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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权激励下的“攫取之手”与产业升级受阻

更新时间:2009-03-28

一、引 言

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潜藏着各种问题,尤其在当前经济下行的瓶颈期,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等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体制使地方政府兼有“政治人”和“经济人”的双重身份,一方面追求政治地位的升迁,另一方面追求经济收益的最大化。中国的经济分权加剧了地方政府为谋求私人收益的“攫取之手”的行为[1]。分税制的推行,使预算内财政收入向中央政府集中,地方政府利用财政资金进行投资以发展经济的能力被削弱;同时,以往的银行分支机构作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在银政分离制度下难以为继,银行垂直管理加强,地方政府不再能凭借自己的权力干预商业银行对投资项目的融资等[2]。很多学者都认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本质是财政收入集权,收入集权激励地方政府伸出“攫取之手”而不是“援助之手”[3]。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产业结构的失衡,导致有些地区经济高速增长且产业结构升级水平高,而有些地区经济增长缓慢且产业结构升级滞后。周业安等(2002,2003,2013)从竞争的角度将地方政府分为“进取型”、“保护型”和“掠夺型”三种类型[4-6]。地方政府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取决于当权者自身以及地方社会的各种客观因素,如果当权者的地位越稳定,则经济繁荣有助于自身利益的获取,因而其眼光就越长远,有强烈的激励伸出“援助之手”促进经济发展;反之,当权者的行为就短期化,通过“攫取之手”的行为损害社会利益来提高自身利益 [7]

产业结构升级是产业发展顺着产业阶梯拾级而上的过程[8]。在地方政府相对绩效的考核下,地方政府官员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出发,由于区域经济先前禀赋的差异,导致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结果出现极化现象,好的越来越好、差的越来越差[9]。在这种情况下,产业结构升级的区域差异也将拉大,发达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水平高,结构优化程度高,经济更加发达;而不发达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滞后,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性问题日趋严重,造成经济发展“断崖式”下降,近几年的发展现实有力地证明了这点,发达地区越来越发达,而落后地区则深陷泥潭难以前行。王文剑和覃成林(2008)利用1997-2003 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显示,非农产业和非国有制经济越发达,地方政府“攫取之手”就越少[10]。安苑和王珺(2012)利用1998-2007年区域和产业数据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财政行为波动显著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高技术产业份额与财政行为波动呈反向关系[11]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一)“攫取之手”缘起何因

“攫取之手”是地方政府运用职权谋取利益,即通过非组织的方式攫取预算外收入,乱收、乱罚、乱征等预算外收入是“攫取之手”的有力表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分税制实施使得中国预算内的收入向中央政府集中,税制改革和银行体制改革带有明显的财政集权倾向,因此,为尽可能规避财政收入流向中央财政,地方财政资源迅速地由预算内向预算外甚至体制外转移,贪污、腐败现象加剧,地方政府的“援助之手”逐渐转变为“攫取之手”[7]。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的体制下,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大部分上交中央,同时地方的各种支出又依靠地方政府,“政治晋升”的经济增长压力和当前资本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需要地方政府投入庞大的财政支出发展当地经济。因而,分税制体制下的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对称以及政治集权下的地方政府晋升压力,驱使地方政府伸出“攫取之手”,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取预算外和制度外收入来弥补财政缺口[12]。另外,地方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注重自身经济利益的获取,地方政府的小金库以及地方官员纯粹的个人利益助长“攫取之手”的产生。

(二)“攫取之手”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

地方政府的税收一部分上交中央财政,一部分留为自用,中央政府对地方税收虽然只从比例上有具体的要求,但对上缴税收的绝对量和增长量也进行相应的考察。税收目标的制定具有“棘轮效应”[7],上年税收成为下年税收的参考依据,因而地方政府为了保证税收上交绝对量的增长,不得不加大征税力度。同时,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的增加,以及其他各项社会建设的开展,财政开支又在不断增加,因而,地方政府为了满足不断增加的税收上缴和地方财政支出,只能加剧对地方的攫取,必然影响当地的产业结构。一方面,地方政府为了保障“攫取之手”的顺利、有力的实施,积极发展产出效益快的第二产业。财政集权激励地方政府为“资本”而展开“蒂伯特”式的横向竞争,大力发展制造业,制造业不仅可以带来税收的增加,还可以带来土地出让收入等间接受益[3]。在追求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的驱使下,以及为了保障私利的攫取,地方政府对大型企业和重点项目倾斜,盲目加大政府采购和投资,导致产能过剩;而对高新技术、新能源、信息等投入产出周期长的新兴第三产业不够重视,从而导致产业结构升级停滞不前,结构扭曲。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的攫取致使企业创新资金不足、创新环境不佳,转型升级动力不足,只能在原有的技术水平上原地踏步,产品档次提升较小,而科技信息的发达使消费者需求多样化,因而造成供求结构不匹配、资源浪费,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

(三)“攫取之手”如何弱化

地方政府行为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短期内跨越式发展,但长期中,产业结构的升级需要市场来调节[13]。市场化改革将资源配置由政府逐步转移给市场,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抑制财政行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不利作用[11]。市场化的推进使地方政府行为受到约束,经济资源更多地按照市场的原则配置而不是政府行政决策,另外,市场化水平越高,市场中介组织发育越完善,企业在面对政府的不合理要求时有强大的中介组织作为后盾,从而削弱攫取力度。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由于基础设施不完善、市场化水平较低、社会制度转型滞后等环境劣势因素导致地方政府官员想通过经济增长来引起上级政府的关注以达到“政治晋升”的希望渺茫,于是,地方政府官员更倾向于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攫取之手”深入经济发展运行中;而经济发达地区,市场化水平高,社会环境优越,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的目标很容易实现,仕途升迁希望更大,因而地方政府官员致力于追求“政治晋升”的经济增长,对于“纯粹”的私人利益关注较少,地方政府的“攫取之手”并不明显。市场化水平高低决定着“攫取之手”的大小,市场化水平越高,“攫取之手”就越小[10]。“攫取之手”的区域差异又导致产业结构升级的区域差异。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有待检验的假说。假说1: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在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的体制下有着强烈的激励驱使“攫取之手”产生,“攫取之手”越强,产业结构升级受到的负面作用越大;假说2:“攫取之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着区域差异;假说3:市场化水平对“攫取之手”能够产生抑制作用,市场化水平越高,“攫取之手”就越少,因而产业结构升级就顺利。

三、实证模型和数据来源(一)模型构建和变量说明

为考察攫取之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检验假说1,本文设置基本计量模型(1) :

主机遥控系统通过柴油机数据交换接口单元向ME电喷柴油机电气控制系统发启动、停车和调速等指令,控制主机启动、停车和变速。安全保护系统通过柴油机数据交换接口单元接收ME电喷柴油机电气控制系统和ME电喷柴油机重要的运行状态数据,在发生严重故障时执行安保动作(故障降速、故障停车和紧急停车),保证主机安全运行。

(1)

式中gov为“援助之手”,这里用地方财政支出与GDP之比来衡量,比值越大,说明政府财政支出越多。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主要用于经济发展,表现出政府对经济的正激励,能够刺激产业结构升级。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社会制度环境和经济发展差异较大,“攫取之手”对产业结构的升级也可能存在区域差异,为了验证假说2,引入东中西三个地区虚拟变量,具体了解各地区的“攫取之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设置模型(2) :

ISit=β0+β1eastit×grabit+β2midit×grabit+

β3westit×grabit+ψΧ+σi+τt+ξit

(2)

式(2)中,虚拟变量east,当省份属于东部时取1,否则取0;虚拟变量mid,当省份属于中部地区时取1,否则取0;虚拟变量west,当省份属于西部地区时取1,否则取0。虚拟变量与“攫取之手”的交互项刻画其所代表地区的“攫取之手”。

另外,市场化改革对地方政府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干预,“攫取之手”也会受到影响,同时由于我国市场化进程不一致,市场化水平区域差异影响“攫取之手”的力度,进而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为验证假说3,设立模型(3)和(4) :

However, PANCREOX, which randomized 108 patients to oxaliplatin and 5-FU, the FOLFOX6m schedule, or 5-FU plus leucovorin, demonstrated a detrimental effect of FOLFOX6m on both OS and quality of life (median OS 6.1 mo vs 9.9 mo, P = 0.02), although the high OS in the 5-FU arm appears disputable[21].

(3)

本文利用全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开展研究(表1),时间跨度为1995-2016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6-2017)、各省份《统计年鉴》(1996-2017)和《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15-16]以及《中国财政统计年鉴》(1996-2011),因2010年以后《中国财政统计年鉴》没有区分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

ρ3westit×miit+ΓΧ+πi+δt+ζit

(4)

式(3)和(4)中,mi表示市场化指数,衡量的是某个经济体市场机制运行的程度,指数越大说明市场化水平越高。本文利用樊纲、王小鲁等对我国市场化进程的跟踪调查测算出的市场化进程指数(简称市场化指数)作为市场化水平的代理变量,从而使回归结果更准确、有效。式(4)中引入东中西地区虚拟变量与市场化指数交互项,目的是为了验证市场化水平的区域差异对“攫取之手”的影响。

(二)数据说明

grabit=ρ0+ρ1eastit×miit+ρ2midit×miit+

grabit=γ0+γ1miit+φΧ+λit+δit

ISit=a0+a1grabit+φΧ+ui+vt+εit

式中,PARi为第i天作物截获的光合有效辐射,MJ/m2;RAi为太阳总辐射,MJ/m2;0.65为窄行距作物消光系数。

 

表1 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变量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产业结构升级is2.26350.13811.92102.7973攫取之手grab0.46980.27580.04542.2193市场化mi5.71322.22100.000012.0400工业化水平ind0.38660.12760.06800.9020外商直接投资fdi0.24841.27750.000213.2575城市化水平urb0.46530.16300.16700.8960人力资本hc7.80521.31942.599212.0284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本估计结果

由于本文采取省际面板数据,可能存在区域异质性产生的固定效应以及随时间趋势产生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性(hausman 检验显示存在固定效应,为比较期间,本文还展现随机效应估计结果),因此,文章采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估计方法进行实证分析。表2是模型(1)和模型(2)回归结果,模型(1)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回归结果均显示,“攫取之手”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攫取之手”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中国式分权带来财政行为频繁波动,对任何形式、任何规模的企业创新都产生了负面冲击 [17]。企业创新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经济发展的灵魂,创新不足严重影响产业结构升级。财政分权制度下,地方政府“援助之手”转变为“攫取之手”,地方政府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的预算外收入对企业造成重大的损害,以致企业R&D资金投入受到挤占,企业创新动力不足,产品升级换代周期长,甚至出现产品供求信息不对称、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为了满足“攫取之手”,同时地方官员在短暂的任期内还得保证经济增长、积攒“政绩资本”,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决策时会有所思量,重视经济效益快的工业、制造业,房地产业,而对技术含量高但出效益慢产业不够重视,从而使产业结构长期停滞在“二三一”的阶梯模式。

 

表2 攫取之手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模型(1)模型(2)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固定效应随机效应grab-0.0613∗∗∗(0.0124)-0.0541∗∗∗(0.0121)——grab×east——-0.0150(0.0194)-0.0080(0.0183)grab×mid——-0.1077∗∗∗(0.0165)-0.1025∗∗∗(0.0160)grab×west——-0.0494∗∗∗(0.0141)-0.0432∗∗∗(0.0141)ind-0.4463∗∗∗(0.0526)-0.3840∗∗∗(0.0486)-0.4965∗∗∗(0.0538)-0.4333∗∗∗(0.0495)fdi-0.0027(0.0066)0.0039(0.0060)-0.0023(0.0064)0.0029(0.0058)urb0.1147∗∗∗(0.0362)0.1392∗∗∗(0.0353)0.1250∗∗(0.0375)0.1412∗∗∗(0.0357)hc0.0645∗∗∗(0.0050)0.0637∗∗∗(0.0049)0.00672∗∗∗(0.0049)0.0663∗∗∗(0.0048)Cons1.8894∗∗∗(0.0444)1.8641∗∗∗(0.0446)1.8831∗∗∗(0.0436)1.8612∗∗∗(0.0436)R20.63580.63340.65670.6457F值56.94—56.23—样本量421421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下显著。下同。

模型(2)是从区域差异的视角考察“攫取之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固定效应显示:东部地区,“攫取之手”上升1%,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将下降1.5%,但不显著;中部地区,“攫取之手”上升1%,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将下降10.77%,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西部地区,“攫取之手”提高1%,产业结构升级水平会下降4.97%,回归结果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与固定效应完全一致。两种回归方法均显示出了东中西部的显著差异,即东部地区“攫取之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负面影响最小,而中部地区的负作用最强。地方政府在巨大的晋升压力下为满足经济增长所需的财政支出,不得已扩大预算外收入,而经济落后地区相对发达地区承担着更大规模的财政支出,“攫取之手”力度更大 [7]。根据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和经验证明,东部地区是改革开放的发源地,经济最发达,税收收入足以承担财政支出,同时良好的经济基础使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的“政绩资本”很容易获得,因而对当地经济的攫取力度较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不利作用也较小。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是工业,且经济相对滞后,而“攫取之手”的方向主要是二三产业。地方企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地方政府,地方官员凭借对经济的自由裁量权设置繁琐的审批环节获得更多的寻租机会 [18],向地方企业伸出“攫取之手”。自然环境恶劣、地理位置偏远等原因导致西部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最落后的地区,落后的经济和贫穷的产业让“攫取之手”难以深挖,因而攫取力度不及中部地区,但不发达的经济让地方政府追求“政治晋升”的经济增长目标遥不可及,地方政府在私利作祟的心理下尽可能地增加攫取,因而攫取力度强于东部地区,从而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也相对较大。

(二)“攫取之手”的区域差异

“攫取之手”的差异引起了产业结构升级的差异化。市场化进程的不一致、市场化水平的差异连同其他相关因素致使经济发展水平相差甚远,进而“攫取之手”力度有所差异,产业结构升级受到的制约程度也各有所异。本部分主要通过实证分析市场化对“攫取之手”如何影响,以及所产生的区域差异,检验假说3。

ISit=

 

表3 市场化水平与攫取之手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模型(3)模型(4)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固定效应随机效应mi-0.0798∗∗∗(0.0099)-0.0781∗∗∗(0.0084)——mi×east——-0.0632∗∗∗(0.0110)-0.0606∗∗∗(0.0080)mi×mid——-0.1013∗∗∗(0.0126)-0.0940∗∗∗(0.0093)mi×west——-0.1008∗∗∗(0.0146)-0.1202∗∗∗(0.0094)ind-0.3654∗(0.2213)-0.1444(0.1527)0.0082(0.2473)-0.0498(0.1420)fdi-0.0280(0.0249)0.0247(0.0180)-0.0233(0.0247)0.0141(0.0167)urb-0.6159∗∗∗(0.1545)-0.2557∗(0.1399)-0.6680∗∗∗(0.1544)-0.5544∗∗∗(0.1332)hc-0.0986∗∗∗(0.0245)-0.0724∗∗∗(0.0213)-0.0969∗∗∗(0.0247)-0.0620∗∗∗(0.0197)Cons2.0960∗∗∗(0.1590)1.6253∗∗∗(0.1331)1.9822∗∗∗(0.1640)1.6864∗∗∗(0.1230)R20.67920.66700.68890.6809F值21.63—16.58—样本量389389

(三)稳健性分析

为验证前文实证分析的准确性,有必要进行稳健性检验。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攫取之手”对地方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治晋升的资本,在调结构、促转型的号召下,对当地经济发展投入一定的资本支持,从而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利用地方政府对经济的“援助之手”作为“攫取之手”的工具变量,设置模型(5)和模型(6),同样运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回归分析。

 

(5)

表3报告了模型(3)和模型(4)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回归结果。模型(3)结果显示市场化水平对“攫取之手”产生反向作用,并在1%的水下显著。市场机制的运行意味着地方政府行为受到更多的约束,更为规范。首先,地方政府财政征收更加规范合理,乱收、乱罚、乱征的随意性大大降低;其次,地方政府官员行政办事更为透明,利用职权向企业寻租的机会减少,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减少“干预之手”,给予“无形之手”自由发挥的空间;再次,市场化打破了空间界限,企业可以从国内、国际市场获得经济资源,企业发展空间的增大使地方政府官员对“晋升资本”积累的信心满满,对纯粹私人利益的欲望下降。模型(4)固定效应结果显示若市场化水平升高1%,东、中、西三个地区的“攫取之手”水平分别下降6.32%、10.13%、10.08%;而随机效应结果显示若市场化水平升高1%,东、中、西三个地区的“攫取之手”分别下降6.06%、9.40%、12.02%,且两种估计结果都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显示了不同地区市场化对“攫取之手”的影响,其中随机效应的区域差异更明显。市场化程度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经济环境,产生了不同的地方政府行为,因此“攫取之手”也有差异[19]。东部地区市场化水平最高,西部地区市场化水平最低,相应的“攫取之手”东部最弱,而西部地区最强,因而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负面影响呈东中西依次递增的态势。东中西地区地方政府攫取程度自1998年呈整体下降趋势,与经济发展水平呈“喇叭”趋势,东部地区攫取程度一直低于中西部,中部地区的攫取先大于西部,然后小于西部 [12]

 

(6)

上式中,it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IS是被解释变量,反映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借鉴徐敏和姜勇的研究经验,本文用产业结构层级系数进行衡量,其测算方法为:IS=y1×1+y2×2+y3×3,其中,y1y2y3分别表示一、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因而IS系数介于0~3之间,数值越大,表明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越高 [14]。grab表示“攫取之手”,遵循方红生和张军(2014)、陈抗等(2002)研究,该变量用预算外收入与一般预算总收入的比重来度量,反映地方政府对当地经济的攫取程度[3,7]Χ是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①工业化水平(ind),用各省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表示。工业属于第二产业,工业化水平越高,意味着第三产业比重较低,产业结构升级水平不高。②外商直接投资(fdi),用各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利用额与GDP比值表示。外商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方向取决于外资投资的领域,若外资投向制造业、工业领域则对产业结构升级并无明显的促进作用,有可能还导致升级缓慢;若主要投向金融信息等第三产业,则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提升。③城市化水平(urb),用各省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说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为城市二、三产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④人力资本水平(hc),用各省6岁以上人口平均教育年限表示。人力资本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重要因素之一,为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提供智力支撑。

图8为0.125 g TNT炸药球填实爆炸下,花岗岩中实测的球面波径向粒子速度波形的时间特征随比距离的变化关系。可以得到:在测点半径10 mm处,波形上升沿ΔTr约为0.5 μs;在测点半径120 mm处,ΔTr约为5.3 μs;二者相比,ΔTr展宽了约10倍。另外,ΔTr、波形半高宽ΔT1/2及波形正向脉宽ΔT+均有随着比距离增加而增加的趋势。球面波在花岗岩中传播的展宽效应也反映了其非线性动力学响应的复杂性,基于理想弹性假设的波传播理论,无法对其波形的传播演化规律进行合理解释。

表4先给出了模型(5)的回归结果,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结果都表明“援助之手”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促进效应,且固定效应显示在15%的水平下显著。即说明“援助之手”对产业结构升级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与“攫取之手”的反向影响相呼应。

很多特色农产品的英语标准化翻译没有经过专业的审查,翻译随意性较大。不同企业对于相同特色农产品的翻译也各有差异,外国友人难以理解特色农产品本身的意义,在购买的过程中存在很大的困惑,也不利于农产品文化的传播[4]。另外,很多地方特色农产品都存在胡乱翻译的现象,导致译文难以理解。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与传统的课内实践相比,实训室实践是更加有效的实践教学方式。河北旅游职业学院的旅游实训中心是我院非常有特色的校内实训室。在这里,模拟导游实训室、听力室、同声传译会议室、航服实训室、茶艺室、形体室等等为各个专业的学生提供了模拟的情境,为实习实训提供了场所。这里也有模拟的中、西餐厅,以及客房,为酒店专业的学生以及将来从事旅游休闲服务的学生提供了实训的基地。然而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模拟的情境提供的锻炼机会是有限的,在这里学生不会遇到各类真正的突发状况和问题,因此我们除了让学生参加实训室实践以外,还要给他们提供真实的实践环境,做到校内实训与校外实习、包括将来就业实习的良好对接。

 

表4 稳健性检验

  

解释变量模型(5)模型(6)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固定效应随机效应gov0.0766+(0.0531)0.0586(0.0490)——gov×east——0.2266∗∗(0.0988)0.2725∗∗∗(0.0980)gov×mid——0.5397∗∗∗(0.0968)0.3602∗∗∗(0.0919)gov×west——0.0414(0.0524)0.0416(0.0487)ind-0.3490∗∗∗(0.0448)-0.3199∗∗∗(0.0417)-0.3365∗∗∗(0.0474)-0.2980∗∗∗(0.0440)fdi0.0020(0.0067)0.0019(0.0060)-0.0018(0.0065)0.0029(0.0059)urb0.1659∗∗∗(0.0342)0.1944∗∗∗(0.0336)0.1152∗∗∗(0.0351)0.1522∗∗∗(0.0349)hc0.0551∗∗∗(0.0048)0.0542∗∗∗(0.0046)0.0509∗∗∗(0.0047)0.0497∗∗∗(0.0047)Cons1.8617∗∗∗(0.0290)1.8520∗∗∗(0.0297)1.8905∗∗∗(0.0286)1.8780∗∗∗(0.0301)R20.60070.59890.62680.6210F值53.17—53.99—样本量508508

模型(6)是东中西地区虚拟变量与“援助之手”交互项的回归结果,东中西三个地区两种估计方法的回归结果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东、中部回归结果显著,西部地区回归结果不显著。固定效应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26 6、0.539 7和0.041 4,随机效应的回归系数为0.272 5、0.360 2和0.041 6。从结果可以看出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的促进作用的区域差异明显,中部最强、东部和西部的作用较弱。出现此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其一,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水已经很高,政府扶持对其升级的空间有限;中部地区原有产业结构较为滞后,在政府的扶持下经济发展进入崛起阶段,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较大;西部地区因为先天条件不足导致对产业结构升级不利,政府扶持的激发作用难以达到较高水平。其二,地方政府对东部的攫取力度较小,产业结构升级受到干扰力度不大,故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在高起点下政府财政扶持的冲击力难以攀高;中部地区经济相对不发达,经济发展以农业和工业为支撑,经济的滞后导致地方政府在“政治晋升”和私人利益权衡下偏向后者,“攫取之手”力度较强,产业结构滞后,但面临中央的一系列政策要求地方政府又必须投入大量财政支出使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有作为,故政府财政扶持对产业结构升级力度较强;对于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在薄弱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政府攫取下,产业结构处于低级水平,政府虽然进行大力投资扶持经济发展,但受到强劲的“攫取之手”的削弱,产业结构升级作用相对较弱。根据以上回归结果分析可以得出前文的结论是稳定可靠的。

《尚书·大禹谟》言:“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谦”这块中华民族的道德基石,我们在立身处世时,无论何时,都要记住垫在身下哟!

五、结论及启示

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是结构问题,结构矛盾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20]。众多经济结构矛盾中,产业结构不均衡的矛盾尤为重要。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政府发展经济新的指导方针,“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是从生产者入手改革产品供给的结构,实质上是促进产业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不仅需要从产业主体方面入手,更重要的是要把握产业结构矛盾的内在制度原因,从根本上找出制约产业结构升级的因素。为此,本文研究了分权制下地方政府的“攫取之手”以及市场化水平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本文的研究显示:地方政府基于私人利益的“攫取之手”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并具有区域差异。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地方政府的攫取力度不同,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经济状况对晋升资本和纯粹私人利益的获取进行权衡考量,经济越发达,“攫取之手”越少,反之则相反。因而,经济发达的东部“攫取之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负面影响较小,中西部影响较大。市场化能够抑制“攫取之手”,市场化水平的区域差异引起了“攫取之手”的差异,带来产业结构升级的区域差异。

他们都说,那是一个平头的男生。丸子总共也不认识几个男生啊!平头的男生?她想到的只有一个,她的前男友。或许他是出于愧疚,想要给自己点补偿吗?

本文研究具有如下启示:第一,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体制在激励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地方政府为满足自身需求的“攫取之手”的产生,因而利用多元目标考核体系改变地方政府考核机制才能有效约束“攫取之手”,避免干部在任期内形成过度重视近期政绩,显性政绩的短视行为[21]。同时弱化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使权,增强地方政府行政透明度,减少地方政府官员对经济的不当干预。第二,地方政府除了拥有强制性的税收征缴权力,相关职能部门在行政执行时对行为主体有一定的经济惩罚权力,因此,需要提高政府行为的透明度,杜绝“乱征、乱罚、乱摊”现象,防止地方政府为了纯粹的私利对当地经济伸出“攫取之手”,减弱“攫取之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不利影响。第三,市场化能够抑制攫取之手,因此通过市场化水平的提升可以减少“攫取之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负面影响。较低的市场化水平是“攫取之手”的良田,经济发展的桎梏,产业结构升级的枷锁。中国经济发展中需要继续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从而减小“攫取之手”力度,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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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胜名,江三良
《华东经济管理》 2018年第05期
《华东经济管理》2018年第05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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