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至今，文艺功能论都是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和难题，它一方面体现了文艺存在的地位和价值，另一方面也侧面展现出不同时期、不同社会对于文艺的不同需求。本文就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文艺功能观进行阐述，选取毕达哥拉斯学派、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贺拉斯等人为主要代表，试在归纳总结其文艺功能观的基础上，从中寻求一定的经验和启发，以更好地促进当今文艺理论的发展。

一、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文艺功能观

“数是万物的始因”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根本观点。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看来，“数”是唯一具有普遍性的存在，事物之间的不同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构成事物本身的“数”的不同而造成的，数是构成万事万物的“原型”。继而，毕达哥拉斯学派得出了“美是和谐与比例” “秩序和比例是美的和有用的，而无序和缺乏比例则是丑和无用的”的美学观念，是其从宇宙学、数学理论中推演出来并广泛用于音乐、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当中的文艺观。总而言之：“美是和谐”的文艺观一方面确立了文艺的创作标准；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人们的审美需求类型，为文艺功能观的阐释奠定了理论基础。

毕达哥拉斯学派对于文艺功能的论述主要体现于其对音乐的阐释当中，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看来，“音乐家的使命就在于使和谐从天上降临人世，而音乐的使命就是使灵魂归于永恒的和谐”。[1]美是万事万物都渴望达到的一种理想状态，音乐家要以创造出和谐的音乐为其人生价值的实现标准，和谐音乐存在的意义是使人的灵魂趋向于和谐，趋向于永恒的美的境界。据记载，毕达哥拉斯会让他的弟子们在每天早上醒来时听一些特殊的音乐，以此来消除一觉醒来时的朦胧混沌状态，从而以清醒的头脑、饱满的状态来迎接新的一天；并且，弟子们在晚上入睡之前同样也会听某些特殊的音乐，以此来消除一天忙碌的疲惫和精神的紧张，从而以一种平静放松的状态进入睡眠。

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发现和谐的音乐能够使人的心灵、灵魂得到提升的同时，也认识到了音乐对于整个国家和社会也发挥着积极的功能。“音乐知识的作用与运用，把自身展露在人的四个方面：在灵魂中，在肉体中，在家庭中，在国家中，因为这些事物都需要和谐与统一。”[2](P116)即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看来，和谐动听的音乐不仅能够使人的心灵得到一定程度的净化，使人的肉体得到一定程度的放松，更重要的是还能维系家庭的稳定、促进社会的和谐。优美和谐的音乐使人人都成为身体健康、心理阳光的美的人，几个善良美好的人形成一个幸福的小家，许许多多美满的小家共同熔铸成一个强大而又团结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相互陪伴共同造就了一个美好的社会。在此，毕达哥拉斯将文艺的功能观从个人扩大到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层面。这对今日的中国社会发展来说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需要政治上的稳定，经济上的发达，军事上的强大，同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更是不容忽视。

毕达哥拉斯学派在认识到音乐净化人的心灵、维系社会稳定的作用之外，更提到文艺功能的实现需要审美主客体的相互交流和相互作用。“‘事物由于数而显得美’，这种情况意味着得力于一种能够判断、并与那些构成所有事物原则的数相联系的心灵。”[2](P116)即事物的美既在于事物本身数的构成，又在于审美主体与对象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相互感应。只有当心灵的和谐达到了艺术的美的高度时，人们才会感受、欣赏艺术美的存在；同理，当心灵沉浸于艺术、沉浸于美当中时，人的心灵会不自觉地受到艺术的陶冶，从而净化人的心灵，使人朝着更为“和谐”的方向发展。毕达哥拉斯学派对于审美主客体的相互作用的认识在当时社会无疑是超前的。

首先，亚里士多德强调文艺的认知、娱乐功能。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不同于柏拉图和赫拉克利特等人，亚里士多德认为，摹仿源于人的天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表现之一。文艺是摹仿的产物，摹仿是人的天性所在，艺术家在艺术创造的过程中即摹仿的过程中既满足着自己的天性，使自己能够正常生存下去，又能收获创造的快乐，欣赏者也在欣赏文艺、学习文艺的过程中获得认知和收获的喜悦。其实，摹仿的过程不仅是满足人的天性，使人能够正常生存，并从中得到快乐的过程，更是一个人们认知世界的过程。人们在观照周围观察世界的基础上，才能对世界进行摹仿，才能够进行艺术创作，所创作出来的文艺作品既体现着创作者对于世界的看法，又能使欣赏者通过艺术作品认知创作者所处的世界，在获得愉快得到快感的同时满足着自身的求知欲。

亚里士多德的文艺功能观是对前人文艺功能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其主要以悲剧、史诗和音乐三种文艺类型为例来进行文艺功能论的阐述。

二、柏拉图的文艺功能观

柏拉图是一位为了构建理想国而终身奋斗的哲学家、美学家、政治学家，其所提出的每个观点、所进行的每项改革都是为了其政治理想的实现。在柏拉图的世界观中，文艺的存在就是为了理想国的建立，文艺的功能性是文艺所应该具备的基本属性。在柏拉图强大的政治理想的支撑下，柏拉图的文艺功能观体现出了强烈的社会属性和政治色彩。普列汉诺夫称：“功利主义的艺术观不论与保守的情绪或革命的情绪都能很好地适应。倾向于这种观点的只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对某一种社会制度或社会理想具有浓厚和强烈的兴趣。”[3]柏拉图正是出于对理想国浓厚而强烈的兴趣，所以他对于城邦的公民、守卫者、统治者的日常生活、社会行为、艺术活动等都有着明确的规定，为了使理想国的社会理想成为现实，柏拉图要求充分发挥文艺的功能所在，可以说柏拉图的文艺功能观带有极强的功利主义因素。

柏拉图功利主义文艺功能观首先体现在柏拉图要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在柏拉图看来，世界可以分为：理念世界、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三个部分，艺术只是对理念的“摹仿的摹仿”，且只能摹仿理念世界的表层而不能摹仿其本质，因此也不能给予人们真知，这并不利于公民增加见识、获取知识。为了给理想国培养理想化的公民，柏拉图提出要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宁愿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4](P69)在柏拉图看来，诗人创作的作品不但不包含真理，而且只是去迎合人性中低劣的部分，容易使人丧失勇敢、诚实等理性特征。但柏拉图并不是将所有的诗人全部驱逐出理想国，其驱逐的只是“只会摹仿，不能带给人们真理”的摹仿性的诗人。对于那些热爱真理、充满智慧的诗人，柏拉图持肯定和尊敬的态度。但是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柏拉图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建立严格的诗歌审查制度也正间接地反向证明了诗歌对于人们的生活及整个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发挥着重要功用。

柏拉图从其政治理想出发，其文艺功能观带有极强的政治属性、功利属性，甚至有时在某种程度上对文艺采取较为偏激的态度，但是也间接反面地证明了文艺的功能性所在，为其弟子亚里士多德的文艺功能理论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同时，柏拉图也正面直接地肯定文艺功能的积极作用。理想国的建立需要建设者、保卫者和领导者的各司其职、齐心协力、相互配合。为此，柏拉图十分重视对人的培养，只有先培养了理想的国民，才能够建立理想的国家。柏拉图认为理想的人的培养、理想国的建立应该积极发挥文艺的功能。对于诗歌，柏拉图在《文艺对话集》中称：“诗不但要是快乐的而且是有用的。”[4](P88)柏拉图认为诗人应该充分遵守理想国的规范，不能单纯地摹仿理念世界的表层，诗人要创造出充满真理、能够给人真知的作品，以此来使人认识世界、增长见识。这体现出文艺的认知、教化功用。对于音乐，柏拉图提出：“音乐教育比其他教育都重要得多。”[4](P56)他认为，好的音乐可以直接作用于人们的心灵，陶冶情操，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相比于直接的真理知识的灌注，音乐能够使人们在无意识中，循序渐进，潜移默化地受到陶冶和提升。同时，人们在优美动听音乐的熏陶下，会逐渐形成自身对于美的认知，从而建立起正确的审美体系，逐步提高自身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把自己培养成一个会审美、自身美的理想公民。对于绘画，柏拉图称：“我们不是应该寻找一些有本领的艺术家，把自然的优美方面描绘出来，使我们的青年们像住在风和日暖的地带一样……使他们不知不觉地从小就培养起对于美的爱好，并且培养起融美于心灵的习惯吗？”[4](P90)在此，柏拉图强调绘画带给青年们的认知体验和审美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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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里士多德的文艺功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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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胃蠕动波，右上腹坚硬橄榄样肿物 腹部检查时要置于舒适的体位，可躺在母亲的膝上，腹部充分暴露，在明亮的光线下，喂糖水时进行观察，可见到胃型及蠕动波，其波形出现于左肋缘下，缓慢地越过上腹部，呈1～2个波浪前进，最后消失于脐上的右侧。

其次，亚里士多德对悲剧作用的总结体现了文艺的教益功能以及悲剧对人灵魂的净化作用。亚里士多德是西方美学史上第一位对悲剧进行全面、系统阐释的美学家，相比于柏拉图认为悲剧只是逢迎人内心最低劣的部分，容易造成人的“感伤癖”和“哀怜癖”，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悲剧的论述明确指出了悲剧的功用所在：“悲剧是……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5](P19)亚里士多德对于悲剧人物、形式、内容所提的所有要求都是为了悲剧功能的实现：引起人的怜悯和恐惧之情，从而使人的情绪得到某种程度的宣泄，使人的心灵得到一定程度的净化。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存在怜悯和恐惧等情绪，但是人们应该通过理智或其他方式使各种情绪保持在一种适度的范围。而悲剧的教育作用就是实现控制情绪适度的有效方式，人们在观赏悲剧的同时，跟随着剧中人物体验善恶美丑、悲欢离合，随着悲剧情节的发展情绪高低起伏，或紧张或难过或悲伤或愤怒，这一切情绪随着情节达到高潮而达到一种至高点。亚里士多德要求悲剧是对一个完整故事的叙述，随着剧情的结束，悲剧人物最终命运的揭示，人们的情绪慢慢得以宣泄，得以缓解，从而达到一种情绪的适度和心灵的净化。除悲剧之外，亚里士多德还指出史诗也同样具有教益功能。“史诗的情节也应像悲剧的情节那样，按照戏剧的原则安排……给我们一种它特别能给的快感。”[5](P82)这种快感即使人的怜悯和恐惧之情得以宣泄，使人的心灵得以净化。

相比于柏拉图功利性的文艺功能观，亚里士多德的文艺功能观达到了感性与理性的统一，而且他也注意到了文艺所具有的娱乐功能，在强调文艺社会功能属性的同时意识到文艺自身的娱乐审美属性，这无疑是更进一步的。

除悲剧和史诗之外，亚里士多德还阐释了音乐所具有的文艺作用。第一，音乐具有教育作用。相比于枯燥乏味的知识，强制性的理论灌输，人们更倾向于去选择听优美的音乐，使自己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对于世界的美好认知，会在心中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审美体系，建立起自己对于美的认识，从而提高自身的审美能力。第二，音乐具有净化人心灵的作用。音乐会通过人的听觉直接触及人的心灵，让人的情绪随着音乐的节奏、曲调而调整变化，或婉转悠扬或优美活泼或慷慨激昂，人的情绪随着音乐的高潮而被充分地调动，也随着音乐的慢慢结束而得以情绪宣泄，从而达到净化心灵的作用。“具有净化作用的歌曲可以产生一种无害的快感。”[6](P45)第三，最重要的是，音乐具有使人精神享受、收获幸福的作用。“消遣是为着休息，休息当然是愉快的……精神方面的享受是大家公认为不仅含有美的因素，而且含有愉快的因素，幸福正在于这两个因素的结合，人们都承认音乐是一种最愉快的东西，无论是否伴着歌词。”[6](P45)由此而知，提升幸福感不仅是当代人生活的精神追求，更是自古以来人们所向往的理想状态，音乐的陪伴能使人在忙碌的社会生活中获得短时的闲暇时光，人们可以不为生活所支配而尽情地享受自己的人生；音乐的陪伴能够使人在平淡乏味的生活中获得欢愉和喜悦，动感的节奏、迷人的歌词将人们带进一个神秘的艺术世界不可自拔；音乐的陪伴使得人们沉醉在一个由曲调和歌词包围成的幸福国度之中，快乐而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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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贺拉斯的文艺功能观

贺拉斯生活在古罗马帝国的初期，虽然当时古罗马的文艺界已经取得了不小成就，但是在诗歌创作中，仍然存在着为追求内容的新奇、为迎合受众的趣味而胡乱创作的问题。为此，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了诗歌应具有的功能作用：寓教于乐。贺拉斯的文艺观就主要集中在其“寓教于乐”思想中，强调文艺集娱乐和教益功能的均衡统一。“一首诗仅仅具有美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魅力，必须能够按作者愿望左右读者的心灵。”[7](P142)“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7](P155)“教”是目的，“乐”是形式，“教”是通过“乐”来实现的。一方面，文艺要对人具有教化功能，不能单纯地为了迎合受众的趣味而胡乱创作，文艺要具有一定的内容性和思想性，要使受众通过对文艺作品的接受而获得一定的教益和启迪，增加一定的知识或开阔人生视野。另一方面，文艺不能将知识道理直接灌输给受众，而要将其融于艺术审美形式之中，让受众在获得一定的审美愉悦的同时接受精神的陶冶和心灵的净化。贺拉斯作为古罗马时期古典主义的创始者，其文艺功能观既是对古希腊古典诗学美学的丰富与补充，又为后来布瓦洛等人的美学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古代诗学与近现代诗学之间构建起承上启下的桥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结语

通过对毕达哥拉斯学派、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贺拉斯等的文艺功能观进行分析梳理可见，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文艺功能观主要集中于强调文艺的净化功能、教益功能、娱乐功能之中，其或从哲学思想出发对文艺功能进行阐释，如毕达哥拉斯的“美在和谐”要求音乐要达到和谐，从而来净化人的心灵；或从政治理想出发，文艺要为政治服务，如柏拉图为构建理想国，要将诗人驱逐出去；或从文艺本身出发，如亚里士多德通过对悲剧进行定义，阐释了悲剧是能引发人的怜悯和恐惧之情，从而对人的心灵达到净化的艺术。无论是出于何种立场，立足于何种角度，文艺的功能是多种多样多类型的，文艺对于个人的成长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安定和谐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强调文艺功能的重要性及多样性的同时，我们需要注意文艺功能之间的均衡，这种均衡是从整个社会整个时代的大视角出发，就某一具体作品来说，在某一具体的功能上有所强调在所难免。但是放观于整个社会对于文艺功能的认同来说，要在文艺的娱乐、教益、审美等功能之间达到一种均衡状态。当今社会，消费主义、娱乐主义的潮流日益狂热，受众的需求越来越成为影响文艺创作的重要因素，甚至有的文艺创作极具功利性，完全是追求娱乐效果，为了迎合受众的喜好而进行创作。实际上，这是对文艺作品本质的背弃，是文艺功能的“走偏”和“缺失”。文艺的存在既是创作者表情达意的一种方式，更是受众增长知识、娱乐生活、陶冶情操的一种手段。文艺应当坚守自身的审美理想，积极主动地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为人们的知识增长、思想进步、有所作为做出应有的贡献，真正实现文艺自身的价值。

参考文献：

[1]阎国忠.古希腊罗马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25.

[2]范明生.西方美学通史(第一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3]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222.

[4]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5]亚里士多德.诗艺[M].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6]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7]贺拉斯.诗艺[M].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