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二语言习得的社会转向

第二语言习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以下简称“SLA”或“二语习得”）研究领域传统上植根于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等理论流派，而在二十世纪末学科内部开始出现一种“社会转向”（Block，2003），一部分研究者开始聚焦语言的社会属性，以及语言习得的交际层面和社会层面，借鉴一些社会科学 （如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社会语言学等）的理论、视角和方法来研究二语习得。而这种“社会转向”又发端于一场关于二语习得“社会性”（social）和“认知性”(cognitive)的大讨论。

在二十世纪末，Stephen Krashen（1976）以认知心理学为基础的二语习得理论1影响力仍方兴未艾。同时，Susan Gass和Larry Selinker（1994）等在认知心理学研究成果基础上构建的既包含输入（input）、互动（interaction）、输出（output） 等要素，也承认普遍语法制约作用的二语习得模型（或称为“IIO 模型”， Block，2003），在当时的二语习得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4月21日，袁世凯发布临时大总统令：“现在国务院业经成立，在京原有各部事务，应即分别交替。由各部总长接收办理。”在临时大总统的命令下，前清部院立即停止办公，准备办理交接手续。

有感于主流SLA研究领域过于偏重二语习得的认知属性而忽略了其社会属性，Firth和Wagner在期刊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第81卷1997年第3期上发表了On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and(some) fundamental concepts in SLA research（《关于话语、交际以及SLA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2，从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上对主流SLA研究提出了质疑；同一期刊也刊登了认知学派研究者如Michael Long（1997）、Susan Gass（1998）等的反击，之后又有更多学者加入论战，各自支持一边，是为二语习得领域 “社会性”与 “认知性”的大讨论。

以Firth和Wagner为代表的社会学派学者认为传统SLA领域在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上都存在着失衡现象。首先，语言的基础是多层面的，既有生理和心理基础（如发音、辨音、记忆、思维能力等），又有社会基础（社会交际的需求、特征和限制等），而基于认知心理学和普遍语法等理论的SLA研究无疑只关注到了语言习得的心理和生理层面，而忽视了其社会层面和交际层面。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社会学派认为传统SLA学科受到心理学的支配，体现出如下特点：（1）将千差万别的学习者个体简化为抽象的“研究被试”（participants）；（2）将语言交际活动视为仅交换信息的事务性（transactional）活动，而忽视了交际活动的其他性质（如互动性、人际性、构建/协商身份的属性等）；（3）对语言学习现象的建构更多从研究者的角度出发，而非从被研究者（学习者）的角度出发；（4）追求普适性（universal）的规则，而非特定适应性（particular）的规则；（5）倾向于使用量化的（quantitative）、可复制的（replicatory）、实验性的（experimental）方法，而忽略使用质性的（qualitative）、探索性的（exploratory），以及在自然环境下的（naturalistic）研究方法。

基于这些讨论，Firth、Wagner及其支持者（如Hall，1997；Rampton，1997；Block，2003 等 ） 呼吁SLA研究不仅应该包含主流的心理学和语言学流派，更应该纳入受社会理论指导的社会学派；应该将复杂的学习情境（context）、语言学习的社会性等纳入研究范围；在研究方法上，应该更多采用社会理论指导下的研究方法，如个人叙述（personal narratives）研究，长时追踪（longitudinal）调查，质性的、探索性的、在自然环境下发生的、非控制的方法，更多采用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并关注学习者个体特征对习得的作用和影响。

5 所谓的“后结构主义”是对“结构主义”的一种超越。结构主义思潮在研究人类社会现象时追求发现一种普遍性的限制模式或结构，而后结构主义思潮则摒弃了对这种普适性结构的追求，转而寻找更加多层次、细微、复杂的解释社会现象的多种框架（Crotty, 1998）。

自这场 “社会性”与“认知性”大讨论开始，二语习得的社会视角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关注和采纳，他们从多种角度对二语习得的社会性进行探讨，如基于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来研究二语学习在学习者个人认知、自我发展与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中介作用（如Kramsch，2000），基于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将传统的二语习得动机研究发展为二语自我动机系统（如Dörnyei，2005），基于社会文化学派的身份认同理论来研究社会结构、权力关系、个体能动性在二语习得与身份认同中的作用（如Norton，2000）等。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这些研究渐渐集合成二语习得研究中一个较为显性的“社会”分支。而在这个分支中，从身份认同角度研究二语习得，因其受到的关注程度，无疑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本文选取二语习得与身份认同研究这一方向进行介绍，以其为例来具体阐释二语习得社会视角在研究议题和方法论上的一些特点，并简要介绍汉语二语习得与身份认同研究的一些实例。

现代有轨电车为依靠司机瞭望驾驶，采用沿轨道行驶的电力牵引的低地板有轨电车车辆，并按地面公交模式组织运营的公共交通系统[1]。由于现代有轨电车在城市道路上行驶，车辆依靠司机瞭望运行，其运营组织形式更加灵活多样，因此有轨电车车站配线设计不但要满足运营功能的需求，更要结合道路条件进行设置，同时应充分发挥有轨电车网络化运营特征，满足网络的灵活调度管理需求。

二、身份认同理论梳理

身份认同（identity）3，指一个人或一群人“究竟是谁、归属于什么群体及其原因、与周围人有什么样的关系4”（Joseph，2010）。西方学界关于语言和身份认同的理论繁多，不同理论往往在对身份认同的认识上和方法论上都有较大区别。Pavlenko和Blackledge（2004）将主要的身份认同理论梳理为三大流派: 社会心理（sociopsychological）学派、互动社会语言学（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学派和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学派。

（一）社会心理学派

该学派以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Tajfel，1974）、濡化理论（Acculturation Theory, Berry，1980）、民族语言认同理论（Ethnolinguistic Identity Theory，Giles & Byrne，1982）等为基础。 这个学派关注特定社会中不同群体（如主流文化群体和新移民、社会中的不同民族等）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群体相互接触过程中各自成员在什么情况下会习得其他群体的文化和语言，在身份上认同于其他群体。在语言与身份的关系上，该学派预设语言与族群身份间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语言能力标志着相应的族群身份，而族群身份认同的变化也代表失去或获得相应的语言能力。在研究方法上，一般将要研究的“社会身份”“文化身份”或“族群身份”等转化为调查问卷中的变量，设计相关问题并让被调查者在量表上评估自己的认同程度。此类研究一般被调查者样本比较大，对问卷数据的分析基于统计学的方法，因此其结果反映的是群体内部不同成员身份认同的平均状况和整体趋势。

社会心理学派对身份认同的研究属于比较宏观的视角，更加关注在群体层面上其内部成员在对本群体、他群体认同上整体的变化趋势，对于研究群体接触及其影响有较大意义。然而其观点也招致了较多批评，主要包括（Pavlenko & Blackledge，2004）：（1） 该学派预设语言与身份之间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体现了一种单语/单文化偏见，认为个人作为某族群的成员，应该只讲该族群的语言，在身份上只认同于该族群，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个人作为某族群的成员具有族群语言和其他语言的双语/多语能力，同时具有族群身份在内的多种混合身份是非常普遍的。（2） 个体在身份认同上的变化与第二语言学习之间的关系也远比社会心理学派的模型更为复杂，比如，不是越认同于目的语社团，学习者的目的语水平就越高，也存在高度认同目的语社团，但目的语停滞在较低水平的学习者（如Schmidt 1983年研究中的男性英语学习者Wes）；再如，也不是高度认同本族群的少数族裔成员就一定学不好主流社会的语言，对本族语言文化的认同和对他族语言文化的认同并不一定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语言学习和身份认同的关系错综复杂，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更合理的解释。（3）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一些质疑，比如，将错综复杂的认同问题转化为有限的几个变量来研究，这些变量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身份认同本身；对认同倾向和程度的考察主要依赖被调查者的自我汇报，收到的数据可能更多反映了被调查者想要向研究者呈现出怎样的自我身份，而非他们真实的自我认同心理和实际的认同行为；结构化的问卷调查不能有效考察特定社会环境对群体间接触的影响，以及个体成员的身份认同和语言习得随群体接触而变化的具体过程等。

牙齿上不经意间会出现一些黑缝，而网上对于这种现象给出了一个说法：如果你的牙齿上出现了黑缝，就代表有蛀牙。那么，这种说法是真的吗？

（二）互动社会语言学学派

同时，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与教学领域也面临着新形势：一方面海外由华人移民、留学生、职业人士等组成的华人社团不断壮大和扩散，他们与所在地社会密切接触，也有着保持、传承中国语言和文化的需要；另一方面国内汉语学习者的文化背景也日益多样化，华裔背景的学习者不断增加，学习者与中国居民接触和杂居的情况也更为普遍。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国外和国内的汉语学习者来说，身份认同问题都愈加凸显。

互动社会语言学学派将身份认同研究引向更微观的视角，更加关注身份认同是怎样在日常实际的言语交际行为中影响着语言的使用，以及会话过程中各谈话人的身份被反复协商的过程。其优势在于能够更好地揭示语言使用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也能够更好地捕捉个人的身份认同和语言使用情况。但该学派也存在一些局限（Pavlenko &Blackledge，2004），如：（1）直接将身份认同这个概念拿来解释语言使用行为，却没有解释身份认同本身是如何产生和存在的。（2）使用“指示性”（indexicality）这个概念将语言、身份认同和言语交际场景联系起来，然而这种联系也是有问题的，比如，基于身份和言语交际场景的分析并不能有效预测交谈者使用什么样的语码转换和语言选择模式；再如，身份协商也不是交谈者进行语码转换的唯一原因，说话人在不同语言上能力的差异也是原因之一。（3）该学派主要关注语码转换和语言选择两种语言使用现象，适用的范围较窄，不能够解释其他语言现象（如二语学习、修辞手段等）与身份认同的关系。

（三）后结构主义学派

后结构主义5学派更强调将个人的身份认同置于广阔的社会经济、历史和政治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关注社会中各团体之间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s）对身份认同的影响。该学派以法国社会学家Pierre Bourdieu（皮埃尔·布迪厄）的理论为基础，借鉴了其“资本”（capital）的概念。Bourdieu（1991）认为语言作为一种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可以转化为相应的说话人/群体在社会上的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和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而且在任何一个给定的言语社团中，不同语言（变体）的象征资本都不是平均分配的，而是由占支配地位的团体/机构所赋予某语言（变体）的合法地位所决定的。比如，在一个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方言与其他方言就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前者的象征资本要高于后者。在Bourdieu理论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如Pavlenko &Blackledge，2004）又引入了“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m）的观念，强调身份是互动的结果，是在话语（discourse）中产生和协商的。

总体来说，近年来在西方学界，采用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框架来研究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身份认同问题是比较流行的，代表性的作品有 Norton Peirce（1995）、Norton（2000）、Block（2006，2007）、Miller（2003）、Pavlenko（2002）等。该学派研究在对身份认同的处理上有如下特点：（1）将身份认同置于特定的话语和语言意识形态（language ideology）中，认为语言和身份认同之间存在互相建构的关系：一方面语言（或语言中特定的话语）为身份认同的建构和协商提供必要的术语和其他的语言手段；另一方面语言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又会指导个人如何使用他们的语言资源来指示自己的身份，评估他人使用的语言资源和所指示的身份。（2）总是把对身份认同的研究置于本地和全球的权力关系之中。（3）认为身份认同是流动的、变化的、多元的、破碎的和混合性的，而非一种单一的、稳定的、存在于个人心灵当中的特质。 在研究方法上，倾向于采用访谈（半结构或开放式）、个人叙述、被调查者关于自己经历的书面反思（如邮件、日记、信件等）、调查问卷等方式采集数据，在数据分析上进行内容分析来发现学习者身份协商经历的共同模式，用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或是批判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来发现言语活动中身份是怎样被建构、协商的，以及在深层次上受到什么样权力关系的影响。

以上介绍的关于语言和身份认同的三个理论流派虽然各自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但在研究议题和研究方法上都对传统的二语习得研究进行了扩展：首先，都不再将语言习得看作单纯发生在个体头脑中的心理现象，而是将语言的习得和使用看作是与群体和个人身份认同紧密相关的社会现象；其次，更多受到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社会理论的指导，从群体关系、社会结构、权力关系等层面来研究和解释语言习得和使用现象；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强调从群体接触、个体互动的角度来研究语言习得和使用，另一方面突破了量化的、控制性的、实验性的方法，较多使用质性的、探索性的、在自然环境下发生的方法。

《汉语小词典》（马来语版）是“外研社汉语学习词典系列”之一，为初级汉语学习者编写，在收词、释义、体例设计上均体现出了较强的学习性。词典分为汉马、马汉两部分。汉马部分收词主要以《HSK考试大纲》及《现代汉语常用词表》为依据，收汉语常用词4000条左右，词目加注汉语拼音，标注词性；马来语释义，利于读者理解；例证简洁易懂，由汉语拼音、汉语、马来语三部分组成，方便读者使用。马汉部分收常用词4300条左右，标注词性；汉语释义；例证由马来语、汉语、汉语拼音三部分组成，便于读者在两种语言间建立联系。

三、国内外关于汉语二语习得与身份认同的研究

（一）国外研究

国外研究对华裔和非华裔学习者的汉语习得与身份认同问题都有较多关注，研究所采用的理论框架也多受到身份认同后结构主义学派的影响，认为学习者的身份是多层面的、流动的、变化的，注重研究身份认同对语言使用、学习的影响，以及相应的语言使用、语言能力对身份认同协商的影响；同时也注意研究社会权力关系对身份认同的制约作用。在研究方法上，倾向于使用质性的访谈、学习者日记或反思性材料分析、身份叙述等方法，调查对象规模一般也较小，关注学习者个体在学习过程中的身份认同协商和变化的情况。

Duff等（2013）聚焦5名非华裔盎格鲁–加拿大汉语学习者在中国的汉语学习经历。该研究的创新性在于6位作者中的5位既是研究对象（学习者）又是研究者，这种研究对象和研究者相结合的视角能够在数据收集、分析和阐释的过程中更好地做到以学习者为中心，呼应了前文第一章社会学派所倡导的从研究者为中心的视角向学习者为中心的视角的转变。该研究将汉语二语习得的语言发展和身份认同协商两个维度结合起来，一方面测量这5位学习者兼研究者的中文听说能力（如中文句法结构、词汇量、口语流利程度）、读写能力（如汉字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分析他们自己关于汉语学习经历的个人陈述来调查学习过程中的身份协商情况。作为研究者兼研究对象，他们分析认为，自己的中文听说读写能力和自己日常对中文、英文或其他语言的使用，都影响到自己在参与的不同社团中的身份、角色、地位和参与程度。

（二）国内研究

国内现有对汉语二语习得和身份认同的研究显著受到社会心理学派的影响，将学习者的语言认同、族群认同或文化认同等看作相对稳定存在的个体学习者特征，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大规模调查问卷采集数据，通过统计方法分析学习者群体在某些认同范畴上的平均得分，并将认同得分与一些因素（如性别、语言背景、语言水平等）进行相关分析，进而推测认同程度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国内专门关注非华裔汉语二语学习者身份认同的研究较少，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魏岩军、王建勤、朱雯静（2015）。该研究采用调查问卷考察406名（美国199名、印尼147名、韩国60名）非华裔学习者在本国学习汉语时的跨文化认同情况。采用的调查问卷包括基本情况、跨文化认同测量和语言水平自测三个部分，其中跨文化认同测量又包括“语言认同”“文化认同”“族群认同”和“价值观认同”四个方面。该研究通过统计手段将不同的国别、文化背景与非华裔学生群体在跨文化认同四个维度上的得分进行了比较和相关性分析。

附注

如萧旸（2017）使用调查问卷法调查了114名美国加州华裔大学生的汉语学习焦虑与民族认同（ethnic identity）之间的关系。其调查问卷包括语言水平自我评估、语言焦虑量表和民族认同量表（采用社会心理学派研究者Phinney （1992）的“多民族认同量表”，量表分为民族身份探索、民族认同承诺两个维度）。其研究结果为：美国华裔大学生对自己传承语能力的评估与其民族认同之间存在正相关，而语言能力的发展往往能降低语言焦虑感，所以民族认同与多项语言焦虑之间存在负相关；同时，在传承语背景上，方言背景的华裔大学生比普通话背景的大学生表现出更高的民族认同感。

四、总结

社会视角下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虽然发展历史较短，但在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上都对原有的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实现了拓展和有益补充。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交通的便利、信息技术的发达和国与国之间联系的加强，都使全球范围内的人口流动、接触和杂居呈现更加复杂的局面，相应地对二语学习者社会层面和交际层面的研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互动社会语言学学派认为身份是流动的，是不断在人与人之间的语言和社会互动活动中协商的，该学派关注的是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和语言选择（language choice）现象中的身份协商（identity negotiation）问题，代表性研究包括 Gumperz（1982）、Heller（1982）、Le Page和Tabouret-Keller（1985）等。该学派认为语码转换和语言选择行为都是相应身份的指示或索引（index）,言语交际活动中的谈话人对特定情境下使用什么语言指示什么样的身份都有着心照不宣的共识，并会根据他们在特定交际活动中想要凸显的身份、权力、地位，与交谈人保持的社交距离等方面来选择使用哪种语言（变体），或怎样在不同的语言（变体）间切换。在研究方法上，受到人类学方法的影响，该学派在自然语境中采集真实会话的录音，对会话录音进行细致转写和呈现，在分析会话材料时特别关注不同说话人何时选择使用哪种语言（变体）或何时进行语码转换，以及背后的动机和原因（如想凸显什么样的身份、社会关系等）。

因此，我们呼吁汉语第二语言习得领域的研究者更多关注二语习得的社会流派，更多研究包括身份认同问题在内的汉语二语习得社会层面的诸多问题，一方面借鉴国际学界已有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基于汉语二语习得的实际情况来发展有特定适应性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以更好地解释汉语二语习得的相关问题。

（1）气候环境。贵溪市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型气候，潮湿高温，又有电厂、化肥厂等工业企业排放烟尘、SO2等大气污染物，降雨时SO2等溶于水形成酸雨，加重了水质酸性。

1 其理论包含自然顺序假说、习得与学习的二元区分、监控假说、输入假说及情感过滤假说等。

建立模型的主要目的是提高粮食供求体系的可持续性，因此需要考虑以下方面：（1）估计当地土地的环境承载能力。（2）如何在规划用地上加强农村供应和城市需求之间的联系。（3）如何制定合理的城市政策，并以此降低突发事件对市场规模和当地生产规模的影响。（4）如何提高农业、分销和市场的效率。（5）如何建立社会代谢平衡的城市以及加强城市周边和农村功能上的联系。

2 Firth, A. & Wagner, J. (1997). On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and (some) fundamental concepts in SLA research.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81(3),285-300.

3 identity又可译为“身份”或“认同”，在本文中“身份认同”“身份”“认同”三个概念交替使用。

4 译自Joseph（2010），第9页。

需要注意的是，二语习得社会学派的倡导者并不是要以这个社会视角来替代传统的、认知的、语言学的视角，而是呼吁语言习得的社会性层面得到应有的研究关注；我们也不应将这些不同视角之间的关系看作非此即彼的排斥关系，而应看作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更多从社会视角出发，采用社会理论指导下的方法来研究二语习得，进而将社会的、认知的、语言学的等视角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更综合的二语习得理论框架，这样做可以丰富我们对这一领域的认识，更好地解释二语习得中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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