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的前提是概念的共识性和对象的明确性。研究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必须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达成共识性认识，因为如果在基本概念界定上存在分歧和差异，研究很难深入下去。恩格斯指出，“必须先研究事物，而后才能研究过程，必须先知道一个事物是什么，而后才能察觉这个事物所发生的变化。”[1](P244)关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概念的讨论，目前学界大致有两个方向：一是宏观层面，包含“相结合”原则，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革命相结合，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问题。还有像“按照中国特性应用马克思主义”“将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等理论表述，这些说法无一例外地指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具备“较为丰富的中国革命实践”和“拥有中国特征的理论形态”两个标准，前者具有很强的实践操作性，后者则是概念本身内容的延伸。二是微观层面，包含“谁来化”的主体论、“用什么化”的客体论、“怎么化”的方法论、“为何化”的价值论、“化之总结”的经验论等诸多范畴。如果比照中国近代以来整个思想史的论争及演变过程，或者着眼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轨迹和理论创新程度考虑，这些不同范畴的研究可谓是打开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钥匙，囊括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思想理论的生成逻辑和演变规律。

其次必须明确“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对象，因为明确研究对象是所有学科开展研究、解决问题的核心要素。关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对象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究：一是“早期”的时间界定，很多论者主要是依靠重要人物、重要事件作为“早期”界定的参照物。如田子渝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17年到1920年5月的自发自觉传播阶段、1920年9月到1922年1月的中国共产党有组织传播阶段、1922年初到1927年7月的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2]为了对“早期”有一个明确提法和行文方便，本文把“早期”在表达上定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时间定位为1917年至1923年的思想革命。二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一定意义上而言，它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文化领域革命，是东西方文化交融与碰撞的“结晶”，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启蒙与追求比较、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憧憬与超越的基础上得出的论断，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了思想动员，成为中国部分空想社会主义实验者彻底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起点。本文拟从思想论争的视阈出发，研究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语境，还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本来面目，促使人们充分认识和了解这段曲折发展的历程，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进程做出努力。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把水利放在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位置。加快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强化水资源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支撑保障作用，必须切实加强水资源管理,通过水资源优化配置、严格水资源节约与保护、推进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论争的历史境况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3](P375)研究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例外，必须回到那个时代的历史语境中去审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境遇始终存在两种论调：一种观点认为是外在政治力量推动的结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等；另一种观点认为是中国先进分子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反思并不断寻求救国救亡道路的结果，“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等。两种论调反映了“送”与“找”的不同的思想态度问题，其实质是把“思想启蒙”与“救亡运动”割裂开来，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的作用。可以说，这两种论调或者两种态度一直贯穿于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先进中国人在这一时期进行思想论争寻找各种救国方案的浓缩。

(一)近代中国救亡运动发展逻辑的外在必然结果

近代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未发生实质性接触之前，其社会政治结构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经济生活的性质与西方传统社会也大致相同，仍是以自然经济和传统小手工业为主。但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一是独立的中国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的中国。东西方列强发动多次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和割让中国领土，掠夺无数金银财宝，勒索十几亿两白银的“赔款”，攫取种种特权，划分势力范围，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使中国丧失包括领土、领海、关税、司法等完整主权的独立国地位，导致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二是封建的中国逐步变成了半封建的中国。西方的“坚船利炮”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大大刺激了政府开始兴办兵工厂等实业的热情，也促成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快速发展。但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挤压，民族工商业实际上是在夹缝中生存的，因而不可能发展为完全的资本主义。同时，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影响，外国资本和商品大量涌入，破坏了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农业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局面之中。可以说，社会性质的巨大转折直接导致了近代中国社会陷入了严重社会危机的历史中。

面对国家衰败和民族危亡，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彻底改变国家贫困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成为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一批又一批先进的中国人为“救亡图存”呼号，挽救中华民族的命运，不断向西方寻求、探索救国之真理，出现了三大政治派别，却均以失败而告终。一是以农民阶级为代表的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希冀建立农民阶级利益政权的“理想天国”；二是以资产阶级上层为代表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发起和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寄望建立资产阶级上层利益政权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三是以资产阶级中下层为代表的孙中山等革命派发起和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矢志建立资产阶级中下层利益政权的民主共和国。这些运动虽然都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促进了人民的觉醒，加速了封建统治的瓦解，但却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也没有结束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正如后来毛泽东深刻总结的那样：“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4](P1513)

三是“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主要围绕是否创建严密政党组织，采取阶级斗争手段，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等问题而展开。无政府主义思潮在20世纪初先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有良好的传播基础和滋生土壤，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派别，如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正统的无政府主义派”、以朱谦之为代表的“无政府虚无主义派”、以郑太朴为代表的“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派”等。虽然无政府主义派别很多，但是他们的基本主张几乎是相似的：首先，反对一切强权，主张绝对的个人自由，反对建立有严格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万能，因而极端自由主义，所以无政府主义乃个人主义的好朋友。”[15]其次，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宣称“反对任何形式而具有强有力的国家”，“我们不承认资本家的强权，我们不承认政治家的强权，我们一样也不承认劳动者的强权。”[16]再次，经济问题上，反对“产业国有”和“按劳分配”，主张“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他们所主张的劳动原则，就是‘各尽所能’四个大字。他们所主张的分配原则就是‘各取所需’四个大字。无政府党和马克思派争论的焦点，就在这个了。”[16]虽然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一些论断具有不切实际的空洞性和很大的欺骗性，但由于历史、政治等多方面原因，与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一部分工人在思想上仍产生了共鸣。正如列宁说的：“无政府主义是绝望的产物，它是失常的知识分子或者游民的心理状态，而不是无产者的心理状态。”[17](P288-289)为了批判无政府主义的立场，扫清马克思主义传播道路上的障碍，陈独秀、李达、施存统等马克思主义者发表了大量文章从不同角度驳斥了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关于“绝对自由”的思想，李达在《无政府主义之解剖》中通过分析无政府主义的起源和派别进行驳斥，认为人类社会中的个人绝对自由是不存在的，脱离了物质条件限制的自由只能是“迷想”“空想”。陈独秀也在《陈独秀答区声白》中以房屋搬迁为例说明社会中“绝没有绝对的自由”。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施存统依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指出“我们底最终目的，也是没有国家的。不过我们在阶级没有消灭以前，却极力主张国家，而且是主张要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18]关于生产与分配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原则问题，李达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空谈，是无政府主义者忽视社会发展程度和生产力水平做出的错误论断，“只是在社会生产力未发达的地方和生产力未发达的时期内，若用这种分配制度，社会的经济秩序就要弄糟了”。[19]

(二)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群体思想启蒙的内在必然选择

二是“社会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争，实质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主要围绕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而展开。张东荪是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主将，1920年11月在《时事新报》刊发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文章，即刻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陈独秀、陈望道、李达、李大钊等一批中国共产主义者站出来进行尖锐反驳，后来梁启超、杨瑞六等公开发文声援张东荪，至此，一场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全面上演。张东荪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认为，“中国的通商口岸和都会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腹地却很穷，‘中国真穷到了极点’，‘中国现在没有谈论什么主义的资格’”；一言以蔽之，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只有一条“除了开发实业以外无以自立”；“而开发实业方法之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中国应该依靠绅商阶级振兴实业走资本主义道路，“世界的资本阶级未消灭一天，则中国一天必顺着此轨而进”。另外，张东荪在《现在与将来》中说中国现在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即资本家阶级和雇佣工人阶级，我们的任务就是通过开发实业和兴办教育来生成这两大阶级。梁启超也说：“劳动阶级不存在于国家，欲社会主义之实现，其道无由。”[11]为了批驳张东荪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言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新青年》《共产党》《先驱》《向导》等党团刊物发表一系列文章表达鲜明的观点，如陈独秀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已到了自身不能救济自身底危机，必然崩溃的命运”。[12]李达通过社会调查，指出“中国是劳动过剩，不能说没有劳动阶级，只不过没有组织罢了”。[13]李大钊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声称：“中国虽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而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苦痛”，“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时事不能”。[14]总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致观点是国内外条件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五四爱国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知识分子迅速形成了学习、研究和宣传的热潮，无形中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论争提供了肇始之功。首先，涌现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刊物和文章。“据统计，五四时期报刊上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达200多篇。”[8](P59)其次，出现了大量研究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力量。再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著作和列宁的一些著作开始在中国相继大规模出版。值得一提的是，李大钊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中起着主导作用。1918年7月到11月，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三篇文章，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正式传播的重要标志。1919年，李大钊又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下)，首次在中国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理论。此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很多知识分子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它同中国前途命运相关联。然而，由于国人所能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资料的限制，理解深广程度的不同，观察国情的多角度性以及文化背景和个体生存感悟的差异性，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论争，因此，早期马克思中国化可谓是在思想论争中开辟阵地的。

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不仅有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而且思想危机和文化危机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虽然清末废除科举制度后，中国知识分子接受新式教育，成为具备一定西方知识的新知识精英，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仍处于某种程度的疏离甚至对立状态，出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两种不同观念。对于知识分子群体而言，两种观念的存在不断促使他们反思、比较、论争，尤其是深刻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后，他们得出一种类似的结论：少数先觉者的救亡运动之所以成效甚少的原因是中国国民的“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欲图根本之救亡”，必须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如何改造中国的国民性？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群体认为必须发动一场新的思想启蒙运动，涤荡人们受封建思想束缚的愚昧残余，以求得启发国民理智的“思想的解放运动”，这就是新文化运动。

2012年3月6—9日在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会展中心举行的2012年美国国际水处理展览会上，GE展示了2011年推出的ZCore深层滤芯过滤技术和其广泛的产品组合。这些产品组合可通过水处理设备、化学品药剂和配套技术服务帮助商业和工业领域的客户应对严峻的水资源挑战。

事实上，新文化运动前后一段时期，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问题逐渐暴露，中国思想界自然地趋向现存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如孙中山主张的“民生社会主义”，张东荪、梁启超、蒋百里宣扬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此外还有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等。如果对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概念进行细致考究的话，概念界定上的含混错杂和时常改变在所难免，但是它们却为笼统杂存的社会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提供了一种可能通道。

当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时，世界潮流由于两个大事件发生转折，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也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一种必然通道。一是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日益尖锐，导致严重的资本主义文化危机。新文化运动的左翼人士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产生怀疑和保留。二是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研究理解、接收传播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新的动力，使中国产生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爱国运动遂应运而生。“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7](P1516)因此，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把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启蒙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分析，那么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也十分容易从思想文化领域的运动演绎为其他领域的运动，这对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座里程碑的指引下，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群体思想启蒙作出的必然抉择。

二、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论争的肇始与焦点

黄河下游移动式不抢险潜坝可以作为永久性控导工程或用于修建临时抢护工程，为河道整治工程建设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新坝型。该潜坝布置为顺河道治导线的透水桩形式，为实现导流桩坝的简便拼装、拆卸和移动，达到不抢险运用，设计采用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管桩、预制钢筋混凝土连接销轴和连系帽梁有机组合的装配式结构，管桩外径0.5 m、内径 0.25 m、净间距 0.3 m，设计桩长15 m。

总之，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思想论争，在中国思想领域产生了重大而深邃的影响。不仅解决了中国革命需要遵循的指导思想，改造中国需要走的正确道路，中国革命成功需要的组织条件和目标任务等关系民族兴亡的根本性问题。同时，在论争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也得到进一步传播、接受和认同，让更多的进步青年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投入到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群众相结合和创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行动中。

一是“问题”与“主义”之争，主要围绕中国问题的解决是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展开。很多学者认为，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拉开了“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序幕。胡适认为，“凡‘主义’都是因时势而起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救济的方法”；空谈“主义”不仅是“没有任何用处的”，而且还会使各种旧思想乘机穿上新“马甲”卷土重来，混淆视听；“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等。因此，胡适对当前舆论界的情形作出了基本判断：现在舆论界最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究竟需要什么东西。“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奉劝现在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9]后来，胡适又写作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继续强化“多研究问题”的主张。“我们应该先从研究中国社会上、政治上，各种具体问题入手，有什么病、下什么药；诊察的时候，可以参考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用作一种‘临症须知’；开药方的时候，也可以参考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用作一种‘验方新编’。”[10]胡适的立论基础是实验主义，仍主张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所以他对“空谈主义”非常反感。对于胡适的一系列文章，1919年8月17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作为回应。首先，李大钊阐明了“问题”与“主义”的关系。他认为，两者之间有不能是分离的关系，要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其次，李大钊通过说明理想对实践的作用，进而公开宣布自己认定和宣传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和实用两面”，“我们唯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做材料，做工具，以为实际的行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做材料，做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得出这样一种结论：用理想和主义能够唤醒社会上多数人，使他们凝聚组织起来，形成集体力量，就像经典作家强调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用阶级斗争的手段，采取社会实际行动解决社会问题，建立劳动者掌权的政治制度。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后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编辑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阵地。新文化运动开始于文学革命和文字革命，基本口号是拥护“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通过“反传统、反儒教、反文言”的核心主张，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封建复古思想进行批判，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目的就是打破几千年封建思想统治国人思想的牢笼。按照运动倡导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解释，民主就是指政治民主、思想自由和精神独立的统一，精神独立应排在首要位置。如李大钊认为，“一切解放的基础，都在精神解放”，精神解放应是“解放运动第一声”。[6](P309)只有精神得以解放，人们才能从封建文化压抑的个性中挣脱出来，保持思想之独立和意志之自由。科学就是指用自然科学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达尔文的进化论、罗素的新唯实主义、詹姆士的实用主义等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推崇认可的科学，他们利用自然科学成果的思想体系来推动整个社会思想改造。如达尔文进化论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生态法则，被用来警醒落后民族和民众用此工具来改造社会。事实上，在当时的情况下，很多先进知识分子并不能区分达尔文主义和拉马克主义，因为达尔文主义强调的是物种的自然变异，拉马克主义强调的是高等物种能动的自我进步能力，高等物种在外界环境的作用下更容易产生“自强保种”的观念。

风险评估就是对有可能会发生的事件进行相应的预测或者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后果进行相应的推测。通过对影响目标实现的相应风险进行识别和理论分析，进而确定减低以及管理这类风险的相关依据。总体来说，风险评估就是对预测风险将会发生的影响，为了能够确保风险评估能够具有一定程度的准确性，就要对风险可能会产生的一切后果进行相应的量化。

社会革命运动和思想革命运动是相辅相成的，社会革命运动需要先进思想奠基，思想一旦发生革命，并被人民群众掌握，社会革命运动高潮会很快到来，整个社会格局会发生改变。对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精辟地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与社会危机相伴的是深刻的政治危机，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新的政治制度和体制并未建立，加之经历了袁世凯和张勋的两次复辟帝制的闹剧，各路军阀势力迅速膨胀，导致共和体制下的民主名存实亡，国会成了军阀操纵下的傀儡，中央政府虽然存在，但地方权力却为各路军阀所控制，整个中国处于半分裂的混乱状态。齐锡生认为，“任何一个稍微了解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1916-1928年时期的两个情况：第一，那是‘军阀’时期；第二，那是一个混乱的破坏时期。”[5](P1)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使人们陷入深深的绝望、彷徨和焦灼状态，从对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向往到失望，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追求到否定，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严酷的社会现实促使一大批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进一步思考国家的前途命运问题。恰在这时，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使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强烈地吸引了中国先进分子的注意力，目光也自然地从欧美转向苏俄，转向马克思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中国知识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4](P1471)因此，近代中国救亡运动的发展逻辑必然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散叶、结果。

钱茂伟是从传记的学科成分来区分传记史学的定义，这种定义也不无道理，从广义上将传记文学是从先秦史传中剥离出来的，文史不分家是我国传统学术的传统，钱之定义厘定了传记文学与传记史学的界限。李雪松在其硕士学位论文《论当前传记史学的发展趋势》里也谈到“对于传记史学的理论性概念在学术界一直没有定论，本文所指的传记史学是以历史上的历史人物或历史行为个体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历史学的边缘学科，侧重于人的历史行为”[7]。他对传记史学的定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将传记史学作为历史学的边缘学科，指出了传记史学的研究对象，但他的定义也没有完全讲清传记史学主题、功用、实践等。

三、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论争的历史跨越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决定的，既是理论的需要，也是实践的需要。从理论方面来看，理论来源于实践，任何理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发挥指导作用，并在实践中经受检验，得到丰富和发展。从实践方面来看，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20](P39)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适应工人阶级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始终是和工人运动的实践和社会主义的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论争要完成历史性跨越，必须首先确立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判断标准，而且这种标准要以重大历史事件和重大历史活动为承载，既能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发展，又能推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笔者认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论争的历史跨越是通过“三步”实现的。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论争实现历史跨越的第一步。五四运动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选择同工人运动密切结合，深入工农群众中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与此同时，工农群众中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先进分子，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问题很自然地被提上日程。因为分散性的民众和先进分子不依托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很难成为一种政治势力进行有效的改造社会活动。1921年3月，李大钊著文公开呼吁创建工人阶级政党，他指出，“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指共产主义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21](P350)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由陈独秀等发起成立了上海共产党组织。不久，李大钊等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党组织。从此，全国各地共产党组织纷纷成立，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正式开幕，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了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以及“联合第三国际”等。另外，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对成立产业工会，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派党员去工会工作，成立工人学校，提高工人觉悟，设立指导和推动工人运动的中央临时领导机构等党的各项工作做出了具体的部署。从党的纲领和决议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在整个党的工作中的指导地位，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

第二，中国共产党“二大”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论争实现历史跨越的第二步。恩格斯说：“一个新的政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积极的纲领，这个纲领在细节上可以因环境的改变和党自身的发展而改动，但是在每一个时期都必须为全党所赞同。只要这种纲领还没有制定出来或者还处于萌芽状态，新的党也将处于萌芽状态；它可以作为地方性的党存在，但不能作为全国性的党存在；它将是一个潜在的党，而不是一个实在的党。”[1](P389)党的“一大”虽然通过了一个纲领和一个决议，但是对党的性质、宗旨、路线、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党员行为规范等核心内容却没有清晰明确的规定，因此，此时的中国共产党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党。正是基于这种认识，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革命的策略是组成各阶级的联合战线；革命的任务和目标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的统一；革命的前途是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22](P44)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角度讲，党的“二大”宣言第一次明确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另外，党的“二大”还通过了《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章程》等文件，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纪律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尤其是对党的性质规定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及贫苦农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先锋队”，这充分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国特色，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

第三，指导开展工农运动，推动形成大革命高潮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论争实现历史跨越的第三步。列宁曾经说过：“在所有的国家里，只有当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以后，才造成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牢固基础。”这个论断极其深刻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只有与工人运动发生密切联系，才能更好地指导工人自发自觉的革命运动，才能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党的“二大”指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为了正确引导工人阶级，大力开展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不仅举办了大量的工人学校，而且还成立了公开做职工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从1921年到1923年，中国共产党集中领导了多次工人运动，有力地推动了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与此同时，一些共产党员也开始到农村地区进行农民运动，尤其是湖南、广东、浙江等地方相继举起了农民运动的旗帜。一定意义上讲，这一时期的工农运动尤其是工人运动，是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由中国共产党发动、组织和领导起来的斗争，不仅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战斗性，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而且也为党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即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战胜强大的敌人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孤军奋战是不够的，要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同其他革命力量合作。只有这样，才能为掀起全国规模的大革命高潮奠定坚实的基础条件。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田子渝.略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三个问题[J].决策与信息，2016，(6).

[3]列宁.论民族自决权[M]//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M].杨云若，萧延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6]李大钊.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7]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M]//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9]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N].每周评论(第31号)，1919-07-20.

[10]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N].每周评论(第36号)，1919-08-24.

[11]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N].改造(第3卷第6号)，1921-02-15.

[12]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N].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07-01.

[13]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N].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05-01.

[14]李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N].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2号)，1921-03-20.

[15]黄凌霜.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N].进化(第2号)，1919-02-20.

[16]A.D(易家钺).我们反对“布尔札维克”[N].奋斗(第2号)，1920-02-24.

[17]列宁.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M]//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C.T(施存统).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N].共产党(第5号)，1921-06-07.

[19]江春(李达).社会革命底商榷[N].共产党(第2号)，1920-12-07.

[20]列宁.论无产阶级政党[M]//列宁专题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1]李大钊.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M]//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