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1933—)是当代美国文坛享誉世界的文学巨匠。自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哲学，或类似的东西》(Philosophy,Or Some⁃thing Like That,1952)至封笔之作《复仇者》(Neme⁃sis,2010)，其文学生涯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笔耕不辍，成为在世时作品就被收录在美国图书馆的第三位作家，也是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呼声最高的少数族裔作家。《人性的污秽》(The Human Stain,2000)是其以20世纪末美国社会历史为背景创作的“美国三部曲”之一，与《美国牧歌》(American Pastoral,1997)、《我嫁给了共产党人》(I Married a Communist,1998)共同阐述了新世纪之交美国社会存在的平等与歧视、民主与专制的悖论以及美国梦的幻灭。这部主题展示“美国问题”的小说“蕴含的现实意义远非局限在某一个国家，而是映射出整个人类的共性问题，‘哀伤与忧郁’(Mourning and Melancholia)更适合这部小说的基调。”[1]142因此，对作品的内涵研究还需进一步强化国际视野和走向纵深。

20世纪90年代，随着学术研究跨学科的纵深发展，西方文学评论界兴起了创伤文学研究的热潮，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美国比较文学专家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她在《沉默的经验：创伤、叙事和历史》中揭示文学性创伤故事的本质是“对一种迟来体验的叙事。它远非对现实的逃离——对死亡或相关力量的逃离，而是创伤对生活的无尽影响的证明”[2]。近二十年间，众多学者纷纷围绕公众大事件（如犹太大屠杀、两次世界大战、9·11恐怖袭击等）“从集体创伤、历史真实、记忆、证词、见证者叙事等话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3]83。创伤理论赋予了众多经典文学作品赏析的新视角，拓展了文学作品研究的维度和广度。本文拟结合罗斯后期作品创作从对个人生活的内省反思转向到对政治正确性的批判，从战争创伤的角度诠释文本中的受害者形象，揭示残酷的战争经历和死亡记忆改变了其正常心理反应机制，混淆了过去与现实的生存状态，从而丧失了人性被放逐在精神的荒原。

在《香蜜沉沉烬如霜》中，原本认为杨紫颜值配不上剧中女主锦觅“绝色美人”设定的网友后来都纷纷被杨紫的演技圈粉。一滴落泪，杨紫将与心上人别离的无奈心伤表达得恰到好处；一声轻笑，将被爱人误解拒绝的心碎发挥得淋漓尽致。粉丝留言说，“被杨紫的演技虐到心痛！”“我要吹爆杨紫演技。”

一、战争创伤，死亡记忆

莱斯特·法利是罗斯在小说中塑造的一名既让人同情、又让人痛恨的战争受害者形象。他曾为美国两次出征越南，是一名骁勇善战、舍生忘死的卓越战士。然而，战争结束后却不幸患上战争后遗症，成为一名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而无法融入社会的退伍老兵。残酷的战争经历和心理创伤改变了他的性格本质。“第一次去时，他是随和的莱斯特，不知什么叫绝望。第一次去时只是个伯克夏男孩，信任别人，完全不知道生活会有多下贱，不知道吃药打针是什么滋味，不感到自卑，一个什么都不在乎的莱斯特，对社会从不构成威胁，成群结队的朋友，开快车兜风，尽是那一类的玩意儿。”[4]58然而，战争带来屠杀、死亡使其逐步失去了理性和人性，第一次兵役结束回家后，他的行为已经让人产生了恐惧的心理。但是为了享受这种明知恐怖却感到无比疯狂的战争，莱斯特又重新入伍，发泄其非人性的欲望。“在枪林弹雨中，躲避险情，用枪射击，你不可能不感到可怕，但你可以发疯，可以蛮干，所以第二次他肆无忌惮起来。第二次他赤膊上阵，胡作非为。生存在死亡边缘，开足马力，既兴奋又恐惧，日常生活中没有东西可以和它相提并论。”[4]58战争带来的精神冲击已经摧毁了他的正常心理和思维方式，当回归正常生活时，他发现自己不仅没有得到战后英雄的礼遇，反而遭到社会的怀疑和隔离，感觉已经不再是这个世界的一分子。他不想认识任何人，与文明的生活脱节，精神失去依托，彻底失去了归属感。“穿干净的衣服，大家相互问候，大家微笑，大家参加派对，大家开汽车——我不再能衔接得上。我不知道怎样和任何人交谈。不知道怎样跟人打招呼。”[4]323他无法适应战争与生活的骤然过渡，“前一天他还在越南进行门射，目睹直升机爆炸，在半空中眼见战友血肉横飞，贴近地面时闻到人皮焦臭味，听见惨叫声，看见整座村庄付之一炬，第二天就回到了伯克夏。”[4]58

[译文2]A species is defined as a group of animals with certain common characteristics,that when mated among themselves will produce fertile offspring.

“闪回是创伤的典型症候之一，主要表现睡梦或白日梦反复再现创伤场面、创伤事件多次重复侵入记忆或某种景象多次重复在眼前浮现、碎片式回忆、错觉、幻觉、混淆彼物和此物，无中生有，有中生无。”[5]莱斯特·法利遭受战争创伤后，整日烦躁不安，酗酒，脑子里总是闪回杀戮的景象。“战斗机乱作一团，朝自己人射击，德拉戈丢了一条腿、一只胳膊和鼻子，康理逖烧焦的身体粘在他两只手上。”[4]63他亲眼目睹的、惨无人道的死亡画面反复在他的破房子里不断闪回，一切都显得那么真实、那么剧烈，他甚至对自己的幸存感到非常恶心。英国当代评论家威尔·塞尔福（Will Self）曾经描述，“创伤不仅仅包括经历过死亡，还包括经历了而幸存了下来而自己却不理解。受伤者由于闪回不断困扰的不是其经历死亡的不可理解，而是其幸存的不可理解。”[6]显然，莱斯特不仅混淆了自己的生存状态，而且也无法认知、治愈创伤。现实生活中任何偶然的事件都会使过去的死亡记忆卷土重来，呼唤他投入战斗，激起他强烈的反应。“有的伙伴被击中脸部，在等死，奄奄一息，等死。康理逖的肌肤沾满他两手，德拉戈的血流得到处都是，莱斯特拼命想把死掉的什么人摇醒，嚎叫着，不停地嚎叫着：‘我不想死！’死亡没有暂停。死亡没有休假。从死亡中不可能逃跑。死亡没有中止。”[4]64这个浸淫在战争创伤中的越战老兵反复闪回枪林弹雨、刺眼的爆炸、血肉横飞的场面，屠杀俘虏、平民家庭、老妇以及儿童的罪行，战争中的一切并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就呈现在他的眼前。死亡的记忆和战争的创伤使其在战后亲身经历了生活中的一切罪孽：“离婚、酗酒、毒品、犯罪、警察、牢房、毁灭性的精神压抑、无可控制的哭泣、想尖叫、要砸东西、双手颤抖、身体痉挛、面部紧绷、从头到脚大汗淋漓。”[4]65显而易见，战争创伤毁灭性地摧毁了莱斯特·法利正常的心理反应机制，使他失去了正常的自我控制、与人相处和理解事物的能力。

二、身份危机，家庭破裂

战争是残酷的，其杀伤力使莱斯特·法利受到了感官上的震撼和冲击，迷惘在死亡的记忆中，然而战后回国后所遭受的社会异化和冷漠使其逐步走向绝望的深渊。“各种东西不断跑进你的潜意识中，让你以为你回到了越南，重返部队。我不是个受过教育的人，我连这些都不懂。大家耻笑我，说我这不好，说我那不对，可是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我受了什么罪，连我也不明白。”[4]324显然，战争创伤使其身份认同产生了危机，在现实生活中缺乏归属感，亦无法找到对美国社会和民族的认同感。他曾向政府表达身份诉求。“他独自待着，酗酒，找到退伍军人服务部，他们对他说说他只是来拿钱的，可是他知道他要寻求的是帮助。早先他尝试找政府帮助，但他们只会给他一些安眠药片，操他政府的，把他当垃圾。”[4]59尽管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成立了联邦创伤后应激障碍中心，为遭受战争创伤的老兵治愈创伤，而莱斯特·法利不仅在此未得到良好的照顾与治疗，反而成为限制其自由的牢狱之地。“在退伍军人医院——一个只有用武力才能迫使他进来的地方，一个多年来始终设法从中逃跑的地方，从他对付不了的政府开办的医院里逃出一条性命的地方。”[4]62美国政府把他训练成为一个有素的杀手，在战争中尽自己的职责，按照指令办事，尽忠报国，而战后却把他关进锁着的病房。“美国老兵们遭受的战争创伤与其身份认同危机息息相关：他们原本认为自己是英雄、是正直善良的人，美国则是一个高尚无私的国家，但战争完全颠覆了这些战前的观念。正是这种身份认同危机，导致了老兵们深重的战争创伤。”[7]167

基于此，为了提升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德育渗透之实效性，教师要在紧紧围绕课堂教学内容的前提下，紧密结合学生的实际认知水平，以设计各种各样的作业为契机，恰如其分地打通德育渗透的延伸点。

日常的幻想和不切实际的英雄主义心理定势使其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获得身份认同、满足感和成就感，政府亦没有提供实质上的帮助。他只有依靠自己尽量安顿下来，努力强迫自己重新拾起十年前温和的自己所向往的生活，也总算拥有了老婆、孩子、家、农场，但始终是一个永不言败却一败涂地的农场主。他不能真正和家人沟通，生活中时常情绪失控，感到恐惧和紧张。“坐在厨房里，和他们一起吃饭，什么趣味都没有。他没办法从那儿到这儿，但他仍然努力着。有两三次他半夜醒过来掐她的脖子，但不能怪他——政府的错。政府把他变成这个样子。他以为她是该死的敌人。”[4]59身处绝望之中，尽管他也曾经建立家庭、经营奶厂、养育孩子、接受政府的抚恤金与心理疏导，试图重建自我、救赎灵魂、走出创伤。然而，厄运再次降临，又一次疯癫之后从康复中心出院当日，因妻子的疏忽导致房子着火，烧死了他的两个孩子，“他们本来可以有救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死掉了，因为她对孩子根本不关心。她从来不管。他们在他抱起的时候还没死，有热气。”[4]60婚姻破裂、孩子夭折、家庭瓦解彻底粉碎了他最后的心理防线，一切的希望都成为泡影，莱斯特·法利彻底对生活失去信心，“我孩子死了，但我身体麻木，脑子空白。越南。这就是为什么——因为我死过了，因为我已经在越南死掉了”[4]65，最终沦为社会的弃儿和精神创伤的牺牲品。

三、创伤认知，灵魂救赎

朱迪斯·赫尔曼（Judith Herman）把战争创伤治疗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建立自信、恢复自主控制创伤冲击能力、解除心理压力；第二阶段：再现创伤情景、认知创伤事件；第三阶段：整合创伤。”[8]在老兵纪念日参观华盛顿越战阵亡将士纪念墙是莱斯特·法利直面记忆、认知创伤、整合创伤的机会。“在车里面莱斯特仍然抖个不停，但他似乎并没有不断地朝后面张望，只是偶尔扭头看一看‘那些东西’，所以路易艰难地爬回车里，在他身边坐下，明白莱斯特的整个生命此刻就构筑在他对即将要发现的东西的恐惧上，因此当务之急便是将他拉到那儿，一次性地解决掉。”[4]228然而，当他站在纪念墙前，看着战友肯尼的名字去直面创伤，思索生活的意义时，死亡的痛苦立刻渗透全身，他更坚信原来自己已经死掉了的想法始终是正确的，以前他精神备受折磨，现在他甚至都回想不起有关肯尼的任何事情。显然，他努力认知创伤事件，接受创伤记忆，却没有得到精神的真正愈合而走出战争创伤的阴影。相反，这面所谓能“愈合战争伤痛的墙”反而促使他决定进行一项自杀式的谋杀。“没有言语。没有思想。只有视觉、听觉、味觉、嗅觉——是愤怒，肾上腺素，又是屈从。我们不在越南。”[4]234从纪念墙回到家的当晚，他开车逆行在高速车道，导致前妻福妮雅和其情夫科尔曼在事故中丧生。而此后他的内心似乎获得了真正的宁静，他疯疯癫癫地又能和死去的战友肯尼对话了，战争的画面又控制了他的思维。“和肯尼肩并肩地射杀，两人都打开全自动开关，只听海克特，队长，厉声下达命令：‘拿好你们的东西，我们冲出去！’突然肯尼死掉了。”[4]235战争创伤使莱斯特·法利失去了理性，扭曲了灵魂，谋杀了两个同样遭受创伤的受害者，这是一个让人深思也包含寓意的创伤故事。

战争是对抗集体、组织、民族、国家、政府等之间进行暴力、攻击、杀戮之类的极端行为，其对参与者所造成的伤害是深刻的，甚至是长时间难以愈合的。莱斯特·法利被战争创伤剥夺了信念、理想和希望，混淆着越南的原始杀戮战场和美国的文明世界，饱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折磨，无法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他是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国退伍军人遭受集体创伤的代表。“这样我就开始了解我自己，了解我正经历的东西。他们告诉我。并不是我一个。别以为只有我一个。成千上万的人遭受和我相同的痛苦。成千上万的人半夜醒来又回到越南。成千上万的人给他们打电话，不回。成千上万的人做那些真正坏的噩梦”[4]324。小说结尾，祖克曼在人迹罕至冰封的湖泊遇到了这个正在钻冰垂钓的越战老兵，“他要我明白并不是很多人看见过他所见过的东西，到过他到过的地方，干过他干过的事，而且如有必要，还可以再干。他在越南被谋杀，他把凶犯带回到伯克夏，然后他从作为战场的国家——恐怖的国家回来，回到这个完全令人不能理解的另一个地方。”[4]322这个患有创伤后神经紊乱症的、孤独的人被毁掉了精神、信仰和对人的信任，控诉着战争创伤的毁灭性伤害，在皑皑的冰封湖面上，坐在桶上，通过十八英寸的冰层垂钓，隐蔽为大自然中的一个黑点，祈祷着能“远离人群，接近上帝”。“他解构自己生活的方式，忏悔在死亡事故中的责任，因为他最终坦承妻子是个可爱的人，清清白白的一个人。”[9]253这表明他已认知创伤，在宁静的大自然中过滤创伤情感，反思自己的存在，救赎自己的灵魂。

结 语

菲利普·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版的四部小说，基调一部比一部“抑郁”，其中《人类的污秽》最让人喘不过气的压抑。这表明罗斯在历经众多评论家的“犹太性书写”“厌女症”等指责后，开始寻求创作方式（题材和叙事方式）的突破。同时，作为活着的文学神话，他更加关注新旧世纪相交之际美国社会中具有标志性的问题（如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反战诉求等）的现实意义。在创伤——疗伤——伤愈的过程中，罗斯留下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尽管作品中创伤受害者一次又一次叙述创伤事件，认知创伤本质，整合创伤记忆，但最终都没有成功摆脱创伤，治愈创伤。罗斯以创伤书写的方式迫使读者解构作品，认知创伤的本质、创伤产生的机理、创伤带来的危害，拷问战争的实质，反思新世纪背景下创伤者如何重建自我，迎接新生活，从而使作品从表面文本走向潜文本，实现作品的多维构建，发挥文学的警戒、教育及启迪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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