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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面貌、个体收入与教育程度:城乡居民政治参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3数据的实证分析

更新时间:2009-03-28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 “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已成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议题。如果以政治参与模式与制度的关系来划分,公民的政治参与大致可分为制度内的政治参与和制度外的政治参与。其中,我国实行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保障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权利,是公民在制度内实现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城乡居民可以通过居委会和村委会实现政治参与,表达利益诉求。但并非所有城乡居民都愿意参与到基层自治组织的选举中。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城乡居民的政治参与呢?

政治参与是一个含义较为丰富的概念,有关政治参与的概念也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政治参与是指“公民个人旨在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此行为的特征可以是个人的或群体的、组织的或自发的、持续的或间断的、和平的或暴力的、合法的或不合法的、有效的或无效的。”[1]而诺曼·尼和西德尼·伏巴从狭义的角度对政治参与进行了界定。他们认为,政治参与“指的是平民或多或少以影响政府人员的选择及他们采取的行为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合法活动”。[2]本文倾向于选择亨廷顿的政治参与定义,即认为政治参与是指公民个人旨在影响政治系统决策的活动。选举是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方式,城乡居民可以通过选举来改变基层自治组织人员结构,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其对基层自治组织的日常运行和政策决策都具有重要影响。大量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如职业地位、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等)与政治参与之间具有正相关性。“最积极的公民不成比例地来自富有者,而最不积极的则来自贫穷者[3]。具体到选举上,公民是否参与选举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就农村基层民主选举而言,赵爱明、史仕新在研究村民选举行为时提出,村民参与民主选举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们从利益诉求、自身素质的内在因素和政治、社会、经济的外在因素两方面建立村民参与民主选举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框架,并对其作用机理进行规范研究[4]。胡荣分析了农村居民参与村级选举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社团因子和社区认同因子等社会资本因素对村民的政治参与起着促进作用,而社会信任因子对村民的政治参与并无显著影响;选举制度的实施程度和选举竞争的激烈程度也对村民的政治参与有重要影响[5]。在另一篇文献中,胡荣还考量了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认为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由维权抗争因子、利益表达因子和选举参与因子三类因素构成。社会资本的各因素对居民的政治参与起促进作用[6]。研究发现,村民政治参与的动机与利益获取关联度较高,从村民对候选人选举竞争行为的反应看,村民更注重获得长期而非短期的效益[7]

中国的物流是个很极端化的行业,当然也许并不特殊。有明哲保身,谋求生存的物流企业,也有敢于叫板国际物流巨头,甚至收购国际物流巨头的物流企业。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对于公民参与选举这一政治参与方式的研究大多聚集在农村居民这一政治参与主体上,涉及城市居民的研究较少。即便有所涉及,也只是单独分析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影响因素,并未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政治参与影响因素进行比较研究,这为本文写作提供了一定的发挥空间。本文将基层自治组织选举作为城乡居民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构建二分logistics回归模型来对比城乡居民在选举方面的各类影响因素,并由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相关理论和研究假设

在经典的政治参与理论中,民主精英主义、理性选择和民主参与理论对政治参与的理解各不相同。按照对待公民政治参与的态度,这三种理论可分为两类:强调公民政治参与理论和限制公民政治参与理论。其中,强调公民政治参与理论主要是民主参与理论,其代表人物包括卢梭、帕特曼(Pate man)和巴伯(Barber)。他们认为,政治参与既是一种治理方式,又要为更广泛的目的而服务,即将公民社会凝聚在一起、教育公民使之掌握治理的艺术。该理论认为,民主的治理机制应该最大限度地提高参与的强度,直至实现公民社会全体成员的参与,并不断促进使用民主原则的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大。限制公民政治参与的理论以民主精英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为主。这两种理论都认为政治参与是通向更重要目标的一种路径。熊彼特(Schumpeter)等精英主义者认为,政治参与的扩大应以不超过维持政治权威所必需的程度为限。他们关心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维持稳定的政治局面,其次才是民主。由于群众异质性过强,群众的广泛参与必将破坏稳定的局面,甚至有可能催生拙劣的公共决策。因此,理想的做法是做出决策的任务应当交由那些在智力上更适合并选择政治作为自己终身事业的人来承担,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精英。对于熊彼特而言,群众不具备实现自治的独立思考能力,这种状况是无法改变的。就我国现状而言,我国的政治参与更类似于民主精英理论与民主参与理论的结合。在政府管理层面由各级精英负责,而在基层治理上,群众掌握着基层自治组织的领导权。群众可以通过选举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充分实现基层自治。

根据理性选择理论代表人物奥尔森(Olson)和唐斯(Downs)的观点,绝大多数人缺乏政治参与的意愿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参与的动机在于个人利益的理性计算,个人并不会因为公共利益而采取任何政治参与行动。精英由于可以通过政治参与获利,所以会积极参加政治活动。而大多数人对待政治参与的态度更像是一个“搭便车者”,不参与是他们认为的最明智的选择。理性选择理论可为本文选定自变量提供指导。由理性选择理论出发,我们可以思考城乡居民在决定是否参与选举这一政治参与行为时,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这可能也是一个如何识别公民中精英分子的问题。因此,受教育水平、收入情况、政治面貌和所属阶层都是本文考虑的重点。

闪电劈开雷雨交加的黑夜,瞬间照亮站在铁轨中间的杨秉奎。他左右摆动着手中的信号灯。一列封闭的货车缓缓驶来,车灯橘黄色的光透过密集的雨点,照在杨秉奎身上。

第二,为了吸引非政府组织和民间资本参与养老事业,政府大力推行PPP模式。当前,美国养老服务机构存在着三种服务和管理模式:一是由一些团体或个人进行出资,政府雇用专业人员进行管理;二是政府自己单独进行资金投入,而管理则交给团体或个人;三是在出资方面,政府、团体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管理则交由团体或个人负责。

假设1:政治面貌对城乡居民参与基层自治组织选举有显著影响。

丰田的管理模式是PDCA,也叫持续改善。三星几乎时时处于变革状态,几乎隔几年就有一次大的变革。这些大的、好的企业,都有变革的管理和变革的基因,变革是管理的主要任务。怎样不断地淘汰过时的思维与机制,发现环境的变化,引导企业跟着变化走,这也是管理的具体工作。

本研究所选用的因变量 “是否参加基层自治组织选举”,为典型的二分变量,因此采用二分logistics回归模型(Binary logistic model),该模型基本表达式为:

假设2:收入情况对城乡居民参与基层自治组织选举有显著影响。

城乡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由多种变量构成,因此要从多角度进行考察。本研究借鉴目前政治学领域中使用较多的“政治-经济-文化”维度,从这三个角度选取相应的自变量。

假设4:相较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参与基层自治组织选举的意愿更强烈。

假设5:相较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参与基层自治组织选举的意愿更强烈。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2013年度数据作为城乡居民微观调查数据,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是当下学界公认的研究城乡居民政治参与、政治态度和价值观等问题的权威数据。本文选用的2013年度数据,包含11438个样本。其中,男性5756人,女性5682人,农业户口6333人,占55.37%,非农户口4146人,占36.25%。居住在城镇的受访者有7022人,占61.39%,居住在农村的受访者有4416人,占38.61%。受访对象平均年龄为48岁,个人年收入中位数为23814.43元。在受教育水平方面,初中及以下占64.64%,高中或类似学历(包括技校、中专、职高等)占19.07%,大专及以上学历(包括成人高等教育和正规高等教育)占16.26%。

在文化方面,本文以受教育水平来衡量文化地位的高低。在目前的知识经济时代,文化地位的高低很大程度由接受教育水平来决定。而且这一变量也是最直观且最容易量化的。在问卷上,代表受教育水平的问题是A7a“您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是(包括目前在读的)”。由于问卷设置的受教育水平选项较多,为此,我们要对其进行重新编码,并将其转换为受教育年限。

(二)主要变量选取及解释

本文主要探讨城乡居民的基层自治组织选举这一政治参与行为受到哪些社会经济指标的影响。在本研究中,因变量为是否参加基层自治组织选举,将其进行操作化处理,可直接使用调查问卷中的A44问题 “上次居委会选举/村委会选举,您是否参加了投票?”作为数据来源。在11438名受访者中,参与了基层自治组织选举投票的有5005人,占43.76%,未参与投票的有6418人,占56.11%。有过半的人未参与到基层自治组织的选举中,这说明很大一部分人对通过投票选举来直接行使政治参与的权利并不感兴趣。

假设3:受教育水平对城乡居民参与基层自治组织选举有显著影响。

其中,在政治方面,我们选取政治面貌来衡量政治地位。政治面貌是指个人所加入的党派和政治团体,它反映了个人的政治属性,是个人政治身份最直接的反映。个人参加政党或政治团体往往意味着其有较高的政治参与意愿。在实证研究中,我们使用调查问卷中的A10问题“您目前的政治面貌”作为数据来源。在所选样本中,中共党员有1161人,占10.15%,共青团员529人,占4.62%,民主党派12人,占 0.1%,群众9670人,占84.54%。由此看出,绝大部分受访者的政治身份为群众,加入政党或政治团体的只占小部分。我们将群众作为参照组,将其他政治面貌与其进行对比,从而得出不同政治面貌人群的参与基层自治组织选举意愿。

在经济方面,我们选取了最直接的个人年收入作为测量经济水平高低的标准。经济利益是个人政治行为的重要诱因,经济地位高的人往往对政治的热情也较高,因为他们有可能通过政治参与来维持或增加自己的经济利益。在调查问卷中,反映个人年收入的问题是A8a“您个人去年(2012年)全年的总收入是多少?”。受访者个人年收入中位数为23814.43元,在受访者中,最大年收入为一百万元,有1171人在2012年没有获得任何收入,占10.24%,居民间的收入水平差距较大。在实证研究中,我们对个人年收入取对数,以方便观察和比较。

钙标准溶液:精确称取1.2486 g碳酸钙(纯度>99.99%),加50 mL去离子水,加盐酸溶解,移入1000 mL容量瓶中,加2%氧化镧稀释至刻度。贮存于聚乙烯瓶内,4 ℃保存。此溶液每毫升相当于500 μg钙。

基于以上理论,为进一步研究城乡居民在选举方面的影响因素,本文围绕城乡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从政治、经济和教育三个方面来选定自变量,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在回归分析中,我们将部分较罕见的选项进行赋值,如“私塾”的受教育年限视为3年,“职业高中”、“中专”和“技校”都与“普通高中”同样视为9年,将“大学本科(成人高等教育)”视为15.5年。为防止出现重大偏误,我们选取性别、年龄等个人特征作为控制变量。主要变量及其描述性统计详见表1。

 

表1:主要变量描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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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方法

假设1b:共青团员对城乡居民参与基层自治组织选举有显著影响。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各测量值均以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直线相关分析。多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和Kruskal-Wallis检验分析符合正态分布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检验水准(α)为0.05。

 

其中p表示城乡居民参与基层自治组织选举的概率,xi表示各类影响因素,βi为偏回归系数。通过公式运算可得到参加基层自治组织选举相对于未参加选举的发生比率。

(四)回归结果

模型回归结果详见表2。模型1在于分析样本中公民参与基层自治组织选举的整体情况。从总体上来看,关键自变量受教育年限对城乡居民参与基层自治组织民主选举有显著影响,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城乡居民参与基层自治组织民主选举的发生比率就上升0.039(),回归结果在0.01的水平上显著。假设3得到验证。而政治面貌中,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对是否参与基层自治组织民主选举有显著影响。假设1a和假设1b得到验证。由此,假设1部分成立。其中,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的公民相对于群众,他们的参与基层自治组织选举的发生比率是后者的1.467倍(),回归结果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而与群众相比,政治面貌为共青团员的公民参与基层自治组织选举的发生比率却只相当于群众的67.7%(),回归结果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共青团员的身份不但没有提高公民参与基层自治组织的意愿,反而降低了他们的积极性。作为经济地位变量的个体年收入并未对公民参与基层民主选举有显著的影响作用。所以,假设2并不成立。在控制变量中,年龄对是否参与基层自治组织民主选举的影响非常显著,年龄每提高一周岁,公民参与基层自治民主选举的发生比率就会提高0.027(e0.025=1.027),回归结果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而性别对于公民基层自治组织选举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也达到显著水平,相较于女性,男性参加选举的发生比率是女性的1.128倍。回归结果在0.1的水平上显著。另外,由城乡变量可知,相较于农村公民,城镇公民参与基层自治组织选举的发生比率要低很多,城镇公民仅为农村公民的34.3%,统计结果在0.01的水平上显著。因此,假设5成立,而假设4不成立。

模型2和模型3的意义在于比较城乡之间居民参与基层自治组织选举的意愿。由于我国在城乡之间实行不同的基层自治制度,因此,通过这两个模型回归结果的比较也可以了解城乡居民对两种自治制度的参与积极性。由模型2、3显示,中共党员参与基层自治组织选举的发生比率都要高于群众,具体而言,城镇居民中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参与选举的发生比率是群众的1.403倍(e0.339=1.403),而农村居民中中共党员参与选举的发生比率则为群众的2.503倍(e0.917=2.503),就数值来看,农村地区中共党员参与选举的发生比率非常惊人。而在共青团员方面,城镇地区共青团员参与选举并未呈现显著影响,而农村地区共青团员参与选举的发生比率要远远低于群众,仅为群众的28.8%(e-1.244=0.288)。由此看来,共青团员政治面貌无论在城镇还是农村地区,都未起到促进公民有序参与基层自治选举的作用。由于民主党派在农村地区一般不设立党组织,所以在此不予比较。此外,作为关键自变量,受教育年限在农村地区对参与基层自治组织选举的影响显著,而在城镇地区并不显著。具体来说,在农村地区,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农村居民参与基层自治组织选举的发生比率就会上升0.057(e0.055=1.057)。性别变量也呈现出农村地区显著,而城镇地区不显著的特点。在农村地区,相较于女性,男性参与选举的发生比率是女性的1.317倍(e0.275=1.317),回归结果在0.01的水平上显著。

 

表2:社会经济地位等变量对城乡居民是否参与基层选举的Logistic回归系数(非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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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目的在于分析社会经济地位中的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公民参与基层自治组织的选举,并由此推导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因素。通过实证分析,笔者发现,城乡居民参与基层自治组织选举呈现出以下特征:

1.政治面貌对公民的政治参与不仅具有正作用,也具有反作用。从回归结果来看,中共党员参与选举的发生比率普遍较高,但共青团员参与选举的发生比率却不如普通群众。由此说明,共青团员这一政治面貌并不能促进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反倒让公民对以基层自治组织选举为代表的制度内政治参与失去信心。这可能与共青团这一组织对共青团员的凝聚力不强,共青团员的归属感和认可感不够,以及青年人群体对正式政治参与不感兴趣等原因有关。

2.个人年收入对公民参与基层自治组织选举并不具有显著影响,但呈现出收入越高,参与选举发生比率下降的趋势。在现代社会,财富是衡量成功的重要标准。根据过去的研究,富有者往往更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以寻求维持和增加自己的利益,这也是理性选择理论的逻辑。然而,在中国,富有者对基层自治组织选举不是特别感兴趣。当然,就经验而言,中国的富人更多谋求制度内的上层政治参与(人大代表选举和政协选举),这还需要我们使用其他相关数据进行比较分析。

传统媒体时代,媒体尽管对政策进行报道和解读,但对政策决策过程保密,缺乏与受众的互动,极少反映大众政策诉求(见图7),存在政策信息鸿沟。新媒体工具出现后,政府决策过程主动或被动曝光,公众与政府之间的政策信息落差减少,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壁垒逐渐弱化,各类利益诉求、意见建议等得以呈现并整合。

3.受教育年限对公民的政治参与具有正向作用,这种作用在农村地区非常显著,在城市地区并不显著。这意味着农村地区文化精英更容易参与到农村的村民自治中,而城镇地区的文化精英却对居民自治并不感兴趣。这有可能是城乡之间文化精英对这两种自治制度的认知不同,以及利益联结不同所导致的。

假设1a:中共党员对城乡居民参与基层自治组织选举有显著影响。

南宁动物园家庭型游客休闲旅游偏好研究——兼论动物园的公益性与营利性 …………………………………… 孟 娜(6/55)

公民参与农村地区的村民自治选举的发生比率要远高于参与城镇地区的居民自治选举。如果以公民是否参与选举来衡量制度运转的有效性,那么相较于城镇的居民自治制度,农村地区的村民自治制度的运行更加有效。以熟人社会的视角来看,这可能是因为在现代村庄的半熟人社会中,村民自治制度仍关系到每家每户的利益,而在完全陌生的城镇社区里,居民大多是独立的,他们也难以对居民自治制度产生认同,从而参与到选举中。

(二)政策建议

为健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促进我国公民民主意识的发展,实现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加强共青团组织建设,增强共青团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鼓励广大共青团员通过制度内的政治参与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在社会生活中,由于组织结构和日常管理等因素的影响,共青团员的组织程度远远不及中共党员,这使得共青团员对自己的这一政治身份并不具备清楚的认识。而青年人自身的特点又使得他们反感各种正式的制度内政治参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使得这一群体有相应的政治诉求却不能通过参与选举等制度内的政治参与来表达。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共青团的组织建设,将共青团员紧密团结起来,鼓励他们参与到基层自治组织中的选举来,履行当家作主的权利。

3.苗木生产基地少,苗木品种不全,质量较差,绝大部分需从外地引进。没有形成苗木生产、供应、绿化、管理一条龙的园林建设体系。

2.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教育,提高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鼓励城镇居民更多地参与到社区政治生活中。现代教育本质上是接受现代化能力的训练,而民主意识是现代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因此,需通过教育特别是民主教育来增强公民的民主意识,使公民内在地认同民主制度,从而实现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1)请求的生成。以太坊的客户端持续监测侦听,如果网站调用了认证请求,那么客户端将会向全网进行广播。Alice使用她的私钥对认证请求进行签名,并在认证请求的末尾处添加签名,以便能够让其他节点来进行校验。

3.进一步改革居民自治制度,强化城镇居民的社区意识,使城镇社区居民能够更多地参与到社区政治生活中,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居民自治。居民自治制度是我国基层自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与村民自治制度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相比,居民自治制度的政治功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大多数居民,特别是新兴社区的居民极少参与到社区的政治生活中。这需要从大到户籍制度,小到居民自治选举投票方式对居民自治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使得该制度真正符合城镇居民的需求和生活,从而达到与村民自治制度一样的公民自我管理的效果。

参考文献:

[1]亨廷顿.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5-7.

[2]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290.

强调句不言而喻自然是起强调作用的句子,一方面,可用于表达情感和意愿,是英语学习的重要句型之一,通过认知视角研究强调句构式“do/does/did+v.”,有助于了解本族语者如何通过该构式表达认知;另一方面,构式是通过习得获取的,构式搭配是语言产生、语言理解、语言学习的重要方面。从构式搭配视角研究该构式,有助于学习者掌握好该构式的正确用法,掌握好目的语中该构式的搭配习惯,理解它们的语义内涵、文化内涵;同时也旨在为中国外语学习者写作或搭配知识习得提供建议,帮助学习者有效提高灵活使用英语的能力。

[3]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339-339.

[4]赵爱明,史仕新.村民参与民主选举行为的影响因素探析[J].经济体制改革,2010,(2):93-95.

[5]胡荣.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居民的地域性自主参与——影响村民在村级选举中参与的各因素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6,(2):61-85.

[6]胡荣.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J].社会学研究,2008,(5):142-159.

[7]胡荣,王泉超.村民村级选举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武平等四县农村的实证研究[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8,(4):57-60.

 
刘广之,李福泉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04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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