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互联网以其先进的通讯技术为基础,为人类提供一个跨越时空约束的自由、平等、虚拟的交流话语工具,使互联网成为当今世界社会公众表达利益诉求愿望、传播思想文化的主要媒介和平台。近年来在我国先后发生的重大群体事件中,无一不彰显出网络话语的强大影响力。伴随着互联网的社会影响日益加深,学术界对网络话语权的研究也日益增多。然而,现阶段国内学界对网络话语权研究成果尚缺乏整体性归纳。因此,及时对当前我国网络话语权研究的现状进行总结和梳理,把握研究热点与趋势,以回应新时代网络话语权研究的新要求,就显得非常必要。基于此,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和可视化的定量分析方法,运用CiteSpaceIV软件对2001-2017年有关网络话语权的研究情况进行分析,绘制知识图谱,全景式再现我国网络话语权研究的总体性面貌,以便为我国网络话语权研究的纵深发展和实践推进提供知识基础。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样本来自于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ChinaNationalKnowledgeInfrastructure),以“网络”并含“话语权”或者“互联网”并含“话语权”为检索词,通过篇名路径搜索,以“不限—2017年”为检索时间范围,以“全部期刊”作为期刊检索来源类别。其中,时间起始设置为不限,但检索后发现研究以2001年为起始;经过初始检索和对比筛选,去除编者按、综述、评论、报告、重复期刊等类型文献,最终获得本文327条文献数据,每条数据包含作者、标题、出版方、机构、关键词等字段。操作时间为2018年2月15日。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运用在科学文献中识别并显示科学发展新趋势和新动态的一种通用方法的最新研究成果”——CiteSpaceIV(信息可视化软件)进行文献研究。CiteSpace主要是“基于共引分析(cocitationanalysis)理论和寻径网络算法(PFNET)等对特定领域文献(集合)进行计算,来探寻出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及知识转折点,并通过作者合作网络、机构合作网络、关键词共现网络以及文献共被引等分析功能绘制出可视化图谱,来形成对学科演化潜在动力机制的分析和学科发展前沿的探测”[1](P9)。首先将网络话语权研究数据导入CiteSpace软件中,设置阈值为:时间跨度为2001年-2017年,时间分区为1年,节点类型选择标准设置为Top30,由此生成一系列可视化知识图谱。基于这些图谱可以识别网络话语权研究的演化历程,探测其研究热点与趋势。

Analysis of the Status Quo of Residential Plant Culture Research based on China Knowledge Network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GAO Liqiang,CHEN Lixin 59

二、国内网络话语权研究的时区分布与研究队伍

国内网络话语权研究兴起于本世纪初。2001年,“中国高速互联研究试验网络(NSFCNE)”项目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验收鉴定,标志着我国互联网研究取得重大突破。我国正式步入网络化时代,网络产业开始呈现百花齐放的新局面,并逐渐发挥其社会影响力,网络话语权也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

(一)论文年度变化

文章的年度分布态势是文章发布量在时间维度上的映射。从2001年至今我国网络话语权研究的文献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2005年之前的文献数量总体上是平稳增长的,2005年后数量开始显著攀升,在2014年-2017年间文献数量的增长幅度最为明显。

每幅画面都是4×5的比例，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仅仅是我喜欢。我在RAW模式下对图像进行处理，用曲线给图像的高光增加了些许黄色。

学科知识图谱可以探究学科的演化潜在动力机制和学科的发展前沿与研究热点,关键词聚类的知识图谱能够探究网络话语权领域研究的全貌。研究热点主要是指在某一时间段内,有内在联系且数量较多的一组论文所研究的科学问题或专题。[2]利用CiteSpace的关键词词频统计功能,我们可以发现,自2001年以来使用频次最高、应用最广泛的关键词为话语权(173次)、网络话语权(77次)、思想政治教育(29次)、互联网(23次)、意识形态(15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13次)、大学生(11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0次)、网络媒体(9次)、网络空间(9次)、网络时代(9次)、意识形态话语权(8次)、网络舆情(8次)等。结合节点频次、中心度及联系情况,反映出国内网络话语权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话语权、网络媒体、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高校大学生思想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舆情以及国际话语权等方面。同时结合关键词的聚类图谱、关键词列表和相关文献来看,可将我国网络话语权研究主题划分为包括网络话语权的概念与特征、传播机制以及建构策略等三个主要部分。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致联合国工作人员的信中敦促成员国尽快缴纳会费。截至8月上旬，在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有77个成员国拖欠会费

上述分析表明,网络话语权的研究是伴随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而推进的,发文量骤增的年份大多与国家政策支持时期具有较高契合度,同时也与全国各地增强的互联网应用需求相契合,一方面显示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网络时代下新形势的变化发展,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学者响应国家政策、服务社会实践的责任意识。

(二)主要作者分析

从作者角度分析,绝大多数的研究者对网络话语权领域仅初步涉及。327篇文章共涉及332位作者,359人次署名,作者合作度为0.98。按发文数量看,有309名作者的发文数量为1篇,有20名作者发文数量为2篇,发文数量为4篇的作者仅有1人,为共青团北京市委的李江静。

依据普赖斯定律,发表论文数为N篇以上的作者认为是高产作者。N=0.749√max,max为发文量最多的作者的论文数。因此在网络话语权研究领域,核心作者为发表论文为2篇及以上的23位高产作者。该类作者群占总人数的6.9%,发文量占总量的15.3%。在该领域中共青团北京市委的李江静(4篇)、共青团北京市委的徐洪业(3篇)、钦州学院的梁芷铭(3篇)、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谢新洲(2篇)、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崔海英(2篇)、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林伯海(2篇)、福建农林大学的郑元景(2篇)等是核心作者,他们在网络话语权的概念内涵、兴起发展、路径构建等领域进行深入探讨。除此之外的其他学者多是仅涉猎网络话语权这一领域,且多为合作发文,并未独立展开深入研究,也未形成系统性的专题研究。

学术合作能够更好地推动学术成果的增长与创新,论文合著便是作者间合作最直接的方式。网络话语权研究的327篇论文中共有105篇论文为合作论文,其余均为独著论文,所以作者的总体合作率为32.11%。其中2人合著占29.66%,3人及3人以上合著占2.14%。根据分析,我国网络话语权领域学者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但合作程度不高,合作频次较少,且多以校内同学合作为主或机构同事合作为主。跨学科间的交流与合作仍有待加强。

选健康小鼠50只，雌雄各半，随机分为5组，设0.67、1.33、2.66 g/kg·BW 三个剂量组，溶剂对照组（蒸馏水）及阳性对照组（环磷酰胺 40 mg/kg·BW）。以最大灌胃容量20 mL/kg·BW灌胃给药2次，间隔24 h，于末次给药后6 h颈椎脱臼处死动物，取股骨骨髓制片后镜检。

(三)核心机构分析

从区域角度上看,基本覆盖了东、中、西部地区,说明网络话语权的发展是我国各地都在关注的对象。其中华北和华东地区机构数较高,而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其互联网普及率也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说明网络话语权受关注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从类型上看,网络话语权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高校,这与很多高校设立的相关专业以及所成立的相关研究机构有着密切关系,它们对网络话语权的研究起到突出的支撑作用。

据统计,发表有关网络话语权研究成果的机构总共有269个,其中有235个机构的发文数量为1篇,有24个机构发文数量为2篇,有9个机构发文数量为3篇,发文数量为4篇的机构仅有1个,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克里斯的出走有两重含义，一重含义是他要回归到个体生命出发的原点，另一重含义是他要找寻人类的童年轨迹。他引用梭罗的诗句：“不是爱，不是金钱，不是信任，不是名誉，不是公平，我只要真相。”他要的真相就是与世间的一切利益、纠缠剥离之后那个纯粹的人的“存在”。

近日，选修了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幻文学与影视创作系列讲座课的学生，都收到了一封由授课老师苏湛发来的邮件。邮件由文言文写就，言辞犀利。苏湛给了22名学生零分，因为他们的期末文章被判定为抄袭。发邮件，就是要强调，“此分不可改”。9月13日，苏湛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他语速颇快，说话风格和邮件风格一样直白——抄袭就不该被原谅。（9月14日《科技日报》）

三、国内网络话语权的研究热点与主题领域

该曲线表明,网络话语权研究论文起始于2001年,此后的2003年3月,“孙志刚事件”发生,各大网络媒体积极介入,网络舆论与话语首次在重要事件上发挥强大的监督作用。学术界开始有人结合该事件分析网络话语的影响力与重要性。2005年,以博客为代表的Web2.0概念推动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Blog、WIKI、SNS社交网络平台遍地开花,关于网络话语权的相关研究开始逐渐增多。2011年,“微博打拐”“甬温动车事件”“李刚之子醉驾撞人”事件引起全国关注,通过微博形成强大舆论传播力量。同年各地纷纷出台微博发展管理规定,表明微博已成为我国重要舆论和话语平台。受网络舆情事件的影响,网络话语权研究的发文量在2011年出现“小高峰”。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发展战略高度明确了媒体改革与发展的方向,加快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深度融合。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这些都激发了网络话语权相关研究的涌现。

二是进行法制化、规范化管理。占建青指出“应增强对网络信息管理的立法工作,以便能够提供法律层面的硬性保障”[9]。毛旻铮认为“目前的规定或范围太窄或太笼统,需要权威部门牵头联合其他部门制定一个系统的规范,并最终形成相关立法”[5]。朱效梅提出“健全网络制度规范和法律约束,加强网络话语预警监控有利于我国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把控。”[10]

从研究机构合作情况来看,大部分机构通常独立发文,机构合作也多来自于同地区,很多合作是由于作者在不同机构间的兼职,进而带动了机构间相互合作研究。而跨校跨地区却发现鲜有机构合作发文,没有形成跨区域的协同创新研究平台。这与我国网络话语权已有十七年研究基础是不相适应的。因此,如何打破各自为政的碎片化研究格局,加强跨机构跨地区的合作,是当前我国网络话语权研究的重要任务。

2、网络话语权的传播机制。网络话语权与传统话语权最突出的不同在于其传播机制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信息传播单一输出模式,为大众提供宽泛的话语平台和表达渠道。毛旻铮提出“网络话语不像传统话语那样有明确的舆论导向……网络话语形成‘观点的自由市场’。”[5]黄宝玲认为,在WeChat、Blog、QQ、微博等诸多网络交流平台中,传统话语体系中“一元输入”变成了网络空间中的“多元输入”。[3]莫文婷也认为“与传统话语权相比,网络话语权借助先进的通讯技术从实体到虚拟、从权威到公平、从单向到多向、从滞后到快捷,为公众话语权的实现提供了有效的新工具。”[6]

一是坚持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毛旻铮强调“促进网络话语权的健康发展,必须坚持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才能为网络话语权在纷繁复杂的网络世界中指明正确的道路。”[5]李江静提出:“必须要在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核心话语前提下,对外在表达方式创新,赋予其时代性和新的活力。”网络话语权建设“要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放松”。[7]葛亚坤认为,要加强网络媒体的宣传教育功能,增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从根本上保证网络话语体系的社会主义方向。[8]

3、网络话语权的建构策略。由高频关键词的聚类效果,我们发现,目前学界认同的网络话语权建构策略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网络话语权的概念与特征。随着互联网络的迅速发展和普及,人们通过在网站上评论、发微博、传视频来表达观点和思想成为当今世界最常见的话语表达方式。因此,对这种话语表达方式进行学理的定义和概括就成为网络话语权的研究起点。黄宝玲提出“话语权是制定群体行动规则和支配群体行动的一种权力”[3]。而崔海英认为,基于网络平台的网络话语权表现出主客体的交叉性、话语权利的多变性、话语权力的象征性、话语权效的潜隐性等特征[4]。毛旻铮则认为网络话语权与传统话语权相比具有显著的社会性,“网络话语权既是一种权利,又是一种权力,具有双重属性。”[5]

三是注重正确的引导与运用。莫文婷认为,“建立政府与公众直接对话的渠道,积极听取和采纳公众意见和建议,充分保障公众话语权,从而掌握与公众交流的主动权”[8]。占建青提出“要抓住话语主题、把握话语时机、选好话语方式,对负面信息及时引导和控制,营造主流话语氛围。”[9]郑元景指出“进行科学的网络议程设置,有效引导公共舆论,在互动中达成思想共识。”[11]

四、国内网络话语权研究的发展轨迹与阶段特色

时区视图是依据某个研究领域各个热点主题之间的交互作用及突变关系设计的,有助于挖掘该研究领域的演变轨迹与阶段性特色。通过下列网络话语权研究前沿视图,再结合前面论文发文的年度分布图,我们将国内网络话语权研究的发展轨迹大概总结如下:

2001-2005年,是我国网络话语权研究的萌芽阶段。2001年7月11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中央举办的法制讲座上强调,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中国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既要积极推进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的发展,又要大力加强管理方面的建设,推动信息网络化迅速而又健康地向前发展。这一时期网络开始了强劲的扩散势头。尤其是网络社交平台 MSN、BBS、ICQ、博客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国民开始接触互联网和网络社交平台电子政务,并从中获取信息与发声。2005年我国网民首次突破1亿,达1.03亿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有学者也开始关注网络时代下的话语权问题。但这一时期学者的研究还是相对比较浅显和初步,都在寻找合适的研究方法,分别从传播媒介、表现形式、传播效果等角度进行研究,网络话语权的研究体系只是初具雏形。

2005-2013年是我国网络话语权研究的缓慢发展阶段。2005年西祠胡同人气暴涨,BBS繁盛发展,随后的时间里中国SNS网站遍地开花。一个巨大的网络群体的产生很快激发了学术界对网络话语权研究的热情。并且这时期的网络话语权研究开始将网络话语权与公共事务联系在一起,多为探讨网络话语权在政治领域的作用。2006年信息产业部启动了“阳光绿色网络工程”系列活动。2007年胡锦涛同志就中国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问题指出,能否积极利用和有效管理互联网及其文化建设,直接关系到国家文化信息安全和国家长治久安。官方政策的提出使得学者们开始专项从监控制约、政府导向行为、意识形态等视角研究网络话语权的引导和规范。总之,在前期知识积累和研究创新的基础上,网络话语权研究呈不断上升趋势,各项专题研究也层出不穷,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研究体系和结构。

2014-2017年是网络话语权研究的快速增长阶段。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层迭更新、微信微博的出现、电子政务的成熟运用,网络承载着人们越来越多的社会需求,成为人们沟通与互动的重要平台。面对如此多元自由的网络时代,如何正确合理把握话语权,维护社会秩序安宁,避免国民落入“网络迷失”中,成为这一时期学界关注的热点。2014年习近平同志提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建设网络强国的战略部署要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步推进”等重要论断。因此学术界有学者提出“必须契合互联网时代网络传播特点和规律,积极创新理论话语体系,打造网络传播平台,优化话语传播策略,主导网络世界的发展”[12]。这个阶段的学术研究则更加注重角度与方法的创新,文章的深度也随之加深,因而出现学术文章快速增长的繁荣现象,研究角度从单一走向多元,研究主体越来越丰富,研究方法也日益多样,总体呈现研究范围广、时间长、程度深的态势。

五、结语

纵观我国网络话语权的研究历程,可以发现国内学者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就网络话语权进行了深入探讨。然而,目前关于网络话语权的研究成果大多从单一学科视角进行研究,存在明显的学科内研究的缺陷,缺乏不同学科的合作与交流,难以形成跨学科的交叉性综合研究。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加强网络话语权研究的系统性和实践性仍是我们有待努力改进的方向。首先在研究内容方面,有必要分析不同学科之间研究网络话语权的侧重点,寻找学科合作的增长空间,加强学科之间的合作,构建成熟系统的理论体系;在研究方法方面,注重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加强调研、个案分析,做到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有机结合。同时应增强网络话语权研究的实践性:根据我国社会政治的现实需要,结合国内网络话语权的社会影响力,在实践层面提出切实可行的、有针对性的网络话语权建设方案,以利于实现我国社会秩序的安全与稳定。

784 Clinical efficacy of cataract phacoemulsification performed in seven African countries during“Mission Harmony-2017”task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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