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净山是西南地区一座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山和佛教名山，具有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和一千多年的佛教文化传承。梵净山地区最早的寺庙是宋代的西岩古寺（今印江县甲山村），是为梵净山千年佛教的祖庭。降至明代中后期的嘉靖、万历年间，梵净山已经成为“古迹名山”“古佛道场”。万历和康熙皇帝两次敕封，梵净山由此进入鼎盛时期。1 张明：《梵净山佛教源流考》，《佛学研究》，2005年总第14期。梵净山崛起成为西南地区僧众云集朝拜的灵山。2 何则阴：《试论梵净山的灵山朝拜——兼论佛教心灵环保与生态和谐》，《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2）生活习性。梨小食心虫在渭北每年发生4～5代，以老熟幼虫在树皮裂缝及树干基部结茧越冬，部分随果实采收在果库处越冬。一般3月中下旬越冬幼虫开始化蛹，4月上中旬出现越冬代成虫。5月下旬至6月上中旬发生第1代成虫，6月下旬至7月上旬出现第2代成虫，7月上旬至9月陆续出现第3、4代成虫，8月底至10月上旬老熟幼虫陆续脱果越冬。前2个世代发生比较整齐，第3代、第4代重叠现象明显。

梵净山作为贵州第一佛教名山和中国弥勒菩萨道场，在历史上有三大著名的佛教奇观与之相匹配：一是“佛光”，二是“月镜”，三是“幻影”。“佛光”是高山地区的气流云雾与太阳光线相互作用而产生的自然光学现象，但在科学极不发达的古代，人们往往将其视为佛主或菩萨“显像”而顶礼膜拜。由于梵净山“佛光”现象非常频繁，因此形成了梵净山历史上浓厚的“佛光崇拜”的民间信仰。与中国其他佛教名山一样，“佛光”也是梵净山佛教文化的重要资源。

一、佛教名山与佛光现象

在中国的佛教名山中，“佛光”现象较为普遍，这为佛教名山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民间信仰基础。在四大佛教名山中，尤其以五台山和峨眉山的“佛光”最为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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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梵净山记》引文的描述可知，徐訚看见的梵净山“佛光”是“五彩光中，佛影端坐。”每当“佛光”出现时，民众皆认为是虔诚拜佛所致，故“彼众心生钦仰，跪拜高呼，以验诚应如响也。”徐訚受到民众朝拜“佛光”的感染，又作诗《佛影光二首》，他因此成为描写梵净山“佛光”最多的人：

国家税务总局于2005年印发了《纳税评估管理办法(试行)》，该文首次对纳税评估工作给出明确的定义：纳税评估是指税务机关运用数据信息对比分析的方法，对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纳税申报情况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定性和定量的判断，并采取进一步征管措施的管理行为。随着时间推移，税收征管改革不断深化，纳税评估工作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综合体现服务行为与行政执法行为。作为税务机关对纳税人自我申报的义务履行情况进行检查、审核的执法活动，纳税评估具有其他管理手段无法替代的优点。

与五台山“佛光”一样，峨眉山“佛光”也充满了神奇色彩。历史上对峨嵋“佛光”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宋朝。宋代著名诗人范成大在《峨眉山行记》中多次提到“佛光”：

Duchao Zhang等[29]使用亚氨基二乙酸(Ida)溶液为主配体、铵为辅助配体的混配配合物浸出体系，按照 Ida∶NH4Cl∶NH3·H2O为0.2∶2∶2的配比，1∶20的固液比，温度40 ℃，浸出时间2 h的条件下，锌的浸出率可达65.58%。

移顷，冒寒登天仙桥，至光明岩炷香。小殿上，木皮盖之，王瞻叔参政尝易以瓦，为雪霜所薄，一年辄碎，后复以木皮易之，翻可支二三年。人云佛现悉以午，今已申后，不若归舍，明日复来。寻，忽云出岩下傍谷中，即雷洞山也。云行勃如队仗，既当岩，则少驻。云头现大圆光，杂色之晕数重，倚立相对，中有水墨影，若仙圣跨象者。一碗茶顷，光没，而其傍复现一光如前，有顷亦没。云中复有金光两道，横射岩腹，人亦谓之“小现”。日暮，云物皆散，四山寂然。及夜灯出，岩下便满，弥望以千百计。夜寒甚，不可久立。

范成大文中详细描写了“佛光”（金光、摄身光）在“双溪桥”和“金顶”等处出现的情况，这是关于峨眉“佛光”最早的记载。降至明代，胡世安对范成大记载的峨眉山“佛光”作了补充，“佛光”因形状不同而有了多种名称：

（2）工程施工工序的制定。将施工目标制进行制定之后，还应该对目标做出细化安排。通过对关键施工与永久性工程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我们得到：建设工程的工期越短，对于建筑工程施工进度的加快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为了让工程的顺利完工得到保障，在施工的前期就应该将各方面的因素进行科学且详细的分析，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施工方案。这些因素主要包含了季节以及气候对施工进度的影响；建筑材料的保存以及质量对施工进度的影响；机械设备的维护与保养对施工进度的影响等。

丙申，复登岩眺望。岩后岷山万重，少北则瓦屋山，在雅州；少南则大瓦屋，近南诏，形状宛然瓦屋一间也。小瓦屋亦有光相，谓之“辟支佛现”。此诸山之后，即西域雪山，崔嵬刻削，凡数百峰。初日照之，雪色洞明，如烂银晃耀曙光中。……复诣岩殿致祷。俄氛雾四起，浑然一白，僧云：“洗岩雨也，佛将大现。”兜罗绵云复布岩下，纷郁而上，将至岩数丈辄止，云平如玉地，时雨点有余飞。俯视岩腹，有大圆光偃卧平云之上，外晕三重，每重有青、黄、红、绿之色。光之正中，虚明凝湛，观者各自见其行现于虚明之处，毫厘无隐，一如对镜，举手投足，影皆随形，而不见傍人，僧云：“摄身光也。”此光既没，前山风起云驰。风云之间，复出大圆相光，横亘数山，尽诸异色，合集成采，峰峦草木，皆鲜妍绚茜，不可正视。云雾既散，而此光明独明，人谓之“清现”。凡佛光欲现，必先布云，所谓“兜罗绵世界”。光相依云而出；其不依云则谓之“清现”，极难得。食顷，光渐移，过山而西。左顾雷洞祠山，复出一光，如前而差小，须臾亦飞行过山外，至平野间转徙，得与岩正相值，色、状俱变，遂为金桥，大略如“吴江垂虹”，而两头各有紫云捧之。凡自午至未，云物净尽，谓之“收岩”。独金桥现至酉后始没。1 范成大：《峨眉山行记》，转引自《峨眉山佛教志》2003年版，第595页。

光相之现，有所谓“摄身”“清现”“金桥”者，详范《纪》。又有白色无红晕者，曰“水光”；如箕形者，曰“辟支光”；如铙钵形者，曰“童子光”；有尖梢上映，直竖斜移者，曰“仙人首”、“仙人掌光”；皆一光变态而异名。当光欲现时，有小鸟如鸜鹆，飞止岩头鸣，僧译其语，曰：“佛现！佛现！”游人或掌粟，亦就食而去。2 胡世安：《译峨籁》，乐山史志资料丛书，1988年版，第21页。

降至清代，湖南人谭钟岳在《峨山记》中对峨眉山各处古迹的“佛光”均予以一一记载：

其中古迹，若轩辕访道处、涪翁习静处、蒲氏老人村、东坡摩岩字、右军河南碑，皆不足奇。所异者，金顶祖殿，悬岩绝壁处，朝夕云海雾气，忽聚忽散；每至未刻，兜罗绵云布满岩下，现圆光一团，边分五色七层间晕，为“佛光”，如镜；睹者自见其形，为“摄身光”；远者为“水盆光”；有气如虹，横亘数里，两端紫云捧之为“金桥奇观”哉！夜有灯光磷磷，飞满岩壑，为“万盏神灯朝菩萨”，此更不可思议，真福境也！余攀跻越半载，索险探幽，身历神会。……窃叹此山形胜甲天下耳，遂竭耳目心思，摹其图，而并为之记。1 谭钟岳：《峨山记》，转引自《峨眉山佛教志》，2003年版，第614页。

由以上可知，自唐宋至明清时期，古人对佛教名山中的“佛光”现象有着浓厚的兴趣，完全上升到佛教信仰的高度加以记载和崇拜，这与中国佛教名山的发展演变是相一致的。可以这样说，佛教名山的形成与“佛光”有着密切关系，“佛光”记载越多，传播越广，名山就越出名；如果没有“佛光”的名山，似乎就不能成其为“佛教名山”，“佛光”为“佛教名山”准备了重要的民间信仰基础。梵净山作为一座佛教名山，当然也有奇妙的“佛光”现象和浓厚的“佛光崇拜”。

二、明清时期梵净山佛光现象与佛光崇拜

与中国其他佛教名山一样，梵净山也有神奇的“佛光”现象。梵净山（金顶）佛教在明万历之后进入兴盛时期，于是对梵净山佛光的记载从万历年间开始出现，从明万历至清光绪近300年间，一共有七次明确无误的佛光记载，表现了梵净山地区浓厚的佛光崇拜氛围，为梵净山弥勒道场的形成准备了坚实的民间信仰基础。以下分述七次梵净山“佛光”的详细记载情形：

梵净山历史上第一次关于“佛光”的记载，出现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的《敕赐碑》中：

2)采用预先配制NaOH 10g-50 mLH2O溶液与K3Fe(CN)610g-50 mLH2O按1：1比例混合使用，金相试样腐蚀的时间为60 s。

……是山也者，上之穹隆接天，而三十三天不为玄渺；下之厚重住地，而九十九京不为蚴鹨。虬螭结蟠，林木郁苍；剑气横天，仙梯接斗。叠经台、炼丹台，层峦耸翠；献果山、凤凰山，飞彩流丹。四时有不谢之花，缡缡然篷莱三岛；八节有长生之景，炳炳兮阆苑瑶池。霞光万道笼金顶，普天圣真如云集；紫辉千丈罩玉门，率土明神似雨临。至若九十九溪一溪不知之说，尤见此山之广大；宝藏兴，货财殖，囊括天地之万有以为储。且夫崔崔巍巍以示其险，默令进香顶礼者履险如夷；巉巉岩岩以恶其势，阴使敬重三宝者率蒙善报。所谓大地乾坤，无边法界，极乐天宫乎？2 张明：《梵净山弥勒道场<敕赐碑>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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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赐碑》是明万历皇帝敕封重建梵净山金顶寺庙的圣旨碑，碑中记载了梵净山风光、物产、历史、人文以及重建的缘由。梵净山金顶因为孤峰高耸，云雾升腾，极易见到“佛光”，故金顶成为梵净山朝拜的最盛之处。《敕赐碑》第一次提到了梵净山金顶附近的“佛光”现象，即“霞光万道笼金顶，普天圣真如云集；紫辉千丈罩玉门，率土明神似雨临。”这是迄今所发现的梵净山历史上有关“佛光”最早的明确记载，此后关于梵净山“佛光”的记载就不绝于史了。

在此值得强调的是，在明末清初之际，梵净山成为重要的抗清根据地和爱国志士逃禅之地。清朝在贵州的统治稳固之后，开始加强利用佛教对少数民族的教化作用，于是康熙皇帝对梵净山进行第二次敕封，3 张明：《梵净山佛教源流考》，《佛学研究》，2005年总第14期。故梵净山佛教在康乾时期达到极盛，朝拜之人络绎不绝。梵净山神奇的“佛光”现象，自然也会引起文人学士和地方官员的重视与利用。

第二次记载梵净山“佛光”是清康熙年间铜仁著名诗人兼旅游家徐訚登临游览梵净山后写下的游记和诗文。徐訚（1657—1732），字澹园，号西樵山人，贵州铜仁府（今铜仁市碧江区）人，清康熙中贡生，后屡试不遇，寄情山水，所至皆有游记。与郡文人墨士、方外释子游踪所历，歌咏间作，逸情胜具，溢于毫楮。所著有《澹园集》《香雪斋稿》。4 （清）莫庭芝、黎汝谦采诗，陈田传证：《黔诗纪略后编》卷四《徐訚传证》，张明点校、王尧礼审订：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35-736页。徐訚发现“佛光”的地点仍然是金顶。（光绪）《铜仁府志》之《艺文志》收录徐訚《梵净山记》一文，其中有梵净山“佛光”的记载：

每朝山，旦暮香风飘渺，散满下界里许……（梵净）山面铜仁而背思南、石阡。三郡朝谒者如蚁聚，即邻省西蜀、湖南，亦络绎不绝。有祷辄应，神灵不爽。礼佛出殿，千里风烟，一览而尽。瞩望须臾，即下梯出峡，不可久停，一畏风起难避，一惧秽唾污山。心诚身洁者，甫下山，仰见峰顶空际，佛光发现，五彩光中，佛影端坐，彼众心生钦仰，跪拜高呼，以验诚应如响也。假有身心不洁者下山时，风雷骤至，谓之“洗山”，以示儆也。

五台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其“佛光”的记载在四大名山中也是最早的。五台山“佛光”的记载始于唐朝开元年间，据《宋高僧传》卷二十一《牛云传》记载：唐开元年间，有一个名叫牛云的人，他天生愚笨，入了乡校读书，但没有学会一个字，他于是在12岁之时到五台山华严寺出家当了和尚。由于生性愚钝，到36岁仍然不能念经，经常受到同门的嘲笑。当他听说“台上恒有文殊现形”之后，便立下誓愿求见“文殊现形”。其云：“吾虽为僧，自身昏钝，不能诵念经法，此来欲求见文殊，只乞聪明果报。”后来他果然如愿，见到了“文殊现形”，于是“心乃豁然，似暗室立于明灯，巨夜悬于圆月也”。牛云所见到的“文殊现形”，就是五台山历史上最早记载的“佛光”现象。由于受到“文殊现形”的佛光普照，牛云“凡曰经典，目所一览，辄颂于口”，终于成为一代高僧，可见“佛光”为五台山佛教增添了奇妙的佛教传说和文化印记。

一

紫雾光中现法王，五云缥缈焕天章。

牟尼幻影人争讶，谁识本来声息忘。

二

何年鬼斧劈崇巅，三度金桥近日边。

放眼佛光摩顶上，纵身天际挟飞仙。

梵净山第三次“佛光”记载是同一时期的官修志书。在（康熙）《贵州通志》中，较为详细地描叙了梵净山“佛光”产生过程和人们顶礼朝拜的盛况。（康熙）《贵州通志》之《古迹志》云：

时六月十九日，大雨时行山顶，晴空如常；移时，电息雷止。俯视云底，乍吐火珠，大如车轮，渐升渐大，色分五彩，光嵌佛像，朝见于西，暮见于东，咸谓“佛光”。见者必俯首参礼。

以上引文对梵净山“佛光”的描述，具体包括：（1）时间是六月十九日，虽未明确说明年份，但却说明了具体日子，即六月十九日，这正是佛教传统中的观音生日，历来都是梵净山朝拜最盛的日子；（2）地点是在山顶，梵净山山顶有两处，即老金顶（海拔2494米）和新金顶（海拔2336米），这是梵净山最容易看见“佛光”的地方。（3）佛光出现之前：“大雨时行山顶，晴空如常；移时，电息雷止。”（4）佛光出现之时：“俯视云底，乍吐火珠，大如车轮，渐升渐大，色分五彩，光嵌佛像，朝见于西，暮见于东，咸谓‘佛光’”。（5）佛光出现之后：“见者必俯首参礼。”康熙《贵州通志》所载“佛光”之“色分五彩，光嵌佛像”与徐訚看见的梵净山“佛光”是“五彩光中，佛影端坐”相同。由此可见，早在康熙年间，人们对梵净山“佛光”成因和过程已经有了具体生动的描写和认识。由于（康熙）《贵州通志》是清廷命令贵州地方政府修撰的清代贵州第一部省级方志，该书之所以能够记载梵净山佛光，也从侧面说明了清政府对梵净山佛教的高度重视，这与康熙年间敕封梵净山的事实是暗合的。

梵净山第四次“佛光”记载是清雍正六年（1728）贵州思南府礼部员外郎安修德和印江生员戴法贤、严潘等所立的《重修金顶观音殿碑记》，该碑云：

梵净山自我朝敕封以来，尤称黔州之佳境也。惟有半山之岩穴，为观音所居之地，因风云飘摇而金身渐颓。有坐净僧人，往往见金身而显像，对匠人向文泋而言谈。向彼欲一人而修殿宇，砌石栏、盖石瓦，因年岁凶荒，一人不能独成。有邓维梓等，募数人而出食闭门，向捐工成，而修左右二壁，宝棹一张，久之而殿宇维新矣。其外培砌，在于化主垂功也。是为记。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十九岁。先大人抱恙，芳虔祷于梵净山。山在铜仁、思南两府之间，盘折百里而上。至山巅，悬钅夷练，犭柔升约五千尺，有石室，塑观音大士像；再上则劈为两顶，援峡牵练……业中突出，云胎风引，云头渐若网衣，平铺百余里，来裹山腰，绕成云海，云底霹雳闪电。时六月十九日，大雨时行山顶，晴空如常，移时电息雷止，俯视云底，乍吐大珠，大如车轮，渐升渐大，色分五彩，光嵌佛像，朝见于西，暮见于东，咸谓“佛光”，见必俯首恭礼，其实日光下射，日高云底，身立其间，背光下视，影嵌光中，即己身也。 4 杨芳：《宫傅杨果勇侯自编年谱》卷一。

(9)由于采用复喷与复挡的湿式除尘设施，所以烟气与锅炉气的外排温度可以尽量降低，不会像布袋除尘那样因操作不当造成温度低而达到水蒸气的露点而使矿粉粘附于布袋使之失效；

梵净山第五次“佛光”记载是清雍正己酉科（1729）举人、沿河司（今沿河县）诗人李连璧。（民国）《沿河县志》收录李连璧《题梵净山》一诗云：

名山崛起净无尘，立地参天亘古今。

说法台前红日霭，讲经石上白云横。

清江雨露千秋润，金顶光明万象新。

人道黔南名胜地，谁知即此是蓬瀛。2 （民国）《沿河县志》卷十六《艺文志》。

李连璧诗中“清江雨露千秋润，金顶光明万象新”一句，说明“佛光”发生地点仍然是梵净山金顶。金顶在“佛光”映照之下呈现出来的“光明”景象，不仅使之成为“黔南名胜地”，而且还具有了蓬莱仙境般的美妙幻觉（“即此是蓬瀛”），可见梵净山“佛光”在朝山僧众心目中增添了无限的信仰感召力。

梵净山第六次“佛光”记载是清乾隆年间的贵州松桃人杨芳。3 杨芳，贵州松桃人，清乾隆、道光年间著名将领，1840年鸦片战争中，率清军在广州与英军作战。乾隆五十三年（1788），杨芳因父亲生病而到梵净山朝山祈祷，他在《宫傅杨果勇侯自编年谱》中记载在金顶看见“佛光”的情景：

该碑开宗明义就说“梵净山自我朝敕封以来，尤称黔州之佳境也。”这是梵净山历史上第二次受到敕封的直接证据之一。笔者在梵净山调查中，发现民间关于清代敕封梵净山的传说很多，而该碑刻正好可以与民间传说相互印证。值得注意的是，该碑中特别提到了“有坐净僧人，往往见金身而显像”，这与其他佛教名山认为“佛光”就是佛主和菩萨因为自己的虔诚而“显像”相一致。此外，该碑是贵州印江县著名的两大家族——戴氏家族（戴法贤）和严氏家族（严潘）参与所立，1 印江朗溪司正长官田氏家族对梵净山佛教也有贡献，见张明：《明清时期土司土官与贵州佛教关系考论——以贵州梵净山地区朗溪蛮夷长官司正长官田氏为例》，《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反映了梵净山佛教信仰在印江当地民众中的深刻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弥足珍贵。

杨芳详细记载了梵净山金顶“佛光”产生的过程和民众虔诚跪拜，“俯首恭礼”的情况，为后人了解梵净山佛光现象和民众的佛光崇拜习俗提供了较为详细的史料。难能可贵的是，杨芳还分析了梵净佛光的形成原因，指出“其实日光下射，日高云底，身立其间，背光下视，影嵌光中，即己身也。”这是梵净山历史上第一次对“佛光”的合理解释。但是“佛光”之所以具有巨大的魅力，并不在于是否有合理的解释，而在于它是作为一种超自然的精神信仰而存在的，赋予了梵净山一种的神秘力量和民众心中的一种精神慰藉。笔者在金顶发现道光十九年（1839）《金刀峡碑》云：“思南府安化县任洞解众都居住信人张庆贵、室人简氏，发心修培梵净灵山险路，祈保童男正云，长命富贵，易长成人，关煞消散，禄马扶持。”说明梵净山“佛光崇拜 ”具有深刻的信仰基础和强烈的现实诉求。

梵净山第七次“佛光”的记载是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贵州清浪（今镇远县）拔贡张鸿翓撰写的《镇国寺碑》：

我黔省之有梵净山者，为五属毗连之区，实群峰发脉之处。崔嵬不减五岳，灵异足播千秋。仰观有象，如登天之三十三；俯看无涯，但数溪之九十九。以彼天硚荡荡，金顶巍巍，白云入怀，青霭可掬。偶然霁出岚收，初开混沌；不觉烟消云散，别有地天……三角庄前，一派祥光拥护；九皇洞外，几重瑞气回环。此皆黔中名胜，无非宇宙大观……。5 《镇国寺碑》原立于梵净山金顶之下的镇国寺门口，今不知所踪。

从张鸿翓该碑的描述中可以知道，梵净山地区除了金顶容易出现“佛光”之外，在“三角庄前”和“九皇洞外”也可以见到“佛光”。“三角庄前，一派祥光拥护；九皇洞外，几重瑞气回环。”这与笔者考察梵净山发现极易出现“佛光”的地方相一致。此外，张鸿翓还将梵净山佛光上升到“此皆黔中名胜，无非宇宙大观”的高度加以评价，极有见地。

结果发现一年级、三年级、五年级男女生之间的社会期望程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88、4．35、2．80，P 值均＜0．01）。二年级、四年级、六年级男女生之间的社会期望程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1．78、1．91、1．51，P 值均＞0．05）。

综上所述，在小学美术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色彩感知能力，对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健全学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结合小学生的实际情况，从生活和学生喜爱的游戏入手，引导学生在学习和游戏中善于发现色彩、体验色彩和感知色彩。同时，教师也要多组织听、看、练等活动，让学生获得更多体验色彩的经验，不断提高学生的色彩感知能力，促进学生的健康全面发展。

三、余 论

以上是明清时期有关梵净山“佛光”的历史记载，时间跨度从明万历至清光绪年间（1618—1896），在近300年时间内，一共有七次佛光记载，虽然比五台山和峨眉山的佛光记载要晚，但就梵净山佛光记载的频率来说，算是比较高的，线索也是很清晰的。进入民国以后，梵净山地区战乱频仍，佛教迅速衰落。笔者对民国时期的佛光资料暂未获见。到了“文革”时期，梵净山佛教更是遭到严重破坏，人们谈佛色变，佛光记载因此全无。

降至1980年代初期，由于落实宗教信仰政策，梵净山佛教得以重新恢复，旅游业也逐渐发展起来，关于“佛光”的记载又重新出现。笔者查找到1980年代最早的佛光记载，即1981年7月28日《贵州日版》第三版发表的《梵净山的神奇金光》一文，所谓“神奇金光”就是“佛光”。此后，随着梵净山佛教文化和旅游兴盛起来，特别是1991年“梵净山观光暨佛教恢复大典”成功举办以后，来到梵净山的游客量猛增，有关梵净山“佛光”的文章和照片于是频繁出现在各类报纸和刊物之中，在此就不再一一列举。

梵净山“佛光”现象是梵净山“佛光崇拜”的重要民间信仰资源之一，古代僧众认为，之所以能看见“佛光”，其原因就是佛主和菩萨被自己的虔诚所感动而“显像”。故梵净山几百年来朝拜不断，梵净山“佛光”为梵净山在清代最终成为中国弥勒菩萨道场奠定了重要的民众信仰基础。

当前，“梵净山佛光”作为梵净山三大奇观（佛光、月镜、幻影）之一，已经受到佛教界和旅游界等各界的重视，一定要继续深入挖掘和研究梵净山有关“佛光”的历史史料，以及“佛光”对梵净山佛教信仰文化的重要影响和巨大作用，为梵净山佛教文化和旅游发展提供详实可靠的历史线索和文献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