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战争、人口、灾荒等因素致使我国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①。孙中山作为中国民生史观的先行者和践行者，在生态环境领域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大致可归为两个方面：加强城市卫生建设防止疫病流行，兴修水利、植树造林以预防自然灾害发生。本文拟对孙中山生态环境思想进行梳理，在总结的基础上提出我们的看法，希望对认识和解决当代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有所裨益。

技校语文现用教材是课程改革国家规定新教材，每个单元由单元导语、阅读与欣赏、表达与交流、语文综合实践活动四个部分组成，充分体现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完美结合。其中，阅读与欣赏部分，体现了语文的“人文性”特点。每单元各有四篇文章，包括中外经典，共六个单元，每单元各表达一个不同的主题。笔者以第一册书为例，把阅读与欣赏部分相关内容列表如下：

一、加强城市卫生建设防止疫病流行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在中国设立工厂，开启了近代中国的工业化。近代中国的城市化就是在这种“刚刚开始工业化”②的基础上展开的，在此背景下，城市生态环境问题出现有其必然性。在诸多城市生态环境问题中，水环境卫生问题和街道环境卫生问题最为突出。孙中山探讨了这两大环境问题的现状、成因和对策，认为城市生态环境污染特别是水环境污染是导致疫病爆发、蔓延的重要原因，提出建设自来水供应设施、建造城市花园等主张来防止疫病流行，改善生态环境。

（一）水环境卫生问题

孙中山先生很早就注意到水环境卫生问题，他在1897年3月撰写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中指出，人民直接从被排入污水的河里提取饮用水是不健康的，形容当时的河水是“污秽到极点、难以言语形容”③。他在1916年的绍兴演讲中提出，河两岸的厕所应集中于一处，保证河水清洁，总之“卫生之事，处处宜加宜讲求”④。城市水环境卫生是城市存在的保障。水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与人们的健康息息相关。早在几千年前，管仲就指出水对于生物的重要性，“水者何也，万物之本源，诸生之宗室也。”⑤据彼时水环境卫生状况，中山先生断定，“中国大城市中所食水皆不合卫生”⑥。对于这一论断，我们可从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斯那里得到验证，他在《变化中的中国人》一书中提到，当时中国城市没有公共用水，居民饮用水都是未经处理的河水，对于那些过于浑浊的河水，也仅仅是使用“明矾块”对其进行简单地净化。⑦当时城市水环境的恶劣状况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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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污水产生的原因，他认为是由于“人烟过于稠密”⑧。近代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为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入城市创造了条件。然而，农民的涌入在给城市带来廉价劳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生活垃圾，超出了城市自身净化、处理能力，破坏了城市原有生态平衡。实际上，除了人口过多这一因素外，工业自身带来的废弃物亦是水环境污染重要来源。近代“刚刚开始工业化”，工业的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加上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使得企业同时面临国内的残酷剥削和国外市场的激烈竞争，生存发展困难，没有精力顾及污染问题，未经处理的各种工业废弃物排放到自然界，给城市环境带来负面影响。

针对水环境卫生问题，孙中山提出应在大城市建设自来水供应设施。他指出，当时中国只有少数通商口岸有自来水，多数城市居民所食之水都来自被污染的河流，卫生状况达不到饮用水标准。因此，“今须于一切大城市中设供给自来水之工场，以应急需。”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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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街道环境卫生问题

孙中山认为，保障街道卫生是城市管理者重要工作之一。“凡市政之最要者，铁路之改良，街衢之清洁是也。”⑩干净、整洁的街道环境是改善人居环境、提高生活质量、有效减少疾病、保障居民健康的大事。而当时城市街道卫生状况如何呢？狭窄的胡同堆满了各种垃圾，普通人随意大小便，“即使在公共大街上”⑪。民国初期，很多大城市的道路依然是土路。晴天时车辆过后尘土飞扬，尘土中夹杂着人和动物的排泄物，雨天时到处是带着粪便的积水坑，“其有害于一般人之健康，自然是不言而喻的”⑫。然而，由于民众的贫困和官员的漠视，这种恶劣的环境并未得到社会的重视，“中国官员几乎没有时间和想法去清洁他们的城市。”⑬在此种状况下，当时的城市环境为疫病的发生提供了温床。

⑪《德文新报》，1903—03—20，转引自【德】托尔斯藤·华纳，《近代青岛的城市规划与建设》，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9页。

（三）城市生态环境污染是导致疫病流行的根本原因

在孙中山看来，旧中国流行疫病发源于城镇而非乡村。他认为，中国的气候整体上是“很合卫生”的，乡村的人民一般都比较健康，只有城镇才可能发生疾病。他进一步指出，乡村中的疾病大都是从城市传入的，而城市产生疾病的根源在于水环境污染，“乡村的疾病，都是从那些人烟过于稠密、污秽到极点、难以言语形容的污水供应的城市中传入的”。⑮

孙中山认为疾病的盛行还与饮食有关，“人间之疾病，多半从饮食不节而来”。⑯他解释说，人类应该顺应其自然之性，饮食应适度，不能多食。上古时期，人类天性未漓，饮食上也大都顺其自然，所以，很少有人因饮食过量而生病。当今，人类更加文明，离自然却越来越远，因饮食过量而引起的疾病，“实不可胜量也”。⑱同时，孙中山认为各种流行疾病与近代中国人不良的卫生习惯有着密切关系，而这些不良的卫生习惯源于国人不注重修身养性。他指出，中国人在打喷嚏、吐痰、留长指甲、不刷牙等修身功夫上是很缺乏的，而公民修身养性程度代表着文明程度，当时国人薄弱的卫生意识反映着国民的文明程度不高。⑰

二、植树造林、兴修水利预防自然灾害的发生

生态环境恶化会引发自然灾害，同时，自然灾害尤其是大灾害的发生，也必然会破坏生态环境。“灾荒与生态环境的破坏，二者既是因，又是果，因即果，果即是因，因果循环，往复不已。”⑱孙中山亦注意到自然灾害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他分析了自然灾害的成因和影响，提出“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等改善生态环境的思想和政策来预防自然灾害的发生，改善生态环境。

机械手表里的机心防震装置(或者有时被称为减震装置)可能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小构件。不过在今天，一款机械表机心没有防震器，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机心防震器基本上就是一个反弹轴承，设计出来减弱震动对摆轮轴榫的轴向和径向的冲击。

（一）自然灾害的成因和影响

孙中山（1866—1925）先生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的高发期。据《中国救荒史》记载：清朝统治中国296年，自然灾害共计1121次，是历代中次数最多的一代，其中旱涝灾害最多，分别发生201次、192次；地震、雹灾分别发生169次、131次；风灾、蝗灾、歉饥都接近百次，分别为97次、93次和90次；疫灾、霜雪之灾都为74次。中华民国成立后，灾害亦连年不断。从1912—1937年的26年间，发生77次大的灾荒，其中，歉饥、霜雪之灾都发生了2次；雹灾4次；风灾、疫灾都发生了6次；地震、蝗灾分别为 10 次、9 次；水灾、旱灾分别为 24 次、14 次⑲（见图1）。在各种灾害中，水旱灾害所占比重最大，清朝时为35%，民国时为49.4%。因此，孙中山多是从水旱灾害角度分析灾害成因，提出防灾、救灾措施的。他认为，造成灾害的自然因素是森林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所导致的生态失衡，社会因素是晚清政府、封建军阀的腐朽统治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

除了预防灾害、保护生态，植树造林也是发展生产的需要。孙中山指出，如果在我国沙漠地区，种植树木，遍牧牛羊，对牛毛、羊毛加工，织成呢、毡毯，“何患乎我国之财不恒足矣”㊸。他特别提到广西的情况，广西“先是贫瘠之区，但蕴藏异常丰富”，若能遍植树木，出产一定不少；他还从广西“奇嶂耸歭之高山，皆石灰岩层之蓄积”的自然条件出发，指出广西种植树木的可行性，“土山肥厚，可种树木及一切果木”，通过发展林业，即可“致富之术，不待外求”㊹。

《国家水土保持监管规划（2018－2020年）》的规划任务如下：一是对26.86万平方公里生产建设项目集中区域和418个部管在建生产建设项目开展“天地一体化”监管，及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二是对134个在建和48个竣工国家水土保持重点治理项目开展“图斑精细化”监管，准确掌握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建设进度、措施数量和实施效果。三是完成48个水土保持重要监测点升级改造，提升自动化观测和信息传输能力。四是开展水土保持数据库更新、系统运行维护、监管设备配置、信息化技术培训等监管能力建设。

  

图1 清代、民国期间自然灾害统计

对于秒脉冲信号，一般脉宽1～2 ms，相对于 1 s的重复周期，其占空比是很低的，极易受到干扰。在数字电路设计中，对于脉冲信号的采样，脉冲宽度的判宽滤波是常见的软件抗干扰措施，即用较高的采样时钟连续对输入脉冲信号进行采样，如果连续N个采样值都有效，则判断该输入脉冲有效，否则认定为干扰脉冲，作滤除处理。N值的设定依据工作现场的实际电磁干扰情况，原则是N次连续采样的时间宽度应该小于输入脉冲信号的宽度。针对秒脉冲的软件抗干扰保护，在FPGA固件设计中，采用了上述的判宽滤波处理，设计的采样时钟是10 MHz，N取值100，对脉宽在10 μs以下的输入脉冲认定为干扰脉冲，作滤除处理。

外国列强的入侵造成中国巨额经济损失，大大降低了中国社会防灾救灾的能力。1921年前后，北方各省连年干旱，京汉、京奉铁路沿线饿殍遍野，而大连等地的小麦、大豆却要运到国外。孙中山认为：“就是由于受外国经济的压迫。因为受了外国经济的压迫，没有金钱送到外国，所以宁可自己饿死，还要把粮食送到外国去”。㉗他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在降低中国防灾救灾能力的同时，还致使中国其他社会事业不发达，人民生活失去生机，单就这一压迫来说，就比用百万雄兵来杀我们还厉害。㉘

总之，孙中山不仅认识到人类对森林等资源不合理的开发利用是导致水旱灾害频发的重要原因，同时还认识到官吏腐败、列强掠夺严重削弱了中国社会对灾害的抗御能力。这些认识触及到了中国灾害频发的根源。

（二）兴修水利——预防自然灾害的治标方法

如前所述，清朝和民国的水旱灾害极为频繁。仅水灾而言，据史料记载，在长江、黄河、淮河等各大江河水系都发生过严重的灾害，其中黄河发生16次溃决，长江发生4次溃决。㉙灾害极大破坏生产力和生产资料，“水决堤溃，数百万生灵、数十万财货为之破弃净尽”㉚；严重影响人民生活、社会秩序，“居民田园淹没，妻子仳离，老弱转于沟壑，于壮莫保残喘”㉛。孙中山认为很多灾害是可以预防的。他尤其强调水患、旱灾的可预防性，认为“筑高堤岸，浚深河道”“抽水灌溉”等水利措施是防范旱涝灾害的重要方法和手段。

在《实业计划（物质建设）》中，孙中山绘制了以“河运建设”为核心的水利建设蓝图。他对河运建设进行如下规划：开挖新的运河和修浚现有运河，前者包括辽河、松花江间运河及其他运河，后者包括杭州、天津间运河及西江、扬子江间运河；整治江河，包括扬子江筑堤浚水路、黄河筑堤浚水路、导西江、导淮、导其它河流。㉜对于水灾而言，他认为筑堤来防水灾是一种治标的方法，同时，还要浚深河道和海口，清除沿途的淤积泥沙，这样大水到来时，便不会泛滥到各地，水灾也就减少了。㉝孙中山极其强调治河的重要性，认为是治河是“国民之所最需要”㉞。对于旱灾问题，他认为可以使用抽水灌溉的方法，用机器抽水来解决高地的干旱问题，这种防旱的办法与筑堤防水灾类似，这样水旱天灾都可以挽救。㉟总之，孙中山注重通过兴修江河水利，防止水旱灾害，改善生态环境。

除了防洪，孙中山认为兴修江河水利还应兼顾航运、造田和水力。他在《建国方略》中谈及如何整治广州河汊时明确指出，须从防止水灾、航运、填筑新地等三个问题“立议”，且这三个问题之间相互影响，一个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其他问题的解决。㊱

这种治理思想还体现在对扬子江、黄河等的治理上，比如对扬子江入海口的治理，他认为应将中水道作为河口，这样既可以求深水道通向海洋，又可以多收沙泥，以填海为田㊲；在黄河两岸除筑堤之外，还应置堰闸，这样不仅可以供航运，而且可以发展起水利工业㊳；整治汉水时，应在襄阳上游设立水闸，一方面可以利用水力，另一方面可以“通航于现在惟小舟之处也”㊴。

（三）植树造林——预防自然灾害的治本方法

孙中山指出，兴修水利只是“一时候的水旱天灾可以挽救”，而非长久之计，植树造林才是治本之策。在《实业计划》中，他以黄河为例指出，“整理堤防、建筑石坝仅防灾之事之半而已；他半工事，则植林于全河流倾斜之地，以防河流之漂卸土壤是也”㊵。他进一步从生态学的角度阐释了森林是如何减少旱涝灾害的，森林中林木的枝叶可以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其根可以吸收地下的水；森林越茂密，可以吸收的水也就越多；遇到大雨时森林把大水蓄积起来，然后慢慢流入河中，而非直接流到河里，这样就不会形成水灾。同样地，森林可以调和空气中的水量，当空气中缺水时，可以常常下雨，旱灾也就减少了。㊶因此，要防灾就要在全国开展大规模的植树造林。他明确提出要在中国北部和中部大面积造林，并将其列为发展中国经济十大计划之一。同时，他认为森林应由国家经营，归国家所有，“山林川泽之息，矿产水力之利，皆为地方政府之所有”，政府再把这些收入投入到济贫、救灾等公共事业。㊷

年轻时期的孙中山就已关注生态环境问题。1890年，年仅24岁的孙中山就指出，我国东南一带山岭，因无人管理，农民只知道砍伐，而不知种植，成为荒山，农民也失去了种植树木获取效益的机会。⑳1924年，他在《三民主义》中进一步指出生态环境未能得到保护是我国水灾、旱灾频发的原因。他认为，之所以古时候的水灾少而现在的水灾多，是因为古代不存在过度砍伐，故而森林茂盛，而现在由于过度砍伐，所以森林稀少。许多山岭因没有植被覆盖而成为荒山，当大雨来临时，没有树木吸收雨水，水灾便发生了。㉑

三、民生主义——孙中山生态坏境思想的核心

何谓“民生”？孙中山认为：“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存在、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㊺就生理层面而言，民生就是解决百姓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问题，“研究民生主义，就要解决这四种需要问题”，尤其是“食”的需要，“民生主义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吃饭问题”。㊻孙中山的生态环境思想是围绕民生主义这个核心展开的。

孙中山对街道卫生问题、水环境卫生问题的关注，除了出于预防疫病，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目的，同时，也为解决民生中“食”“住”的需要。城市卫生建设，一方面改善了国民居住环境，更好地满足民众“住”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更好地解决“食”的需要。孙中山指出，我们人类养生活的粮食最重要的有“吃空气”“吃水”“吃动物，就是吃肉”“吃植物，就是吃五谷果蔬”，“风、水、动、植四种东西，就是人类的四种重要粮食”。㊼空气、水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街道卫生、水环境卫生状况。

1.2.4 不同pH对土壤中Cd吸附的影响 用HCl和NaOH分别调节不同浓度Cd溶液(0 mg/L、0.5 mg/L、1 mg/L、5 mg/L、10 mg/L和20 mg/L)的pH(3、5、7和9)，然后进行吸附试验，其余操作同上述试验。以上清液中剩余镉浓度来计算。

第二，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推行。大数据时代催生了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它作为新的财务管理模式旨在简化或取消各分公司的财务部门，解决企业财务职能建设中投入过于重叠的现象和效率过低的问题。降低人员成本是大数据为企业带来的便利，但同时也带来了问题，比如巨大的税务风险及税务机会成本。

孙中山从民生主义的视角出发，将生态环境问题与老百姓的“食”“住”“行”等民生问题直接挂钩，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障民生”提供了新论点。可以说，孙中山的生态环境思想是以民生主义为核心的（见图 2）。

  

图2 以民生主义为核心的生态环境思想

⑤罗桂环：《中国环境保护史稿》，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6页。

本文从三个方面考察了孙中山一些突出的生态环境主张和论点，限于篇幅，不可能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孙中山的全部生态环境思想和学说。通过考察，我们认为孙中山不应仅作为政治人物给予关注，他的以“民生主义”为核心的生态环境思想值得作为典型来加以充分的研究。本文在此的尝试，不过是引玉抛砖，期待更多的成果问世。

注释：

①苏全有，韩书晓：《中国近代生态环境史研究回顾与反思》，载于《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②吴承明先生认为“鸦片战争后半个多世纪，可以说是中国工业化的萌动时期”，《早期近代化工程的外部和内部因素》，载于《教学与研究》1987年第5期。

关于清政府和军阀时期吏治腐败与灾害的关系，他认为，中国一切灾难都源于政府系统的腐败，饥荒、水灾、疫病等灾难也不例外。虽然官吏腐败和洪水横流、疫病等自然灾害的关系并不明显，但这种因果关系的确存在。㉒他从制度层面探究了官吏腐败是如何导致灾害频发的，清政府治理河道的官吏大多通过“捐纳”获取职位，为尽快收回“捐官”投入，他们不惜用人为的方法来造成洪水的灾害。一方面，稻田被毁，造成粮食短缺，救济费就能从政府、慈善人士手中不断交来；另一方面，为了修正河堤，他们也会收到一笔费用，经常用“公务酬劳”的名义从中变相给自己输送利益。㉓军阀混战时期，清王朝的统治虽被推翻，但吏治腐败仍然严重。因为大清帝国的老官僚、武人还在，虽然推翻了清朝大皇帝，但出现了无数个诸如各省的督军、师长等这样的小皇帝。㉔这种贪腐行为在破坏救荒制度的同时，也限制了国家在防灾抗灾方面的资金投入，削弱了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㉕此外，军阀混战，国家无法统一，“所以全国便大乱不已，灾害频至，祸患没有止境。”㉖

我国山区田地普遍存在肥力不足的问题，有相当比例的可耕田地属于贫瘠等级，而农作物的生长离不开土壤肥力，田地也需要肥料补充才能保证肥力供农民种植，因此在山区进行玉米高产栽培技术的推广应用必须要合理平衡水肥比例，为玉米的生长提供充足的肥力，并确保农民不会因施肥过量或营养成分失衡导致玉米减产。玉米高产栽培技术的推广工作人员需要针对推广地区的土地肥力进行有效调查，确定既有土壤中的肥力水平和氮磷钾的分布情况、比例，针对性的进行施肥时机、施肥品种、水肥比例的应用推广，避免农民盲目施肥，辅助农民实现玉米的产量提高。

③⑧⑮⑳㉑㉒㉓㊸《孙中山全集》第 1 卷，中华书局 1981年版，第93-94页，第93-94页，第83-94页，第2页，第858-889页，第89页，第90页，第6页。

④《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9页。

孙中山认为水环境、街道环境等城市生态环境问题造成疫病盛行，植被破坏等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灾害尤其是旱涝灾害频发，进而提出建设自来水供应设施、建造城市花园城市等城市卫生建设措施以防止疫病传播、蔓延，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等措施以预防自然灾害发生、改善生态环境，这是孙中山生态环境思想的主体。同时，他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始终围绕“民生主义”这个核心展开，不管是对城市卫生建设的关注，抑或对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的倡导，其落脚点都是为了改善人民的居住环境，守护人民的健康，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

传统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中，往往是“重知识、轻思维”“重分数、轻应用”， 主要体现在：教师在课堂上注重概念定理及计算方法的讲解，忽视知识方法的探索过程——思维的形成过程，即强调讲清楚“是什么”，没有讲清楚“为什么”；应试教育的影响没有改变，教师、学生无法脱离考试成绩的束缚，教师关心的是通过率，学生学习的目的多以通过课程考试为目标，忽视课程学习是以“用”为目的的， “学不能致用”的现象较为普遍。因此，如何在教学中着眼于课堂教学中的思维活动，培养学生思维能力与应用创新能力，是概率统计教学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⑥⑨⑭㉚㉜㊱㊲㊳㊴《孙中山全集》第 6 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87页，第387页，第308页，第265页，第251页，第310页，第275页，第265页，第298页。

⑦【美】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人文社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机构布局方面，截至2017年8月31日，银行业在自贸区内新设立分支行共217家，其中国有银行83家，股份行60家。股份制银行在自贸区设立分支机构的主要特征有：第一，前两批自贸区是布局重点区域；第二，招行、浦发、民生、平安、华夏银行在上海自贸区均设立一级分行，华夏银行在天津自贸区设立一级分行，其他情形以设立二级分行居多，基本是建立在原来支行基础上升格而来。

孙中山对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的提倡，除了防止水、旱等灾害的侵袭，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目的，也为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孙中山指出，要解决“食”中植物粮食问题，便要先研究农业生产问题。对农业生产，“运送问题”和“防灾问题”是加赠生产的重要方法。就“运送问题”而言，孙中山指出，河运是解决运输粮食问题首要途径，中国古时运送粮食最好的方法，是靠水道及运河。现在我们要解决将来的吃饭问题，就要恢复运河制度。就“防灾问题”而言，他首先指出了防灾对于解决吃饭问题的重要性，“要完全解决吃饭问题，防灾便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进一步指出，植树造林是防治旱涝灾害、解决吃饭问题的主要措施，“对于吃饭问题，要能防止水灾，便先要造林，有了森林便可免去全国的水灾”。㊽

许多企业将生产用的厂房布置于农村地区，这些厂房的所排放的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烟尘、粉尘往往超出国家标准许多。而在农村常见的秸秆燃烧也会产生大量烟尘以及污染气体，且此类空气污染往往具有季节性的特征。综合上述两点来看，是目前农村大气污染的主要因素。

⑩《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51页。

针对街道环境卫生问题，孙中山提出“建设花园城市”，并把广州作为试点城市。他指出，广州周边景色优美，如果建设花园城市，广州“真可谓理想之位置也”⑭。道路两旁大量的花草树木能吸收二氧化碳、制造氧气、调节气候、增加降水、吸尘、杀菌等，它们既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街道环境卫生问题，又能优化美化城市环境。

⑫李文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社会保障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⑬埃利奥特：《中国的卫生宣传》，载于《中国医学杂志》1913年，第199-201页。

⑯孙中山：《卫生要览》，卫生部编印，1929年2月。

⑰《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8页。

⑱李文海：《历史并不遥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⑲邓拓：《中国救荒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2页。

㉔㉖㉗㉘㉝㉞㉟㊶㊷㊺㊻㊼㊽《孙中山全集》第 9 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9页，第59页，第397页，第209页，第407页，第254页，第408页，第408页，第123页，第355页，第394页，第398页，第407-408页。

㉕苏全有，郑伟斌：《李文海与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述评》，载于《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㉙高文学：《中国自然灾害史》，地震出版社1997年版。

㉛《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7页。

3）渭北北部和陕北海拔较高、水肥条件较差和采用乔化砧（短枝型品种）与5～5.5 m×3.5～4 m行株距定植的苹果园，宜先采用自由纺锤形，初果期逐步改为变则主干形，盛果期逐步改为小冠开心形。

㊵《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9页。

㊹《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37-6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