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全的杂志信息网

政治稳定一定促进经济增长吗?——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动态门槛面板模型分析

更新时间:2009-03-28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分布的64个国家中,由于经济、社会、资源等方面发展的异质性较高,一直以来存在政治动荡、腐败严重等治理风险[1]。如学者所言,“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2],现实来看,大部分沿线国家正在经历现代化的过程,而且,政治动荡作为现代化过程的一个必经阶段,大多数学者将关注点集中在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政治稳定与一系列诸如人力资本、技术变迁等因素一样,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

一、既有研究述评及问题提出

理论与经验表明,政治稳定与经济绩效的关系绝非简单化、线性化的一致关系。这是由于作为政治发展秩序的政治稳定,从本质上讲,是指公共权力在社会利益配置中的一种有序的状态,涉及公共权力的运用、更替、监督等多个向度,从抽象层面可以理解为权力在一定的体制安排中进行资源分配所呈现出的一种平衡状态;现实而言,政治稳定与一国的体制类型、民主化程度、制度化水平以及政府治理能力有关。因此,由于关注点不同,针对政治稳定与经济绩效关系的讨论及结论也不尽相同。

国外对此研究较早,理论上看,19世纪60年代末,由于发达国家推广政治民主实验的大规模失败,以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为代表的政治发展学者逐渐将以往对政治民主的讨论转向对政治秩序的关注。亨廷顿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秩序提出了著名的现代化理论观点,认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造成政治动荡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这种“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2],这种“政治制度化”概念的提出将制度引入了学者的关注视野。同样的,以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等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将研究聚焦于制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并认为制度的重要性高于经济发展[3]。毫无疑问,在国家发展中制度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经济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普遍处在现代化的三大民主政治体制之中,然而,自21世纪以来,尤其在经历金融危机后的发展中国家所表现出的经济发展优势及潜力,打破了新制度主义坚持的“制度是有影响的、是内在性的”判断逻辑,此后,以亚当·舍沃尔斯基(Adam Przeworski)为代表的学者通过对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从政治稳定、政体类型、人口规模等多个维度反思了新制度主义,进一步对西方化民主制度的推行提出质疑,也唤醒了我们应该保持对任何一种制度的审慎的态度[4]

2018年8月下旬,受台风“摩羯”、“温比亚”叠加影响,山东寿光遭受历史罕见暴雨洪涝灾害,灾害造成山东潍坊、淄博、泰安等13市380多万人受灾,其中寿光出现了河水倒灌的情况,上口镇口子老村被淹没。此次暴雨洪涝灾害给当地人民生命及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更引发了人们对洪涝灾害的关注与思考——洪水是如何产生的,城市防洪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进行城市防洪。

现存的政治制度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演进中经过斗争和妥协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政府权力变更导致的政治不稳定对经济增长起到了负面影响[5]。相关实证研究已经给出证明,比如阿里·艾森(Ari Aisen)和弗朗西斯科·维嘉(Francisco J. Veiga)以169个国家在1960-2004年间的数据,基于内阁变动为政治不稳定的测量标准,在检验政治不稳定与经济增长相关性上发现:政治不稳定程度越高就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越低[6];亨里克·格顾勒(Henryk Gurgul)和卢卡斯·拉赫(Lukasz Lach)研究了中东欧国家在1990-2009年间的政治不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采用政府变更的倾向性表征政治稳定,结果表明政治不稳定对经济增长起到负面性作用[7];奈落·坎珀斯(Nauro F. Campos)和杰弗瑞·纽根特(Jeffery B. Nugent)通过对98个发展中国家在1960-1995年间的社会政治稳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发现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仅在短期内两者具有负面效应,以及在非洲的一些国家中具有负面关系[8]。不少研究成果发现,政治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负相关系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非洲、拉美等国家中体现得更加明显,比如福苏(Augustin Kwasi Fosu)以非洲为对象,研究发现相关的31个国家的政局不稳定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不良影响[9];布兰蔻(L. Blanco)和格利尔(R. Grier)针对拉美的研究发现同样如此[10]

“当然考虑到了,我怀疑夏冰已经从公厕看守那里知道了车祸的真相,所以,我最不希望他被警方抓到,但是,婚礼上,我派去的人还是输给了警方。不过,现在那个守厕所的老头儿已经死了,死无对证。”

同样的,关于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增长,大多数学者也给出了相应的证明。比如冯毅(Yi Feng)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模型对96个国家的数据分析认为,民主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效应具有间接性,受到来自政治稳定包括政权变更、宪政变革等方面的影响[11];尤尼斯·M(Younis Muhammad)和林旭晓(Xuxiao Lin)等提出政治稳定对经济增长具有主导性,并利用均值法和丁伯根测定法对亚洲10个国家在1990-2005年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得到证明,结果还发现政治稳定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大于经济自由[12];同样,在马利克·法希姆·巴希尔(Malik Fahim Bashir)和徐长生(Changsheng Xu)对117个国家在1980-2012年间的实证研究也表明了政治稳定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而政治自由对其呈现出弱正向和负向效应[13]

更多研究结果表明政治稳定与经济增长不存在简单、明显的线性关系。詹姆斯·布特科维茨(James L. Butkiewicz)和哈里特·亚尼卡亚(Halit Yanikkaya)通过30年的面板数据检测发现社会、政治不稳定与经济增长间具有弱关系,然而,政治动荡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阻碍性,其中,相比欠发达地区且民主化程度较低的国家,那些中高收入水平与民主化较高的国家中政治不稳定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体现得更加明显[14]。另外,也有大量研究表明政治稳定具有多个维度,理查德·钟阿平(Richard Jong-A-Pin)利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法对25个政治稳定指标进行分析发现,政治稳定存在四个维度:政治动乱、公民抗议、政体内部不稳定、政体不稳定,这4个维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只有政体不稳定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15]

不提及波蒂埃,[17]就谈不上对18世纪近代欧洲法学流派的全面回顾。他明确了以下几方面:(1)为执行委任且遵守其限度的受委任人的行动(不管他是作为受委任人还是代理人或是拥有他人的授权书的人),只要他带来了授权书并使缔约的第三人知悉,便直接约束委任人,就如同是该人本人缔结的契约一样;(2)受委任人若是以自己的名义行动而并不仅仅是作为受委任人或代理人或具有他人的授权书的人,除了约束委任人,还束缚他自己;(3)在受委任人超越了委任的界限而行动的情形,委任人能够否认其行为,此时,所缔结的契约仅对受委任人自己发生约束力;亦可追认之,使契约对自己发生效果。

回顾文献可以发现,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里,大量学者已经从关注民主的形式转向探求更深的层次,而作为影响经济绩效重要因素的政治制度逐渐成为讨论的焦点,政治稳定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秩序控制的角色。由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政治稳定所起的作用不同,并且相对于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得更加复杂,因此,多数学者将目光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上。对于政治稳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尽管学者对此得出的结论并非一致,但也存在两点共识:政治稳定与经济绩效间的关系绝非一般意义上的简单化、线性化的一致关系,且暴力和经济落后之间有着普遍的正向关系,除此之外,全球化水平、现代化水平或开放性以及工业化程度等都影响着两者的关系,如何看待这一系列相关指标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及其与政治稳定和经济绩效关系的多重影响效应等,是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的课题。

二、理论假设与模型构建

(一)理论假设

基于以上文献和理论分析,本文认为政治稳定与经济绩效间可能不存在严格的线性关系,政治稳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刺激效应,并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的提高逐渐显著,结合全球化水平、国家规模等相关因素的共同作用,两者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政治稳定的刺激效应程度不同,可能存在多个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值,据此,提出假设1、假设2。

根据研究对象特征,从全球治理指标(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WGI)中提取了政治稳定与无暴力程度指数(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PV)作为政治稳定的变量。由于这项指数覆盖了政权变更、社会动荡、恐怖主义等多项内容,相比而言更加符合我们的样本要求。具体来看,该指数主要衡量了政府因违宪或暴力手段(包括政治动机的暴力与恐怖主义)而失去稳定或被推翻的可能性[19]。指标设计者丹尼尔·考夫曼、阿特·克雷和马斯姆·马斯储兹(Daniel Kaufmann,Aart Kraay and Massimo Mastruzzi)从政府、非政府等9个机构提取了相关的31项数据来测量政治稳定性,比如抽取来自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调查(World Economic Forum Global Competitiveness Survey)中关于国家在恐怖主义上的支出数据。政治稳定与无暴力程度指数(PV)值从0~100来显示稳定程度,分值越高越稳定。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为了满足农业发展的需求,全国扩建和新建农药企业蔚然成风,农药生产企业在全国各地快速涌现。新世纪以来,农药业发展进入黄金时期,农药厂的规模越来越大,企业的经济效应也逐步显现,集团化、规模化、现代化水平越来越高,农药产业显示出较强的发展势头。进入21世纪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农药工业发展,消费与生产两旺,产业一片繁荣。

国家的政治稳定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受到地区所在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表现出区间效应,为了规避由某个指标而人为地划分区间,产生具有主观性的回归分组结果,本文根据近年来以布鲁斯·翰森(Bruce E. Hansen)为代表的学者所发展的非线性计量经济模型提供的研究思路[16],采用动态门槛面板模型,一方面规避了上述人为检验方法的不足,另一方面,主要是能够通过数据自身的特点进行区间划分,进而展现不同区间国家政治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估计动态门槛面板模型得到门槛值以确定相应的门槛区间,估计出不同经济门槛区间内政治稳定程度的经济增长效应。结合本文的理论假设,构建动态门槛面板模型,估计模型为:

(二)模型设计

假设2:在经济较发达阶段,政治稳定对经济增长的刺激效应大于抑制效应,具有显著的刺激作用,并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用各国GDP表示,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主要解释变量是政治稳定指数,根据研究对象特征,从世界银行测算并公开的全球治理指标中提取了政治稳定与无暴力程度指数作为政治稳定的变量。值从0~100来显示稳定程度,分值越高越稳定。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有:对外开放水平,表示一国的全球化程度,用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表示;人口规模,表示一国的人口总量;城镇化水平,表示国家的城镇化发展水平,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门槛变量使用地区的人均GDP,表示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在动态门槛面板模型下估计门槛区间,考察不同的门槛区间中政治稳定指数的一阶滞后变量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区间效应。

λ1polii,t-1I(lnpgdpi,tγ1)+

λ2polii,t-1I(γ1i,tγ2)+

λ3polii,t-1I(lnpgdpi,t>γ2)+

Xi,tθ+εi,t

(1)

其中,lnpgdpi,t为门槛变量,本文中为各地区的人均GDP的自然对数;polii,t为国家的政治稳定水平;γ为特定的门槛值I(·)为示性函数;ui反映的是不同地区的个体效应;εi,t为随机干扰项;γ1γ2分别表示第一个门槛值和第二个门槛值。此处模型中的门槛值个数设定为两个仅为模型初步结构假设,具体研究得到几个有效门槛值需要结合研究数据得到估计结果。

从微观角度分析,能源计量工作在工业领域中有显著的应用成效。该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对一些大型耗能设备进行以下几种能源的消耗监测测:(1)热能消耗量;(2)水资源消耗量;(3)电能消耗量。有效地对这些能源进行消耗监测管理,不仅可以极大地提升工业企业的精细化管理水平,还可以极大地扩展工业企业的管理功能,例如,使企业实现计量设备管控,从而有效地分析产品能耗,快速核算出能耗成本等。另外,由于能源计量技术具有成本低和风险小等特点,因此,有效地将能源计量技术应用到节能降耗工作中具有重要的作用[3]。

三、变量设定与样本选择

本文采用1996-2015年6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本研究选取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即一般意义上的沿“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分布的64个国家,见表1所列。其中,包括了中国、蒙古国和俄罗斯、中亚5国、西亚北非19国、中东欧19国、东南亚11国、南亚8国。选此样本的主要原因在于,根据2015年世界银行的国民生产总值界定标准,“一带一路”沿线的64个国家中仅有18个国家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多数国家属于发展中或欠发达国家,相比而言,非发达国家的政治稳定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表现得更加复杂,也更具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价值。

 

表1一带一路沿线主要的64个国家

  

区域具体国家中蒙俄中国、蒙古、俄罗斯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西亚北非土耳其、伊朗、叙利亚、伊拉克、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黎巴嫩、阿曼、也门、约旦、以色列、埃及、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中东欧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波黑、阿尔巴尼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东南亚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文莱、菲律宾、缅甸、东帝汶南亚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马尔代夫

lngdpi,t=ui+β1polii,t+β2popi,t+β3openi,t+β4urbani,t+

(一)政治稳定指数(PV)

政治稳定性变量难以通过计量的方法进行变量解释和测量,目前的研究中大致存在两种评价方法:一是采用了行政权力改变或政权垮台的倾向性,比如阿里·艾森(Ari Aisen)和弗朗西斯科·维嘉(Francisco J. Veiga)利用政府变更的持续性与偶然性作为政治不稳定变量;福苏(Augustin Kwasi Fosu)将未遂政变、密谋政变和成功政变作为政治稳定变量;也有学者选取政党在位执政的时间作为数据进行测量(张中元,2014)[17],而且这里的政党更替可以是通过合法的途径,抑或非法手段[18]。二是基于社会动荡和政治暴动程度的相关指标进行模型构建,不再简单地聚焦于执行层面的更替,而是针对政治社会中不安定现象的各种变量的综合,理查德·钟阿平(Richard Jong-A-Pin)的方法比较有代表性,研究中选取了包括改革(Revolutions)、民族矛盾(Ethnic tensions)、媒体内战(Medium civil conflict)等在内的共计25个指标作为政治不稳定性变量[15]

本文选取第二种方法来测量政治稳定,主要原因在于研究的对象是“一带一路”沿线的64个国家,其中的中东、中亚和南亚等地区国家的政治动荡一方面来自国内政权更替,另一方面则来自恐怖主义、民族分离,那么,仅以政权更替作为变量不足以衡量这些国家的政治稳定。

假设1:在经济欠发达阶段,政治稳定对经济增长的刺激效应不显著;

从图1中所示的政治稳定指数趋势图中看出,“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政治稳定指数均值在2000年之前较为平稳,从2000-2015年呈现出波动性的平稳趋势,稳定指数的最大值与最小值间相差较小为3.76,总体上看,长期处于全球平均稳定值50以下。趋势数据说明整体区域都存在较高的政治动荡风险,其中,1997年和2008年政治稳定指数下降进一步表明,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稳定性不仅与战争、恐怖主义等事件相关,也会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比如经济危机事件。

  

图1 政治稳定指数趋势注:每年的数值为64个国家的平均值。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确定门槛面板模型需要通过门槛个数的估计得到,首先分别就不含门槛、含有1个、2个、3个门槛的情况构建估计模型,检验有效门槛值,划定门槛区间。本文估计得到的F统计量的值和经过自抽样方法得到的P值见表4所列。

 

表2 变量定义及符号

  

变量符号变量含义经济水平lnGDP各国的GDP政治稳定水平PV各国的政治稳定与无暴力程度人均GDPlnGDP_P各国经济发展阶段,门槛变量对外开放水平(%)OPEN各国全球化程度,用进出口贸易额占GDP比重表示城镇化水平(%)URBAN各国城镇化发展水平人口规模lnPOP各国的人口总量

 

表3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样本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lnGDP128024.1761.87119.57330.035PV128040.18926.0540.00097.120lnGDP_P12808.0201.4014.72011.390OPEN128078.39541.80017.792345.417URBAN128054.96121.53411.367100.000lnPOP128016.1571.76812.47621.039

四、实证分析

(一)门槛值的估计与检验

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选取的研究样本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巴勒斯坦的数据在世界银行无法获取,为保证数据的可得性和口径一致性,样本选择为除巴勒斯坦外的“一带一路”沿线64国。研究数据来源于历年世界银行公开的数据,样本期为1996-2015年,这是因为世界银行测算政治稳定指数是从1996年开始的。各变量的符号及定义见表2所列,经测算得到的描述统计结果见表3所列。

 

表4 门槛值检验结果

  

模型F值P值自举次数临界值1%5%10%单一门槛检验412.832∗∗∗0.000400203.70714.30410.902双重门槛检验242.169∗∗∗0.003400139.35213.5699.969三重门槛检验192.541∗∗∗0.00040032.62819.40612.460

注:结果为自举400 次的结果;***表示在1%水平下显著。

从表4中可以看出估计得到的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都非常显著,其中P值分别为0.000、0.003和0.000,三种门槛区间都可以通过1%显著性检验,因此认为根据估计结果可以拒绝不存在门槛效应的原假设,显著存在三个门槛值,由此得到本文估计的三重门槛模型。对三个门槛的有效性进行进一步检验,对门槛的估计值和置信区间进行分析,结果如表5和图2~4所示。

 

表5 门槛估计值和置信区间

  

门槛门槛估计值95%置信区间门槛值γ16.50[6.47,6.54]门槛值γ27.94[7.89,7.97]门槛值γ39.32[9.09,9.32]

表5显示出估计得到的三个门槛估计值及其对应的95%置信区间,结合似然比函数图2~图4可以看出三个门槛值6.5、7.94、9.32是LR等于0时的取值,门槛估计值的95%置信区间指的是所有似然比检验统计量LR值小于5%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的γ构成的区间,由此结果认为门槛值的确定是严谨且有效的。基于以上检验分析发现,经济发展阶段存在三个门槛值,人均GDP的自然对数分别是6.5、7.94和9.32,对应的人均GDP为665.14美元/人、2 807.36美元/人和11 158.98美元/人。依据估计得到的三个门槛值,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分为四个门槛区间,分别为第一门槛区间(人均GDP小于等于665.14美元),第二门槛区间(人均GDP在665.14美元与2 807.36美元之间),第三门槛区间(人均GDP在2 807.36美元与11 158.98美元之间),第四门槛区间(人均GDP在11 158.98美元以上)。

  

图2 第一个门槛的估计值和置信区间

  

图3 第二个门槛的估计值和置信区间

  

图4 第三个门槛的估计值和置信区间

(二)三门槛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本文以国家政治稳定指数的一阶滞后项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区间效应进行关系检验,以人均GDP的自然对数为门槛变量,以地区GDP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动态门槛面板模型估计,得到的估计结果见表6所列,表中λ1λ2λ3λ4分别表示第一门槛区间、第二门槛区间、第三门槛区间和第四门槛区间中政治稳定指数对经济发展的解释水平。

根据验收结果,需进一步采取降噪措施防止噪声扰民,应定期对在线仪器进行维护和校核,加强生产及环保设备的日常维护和管理,确保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本文对我馆的读者类型从两个维度进行分类:首先是不同层次的读者,包括本专科生、研究生与教职工等;其次是不同学院的读者,包括国际经贸学院、国际商务外语学院、金融管理学院、会计学院等。借助Matlab等工具对不同的读者借阅人数分布在2014—2018年的变化状况进行分析,得到的结果如图3和图4所示。

表6中的回归结果表明,总体上政治稳定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现为显著正相关,解释系数为0.006 6,表示政治稳定水平提高一个单位经济发展水平增长0.006 6个单位。而从各个门槛区间的经济效应来看,政治稳定的经济增长效应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总体来看,在经济欠发达时期,政治稳定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首先表现出一定的抑制效应,随着经济发展进入第二门槛区间,抑制效应逐渐减弱,解释系数从-0.021变化到-0.005,当经济发展逐渐成熟进入第三门槛区间,政治稳定的经济增长效应从抑制转为显著促进作用,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进入第四门槛区间,这种刺激作用有逐渐增强趋势,解释系数从0.013增加到0.025。可见政治稳定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在经济较发达的经济体表现得更为显著,而在经济欠发达经济体,政治稳定对经济增长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刺激作用,这与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1和假设2一致。

 

表6 门槛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lnGDP弹性系数T值P值PV 0.0066∗∗∗ 3.680.000OPEN-0.0018∗∗-2.600.010lnPOP1.9826∗∗∗24.510.000urban0.0597∗∗∗13.050.000λ1-0.0212∗∗∗-9.700.000λ2-0.0049∗∗-2.580.010λ30.0131∗∗∗7.170.000λ40.0247∗∗∗13.160.000常数项-11.6380∗∗∗-9.350.000R20.7384

注:*、**、***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模型估计结果证明了本文的理论假设,在经济欠发达阶段,政治稳定对经济的刺激效应不显著,随着经济水平的增长,政治稳定对经济的刺激作用逐渐显现出来,并越来越强烈。其主要原因在于,经济欠发达阶段,一国的经济体处于相对封闭、结构单一且资本流动性弱的状态,换言之,国家正处于落后的市场和制度体系中,从政治制度层面来看,这种落后性主要表现为较低的政治参与度或松散的政治组织,无论两者其一都意味着低效的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这点也符合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的“对于穷国,政治秩序和有力的机构是经济发展的前提”[2],由此,本文认为之所以在经济欠发达阶段政治稳定对经济的刺激效应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落后的政治制度,而非政治稳定本身。其次,随着高效且现代化政治制度的确立,国家整体上进入较发达的阶段,此时,政治稳定、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和全球化水平等从不同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从表6的结果中也可以得到证明

本文得到的门槛模型估计结果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稳定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从不显著变得显著,即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政治稳定性的刺激作用会逐步增强。结合本文估计得到的门槛值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水平,将各国经济划分到第一门槛区间、第二门槛区间、第三门槛区间和第四门槛区间,分别表示经济发展所处的四个阶段,1996-2015年总体的发展演变如图5所示。

  

图5 经济效应门槛下国家经济水平演变

根据门槛值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水平划分可见,落在第一门槛区间的国家数量自1996年开始的20个下降到2015年仅剩1个国家。第二门槛区间的变化比较稳定,呈现轻微下降态势,从1996年的24个下降到2015年的18个,而第三门槛区间和第四门槛区间的国家个数呈现逐年增长态势,分别从1996年的14个和6个上升到2015年的28个和18个,增长幅度较大。可见,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是处于第三门槛区间,其次是第四门槛区间和第二门槛区间。政治稳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影响逐渐摆脱抑制效应,开始逐渐向刺激效应转变,并且这种刺激效应变得日益显著。

总体来看,1996-2015年,处于第一门槛区间的国家正在逐年减少,处于第三门槛和第四门槛的国家正在逐渐增多,这就表明政治稳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正在逐渐增强。具体到各地区来看,中东欧和蒙俄地区以及东南亚地区发展较快,但是南亚和西亚北非地区发展相对较慢,政治稳定能够对地区经济增长起到显著刺激作用的是中东欧、蒙俄地区和东南亚地区,而处于弱刺激效应的地区是西亚北非和南亚地区,这些地区也是当前处于经济动荡的不稳定区,政治稳定水平的变动并没有对地区经济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1996-2015年,各地区经历的经济发展正在促进政治稳定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的释放,经济发展速度越快的地区,政治稳定越容易对经济增长产生刺激作用。

具体到国家来看,依据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分布特征,本部分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别划分为从1996年到2015年政治稳定对经济增长刺激作用未得以有效释放的国家、具有有效刺激作用的国家以及从不显著刺激进入具有显著影响的国家,第一种类型主要是包括徘徊在第一和第二门槛区间的国家,第二种类型包括的是在第三和第四门槛区间发展的国家,第三种类型包括的是从第一、二门槛向第三、四门槛区间转变的国家。

首先,对第一种国家类型进行分析。1996-2015年,长期处于第一和第二门槛区间的国家,政治稳定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未被有效释放出来,这些国家中阿富汗面临的问题最为严峻,其从1996年到2015年的发展水平较低且发展速度较慢,长期处于第一门槛区间。这一类型的其他一些国家虽然经历了经济发展从第一门槛区间逐渐进入第二门槛区间,然而到2015年仍然未能进入政治稳定刺激经济增长的第三和第四门槛区间。这些国家依次在2004年、2005年、2007年、2008年、2009年、2011年进入第二门槛区间,按照进入第二门槛区间的时间先后顺序对国家进行排列,分别是摩尔多瓦、也门、巴基斯坦、越南、印度、吉尔吉斯斯坦、老挝、乌兹别克斯坦、柬埔寨、塔吉克斯坦、孟加拉国、缅甸、东帝汶、尼泊尔等国家,这些国家主要集中在中亚和南亚等地区,少数为其他沿线地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长期所处的阶段是第一和第二门槛区间,因此在这一发展时期的国家,政治稳定的强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没有显著表现出来。

其次,分析从1996年到2015年长期处于第三和第四门槛区间的国家,与第一种国家类型不同的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7个国家是从1996年到2015年长期处于第四门槛区间,这些国家分别是阿联酋、文莱、以色列、科威特、蒙古、卡塔尔、新加坡等,所属地区主要是东南亚和西亚北非地区,这些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促进了政治稳定对经济增长刺激效应的释放,两者表现出显著且较强的正向相关关系,加强国家的政治稳定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另外,有一些国家虽然在一开始处于第三门槛区间,但是经历了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逐渐摆脱第三门槛区间,进入第四门槛区间,政治稳定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开始变强。这些国家依次在1998年、2000年、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2011年进入第四门槛区间,按照进入第四门槛区间的时间先后顺序对国家进行排列,分别是斯洛文尼亚、巴林、捷克、匈牙利、阿曼、沙特阿拉伯、斯洛伐克、爱沙尼亚、克罗地亚、波兰、土耳其等国家,这些国家从地区分布上来看,主要集中在中东欧和西亚北非地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政治稳定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非常显著并且影响程度正在逐渐增强。

最后,“一带一路”沿线少数国家属于前述总结的第三类国家,正在依靠快速的经济发展,逐渐从第一、二门槛区间向第三、四门槛区间转变,政治稳定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逐渐被释放出来,从不显著变得显著,且作用逐渐增强。这些国家中以蒙古和俄罗斯最为典型,蒙古在1996年为第一门槛区间,发展到2004年进入第二门槛区间,经历了7年的发展到2011年进入第三门槛区间,政治稳定对经济增长开始表现出显著的刺激作用。俄罗斯在1996年为第二门槛区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分别在2003年和2011年进入第三和第四门槛区间,经历了政治稳定对经济增长刺激作用不显著到逐渐显著且作用不断增强的过程。其他具有类似特征的还有黑山、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泰国、乌克兰等国家,除泰国属于东南亚地区外,其他均为中东欧国家。

3)操作严格,人员素质要求高。为保证仪器设备达到理想的性能和精度水平,必须严格规范操作流程。因此,操作这些仪器设备的人员必须要求专业素质高,不仅要懂操作,还需懂得技术,有理论基础。任何不按操作流程操作、超负载、超速设置等的违规行为轻则造成设备损坏,重则影响生命财产安全。

具体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门槛区间分布结构,以2015年各国所处的门槛区间为例进行分析,得到的划分结果见表7所列。

 

表7 不同门槛区间的国家分类(2015年)

  

区间第一门槛区间第二门槛区间第三门槛区间第四门槛区间国家阿富汗孟加拉国、不丹、印度、吉尔吉斯斯坦、柬埔寨、老挝、摩尔多瓦、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叙利亚、塔吉克斯坦、东帝汶、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越南、也门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保加利亚、波黑、白俄罗斯、中国、埃及、格鲁吉亚、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约旦、哈萨克斯坦、黎巴嫩、斯里兰卡、马尔代夫、马其顿、黑山、蒙古、马来西亚、菲律宾、罗马尼亚、俄罗斯、塞尔维亚、泰国、土库曼斯坦、土耳其阿联酋、巴林、文莱、捷克、爱沙尼亚、克罗地亚、匈牙利、以色列、科威特、立陶宛、拉脱维亚、阿曼、波兰、卡塔尔、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一带一路”沿线的64个国家在2015年,仅有阿富汗仍然处于第一门槛区间,其政治稳定水平对经济增长未见刺激效应,而孟加拉国、印度、老挝、东帝汶等17个国家进入第二门槛区间,政治稳定对经济增长的刺激性仍然不明显,而剩余46个国家进入第三门槛区间和第四门槛区间,政治稳定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刺激作用,蒙古、俄罗斯、中国等28个国家在第三门槛区间,摆脱政治稳定弱刺激效应,表现出对经济增长显著的正相关,而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科威特等18个国家进入第四门槛区间,政治稳定对经济表现出强烈的刺激作用。

五、结 论

本文基于动态门槛面板模型,对1996-2015年间“一带一路”沿线的64个国家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检验政治稳定的经济效应,发现存在不同的经济区间下政治稳定差异化的经济影响,政治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门槛面板模型通过政治稳定的经济效应检验选择了三个有效的门槛值,分别是人均GDP为665.14美元/人、2 807.36美元/人和11 158.98美元/人,由此划定四个门槛区间。经济发展的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里政治稳定的经济增长效应不同,在经济欠发达阶段,政治稳定对经济增长的刺激效应不明显,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抑制性,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稳定的抑制效应开始逐渐弱化,当经济发展进入一定的成熟期,政治稳定摆脱抑制效应,开始表现出对经济增长显著的刺激作用,并且随着经济增长,这种刺激作用逐渐增强并且非常显著。

据了解,为全面实现全覆盖目标,云南电网公司各级党组织按照公司党委统一部署,自2017年起就先后分3批开展了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试点工作并取得了良好成效。本次开展领导班子成员廉洁谈话的范围在公司本部、地市级单位和县级供电企业,针对各层级领导班子成员,对照南网《践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谈话工作指引》中廉洁谈话内容、方式要求,对本级领导班子成员廉洁谈话情况进行回顾,已符合相关要求的不再另行开展,针对仍未开展或达不到相关要求的,视具体情况,以集体谈话或个别谈话方式,围绕“四种形态”“六大纪律”风险和廉洁从业情况,与党员干部、关键岗位人员开展廉洁谈话。

缺乏营养、超重、摄入过量糖与脂肪……如今,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达到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营养目标。营养失调,正在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

以上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政治稳定对于地区经济增长来说并不是严格的线性关系,需要依据国家所处阶段的不同做进一步讨论。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虽然多数国家已经进入了政治稳定明显促进经济增长效应阶段,但目前来看,仍有18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对经济增长作用不明显,这些国家如阿富汗、叙利亚等本身所处的动荡和经济萧条使其陷入增长困境。随着全球化转型的不断深入,“一带一路”下的国际合作至关重要,通过双边或多边合作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方能使政治稳定起到应有的经济刺激作用。

① 二次大战之后的十余年里,发达国家采取多种方式援助亚、非、拉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其中,推广议会民主制度是其中的一种。然而,随着相关国家政权的垮台,由此造成持续性社会动荡,意味着这次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广政治民主实验的失败。

② 一般意义上,三大民主制度即英式议会制度、美式总统制度、法式混合制度。

③ 2015年世界银行对国家经济状况分类的标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 025美元以下为低收入国家,介于1 026~4 035 美元之间的为中低收入国家,在4 036~12 475美元之间的为中高收入国家,高于12 476美元的为高收入国家。

④ WGI是目前最具全球性、长期性、权威性的指标。它抽取了来自33个组织机构的35项(2009年前是25项)数据源,基于UCM计算模型(Unobserved Components Model),综合聚类而成了六项指标。关于WGI详情可参考http://info.worldbank.org/governance/wgi/index.aspx#home.

⑤ 9家机构包括环球透视公司(Global Insight,GI)、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EIU)、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政治风险服务机构(Political Risk Services)、管理发展研究所(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世界正义工程法治指数(World Justice Project Rule of Law Index)等。

⑥ 结果中显示对外开放水平与经济增长的负相关关系,一方面由于我们考察的对外开放水平指标属于经济全球化的内容,如学者Afshari et al.(2013)检验全球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的2000-2009年OPEC的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结果发现,经济全球化指数即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开放水平表现出与经济增长的显著负影响,而社会全球化对经济增长为显著正影响,详见文献[20];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经济体特征的异质性也会对结论产生影响。由于篇幅限制,在此不做赘述。

参考文献

[1]刘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与治理[J].经济研究参考,2017(15) : 44-67.

[2]萨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 31-32.

[3]克劳德·梅纳尔.制度、契约与组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的透视[M].冯健,杨其静,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10-18.

[4] 何高潮.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关系分析:比较政治学的新视野[J].管理世界,2005(4) : 155-166.

[5]CHEN B, FENG Y. Some Political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Theory and Empirical Implications[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6(4) : 609-627.

[6]AISEN A, VEIGA F J. How does Political Instability affect economic growth?[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13(3) : 151-167.

[7]GURGUL H, LACH L.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Evidence from Two Decades of Transition in CEE[J].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2013(2) : 189-202.

[8]CAMPOS N F, NUGENT J B. Who is Afraid of Political Instability?[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2(1) : 157-172.

[9]FOSU A K.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Implications of Coup Events in Sub-Saharan Africa[J].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 Sociology,2002(1) : 329-348.

[10]BLANCO L, GRIER R. Long Live Democracy:The Determinants of Political Instability in Latin America[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2009(1) : 76-95.

[11]FENG Y. Democacy,Politica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J].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97,27(3) : 391-418.

[12]MUHAMMAD Y,LIU X X,YAHYA S, et al.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sia[J].American Journal of Applied Sciences,2008,5(3) : 203-208.

[13]BASHIR M F, XU C S. Impact of Political Freedom,Economic Freedom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on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Economics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2014,5(22) : 59-67.

[14]BUTKIEWICZ J L, YANIKKAYA H. The Impact of Sociopolitical Instability on Economic Growth:Analysisi and Implications[J].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2005(5) : 629-645.

[15]JONG-A-PIN R. On the Measurement of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its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9,25(1) : 15-29.

[16]HANSEN B E. 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Estimation,Testing,and Inference[J]. Journal of Econonetrics,1999,93(2) : 345-368.

[17]张中元.论全球化、政治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4) : 143-144.

[18]ALESINA A, PEROTTI R. Income Distribution,Political Instability,and Ivestment[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6,40(6) : 1203-1228.

[19]KAUFMANN D,KRAAY A, MASTRUZZI M. Governance Matters Ⅷ: Aggregate and Individual Governance Indicators 1996-2008[J].Social Se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0,23(2) : 1-30.

[20]AFSHARI Z,SHIRINBAKHSH S, SABERI M.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the Economic Growth in Selected OPEC Countries[J]. Advances in Environmental Biology,2013, 7(8) : 1597-1604.

 
刘敏,刘清杰,刘倩
《华东经济管理》 2018年第05期
《华东经济管理》2018年第05期文献

服务严谨可靠 7×14小时在线支持 支持宝特邀商家 不满意退款

本站非杂志社官网,上千家国家级期刊、省级期刊、北大核心、南大核心、专业的职称论文发表网站。
职称论文发表、杂志论文发表、期刊征稿、期刊投稿,论文发表指导正规机构。是您首选最可靠,最快速的期刊论文发表网站。
免责声明:本网站部分资源、信息来源于网络,完全免费共享,仅供学习和研究使用,版权和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有不愿意被转载的情况,请通知我们删除已转载的信息 粤ICP备202304699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