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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四十年来《史记》论赞研究回顾与展望

更新时间:2009-03-28

《史记》研究中,“太史公曰”,即《史记》的论赞研究是学界关注的问题之一。“习惯称篇前之‘太史公曰’为序,称篇末之‘太史公曰’为赞。”[1](P79)尽管也有学者从“太史公曰”内容的角度提出“《史记》篇后的‘太史公曰’并不都是赞”,[2](P139)但从《史记》论赞研究现状来看,前一概念的界定还是受学界公认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论赞的字数约占全书的百分之六,《史记》中论赞虽篇幅短小精悍,但却是司马迁个人历史观的集中体现,其“内容极为丰博,乃《史记》一书之血气”。[1](P79)它不仅是对《史记》正文内容的概括和总结,更能“补篇中所未备”,[1](P80)故而对《史记》论赞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了解司马迁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另一方面对把握这一范式对整个中国古代史学著作创作体例的影响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据笔者检索,近四十年来,有关《史记》论赞研究的相关期刊论文60余篇,相关博、硕学位论文17篇,专著有张大可的《史记论赞辑释》和赵彩花的《前四史论赞研究》两部。笔者不揣浅陋,对近四十年来《史记》论赞相关研究进行回顾与展望,以期梳理这一问题的研究理路,并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线索。

从史论角度对史记论赞的研究

《史记》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其论赞的研究首先是从史论的角度出发。从史论的角度来说,论赞“是司马迁藉以抒发一己之见的一节文字,通过它,可以了解司马迁对历史人事的爱憎感情,是非态度”。[3](P31)从史论的角度对《史记》论赞进行研究,一方面是对历史客观事实的进一步理解;另一方面在论赞充满作者强烈评议色彩的话语中,可以管窥司马迁在《史记》这部鸿篇巨著中构建的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

1.以《史记》论赞为中心对司马迁史学理论的评价

《史记》序赞论的评论模式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有借鉴《左传》“君子曰”的成分,但将其确立为固定、系统的具有浓厚理论色彩的史论体系却始于司马迁。“司马迁的述史理想就是要‘成一家之言’”[4](P38-39),论赞作为司马迁“一家之言”的组成形式之一,是司马迁系统史学理论的重要表现。

以《史记》论赞为切入点研究司马迁史学理论首先由张大可提出,其1986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史记论赞辑释》,主要是为了帮助读者正确认识司马迁史学理论以及确立对其理论应有的评价,张大可一改前人将研究重点放在《史记》记事载言的研究方式,明确了对《史记》史论部分研究的重要性。杨旭升《创构·称谓·特色·作用与影响——论〈史记〉“太史公曰”》一文,从解构文本的角度系统梳理了“太史公曰”这一评论模式对前代文体的借鉴,明确“太史公曰”在《史记》文本中具体所指;张颖《深意远神 不拘一格——论〈史记〉的“太史公曰”》将“太史公曰”的功用归纳为“阐明立篇之旨、考辩史实真伪、评价历史人物、补正传之不足、假论赞实己见”,[5](P107-108)对司马迁在论赞中确立的史学理论的功用进行了详细总结。

从上表看出,全书引用(化用)情况涉及篇目22篇,共37处,其中有对典故的直接引用,也有对旧词的新用,但总体而言直引的情况比较少。相较而言,根据道家文献的意义另赋新意的情况更多。刘勰将自己对道家典故的理解创造性的融入文章中,增添了《文》的例证性和阅读的新颖性。

司马迁在论赞中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评价具有浓厚的个人情感,这使学界不乏对这种论赞形式进行批评的声音。刘国民《论司马迁价值评价的片面性》一文指出《史记》论赞在这一方面表现出的弊端,认为司马迁在个别人物的论赞中“忽视社会因素对其命运的影响”,[6](P89)同时还存在“重视历史人物的道德评价而轻视其历史作用的评价”以及“强烈的主观思想情绪遮蔽了理性思考”的问题。[6](P89)司马迁“太史公曰”这种以个人主体意识影响到史书评论的创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史记》的历史价值,过常宝《论〈史记〉的“太史公曰”和“互见法”》一文提出“冠冕堂皇的‘太史公曰’不过显示了司马迁的职业意识和对史官传统的依恋之情”,[7]这种观点认识到了司马迁在“太史公曰”中存在的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现象。但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但凡评价必然融汇作者的主观思考,我们在认识到古人评价模式主观性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其中蕴含的丰富的思想价值和文学意义,这也是历史评论应有的眼光和态度。

2.以“太史公曰”为线索考察《史记》作者

邹军诚《从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看其学术思想》一文,通过《史记》部分“太史公曰”的具体内容出发解构《史记》文本,从司马迁对各类典型历史事件的多样化评价中,认为司马迁“吸取黄老道家的兼容并包精神,批判继承诸子百家思想”;[11]张浩兰《〈史记〉中“太史公曰”之人文关照》指出,司马迁从特定历史背景、特殊人物个性以及个人磊落无私的胸怀出发,考察历史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这种史论精神“可谓认知和弘扬人文精神的典范”;[12]覃英志《从“太史公曰”浅析〈史记〉中的爱民思想》一文,从“太史公曰”中统治者对待人民的态度出发,认为司马迁在论赞之中体现出对下层劳动人民的人文关怀;黄晓芳《怨愤、痛苦背后的实录坚守——不容忽视的〈史记〉美颂艺术》一文,提出“司马迁以‘太史公曰’的方式,对值得称颂的历史人物表达着由衷的赞美”,[13](P55)这是其历史评价的重要特征;王晴《〈史记〉“太史公曰”中的道家观》一文,从《史记》论赞“以变论事”“以术论证”“以同论生死”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曰’中审视历史演化、总结经验教训,既取资于道家之学,又绝非盲从”,[14](P63)这是以多重学术视角审视《史记》论赞的典范;邓燕《论〈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一文,在司马迁思想研究方面除了论述司马迁天道意识与价值取向外,首次从“太史公曰”角度分析司马迁对法家人物的态度,认为“司马迁亲身遭受法家严刑峻法的迫害,但作为史官,他也不得不承认法家在治理国家方面存在的积极意义,这也使得他对法家有一种错综复杂的认识和情感。”[15](P1)

最早从论赞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是顾颉刚,其《司马谈作史考》一文认为《史记》的论赞体例是由司马谈创立的。在顾颉刚研究的基础上,赖长扬《司马谈作史补证》一文从思想等方面考证后进一步得出结论:“谈之为史,有纪有传有赞,《史记》传记体例,创定于司马谈。”[8](P20)朱榴明《〈史记〉“太史公曰”抉疑》一文从部分“太史公曰”中出现的第一人称代词,立论的矛盾之处以及对“太史公曰”中出现的疑似引文的痕迹进行分析后认为:“《史记》中有一部分太史公曰并不是司马迁的话,而是司马迁前任太史公的话。”[9]基于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张大可《司马谈作史考论述评》一文系统总结前人承认司马谈作史的论据,在将多方论据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对司马谈的评价……不可割裂《史记》篇目作具体分析……探索熔铸在《史记》之中的一家之言,其代表者只能有一人焉曰司马迁。”[10]张大可的结论对于《史记》作者问题的争论具有借鉴意义,也是研究《史记》思想内容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

3.《史记》论赞思想内容研究

《史记》“太史公曰”中体现了司马迁丰富的历史思想,从史论角度对论赞的研究中,论赞思想内容研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史记》作者问题,历来是学界的研究热点。《史记》每篇论赞虽各自独立,但在表述作者观点时经常出现矛盾现象,加之司马迁在论赞中称谓有互相矛盾之处,便有学者从“太史公曰”角度考察《史记》作者问题。

《史记》论赞中包含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它体现的不仅仅是司马迁在史学意义上尊重客观历史进行的实录与良史精神,更有对秦汉各家思想的包容性继承与发展,研究《史记》论赞中的思想内容,绝不能仅仅局限在历史角度,更应以开放的心态和“知人论世”的角度深度挖掘司马迁对复杂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多重评价与思考。

4.《史记》论赞与其他史书关系研究

《史记》论赞体例为太史公首创,但这种作史手法的出现并不是司马迁一人努力的结果。《史记》之前,《左传》“君子曰”的史实评论模式对史记“太史公曰”的表达方式具有直接影响,《史记》之后,“太史公曰”这种通过历史评论表达历史观点的撰史方式对后代史官的史书撰写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

侯文华《〈史记〉“太史公曰”文化渊源考论》一文通过将“太史公曰”与前代各类史书比较后,认为《史记》中的论赞“一方面源于殷商卜辞、金文、《尚书》《左传》、子书以及征引传统中以‘曰’领起言说所秉有的神圣意蕴;另一方面也受益于‘君子曰’借重外力增加话语权的言说策略”,[16](P18)这一结论的提出完整系统地明确了“太史公曰”这一评论模式的生成问题;潘万木《〈左传〉评论模式的生成及扩张》以《左传》“君子曰”为中心,指出这种评论式的话语模式直接影响到《史记》“太史公曰”的历史叙事与虚构叙事,成为历代史书评论的固定套数;邹军诚《〈史记〉〈汉书〉论赞序比较》从司马迁与班固在思想观念和艺术成就两方面的差异审视两部作品论赞序;高鸿鹏《〈汉书〉论赞研究》通过对《史记》与《汉书》论赞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司马迁与班固在史学思想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史记》论赞因作者个人情感的加入增加了其文学性,但缺少史学研究应有的严谨性,而班固在历史叙事过程中则客观无私,增加了《汉书》的严谨性;梁娟娟《范晔〈后汉书〉论赞研究》、吕海茹《唐前史书的论赞研究》等均从《史记》论赞溯源与传播的角度,探讨了《史记》“太史公曰”这一评论模式生成以及对后代的影响;陈莹《唐前〈史记〉接受史论》通过对《史记》论赞与后代史家论赞模式的分析,认为“唐前史家进一步完善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体例,把我国史学的发展又推进了一步”。[17](P44)

《史记》论赞这一中国古代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史书论赞评论模式的生成并非司马迁一人之力,它不仅借鉴了前代史传类文学作品的序论形式,甚至有很大可能是集合了司马迁之前几任史官的集体智慧,这一评论模式的确立为后代史书创作提供了有力借鉴,对中国古代史传体例具有深远影响。

第五,撤销正税之外的1.2%“倾熔费”附加。海关征收正税之后,要将收上来的碎银融化而成官银,在此过程中会有损耗,因此在海关征收5%正税基础上,还要附加征收1.2%“倾熔费”,相当于“火耗”。 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九款规定:“向例英商完纳税饷,每百两另交银壹两贰钱,作为倾熔之费,嗣后裁撤,英商毋庸另交倾熔银两。”即此前缴纳的“倾熔之费”被裁撤,进口商人只缴纳关税、船钞,若运往内地销售再缴纳2.5%的子口税即可免税在大陆销售。美、法、俄等国商人同样享此优待。

方法 磁共振成像采用GE 3.0T 磁共振扫描仪采集图像,采集线圈采用8通道脊柱线圈。扫描序列包含矢状位T2加权成像及T1加权成像,横轴位T2加权成像,注射磁共振对比剂后行横轴位、矢状位及冠状位T1加权增强扫描。

从文学角度对史记论赞的研究

《史记》虽是一部史学类著作,但司马迁以生花之妙笔塑造出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论赞部分更是凝结了司马迁对所述人物的个人独到见识。从文学角度来看,《史记》的论赞是“经久不衰、脍炙人口的古典散文佳品”,[3](P31)“其中寓有史家对人生的形象描绘和深沉思考,是作者激情的展现,可称为生动的历史咏叹调,因此,它同时又属于文学抒情的范围”。[18](P3)

1.论赞创作的艺术手法研究

《史记》对后世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为后代史官的史书创作提供体例范式以及为后代小说等文学作品模式的形成提供参考,其本身的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同样引起中国古代史学爱好者与文艺批评家的注意。对《史记》的评点研究在清代发展到顶峰,其中,《史记》论赞作为清代史记评点研究的重要内容,近年来逐渐引起了现代学者关注的目光。

严格意义上讲,《史记》论赞的史论色彩较为浓厚,司马迁创立论赞这一形式的初衷是在对各类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评述中实现“成一家之言”的史学理想,但《史记》论赞无论是在创作手法还是语言风格上,都具有鲜明的文学特色。

1.不管哪门课程的学习,预习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2]。俗话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例如,在学习前,将学习课程的目标放在预习方案中,要充分利用录制的短视频将教师的想法和学习中所要解决的问题融合在视频中,让学生通过观看视频进行有效预习,这不仅有利于学生提前对所学内容进行思考,而且能帮助学生在进行课程学习时养成一种独立自主思考的学习习惯,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效率,点燃学生学习英语的热情。

2.论赞文学特色研究

高萍《〈史记〉人物传记叙事视角模式》一文提出“太史公曰”这一论赞形式在述史传统中首次出现第一人称限知视角,由此“开创了多元视角的叙事观念”,[19](P19)从叙事学角度审视《史记》论赞,开辟《史记》论赞研究的新思路;李洲良《史迁笔法:定褒贬于论赞》认为《史记》中的论赞借鉴孔子“春秋义法”并将其融汇到自己的写作中,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隐有显,实现了“经学意义上的‘春秋义法’向史学意义上的‘史迁笔法’的跨越”;[20](P114)常品《诗化叙事:〈史记〉论赞的另一种解读》同样从叙事学角度出发,认为《史记》中正文“以诗意化的情感叙事为出发点”,[21](P140)以论赞小品为其正文的复调叙事为点缀,从而使得论赞与传文相辅相成,构成《史记》另类叙事风格;朱正平《论〈史记〉的历史浪漫主义》将历史浪漫主义视为《史记》突出的文学价值,并指出“‘太史公曰’论赞式的直接褒贬”是“历史浪漫主义的主要表现”。[22](P23)

唐贤全《论“太史公曰”的春秋笔法》一文将司马迁视为一位优秀的杂文家,认为《史记》论赞是十分精彩的杂文,其作品中无时无刻不在活跃着“我”的成分,并提出“‘太史公曰’中的‘春秋笔法’,可谓是十分成熟的杂文笔法”,[23]司马迁采用微言大义的曲笔,采善贬恶,寓论断于叙事,以博杂精神的个人见识恰当地引用典故,这些特征具有鲜明的文学特色与艺术价值;王增文《试谈〈史记〉“太史公曰”的文学特色》一文从《史记》论赞的抒情性、对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塑造的辅助作用、灵活多变的章法结构以及简洁质朴的语言风格四个方面展开论述,认为《史记》“有着较浓厚的文学特色”;[24]孙秋克认为论赞笔法“善于描写”“长于叙事”“深于抒情”“精于议论”,[25](P49)语言上:“论赞的俗谚语增加了它的平易性,散行语表现了它的随意性,对称语显示了它的典雅性。” [25](P50)范爱荣《〈史记〉“太史公曰”的文学特征刍议》指出史记三个明显的文学特征,即“抒情方式的多样化、丰富多彩的论断语言和富于杂文气息”,[26]可以说是对《史记》文学特征比较全面的概括;刘嘉《“太史公曰”文体研究》重点讨论“太史公曰”的文学特性,表现为“疏荡雄奇的风格、情感性、议论性和讽刺性”,[27](P5)并提出司马迁将“太史公曰”的史学性与文学性达到了统一。

3.以作者主体特征为切入点对论赞的研究

所谓“作者的主体特征”,即司马迁个人性格特点,其个人生平遭际与个性特征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史记》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评价。《史记》论赞在对历史人事的评价中充满浓郁的主观性与抒情性,从司马迁个人人生遭遇与个性特点为切入点对《史记》论赞进行研究,是《史记》文学性研究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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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秋克《〈史记〉论赞探论》一文认为,《史记》论赞“深蕴着司马迁人格修养的审美追求”[25](P45),指出了司马迁个人因素对《史记》成书的影响;陈荣根《从〈史记〉赞论看司马迁的文化思想倾向》一文,通过对《五帝本纪》《吴太伯世家》《伯夷列传》三篇《史记》中特殊赞论的分析,认为它们集中反映了司马迁“客观的历史观、严肃的道德观、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天命观”[28](P40)等文化思想倾向,从赞论入手,反推出司马迁个人作史原则;崔积宝《谈〈史记〉论赞中的情感》认为司马迁在论赞中“鲜明而充分地表达出自己的爱憎情感、丰富感受和他的人文关怀”,[29](P85)司马迁在论赞中以饱蘸浓墨的笔触和深沉的个人感叹丰富了《史记》人物形象塑造,从这些精致的论赞中,读者不难管窥司马迁个人的思想内涵与精神气格;曾朝阳《司马迁的理想人物》从《史记》论赞出发,结合司马迁个人生平经历与审美理想,认为司马迁文学书写中的理想人物应该是“有志、有才、有义、有情、有德、有美”[30]的个体。

孟子在文学批评方面提出的“知人论世说”不仅在赏析文学作品、解构文学作品内涵方面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对理解《史记》论赞这种有着作者鲜明主观色彩的史学著作同样适用。司马迁个人坎坷的人生遭际与“发愤著书”的史学理想在一定程度上指导或者说影响到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个人人生理想与思想观念渗透到笔下所记叙的人物与事件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部史学著作的客观性,但却为其增添了不少的文学色彩,具有文学意义上的研究价值。

4.《史记》论赞对后代文学创作影响研究

司马迁创立的“太史公曰”的史书论赞体例不仅在史书发展史上产生深远影响,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清代小说充分借鉴这一模式,它对中国古代小说固定叙事模式的生成同样具有重要作用。

学界对司马迁在《史记》论赞中的创作手法研究,从最初的认为其模仿学习《左传》“君子曰”的评论模式和先秦的“春秋笔法”,到最后归纳出具有浓厚司马迁个性写作特征的“史迁笔法”的提出,经历了漫长的研究过程,对这一问题的深入讨论,是挖掘《史记》文学特性的必要环节,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董玉洪《浅论古代文言小说对“太史公曰”论赞形式的继承》一文,认为“太史公曰”的评论模式深深影响到清代文言小说的创作体例,《聊斋志异》中的“异史氏曰”便是蒲松龄对“太史公曰”的变形,同时,这种继承关系“体现了传统小说补史的封建正统观念”;[31](P18)王战睿《〈高僧传〉研究》一文提出,《高僧传》十科后的论赞与《史记》论赞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功能上都十分相似,认为这一写作手法是对《史记》论赞的继承;梁冬丽和曹凤群《通俗小说“有诗为证”的生成及流变》一书,将目光放到历代通俗小说“有诗为证”的研究上,提出以《史记》颂赞为代表的置于篇尾,从而“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议论形式与相对固定的议论功能”[32](P49),这一形式的生成为后代通俗小说的创作所移用,“这正是通俗小说‘有诗为证’传统生成的史学背景表现之一”。[32](P61)

《史记》论赞表现出的文学意义上强烈的抒情性使其具有文学特性,对《史记》论赞的文学性研究,一方面有助于理解其中蕴含的司马迁深邃的文学思想,另一方面对后代各种文体形成的多种文学创作模式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是各种问题彼此交融互通的过程,一种新型文学文体必然是在借鉴前代已经成熟的文体或是体例模式之后才能成型,《史记》论赞这一体例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指导和深化文学文体的生成与流变研究,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

由于什寒村现仍处于旅游项目的发展起步阶段,大部分的旅游服务接待是由当地农民来负责,存在服务意识低下和管理水平差的问题,农民的旅游意识有待培育。通过调研了解到,什寒的民宿服务前台的服务员是当地村民,白天上班,晚上下班,并未按照酒店行业的管理规范提供服务,住民宿的游客晚上遇到问题,需要找服务员解决时却找不到人。民宿只提供早餐,不提供中餐和晚餐,给长期住宿的度假游客带来很多不便。

、 《史记论赞其他方面研究

20世纪以来,对《史记》论赞研究以史学研究和文学研究为主体,此外,历代《史记》评点研究中的论赞研究,“太史公曰”与“史评论赞”的概念辨析以及《史记》论赞文体辨析同样开始逐渐兴起,引起了学界关注的目光。

1.对历代《史记》评点的研究

借论赞突出历史人物个性特征是司马迁作史的首创,为此,司马迁采用多种手法与多重视角在叙事中对人物形象进行刻画。论赞创作手法的研究既是史学研究范畴,也是文学研究者分析研究文学作品不可忽视的重要层面,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文学研究层面。

二是尽可能根据每个人的个性特点安排适合他们的工作岗位。有些领导埋怨下属工作积极性不高、工作效率底下,其实有时问题可能并不在下属,而是没有用对人。当一个人从事不适合自己的工作时,就容易产生心理冲突,影响工作效率。

江无齿立刻收回了手中淬毒的暗器,一遍又一遍地开始探究赵白笑容背后的意义:“他为何发笑?他的笑容为何看起来充满了奸诈?难道说他已经发现了我藏在袖中的暗器?他发现了我暗藏的暗器,还对我露出这样奸诈的笑容,这说明他的手段一定在我之上!我若这么贸然出手不就正好着了他的道?要是因此丢了小命,那我之前的偷奸耍滑还有什么意义!对,这一战,我决不能应战!决不能!”

俞樟华《简评明清学者对〈史记〉论赞的研究》一文,认为明清学者在高度赞扬司马迁在论赞中体现的文史精神后排难解纷,以好学深思的治学态度帮助读者领会其中义理,同时,《史记》论赞中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得明清学者把它作为一种精美可颂的散文小品来阅读和欣赏。朱晶晶《明清史记评点研究——以程馀庆〈史记集说〉为例》一文以清代《史记》评点本《史记集说》为中心,对《集注》集诸家之言的文学特色进行了分析,在对《史记》赞语的评论部分,认为“凡太史公用笔深微之处,《评注》皆将其指出,虽未详加分析,但其识力之高,亦令人叹为观止”。

中国古代学者对《史记》论赞部分关注较多,从唐宋时期的刘知几、郑樵等人到明清时期茅坤、牛震云、章学诚、曾国藩,都对《史记》论赞作过评论。现代学者研究《史记》论赞往往只将关注的目光放到论赞本身,尚未对这些后代学者的评点本提起足够的兴趣,这部分内容在日后的《史记》论赞研究中应该引起足够关注。

2.“太史公曰”与“史评论赞”概念辨析

关于论赞的定义,最早是由唐人刘知几在其《史通》中提出,刘知几通过对唐前各类史书序赞概括后认为:“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刘知几的定义包罗面丰富,基本为学界所认可,然而,肖黎在《关于“太史公曰”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史记》篇后的‘太史公曰’并不都是‘赞’”,[2](P139)其原因在于《史记》篇后的“太史公曰”内容比较复杂,并不完全是论断文字,因此,“太史公曰”的具体属性应该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肖黎的观点是从“太史公曰”在《史记》中承担的作用角度出发而得出的。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从内容还是形式上来看,“太史公曰”都是《史记》论赞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关于论赞定义中不能包含其作用的部分,依旧具有进一步探讨的价值。

关于《史记》论赞的研究,学界关注面较为广泛,无论从史论角度还是从文学角度,都提出了很多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观点。然而其中尚待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值得现代《史记》研究者作进一步探讨。

、 《史记论赞研究展望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史记》论赞是全书史学理论与文学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诚如张大可所言,《史记》研究过程中“断章取义则很难窥出司马迁一家之言的实质。必须作贯通研究,才能把握其具有辩证思想的精髓”。[4](P39)中国古代文史发展呈现出相互融合、彼此贯通的特征。史官秉笔直书,记录历史的过程中总是不可避免地将个人情感融入历史客观事实的叙述中,而这就导致历史研究中总要考虑文学因素对客观史实的干扰;反之,文学创作特有的抒情性与典雅的语言风格使史书具有耐读性,故而对《史记》等充满文学性质的史书的研究不仅要有历史的眼光,更要用文学的视角加以揣摩。“中文系师生治学,不仅要有深厚的传统实证功夫,同时还必须具备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活跃的理论思辨,绝不能单纯地就文学论文学,而必须走文、史、哲一条通的道路。”[18](P4)

最后,《史记》论赞研究不应只局限于其在历史研究层面所起到的重要意义,更应该关注司马迁首创的这一结构模式对后代不同文体形成的渗透作用,只有立足于宏通的文史哲贯通视野,才能在日后的研究中构建出有学术价值的、完整的《史记》论赞研究体系。

纳入标准:患儿均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4]中精神发育迟滞相关诊断标准;患儿存在明显的活动能力障碍及学习能力障碍;患儿监护人均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纵观近四十年来学界对《史记》论赞的研究,已经初步确立《史记》论赞在史书论赞研究体系中的创始性地位,同时,对《史记》论赞研究也随着关注者的不断增多而不断深入。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史记》论赞作为司马迁确立的史书固定写作程式,学界对其进行系统剖析的专著还未出现。我们期待,《史记》论赞研究在继承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发挥扎实、严谨的治学态度,将《史记》论赞研究乃至古典史书论赞研究推向新的高潮。

婚姻状况的P值为0.597,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婚姻状况对劳动力外出务工意愿的影响不显著。由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对劳动力的推力较大,且在农村的就业渠道单一,农业劳动报酬明显偏低,从而导致即使已婚劳动力也不得不考虑依靠外出务工增加收入,使得已婚劳动力与未婚劳动力的外出务工意愿差异不显著。一些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携带妻儿就近外出务工,夫妻在同一个城镇务工,孩子在城镇上学,这种方式大大降低了外出务工对农村劳动力家庭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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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肖黎.关于“太史公曰”的几个问题[J].学习与探索,19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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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晓娟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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