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是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由萌芽期到成熟期的重要发展阶段。新闻媒体及其营造的舆论气势，对这一事件的酝酿和发展有不可磨灭之功。孙中山曾说，辛亥革命之胜利，报纸宣传占了九成功劳，武装起义的功劳有一成。可见新闻事业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柳亚子也说“思想界中初革命，欲凭文字播风潮。”[1]就连报界翘楚——戈公振也认为：“武昌举义，全国景从，报纸鼓吹之功，不可没也。”[2]可以说，当时报人职业意识的增强，报界同仁力倡文人论政，报刊媒体对革命的舆论宣传，形成一种强有力的集体表达方式，真实彰显其历史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产业发展的路径系数达到了0.87，也说明了产业发展的提升，对新疆农产品区域品牌竞争力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作用，因此应推动新疆产业集聚，建强新疆区内的国家级和自治区级农业示范园区，加强产业集聚企业之间协作，鼓励“企业+合作社+农户”农业产业化模式，推行生产加工销售全产业经营合作，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为区域品牌发展提供依托。

一、辛亥革命前后报刊媒体的舆论宣传

（一）舆论准备

武昌起义发生前，国内宣传革命的报刊就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其内容大多以唤醒国人，褒扬革命事迹为其职志。例如，《中国日报》和《中国旬报》（二者合称“中国报”），就把“立党、宣传、起义”作为自己的主要功能，本报创办人陈少白是孙中山的同窗好友，他为制造革命声势，充分发挥其深厚的文学素养，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加以阐发，在社会上广泛宣传，为此后革命的成功创设了一定的舆论氛围，所以，陈少白曾自评该报为“唯一创始之中国革命报，亦革命过程中一继往开来之总枢纽也。”[3]这是比较中肯的结论。同一时期的另一期刊——《河南》的革命倾向也十分明显，该刊总经理为留日学生张钟端，他具有鲜明的革命意识，所以，该报发刊简章中明示了“牖启民智，阐扬公理”[4]之宗旨，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警醒民众，营造革命声势。而《民立报》则以全球、祖国、同胞的眼光，启迪民众斗争的思想意识。“使吾国之义声，驰于列国；使吾国民之愁声，达于政府；使吾国民之亲爱声，相接相近与散漫之同胞，而团体日固；使吾国民之叹息声，日消日灭于恐慌之市面，而实业日昌。”“重以世界之知识、世界之事业、世界之学理，以辅助吾国民进立于世界之眼光。”[5]这些言论，都在一定程度上为革命高潮的到来，做好了舆论铺垫。

（二）舆论焦点

当时的媒体，集中于以下两个问题：

1.抨击清政府腐败，揭露帝国主义侵华。激励或唤醒民众的危机意识，是当时报刊的重要功能之一。辛亥革命前的革命报刊，迫于当时内忧外患，瓜分豆剖的紧迫形势，其首要刊登的内容就是抨击清王朝的腐朽懦弱，祸国殃民，以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蹂躏人民的事实，以此激励人民，积蓄反抗力量。除上面的“中国报”宣传反清，倡言革命外。1904年6月12日在上海创刊的《时报》，也是揭露清廷腐朽的典型例证，该报曾刊载一幅插画，画中的小帆船，在风雨如晦、大潮汹涌中颠荡不定，旁边附着两句诗：“风雨昏昏天欲黑，张帆暗送浙江潮”，意在讽刺当时浙江巡抚张曾敭（张号筱帆）的黑暗统治。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时报》通过揭露清政府之黑暗，帝国主义横行，为革命张目。该报认为，“革命为专制政治下之产儿”，并归纳了革清政府之命的八点理由：“言乎外交，则全不顾国家之荣誉，但求偷安于目前”，“澳门界务，不乘葡人革命之时，与葡人开严重之交涉”，“妄弄政策，叠次与外人立最不名誉损失国权之借债约”，“政以贿成”，“无事时，则待兵士过于苛酷，视之如草芥；一旦有变，则又顿生疑忌，视兵士若寇仇”，“各省铁路开办既已经年，不商之于各路公司，不交资政院与谘议局核议，无端而忽下收归国有之途”，“为种族观念所刺激”，“终日言不分满汉，而满人之权利独优于汉人”。[6]诸如此类的言论，不断激励着国人的革命思想。另外，有的报纸则从清廷无能，外人辱华的角度，阐明革命的必要性，如《民立报》（于右任于1910年11月创办于上海）就曾指出：“吾国近世之现状每因外交而牵及内政，”“帝国主义群盗之骤至，岂有于强邻阴谋暴露之际，犹复自觅一解以为慰藉”[7]等等言论。面对此种迫在眉睫之事，腐朽的清政府却奉行“宁赠友邦、不与家奴”[8]之意旨，不思拯救，苟且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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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宣传武昌起义，响应形势发展。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类报刊积极报道首义经过，在舆论上起到了鼓舞和指导起义的作用。起义当日，《民立报》反应迅速，“本社微求各处革命军见闻录，有至占地来者，如愿惠赐，用人不惜重赏也。本馆因销数多印不及，每日出报太迟时，为阅者所话责。今特改良办法，暂停告曰数星期，两面皆印新闻，候机器到时再放大纸张，想必为阅者所欢迎，而素登告曰者，当格外原谅也，此启。”[9]这则声明对起义新闻报道的渴求程度如此明显，摆脱了单纯的商业气息，不惜牺牲经济利益为革命制造声势，证明其支持革命的坚定性。

随着形势的发展，一些大报对起义进行追踪报道。例如，武昌起义未满一周就创刊的《大汉报》，其初期宗旨是为激励军心，声援起义，号称“以言论造成民国，鼓吹共和”[10]；汉口保卫战开始后，该报又连续数版刊登战争进程，最多时一天7个号外。此后，为鼓动清军反正，该报连续数日刊印发动清军起义投诚的白话文，派人分发汉口租界清军阵营，很有效果，清军中被鼓舞而逃走者达万人。

㉒王浦劬、赖先进:《中国公共政策扩散的模式与机制分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1.基尼系数。基尼系数具有以下属性：转移性原则，即若将收入从富人转移到穷人手中，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将降低；均值独立性，即所有人的收入同时翻番，收入变异程度不变；人口规模独立性，如果各收入阶层的人数发生同比例的变化，收入差异程度不变；可分解性，可按收入来源对收入差异进行分解。

[3]陈少白.香港中国报经过略史.革命之倡导与发展·兴中会下[C].台湾:正中书局，1964.499.

二、辛亥革命前后报纸媒体宣传的不足所在

“中华民国之创造，归功于辛亥前革命党之实行及宣传之二大工作。而文字宣传之工作，尤较军事实行之工作为有力而且普遍。”[12]报刊舆论之宣传，成为辛亥革命发生发展的重要推手，为革命的爆发立下汗马功劳。但也不容忽视，在舆论宣传过程中，报刊的话语取向和表达力度也明显受历史局限影响而瑜不掩瑕。

（一）舆论宣传瞻前顾后

在宣传革命过程中，一些报纸的态度很复杂，有的积极中含有消极，有的态度前后矛盾，有的态度暧昧不清，等等，说明部分媒体对革命前途的担忧。以上海的《时报》为例，该报对革命的宣传整体较为积极，但常常心存芥蒂：“夫以今日革党之起事，其志在于推翻政府，组织共和；然以民智未开、民德未进、民力未长之国，内有顽然不悟之旧政府，外有狡然思逞之诸强国，该党迷于一向急邃发难，此在吾侪未免常怀忧危，以为不啻孤注之掷”。[13]《时报》认为，民智、国情、时机皆不成熟，革命党仓促“发难”，“孤注之掷”，革命前途难料。

报纸对事件的报道，不仅仅是忠于事实，更重要的是其对事件背后所代表的社会大潮的正确理解和揭示，“报纸不仅报告事实，对于重要问题，且独立加以评论，且其评论乃以个人之丰富知识为根据，有时可以超越普通仅由事实观察者之意见，甚且超越一报纸之意见因而成为一般公众之意见，是即为舆论”[17]。辛亥首义成功，固然与革命者的努力密不可分，但是革命者正确掌握舆论宣传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从新军中各种报刊等宣传资料，到社会上流传的各种小集子，都能深刻反映出革命者对革命事业的真挚感情。虽然，“其余之各官吏，则观望中立，以视革命军与政府之胜败。政府而升，则仍服从政府；革命军而胜，则即服从革命军”。但是，从普通民众对革命的评判中也能看出革命者宣传带来的效果，“普通一般之人民，虽未必个个赞成革命军，然却无一人反对革命军者，于一切言语词色之间，可以觇之”。[18]因此，尽管革命派的报刊有种种历史局限，但是我们应正确认识这些局限产生的客观原因。对辛亥革命前后媒体的态度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正确对待因为历史局限而产生的各种负面效果。只有这样，才能对革命成果得出准确的认识，对历史的评价才能渐趋客观。

有的报刊则对革命定位过高，脱离实际。《民立报》刊登的《中国革命宣言书》认为：“万国和平之的，系于中夏政治之修明；政治修明之朝，依于民主立宪之成立。革命既成，共和自观，周道如砥，足以供万国之观瞻”。[14]“足以供万国之观瞻”的评价，过于理想化，说明革命初期，媒体报道与实际情况之偏差。

（二）办报过程弊端丛生

为了避免建筑工程在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垃圾流进排水系统之中，造成水质的污染，就需要在毛坯中将管道安装的工程完成之后把每一个管道口都使用建筑上专用的橡皮塞对其进行封堵，使浴缸和地漏以及坐便器等一些卫生器具保证其排水口都是被封堵上[3]。与此同时，为了使卫生器具在安装上的技术能够确保是完善与健全的，在进行卫生器具和坡度施工的时候，进行管道通球的实验也是不可避免的，在实验过程中的皮球或者木球的直径是管道直径的3/4，这一项实验直到皮球或者是木球在穿过管道的时候并没有出现堵塞或者是渗漏的现象方能停止。

由于该带式输送机系统由2个滚筒驱动，按DTⅡ型固定式带式输送机设计选用手册计算，输送机工作时不打滑所需保持的最小静张力为：F1≤F2eμ(φ1+φ2)。对于CST驱动装置，取KA=1.1，则Fmin=88.2 kN。

三、结语

中国基金业协会消息，截至11月12日，共有11家证券公司设立的11只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资产管理计划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成立规模总计228．21亿元。中国基金业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11月2日以来，协会对符合条件和备案标准的资产管理计划实行备案绿色通道，于1个工作日内完成备案，切实支持证券行业以实际行动纾解上市公司股票质押风险，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10]杨卫东,涂文学.辛亥首义百人传（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247.

[1]柳亚子.岁暮述怀[A].杨天石.南社史长编[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革命派报刊本身也有多种缺陷。特别是办报初期，即使是孙中山和他主持的兴中会，都未充分认识到媒体舆论的重要作用。因此，尽管《兴中会宣言》第一条就规定：“设报馆以开风气”[15]，但实际工作中，报刊宣传工作却十分薄弱。1900年以前,革命派主要靠发行小册子和口头宣传，不断煽动反清情绪。然而，由于封建思想、维新改良的干扰，加之革命派与广大民众接触较少，革命反清并未形成大的气候。直到1899年，兴中会已经成立近5年，日本华侨中,“其风气之锢塞,闻革命而生畏者,则与他处华侨无异也。”“同人有往返于横滨、神户之间鼓吹革命主义者,数年之中而慕义来归者,不过百数十人而已。”[16]这种局面，不能不说与宣传不力无关。当革命活动屡屡遭挫后，孙中山开始认识到报刊宣传工作的重要性, 于是有革命派的第一个机关报“中国报”（前已提及），报刊的作用开始有所体现。但是，认识到报刊的重要性，并不能代表革命派会利用报刊的功能，例如，《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主要是配合某次具体的起义而进行“鼓吹”和发动，并未进行系统而周密的理论策划，革命反清并未在人们思想上形成共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革命派在舆论氛围中的整体形象。

[2]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插图整理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85.

远离首义之区的山东，虽然宣布独立又取消独立，但新闻媒体响应形势发展的事实仍然不能忽视。1911年11月15日创刊的《齐鲁公报》，在武昌起义不到一月，就积极配合当地革命党人行动，一方面，该报报道当时官绅的慌乱情景，“鄂事变起，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济南尤甚。有钱之道台，多携眷逃往青岛德租界”，另一方面，又报道当时山东经济受影响的惨状，“自鄂军起事，电至东邦，官银号即受恐慌，几乎倒闭，月余来取钱者拥挤……绅民纷纷有迁居于南山者，有迁居于租界者……学堂在先亦大有散学之势”。更主要的是，该报对革命形势的发展给予积极评价，“独立乃人心所向，人心即天心也。山东斯举可谓顺乎天而应乎人矣。”[11]其顺应革命潮流的倾向跃然纸上。

[4]朱宣.发刊之旨趣.河南[J].1907，（1）：2.

[5]傅德年于右任辛亥文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260.

式(1)、式(2)中，EER是制冷能效比；Qs是夏天测试阶段机组的平均制冷量kW；Ps是夏天测试阶段机组的平均输入功率kW；Vs是热泵机组用户侧平均流量m3/h；Cp是冷热介质平均定压比热容kJ/(kg·℃)；ρ是冷热介质平均密度kg/m3；ts是热泵机组用户侧进出口介质的平均温差℃。

正因如此,虽然革命派的报纸经过了精心策划，但效果甚微。以《中国旬报》为例，登载文章多为革命者自说自话，读者对此基本没有反应。有时，革命者为迎合部分群众对清王朝认识不清的心理，甚至借用立宪派的言论装饰门面。有时，革命派报刊流露出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忽视人民群众的主动地位，将其宣传范围限制在资产阶级范围之内。这些弊端，都在某种程度上对革命的宣传和发展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

[6]哀哉制造革命之政府.时报[N]，1911-10-16.

[7]大招.斥为瓜分阴谋辩者之误国（社论）,民立报[N].1911-05-12.

[8]骚心.告哀篇（社论）,民立报[N].1911-06-10.

[9]民立报[N],1911-11-05.

参考文献：

[11]齐鲁公报[N].1911-11-18,1911-11-22.

[12]冯自由.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革命逸史(第三集)[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139-159.

[13]鄂乱之国际观，时报[N]，1911-10-23.

对象要素和环境要素的前4类与传统文本中的指代消解有许多共性,其指代的都是同一实体,这里不再分析,只进行环境要素的基准指代和时间要素的分析.

[14]中国革命宣言书,民立报[N]，1911-10-28.

[15]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86

[16]孙中山选集·上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6.172.

[17]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20.

[18]今日各种人之心理,申报[N].1911-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