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作为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一种重要手段，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其实质反映的是客体属性能否满足主体的需求(陈新汉1995)，体现人类对评价对象价值属性的判断。不同于单纯地描述客观世界，评价活动融入了话语主体强烈的主观意识，用于回答世界于“我”而言意味着什么之类问题(冯平1995)。目前，语言学界对评价的界定仍是众说纷纭，术语五花八门(evaluation/appraisal/assessment/stance等)，然普遍接受的观点即“说写者对某一实体或是正在言说命题的态度、立场、观点或情感(Hunston& Thompson2000)”。该论断实际概括了语言学研究评价话语的两个主要方面，即“态度(attitude)”和“言据性(evidentiality)”，反映了系统功能学派对人际元话语功能(interpersonal meaning)的关注。参照上述观点，我们所界定的评价话语，即话语主体从特定视角出发，在话语表达层面上反映出来的，对其选定对象的价值属性做出的情感判断。其中，“特定视角”指的是评价主体在具体话语事件中明确的某一参与者的语境需求，“价值属性”还包括对评价客体价值量度大小的判定。

本文基于上述界定，试图从语言学研究的全貌出发，对现代汉语评价话语研究的现状予以归纳、评述。

国内学者对“评价话语”的研究基本集中在外语学界，受马丁等人(Martin & White2005)评价理论的影响，对各类英语文本中评价资源的语篇分析成为了关注热点之一(刘兴兵2013；徐玉臣2013)。事实上，“评价”作为一种话语现象，其研究视阈并非局限于系统功能学派。刘慧(2011)针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勾勒出了一套层次分明的汉语评价框架1,然其结论涵盖的仅是传统的语法研究视野。据筛查统计2，现代汉语评价话语的语言学研究，其理论视阈主要涉及三个平面，即：评价理论视阈(appraisal theory)、语言的主观性视阈(subjectivity)、语用学视阈(pragmatics)。

考虑到喷头安装高度不能过高，同时又不影响防眩板的通透性，因此将喷洒装置安装在防撞钢护栏下面。同防撞钢护栏的固定方式类似，喷洒装置每隔1.5 m通过角钢和螺栓固定在防撞缘石上方的方形钢柱上，便于快速施工，安装后的喷嘴距离路面高度为49 cm。安装位置如图6所示。

一、系统功能流派主导下的现代汉语评价话语研究

以Martin为代表的评价理论源自Halliday(1994)的系统功能语法，将焦点集中在了语篇人际元功能的研究之上。Halliday所探讨的人际功能，涉及情态(modality)和语气(mood)两个方面，而评价理论则突破小句的局限，研究整个话语/文本中具有评价意义的词汇资源起到的人际作用(转引自刘立华2010:193)。刘兴兵(2013)概括了国际上研究评价现象的八大流派③，而Martin所构建的评价体系则汲取并发展了各家所长，较为全面地探讨了交际主体的价值立场与情感态度。作为分析文本话语策略的一种方法，该理论在篇章分析中展现出强劲的生命力，以致国内外语系学者所提“评价”几近等同于此。据此，研究现代汉语评价话语，必然关涉评价理论。

1.1 研究概况

以“态度(attitude)”为核心，加之“介入(engagement)”对语篇多声性和“级差(graduation)”对态度强弱的关注，评价理论对人际意义的研究力求解决“说写者如何表达赞同/否决、同情/厌恶、赞誉/批评，以及如何定位听读者的价值立场”(Martin & White2005:1)之类问题。由于评价理论的构架以英语为基础，中国学者多数集中在外语学界，但这并不影响其在汉语中的发展及应用。目前，从评价理论视阈出发施行的汉语研究涉及两条路径，即修整重构与分析实践。前者意指符合汉语实际的评价体系建构，后者涉及引介分析及汉英语言对比(含翻译)。

针对修整重构思路，部分学者以汉语为料，完善理论自身：杨曙、常晨光(2012)论证了现代汉语各类情态表达的评价功能，并进一步提出了基于类型的情态与评价连续统；王振华(2012)从评价理论出发，考察汉语量词“个”在非典型结构中的人际意义，弥补了Martin等人对句法层面隐性评价研究的不足。另有部分学者则借鉴Martin的理论框架，充分立足语言事实，尝试建构符合汉语实际的评价表达模式(刘慧2009，2011；陈景元2010，2012)。于第二条思路，学者们以原始理论为主纲，研究其对汉语的适应性，或探讨各类语篇中评价资源的分布规律和话语功能。譬如：布占廷(2010)探讨了汉语夸张修辞格的态度意义；陈景元(2012)论证了汉语副词在表态及定量方面的功能；杜海(2015)探讨了汉语言据性的评价意义。相较而言，借鉴理论进行资源分析的论文数量更占上风，诸如法庭话语分析(王振华2004，2006；张鲁平2015；蒋婷2016；施光2016)、文学话语分析(张鸣瑾2014；李鸿春2015等)、媒体(含网络)话语分析(刘世铸2004；旁继贤2006；布占廷2010等)。涉及汉英对比的与日俱增，譬如：王振华、张庆琳(2013)对比了中外大学校训中的评价意义，借以揭示双方在办学理念、职能等方面的差异；杨敏(2014)分析了中美运动员的获奖感言，并进一步探讨了与评价选择相关的权力资本和身份认同话题。

“冠之本名”的汉语评价话语研究。这类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成果屈指可数。截至当前，微观和宏观视角的研究均有涉及。前者将“评价话语”视作言语行为，探讨评价策略、面子构建及其话语功能等问题(梁蕾2007；陈令君2007，2009，2010；易欣2015；周凌、张绍杰2013；李双燕2016)；后者基于顺应论，尝试解读汉语评价话语的会话过程(陈令君2009)。因评价言语行为并不符合Austin(1962)和Searle(1979)最初对言语行为施行的分类④，长期以来遭遇冷待，但学界不能因此否定其价值。近年来，受系统功能学派评价理论的影响，“评价现象”的研究热度与日俱增。作为不同的研究视阈，两者可以相互借鉴、互补。譬如：一方面，语用学对评价预设的研究(魏在江2011；叶惠珍2012；余樟亚、胡文辉2015)弥补了评价理论在隐性评价意义研究中的漏洞，对模糊限制语(hedges)、元话语(metadiscourse)等的关注也同评价理论中对语篇对话性介入资源的探讨相契合；另一方面，系统功能学派关注立场及人际互动意义，试图解释说写者如何在观点态度上联盟/解盟听读者，这对语用学探讨身份建构、人际和谐等议题而言，极具借鉴意义。系统功能学派和语用学研究同时提倡对话语功能、语境及语篇语义的重视，这为两者的互补提供了重要基础(朱永生1996)。前者从静态描写出发，后者提供动态的理论阐释，形成了我们研究现代汉语评价话语的两股重要推动力量。

其一，零散分布，缺专书研究。如前所述，以“评价话语”为名的语用学研究起步较晚，目前多为描写类探讨，缺乏对汉语评价话语的生成和理解予以解释的语用学文献，无专书研究。究其根源，一方面在于将“评价话语”视作言语行为的研究有悖常规；另一方面，学界对“评价”的界定存在范畴不够明晰的问题。Hunston和Thompson(2000)所言的“实体(entities)”与“命题(propositions)”究竟意指何物，其间有何关联？“态度(attitude)”与“观点(viewpoint)”之间究竟是何区别？它们同“情感(feelings)”又有何交叠关系？范畴的模糊为研究带来了困难，如何恰当地借鉴以往语用学对汉语诸如称赞语、抱怨语、批评语之类的研究成果，有待深思。

1.2 存在问题

其一，理论探索与实践分析分道扬镳。学界不乏完善评价理论精密度的相关研究，比如从概念隐喻探讨隐性评价问题(朱炜2008，2012；朱永生2009；王天华2012；孙亚2014)；评价体系赖以建构的哲学基础(彭宣维2012；韩东屏2012；胡文辉2010；2015)；评价标准的归一性问题(李发银2006)等。多数研究基于英文语料，然套用于汉语篇章分析的理论框架却并未跟上其发展步伐。不少学者在做汉英对比及其译本研究之时仍旧以Martin的原始框架为基准，即便不提及理论缺陷，如若一味忽视其中不合汉语实际的部分，所得结论必然有待商榷。

图7展示了对于两种方法求得的反馈矩阵K，闭环系统关于小球位置x相应的输出响应。可知两种设计方法得到的闭环系统均稳定，且响应时间均较短(1.5 s左右)。然而由于极点配置法求得的反馈增益的值较大，使得系统响应输出量较小，影响了系统对输入信号的敏感度，而降低K值的选取又会影响系统的稳定性。在对闭环系统A-BK极点的选取过程中，对于共轭复数根实际值的不同选取也会影响系统的震荡性。而根据LQR的最优控制所涉及的闭环系统控制器，显然在闭环系统稳定的前提下，系统响应时间较短，超调量较小，并且选取的反馈增益的值也更贴合实际(考虑了对系统能量及电机电能消耗的优化)，在实际问题中突显了其设计方法的优越性。

我们了解到，对品牌而言，开发一个微信小程序的成本，远低于搭建一套从零开始的官网或电商体系。且现在微信小程序为品牌提供了很多电商模板，只需要在后台提交一些基础信息，就可以比较完善的开发出属于品牌自己的“电商小程序”。

二、语言主观性视角下的现代汉语评价话语研究

语言的“主观性(subjectivity)”即指“言说者话语中展现‘自我’的印记，反映说话人付诸话语中的立场、态度和情感(转引自沈家煊2001)。”严格来讲，Martin评价理论也当从属对话语主观性的研究，但其侧重点在反映态度意义的词汇层面(刘兴兵2013)，故分栏论述。从Hunston和Thompson(2000)所定义的“评价”来看，其概念与“主观性”几近重合，也有学者(王敏、杨坤2010；刘兴兵2017；)将“评价”视为研究话语主观性的视角。根据本文的界定，言说主体的情感体验得到突显，强调话语主体于情感观念上断言对象X(在多大程度上)为“我”所“好/恶”。据此，将“评价”视作话语现象，“主观性”即可称为视阈之一，研究与情感话语相关的主观性。

其二，资源描写丰富，理论阐释匮乏。这是国内学者在运用评价理论分析文本时的通病(刘立华2010:66)。借助UAM Corpus Tool、AntConc之类语料标注及统计软件，学界对相关评价策略的概括日趋全面，然描写语言事实的最终目的是要获得充分解释。受限于理论本身，我们离目标还差之甚远。解决这一问题，可从与情景文化相关的语类理论中找寻答案，但更为重要的当是拓宽研究视野。日前，已有学者结合语用学(李金凤2009；陈令君2009；胡丹2011)、修辞学(鞠玉梅2015，2016，2017)、认知(姚霖霜2012；梁晓波2016)等理论探讨评价话语，然总体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如何阐释汉语评价现象，空间颇广。

2.1 研究概况

对语言主观性的研究涉及共时与历时两种视角，前者以Langacker为代表在认知语法范围内予以讨论，后者以Traugott为典范探讨主观表达式的历时发展(高旭，文莉2012)。赵秀凤(2010)指出，涉及表情意义的词汇、句式结构和语篇组织等的话语主观性研究尚未引起国内学者的足够重视。

其一，重个案分析，轻系统概括。汉语学界不乏从主观性视角出发探讨各类语言表达式情感评价功能的案例分析，但其内部存在不平衡现象，且分布较为零散，多见于对某一类具体格式语用功能的附带性研究，成体系的概括性研究相对较少。日前可见的专书文献屈指可数，如刘瑾的博士论文《汉语主观视角的表达研究》(2009)、李青的《现代汉语“把”字句主观性研究》(2011)、肖雅文的硕士论文《现代汉语评价类动词考察》(2015)。近几年来的汉语主观化(含构式语法)研究愈演愈烈，为避免对外来理论的生搬硬套，如何与传统的描写式汉语语法研究成果相结合，形成兼具指导性、本土化的系统研究框架，有待深入发掘。

2.2 存在问题

纵观近年从主观性视角下施行的汉语评价话语研究。存在以下问题：

人类成为世界的绝对力量，将自我的意志凌驾于一切外在物质之上，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将人的地位推向高峰。人的思维意志占据人之主体的全部，精神与肉体的二分，趋向于将人本身划分为主、客二体，即精神主体与肉身客体的绝对关系之中。人之为存在的根基即肉体一并被纳入精神主体的操控之中，成为被摆弄的对象化物质存在。人类本体的主、客体被绝对定位，致使精神凌驾于肉体之上，主体失去了客体的内在制约，精神意志与物质对象处于失衡的状态，主体极度扩张为非对象性的本体。首先，这导致了人类自身内部的失衡，即一切行为将是尊崇精神旨意的肉身逼迫；其次，还导致了人与外界环境的失衡，即一切生命活动将是自我之上的他者压制。

[61]Alex Josey,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Burma Workers Party”, Pacific Affairs, Vol. 31, No. 4 (Dec., 1958), p. 373.

截至当前，国内大部分文献均是以某一具体的词、结构或是正负面评价格式/构式为研究对象，探讨其表情功能，并借鉴Traugott(1995)、Lakoff(1987)和Goldberg(1995)等人的构式语法理论以及相关语用理论(多为交际原则)阐释其演变路径和成因。譬如；李文浩(2009)论证了构式“爱V不V”表达负面情感的形成过程，强调语言的经济原则在主观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胡清国(2013，2015)探讨了表达负面评价的构式“一群NP”及“A了一点”；郑娟曼(2012)以“真是(的)”、“整个一个X”为例，探讨了贬抑式习语构式化的形成机制；陈晓蕾(2016)论证了构式“各种X”在情感表达上的特点及演变过程。此外，还有少量文献尝试对汉语正负面评价表达予以系统性概括(刘慧2011；潘震2014；方梅2017)，针对汉语评价表达的专书研究，前景广阔。

其二，多本体词句语法研究，少应用实践类探讨。不可否认，学界基于褒贬评价的本体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刘慧2011；陈景元2016)，然探讨篇章文本评价基调的文献却并不多见。孙铭悦、张德禄(2015)的研究开拓性地探讨了评价意义的组篇机制，值得借鉴。此外，将情感评价研究的成果应用于对外汉语教学尚处于摸索阶段，如何利用各类评价表达式引导学生理解汉语的主观表达模式，并进一步掌握汉族人的思维模式及文化，值得我们深思。

三、语用学理论视野下的现代汉语评价话语研究

语用学对评价话语的研究并非空白。事实上，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只是并未冠以“评价”之名。根据定义，“评价话语”与话语主体的褒贬情感密切相关，实际语用交际中的诸多现象均覆盖了“评价”。据此，我们可分两类对其语用学研究现状予以概述。

3.1 研究概况

“冠之他名”的汉语评价话语研究。此类研究历史悠久，涵盖面广。综合来看，所涉领域口头和书面语体均包。前者覆盖日常会话、电视访谈、课堂用语、法庭话语及学术讲座；后者容纳网络语体、文学作品、广告语体及学术写作。研究的现象主要涵盖称赞/恭维语、安慰语、委婉语、批评语、抱怨语、讽刺语、咒骂语及致歉语等。研究层面既有对人称/社交指示语、会话结构、礼貌及面子问题的关注，也有从言语行为层面出发对会话含意之类与话语理解相关的阐释性研究。此类研究因零散分布于“评价”之外的各个角落，易被忽视。然实际上其成果丰硕，为学者们冠以评价之名的专题研究而言，提供了强而有力的借鉴。

综观现状，基于汉语事实的评价理论研究已获关注，但其成果相较英语而言实属凤毛麟角。尽管不少学者主张将评价理论本土化(刘立华2012；刘兴兵2013；徐玉臣2013)，然因该理论根基于英语，且自身仍亟待完善，如何有效地付诸实践实属难题，有待深入发掘。

3.2 存在问题

莱考夫阐述的第四个基础隐喻是算术是沿路线运动(Arithmetic As Motion Along a Path)的隐喻。

其二，多静态归纳，少动态阐释。“评价话语”实属语篇层次的问题，单停留在静态层面探寻实现价值评判的各类词汇及语法资源，离解决话语主体如何及为何要做此选择之类问题的目标尚存距离。在JefVerschueren(1999)综观语用学观念的指引下，“评价”已然纳入语篇语用学的研究视阈。作为一种话语现象，学界的研究视角是多维的。根植于汉文化的语言使用者如何顺应不断变化的语境信息，动态地做出评价策略、原则及话语选择，听读者如何准确地依照对方评价话语中的明示信息寻求最佳关联，实现预期交际意图，想要充分回答此类问题，学界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其三，资源模态的单一化。长期以来，学界把对交际的研究局限于语言表达。然而，意义的建构离不开诸多模态的协同互动。近年来，国内外语学界以系统功能学派为代表兴起了一股多模态话语分析(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热潮。对语用学研究而言，话语的生成和理解离不开对副语言特征的解读。日前，针对态度意义的多模态分析已然开启(冯德正、亓玉杰2014)，评价主体如何从情景、媒介等多模态信息维度出发实践对客体的价值判断，值得语用学者们深思。

四、余论

本文就现代汉语评价话语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评述，在概括其三个主要研究视阈的基础之上指出了存在的问题。综观而论，作为汉语话语分析领域探讨的新兴对象，其研究显现出鲜明的跨学科性质。在今后的研究当中，需注意以下问题：一方面，现象为本，内外相融。前者强调立足于构成汉语评价话语的语言事实，后者要求集各家理论之所长，解决科研议题；另一方面，强化沟通与交流，充分借鉴外语学界的研究成果。现代汉语评价话语的专题研究可谓刚刚起步，根植于汉文化的交际主体如何利用各类语言资源，并辅之以多模态交际形式在具体语境之下实践对选定对象价值属性的情感判断，评价话语具有什么样的交际效应，这些议题终将成为热点，引人深思。

注释：

①刘慧(2011)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现当代汉语评价系统主要由词汇层、话语标记层、句子层及语篇层构成，并对各层次的研究现状予以总结。

②本文筛查统计的论文全部源自中国知网资源，涵盖其中的各类语言学期刊及其硕博论文数据。http://epub.cnki.net/kns.

此外，从全球文明史、人类文明史的角度看，一方面，社会管理是人类文明体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社会管理本身又由多样态、多类型的不同管理文化所构成。正如人类文明在总体上存在着文明多样性，管理文化本身也存在着文明多样性。不同的历史语境、历史条件，具体生成着不同样态的管理文化、管理思想。以个体人权、工具理性为基础的西方社会管理，同西方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相关联，具体生成于西方文明、西方现代性的历史转换之中，是世界管理文化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构成。同样，以整体生存、整体利益、家国意识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管理，是中国特殊传统、具体历史发展进程的产物，也是世界管理文化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构成。

③这八大流派即：Labov等的叙事结构研究、Chafe等的言据性研究、Halliday等的情态研究、Hunston等的评价功能研究、Hyland等的立场研究、Hyland等的元话语研究、Martin等的评价理论以及计算语言学的情感分析。

④根据Searle(1979)的分类，“评价”可粗略地归入“表情式”言语行为(expressives)，表达言说者对命题所述事件的情感态度。然而，我们很难肯定地说其他类行为就不体现言说者的情感判断，譬如断言式行为(assertives)“他是一个骗子”，言者在做出肯定判断的同时隐含了对“他”的否定评价。因此，对评价言语行为的研究颇受争议。

[参 考 文 献]

[1]布占廷.夸张修辞的态度意义研究[J].当代修辞学,2010,(4).

[2]陈景元.基于网络热点事件的汉语评价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3]陈令君.汉语会话中评价的语用顺应性研究[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9(6).

[4]陈令君.汉语会话中评价的语用特征分析[J].河南工程学院学院,2009(6).

[5]陈晓蕾.构式语法化与语法构式“各种X”的显现[J].当代修辞学,2016(6).

[6]陈新汉.评价论导论—认识论的一个新领域[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

[7]陈新仁,钱永红.多模态分析法在语用学研究中的应用[J].中国外语,2011(5).

[8]杜 海.汉语言据性的评价分析[J].外语学刊,2015(5).

[9]易 欣.《新闻1+1》节目中负面评价的语言学研究[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10]方 梅.负面评价表达的规约化[J].中国语文,2017(2).

[11]冯 平.评价论[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

[12]高 莉,文 旭.语言“主观性”研究的多维视角[J].外语教学,2012(6).

[13]胡清国.汉语评价构式“一群NP”探析[J].汉语学习,2013(1).

[14]胡清国,蔡素萍.汉语评价构式“A了一点”[J].汉语学习,2015(4).

[15]胡文辉,余樟亚.语言评价理论的哲学基础[J].江西社会科学,2015(3).

[16]鞠玉梅.《论语》英译文语篇评价系统之判断资源的修辞功能[J].当代修辞学,2016(5).

[17]梁 蕾.汉语评价言语行为及其策略研究[D].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18]李文浩.“爱V不V”的构式分析[J].现代外语,2009(3).

[19]刘 慧.现代汉语评价系统研究述略[J].汉语学习,2011(4).

[20]刘 慧.现代汉语评价系统刍论[J].华文教学与研究,2011(4).

[21]刘 瑾 .汉语主观视角的表达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22]刘立华主编.评价理论研究[M].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23]刘兴兵.评估理论未来的研究方向刍议[J].外国语文(双月刊),2013(3).

[24]潘 震.情感构式研究[J].外语研究,2014(4).

[25]沈家煊.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4).

[26]王振华,张庆琳.基于语料库的中外大学生校训意义研究[J].外语教学,2013(6).

[27]魏在江.语用预设的语篇评价功能—语篇语用学界面研究[J].中国外语,2011(2).

[28]肖雅文.现代汉语评价类动词考察[D].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29]徐玉臣.中国评价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外语教学,2013(3).

[30]杨 曙,常晨光.情态的评价功能[J].外语教学,2012(4).

[31]朱永生.系统功能语言学与语用学的互补性[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1).

[32]Halliday, M. A. K.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 London: Edward Arnold,1994.

[33]Susan Hunston& Geoff Thompson. Evaluation in Text: Authorial Sta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34]Martin, J. R. & P. R. R. White. 2005. 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 Appraisal in English[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35]Zienkowski, J. stman, J. &Verschueren, J. Discursive Pragmatics[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