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无论如何强调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重要性都不为过。这是由中国作为传统农业大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国情决定的。中国乡村社会生活着近半数总人口和绝大多数贫困人口，广大乡村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着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成为中国社会最稳定的“蓄水池”。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以来，中国农村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潜能，制度变迁带来的红利得到极大释放。农村早已解决吃饭问题，正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进。但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制约农村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困境并未彻底消解，农村资源流失的基本态势并未彻底扭转，与之相随的是社会上“贱农主义”思潮兴起，农村被打上“落后”的标签。这其中，以经济增长为核心指标的发展主义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而以城市中心主义为导向的发展思路也将农村裹挟到发展主义大潮中。“发展才是硬道理”以无穷之力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时至今日，“发展”已是我们时代的主旋律，这一“硬道理”毫无争议地成为政府的目标、国人的信仰和社会的共识。“发展”被我们以一种坚信不疑的态度捧上了神坛，作为全部社会行动和制度系统最终的正当性依据，所有人都为之敬仰，为之狂热，为之献身。[1]发展主义作为一种霸权话语，构建了我们的现实，也支配了我们的价值。当以经济增长为主旨的“发展” 被写入政府文件、被呈现于各类媒体、被作为真谛广泛传诵时，“如此”发展也成为了国家的逻辑和理性。[2]这种“唯发展论”将发展的初衷、过程和目标单一化，形成了经济增长结果导向的发展思路，由此带来的一些列弊端在农村逐渐显现，农村环境、教育、医疗卫生、基层治理等议题逐渐成为社会焦点。

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笔者认为，这是对西方发展主义反思而作出的政策性安排，在这一安排下，乡村与城市处于同等发展地位，中国农村将走出一条具有本土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本文将反思发展主义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分析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政策背景，并结合已有研究成果提出乡村振兴本土化优势。

二、异化的发展主义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层背景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关乎占世界近五分之一人口的命运。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才是硬道理深入国人心中，发展成为中国社会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在十九大报告中，发展以232次的出现率位居第一)。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建成了世界上门类最齐全的工业体系，城镇化率近百分之六十，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连续十二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的实施，农村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等政策导向对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环境以及提高基层治理水平等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中心主义和唯GDP论等发展主义思维也带来了诸多严重问题。作为发展过程中的边缘空间和基础产业，农村和农业面临的问题更趋严重，如城乡发展失衡、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等等层出不穷，改变农村传统粗放型发展模式势在必行。

发展主义是与发展不同的一种意识形态取向，其特征是对发展的拜物教化，或将发展归属为一种自然的力量，人类对这一力量的任何抗拒或质疑都将面临这样的风险：注定的停滞和贫穷。意识形态呈现为不透明的历史力量，塑造了发展的思路。[4]与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等这些框架清晰的理论范式不同，发展主义并没有一套稳定的知识建制，它更多是基于不同的发展实践所作的抽象总结，其内在统一性主要体现在“发展”这一共同的主题上。如果将“发展”一词粗略表述为从不发达的落后状态解脱出来的目标的话，那么发展主义就可以被看作是将这一目标进行操作化的理论、实践路径和理念信念。[2]在黄平看来，发展主义的话语是一种唯物质主义、唯增长主义甚至是唯GDP主义。[5]可见，现时代的发展主义早已将发展的本源异化，由此造成了乡村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弊病。值得注意的是，在工业化和城镇化主导下，乡村社会中异化的发展主义更多以外部环境影响的形式呈现，即乡村的发展状况越来越受到城市的影响。考察当前乡村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城市资源攫取与乡村消失加速。在发展主义主导下，城市对乡村的资源攫取日益严重，主要表现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城、农产品低价销售和农村土地与城市用地增减挂钩等方面，土地、农产品和劳动力作为农民主要的增收手段，在新时期均面临着巨大的困境。资源攫取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乡村消失加速。值得注意的是，农村空心化或消失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渐进过程，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在过去数十年间，中国的乡村消失问题却呈现出人为干预下的加速趋势。乡村消失反映了农民收入低与向城市流动的现实，背后的逻辑却是城乡资源配置不平衡导致的资源向城市集聚，乡村成为资源攫取的对象。农业作为风险大的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相互交织的产业，其增收效果远低于第二、三产业。上世纪中后期，乡镇企业曾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就业，扩宽了农民增收渠道。但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速，乡镇企业发展逐渐显出颓势，进城务工转而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当农业难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渠道时，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由此带来的农村消失就难以避免，进而导致耕地撂荒和农村消失。研究显示，中国农村自然村数由2010年的273万个减少到2015年的264万个，平均每年约有1.7万个自然村消失；二百人以下的自然村数从2010年的131万个减少到2015年的120万个，平均每年减少约2万个。除了城镇近郊“村改居”工程导致自然村数减少外，许多远离城镇的自然村因为人口大量外流而“自然”消失。[6]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思路最终导致城乡资源配置不平衡性加剧，而城市对乡村资源的不断攫取又加速了乡村资源的流失。随着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加速，作为乡村发展最基础的要素——人——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趋于弱化。值得注意的是，从短期看，乡村加速消失会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稳定性，而从长期看，乡村消失的影响更在于可能会将农村这个中国传统意义上最稳定的蓄水池逐步消解，尤其当进城务工人员难以融入城市生活时，在城乡之间进退失据，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集权与分权协作共同形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优势。从执政党角度讲，实现城乡均衡的现代化和共同富裕是执政理念，更是保证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础。而中央政府政策的持续性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具体化则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提供了最坚实的政策保障。考察新世纪“一号文件”的轨迹不难发现，政策对乡村发展的延续性始终如一。从城乡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看，乡村振兴既是乡村发展的现实需求，更是城市资源再分配的需要。城乡协同发展下的乡村振兴，一方面促进乡村形成自我发展能力；另一方面也能为城市工业产品和农业社会化服务提供广阔而稳定的市场。就地方政府而言，自上而下的压力型政府导向，能够快速调动地方政府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同时，遍布中国乡村的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将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执行者。央地协同的制度优势在扶贫领域表现明显，在过去五年，政府主导的精准扶贫已使超过6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6.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显著。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路径导致城乡资源严重失衡，在医疗卫生、就业机会、教育资源和社会保障以及公共基础设施等领域，乡村远远滞后于城市发展。由于长期受城乡二元结构影响，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着很大差异，形成了城乡相对独立、碎片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在供给数量与效益方面存在着严重不均衡，扩大了城乡发展差距。[13]

互联网兴起于发达国家，但中国借助后发优势实现“跨越赶超”。互联网+农业的技术和政策优势将使农户有效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城乡资源的互联互通，促进乡村人口对技术资源的均等化需要。互联网+农业不仅促进农产品深度参与市场，也能为农业社会化服务提供更多资源。长远考察互联网技术在农业领域的运用，将为新型职业化农民的培育提供新动能。依托互联网的优势，农业生产将与市场进行深度融合，乡村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等则在互联网的作用下充分扩展其发展空间。同时，互联网+农业既是技术推广的过程，更是传统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型的重要基础，有助于促进农民知识体系重构，进而增强农民发展现代农业并更好参与市场的能力。

3.农业生产可持续性遭遇危机。有别于工业生产的集约化特征，农业生产有着较强的季节性和分散性特点，这决定了农业生产必须符合农业发展基本规律。同时，中国地形地貌复杂多样，气候差异极大，农作物种类繁多，加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分散经营，这些因素导致中国农业规模化需要坚持“适度规模”而非大规模经营。但急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则对农产品在数量尤其是粮食安全方面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动机在实践中被扭曲为追求机械化和规模化，农业生产呈现出集约化、市场化和资本化的趋势，农业生产形式由传统的小规模农户向“工业化农业”转变。农业生产的规模化进一步加剧了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而为单纯追求短期农业产出不断增加化肥农药使用量的经济行为，也造成了农田肥力的下降和土壤结构的恶化，部分地区的耕地甚至形成了重金属污染区。据统计，目前全国土地中受到污染的面积高达2000多万公顷，是全部耕地面积的1/5，[8]每年因水资源和耕地资源污染引发的粮食污染量近1300万吨。[9]近些年，农业规模化生产造成的农村面源污染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话题，以市场为导向的畜禽生产在产出大量肉产品的同时，由于粪便处理技术滞后和公共产权边界模糊等因素又造成了农村新的、更大的污染源。究其根源，农业面源污染加剧的主要因素在于农业越来越亲资本而非亲劳动，依靠大量的资源投入获得农产品成为农业规模化经营的主途径，而污染处理与监管则相对滞后，农村环境成为农业集约化生产的牺牲品。与此同时，城市工业向城外、向农村转移，其中不乏污染型工业，使得工业污染向农村转移趋势加剧，一些城郊结合部成为城市生活垃圾及工业废渣的堆放地。大量掠夺式的采石开矿、挖河取沙、毁田取土、陡坡垦殖、围湖造田、毁林开荒等行为，使很多生态系统功能遭到严重损害。农村地区已成为我国土壤、水资源、食品乃至大气等的重要污染源。[10]

4.留守人口问题严重。进城务工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有助于在城乡之间建立人际和互动关系。但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和城市劳动力需求结构相对单一，农村社会出现大量留守人口群体，青壮年劳动力则主要进城务工，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构成了当前中国农村留守群体，这一群体也被学界称为“386199部队”。留守人口现象，既有城市户籍制度制约因素，也有人口的性别与年龄结构因素，而农村生产的季节性与城市工作时间的集中性导致农民工群体的流动具有典型的钟摆式特征，即农忙时节回到农村务农，农闲时节回到城市务工，这一特征打破了原有乡村社会人口流动相对稳定的传统。留守老人难以得到来自家庭的关怀照料，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和教育缺失问题凸显，成年留守人口与城市务工者之间由于时空上的隔离导致家庭成员间的紧密度下降，进而引起诸多农村社会问题。研究显示，农业生产的主要维持者是农村老年人口，约八成左右的留守老人从事农业生产，半数左右的留守老人家庭耕种的土地面积在两亩左右，部分甚至十亩左右，在缺少子女协助的情况下，留守老人劳动负担沉重。[11]由于知识技能水平和年龄结构的限制，留守人口问题很难通过大量转移进城的方式加以解决，而单纯依靠留守人口发展乡村进而缩小城乡资源差距则不现实。

纵观世界历史与现实，中国作为世界上的超大体量国家，无论是国土面积还是人口数量和历史文化，都是独一无二的，国情的独特性决定了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发展的本土性。当前，欧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普遍较高，农民的职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现代化发展程度均领先世界，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标杆”，发展的多元性道路在实践中被单一化和西方化。与欧美移民国家的高城市化率不同，作为传统的农耕文明国家，中国的城镇化可以走出一条城乡协调发展的道路，将城镇化率保持在70%左右，通过振兴乡村，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短板，实现城乡共同现代化。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笔者认为这是对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新认识，也是对发展主义主导下的农村发展道路的反思。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也能够走出一条适合本土化特征的道路，在城镇化建设方面，不必过分追求城镇化率，而需要平衡城乡协同发展，从外部环境的角度缓解城乡差别，平衡城乡资源配置。同时，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注重培育乡村自我造血功能，协调小农户与适度规模经营等多元化农业经营方式。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有欧美国家未曾有过的机遇，也有其他发展中国家尚不具备的优势。

乡村振兴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政府引领行动，需要包括政府、农民、企业、非政府组织、新农人等在内的多元主体参与。在政府政策的带动下，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乡村振兴的多元主体参与。

2.贱农主义与乡村污名化。考察‘发展’一词的源流，包容性发展本是发展的应有之义，其内涵和外延应该是综合而立体的，但在发展主义思潮下，发展的指标和路径均被单一化和扭曲化。收入的增长和社会地位的提升成为衡量发展水平的关键。城乡在时空环境下的隔阂和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乡村不再成为田园诗下的乌托邦，而被打上了“落后”、“保守”和“脏乱差”等污名化标签，社会上逐渐形成的以农为贱的观念、话语、价值取向和政策取向，一方面是对乡村的污名化想象；另一方面则是对城市美好的过度颂扬，“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成为贱农主义思维的重要标志。贱农主义表现为压制农民的权利、贬损农业和农村的价值，从文化上否定、从物理上消灭农业、农村和农民。[7]同时，社会给农村打上的污名化标签更加剧了乡村资源的流出，如农村环境脏乱差、农民群体精明狡猾，等等。而不断见诸媒体的“返乡体”文章更是将农村的污名化推向社会焦点。如一篇名为《春节纪事：一个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以其对东北乡村的“写实”迅速占据互联网头条；而另一篇引爆网络话题的《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一文则更将农村社会推向舆论漩涡中心。上述两文均被权威媒体证实为完全虚构的文章。但就是这样的假新闻仍能大行其道，吸引众人眼球。笔者认为，返乡体表现出的对农村和农民的悲悯只是一个结果，而非社会关注的原因，根本原因在于农业和农民在失衡的城乡关系和物质至上的价值体系中，由于主客观因素，农村集体“失语”，话语权被剥夺，即返乡体的出现并非单纯的人文关怀，反而恰恰表明了发展主义带来的资源失衡加剧和社会心态扭曲的恶果。同时，发展主义下的乡村社会对于自身地位也产生质疑，“不好好读书就当农民”成为时下很多农村家庭教育子女常用的话语。

发展主义主导下的城乡资源失衡导致中国城乡之间的发展呈现断裂的态势，城市在生活、工作和学习等方面远远领先乡村，乡村发展基础不牢，动力不足。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乡村振兴战略一方面是作为应对发展主义弊端的举措而提出；另一方面重新认识乡村价值的因素也促进了这一战略的出台。近些年来，农业的多功能性被不断提及，农业承载的生态环境、粮食安全、带动就业等多重价值得到重视，乡村社会在传承传统文化、促进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功能得到社会关注，也成为“记住乡愁”的最佳载体。

三、乡村振兴何以可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本土化优势

(1)健全信用体系。第一，完善行业信用记录，利用大数据进一步优化信用数据库。同时，健全负面信息披露制度和守信激励制度，逐步建设和完善以组织机构代码和身份证号码等为基础的实名制信息共享平台体系；第二，加快信贷征信体系建设，建立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第三，培育信用服务市场，提高全社会的信用意识，树立良好的社会信用风尚。

(一)央地协同与多元主体参与的制度优势

林语堂的“视读者为知己”还体现在他译创作品的一些细节之处。例如，《吾国吾民》（束君君2018:72）的正文开头写道：...for behind the creation of literature and the events of history there is always the individual who is after all of prime interest to us.其翻译为“因为在文学创作和历史事件的背后，总是那些单个的人使我们产生最大的兴趣。”

5.撤点并校与城乡教育失衡。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主义，必然形成城乡教育资源失衡，而城乡二元结构更加剧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在师资水平和学生升学率等指标方面，乡村学校均落后于城市学校。随着撤点并校政策的推进，部分乡村教师向城市转移，乡村学生远离家乡就读。本就处于弱势的乡村教育在行政力量的作用下更加薄弱，而这一政策在实践中并非真正实现城乡教育资源的均等化，反而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教育导向，乡村留不住教师、留不住学生成为当前乡村教育面临的难题。农村小学数量从1997年的51万所降至2010年的23万多所，超过六成的农村教学点被撤并，数量从18万个降至7万个左右。[12]以城市为中心的教育资源集聚，加剧了城市教育资源的稀缺性，而城乡学生之间家庭收入的差距等现实则在青少年群体中容易引发相互攀比的风气，进而对乡村学生的心理健康造成困扰。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城市教育导向下的乡村学生在受教育过程中会不知不觉形成“城市比乡村美好”的价值导向，最终反过来造成乡村教育资源的稀缺性。

(二)新农人群体兴起的人才优势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新农人群体的出现符合这一需要。与欧美国家农民的职业化发展历程不同，中国职业农民和新农人是近些年兴起的。职业农民与新农人具备传统小农不具备的优势，具现代信息技术、农业产业化、适度规模经营、农村环境与发展等领域的综合素质。新农人主要是指从城市流向农村，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事业相关的返乡群体。[14]新农人区别于传统农业生产者的本质在于，新农人是基于生态自觉基础上的、对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型“生态生产方式”的运用和创新。[15]与传统农业生产相比，新农人在思维、理念、营销、组织和知识等方面均更能接受新鲜事物，创新性更强，[16]而汪向东认为新农人是农民的新群体、农业的新业态、农村的新细胞。[17]已有的研究显示，目前活跃在全国的新农人大约为200万人，新农人这一群体普遍比较年轻、学历较高，多是跨界创业，从业时间较短，主要集中在城市周边。[16]笔者认为，新农人群体的涌现，在农业生产端，可以有效开展形式多样的生态农业生产，有助于农业生态环境向好发展；而在销售端则可借助现代技术实现互联网+农业，扩展农产品销售渠道，提升地域性农产品的知名度，实现销售的精准化，也有助于形成相对稳定的消费群体。

(三)互联网+农业优势显现

由于大型设备使用场景的专业性及特殊性，大型设备的管理都处于分散状态，设备基本信息及使用情况透明度都不高。同时，各单位作为资产占有使用者，管理站位高度不够，仅为满足了本单位事业发展需求占有使用，各自为政，导致整体管理水平低下，是加强大型设备使用绩效管理的“拦路虎”。

第二，云计算平台为“零工化”的需求和供给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储存和计算平台。云计算平台能够为供给方提供储存海量需求大数据的平台，使得服务供给方能够充分了解需求的分布以及各种个性化细节。此外，云计算平台也为大数据的计算提供了物质基础。

(四)城乡资源互补的结构优势

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与乡村分工相对明确，即城市产业集中于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等第二、第三产业，而乡村则天然地具备第一产业优势。围绕制造业和服务业形成的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对旅游业、有机农业等资源的需求与农业多功能性下的乡村农业资源之间可以有效互补，实现资源的良性互动。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业发展史和深厚的农村社会文化，丰富多样的农业自然资源和农村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现实基础，地形地貌和气候特征的多样性造就了多元化的农业生产模式，依存于乡土社会的农村传统文化则根植其中。丰富的乡村资源是建设美丽乡村的基础，也是乡村实现城乡资源互补的优势所在。同时，中国政府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前所未有，作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农村改造工程，“村村通”工程总投资超过一万亿元，在农村水利、电网、交通、安全饮用水、农田基本建设、农村环境治理等方面均取得巨大成就，这也是乡村振兴坚实的基础。

四、结论与讨论

经过近四十年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和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持续推进，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面临着城乡发展严重失衡的困境，包括经济增长、社会公平正义、城乡协调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在内的包容性发展内涵被单一指向经济增长，在部分时期甚至出现扭曲的唯GDP论的政绩观。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主义主导下，部分大中城市一方面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带动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则深陷以“垃圾围城”和雾霾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环境困境中，“城市病”愈演愈烈，社会矛盾加剧。而在广大乡村则遭遇乡村内生性发展动力不足和城乡二元结构难以协调等困境，乡村面临着“留不住人”、“留不住乡愁”和“回不去的乡村”等多重压力，传统文化之根出现动摇。与此同时，城市污染向乡村转移以及以农药、化肥为主要增产方式的现代工业化农业无序发展，导致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面临严峻挑战。而城市对乡村资源形成的虹吸效应尚未彻底扭转，乡村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发展全面滞后于城市。在城乡时空分隔的社会结构中，乡村发展的基础资源匮乏，话语权等软环境恶化。

以上种种，直接制约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目标的达成。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条件下，中国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重大战略性规划。这一战略的提出既是对既有发展主义主导下的农村发展中出现的诸多困境的反思和战略调整，也是对乡村社会多重价值的再认识的结果。就发展路径而言，要在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的框架下，将乡村置于和城市等同的地位，重新认识乡村发展的多元价值特征，坚持城乡协调发展，实现资源互补。同时，在制度供给与完善、乡村文化传承、返乡青年就业创业、现代农业发展、社会舆论引导以及乡村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可因地制宜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吸引包括企业、社会公益组织等在内的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振兴。在后经济危机时代，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能力更好地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发挥制度、技术和城乡资源结构差异和农村人才优势，实现乡村振兴。

作者经过短暂思索，侃侃而谈，临场讲述写作背后的故事—她说，如果连狗都呼唤人间真情，那爱得并不坚定的人类，就应该被惊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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