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茨基看来，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消亡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把国家看作阶级统治工具的观点的逻辑结论，是没有任何非议的，唯一需要做的只是对他们的国家消亡理论做出注解，以避免马克思主义者产生误解。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消亡理论与考茨基关于国家的认识有着密切联系，尤其与考茨基关于国家两个基本标志或作用的认识有关。考茨基指出，特别是对于正在进行阶级斗争的人们来说，国家的最显著的作用就是统治阶级进行剥削和压迫的工具，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国家消亡理论的基础。但是在考茨基看来，国家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即国家把不同的原始共同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从而使国家担负起重要的经济、文化功能，虽然这种功能与国家的剥削性质不可分割。从一定意义上说，考茨基对马克思恩格斯国家消亡理论的理解便是基于他对国家作用的看法之上的。因此，考茨基对马克思恩格斯国家消亡理论的理解便围绕以下三方面展开。

第二，我国《商标法》第八条规定，商标法所保护的商标是指任何能够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商品与他人的商品区别开的可视性标志，包括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和颜色组合，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因此，当艺术家创造出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作品时，只要符合商标法的要求，就可以申请注册商标。另外，几种特殊的商标，比如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集体商标等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也可以发挥很大作用。

一、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

考茨基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国家的废除不是像无政府主义者想象的那样，是一次性的行动，不能够“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废除国家”。在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巴枯宁看来，“要不要立即废除一切国家，这是衡量革命和反革命的唯一标尺”，“立即破坏一切国家，这才是社会革命成功的全部秘密”。而社会革命所依赖的原则就是“破坏一切”，“社会革命者日日夜夜只应该有一个思想，一个目的——无情地破坏”。[1](P99-169)因此，巴枯宁主张通过流氓无产者等的自发的密谋性的活动，通过暴动和恐怖活动，进行社会清算，幻想在二十四小时内通过一次性的行动消灭国家，使整个旧制度毁灭。在考茨基看来，国家是“逐渐眠逝和消亡”的，“不是一种一次性的行动”，[2](P308)是一个或多或少缓慢进行的过程。而且国家不是通过暴动废除的，而是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的方式“自行消亡”，这既是“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3](P755)考茨基指出，恩格斯虽然在此把国家没收生产资料看作是一次行动，但绝不意味着恩格斯承认这次行动是一下子变为国有的。

此外，考茨基还具体解释了国家以社会名义占有生产资料的含义。在考茨基看来，恩格斯这里只把国家看作生产资料的没收者，这是出于行文上的简练。在这里所说的生产资料不是指一切生产资料，而只能是对社会劳动有决定作用的那些大企业的生产资料。同时这些大企业的经营权可以有国家经营，也可以由合作社和公众团体经营，当然前提是国家必须管理那些最有决定性的生产场所。据此，考茨基指出，整个社会生产过程必定是由国家政权来领导和调节的，而且这个国家政权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权。在这里，考茨基实际强调了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对社会生产的重要性，因而也就从侧面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的国家是“对人类最可恨、最无耻、最彻底的否定”的观点，指出了国家对社会生产的必要性，以及无产阶级政权调节社会生产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斗争(因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和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就必须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么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3](P286)在这里考茨基对无政府主义者废除国家的主张所作的批判简单且论述不多，但是可以看出，他的批判是符合马克思的思想的。

考茨基认为，这种新的国家，在很多方面类似于国家出现以前的共同体，类似于无阶级时代的民主制。但是这个新的共同体不再是像原始部落那样是极小的、互相孤立的部落，也不是技术简单、没有重大分工的共同体。作为新的共同体的工人国家或社会国家，它将全人类结合为一个组织，具备着由阶级国家产生的巨大文明成就。由此，考茨基提出了工人国家的实质：“在阶级统治下取得了巨大发展的文明，在一个向一切人开放着高等知识和技能的源泉的无阶级社会里，将会更加迅速地向上发展”。[2](P317)也就是说，在阶级消灭后的新的共同体中，社会生产带来的精神文化以及科学技术的成果，不再由统治阶级垄断，而是面向了社会的所有成员，并且不论是经济、技术还是科学、文化都会在无阶级的新的共同体中以更加快速的方式向前发展。这不仅是工人国家的实质，也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考茨基认为，正如同过去的一切国家不同于国家产生之前的原始共同体一样，这个未来的新的共同体也同样不同于过去的一切国家形式。

在考茨基看来，阶级消灭之后的新的共同体其实质是从旧国家中成长起来的，因而可以把旧国家和新的共同体的关系比作毛虫与蝴蝶的关系。考茨基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给阶级消灭之后的新的共同体一个明确的术语。在他看来，这个从旧国家成长起来的新的共同体不妨仍然称为国家，以便表明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国家机器的消亡，而只用一个新的名称将未来的新国家与阶级国家区别开来。考茨基在此提出了“工人国家”或“社会国家”，用它来表明新的共同体的特点。

此外，为了更具体地了解国家职能在社会主义的未来国家的特点，考茨基特别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国家消亡的一段话做了解释。恩格斯说道：“那时(国家自行消亡后——笔者注)，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3](P755)考茨基指出，这句话的重点不在于人员和事务的对立，而在于“统辖或统治为一方和管理与领导为另一方的对立上”。[2](P311)因为在考茨基看来，自国家产生以来到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存在着对事务的管理，而且对生产过程的领导，事实上也就是对从事生产的人员的领导。因此，应该把恩格斯的这句话的重点放在统治或统辖与管理或领导的对立之上。一方面，统辖在不同的政治结构下有着不同的性质。考茨基认为，如果在一个地方，统治阶级在居民中占少数，并且只是凭借暴力或财富或较高的知识来取得对大多数人的统治的话，那么，这里的统辖就意味着老爷统治。而在一个所有居民无论在武装还是财富都平等的地方，国家就不再拥有对付多数人的特殊的权力。而此时，“统辖”便被“领导或管理”所代替。另一方面，考茨基指出任何一种组织都需要管理或领导，即使这个组织的成员人人平等，而组织的领导完全依靠它的成员。因此，考茨基指出，在这个意义下，即一个共同体的管辖由一种领导或管理所代替之时，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是自国家产生以来到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旧国家的消亡，因为此时国家已经不再需要暴力进行统治了。同时，国家这种性质的变化可以看作是“传统的国家机器通过一种彻底的机能变换而取得了新的生命和活力”。[2](P311)

再有，考茨基还从现代民主国家本身的特点，来反驳无政府主义的小公社理想。考茨基指出，“现代民主国家不再是仅仅由于外来的强制、由于某个征服者部落的军事强制而将许多共同体维系在一处的那种结合物了”。[2](P135)在那样的结合物里，各共同体对国家不仅漠不关心而且怀有敌意，想尽一切办法脱离国家。相反，现代民主国家是各个组成部分根据民族自决原则形成民族国家，他们最坚定地结合在一起，强烈地反对与国家的任何一种形式的分离，因此不需要使用军事暴力维系。民族国家的这种倾向与民主的倾向和无产阶级解放的倾向一样，都是出自同样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条件中。因此，考茨基指出，无产阶级解放的时代意味着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时代，确切地说，是“一切被强制分离的民族结合为民主的民族国家的时代”。这些民族国家不需要任何暴力机器去维护团结，而其本身就会最亲切地团结一致，并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继续生存下去。所以，考茨基认为，国家不会因为阶级消灭而眠逝，“国家将会胜利地抗拒任何使国家消除的无政府主义倾向”。[2](P310)

考茨基指出，这个未来的新的共同体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是“社会的、同时也是国家的”新时代的开始。通过考茨基对未来新的共同体的术语的界定和理解，可以看出考茨基对这个新的共同体的理解与马克思的异同。一方面，考茨基明确指出国家消亡之后将存在一个新的共同体，这个新的共同体是从旧国家中成长出来的。而马克思也曾明确指出在国家消亡之后将存在一个消除了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新的联合体，并且这个新的联合体代替的是旧的市民社会，也就是说阶级国家。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说道：“工人阶级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将用一个联合体替代旧的市民社会，这个联合体将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同时，将不再存在所谓的政治权力，因为准确地说，政治权力是市民社会中对抗性的正式表现”。[5](P212)因此，考茨基指出，“工人国家”或“社会国家”作为一个新的共同体区别于阶级国家，事实上与马克思新的联合体代替旧的市民社会有着共同的指向。由于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正是考茨基同伯恩施坦从法语版翻译成德语的，[6](P65)有理由相信，考茨基对马克思的思想是掌握透彻的，他确实是基于马克思对新的共同体的理解才提出了自己的新共同体的理论。另一方面，考茨基对新共同体实质的理解却完全不同于马克思。马克思用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的新的联合体是建立在他的国家和社会理论之上的。社会决定国家，国家的建立是基于社会矛盾的冲突，从而使得国家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因而马克思的国家消亡的社会理想理所当然地建立在向社会的复归上，“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因此，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7](P81)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新的无阶级的社会共同体与无阶级的社会一致，新的共同体是整个社会的实际代表。社会能够取代国家去执行那些合理的社会管理职能。然而，在考茨基这里，无阶级的新的共同体作为“国家”而存在，而不是作为“社会”存在。考茨基吸收了马克思对国家职能分为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的划分，他指出国家消亡不意味着国家机器的消亡，相反，国家机器在科学文化等方面的任务反而会增加，国家从统治变为了管理。从这个意义上，考茨基把新的社会共同体理解为旧国家的职能转换，因而新的共同体依旧可以看作是一个国家，不过是区别于具有统治性质的阶级国家。也就是说，马克思把社会对生产、文化等的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交还给了社会，而考茨基却借机保留了“国家”的称号。考茨基也看到了自己与马克思的不同，“不言而喻，这个以‘国家’这样一个名称来指称的新的共同体，被表明为仅仅是至今的国家的延续，而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所不愿意的”。[2](P317)

二、国家的机能变换：“国家消亡”的另类话语

考茨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的国家消亡论是国家作为阶级的统治工具在阶级消灭后得出的必然结论，是精确明晰的、不能怀疑的。考茨基指出，一般而言，马克思主义者或者非马克思主义者把国家消亡理解为国家机器本身将不复存在，也就说国家机器不再行使其职能。但是，这并不是完全正确的。考茨基从论证国家机器对社会生产和文化的必要性出发，指出国家机器或国家职能的不可或缺性，对于国家消亡的理解，与其理解为国家机器的废除，毋宁理解为国家机器的职能转变。考茨基还进一步指出，阶级消灭对国家产生的影响，不应该大谈国家的消亡，而是应该谈国家机能的变换。

河道受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条件限制不能采用复式断面的河段，可采用梯形或矩形断面，以及梯形、矩形与复式混合断面形式。矩形或坡降很大的梯形断面，河道深度大于2.5m时，应考虑设置防护措施保护人身安全。

土壤侵蚀是在各种外营力的作用下，土壤物质被剥离、迁移、沉积的过程，是地球表面最普遍的自然地理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征自然及人类活动综合作用的强度.侵蚀土壤不仅是河流及河口海岸输沙的主要来源，同时，被侵蚀土壤是各种养分及污染物质的载体，随雨水冲刷进入水中，对水环境的光学特性等物理性质及其化学与生物特性产生影响.入海河流及河口海岸带作为全球水环境的重要一环，其理化特性的改变，又对陆地气候等自然环境产生反馈反应.

三、社会国家：新的共同体

第二，考茨基还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的由小乡社和小公社代替国家的主张。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在未来社会中，人们以公社为基础，结成自由联合体，自由生活。对此，考茨基首先指出国家不仅是阶级统治的组织，也是具有重要的经济文化功能的。在考茨基看来，国家之所以具有重要的经济文化功能，是因为国家能够把个别的小的原始共同体结合为一个大的共同体组织，因此“国家必然大于它所征服的、并据以把自己建立起来的那些原始共同体中的任何一个共同体”。[2](P309)基于这样的事实，国家便会通过侵略和扩张建立起一些较为广大而且彼此之间有着密切贸易往来的经济区域，促使城市以及艺术和科学的产生。所以，考茨基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文化成就，是由于国家的组织联合作用造成的。无政府主义者竭力追求的那种自由公社实际上便是企图瓦解组成国家的那些部分，而如此以来造成的结果便是取消国家所造就的一切经济文化成就，正如无政府主义者的宣言一样，他们“仇恨文明世界的一切，消灭文明世界的一切，无情地对待文明世界的一切人”。[1](P218)在考茨基看来，无政府主义者的乌托邦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它将直接引导人们返回野蛮时代。

秸秆直燃发电是当前国家大力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不仅能避免农作物废弃物资源的浪费，而且能有效缓和秸秆禁烧管理难的问题。开发利用秸秆发电对我国能源安全、生态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考茨基对无政府主义关于未来社会是自由公社的社会理想的批判，具有考茨基个人特色。考茨基的基本立足点在于国家的特征：“国家是由许多、往往为数极多、因而必然规模很小的共同体结合而成的一个为某一征服者部落所统辖的大整体”。[2](P126)在考茨基看来，国家的这个特征其重要性不亚于国家是一个阶级统治的工具。无论是国家的经济文化功能还是现代民主国家的团结倾向，都是源于国家的这一特征。因此，从考茨基的理论的自身逻辑来看，考茨基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是有道理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国家的这个特征以及基于此的国家的经济文化意义，也成为考茨基国家消亡理论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依据之一。

考茨基之所以不赞同把“国家消亡”理解为国家机器的废除，是因为在他看来，即便在阶级消灭后，国家机器在社会中的作用并非完全消除。考茨基认为，国家用于阶级镇压的机器，诸如政治警察等，将会废除。但是国家机器的其他部分不会消除，反而会扩大它们的职能。这种国家机器主要表现为两类：第一类是由国家推动的教育事业、卫生事业、艺术和科学活动等；第二类则是社会生产，即国家必须担负起调节生产的巨大任务。因此，在考茨基看来，未来社会并不排除官僚机制，但是要使一切国家机器“尽可能民主、尽可能有弹性、不带官僚气息”。[2](P311)考茨基指出，这种转变的前景，不是国家机器的消亡，而是职能的改变，某些职能会增加，某些职能会改变或者完全停止。考茨基在这里对国家机器的理解可以说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马克思说道：“无产阶级不能像统治阶级及其互相倾轧的各党各派在历次胜利的时刻所做的那样，简单地掌握现存的国家机体并运用这个现成的工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掌握政权的第一个条件是改造传统的国家工作机器，把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加以摧毁”。[3](P117)但是马克思的“摧毁”却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彻底消除，而是指国家机器的改造，“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质的机关予以铲除，而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归还给社会的负责任的勤务员。”[4](P57)可见，马克思在这里实际上是对国家的职能做了两种划分：阶级统治的职能和管理社会公务的职能。需要废除的是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职能，而国家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和领导职能应该保留，当然这个公共权力不能凌驾于社会之上，凌驾于社会成员之上。考茨基这里所指出的警察的废除，实际就是指作为阶级统治的国家机器的废除，而国家对社会经济生产、教育、卫生、艺术等职能扩展，则是国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职能的保留。因此，考茨基在此并没有偏离马克思对国家机器的理解。

在考茨基看来，社会的范围与国家的范围绝不吻合。他从惯常的历史观察的研究方式出发，认为随着商业贸易的产生，特别是资本主义的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到了整个世界市场，使得社会日益成为了人类的同义语。在考茨基看来，社会的最高组织是国际联盟。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国际联盟，虽然最初是作为强权国家的工具出现的，但是由于强权国家会日益面对爱好和平的国家联合阵线，因而有理由相信，国际联盟将改变为反对大国强权政治，以和平方式调整各民族的共同生活问题，以及调整受国际性因素制约的经济问题的工具。考茨基深信国际联盟不仅对于消除战争危险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对于建设一个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社会也是不可缺少的。而国际联盟发挥作用的前提便是“社会主义民主政府领导了举足轻重的世界各大国的时候，国际联盟才会获得充分的力量”。[2](P315)关税、战争便会消失，而且阻碍国界问题依靠民族自决解决的因素也将消失。考茨基指出，那时国家便需要将一系列的重要职能交给国际联盟，国际联盟将会成为社会的最高组织。

考茨基把阶级消灭之后的新的共同体看作是国家的一种转变，一种继续，而没有像马克思那样最终以人类社会的高度去代替国家，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考茨基的国家观与马克思的国家观的出发点不同。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国家观是在批判黑格尔理性国家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认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对作为市民社会基础的私有制的扬弃，就是人从家庭、宗教、国家的解放，也就是人向社会的复归。所以，马克思从社会决定国家出发，最终通过国家消亡，而返回社会，从而实现无冲突的社会和谐状态。这个辩证过程，是马克思关于社会与国家的一个逻辑论证过程。而考茨基的国家观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早年的《人类发展史大纲》中便已经形成，它受到了达尔文主义等社会实证思想的影响，通过考察埃及、印度等国家的历史，才得出了国家起源于征服的战争的结论，期间虽然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但是终究坚持了自己的国家观。因此，考茨基国家观的出发点是实证主义的历史考证，而非植根于市民社会批判的辩证的国家观。马克思正是基于辩证的方法，自然会产生社会—国家—社会的逻辑过程，而考茨基自始至终就是基于对历史上存在的国家的考察，来研究国家的产生和发展。至于国家的灭亡，考茨基则是建立与社会主义运动之上的纯粹的政治立场，是缺乏哲学基础的。因此，就考茨基一贯的立场来看，国家总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的历史性，不在于国家有其产生，也会有其灭亡，而在于国家是一个变化多端和充满矛盾的东西，国家会因其不同的历史形态和经济发展程度而不同。因此，在这样的意义下，考茨基才不愿意把阶级消灭国家的影响看作国家的消亡，而更愿意看作是国家的职能的变化，旧国家向新国家的蜕变，因为国家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东西。

考茨基通过以上三方面论述表达了自己的国家消亡理论。考茨基的国家消亡理论，毋宁是国家扬弃的理论或是国家机能转变的理论，他尽可能地回避国家的消亡，大谈国家职能的转变，主张继续以“国家”名称指称阶级消亡之后的新的共同体，这是考茨基国家观中最有特色的理论。然而，考茨基的新共同体理论远远偏离了马克思的国家观，而且他的国家消亡理论缺少哲学高度上的见解，远没有马克思的诉诸“人类解放”的哲学深意。

消毒供应中心外来器械处理工作的开展,其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器械的质量,避免出现感染问题,所以,应当构建起一套长效的质量监控体系,从源头处保障外来器械的安全。这一目的的实现,需要医院院感科牵头,加大质控部门、护士长以及护理部间的业务合作力度,对医院消毒供应中心进行日、月、季度的三级监控[4]。在此基础上,采用定期检查与不定期抽检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掌握对外来器械的清点、交接、清洗、检查、杀菌、打包的过程,并做好相应的信息记录。一旦发现有不符合管理流程与质量标准要求的现象,应当立即启动责任追溯系统,避免不达标的器械投入到医疗使用之中,为广大医护人员及患者的安全提供强有力的外部保障。

[参 考 文 献]

[1]巴枯宁.巴枯宁言论[M].上海：三联书店，1978.

[2]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五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Marx and Engels.Collected Works [M].New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5.

[6]Gary P.Steenson.Karl Kautsky，1854-1938：Marxism in the Classical Years[M].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79.

[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