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北方雾霾已成为继全球变暖、冰川消融、臭氧空洞之后被微博和微信朋友圈纷纷转载的又一大热点话题，这不仅是关乎人类生存环境的生态问题，关乎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人与人之间交往危机的现代性问题，更是关乎整个社会结构和制度如何合理健康存续的问题。然而对这些问题答案的探寻似乎都无法回避深刻影响人类精神的意识形态问题，因为意识形态作为精神文化的力量，势必在不同程度上引导人们做出不同行动选择，也因此能够转化成现实的实践力量，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状况。正如雅斯贝斯所说：“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极大的变化，以往几千年中任何巨大变化都无法与之相比。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包含着巨大的危险，也包含着巨大的可能性。”[1](P17)那么，有必要对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尤其是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理论进行回溯，以形成合理看待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

一、意识形态批判

“意识形态”问题贯穿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历程始终，那些“敏感的心灵”已经为20世纪现代性问题所震颤，他们始终站在时代前沿俯瞰整个人类的生存境遇，并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以及对现代性问题的诊断视为己任。因此，20世纪20年代以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点已经从经济和政治转移到文化和意识形态上来。这种主题创新根源于现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和政治制度上的自我调整与完善，表面上阶级的对立与分化已经逐渐淡化，人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主体性和个性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日趋安定，似乎本能的冲动也自愿自觉地被压抑，一种压抑性的文明已然形成并持续居于统治和主导地位。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敏锐地将物化的理解拓宽到人类的深层意识形态、文化性格、心理结构领域之中，物化意识已经侵入到每个人的本能心理之中。人类的解放这一永恒性的课题似乎在宏观的文化批判领域内无法找寻到突破口，而“微观的意识形态批判才能深入资本主义的根基”。[2](P13)在宏观的现代性背景下人们把现代性中的基本精神，如契约精神、公共理性、民主诉求、主体性精神的实现寄托在发达的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生产结构之中，却忽视了可供人们自由交往和表达意见的公共领域。这不仅仅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对意识形态的入侵与“玷污”，更是因为人类的总体性意识在一片歌舞升平和安定祥和中沉睡，因而人的生存方式的根本变革目标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革命中得以实现。

(一)意识形态批判的缘起

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武器”的主题发生了转向，不再重视那些重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反而“自始至终地主要关注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3](P96)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仍然是当今思想界的研究热点，意识形态的概念不仅是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频词，[4](P28-30)而且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争论热度也居高不下。

意识形态概念是法国观念学家、经济学家德斯图·德·特拉西在1976年的讲话中首次提出的，是指观念的、关于心灵、意识和认识的学说和科学。[5](P75)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的评价大致有四种观点：一是德·特拉西等人认为，意识形态具有肯定性的积极意义，指“观念科学”。此学说因观念、意识的植入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并能够形成精神力量；二是青年马克思、晚年恩格斯、前期阿尔都塞、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人强调意识形态的否定性概念，并对其持批判态度，认为意识形态具有欺骗和蒙蔽真实的性质，是一种虚假意识；三是列宁、青年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等人视意识形态为中性概念，仅描述不同阶级的浸染使意识形态具有不同属性，比如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具有虚假性，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则有科学的进步特点，这是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四是曼海姆等人将意识形态泛化为一切关于存在联系的思考，是所有知识的总称。

(二)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政治化发展脉络

德·特拉西给予意识形态以肯定意义是以19世纪法国拿破仑时期的意识形态理论家们的启蒙精神为根据的。当时他们反对拿破仑恢复帝制进行君主专制，而极力坚持自由与民主，遭到拿破仑的镇压，认为意识形态是荒谬的诡辩之词。到了19世纪，青年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施行统治的虚假意识，具有欺骗性，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早期著作中多次使用“意识形态”这一词汇，主要从其历史起源——分工、(其特有的)阶级属性、(维护现存制度的)工具性、(为异化意识辩护的)社会功能等方面揭露意识形态的否定性和虚假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具体意识形态的批判曾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和对于意识形态本身几个维度有所展开。[6](P220)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当时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主要代表的德国哲学颠倒意识与存在、思想与现实的关系，以纯思想批判代替反对现存制度的实际斗争的哲学称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把鼓吹这种哲学的人称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为了正确地评价这种甚至在可敬的德国市民心中唤起怡然自得的民族感情的哲学叫卖，为了清楚地表明这整个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狭隘性、地域性，特别是为了揭示这些英雄们真正业绩和关于业绩的幻想之间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显著差异，就必须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上来考察一下这些喧嚣吵嚷。”[7](P142-143)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对这些所谓的“意识形态家”的反讽态度和对他们所兜售的“意识形态”——哲学的批判。

《关于人权新概念的决议》（1977）对“生存权”作出了新的阐释，指出生活保障权必然是生存权的应有之义。也就是说，人不仅要有生存下去的权利，而且有获得必要的生存条件和改善生存条件的权利［2］。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保障成人能力的提升，就是要通过提供免费的、公共的教育服务，使弱势群体拥有摆脱当前生存困境的条件，自主自觉地参加教育项目，从而提高自我的生存能力，改善不利的生活状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西方发达工业社会中的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甚至一跃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逐渐弱化，人们不再有被额外压迫的外在感觉，而统治阶级也和在其之下的各阶级达成和解甚至一致的目标和默契。无产阶级已经成为有产阶级，普遍的贫穷与物质匮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人们由于资本主义创造的巨大财富和其提供的晋升职位感到满足。资产阶级将其个别利益通过意识形态的包装宣传成其他阶级的普遍利益，异化意识早已渗透到西方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文化性格中。技术理性提供了科学万能论，增加了人对自然、特权阶级对人统治的信心，人们在这个时代甚至可以应用科技手段消除差异达到同一。主体精神在科技的背景下被发扬到极致，每个人似乎对未来美好生活有了相当具体可行的展望。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有着重要的联系。那么，在科技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的现代社会中，意识形态要以什么方式来表现自身？换句话说，关于科学技术究竟是不是意识形态，或者是对它的使用使其具有了意识形态的性质，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这体现出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其具有何种性质完全是人选择的结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在19世纪引发了极大的反响，并且对意识形态关注的热潮持续到了20世纪并影响至今。和青年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前期的阿尔都塞、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也是将意识形态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性质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核心范畴，并且学界的理论家和学者们也围绕意识形态的概念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他们把目光聚焦到了意识形态与政治、科学、艺术等领域的结合上。

意识形态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众多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最为重要的，关于意识形态究竟是维护还是打碎现有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机器的功能也引发了他们的深思。意识形态在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等人的观念中是可以导向革命的，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具有阶级属性而且有维护与巩固现有统治的功能，关键是什么样的阶级意识渗透进意识形态领域，意识形态就能够为哪个阶级服务。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将意识形态当作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因素，并且试图唤起无产阶级沉睡的革命意识和主体意识，以形成自觉的总体性的阶级意识。而葛兰西更是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提升到了文化领导权的争夺这一高度上，提出了先夺取文化领导权，得到市民社会的认同感和同意，再去夺取政权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具体的革命策略。到了20世纪5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发达工业社会高度繁荣，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在国家的宏观计划管理下有了明显提高，但法兰克福学派却看到了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内仍旧延续着欺骗并压抑人类，使其丧失个性、泯灭主体性，从而失去自由的政治功能。因此，他们直接以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作为批判对象，力争恢复人类的超越性、革命性，以及引发人们对基本问题的深思。

实际上，意识形态的争论只是终结了其具有的强烈的政治批判性质和特点，除了上述重大社会历史事件以外，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统治阶级不再需要从外部的强制性政治制约来实现对人类的奴役，人们也不再能够明显感觉到劳动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压迫，反而主动自觉地适应了发达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在统治阶级的大众文化宣传中寻求工作以外的消遣为乐趣，误以为这就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张扬与显现。因此，意识形态的终结意味着——政治功能终结。

而上述情况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了重大转折，阿尔伯特·加缪、雷蒙·阿隆、丹尼尔·贝尔等人纷纷发出“意识形态的终结”的感叹。到了20世纪90年代，福山和亨廷顿也断言：“意识形态不再那么重要。”[8](P157)为什么意识形态批判的命运急转直下，从作为维护政治秩序的“好帮手”走向了自我毁灭的反面呢？难道是知识分子不再肩负起人类生存境遇反观的使命了吗？还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矛盾都得到了解决？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可以从丹尼尔·贝尔在1960年出版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中寻求答案。20世纪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使人类的命运也随之发生巨大改变，右翼分子极力反对无产阶级的武装革命，《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的“大清洗”运动，知识分子对他们终生为业的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感到畏惧而不得不远离对社会政治的言说，“所有这一切都将终结知识分子对于苏联的迷恋”。[9](P471)意识形态本身的政治批判的超越功能让人望而却步，再加上1930年到1950年之间的全球经济危机、法西斯疯狂虐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黑暗都是对激进知识分子的冲击，因此，他们失望地终结了对意识形态所寄托的深切希望。

“人们控制自然的科学方法”，结果“为人对人的统治提供了概念和工具”，他强烈抨击科学方法造就的高度精密的机器把人牢牢捆绑在流水线上，甚至衡量人最小的活动范围并作出空间上的限定，使人成了流水线上的“原子”，用阿伦特的话来说就是把人变成了“无思”者，而这种“无思”成了“平庸的恶”的直接源头。“现代化的工业设备及其高度的生产率……在满足个人的各种需要的过程中，剥夺了(人的)独立思想、自主性以及反对派存在的权利”，人必须听命于高度发展的科技对人发出的指令，不得不把自己变身为适应高新科技发展以及现代化普遍加速的生活、生产节奏的“单面人”。马尔库塞直接将科学与技术融合为一体，强调科学技术具有强烈的政治特点，科技本身就是统治工具，他直接将科技的合理性当作统治的合理性。因此，可以说科技在马尔库塞为代表的老一辈法兰克福学派学者们的观念中是政治化的意识形态，他们认为科学技术本身就是意识形态。

二、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理论

3.3 妥善固定 根据外露长度做好固定计划。用一条胶布先将圆盘固定住，然后将外露导管及圆盘覆盖在3M透明敷料以下(外露导管呈S型)，贴膜边缘与圆盘边缘平齐，在圆盘处再固定交叉一条胶布。将输液接头及附件尽量固定在额部，避免患儿变换头部体位时压到头下而引起压疮。13例患儿中有1例肠梗阻术后的患儿活动较多，活动后出汗导致透明敷贴松动，当患儿烦躁哭闹时将可来福接头握在手中将PICC导管扯出，导致意外脱管。对于这种活动较多、烦躁易哭闹的患儿，除了常规的固定外还应适当约束手臂，及时给予安抚，防止患儿将PICC导管扯出。

(一)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老一辈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生产依靠雄厚的科技实力，造就了机械化、自动化、流水线化和批量化为一体的生产模式，大型机器开始运转工人就随之投入工作，劳动者不用再发挥他们首创精神，更不用过问他们生产的产品有何功用，更不用去反思这种生活方式的意义，于是劳动者成了机器的无机的身体。科学技术似乎能随心所欲地控制人的行为，改变人的个性，正如海尔曼·卡恩为今后“可能出现的技术发明开的一张清单一样”，[10](P75)前五十项中有一大批是用心理技术控制人的行为，如“第三十项是为监视、检查和控制个人和组织而采用的可能是普及性的新技术”，[10](P75)“第四十一项是增强‘改变’性行为的能力”,[11](P5)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就是“人—机器—类型的子系统成为一体”，[12](P7)这种普遍性的异化现象让西方社会学家、哲学家和学者们对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报以不信任和失望的态度，甚至引发了对科学技术的强烈批判，如同对意识形态批判一样。

老一辈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在技术与意识形态批判方向上走得更远，他们坚定不移地将科学技术当作意识形态本身并始终持悲观态度，如霍克海默说：“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判的科学本身，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科学之所以是意识形态，是因为它始终保留着一种阻碍人们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所有掩盖以对立面为基础的社会真实本质的人的行为方式，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13](P230-232)显然霍克海默认为科学技术所起到的功能与意识形态一样，都是压抑、取消人的个性，用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的帮凶，为现有的社会制度进行类似于政治统治的功能辩护。而马尔库塞也认同这种观点，并在《单向度的人》中直接以“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作为副标题，说明他也是和霍克海默一样认为发达工业社会背景下的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会使人丧失总体性而成为一味服从于大机器生产背后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要求的“单向度的人”。

然而，意识形态真的能够在这样的历史潮流中彻底灭亡吗？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战略再一次引发了国内外学界知识分子的灵魂共振，意识形态问题突破重重迷雾又继续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如今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十分严峻，显然，在国家和政治生活以及公民的深层心理结构中为主流意识形态保留阵地成为治国理政、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甚至是世界和平的重大焦点性问题。因此，意识形态问题并没有终结。

(二)哈贝马斯去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

哈贝马斯对于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关系问题的观点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稍有不同，他不同意马尔库塞用极端的观点指导学生运动，并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书的前言中明确表述要与马尔库塞的结论——“技术的解放力量成了解放的桎梏”辩论。[10]哈贝马斯不认为科学技术天然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而科学技术相融合作为意识形态只是晚近的产物。只有科学与技术合为一体，并且成为了第一生产力后，也就是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社会和个人对科学技术滥用，才使得科学技术成为了新的意识形态。

PISA项目在国际教育评估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引起了教育工作者的思考.PISA的评价理念、评价方法以及评价内容等给我国教育评价体系提供新了一种参照.本文分析PISA2012数学测评题和2012年南京市中考题的异同，由此得到一些启示.

哈贝马斯认为，社会的进步与逐渐的合理化是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制度化进程中实现的，“从这种关系上讲，现代科学技术具有一种特殊的功能。同那些陈旧的哲学科学不同的是，现代的经验科学自从伽利略以来是在一种方法论的坐标系中发展的”。哈贝马斯论证了科学与技术不是先天就合为一体的，到了19世纪也没有“相互依赖”，科学“对现代化进程起的作用是间接的”，科学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哲学相融合形成的世界观甚至成为“19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哈贝马斯根据科学对社会革命的影响预言了一旦进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当科学技术结合成为第一位生产力的时候，“在现代化的压力下，形成了社会的基本设施。这种基本设施一步一步地涉及到了一切生活领域：军事、教育、卫生，以至家庭，……，迫使每一个人在其中受到熏陶的集团文化随时都能从相互作用的联系‘转向’目的理性的活动。”[10](P38)

哈贝马斯反对马尔库塞等人直接把科学技术镶嵌以强烈的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属性，认为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最大结果就是直接带来了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丰富。所谓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道德界限已经模糊，阶级间的分化与对抗也不再明显。他正视科学技术的肯定性特点，反对马尔库塞所说的“起着思想灌输和操纵的作用”，[14](P12)科学技术并没有成为完全异己的、自律的、压抑人的、自由的、极权性的社会力量，已经不再像传统的意识形态具有政治性的统治的特征，反而作为新的合法性的形式，在广大公民的自觉承认和接受之中，成为新的意识形态——技术统治论的意识。这种新的意识形态丧失了传统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欺骗性，不再是强制的外在的束缚人的灵魂的工具，也不被动遵守和迎合此种意识形态的性质；不再是自我本性的压抑，反而是为国家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某种“优越性的标准”，即“第一，它建立了一种使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能够持续发展的经济机制；第二，它创立了经济的合法性；在这种经济的合法性下面，通知系统能够同这些不断前进的子系统的新的合理性要求相适应”。[10](P55)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为人构筑起进阶美好生活的愿景。晚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部分实惠和利益让渡给其他阶级，并且通过大众文化消遣方式让人逃避终日劳累的工作压力，使他们误认为这是一种向精神家园的复归，人们自愿自觉地拥护这样的科学技术职能，承认只有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够为他们打开美好生活的大门，即使暂时没有物质财富他们也会心甘情愿地通过劳作积攒更多财富努力跻身于上流社会，且认为这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确证过程，他们不再能够轻易发现科学技术这种意识形态具有的政治强制性。国家政治制度已经无法在意识形态之外对人的灵魂起任何作用，意识形态拥有了隐形的特点，形成了民众普遍认可的社会价值观，“劳动的合理化”压倒了“交往的合理化”，“工具理性”代替“价值理性”，“科技作为意识形态”已然融入他们日常生活和文化性格，融入身体的血液和脉搏骨髓之中，“它们保持着合法性的功能，从而使事实上的权力关系不受到分析，并且不被公众意识到”，“因此，政治统治能够继续‘从下’而不是‘从上’(借助于文化传统)得到合法化”，“社会的制度框架仅仅在间接的意义上是政治的，在直接的意义上是经济的。”[10](P54-55)

当前，我们国家从强调GDP到强调走民生之路，增强幸福感，让百姓共享更多发展成果，这是一个质的飞跃，这意味着我们开始从关注经济增长、国力壮大向关注人的内心体验、人民幸福转变，从单纯关注外延数量的增加向质量内涵的提升转变。这种发展理念的提出与普及也表明着集体至上的观念渐次下降到与个体利益平等看重的地位，它标志着我党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是历史的进步。

然而，哈贝马斯并不是单纯地揭示了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对人的生存方式和价值取向的根本转变，也不仅仅表达对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乐观情绪，其实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我们也可以领会到他对现代性问题的深深忧虑，并且也对一系列的现代性问题做出了独特的诊断。哈贝马斯将“政治的科学化问题”作为科学技术在发展方向和使用中产生的副作用和危险性的设想，深刻地剖析了晚期资本主义国家政策的合理性危机、合法性危机、社会文化系统的动机危机，同时也注意到对科学技术的滥用会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因此在这个层面上，哈贝马斯一直以现代性的保卫者自居，并且也对作为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进行辩证的批判。

晚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哈贝马斯指出，“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第一，国家的干预活动增强了，而这种干预活动必然保障制度的稳定性。第二，科学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密切，而这种密切关系使得诸种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为了确保资本的利益最大化以及挽救经济危机，行政计划和国家干预也是情理之中，而不同意国家实行行政计划限制个体资本家利益的呼声也逐渐高扬。因此，以上两种发展趋势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业已形成的自由、平等争取利益的商品经济价值观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格局造成了冲击，国家的社会整合功能致使行政管理的合理性缺失。国家政策的合理性危机直接引发了政治系统的输入危机，即合法性危机。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到后期不再容易为全新的资本主义政治系统合法性去辩护，因为科学技术这种意识形态为物化意识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同时渗透进入资产阶级和民众的公共领域，使公众越来越平面化、无思化，科技理性意识形态从“金钱和业余时间”表面上的“公平分配”，使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具有去政治化的特点，通过国家补偿使道德、价值等“实践问题”失去意义，扭曲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劳动合理化而行动不合理化，企图以科学管理代替民主，统治人类社会。因此在公共领域内人们不必自由地思考也不用畅通无阻地表达意见，原本公共领域在市民社会中的上传下达功能形成真空，民众对政治系统的忠诚与支持也被技术理性所取代。也就是说，民众可能会不再信任政府，也不再关心阶级道德，只是热衷于科技进步对自身生活的改善和经济上的补偿，因此输入危机产生。第三，文化系统内的“意义危机”，从表面上看由于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人们逐渐将科技奉为新的“神”，并依照科技进步的要求来调整自身更适应于推动社会进步的需要，科技在改善人的生活环境之外，似乎消除了阶级之间的对抗，使他们成为科技进步、财富的创造与积累而服务的亲密伙伴，而晚期资本主义制度正是迎合了人们的需要和心理。哈贝马斯敏感的反思了这种局面可能会带来的危机，其实我们也可以思索一个问题，科技进步，物质改善，我们似乎发现可以自由平等竞争的晋升渠道并为之终生奋斗。但是这种状态是不是天然合理的？换句话说，这是由谁来背后操作或规定的呢？我们真的会因为科技和物质的极大满足而获得幸福和人性解放以及生而为人的尊严和价值吗？这种评价标准真的能够真实总体的符合我们自身吗？……这些问题在哈贝马斯那里可以得到某种启示。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在工业社会中的角色绝对不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是调和各种阶级利益的“潜在”和“超越”的力量。那么阶级对立真的消亡了吗？哈贝马斯认为，阶级的对立不仅没消失反而具有爆发危机的潜在可能，而这种对立以集团的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甚至可以演变成严重的冲突。实际上那些在背后起主导作用的特权集团并没有随着科技进步而失去他们的剥削本性，而不享有特权的社会集团依然存在，人们只是注意到摆在他们眼前或预定观念中的那块“蛋糕”，并试图通过努力劳动分得更大的属于自己的那一块，恰巧统治集团利用人的这种心理将私法包装成维护“人的公开的、普遍的利益”，把国家机器的职能宣传成“为公民创造承担生产过程的条件”，是在“积极地塑造社会生活”，“是保护、补偿和平衡经济上软弱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因此，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明显特征之一是劳资关系的改善，雇佣者将部分权利和利益让渡给劳动者，将部分所有权以工人持股的方式转交，目的是为了保持广大民众对国家的忠诚和拥护，这在哈贝马斯看来已经达到了目的。但是通过他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的表述，我们也能挖掘出他对晚期资本主义的生活世界及其思想意识呈现出全面没落的趋势的担忧。

除了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都能够敏锐地捕捉到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之外，阿尔都塞作为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独特的解答。在阿尔都塞前后期的文本中可以发现在不同时期他对意识形态的定义存在着不一致的内在规定性。阿尔都塞前期对意识形态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主要是批判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和强烈的政治统治性质。前期的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贬低并没有影响科学技术在他心目中“纯洁无瑕”的求真本性的地位，他主张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对立，意识形态转变为科学也必须经历“认识论”的断裂。

铜草花的神奇之处在于，它只生长在藏有铜矿石的山野里，妖媚地向人们展示着根底下的宝贝。人们之所以称它为铜草花，盖因它汲取的养料含有浓重的铜成分，因此，铜草花常常伴着铜矿生长。

三、哈贝马斯、阿尔都塞的科技与意识形态理论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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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

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含义在他的前后期文本中有不同的表述，而且对意识形态概念应用的差异引起了较多争议。阿尔都塞的第一个文本中意识形态是一个政治化的概念，和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一样都认为意识形态是为现存社会制度辩护的工具，目的是让人在指定的位置上安于现状。但是在这个维度上阿尔都塞也预言了意识形态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意识形态作为“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它在特定的社会中历史地存在，并作为历史而起作用”。[15](P227-228)他在社会学意义上也对意识形态做过如下规定，认为意识形态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即使在阶级消失的社会中，意识形态也要保持其对伦理、艺术或世界的表象的相对独立性功能，哪怕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也不能出现空位，意识形态不是历史的寄生赘瘤，是社会历史生活的一种基本结构。他在逻辑学层面也赋予了意识形态极其重要的意义。在这一点上，与他在《保卫马克思》中对意识形态的表述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也使得伊格尔顿认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并非纯粹意义上的“贬义的术语”。[16](P289)

阿尔都塞也关注到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的问题，且他更强调科学与意识形态的“断裂”。而这里的科学不等同于技术，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科学作为知识论体系还没有与技术实践密切交织在一起，更没有成为哈贝马斯所说的“第一生产力”。他曾明确指出：“科学就其含义而言是与意识形态的决裂，科学建立在另一个基地之上，科学以新问题为出发点而形成起来的，就现实提出的问题不同于意识形态的问题，或者也可以说，科学以不同于意识形态的方式确定自己的对象。”[17]在阿尔都塞的前期思想中，科学作为一种求真的学科是不能够被任何阶级的意识形态所沾染，科学与意识形态的性质截然不同，意识形态只是统治阶级营造出来为自己统治服务的虚假的“梦想”，而科学本身具有中立的独特性，因此，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天堑。为什么前期阿尔都塞将科学奉为如此之重的地位呢？这与当时他所处的共产主义运动背景有关。苏共“二十大”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质疑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很多理论家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限定在人道主义层面，因此阿尔都塞为了保卫马克思思想的科学地位，将科学与意识形态对立起来，进而反对人道主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结构主义重视事物的静态分布，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连贯性。

(二)哈贝马斯与阿尔都塞对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的不同回答

哈贝马斯与阿尔都塞对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的看法是相反的，而且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论证存在着全然不同的价值预设和前提判断。[18]阿尔都塞认为科学的地位很神圣，认为意识形态是“卑污”的手段，理论若想具有科学性必须超越意识形态，不能受到意识形态的沾染。他说：“科学只是在不断摆脱那些窥伺、袭击和缠绕它的意识形态的条件下，才能成为在历史的必然中的自由科学。”而哈贝马斯则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是等同的，也同样对意识形态本身作了否定性评价，只不过在科技的包装下使意识形态曾经那种外在强制的输入方式转变成为人对它自然而然的认同甚至是追求，科学技术成为万物的尺度，人们不再关心政府的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科学技术在被滥用的条件下具有某种神性，使人们趋之若鹜，因此科学技术成为新的意识形态也就是新的统治工具。

即使他们对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评价差异如此之大，但也能找到某些共同之处，如他们都对意识形态持有批判与否定的态度，这与他们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有很大关系；而且他们也不约而同地看到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新兴的现实力量极大地震撼整个世界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关系，甚至成为改变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统治格局的武器；他们也都对科学技术抱有不同程度的乐观态度，只是阿尔都塞更崇尚科学，而哈贝马斯在肯定的同时有所担忧和保留。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不能武断评价他们的观点，因为观点的提出必然有当时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理论诉求。阿尔都塞虽然将科学与意识形态进行严格区分，但是为了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地位，哈贝马斯填平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堑壕”，是出于对科学技术已成第一生产力这种经济格局的演变所进行的与时俱进的理论思考和建构。

以学生干部名义加入各级学生社团组织、年级、班级的学生骨干，在学校各种评先评优、党员发展、就业单位推荐上处于一定的优势地位而从中获益。这些学生骨干，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官本位”思想，理想信念淡漠，华而不实，脱离群众，缺乏主动为同学们服务的主人翁意识。因此，往往被贴上“精致利己主义者”的标签。

哈贝马斯和阿尔都塞都将意识形态看做是具有欺骗性、魅惑的力量的态度值得商榷，而且他们对科学技术的不同评价也足以引发我们深思：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如何合理地辩证去看待以及把握其中的“度”？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究竟是具有外在独立的理性认知系统，还是应该作为人的本质力量自我确证、还原人的尊严与价值的“乌托邦”？换句话说，单纯认为哈贝马斯是反科学主义者而阿尔都塞是唯科学主义者的定位是否合理？以上问题，我们可以在对二人对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的不同回答中得到启示，但应该是在把科学技术作为一种中性概念的理论前提下进行反思。科学技术受到何种价值观的渗透也是人自主选择的结果，因此，强调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断裂”或对立，可以说是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主义观点，并不是要将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和两种科学进行盖棺定论，而是不管肯定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联系还是区别，都要用辩证发展的观点。意识形态并非是“原罪”的化身，科学技术也不是生来就成为邪恶的力量，科学技术和哲学家、理论家、社会学家、文艺工作者是不是应该进行类似于哈贝马斯所说的主体通性层面上的交往？我在想，如果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意识到自己的产品对人类的后果，还会竭尽其一世的天才智慧和勤奋努力研发吗？如果那个室友有着深厚的人文情感还会如此冷静地利用致命的化学药品剥夺他人的生命吗？这也是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的反思。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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