思考，也是在创造自己的思想，以求形成可以解释现实社会文化实践的中国理论。别现代的这种研究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表现。但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表明别现代要张扬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它表征着民族文化主体意识的再一次觉醒。但是这种觉醒并不意味着别现代要与现有的其他文化主体为敌，去主动制造“文明的冲突”。毋宁说，其文化底蕴是儒家的“和而不同”，目的是构成文化的“星丛共同体”和全球对话主义。这也即是说，别现代，作为中国理论，它并不是为了别而别，而只是强调差异的事实存在而已。别现代因此与那种特别强调自己话语者是不同的，它不是反感借用西方理论话语，不是单纯地操心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更不会把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就视为“失语症”。其目的是要说真实有效的中国话语，它对中国话语的强调应该是认同这种说法：“所谓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话语’，就是切中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经验，切中当下中国的真问题，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政治和经济、文化艺术和日常生活有诊断力、解释力的话语，这样的话语才是有‘中国特色’的。至于这个话语是否包含了西方理论或古人理论，是中国本土学者说的还是美国学者说的等，都是无关紧要的，要紧的是它能不能解释中国的现实。”①从文化认同看，别现代之所以能够这样理解中国话语，恐怕主要是缘于其文化自信不是一套意识形态话语。也就是说，它更多的是尊重社会文化现实，追求知识的有效，而不是为反他者文化而反他者文化。它因此不否认文化的是非好坏之别，不简单地把强势文化视为帝国主义文化，从而人为地否定全球对话主义的可能。相反，别现代承认有某些共同价值和价值观，这是任何强调差异、特色、社会、文化乃至文明都需要努力遵守的。即“我坚持认为，人类具有某些共同的价值和价值观，这种共同的价值和价值观不能因为要有所别而被否认、被遮蔽或者被改造。相反，要通过别来体现共同价值、遵守共同价值，要坚决防止以别为由而对共同价值和共同价值观的否定、遮蔽和改造。”*王建疆：《别现代别在哪里？》，《全球视野中的别现代艺术和人文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7上海师大印刊，第18页。在另外一篇文章中，王建疆先生也说道：“中国哲学、中国美学是否能够发达起来，关键在于看你是用民族主义排外，还是在用普遍真理、普世价值表达一种具有民族性的思想。”别现代认同的是后者。参王建疆：《哲学、美学、人文学科四边形与别现代主义——回应阿列西 · 艾尔雅维茨教授》，《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9期。这足以见出别现代强调中国之别是有清明理性的。别现代这种中国理论因此是基于真正的文化自觉和正常的文化自信而创造的。

1．4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采用χ2检验。应用SPSS 20软件作统计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别现代也许尚不能为具体的现代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提供非常具体的操作性知识，但是有别现代“主义”则可以提醒我们的研究要有文化差异意识和文化自觉诉求，以及基于此的文化自信。这使得我们有可能创造出包括别现代理论在内的理论。

Procurement Cost Control of Restructured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Analysis and Casestudy……………HUANG Xiaoying, YANG Yaxian(2·78)

不可否认，别现代理论也存在一些值得警惕的问题和有待完善的空间。

三

鉴于此可以说别现代理论的存在，本身就已然在为中国的由大而强，为文化领导权的建构起到积极作用。别现代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与其理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有关，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表征。试想，如果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现状乃至未来没有自觉和自信，又怎么可能会努力去摆脱现有的而且又主要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主义”，并有策略地去别寻一种能够与过去、现在和将来构成互证互释的别现代“理论”呢？当然，我们还是要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以及基于此的别现代理论，要得到西方的承认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应该说要很好地理解现代中国美学乃至中国美学是需要有别现代理论视野的：其一，现代中国美学传统也的确具有别现代特性。如果说现代性有知识学、价值学与本体论三个维度的话，那么中国现代性的知识学维度不发达，但却不影响其价值论维度的伸张和本体论维度的展开。杜卫教授曾为此指出，中国现代性是有很强的问题意识的，走的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之路，注重的是“无用之用”的后一“用”。中国现代性的这一本土化特征，使得杜卫在其《审美功利主义——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研究》一书中将“审美功利主义”作为中国美学、美育的现代传统，这是非常有见地的。杜卫教授用其具体的研究论证了中国现代美学的别现代特征。如果我们按照既定的现代性理论，我们就无法理解现代中国美学的诸多问题，如审美与功利主义关联，美学即美育等，因为现代中国美学有现代性、前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的特点；其二，作为现代性事件的中国美学学科，它不是简单的感性学，毋宁说是别现代性的“心性美学”。冠名为心性美学意味着中国现代美学与中国传统如儒家文化是有关联的。这是中国现代意义的美学的别现代特性；其三，如果我们有别现代美学的观念，那么我们在阐述整个中国美学之时，恐怕也将会有另一方法路径。张法曾经指出，“从西方美学角度看来较为困难的问题，大多能以中国思维模式和话语方式予以论说，进而呈现出中国式的逻辑和中国式的智慧。”[3]换言之，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要被有效阐发出来的话，不能简单地以现代西方美学的某一认知框架去回溯，而应该以别现代意义下的现代中国美学去理解中国既往的美学思想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我们自己的美学传统，特别是与西方有差异的心性美学传统；其四，别现代美学对于当前美学的发展走向也有启发。简而言之，别现代认为在现代性反思的语境下，美学尤其要走自己的现代性道路，不能西方因现代性反思需要走向后现代就趋之若鹜。毕竟西方美学是针对他们的现代性问题而提出的美学发展道路，而我们的美学发展则需要根据我们的问题来选择。比如西方美学要重构，主要是针对康德、黑格尔的理论，而我们却并没有需要解构的美学理论，相反我们是理论不足，因此需要建构理论，并非一味地摆脱美学理论，去回到审美活动现场。在我们的美学尚未建立起足够的现代性知识学基础，便唯西方现代性反思的马首是瞻，这显然没有尊重我们的美学现实，因此又如何可能构造自己的美学思路呢？为此之故，有必要重申别现代美学。总之，别现代理论视野对于我们理解现代中国美学传统及中国美学的现状与未来都是有益的，不应忽视其认识论价值，即使这种认识在目前还是宏观的、涵盖性的。

其二，别现代理论似乎还没有过多地去探讨中国的“现代”之“别”所可能带来的局限要怎样去解决的问题。别现代怎样更好地发挥其批判性的建设作用，恐怕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别现代与公共性理论关联起来不失为一种好思路。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缺乏公共性观念。没有这种观念，就会出现国民缺乏参与公共领域的意识，公共领域也就很难形成。同时，又会出现对公权力缺乏敬畏甚至不能理解，而公权力自身则会非常容易私用、误用。它还会使得公共领域即使出现也会没有制度保障，并最终导致知识得不到公共使用，公共问题得不到有效讨论等后果。长此以往，中国现代化进程会缓慢甚至止步不前，长期地停留在当前的“别现代”时期，而难以实现别现代的“更新超越”，当然也不可能“跨越式停顿”、“跨越式转型”。研究别现代因此需要特别警惕别现代消极意义的别，而引入公共性理论视角则有可能使这种别现代的消极之别无处藏身。这是别现代理论要继续考虑的尖锐问题。只有勇于面对这样的尖锐问题，这样的难题，别现代理论才有自己的问题意识，既而才有可能成为一种好的理论。此外别现代如果要成为一套理论，其实就需要带着问题，并深入追问，既而才会获得具有本体论意味的思想，并最终避免成为一种口头禅式的说法而已。

其三，别现代理论在认识论方面还有待强化。也就是说，它要成为一个理论，还得有一定的理论系统性和隶属于“别现代主义”之下的“次级核心概念”，甚至还要有更具操作性的知识来丰富之完善之。那么，别现代的这些次级核心概念如何可能出现呢？我们认为，它们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完全是思辨获得的，而是在具体又有深度地分析一些社会文化现象中生成的。

在思想的后形而上学时代，别现代不可能也不应当成为一种过往的形而上学，但别现代是有文化自觉和自信的中国学人力求建构的一种中国理论。对于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真学者而言，他是不会回避上述问题的，不但不会还会孜孜以求知难而进地去解决这些问题，并且在解决中自然而然地走出一种别现代的思路。事实也是如此，王建疆先生曾经对现实的“别现代”社会有过直接的批评，而且曾不止在一篇文章中提及，别现代理论还需要继续丰富完善，等等。当然，解决整个的别现代问题尚需团队的合力，何况有些问题即使了然于胸，但也非一己之力可以解决。

最后，别现代理论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关联，具体地体现在：其一，别现代有意识地拒绝做西方理论的跟班，至力于改变这种思想欠发达的现状，以推动美学、文论等人文学科发展，甚至要在世界哲学“四边形”中占位。这无疑是一种文化的自觉与自信，即觉悟到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并有信心主要依靠自我的独创来伸张这种主体性；其二，别现代理论表达了对中国现代性的独特性的某种承认和认同。这也是一种对自我文化的自觉，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自信，即不再因为自己与西方的异质而感到不正常，甚至觉得完全没有异质才是非正常；其三，别现代理论虽然有自觉的民族文化认同，但却不人为地制造文化冲突，既而否认文化的世界性，而是承认文化共通的同时有文化的差异，文化普遍性中有文化的特殊性，文化的世界性中有文化的民族性，这样的观念无疑是真正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才可能有的，而如果是为了自觉而自觉、为了自信而自信的“低段位”“敏感型”自觉与自信，那就很可能持狭隘的民族主义，并制造文化的冲突与斗争；其四，别现代理论对于别现代有认同，也有批判。它划分了别现代的四个阶段，并期待以跨越式停顿的方式实现自我更新超越以终结别现代。这是对民族有自觉担当，对历史发展有信心的表现，是值得肯定的。

总之，别现代理论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当代学人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它在表征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同时，又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毫无疑问，别现代理论研究者还会继续去参透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文化特性乃至文明类型，并藉此充实其理论内涵和彰显其阐释力及有效性。

参考文献：

[1] 张江，主编.阐释的张力——强制阐释论的“对话”[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2] 吴炫.何为理论——原创的方法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7.

[3] 张法.先秦儒道心性论美学·序[M]//余开亮.先秦儒道心性论美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

[4] 俞吾金.走出时代的困境——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反思·序[M]//汪行福.走出时代的困境——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反思.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7-8.

[5] 王建疆.别现代：主义的吁求与建构[J].探索与争鸣，201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