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转型都是历史过程。只有探究经济转型历史的一般性，才能把握中国经济转型道路的特殊性。经济转型通常被视作经济体制的制度变迁过程，[1]中国的经济转型存在层次性和阶段性。[2]若只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转型，则容易将中国经济转型等同于市场化改革过程，[3]中国经济转型道路的特殊性也就无从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转型是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传统发展模式向可持续发展模式的三重转型，[4]当代中国经济转型目标的多重性体现了中国经济转型道路的特殊性。改革开放以来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转型道路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济转型历史进程的延伸。笔者认为，从经济演化的视角来看，经济转型是技术演化与制度演化的互动过程，[5]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特殊技术-制度互动结构决定了中国经济转型的道路特殊性。

无论南北方种植区，土壤改良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工程，但绝大多数种植者缺少长远持续的改土计划和理念。另外，也不知道如何改土。有机肥投入、枝条还田、果园生草、果园免耕、菌肥施用、树行覆盖、化肥控量、平衡营养、实施喷灌，这些措施都是改土的基本方法，应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有计划、有选择地采用。

一、经济演化中的技术-制度互动结构：稳态与非稳态

从人类认知发展的视角来看，技术和制度在本质上都是由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创造并积累的知识，是物质生产的“副产品”和人类意识活动的产物。技术与制度的区别在于：技术是关于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知识集合，制度是关于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知识集合。一方面，生产实践的发展不断创造并积累知识，不断为技术演化和制度演化提供发展动力；另一方面，特定历史时点上技术和制度的知识存量限定了一定历史时期内生产实践发展的广度、深度和速度。对于生产实践的发展来说，技术和制度这两类知识都不可或缺，技术与制度的不同组合会导致人们对生产实践的认知模式出现差异。技术-制度互动结构，是指一个经济体中动态演化着的技术与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其中既包括特定历史时点上技术与制度的组合关系，也包括特定历史时期内技术演化路径与制度演化路径的相互影响。

经济体中的技术-制度互动结构，决定了经济体的演化路径和经济绩效。如同生物体内的基因决定了生物体的生命过程和物种繁衍，技术-制度互动结构则决定了特定历史时期内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方式，也决定了经济体从诞生成长到成熟衰亡的演化路径，以及在演化路径各阶段的经济绩效。由于技术演化和制度演化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路径依赖性，在不同经济体的演化中会形成不同的技术-制度互动结构。对每个经济体来说，自然资源、生态气候、地理区位等外部环境始终处于运动变化中，但技术-制度互动结构决定了经济体应对环境变化的方式。经济体在技术-制度互动结构上的差异决定了经济体在应对环境变化方面的差异，进而导致不同经济体在演化路径和经济绩效上出现差异。制度对经济绩效是重要的，[6]但经济绩效并不仅由制度决定。相同制度条件下若技术-制度互动结构不同，不同经济体应对相同外部环境变化的方式也会出现差异，从而导致经济绩效的差异。

经济体中的技术-制度互动结构变化是随生产实践发展而不断演化的历史过程。由于推动技术演化和制度演化的根本动力都是生产实践，在演化路径上具有相互独立性的技术和制度不可避免地发生相互作用，从而引起技术-制度互动结构的演化。在特定生产方式的量变积累阶段，技术与制度在演化路径上都具有相对稳定性，形成技术-制度互动结构稳态。技术-制度互动结构稳态，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经济体内部的技术与制度在演化路径上形成一种自发趋稳的协同关系：一类知识(技术或制度)通过影响人们认知模式，对另一类知识的演化路径产生保护与强化作用；若一类知识的演化路径遭到冲击*本文中的“冲击”，是指对经济体中技术-制度互动结构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的总和。不同的冲击作用于技术-制度互动结构的方式存在差异，既可以冲击技术演化路径(如新技术的发明)，也可以冲击制度演化路径(如通过革命建立新制度)，还可以同时冲击技术演化路径与制度演化路径(如西方殖民者发现美洲之后既带来新技术又带来新制度)。，这类知识会通过阻止另一类知识脱离现存演化路径而试图维持自身演化的路径依赖性*例如，在照相术刚刚传入中国之时，民间就曾盛传照相摄魂的谣言；又比如，自工业革命以来，科技进步使无神论者在人口中的比重上升。。在特定的技术-制度互动结构稳态下，技术演化和制度演化仍在持续，经济体的经济绩效也可以持续改进；但如果技术与制度的演化路径都被锁定，经济体的经济绩效必然存在发展上限。根据不同经济体经济绩效的高低，可以将不同经济体中的技术-制度互动结构稳态区分为高水平稳态和低水平稳态。经济体经济绩效较高，该经济体中的技术-制度互动结构则处于高水平稳态；反之，则处于低水平稳态。

进一步完善军民融合发展的法规体系。从国家层面应尽快颁布“军民融合促进法”，并结合已经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制订完善促进各动员领域军民融合发展的专项法规，加快“国防勤务法”“民用资源征用法”“国民经济动员法”“信息动员条例”“装备动员条例”等立法进程，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修订工作；在企业法、金融法、基本建设法、交通法、投资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中，补充民营企业参与国防建设、经济建设贯彻国防要求等条款，增强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和可操作性。

 

表1 技术-制度互动结构非稳态的类型

  

技术-制度互动结构的冲击来源经济体内生冲击经济体外生冲击自身演化对另一类知识演化路径的影响促进作用内生促进型非稳态外生促进型非稳态抑制作用内生抑制型非稳态外生抑制型非稳态

因此，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转型过程都可以被视作是技术-制度互动结构的新旧稳态交替过程中的技术-制度互动结构非稳态，此为经济转型过程的一般性。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条件造就不同类型的技术-制度互动结构非稳态，则意味着每一个国家的经济转型过程也存在特殊性。

通过港口调研，给出仿真试验的基础数据。对于船舶Bay09结构，存在36个待装箱，船舶贝内最大允许横倾力矩为616 kN·m；对于船舶Bay47结构，存在72个待装集装箱，船舶贝内最大允许横倾力矩为752 kN·m；不确定事件涉及2个减箱和2个加箱，合计4个阶段。船舶贝结构见图4，两种场景见表2，例如B09-N36-D3表示船舶贝结构为Bay09、待装箱36个、待装箱目的港数为3。每个场景随机生成5个案例进行仿真试验，分别采用插入-分段搜索算法和CPLEX优化包求解器进行求解，详细仿真结果见表2。CPLEX设定2 h求解时间，在该时间内无法得到输出结果，则在表2中用“/”表示。

（五）以银杏堂为代表的宗教文化。银杏堂始建于唐朝，与梁平双桂堂齐名，有“川东二堂”之美誉，占地8200平方米，有四重大殿和若干间僧舍组成，形成“殿殿相接、道道相通”的建筑格局，寺内各式神像图案精美，神态逼真，各类碑刻林立，书法极佳，宗教文化浓厚。

二、中国经济转型的历史起点：技术-制度互动结构的低水平稳态

改革开放至今的经济转型只是近现代中国经济转型的历史延续，中国经济转型问题研究的历史起点应当延伸到近代中国，即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一旦明确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历史起点，就不得不面对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问题——“李约瑟之谜”和“韦伯之问”。前者疑惑在于为何长期在科技和经济上领先的古代中国15世纪后逐渐落后于西方并错过工业革命，[7][8]后者疑惑则在于为何15世纪即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古代中国并未自发形成资本主义并孕育工业革命。[9][10]尽管从15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数百年时间里古代中国在技术和制度上都逐渐落后于西方，但古代中国的技术演化和制度演化并没有完全停滞。通过分析明清时期中国的技术-制度互动结构，可从新的视角理解“李约瑟之谜”和“韦伯之问”的同时出现。

一方面，在近代中国经济转型开始前技术演化仍在农业和手工业领域持续，但始终未脱离对传统农业、手工业技术进行“小修小补”的技术演化路径。在农业生产技术领域，以代耕架为代表的农业生产工具改进、[11]以甘薯、玉米为代表的农作物种类增加、[12]以多熟种植为代表的农作物耕作技术革新[13]等技术改进虽对明清时期农业劳动生产率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与宋元时期相比并无突破性进展。在手工业技术领域，明清时期在茶叶、纺织、陶瓷等手工业生产技术上仍有革新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采矿、冶炼、锻造等手工业生产技术也不断有发明创造，以钻井汲盐技术、辊筒榨蔗机为代表的机械技术也不断改良。[14]但除了少数满足皇室和贵族需要的奢侈品生产外，手工业产品生产仍以分散的城乡家庭手工业为主，[15]手工业技术革新缓慢。总之，明清时期技术演化仍沿着先秦时代就形成的、以劳动密集型农业技术为核心的路径发展。

2.制度演化路径的二元对立。一方面，封建地主制经济与买办经济的结合占据了制度演化路径的主流，近代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属性不断增强，另一方面，民族资本主义虽有所发展，但不足以使中国经济走向资本主义制度演化路径。在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冲击下，以封建地主制经济为核心的制度演化路径无法原封不动地维持。在地主阶级与帝国主义的媾和中，形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制度演化路径：在内陆农村地区，封建地主制经济继续得以存续；在少数沿海城市，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联系密切的买办经济逐渐兴起。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对封建地主制经济制度演化路径的冲击，虽也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在封建地主制经济与买办经济的双重夹击下，缺乏原始积累的民族资本主义无力扭转封建地主制经济与买办经济结合的制度演化路径。

以特定的人口再生产方式为纽带，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历史起点上形成了难以从经济体内部打破的技术-制度互动结构低水平稳态。古代中国人口再生产方式表现为农业剩余产品增长会刺激人口加速增长；当农业剩余产品增长率赶不上人口增长率时，只能通过贫困、饥饿、战争等方式减少人口。技术-制度互动结构的低水平稳态表现为以下三个层次：(1)第一层次的协同关系：一方面，以劳动密集型农业技术为核心的技术演化路径决定了农业剩余产品的增加主要依靠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另一方面，以封建地主制经济为核心的制度演化路径决定了家庭是基本生产单位，增加人口、扩大家庭规模是积累农业剩余、增加家庭财富的重要渠道。(2)第二层次的协同关系：一方面，以封建地主制经济为核心的制度演化路径派生出“多子多福”的认知模式并刺激人口再生产，劳动力的快速增长激励了劳动密集型农业技术的改良，强化原有的技术演化路径；另一方面，以劳动密集型农业技术为核心的技术演化路径在决定农业生产要素密集度的同时，也派生出“重农抑商”的认知模式，随人口增长相对上升的地租率激励土地兼并行为，强化了以封建地主制经济为核心的制度变迁路径。(3)第三层次的协同关系：一方面，人口增长吞噬了农业生产技术改良带来的农业剩余产品增长，陷入贫困的农民无力购买大量手工业产品，使得随商品经济发展而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缺乏成长的土壤，无法产生对原有制度演化路径的内生冲击；另一方面，地主制经济下的土地自由买卖和人口增长引起的地租率相对上升，使得通过贸易、高利贷等途径积累起财富的商人们宁愿购置土地，也不愿意兴办手工工场以继续扩大商品生产，无法产生对原有技术演化路径的内生冲击。

可见，在古代中国经济的技术-制度互动结构低水平稳态下，尽管存在广大农民长期贫困、人口规模呈周期性波动等问题，但古代中国经济无法生成打破低水平稳态的内生冲击，导致“李约瑟之谜”和“韦伯之问”同时出现。表2的统计数据表明，在外生冲击打破低水平稳态前的1820年，拥有3.81亿人口的中国尽管经济总量远超过英国，但人均GDP水平却仅相当于英国的约三分之一。在中国经济转型历史起点上，由于存在着西方国家经济转型中并未出现的技术-制度互动结构低水平稳态，决定了中国经济转型道路必然具有特殊性。

 

表2 中国与英国的人口、GDP总量和人均GDP比较(1820-2000)

  

年份中国英国人口(万人)GDP总量(百万,1990年国际美元)人均GDP(1990年国际美元)人口(万人)GDP总量(百万,1990年国际美元)人均GDP(1990年国际美元)1820381002286006002123.93623217061850412002472006002718.1633422330187035800189740530314010018031901900400002180745454115.51848614492193650795.93033245974708.12841426035195054681.52399034395012.73478506939197895616.59358849795616.7720501128282000126409.3432991334255952.2117958619817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21]中的相关统计数据自行整理。

三、中国经济转型的演化过程：技术-制度互动结构的非稳态

中国经济转型历史起点上的国情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经济转型道路的特殊性。要说明中国经济转型道路的特殊性，就必须分析中国经济转型中技术-制度互动结构非稳态的演化过程。中国经济转型中的技术-制度互动结构非稳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外生抑制型非稳态阶段(1840-1949年)

在这一阶段，随着西方殖民侵略的加深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沉沦，近代中国在外生冲击下缓慢地脱离技术-制度互动结构的低水平稳态，技术-制度互动结构非稳态呈现出外生抑制型的特点。具体来说，表现为三个层面的二元对立：

1.技术演化路径的二元对立。一方面，以劳动密集型农业技术为核心的技术演化仍旧占据技术演化路径的主流，另一方面，随着西方殖民侵略的不断加深和封建自然经济的缓慢瓦解，依附于国际市场的、以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为核心的技术演化对技术演化路径的影响缓慢增强。虽然从洋务运动以来近代中国也兴办了一些资本密集型工业企业(如汉阳铁厂)，但这些企业的出现不足以扭转以劳动密集型农业技术为核心的技术演化路径。近代民族工业企业主要集中在纺织业、面粉业、火柴业等劳动密集型轻工业部门，这些民族工业企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国际市场形势的影响*1912-1919年期间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短暂繁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受制于国际市场的事实。。从地域上看，近代中国民族工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的少数大城市，广大中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工业化程度极低。

另一方面，在近代中国经济转型开始前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完善仍是明清时期制度演化的主流。明代“一条鞭法”和清代“摊丁入亩”的推行，在加速封建地租货币化的同时，也松弛了农民对封建王朝的人身依附关系。在明代的江南地区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家庭手工业生产，[16]亦有学者考据证明清代前期东南沿海地区雇佣“游民”的资本主义性质农业生产在茶叶种植业已出现。[17]但“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的推行，本质上是封建王朝政府与士绅地主阶级争夺农业剩余产品的产物。[18]以地主土地私有制为主导、兼有自耕农土地私有制的封建地主制经济[19]是近代中国经济转型开始前制度演化路径的主流*古代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的一个特点是，地主制经济虽居于主导，但也存在自耕农经济成分，地主制经济与自耕农经济的比例关系存在周期性波动。在王朝建立伊始，以自耕农经济为税源的中央政府往往利用封建皇权限制和打压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并鼓励自耕农土地私有制的发展。随着王朝中期土地兼并的盛行和自耕农经济的衰颓，中央政府往往试图以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来保护政府税源；但地主阶级通过向地方政府渗透来维护日渐壮大的地主土地私有制，最终导致旧的王朝衰亡和新的王朝建立。。以“永佃制”[20]为代表的制度创新将农民牢牢地束缚于土地之上，并使家庭手工业和城乡商品经济只能作为“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封建地主制经济的补充。可见，明清时期中国并未脱离自秦汉以来形成的、以封建地主制经济为核心的制度演化路径。

新中国建立之后虽然经济主权失而复得，但维护经济主权的任务依旧艰巨。美苏两大阵营先后对中国实施经济封锁与制裁，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着极端严峻的外部环境。但不利的外生冲击却在客观上促进经济转型，加速了技术-制度互动结构的演化，具体表现在：

在1840-1949年的外生抑制型非稳态阶段，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模糊、速度缓慢、绩效惨淡。作为外生冲击的帝国主义侵略虽打破了技术-制度互动结构低水平稳态，但外生抑制型非稳态使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3.旧的技术-制度互动结构彻底瓦解，技术-制度互动结构持续演化的内生动力快速积聚。由于旧的技术-制度互动结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彻底瓦解，以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化为核心的技术演化路径和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为核心的制度演化路径共同构成的技术-制度互动结构非稳态，改进了经济转型的绩效。中国人口由1950年的5.468亿增加到1978年的9.56亿；在人口快速增长的条件下，人均GDP由1950年的439国际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979国际美元(见表2)。庞大的人口规模也决定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技术-制度互动结构存在持续演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一方面，以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化为核心的技术演化路径虽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但既无法吸纳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无法满足庞大消费者群体的多样化消费需求；另一方面，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就必须放弃以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化为核心的技术演化路径，这就超出了计划经济体制调节资源配置的能力。

(二)外生促进型非稳态阶段(1949-1978年)

3.技术-制度互动结构的二元对立。一方面，中国经济转型开始前的技术-制度互动结构低水平稳态虽然被打破，但旧的技术-制度互动结构并未瓦解，仍对经济演化的路径和绩效产生影响。从表2可见，由于旧的技术-制度互动结构在外生抑制型非稳态阶段并未瓦解，从1850年到1950年的100年间，尽管增加了1亿多人口，但GDP总量增长缓慢且波动巨大，人均GDP则不增反降。另一方面，以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为核心的技术演化和以民族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制度演化共同构成的技术-制度互动结构始终并未占据主流，以劳动密集型农业为主导的技术演化和以封建地主制经济、买办经济为主导的制度演化，共同构成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技术-制度互动结构非稳态，并长期阻碍近代中国经济转型进程。直到1952年*1952年底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时，主要产品产量达到或超过新中国建立前历史最高水平。1952年的统计数据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近代中国经济转型绩效水平。，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仍高达50.95%，工业增加值比重仅为17.64%，非农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仅为16.46%，城镇化率仅为12.46%* 统计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M].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0.。

1.以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为核心的技术演化扭转了旧的技术演化路径。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在技术演化领域面临两大任务：一是加快推进国民经济的工业化，二是改造传统农业和手工业。严峻的外部环境决定了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随着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全国农田水利设施的完善，新中国建立前以劳动密集型的农业和轻工业为核心的技术演化路径已经扭转。到1978年，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下降到28.18%，工业增加值比重上升到44.08%；重工业-轻工业产值之比由1949年的0.359上升到1978年的1.3。农业机械总动力由1952年的18.4万千瓦增加到1978年的11749.9万千瓦，化肥施用量由1952年的7.8万吨增加到1978年的884万吨*统计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M].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0.。在这一阶段，农业和轻工业的劳动生产率仍相对较低，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但重工业部门的建立和壮大为农业和轻工业的改造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

2.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核心的制度演化打破了旧的制度演化路径。新中国建立之初，对内通过“三反五反”、土地改革和“三大改造”等运动彻底消灭封建地主制经济和买办经济，建立公有制经济主导的所有制结构；对外在帝国主义对华封锁下选择“一边倒”战略，并借鉴前苏联经验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对比1952年和1978年，城镇单位职工人数由1603万人增加到9499万人，其中国有单位职工人数比重由98.56%下降到78.44%，集体单位职工人数比重由1.43%上升到21.56%*统计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M].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0.。加快社会资本积累的需要还使得二元经济结构被制度化；但农村集体经济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既防止了封建地主制经济复辟，又增强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能力。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居民在迁徙、择业等方面存在诸多不便，扩大居民自由选择权的愿望不断增强，形成了对计划经济体制实施改革的内生动力。

之所以后来产生了“A了个B”或“A嘞个B”两种形式，是因为心理认知机制的作用，原型“A了个B”式网络用语整个构式不承担浓重的实际意义，多表示语气，“了”与“嘞”读音又十分相近，就使得语言使用者逐渐不清楚最初格式的意义，就有了语气词“嘞”参与其中。

1.轻重工业并举的赶超型工业化道路成为这一阶段技术演化路径的主要特征，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型不断加快。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没有延续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通过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积极引进吸收外国先进技术，走上了轻重工业并举的赶超型工业化道路，工业体系的完整性得到加强，与西方国家在工业技术方面的差距迅速缩小甚至局部超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快速增长，相继超越英法德日美等发达国家，2013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28569.81亿美元，是美国的1.42倍。工业化的加速推进使非农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不断增强，推动了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由1979年的69.3%上升到2015年的91.2%，我国非农产业就业人员比重由1979年的30.2%上升到2015年的71.7%。

近年来，国内外对微量元素与人体健康关系的研究不断升温，有的地方甚至开始建立“元素医院”［1］，这说明微量元素与人体健康密切相关［2］，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茶叶是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生活消费品，它由碳、氢、氧、氮、磷、钾、钙、镁和硫等宏量元素构成，同时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许多微量元素可以浸入茶汤，而微量元素对人体健康有利有弊。为此，针对茶叶4个不同生长期中的16种矿质元素（8种必需元素、2种可能必需元素和6种潜在毒性元素）进行研究［2，3］，对于指导茶叶生产与生活消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1949-1978年的外生促进型非稳态阶段，不仅经济转型绩效得到改进，还形成了技术-制度互动结构持续演化的内生动力，技术-制度互动结构将向内生促进型非稳态转换。

生产方式的质变既会摧毁旧的技术-制度互动结构稳态，也会生成新的技术-制度互动结构稳态；在新旧稳态交替之间会出现技术-制度互动结构非稳态。技术-制度互动结构非稳态，是指经济体中原有的技术与制度演化路径协同关系被打破后，由于每一类知识(技术或制度)都倾向于延续自身演化的路径并试图扭转另一类知识的演化路径，导致技术演化路径与制度演化路径之间出现冲突与摩擦。技术与制度演化路径的冲突摩擦关系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考察：一是导致技术-制度互动结构非稳态的冲击来源，可以分为经济体内生冲击和经济体外生冲击*经济体内生冲击，是指经济体内部孕育的创新、革命、改革等因素对旧的技术-制度互动结构稳态的冲击；经济体外生冲击，是指经济体外部环境变化(如外族入侵、气候突变等)对旧的技术-制度互动结构稳态的冲击。；二是一类知识演化对另一类知识演化路径的影响，可以分为抑制作用和促进作用。可将技术-制度互动结构非稳态划分为四个类型(见表1)：(1)内生促进型非稳态。互动结构非稳态源自内生冲击，但非稳态下技术与制度相互促进对方演化，推动了新稳态的快速形成和经济绩效的迅速改进，如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的英国*从1640年新议会召开到1688年光荣革命成功，英国在不到50年内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期间英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持续发展，并最终在发达的工场手工业技术条件下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新的技术-制度互动结构稳态。。(2)内生抑制型非稳态。互动结构非稳态源自内生冲击，但非稳态下技术演化与制度演化存在相互冲突性，延迟了新稳态的形成和经济绩效的改进，如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由于法国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和资产阶级相对弱小，1789年大革命爆发后，法国经历了近百年的持续政治动荡，复辟与反复辟、帝制与共和制的斗争一直持续到普法战争结束。拍卖封建地产的革命举措造就了近代法国庞大的小农经济，阻碍了法国工业化的推进。法国花了很长时间才形成新的技术-制度互动结构稳态。。(3)外生促进型非稳态。互动结构非稳态源自外生冲击，但非稳态下技术演化与制度演化相互促进，推动了经济绩效的改进，如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1853年“黑船事件”激发了日本倒幕运动，在19世纪60-90年代的30年间，日本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跻身世界强国之列。。(4)外生抑制型非稳态。互动结构非稳态源自外生冲击，但非稳态下技术演化与制度演化相互阻碍，延迟了新稳态的形成，如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西方殖民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长期殖民统治，使得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缺乏工业化的物质基础，在政治上又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纷纷独立以后，由于一直未能形成高绩效的技术-制度互动结构稳态，这些国家长期处于增长停滞和贫困落后状态。。

(三)内生促进型非稳态阶段(1979年至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转型外部环境趋于平缓，技术-制度互动结构持续演化的内生动力不断积聚，推动中国经济转型进入内生促进型非稳态阶段：

令专家Exl对协同成员pi与pj在第κ类关系下影响概率的评价语言变量为φij,κl∈Θ，其三角模糊数表达式可表示为：

对护理人员要经常进行护理安全与法律知识教育，牢固树立“安全第一、质量第一、依法维护”的观念，参加医院组织的法律法规知识学习活动。

  

图1 1979-2013年中国与部分西方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单位：现价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home.aspx)。

2.社会主义制度下渐进性市场化道路成为这一阶段制度演化路径的主要特征，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不断深入。与前苏联东欧国家通过“冰冻疗法”迅速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不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制度演化路径一直沿着社会主义制度下渐进性市场化道路稳步推进。从改革开放之初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再到中共十八大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制度演化路径在对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总结中得到延伸，形成了制度演化路径上的中国特色。

3.技术演化与制度演化的协同关系形成，技术-制度互动结构逐步趋近稳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不断增强。一方面，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重工业部门产能相对过剩的双重压力，促使技术演化路径转向轻重工业并举的赶超型工业化道路，消费资料品种与数量的增加又使得计划经济体制在资源配置效率上的弊端逐步凸显；另一方面，重工业部门就业吸纳能力弱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矛盾，促使中央政府下放经济管理权和放松人口流动限制，逐步扩大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市场机制下遵循的比较优势原则又促使就业吸纳能力强的轻工业部门迅速发展，反过来扩大了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在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双重转型中，技术演化与制度演化的协同关系逐步形成，技术-制度互动结构趋于稳态。

在最近30余年的技术-制度互动结构演化中，经济转型的方向更加清晰、速度不断加快、绩效显著提高，预示着近代以来的中国经济转型将走向新的技术-制度互动结构稳态。

四、中国经济转型的道路前瞻：构建技术-制度互动结构的高水平稳态

经济转型的一般性规律决定了中国在经历了170余年的技术-制度互动结构非稳态后必将重建新的技术-制度互动结构稳态，中国经济转型的特殊道路又决定了未来中国将要构建的技术-制度互动结构高水平稳态必将具有中国特色。

(一)高水平稳态下的技术演化路径与制度演化路径

首先，智力密集型工业技术的发展将成为高水平稳态下技术演化路径的主流。纵观中国经济转型历程，技术演化路径调整的本质是工业化。1840-1949年期间，工业文明发展缓慢导致近代中国与西方国家差距进一步拉大。在1949-1978年的外生促进型非稳态阶段，重工业优先战略虽打破了旧的技术演化路径，但重工业部门相对较弱的就业吸纳能力限制了工业技术覆盖面的持续扩大。1979年以来，赶超型工业化充分发挥了中国人口众多的比较优势，既空前地扩大了工业技术的覆盖面，又空前地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但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低成本引进外国技术的后发优势逐渐减弱，技术演化路径必须再次调整。在技术-制度互动结构高水平稳态的构建中，必须认识到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智力密集型工业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智力密集型工业技术为代表的技术演化路径虽会消灭众多低技能重复性劳动岗位，但也会大量创造对高技能创新性劳动岗位的需求。如果能将中国的人口优势转化为人才优势，则智力密集型工业技术为代表的技术演化路径将具有可持续性。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将是高水平稳态下制度演化路径的主线。在鸦片战争至今的中国经济转型中，制度演化路径调整的核心是市场化。鸦片战争之前，技术-制度互动结构的低水平稳态使得中国经济缺乏走向市场化的内生动力。1840-1949年期间，西方殖民势力的侵略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孱弱的民族资本主义无力推动市场化进程。在1949-1978年的外生促进型非稳态阶段，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一方面消灭了长期阻碍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封建地主制经济和买办经济，另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暴露也为渐进性市场化改革提供了方向和动力。1979年以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渐进性市场化使中国经济转型重新回到以市场化为核心的制度演化路径，并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技术-制度互动结构高水平稳态的构建中，必须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不同所有制经济、不同资源配置方式既竞争又共存的混合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既不能走向所谓的纯市场经济，也不能倒退回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制度演化路径的调整主要通过调整所有制经济组合和资源配置方式组合来实现；究竟哪种所有制结构组合、哪种资源配置方式组合是最优的组合，则取决于哪一种组合能够最大程度地兼顾效率与公平。只要保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制度微调的灵活性和敏捷性，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特征的制度演化路径就将具有可持续性。

(二)高水平稳态下的技术演化与制度演化协同关系优化

人口再生产方式的转变，是构建技术-制度互动结构高水平稳态的关键。高水平稳态下技术演化与制度演化协同关系的优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一方面，随着智力密集型工业技术逐渐成为技术演化路径的主流，生产活动对劳动力数量的要求不断降低，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则不断提高，这就为向追求人口素质提高的内涵型人口扩大再生产转变提供了技术支撑；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制度演化路径中的主线地位日渐巩固，日臻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不断弱化家庭作为社会生产基本单位的职能，家庭逐渐失去增加人口、扩大规模的激励，家庭抚养比的下降为向内涵型人口扩大再生产的转变创造了物质基础。

第二层次：一方面，在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线的制度演化路径下，家庭职能的转变使“少生优生”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教育消费的增加可以促进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强化以智力密集型工业技术为特征的技术演化路径；另一方面，在以智力密集型工业技术为主流的技术演化路径下，要素密集度的转换会派生出“开放创新”的认知模式，创造并扩散知识的需要促使全社会范围内的分工与协作不断发展，强化以市场化为主线的制度演化路径。

番茄的生长对于土壤要求低，土质疏松、排水性良好的砂质土最佳，在很多地区均可以生长。土壤通透性是否良好，将直接影响到番茄种植成果，而土壤的通透性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番茄是否可以茁壮成长。如果缺少充分的氧气支持，土壤空气含氧量在2%以下，将影响到番茄植株生长。所以，应该保证生产基地地势平坦、土层深厚以及排水良好，pH值在6-7。

第三层次：一方面，在内涵型人口扩大再生产方式下，智力密集型工业技术创造的经济剩余被更多地用于发展与享乐消费，服务产品占消费品比重的上升在促使家庭规模缩小的同时提高市场化程度，不会形成对市场化为主线的制度演化路径的内生冲击；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下资本积累与要素流动，促使高技能劳动力获得更高的工资率，使得经济体不会形成对智力密集型工业技术为主流的技术演化路径的内生冲击。

可见，经过170余年的历程，中国经济转型正站在关键的历史节点上。如果能够实现技术演化路径与制度演化路径的转换，并在转换过程中优化技术演化与制度演化的协同关系，中国经济就可以形成技术-制度互动结构的高水平稳态，完成中国经济转型的历史任务并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五、结论

中国经济转型过程本质上是技术-制度互动结构非稳态不断演化发展的过程，中国经济转型道路的特殊性，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导致技术-制度互动结构由低水平稳态向高水平稳态的转换出现困难。未来一段时期内，要彻底完成中国经济转型和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还须在把握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基础上，坚持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金融工具的有效性与金融服务的完善必须依托国家的政策为导向，创新投融资平台，建立全体系与全产业的金融服务机制，通过重点项目拓宽现有的投融资渠道，准确发挥金融在贵阳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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