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昌，山西省离石县柳林镇(今柳林县)羊道口人。在群山连绵但又河川纵横的地方出身的贺昌，有着粗犷朴实，热爱读书的品格。他出生于1906年1月，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腐朽软弱的清政府屡遭外国侵略者的欺凌，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再加上爱国仁人志士的影响，贺昌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思想逐渐显现，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领袖，山西地方党团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一、贺昌革命思想形成的背景

贺昌出生在一个封建家庭，但是他的父亲贺雨亭却是一个思想开明，不满封建制度的人物。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竟然不顾他人眼光剪掉有象征性的辫子，在当时贺雨亭这种勇于反叛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贺昌，这使得贺昌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产生了对封建制度的不满，那强烈的反叛精神逐渐形成。贺昌的母亲不像他的父亲一样有知识，她识字不多，但很有才干。贺昌的母亲很注重对贺昌的教育，经常给贺昌讲故事，贺昌最喜欢听的就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精卫填海》这些有反叛精神的故事。不得不说，在贺昌很小的时候，他父母对于他这种敢于反叛精神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影响。

1918年贺昌就读于离石县立高级小学，在这期间他和父亲曾与校长傅秉雄、老师刘菊初吃饭，老师们愤慨地谈论着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后又谈到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带来的希望，贺昌认真地听着，甚至忘了吃饭，老师们对社会的这些看法深深地影响着年仅12岁的贺昌。在学校期间，刘菊初老师推荐贺昌读《新青年》，使他感到“如清夜间钟，如当头一棒”。刘菊初老师思想开明，不断接受新思想，民国初年，新政派提倡移风易俗，如剪辫子、禁缠足、戒大烟。他在乡间积极响应，大力宣传，晓以利害。所以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刘菊初老师会推荐贺昌读《列宁主义》等著作，积极地宣传新思想，使得贺昌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为自身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20年在北京大学上学并任该校学生会负责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北京马克思学术研究会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建人之一的山西籍高君宇在李大钊的委托下，回到自己的家乡山西来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高君宇来到贺昌就读的山西省立一中，进行了激情澎湃的演讲，这深深打动了贺昌以及在座的每一位学生，高君宇与学生们探讨了有关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等各种思想，而且高君宇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批驳，就像利刃似的击中其要害，并大加赞赏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使得贺昌真正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贺昌虽然生活在水深火热的黑暗社会之中，但正是这样的社会背景，让贺昌更想要潜心学习救国救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且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促使贺昌不断组织救国救民的运动。根据他的妻子黄慕兰的回忆，在1931年深秋，中央地下交通来接送贺昌同志离开上海去江西苏区。但是作为妻子，心里有万般的不舍、挂念，和普通夫妻一样，妻子以泪洗面。贺昌同志耐心做妻子的工作，他说：“对革命伴侣来说，我们一切行动都要服从组织的决定，调动离别是很平常的事，必须保持坚强的意志，何况你现在肩负的担子不轻，应该努力做好工作。”又说：“我们必须经得起失败和挫折的考验，这是革命者应当具有的对党的忠诚和必胜的信念。”从黄慕兰同志的回忆中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贸昌同志革命意志坚定，组织观念强，所以才使他在后来的运动中不断坚持自己的革命思想不动摇。

1924年2月，贺昌在中央的派遣下到了安源，贺昌将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在安源给工人讲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事情，使党的工人提高阶级觉悟，真正树立阶级观念，使党的工人基础不断扩大。1925年后，贺昌赶回上海参加工人、学生运动，他不断地动员民众，尤其在五卅惨案之后，组织召开了各校代表会议，动员各个学校加入上海学联，可见贺昌在之前的运动中所得到的经验对于后来指导学生以及工人运动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贺昌提出，反帝斗争已进入高潮，应以全国学联和上海学联为基础，建立一个联合组织，统一行动，统一步调，来领导这场运动。贺昌在不断的运动中逐渐丰富着自己的革命思想，扩大工人基础，建立联合组织的思想逐渐成型。

二、在运动中不断运用并发展自己的革命思想

(8)烟气与锅炉气都采用复喷与复挡作除尘设备，复喷内含有多排高压喷洗喷头，喷头的出口水压达4 kg以上，与烟气、锅炉气形成相对流而发生相应的碰撞，使烟气与锅炉气受到水的充分洗涤，然后再受复挡的阻挡作用，烟气、锅炉气中的含尘粒子就掉入水中，而有害气体如SO2、NO2、SO3等及其他有异味的物质也溶于洗涤水中，减少或消除了烟气与锅炉气有害气体、异味物质与粉尘，完全达到清洁排放，满足环保的要求；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进行无情的屠杀。周恩来同志说：“国共分裂，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进行武装暴动。”贺昌听了周恩来同志的讲话之后，清楚的认识到，共产党人只有自己掌握武装部队，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由于贺昌同志参加过很多运动，动员能力很强，周恩来派遣贺昌等人到九江通知叶挺等人进行武装暴动。7月26日临时中央常委会派遣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赴南昌，张国焘坚持教条主义，坚持以共产国际的指令为指导，认为南昌并不具备进行起义的条件，与贺昌等人争论不休。贺昌一直坚持真理，不向共产国际这一权威低头，据理力争，张国焘抵不住众人之压力，暂且同意先攻下南昌，南昌起义在起初取得了成功，但后来在撤退过程中由于没能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导致失败。南昌起义的失败使得贺昌认识到，工农群众的英勇斗争，是革命胜利的基础，革命军队只不过是工农斗争的助手，专靠军队而松懈工农的斗争，是一种错误。

1.3.2 内置式反应堆制作。甜瓜、西瓜、红香芋反应堆制作分别是在种植行下挖宽0.4 m、深 0.25 m，宽0.6 m、深0.25 m，宽0.8 m、深0.2 m，长度与行长相等的沟，在沟内铺秸秆；然后将已扩繁的菌种均匀撒在秸秆上面（湿料1 kg/m2）；撒好后用铁锹在秸秆上拍一遍，使菌种分散在秸秆里面；接着将开沟翻出来的2/3土覆盖于秸秆上，覆土时每隔1.5 m左右露出秸秆长度10 cm，以便输入氧气；然后将水注入沟内，水量充足，保证秸秆吸足；第2天，等到水充分下渗，再将余土覆盖秸秆，形成栽植垄，并撒上疫苗；最后合理布置滴灌设施，并及时覆盖地膜，促进种苗生长[3]。

1923年2月中旬，贺昌同志因在山西组织工人运动被阀锡山盯上，在中央政治局的同意下到上海大学学习，在学校期间，贺昌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更加全面的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苏联的工人运动。在潜心学习期间，他认为当时工人运动的口号只是打倒军阀，所以他提出我们还必须打倒军阀背后的帝国主义的口号，并且要放弃和平改良的方式，对威胁群众利益的敌人进行革命。3月，他撰写了一篇《读苏俄学生的电文以后》一文，提出了学生应与革命的国民党、与苏俄结成革命的统一战线的主张，在这一基础上中国革命的人民群众才能达到经济、政治和民族的完全解放！在上海大学的教育结束后，贺昌将自己所学的理论运用到社会实践中，他深入平津一带参加工人运动，向工人们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为逐渐壮大党的队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1919年暑假期间，贺昌与回家度假的进步学生一同在柳林县的各个村镇通过组织演讲、话剧等形式的活动宣传五四精神，为家乡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为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后改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大革命时期在柳林建立打下了基础。贺昌所组织的这些活动，让他的革命思想逐渐形成，更懂得要将革命思想与工人学生运动相结合。1921年9月，在高君宇的帮助之下，贺昌与王振翼等人创办了青年书社，贺昌不断宣传新思想，而且召集学生、工人来此借书，后来创办了平民夜校，不仅用来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而且与工人们探讨现实问题，进行秘密集会。当时太原印刷厂和铁路工人的罢工风潮就是从这里酝酿的。1922年5月1日到6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精神就是将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与压迫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作斗争。山西的进步分子王振翼参加了此次大会，回来就向贺昌传达了会议精神。贺昌在此次会议的启发下，立马决定在太原组织赤色工会，在此基础上组织工人大罢工。5月组织印刷工人大罢工，但由于阎锡山的利诱，此次罢工以失败告终。通过此次罢工的失败，贺昌明白没有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是不行的。贺昌总结道：“我们以全体的精力做学生运动和企图以学生为本团组织的基础是错了。我们是要集中本团的力量，用到向青年工人的宣传和组织上面，以劳苦少年为本团组织的中坚。只有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而，才不妨做一点在学生中间的活动。”

贺昌从小就不卑不亢，有勇有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使人民受尽欺凌，苦不堪言。离石县的师生们响应五四运动，向民众宣传五四精神，但是县长贾占堂对这些师生心怀不满，想尽办法镇压这些有进步思想的师生。面对贾占堂横行霸道的行为，贺昌同志面不改色的与其对峙，赢得民众的支持。可见贺昌同志从小就在这些斗争中逐渐产生了革命思想。他多次谈到，“国难当头，大丈夫不做岳飞死，也做班超名震天下”等豪言壮语。而且在1919年5月因北京学生的游行示威被镇压，贺昌在宣传五四精神的过程中作了一首七言律诗：扛罢笔杆再扛枪，经文纬武干一场，颈血常思敌国溅，寸心久欲报家帮。自古将相本无种，谁说好男兵不当，但得东风时与便，贺郎也不亚周郎。贺昌同志的豪言壮语正是他进行革命运动的真实写照。正确的思想指导正确的实践，贺昌同志的思想促使他有着坚定的革命意志，让他无私无畏地投身于革命实践中。

安全利益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家间安全利益的联系前所未有地紧密，参与维和行动，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安全合作正是国家利益发展的需要。而联合国维和机制是联合国集体安全保障的一种特殊方式，冷战结束后，越来越被大多数联合国成员认可为调节国家间关系、维持国际安全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国际安全机制中处于非主导地位的中国可通过参与国际维和这一途径争取扩大与安全机制、乃至整个国际体系具有积极意义的“接触点”、“接触面”，来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这样的接触越多，中国的安全就越有条件得到保障。[2]中国参加维和行动既能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也能为自己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地质导向随钻测量是在钻井的同时利用传感器探测井下信息并实时传到地面的技术。根据需求可分为随钻测量（MWD）、随钻测井（LWD）等，其中MWD一般仅测量井斜、方位和工具面角等工程参数；LWD主要提供地层参数，基本的需要配备伽马和电阻率仪器。

1928年，回到安源的贺昌派杜经修带着《中共中央巡视员及湖南省委给润之、玉阶兄转军中同志信》到井冈山。毛泽东同志看到这封信评价道这封指示信高屋建瓴，切合实际。杜经修汇报并冈山缺乏物资的情况后，贺昌立即对湖南省委负责的同志说：“我们要倾全力支持井冈山的斗争，尽快筹集物资，选派安源工人及党员干部上井冈山。”贺昌同志在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中积极支持，坚持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贺昌是一位党性极强的同志，1934年贺昌曾在苏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的闭幕式上这样说过：我们要用政治工作来保证上级命令的执行，保证每一个战斗的胜利，保证军委统一意志的实现，以争取“五次”围剿决战的胜利。他总是这么慷慨激昂，对共产党员的思想产生着积极的作用。

三、对贺昌同志的评价

第一，贺昌同志有强烈的革命精神。贺昌从小有很强的反叛精神，不卑不亢，敢于反抗。他对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心存不满，他积极接受新思想，渴望接受新知识，在极其动乱的社会，他汲取书中的营养，听积极分子对于社会的看法。起初在他自己的家乡柳林不断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启发民众进行斗争，激发群众勇于反抗的精神。这为在他的家乡建立党团组织，为中国共产党创立红色基地奠定了基础。后来在太原求学过程中，不断组织工人学生运动，积累了很多动员经验，为山西的进步不断努力，这也为后来共产党的运动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经验。

第二，贺昌同志党性极强。对于错误的思想他从不妥协，坚持真理。就像与张国焘的争论，他不畏权势，据理力争，不囿于苏俄与共产国际的决定，实事求是，对于自身的错误及时反思，虚心接受他人批评。无论在哪个岗位都是谦虚工作，从来不会得意忘形，是我们党内优秀的同志，为党风建设树立了榜样。

参考文献

[1]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贺昌传[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2] 贺昌文选[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B] 三晋历史人物[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

[4] 山西社会科学研究所.山西革命回忆录[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

[5] 刘旭红，徐继承.贺昌革命思想与实践[D] .临汾：山西师范大学，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