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各级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不断加大。与此同时，人们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也日益提高。然而，受经济增长和官员晋升双重激励等影响，地方政府往往显示出重视基础设施建设而轻视民生的财政支出倾向[1]，这种财政支出结构问题导致公共品供给效率和民生效应低下[2]，使得公共服务供给越来越难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公共品需求[3]，公共服务供不应求的失衡问题日益严峻[4]。事实上，公共品供给效率和民生效应低下必然带来公共资源浪费，使公共品资源更加稀缺，对公共服务带来了更多压力[5]。这不仅影响到中国各地区民生福利的持续发展，而且会扩大收入差距甚至激化社会矛盾。可见，提高地方政府的公共品供给效率对促进公共品供求均衡乃至提升民生福利都至为重要。

关于区域公共品供给效率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品总体供给效率测度方面。多数研究主要从教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方面对中国地方公共品的总体供给效率进行测算[3,6-8]，也有研究将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和社会管理等构建为一个多维指标综合测算中国地方公共品供给效率[9]。上述研究对中国各省市的公共品供给效率进行测算，将各项公共品作为整体或只侧重于三四个重要的维度，未对公共品的类型进行划分，故难以揭示出不同类型公共品(基础设施建设类和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效率之间的差异。随着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的深化推进，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越来越受到各界重视，也出现了一些关于公共品供给效率区域差异问题的研究。陈诗一、张军(2008)和续竞秦、杨永恒(2011)分析了1978-2005年中国公共品供给效率及其区域差异，认为西部地区的支出效率远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3,6]。唐齐鸣、王彪(2012)认为中部地区效率最高，其次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效率最低，且三大区域的效率逐年呈下降趋势[7]。陈刚、赖小琼(2015)利用Bootstrap方法在SFA模型中引入三个区域虚拟变量进行实证分析，认为中国平均综合效率排名从高到低依次是西部、中部、东北和东部地区[8]。由此可知，已有研究在中国公共品供给效率区域差异方面仍存在较多争议，这主要是由于多数文献都是通过对各省公共品供给效率得分进行简单的区域比较得出的结论，并未对公共品供给效率进行定量的空间比较和分解研究，因此未能说明中国公共品供给的区域差异主要是来自区域之间的差异还是区域内部的差异。

为此，本文将公共品分为基础设施建设类和民生类两类，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对中国省级区域的公共品供给效率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应用泰尔指数(Theil Index)及其空间分解方法对中国省级区域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区域差异进行定量分析。

二、研究方法

(一)数据包络分析方法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是Charnes、Coopor和Rhodes(1978)最先提出，即CCR模型，其假设条件是规模报酬不变(CRS)。后来，Banker、Charnes和Cooper(1984)提出了可变规模收益(VRS)模式下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即BCC模型。本文基于产出角度和规模报酬可变的假定，使用BCC模型测算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的DEA效率得分。由于本文共获取了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假定存在着31个决策单元(DMUj，j=1,2,…,31)。在选取评价指标之前，假定每个DMU都有m种投入和s种产出，定义X为(m×n)的投入矩阵，Y为(s×n)的产出矩阵，n为决策单元个数。为了评价决策单元的绩效，首先用一个假想的组合决策单元与其比较。关于产出Y和投入X的线性最优化问题可以被描述为[3]：

 

s.t.

 

 

λj≥0; j=1,2,3,…,31

(1)

其中，θ表示在产出一定的情况下，假想组合决策单元所能实现的最小投入与j0投入的比值，P(f)为既定条件下的生产可能集，λj表示第j个DMU的各项投入和产出的权重，是假想组合决策单元的投入，是假想组合决策单元的产出。上式表示，若θ的最优值小于1，则说明可以找到一个假想的决策单元，它可以用比决策单元j0更少的投入，获得不少于与j0相对应的产出，从而表明决策单元j0为非DEA有效，只有θ=1时，才表明j0决策单元为DEA有效。进一步地，如果θ=1且存在λ*，使得则决策单元j0的经济活动同时为技术有效和规模有效；如果不存在λ*，使得若此时则决策单元j0的经济活动为规模收益递增，若则决策单元j0的经济活动为规模收益递减。

Ta=

(二)中国区域公共品供给效率指标体系构建

公共品可以划分为基础设施建设类和民生类两类，前者主要包括交通、通讯和农林事务等，后者主要包括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10-11]。选取相应的子指标作为投入变量和产出变量，测算两类公共品的供给效率。在基础设施建设类公共品供给效率指标选取方面，由于2007年后中国财政支出的统计口径发生了较大变化，不再公布各省的基本建设支出，而目前公布的财政支出统计数据中包括了用于交通和农田水利项目上的支出，且这两项代表性地反映了各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因此，选取人均农林水事务财政支出和人均交通运输财政支出作为投入指标，同时选取能较好地反映城市建设水平的城市人均道路面积以及每万人公交车数作为产出变量。

Study on thermal environment simulation in side air supply office

34例患者中有29例首次应用唑来膦酸后未再次使用，2例患者在预防性静脉输注地塞米松及泼尼松龙滴眼液后，再次使用唑来膦酸治疗未出现眼部不适[5]。1项回顾性临床调查[20]中，8例急性葡萄膜炎患者中有3例在发生唑来膦酸相关性急性葡萄膜炎18个月后，在未给予任何预处理的情况下再次应用唑来膦酸治疗，未再出现眼部症状及体征[22]。

在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效率指标选取方面，主要从科技、教育、文化体育与传媒、公共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五个方面进行考虑。科学技术对提高公共品供给质量和效率至关重要[11]；教育为民生之基，教育投入是公共品供给的重要方面[12]，教育财政投入是增加地区人力资本的重要手段；文化体育与传媒的发展有助于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政府对文化体育与传媒的支出是提高公民素质的物质基础[13]；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健康水平，完善的公共医疗卫生体系有助于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14]；社会保障是民生之依，是改善公共品供给的“稳定器”，同时，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维护社会安全与稳定[15]。测算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具体评价指标见表1所列，其中各项人均财政支出指标有效避免了人口规模的影响，由各省市小学、初中和高中三个阶段的师生比均值衡量的中小学师生比较好地反映了教育的质量水平而非投入水平，由各省市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的参保人数分别占各地年末总人口比例平均值衡量的社会参保率能较全面地反映各省市居民的参保情况。

 

表1 中国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类和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公共品类型投入变量产出变量基础设施建设类人均农林水事务财政支出(元/人)城市人均道路面积(平方米)人均交通运输财政支出(元/人)每万人公交车数(辆)民生类人均科技财政支出(元/人)三种专利人均授权量(项)人均教育财政支出(元/人)中小学师生比人均文化财政支出(元/人)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册)人均医疗卫生财政支出(元/人)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人)人均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元/人)社会参保率(%)

(三)泰尔指数

泰尔指数常被用于衡量地区间的收入差异或不平等程度，其优势在于地区总体差异的空间分解。运用以GDP为权重的泰尔指数[16]计算2007-2015年中国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类和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区域差异，运算公式如下：

其中，j=1,2,3,4分别代表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GDPi表示i省GDP占全国的比重；GDPj表示j地区内各省GDP总和占全国的比重；effi表示i省公共品供给效率占全国各省供给效率总和的比重；effj表示j地区各省供给效率总和占全国供给效率总和的比重。式(2)表示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泰尔指数，式(3)和式(4)分别表示区域间和区域内差异的泰尔指数，式(5)表示区域差异的总泰尔指数。

j=1,2,3,4

(2)

瑞士联邦计量研究院 (METAS)是瑞士的官方权威机构，负责所有计量相关事宜，以及检测用于计量的设备和相关程序。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机构，瑞士联邦计量研究院处于瑞士精准度测量领域的前沿，能够准确公正地制定精准度标准。

 

(3)

Tb=GDP1T1+GDP2T2+GDP3T3+GDP4T4

(4)

表2反映了中国各省市基础设施建设类和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效率及其增长态势①。从表2可以看出，天津、山东和广东2015年的基础设施建设类公共品供给效率最高，其余省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类公共品供给效率则相对较低，基础设施建设类公共品供给效率增长较快的依次有广东、北京、辽宁；山东、辽宁、安徽和广西等14个省市2015年的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效率较高，其余省市的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效率相对较低，西藏、山西、安徽等省区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效率增长较快。

(5)

Tj=

根据数据库理论，所有的数据库管理技术都会包含“Insert”，“Select”，“Update”和“Delete”等。但一些组织或个人把数据库所具备的“修改”能力，当作可以篡改能力来用了，导致假账频发，于是就有了区块链。它去除“Update”和“Delete”等数据库的功能，变成只能单向“Insert”和“一次性写”的数据库技术。

依据式(3)、式(4)和式(5)，进一步计算出中国四大区域间、区域内部以及总体的泰尔指数，并计算出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Ta/T和Tb/T分别表示区域间和区域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

（2）笔者仅进行了测量仪的原理设计，下一步要做的工作有：计划设计一个辅助检测装置，确保激光发射器发射的激光线与钻具轴线共面平行；不同型号的动力钻具其外径不同，而且受磨损、老化等因素影响，动力钻具的外径也在变化，计划将装置本体改进为尺寸可调型。

三、结果分析

利用DEAP2.1软件测算出2007-2015年中国各省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类和民生类公共品供给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结果如图1和图2所示。

  

图1 2007-2015年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类公共品供给效率变化趋势

  

图2 2007-2015年中国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效率变化趋势

(一)效率分析

2007-2015年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类和民生类公共品的总体供给效率呈现缓慢下降态势，但在2010年出现了小幅上升。具体来看，基础设施建设类公共品供给的综合效率整体呈现出缓慢上升的态势，2010年之前上升较快，2011年有所下降，之后缓慢上升；民生类公共品供给的综合效率整体呈现缓慢下降态势，2009年之前有所下降，到2011年有较快的增长，2011年之后逐年下降。总体供给效率与民生类公共品供给的综合效率变化趋势更为接近，说明公共品的总体供给水平受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水平的影响更大。

比较可知，基础设施建设类公共品供给水平整体低于民生类公共品的供给水平，但前者的供给效率在逐步提高，而后者的供给效率在不断降低。两类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变化趋势可能与地方政府的支出规模和支出结构有关，表明中国大部分地方政府存在重视基础设施建设类公共品而轻视民生类公共品的财政支出偏好。进一步将综合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分析可知，基础设施建设类公共品的供给效率很大程度上受到供给技术和管理水平的影响，而民生类公共品的供给效率则更易受到供给规模的影响。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主要依赖于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升[17]，而教育、医疗等满足人们日常需求的公共服务存在区域分配不平衡的问题，部分发达省市存在供给规模过大而出现规模报酬递减局面，但部分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则存在投入不足而导致的规模报酬递增局面[3,14]。

企业是社会经济的主体，必须改变企业的经营模式，在企业内部实施绿色生产，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重视环境及社会效益。一方面，企业要在生产的各个环节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重视对环境及生态的保护；另一方面，生产过程中应该不断地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对各种资源的消耗。

T=Ta+Tb

如图3所示，协议的具体执行过程如下：首先，Alice利用私钥提取出与交易TA相关的一次性随机数然后，Alice在链上获取Bob的交易签名对并从中提取与公钥相关的Alice根据计算会话密钥同理，Bob计算一次性随机数tB，从 σTA中提取，进一步计算会话密钥κ。

2007年9月，林洋从市国资委的工作岗位主动申请到工作生产环境较差、远离市区、工资收入较低的大同市云城乳业有限责任公司挂职工作，担任公司主要领导。正当他带领班子成员和广大干部职工谋划云城乳业的转型发展、绘制云城乳业改革蓝图的时刻，却遇到了云城乳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战。2008年，大同市在城市改造、道路扩建、重大项目建设中，对一些单位和部门进行征地拆迁，云城乳业被列为涉拆安置单位之一。在安置中，当时市政府提出了让云城乳业关闭、破产，企业所有土地由市政府统一收回另行开发的要求。

 

表2 中国各省市基础设施建设类和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效率得分及增长率

  

省份基础设施建设类民生类2007年2015年增长率(%)2007年2015年增长率(%)北京0．5370．774 44．1340．8720．868-0．459天津0．8071．00023．9160．8800．751-14．659河北0．8490．96213．3101．0001．0000．000山西0．4050．52529．6300．8481．00017．925内蒙古0．2550．35137．6470．8860．817-7．788辽宁0．5390．76041．0021．0001．0000．000吉林0．4510．4949．5341．0000．999-0．100黑龙江0．4930．59520．6901．0001．0000．000

 

续表2

  

省份基础设施建设类民生类2007年2015年增长率(%)2007年2015年增长率(%)上海0．6240．6748．0131．0001．0000．000江苏0．7170．82515．0631．0001．0000．000浙江0．6270．74819．2981．0001．0000．000安徽0．7810．8407．5540．8491．00017．786福建0．8520．769-9．7421．0001．0000．000江西0．6020．556-7．6411．0000．944-5．600山东1．0001．0000．0001．0001．0000．000河南0．7290．84015．2260．9061．00010．375湖北0．8090．719-11．1251．0000．969-3．100湖南0．8170．94115．1771．0000．989-1．100广东0．6741．00048．3681．0001．0000．000广西0．6580．595-9．5741．0001．0000．000海南0．4290．410-4．4290．9720．902-7．202重庆0．7390．618-16．3731．0001．0000．000四川0．6800．7429．1181．0000．946-5．400贵州0．5080．458-9．8431．0000．818-18．200云南0．5830．574-1．5440．8920．9223．363西藏0．1830．153-16．3930．4210．59340．855陕西0．6200．70012．9030．8700．801-7．931甘肃0．3500．315-10．0000．8710．8932．526青海0．5380．230-57．2491．0000．690-31．000宁夏0．3500．3726．2860．9240．9401．732新疆0．5060．454-10．2770．9520．854-10．294均值0．6040．6456．8510．9400．926-1．534

以中国各省市基础设施建设类和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平均值以及0%的增长率为标准，可将各省市的公共品供给状况划分为四类(图3和图4中的虚线表明平均值)。在基础设施建设类公共品供给效率方面，供给效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增长率为正的13个省市主要分布在京津冀、长江经济带，而供给效率低于均值且增长率为负的10个省市中有8个属于西部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中国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供给水平往往受地区经济水平影响，发达省市基础设施建设类公共品的供给效率通常较高，供给效率提高更快。在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效率方面，只有安徽、山西和河南三个中部省份的公共品供给效率明显高于均值且增长较快，而其他省市的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效率上升整体较为缓慢，一些省市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这表明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效率上升缓慢甚至有所下降是较为普遍的，经济发达省市和经济欠发达省市均出现了这一情况。其原因在于经济发达省市比经济欠发达省市对基础设施建设类公共品的需求更大，且技术水平更高，故发达省份具有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类公共品供给效率的激励和能力，因此供给效率的增长率更高。

  

图3 2015年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类公共品供给效率增长的省区格局

  

图4 2015年中国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效率增长的省区格局

(二)区域差异分析

2007-2015年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类公共品供给效率呈现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空间递减格局(图5)。四大区域的供给效率在2011年前有小幅波动，2011年后缓慢上升。大多数东部省市生产技术和生产效率都相对较高，纯技术效率更高，其基建类公共品供给效率始终明显高于其他三大区域。在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效率方面，东部、东北和中部地区的供给效率水平较为接近，且变化趋势相对平缓，而西部地区的供给效率明显低于其他三大区域且呈现出缓慢下降的态势(图6)。西部地区自身生产技术相对落后、资源较为缺乏，受到技术水平低下以及供给规模偏离最优规模的双重影响[3]。

  

图5 2007-2015年中国四大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类公共品供给效率变化趋势

  

图6 2007-2015年中国四大区域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效率变化趋势

进一步利用泰尔指数对中国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区域差异进行定量分析。2007-2015年，基础设施建设类和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效率的总体区域差异均呈现出缓慢下降的态势，且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效率的总体区域差异明显大于基础设施建设类公共品供给效率的总体区域差异(图7)。

  

图7 2007-2015年中国各省市公共品供给效率的总体泰尔指数变化趋势

由表3可知，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类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区域差异主要来自四大区域内部的差异，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类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区域内部差异的贡献率在整体上明显大于区域间差异的贡献率。中国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区域差异主要来自四大区域之间的差异，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区域内部差异的贡献率整体小于区域间差异的贡献率。这意味着中国在缩小区域差距时，对不同类型公共品供给应各有侧重。针对基础设施建设类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区域差距，应更加注意调整各区域内部的差异。而在缩小民生类公共品供给的区域差距时，应该更加注意资源在区域间的转移。

 

表3 2007-2015年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类和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效率区域差异贡献率(%)

  

年份基础设施建设类民生类区域内区域间区域内区域间200755．9344．0749．3150．69200855．3244．6850．2149．79200950．9049．1050．2349．77201049．3650．6448．6451．36201151．9448．0648．7751．23201255．4144．5948．1651．84201357．0942．9149．5950．41201454．2445．7646．4453．56201555．5044．5051．1648．84

为了定量揭示中国四大区域内部的公共品供给效率差异，分别对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内部公共品供给效率的泰尔指数进行测算，结果如图8和图9所示。四大区域内部的基础设施建设类和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效率差异的泰尔指数总体呈现出下降的态势，这说明中国四大区域内部的供给效率差异在不断缩小。其中，东、西部地区内部的泰尔指数明显高于东北和中部地区内部的泰尔指数，说明东、西部地区内部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且其内部的差异要明显大于东北和中部地区内部的差异。这说明政府在努力缩小区域差异的过程中，不能笼统地将其概括为把部分资源和技术从东部转移至西部，而应该同时调节东部和西部地区内部的供给平衡。

  

图8 2007-2015年中国四大区域内部基础设施建设类公共品泰尔指数的变化趋势

  

图9 2007-2015年中国四大区域内部民生类公共品泰尔指数的变化趋势

四、结论与讨论

(1)2007-2015年，中国省级区域公共品总体供给效率缓慢降低，基础设施建设类公共品供给效率缓慢提高，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效率缓慢降低，基础设施建设类公共品供给效率始终低于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效率。总体供给效率受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影响更大，这与当前中国大部分地方政府重视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而轻视民生问题有一定的关系。通过分析各项效率得分，本文认为基建类公共品的供给效率受纯技术效率的影响更大，而民生类公共品的供给效率受规模效率的影响更大。因此，为确保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政府应该努力提高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管理水平，完善资金支出监督机制，例如建立一个能够追踪资金去向和后续使用情况的监察系统，或将财政资金预算透明化和公开化。同时，政府还应调节好各地区民生服务的供给规模，减少对规模报酬递减区域的投入，加大对规模报酬递增区域的投入，并且维持规模报酬不变区域的投入。

(2)中国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类公共品供给效率及其增长率往往受地区经济水平影响，发达省市基础设施建设类公共品的供给效率通常较高，供给效率提高更快。而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效率增长的快慢则未明显受经济发达程度的影响，各省市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效率的提高普遍较为缓慢，部分经济发达省市和欠发达省市甚至出现了供给效率下降的情况。因此，政府应该通过加快欠发达省市的经济水平以提高其基础设施建设供给水平，加大欠发达地区的专项转移支付力度以及向欠发达地区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包括对新兴产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等。

(3)中国省级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类公共品的供给效率呈现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空间递减格局，而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效率则表现为东部、东北和中部地区三者较为接近，且明显高于西部地区。国家应更加重视提高西部地区的地方公共品供给效率，加快发达地区先进生产技术向经济欠发达省市的有序扩散，鼓励西部地区的部分企业到东部地区的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学习和交流，加强不同区域企业之间的合作，以促进东部地区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水平向西部地区企业渗透；此外，政府可以实施一定的倾斜政策，将更多的公共资源分配给西部省份，增加西部地区民生服务资源分配的比重，以扩大供给规模、提高供给效率，推进四大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

(4)中国省级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类和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效率的总体区域差异均呈现出缓慢缩小的态势，且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效率的总体区域差异明显大于基础设施建设类公共品供给效率的总体区域差异。基础设施建设类公共品供给效率的总体区域差异主要来自四大区域内部的差异，而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效率的总体区域差异主要来自四大区域之间的差异。建议我国在改善地方公共品供给时应对不同类型的公共品采取差异化措施。在缩小基础设施建设类公共品供给的区域差异时，可以选择技术和资源的区域内转移，这就要求政府应当加快推进区域内各省市基础建设的互联互通，以促进资本和人才的自由流动，实现区域内各省市的优势互补。而在缩小民生服务的区域差异时，技术和资源的跨区域转移则更为有效，例如对一些青年教师和医护人员进行培训，并给予一定的住房保障和生活补助，以鼓励部分教师和医护人员向西部迁移，提高西部地区的教育和医疗服务水平。

(5)中国四大区域内部的公共品供给效率差异主要来自东部地区内部和西部地区内部的差异，即尽管大部分东部省份供给效率较高而大部分西部省份效率较低，但依然存在部分效率较低的东部省份和效率较高的西部省份。在分析供给效率的区域差异时不能一概而论，不仅要考虑东部与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也要考虑各自内部存在的差异，避免忽视东部地区相对落后的省市以及西部地区相对发达的省市。

注 释：

① 增长率(%)是指2015年与2007年相比中国各省市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增长率。其计算公式为：增长率=(2015年各省市公共品供给效率-2007年各省市公共品供给效率)/2007年各省市公共品供给效率。

参考文献：

[1]平新乔，白洁.中国财政分权与地方公共品的供给[J].财贸经济，2006(2) : 49-55.

[2]傅勇，张晏.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J].管理世界，2007(3) : 4-12.

[3]续竞秦，杨永恒.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修正的DEA两步法[J].财贸研究，2011，22(6) : 89-96.

[4]李红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原因分析与强化政府财政责任的对策[J].财政研究，2014(2) : 58-61.

[5]孙德梅，王正沛，孙莹莹.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效率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13,27(8) : 142-149.

[6]陈诗一，张军.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研究：1978-2005[J].中国社会科学，2008(4) : 65-78.

[7]唐齐鸣，王彪.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12(2) : 48-60.

[8]陈刚，赖小琼.我国省际基础公共服务供给绩效分析——基于以产出为导向的三阶段DEA模型[J].经济科学，2015(3) : 55-66.

[9]李建军，张辰昕.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效率实证研究[J].经济经纬，2012(4) : 156-160.

[10]李婉.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偏向——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7(5) : 75-82.

[11]李华，任龙洋.财政分权、预算约束与地方公共品供给效率[J].当代财经，2013(3) : 35-43.

[12]龚锋，卢洪友.财政分权与地方公共服务配置效率——基于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的实证研究[J].经济评论，2013(1) : 42-51.

[13]杨林，许敬轩.地方财政公共文化服务支出效率评价与影响因素[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3(4) : 7-13.

[14]韩华为，苗艳青.地方政府卫生支出效率核算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为依据的DEA-Tobit分析[J].财经研究，2010，36(5) : 4-15.

[15]范柏乃，傅衍，卞晓龙.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测度及空间格局分析——以浙江省为例[J].华东经济管理，2015，29(1) : 141-147.

[16]康晓娟,杨冬民.基于泰尔指数法的中国能源消费区域差异分析[J].资源科学,2010,32(3) : 485-490.

[17]胡宗义,鲁耀纯,刘春霞.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绩效评价——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实证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14,28(1) : 8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