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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产业多样化思想与当代中国的结构转型

更新时间:2009-03-28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增长和发展不仅是持续改进同一产品集的生产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引进与更复杂能力相联系的新产品的产业多样化进程。也即是说,结构转型既是经济持续成长和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经济体实现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一结构转型,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就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与之相对应的产业多样化进程。

自以阿瑟·刘易斯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者将结构主义的分析思路引入对增长和发展的分析以来,基于艾伦·费希尔“三次产业思想”的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多样化问题就一直是学术研究和政治议程所关注的重要领域,并在罗斯托、库兹涅兹、卡尔多、钱纳里和泰勒等人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结构主义将增长和发展看作是一个持续推进结构转型的过程,这在现实世界就表现为“三次产业”的结构转换。然而,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思路虽然看到了结构转型对培育持续发展能力和动力的重要性,但这种以结构转型的现象形态描述为特征的思路,由于既未给出结构转型和产业多样化的过程是由什么驱动的,也未给出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这使其失去实践意义。更重要的是,结构主义思路没有给出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转型是否存在一定的约束条件,换句话说,结构主义思路没有给出一个经济体产业结构转型的合理次序,这造成诸多发展中国家忽略了不同发展阶段的条件不同,照搬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模式,最终使自身的发展陷入停滞。

针对早期发展经济学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论缺陷,以世界银行原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者,提出了一个基于比较优势原则的结构转型与产业多样化思路,即主张发展中国家应选择那些人均收入相当于自身2倍左右、资源禀赋大致相同国家的产业结构作为追赶对象,把为私营企业发现并成功地得以发展的产业纳入到潜在比较优势产业集合加以推进,以实现产业的结构转型与产业的多样化,从而形成了一个貌似具有可操作性的产业转型升级与产业多样化的“标杆理论”。[1]然而,这种基于潜在比较优势的赶超型结构转型与产业多样化的思路,因其无法精确评估一国的资源禀赋和无法解释具有相同或相似资源禀赋国家为什么具有生产不同类型产品的能力而失去普遍性。而且,过于强调比较优势产业的选择,可能恰恰是造成后发国家产业发展困境的一个因素①[2]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经济体由于经济复苏普遍乏力,因此,通过发展新的经济活动、推进产业的多样化以弥补原有产业发展乏力的意愿也就更为强烈。为此,欧美国家先后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试图通过再次推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多样化重振实体经济,解决因产业空心化所导致的增长乏力和失业增加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我国也提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其核心是通过国民经济体系的结构调整和重塑,探索出一种既适合自身情况又适应外部环境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重中之重无疑就是产业的转型升级和产业多样化。然而,由于受早期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思路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我国的产业发展与结构转型过早地出现了“去工业化”的苗头——脱离实体经济发展阶段片面强调发展所谓的“第三产业”,这导致不但结构转型的目标没有实现,又形成了经济结构的“脱实向虚”等问题。

基于此,本文拟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框架下,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内部矛盾的分析,揭示不同资本如何在利润追逐的内在动力和应对资本主义竞争的外在压力的双重作用下,不断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引致的产业多样化的原因及内在机理。结合社会分工和企业内分工的交互作用与转化,分析产业多样化进程的推进机制与演化过程。在此基础上,考察产业多样化进程的合理次序与如何实现产业多样化进程中的协调发展,并运用理论研究的结论分析我国当代结构转型的思路与路径选择,以期对我国的结构调整实践有所裨益。

二、产业多样化的动力与机制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是获取价值增殖,[3](P714)在现实的生产和市场交换中,这一规律又会通过资本之间的竞争在生产和市场交换中得到强制执行。[3](P334)资本之间为逐利和维持生存所展开的竞争,在市场价值规律下,是以商品变得便宜来实现的。[3](P722)商品的便宜程度,又是由各个企业所具有的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决定的。由此,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地否定必要劳动,就成为资本的必然趋势”,[4](P92)这是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无论是价值规律,还是其转化形式的市场价值规律、生产价格规律,其作用的结果都会表现为个别资本的最终盈利差异上。由于同一产业或部门内部,生产者面对的市场价格是同一的,其生产产品的个别价值与决定市场价格的市场价值的偏离方向决定了企业的竞争结果:如果两者相一致,则企业获得正常利润。如果个别价值高于市场价值,企业将获得较少的利润,甚至亏损。如果个别价值低于市场价值,则企业不仅会获得一个正常的利润,而且还会获得一个超额利润,尽管这一点只能在短期内存在。个别价值与市场价值的偏离方向与程度,决定了企业的生存能力,这是由个别企业与部门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决定的。当然,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如果加上必要的限定,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也完全适用于生产价格规律。[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的实践探索——基于某公司“三方联动”控制采购成本的经验张 洪 黄 璜 黄益雄 张瑞芳 宋孝琼 姜典琪4-81

基于前述的分析可知:不同于早期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思路和新自由主义以及比较优势理论,马克思的产业多样化思想是在唯物史观的框架下,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内部矛盾的分析,揭示不同资本如何在利润追逐的内在动力和应对资本主义竞争的外在压力的双重作用下,不断推动产业多样化进程的,并将一个经济体的产业多样化进程归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结合社会分工和企业内分工的交互作用与转化,马克思分析了产业多样化进程的动力机制与合理化的演进次序,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产业多样化是一个由生产性劳动部门向生产性劳动部门在流通领域的延续以及非生产性劳动部门扩展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总要受到生产领域的生产率水平、生产的需要(包括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的制约,是一个伴随服务于资本价值增殖需要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提升的过程。对非生产性劳动部门的多样化来说,如果其在整个增长过程中的发展超越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和实体经济领域的约束,不但不会促进有效增长,反而会成为增长停滞的因素。这样,马克思在研究和阐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运行及其演进的过程中就形成了不同于庸俗经济学的系统化的产业多样化思想。因此,尽管已历经将近150年,但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演化的研究方法和科学论断,如果抽象掉资本主义这一特殊性,其关于产业多样化和结构转型的一般性规律的总结,对当下正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亟待实现结构转型的中国来说,仍具有重要的启示和现实指导意义。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使同一时间内生产的使用价值增多,这要求不断扩大消费的量和消费的范围;另一方面使一定量的使用价值所需要的资本和劳动减少,如果企业生产规模不变,就会导致企业的资本出现过剩,这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于是资本所有者就会为这部分过剩的资本寻找新的出路,使单个资本的生产多样化。也就是说,“资本获得的剩余劳动不单纯是量上的剩余,同时劳动(从而剩余劳动)的质的差别的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多样化,本身越来越分化。”[7](P389)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曾以数例的方式进行了说明:“例如,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以前需要使用100资本的地方,现在只需要使用50资本,于是就有50资本和相应的必要劳动游离出来;因此必须为游离出来的资本和劳动创造出一个在质上不同的新的生产部门,这个生产部门会满足并引起新的需要。旧产业部门的价值由于为新产业部门创造了基金而保存下来,而在新产业部门中资本和劳动的比例又以新的形式确立起来。”[7](P389)事实上,即使是单纯的劳动时间的延长,也会推动产业的多样化进程。例如,假定在某一生产部门中,100个人劳动的时间,与以前110个人在剩余劳动或总劳动时间较短的情况下劳动的时间一样多,那么就可以把10个人转入其他新的生产部门,过去雇佣这10个人所需的那部分资本也是如此。因此,“仅仅劳动时间越出即延长到超过它自然的或传统的界限,就将导致在新的生产部门中使用社会劳动。这是因为劳动时间被游离出来了;剩余劳动不仅创造了自由的时间,而且还把被束缚在某个生产部门中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游离出来(这是问题的实质),使之投入新的生产部门。但是,由于人类自然发展的规律,一旦满足了某一范围的需要,又会游离出、创造出新的需要”。[8](P223)这一点,既反映了生产和消费的辩证关系,也反映了产业多样化进程的双重动力机制——生产的推力和需要的拉力。正是基于这一点,马克思强调,“因此,资本在促使劳动时间超出为满足工人身体上的需要所决定的限度时,也使社会劳动即社会的总劳动划分得越来越多,生产越来越多样化,社会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的范围日益扩大,从而使人的生产能力得到发展,因而使人的才能在新的方面发挥作用。”[8](P223)资本的逐利性就驱使资本把一切要素和空间纳入到资本的增殖体系中来,把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结合起来,一方面不断发展和提高生产力的强度,另一方面使生产部门(产业或产品)无限多样化,从而使一切自然领域服从于资本的生产,使一切地点服从于交换,世界市场和资本的全球流动也就蕴含在资本的这一趋势当中。因此,产业的多样化进程,从本质上来说,不仅是一种分工范围的扩大,而且“是一定的生产作为具有新使用价值的劳动从自身中分离出来;是发展各种劳动即各种生产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广泛的体系,与之相适应的是需要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7](P389)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总是表现为社会分工和企业内部分工的发展和相互演化。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分工范围不断扩大,从而为资本的生产提供更大规模的市场需求,加速企业内部的分工。随着企业内部的分工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使同量使用价值生产所需的资本和劳动减少,这就为其他部门提供了剩余的资本和劳动力,使社会分工范围扩大。另一方面,企业内部的技术进步与分工的发展,还会使企业内部的劳动过程的不同环节分化和独立化,劳动工具也出现分化,进而使生产这些工具的行业独立化为一个专门的行业。“一旦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扩展到某种商品的一个特殊的生产阶段,该商品的各个生产阶段就变成各种独立的行业。前面已经指出,在制品是一个由局部产品纯粹机械地组合成的整体的地方,局部劳动又可以独立化为特殊的手工业。为了使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更完善,同一个生产部门,根据其原料的不同,根据同一种原料可能具有的不同形式,而分成不同的有时是崭新的工场手工业。”[3](P409)因此,最初的产业或生产的多样化,总是首先表现为生产力“三要素”的多样化上: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维持劳动力所必须的基本生活资料生产的不断多样化上——总是首先在生产性劳动领域内部展开。

我们知道,资本的价值增殖,不仅仅取决于资本的生产时间,还取决于资本的流通时间(纯粹的流通时间)。如果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那么决定同量的不同资本一定时期内利润总量的是资本流通的速度,因为资本流通的速度决定了一个资本在一定时期内的使用频次。资本流通的时间是由资本在生产领域停留的时间和资本在流通领域持续的时间构成的,因此,决定资本流通速度的因素不仅仅取决于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五个方面,而且还取决于资本循环的时间。一方面,生产所必须的条件,尤其是生产资料,如果必须从其他资本购买的话,那么发达的商业条件和运输条件就成为资本生产的必需,因为“资本的那些必须交换来的要素,是同时投入生产和流通的”[9](P10),这是买的时间节约。从剩余价值实现的时间来看,也就是卖的时间,决定了资本下一个生产周期开始的时间,也必然要求商业资本的普遍化存在和交通运输业的高度发展。特别是在以机器大工业体系为标志的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由于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使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使不变资本在全部预付资本中的比重日益增加,这导致资本周转速度下降。为弥补剩余价值实现周期延长而带来的年利润率下降的损失,资本必然要借助于信用以加速新生产过程开始的时间,用信用来拉平不同资本的周转差别,这是资本作为一种社会权利的必然要求。这一要求,使信用业的存在成为社会生产的必要。于是,资本的逐利和竞争就使商业、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不断被纳入到资本增殖体系中来,推动了资本主义的产业多样化进程。

三、产业多样化进程的演化与次序

作为增长和发展内在推动力和外在表现的产业多样化进程,并不是一个无序的、可无限跨越的过程,而是一个受到生产领域生产率水平和生产需要约束的过程,有其特定的演化过程与次序。当然,这里并不是要求产业的多样化进程必须与某种标准或机制严格匹配,而是说这一进程总要受到生产过程的约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一进程既要受到资本增殖目的的约束,更要受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约束。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实体产业发展需要的产业多样化,不仅会由于失去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撑而难以维系,而且会由于特定的制度安排使职能资本之间、以及职能资本与所有权资本之间的地位转化而使一个经济的结构失去协调性而陷入停滞。事实上,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或者说较高的非物质生产比例,并不是经济规律的必然结果,而是发达国家凭借先发优势建立的有利于其自身的国际分工体系和贸易制度的结果。发达国家凭借这种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使收入由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通过这种国际收入转移机制,发达国家才实现了“在本国物质生产比较小的份额下,维持本国非物质生产较大的份额”。[10]因此,发达国家非物质生产部门或者说虚拟经济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更高比例并不是什么规律性的样板,因为一旦后发国家的产业竞争力提升使这一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贸易规则难以为继,就会使发达国家自身陷入生产的停滞和经济衰退。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实施的“再工业化”战略,就是一个明证。这一战略调整就其形式来看,就是通过产业政策调整第三次产业超越第二次产业约束的失调症状,以使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回归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适度比例。就其本质来看,就是为全部资本恢复和增加可供分割的剩余价值。

农夫山泉有点甜——论韩少功《山南水北》中的乡土书写 …………………………………………………………… 甘林全(4/70)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需求的扩大,工场手工业已经无法满足市场的需要,机器大工业体系才得以发展起来。也正是机器大工业体系的建立,资本主义才找到了自己最适合的生产方式,“只有当劳动资料不仅在形式上被规定为固定资本,而且扬弃了自己的直接形式,……整个生产过程不是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的时候,只有到这个时候,资本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4](P93,94)由于大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方式已不再是具有“神秘技能”的劳动者,而是通过机器、化学过程等方法,这就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3](P560)大工业体系使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不断分化,一方面它要使自然科学发展到顶点,以发现新的有用物和创造新的生产方法,使科研劳动专门化,“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11]另一方面,大工业决定的劳动职能的转换,又使工艺学校、农业学校和职业学校成为资本增殖体系的必需而发展起来。

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不仅使同一产品的数量出现大规模的增长,也使资本的剩余价值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还使同一剩余价值量表现为更多的使用价值。机器大工业的结果不仅增加了资本家阶级及其仆从消费的物质,还增加了这些阶层本身。大工业不仅使社会对奢侈品的需求增加,而且还产生出满足这一奢侈需求的新的手段。与之相适应,一系列新的部门逐渐形成,从而推动了产业的多样化。对此,马克思指出,“社会产品中有较大的部分变成剩余产品,而剩余产品中又有较大的部分以精致和多样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和消费掉。换句话说,奢侈品的生产在增长。大工业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关系也引起产品的精致和多样化。不仅有更多的外国消费品同本国的产品相交换,而且还有更多的外国原料、材料、半成品等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本国工业。随着这种世界市场关系的发展,运输业对劳动的需求增加了,而且运输业又分成许多新的下属部门。”[3](P512)需要指出的是,随着资本套在劳动者身上的锁链因过于沉重而威胁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续而不得不放松一点的时候,劳动者的收入会有所改善,这使对奢侈性生活资料的一定需求被纳入劳动者的生活需要。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变使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在导致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的同时却使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断增加,这使一些必须达到一定规模的新产业和今天被称之为“准公共物品”的劳动部门也卷入资本主义这个生产体系:“那些生产在较远的将来才能收效的产品(如运河、船坞、隧道、桥梁等)的工业部门中的劳动扩大了。一些全新的生产部门,从而一些新的劳动领域,或者直接在机器生产的基础上,或者在与机器生产相适应的一般工业变革的基础上形成起来。不过,它们在总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也不是很大的。它们所雇佣的工人人数的增加,同它们对最粗笨的手工劳动的需求成正比。目前,这类工业主要有煤气厂、电报业、照像业、轮船业和铁路业。”[3](P513)而这些新部门的出现,又使为这些部门生产提供原材料的新的部门的产生,进一步使资本主义生产多样化,整个再生产体系的运转不断以扩大的规模和不断增加的种类进行。

正如前文所述,追求价值增殖内在动因和应对资本主义竞争的外在强制,使资本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其结果,一方面使单位时间的使用价值量不断增多,产品转化为货币越来越成为资本进行再生产的约束条件,这要求有专门化的资本来承担这一职能,于是商业资本作为从属于产业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日益扩大;另一方面,伴随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使不变资本在全部预付资本中的比例不断增大,资本需要借助于信用资本以拉平不同资本的周转差别,就使作为产业资本循环中一种职能形式的货币资本分离出来,形成作为所有权资本的独立的金融部门。特别是世界市场的开拓,使信用部门的业务种类也不断增多,使信用交易被赋予更多的业务种类和功能。对此,马克思曾以英国为例加以说明:“英国人为了使其他国家成为自己的主顾,不得不贷款给它们。事实上英国的资本家用生产的英国资本进行了两次交换:(1)是作为英国资本家本身,(2)是作为杨基等,或者是以投放他的货币的任何其他形式。”[9](P229)总之,资本主义生产的多样化,或者说产业的多样化,是一个由生产性劳动部门向生产性劳动部门在流通领域的延续以及非生产性劳动部门扩展的过程。这一过程总是受到生产领域的生产率水平、生产的需要(包括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的制约,是一个伴随服务于资本价值增殖需要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提升的过程。对非生产性劳动部门来说,其要么服务于剩余价值的生产,要么服务于剩余价值的实现。

四、产业多样化进程的空间转换与协调

国家或区域生产体系的新产品引入过程,表现为两种主要的模式:一是新资本的本地创生,二是外来资本的引入。由于决定资本盈利能力的主要因素是企业劳动生产率水平,而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资本的规模,即劳动生产率是企业规模的函数。[12]这样,企业为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和应对资本的竞争,必然会不断扩大资本的规模。一方面,资本不断实施剩余价值的再资本化,进行资本的自我积累;另一方面,借助信用工具扩大资本规模。资本规模的扩张,使企业的产出不断增大,需要开拓更广泛的市场。由于产品的运输费用直接构成企业直接生产的费用——运输是生产过程的继续,因此资本会将一部分生产转移到产品市场所在的地区进行生产,以提高利润率。资本的跨地域流动,就推进了市场所在地的产业多样化进程,这也是一些地区为什么为了推进增长和发展而不断招商引资的一个原因。事实上,企业资本规模的扩大,还会带来另外一个结果:资本积累和更新会使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不变资本特别是固定资本在预付资本中的比例(而这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表现)不断增大,这不仅使同量资本可推动的劳动力减少,而且会使同量资本的使用频次减少,从而使利润率特别是年利润率下降,削弱资本的增殖能力。为弥补这一损失,资本就会由劳动生产率较高、市场竞争较为激励的地区向生产条件优越(要素禀赋丰裕)、劳动生产率较低、市场规模较大且竞争不太激烈的地区转移。特别是当资本在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五个因素——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和自然条件方面无法继续挖掘其潜力时,资本的跨地域流动就会更加迫切,以弥补利润率下降,这在大卫·哈维看来,就是所谓的资本的“空间修复”,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产业转移”。资本的这种跨区域流动,既可表现为新增资本的跨区域、跨部门流动,也表现为一个企业全部资本的跨区域、跨部门流动。资本的空间修复,推动了资本移入地(产业承接地)的产业多样化进程,但这一多样化进程,往往会造成资本移入地的同类产业面临竞争困境,进而削弱本地产业的生存能力。因此,资本承接地要依据自身产业发展现状,有选择地进行资本承接,使之与本地的产业形成互补,而不是同构性竞争。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新技术条件的应用,资本空间修复的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由资本实际的跨区域流动,转变为虚拟流动。也即,大资本把生产的非核心环节以代工等方式转包给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企业来进行,将这些承接外包业务的资本纳入到核心资本的价值增殖体系,形成了所谓的“全球生产网络体系”。这种资本的虚拟流动,在事实上使资本的价值增殖体系扩展到了不同的地区或国家,实现了资本的另一种空间修复。这导致这种全球生产网络或者说基于新生产方式的分工网络形成的,既有信息等新技术发展的因素,也包括资本对自身循环体系进行整合的因素:一方面,为获取价值增殖和应对激烈的竞争,企业不断进行资本的积累和资本集中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规模的扩张,既包括沿着资本已有生产链条的纵向延展,也包括同类生产的横向扩张,其结果,无论是通过新增投资的跨区流动,还是借助信用的跨区域并购,都可能使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当资本的扩展使规模扩大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升不足以弥补企业因循环链条的延展而导致的循环和周转的效率损失时,资本就会停止规模扩张,转而由资本的实际流动转为虚拟流动,把其他资本纳入到自身的生产体系,以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和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使远距离生产不再成为销售的障碍。两者的叠加,就使企业生产的组织方式在新的生产力条件下,由企业内部的协调转向企业间的协调,通过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的转换,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取更多的价值增值。资本的这种虚拟的空间修复,由于把不同地区的资本纳入到了资本的全球生产空间,核心资本为了更高的生产效率,必然要按照其自身资本的运行协调不同资本的生产,进行全球的资源整合,这在事实上改变了不同地区不同资本的生产方式和生产的业务方向,从而对被纳入这个体系的区域来说,实现了产业的多样化。因此,推进区域间的产业协调,也就成为推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五、结论与启示

既然劳动生产率决定了不同资本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中的生存能力,那么影响不同资本劳动生产率的——按照马克思的界定——“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3](P53)等因素,就必然成为各个资本所关心的要素,从而使资本倾尽所能来强化上述五个方面在提升劳动生产率的作用。特别是,随着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慧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作为劳动力的对立面被吸收进资本当中,使生产力的进步和提高越来越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4](P92)由此,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就成为以机器大工业为标志的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高生产率的常态化要素,也是整个社会生产力提高的主要标志。[6]科学技术作为资本的社会生产力是通过渗透到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劳动者、社会生产的组织和管理而发生作用的。与机器大工业相适应,生产的组织形式也会发生变革,相应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剩余价值生产方法也由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为主导转化为以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为主导。当然,两种剩余价值生产方法的地位转换,并没有改变两者的相互依存关系。生产的技术方式的变化以及由这一技术方式变化所引起的生产的组织方式的变化,使一个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

入选:研究组患者与高血压、左心室肥厚和左心衰竭的标准相符;临床特征表现为呼吸困难、肺水肿和肾功能受损,家属对此次研究知情。

首先,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产业多样化的根基。产业多样化是以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为前提的,因此,要通过结构转型和产业的多样化推动整个经济向着更高质量和效益发展,就必须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正如前文所述,马克思关于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五个因素”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既包含诸如推动工艺过程和生产工具变革、突破资源稀缺性和增强资本积累能力的科技因素,也包含诸如变革生产的组织方式(分工与协作)的因素和激励企业创新与劳动者主管能动性的社会因素。也就是说,我们要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不仅要不断推动各类技术创新以变革生产条件,从而提高生产的质量和效益。而且,要不断地调整影响劳动生产率的社会条件,以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知道,一定的社会生产,总是生产力的三个简单要素的有效结合,都离不开这三个要素中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人的能力和主观能动性。一定意义上,再先进的科学,其也只是知识形态的一般的或可能的生产力,只有在其应用于生产并被劳动者运用时,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因此,“劳动者自身的劳动态度、劳动热情、劳动的积极性和严谨性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经济。”[13]这是因为,经过建国后近70年的发展,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已经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求有更大比重的公有制经济与其相适应,这是由生产力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一种客观的必然性。在生产力发展的今天,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总和的只能是公有制。[14]而且,只有公有制,才能使生产力摆脱资本的性质,更能激发劳动者的能动性,这也是培育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的根本制度基础。

7.绝大部分孵化器为园内企业提供了天使基金或其他形式的融资服务。调查显示,绝大部分(24家,96%)孵化器为所孵化的企业提供了天使基金或其他形式的融资服务,而仅有1家(4%)孵化器企业(国际水谷)没有为园内企业提供天使基金或其他形式的融资服务。

其次,产业多样化必须有效协调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例。产业的多样化进程,是一个受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实体经济生产需要约束的过程,但由于受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的影响,我国诸多地方政府在引入新产业以实现产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片面强调发展所谓的“现代服务业”的倾向,使服务业的发展超越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支撑。其中,一个重要的现象是过度强调经济的金融化,使整个经济出现“脱实向虚”的苗头,这不仅弱化了实体产业积累资金的获取能力,导致实体产业创新弱化和实体产业之间的相互需求下降,造成产能过剩;而且还使整个经济出现大量的投机现象,积累系统性的风险。因此,推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多样化进程,必须要确定合理的实体产业与服务业之间——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之间的比例,尤其要节制经济的金融化倾向,使金融系统始终致力于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在实际的结构调整过程中,要特别警惕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现有比例和模式作为样板而不加分析地予以照搬和模仿,因为其形成并得以维系的根基并不是结构合理性本身,而是建立在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和贸易制度之上的,这决定其现有比例必然难以持久维系。

[2]詹懿.中国现代产业体系发展中的五大误区[J].现代经济探讨,2013(10):10-14.

①我国学者詹懿就认为,导致我国产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高低端“双重锁定”和粗放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过于强调比较优势”,其结果导致我们无法积累向高技术、高品质产品升级的能力。

注释:

两组患者颈椎曲度测量结果见表4,可见3节段组患者颈椎曲度术后3个月和末次随访时均较术前稍有增加,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5节段组患者颈椎曲度术后3个月和末次随访时均较术前减少,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时间点3节段组的颈椎曲度均大于5节段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颈椎活动度术后6个月相比术前有所下降(P<0.05),颈椎活动度丢失率3节段组为(18.87±4.57)%,5节段组为(17.02±5.39)%,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参考文献:

[1]张其仔.中国产业升级机会的甄别[J].中国工业经济,2013(5):44-56.

最后,处理好整体国民经济布局与地方产业多样化的关系。随着新产业革命的兴起,技术构成日益呈现出碎片化趋势,全球分工和生产也愈益片段化,形成了复杂的以分包和代工为特征的生产网络。这种分散化生产的分工模式,要求各个区域在进行结构调整过程中,处理好本区域主体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应承担的职能和培育本地优势产业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在协调整体国民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要以整体的经济协调为主导,构建科学的中央和地方的补偿机制以激励地方的产业结构服从于全社会的整体协调,避免因产业同构化带来的过度竞争和资源配置的非效率。相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无论是通过本地新企业的创生还是通过产业承接来实现生产或服务的多样化,一方面要合理配置资本以适应整体国民经济体系的要求,另一方面要注重培育本地产业的竞争优势。特别地,对后发地区通过资本承接推进产业多样化(我们通常所说的“补短板”既是如此)来说,决不能将产业承接看作是对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结构的简单复制,而是需要更多地依据本地产业布局的客观要求进行优势整合。在产业承接时,必须注重马克思所说的产业关联性效应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规避比较优势陷阱。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21.

[6]卫兴华,田伟超.论《资本论》生产力理论的深刻内涵与时代价值[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4):21-31.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太湖流域有很大一部分水源地原水水质不合格,须进行深度处理。国务院已经批准的水资源综合规划明确要求,至2020年,流域饮用水水源地全部合格。保障饮用水安全、保证流域人民喝上放心水是保障流域供水安全的首要任务。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23.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0.

在权力和情欲的背后——余艳长篇三部曲《后院夫人》解读…………………………………………………………………………龙其林(3.44)

[10]李强.用GDP评价新中国建国头30年建设成就的几个问题[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1):46-56.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9.

[12]魏旭.马克思价值转形视阈下的企业规模边界演化思想[J].税务与经济,2015(2):10-15.

2014年北京市教委下发文件决定开展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验项目。该项目的学生为符合当年中考升学资格的北京市考生。英语在贯通培养项目中占了很大的比重,每周8节课,中外教同时上课(中教5课时,外教3课时),这与往常的英语课程设置迥然不同。学生在与外教用英文进行交流时,由于目标语言资源有限而难以表达自己的想法时,他们会使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沟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而这些不同的方式在语言学中可以归类于交际策略。通过调查与分析交际策略,我意识到交际策略不仅能使交流顺畅进行,也可以帮助学生建立对英语学习的自信,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热情。

[13]魏旭,高冠中.西方主流经济学全要素生产力理论的实践检视与方法论反思——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7):45-52.

为什么会沉默时充实,开口时空虚?因为一旦开口,就像战士冲出了战壕,将自己完全暴露于敌人的火力之下。为此,如果没有直接伤害到个人利益,许多人都会选择沉默。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至于战阵中伙伴的变化,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高升的不再下顾,退隐的不再出头,所以那些站在前边的改革者和呐喊着,会经常地感觉到苦闷和孤独。

[14]周新城.关于公有制为主体问题的思考[J].当代经济研究,2017(6):20-28.

该项研究基于模糊控制理论对立体车库车辆存放位置进行了研究与分析,根据用户停车时间的立体车库车辆停放调度策略的解释是在用户存放车辆时,根据停车时间的长短将车辆停放在车库的不同位置,在过一段时间后监控立体车库的车辆存放情况,将超过预先设定停车时间的车辆再次存放到立体车库较远的位置,为接下来周转时间短的车辆留出空间,以此来达到提高立体车库运行效率的目的。

 
魏旭,梁月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8年第03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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