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习总书记强调扶贫要做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并强调精准扶贫不能脱离实际、弄虚作假，不能制定好高骛远的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总书记提到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求我们必须打赢脱贫攻坚战，注重东西部协作，实现西部整体脱贫，同东部一道进入小康社会。根据我国公布的数据资料统计，截止到2013年底，我国尚有8 249万人未实现脱贫，到2020年我国要实现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目标，剩下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几年，全民脱贫的任务非常艰巨。广西是以贫困、多山、偏远为主要特点的沿边地区，发展滞后，是全国扶贫重点发展地带。以国家扶贫收入2 300元为衡量依据，2010年末广西有贫困人口1 021万人，2012年底降为755万人，现如今仍然还有538万贫困人口未实现脱贫。[1]广西有28个县被认定为国家级贫困县，是全国贫困人口超出500万的5个省区之一。

高度房室阻滞是介于二度与三度(完全性阻滞)之间的一个阶段。它是指多数P波(一半以上，即房室传导比例≥3:1)不能下传心室。见图4。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广西农村地区的主要劳动力大量外流，农民进城务工的趋势日益明显。据统计，2009年广西有800万农民外出打工，2011年末打工人数已超出1 000万，这意味着广西农村人口的三分之一会选择进城务工，而妇女、儿童和老人留守村中，会由于长时间缺乏家人的关心和及时照顾，因病返贫。加之农村基层组织选拔村干部、扶贫开发组织者的工作难以开展，因而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遭遇极大阻碍。本文以广西沿边地区农村人口空心化凸显为研究背景，总结我国精准扶贫政策在广西农村地区执行时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并从科学识别、结对帮扶和精细管理等方面提出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创新路径，希望能为相关部门制定切实可行的精准扶贫政策提供借鉴，以确保广西538万贫困人口能在2020年全面脱贫，真正实现少数民族共同富裕。

一、广西农村地区空心化形成的缘由

本文所言的农村空心化是指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尤其是精英人才逐步向城市流动，由此出现农村人口年龄结构比例失衡(如农村地区老龄化加重)、人才、土地资源流失的困境；同时因为城乡二元制和户籍制度的影响，以及村庄规划的混乱，导致村庄外部人口膨胀、村庄内部人口减少，造成了农村在空间形态分布上呈现空心的现状。农村空心化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一种社会现象。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条件与城市差异大，对劳动力缺乏吸引力，城市的兴起吸引了大量农民工进城打工，致使农村空心化状况空前恶化。广西农村地区空心化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目前，分类经营作为森林资源管护经营主要的方式，对于提升管护经营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实际的分类经营工作当中，相关工作人员要坚持“三种林”原则。根据森林的具体功能，合理划分其经营方式，并制定出相应的经营模式。通常情况下，“重点生态公益林管严、一般生态公益林管住、人工商品林管活”的策略。此外，要加强对工作人员管理，提升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做好相关设计调查工作，从而提高分类经营管理水平。

(一)制度因素

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的前提和基础，是影响整个扶贫政策执行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精准识别是运用科学的识别方法，通过合法透明的程序明确需要帮扶的对象，分析导致贫困的不同因素和被帮扶人员的帮扶需求，将收集到的信息录入信息系统，建立贫困人口档案卡，以便为制定扶贫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二)个人微观理性需求因素

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人的行为会受社会、经济以及生存理性的支配。这三种理性需求因素是逐步递进的，只有在满足了最初级的生存理性需求以后，人们才会进一步的追求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需求，因此人的微观理性需求是驱动农民不断向有着优越生活条件城市迁移的主要因素。[3]随着国家城市化进程加快，国家政策向城市地区倾斜，广西地处西南民族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城市经济发达，就业机会多，公共基础设施健全，社会医疗保障完善；而农村地区经济收入水平低下，迫于生活的压力，会有很多农村青年认为进城务工是摆脱贫困、提高自己经济收入的最佳路径，为了实现个人的理性需求，他们向城市移动。而且村落居民传统思想观念根深蒂固，他们认为老宅是祖宗留下的，虽然已经破旧，但是仍然选择“建房不拆旧”，这就为我们对农村闲置土地资源的管理带来阻碍。另外，农村地区宅基地审批随意，一些干部思想腐败，动用私权，任意划分新的建房基地，对违法建房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宅基地分配缺乏一整套科学合法的流程，使得农村土地资源难以有效流转，被闲置浪费。

(三)农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因素

精准帮扶是扶贫工作的核心，也是决定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效果的重要一环。精准帮扶主要是指在扶贫对象全面准确识别的前提下，一对一有针对地采取帮扶举措，因人因贫施策，易地搬迁、发展生产、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7]

二、精准扶贫的内涵

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工作开展的前提条件，是影响整个扶贫政策执行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只有先确认扶贫对象，了解对方陷入贫困的原因和帮扶需求，才能制定精准可行的扶贫计划。精准识别要求帮扶小组深入贫困地区入户调查，搜集材料，通过民主评议、审核等环节将贫困对象一一识别出，最终对其进行建档立卡，这一系列的过程都需要村民的积极参与才能有效完成。例如，隆仲村位于广西都安县保安乡西北部，村里每年有大量青年劳动力进城打工，占村中主要劳动力的90%，是典型的空心村。隆仲村地势不平，经济水平低下，随着村子里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或者搬迁外地，农村人力资源开始大量流失，只剩下老人和儿童留守乡村，主要劳动力的频繁流动造成农村家庭人均收入不稳定，而且留守在家中的老人和儿童劳动能力不足，容易因病返贫，使得家庭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给精准识别工作增加了难度。[8]广西隆仲村大部分村民常年在外打工，对精准扶贫的政策了解不透彻，表现比较被动，很多农户因为对扶贫政策缺乏了解所以没有参与到精准识别工作当中，再加上一些人为的阻碍，出现了关系扶贫，大大降低了精准识别的精准性。

根据PT中所得到的位置和距离信息，按照第1.3节中的方法，得到每个区域内点，以每个区域内点到原点(目标船)距离为指标，将距离分为若干区间，分别统计各个区间内出现的频次和频率。将每个区间中点值作为该区间的值，以频率近似替代样本概率。假设目标船到周围最近船舶的距离分布是连续的，利用MATLAB曲线拟合工具箱CFtool对区间上系列点及其概率进行拟合，即可得到每个区域内目标船到周围船舶的距离的概率密度分布函数f(D)。

1978年，我国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广西农村地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后，农业生产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得到提升，此时，广西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农村人口数量急剧增长。因此，广西农村开始出现大量闲置劳动力，而农村无法吸纳他们，只有向城市流动。而且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使广大农民与土地结合没有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么紧密，使农民从土地上抽身从事非农业产业有了基础。1958年的《户口登记条例》自公布以来起就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我国人口的流动，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阻隔城市与乡村一体化发展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限制有所放宽，农民可以自由进城打工和长期居住。改革开放后，国内外市场交流密切，城市经济发展活跃，创造了大量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岗位，致使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流动，留在农村的多是老人、妇女以及小孩等缺乏劳动能力的人口。即使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限制有所弱化，但是进城务工的农民依然无法获取同城市居民一样的生活待遇，所以他们一直游离于城市的边缘状态。[2]再加上宅基地制度存在漏洞，村庄用地规划不合理，广西农村地区外延膨胀，内部呈现空心分布的状况。

研究农村地区空心化现象形成的原因其实就是探究人口迁移因素。最早提出人口迁移现象的是19世纪英国学者雷文斯坦，他认为影响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移动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农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在探讨广西农村地区为什么会出现空心化问题时，我们可以运用“推—拉”理论来分析，它是广西农村地区空心化形成的理论基础。[4]广西地处我国西南地带，农村地区多以丘陵为主，喀斯特地貌广布，可利用农作物种植面积小，自然灾害频发，农业承受风险能力低下，农村交通条件落后，基础设施远远不如城市，农民收入水平难以提升，这些问题形成一种推力因素；[5]城市地区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经济发达，就业广泛，收入水平普遍较高，而且城市生活环境优美，基础设施完善，教育水平高，吸引着农村青年的视野，因而形成一种拉力因素。这种推、拉因素的结合，促使广西地区的劳动力开始大量从农村流向城市，从而加剧了农村空心村的形成。其实广西农村空心化严重主要还是因为城市与乡村生活条件差异大，人口向城市流动在于城市的拉力和乡村的推力较大。[6]

精准帮扶是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的关键，也是决定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效果的重要一环。精准扶贫在精准帮扶这一阶段属于开发式扶贫，主要通过开发扶贫项目促进广西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要求从过去“一刀切”的扶贫方式转变为现在因人因地扶贫，也就是在精准识别的前提下对老弱病残者实施资金帮助，对劳动能力充足者实施产业帮扶计划。农村是以从事农业生产为生计的农民居住的地方，农民是农村地区精准扶贫的主导力量，是农村扶贫项目开发的主力军，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离不开农民的参与，让农户参与精准帮扶的工作，不仅有利于扶贫项目的开展，同时也体现了扶贫的公开与透明。广西属于喀斯特地貌区，农村耕地面积受到当地环境的限制，农业生产缺乏有利条件，村民收入水平低，为了满足生存上的需求，贫困地区主要劳动力便向城市转移，人力资源的流失最终造成农村田地荒废，土地资源浪费，农业生产效益低下，农业生产主体匮乏，村民自我造血能力不足。农村地区的发展除了依赖农业之外还要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村落公共服务供给。然而在人口空心化背景下，农村的农田水利、农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重担就落在了留守家中的老弱群体身上，留守家中的老人、妇女及儿童劳动能力不足，使得广西基础设施修建缺乏必要劳动力，农村地区公共服务资源供给不足。[9]此时，农村空心化背景下劳动力资源的短缺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需要大量村民的积极参与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严重地影响了精准帮扶工作的开展。

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寻白丽筠，打她的手机停机，上网QQ呼她，头像是灰的，我留心各种媒体报道的车祸事故，甚至去我们这座小城的所有水域巡查，没有任何疑似消息，一概没有。我痛感到我与白丽筠的联系其实多么脆弱，就像孩子手里的一只风筝，只要一阵风就把我们彻底拆散了，再也找不到。最后，我去了白丽筠工作的售楼部，明知道没有用，还是去了。售楼部经理说，白丽筠已经辞职了。“辞职”两个字让我冰凉的心里升起一丝暖意，既然白丽筠想到要辞职，就不像是一个要去自杀的人。

三、广西地区精准扶贫的困境

(一)村民参与不足，精准识别对象缺位

精准扶贫是当前国家根据扶贫项目实施情况和贫困问题的特点，以推动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为根本目标，形成的精准扶贫政策框架，其核心思想在于“精准化理念”。扶贫工作是否有效，关键在于识真贫、扶真贫、真扶贫。概括来说，精准扶贫就是指根据每个贫困地区、村民实际情况，使用科学合理的机制采取不同的措施，优化分配资源，对扶贫对象进行精准识别、帮扶、管理的一种脱贫政策。精准扶贫包括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三个阶段。

(二)人力资源外流，帮扶主体缺乏

精准管理是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保障，包括对扶贫资料的动态管理和对扶贫部门的监督与考核。主要任务在于建立网络平台，把有关贫困农户的资料数据录入网络系统，运用信息化手段对扶贫对象的档案资料进行动态管理，严格监督扶贫工作进程，及时反馈贫困帮扶信息，推动扶贫资金合理分配使用，确保精准管理措施一一落实，让精准扶贫在阳光下进行。精细化考核是提高扶贫政策执行效率的有效路径，是通过建立精细严格的考核机制，对地方政府的扶贫工作进行评价，并给予一定的奖励与处罚，目的在于监督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以确保扶贫政策执行有效，同时提高地方扶贫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精准管理是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保障，包括对管理部门的监督与考核。我国主要实行村民自治制度，村民才是乡村治理的主体，为了确保精准扶贫政策能在阳光下执行，精准管理需要当地农户能参与到乡村治理组织当中，作为第三方严格监督扶贫项目的开展和扶贫资金的具体流向。当前，在广西地区农村人口空心化的背景下，大量精英向城市流动，不仅给城市管理带来了压力，还造成农村贫困地区精准管理人才不足。据调查发现，在村民委员会进行换届时由于人才外流而出现换届选举参与人员不足的问题。广西农村地区村民自治组织的干部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而合适的后备人选严重缺乏，导致无法选出能力水平较高的人才作为农村自治组织领头人，农村贫困地区出现严重的人才断代现象，这些因素都使精准管理环节监督不足，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容易出现严重的违规乱纪事件。例如，2014年广西地区的马山县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扶贫指标，故意夸大脱贫成绩，据调查有9%的数据没有如实报道，有3 000名非贫困人员获得帮扶，导致多个产业扶贫开发项目和村落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缓慢。可见农村人口外流会影响精准管理的公正客观性。

(三)精英力量流失，精准管理人才不足

最后，从村镇银行所处的县域环境来看。由于当前我国村镇银行皆地处县域，且其贷款的主要对象是农户与小微企业，村镇银行的贷款主体往往缺乏足值的抵押担保物，致使贷款主体每借入一单位资金向村镇银行提供的担保品价值M无法超过贷款利率水平R，即M－R＜0。同时，为了达到监管部门降低风险的要求，村镇银行会要求每一单位出借资金的担保品价值M随着监管强度的增加而增加，即＞0。

四、完善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路径

(一)精心抓好宣传，建立外出人员回流机制

首先要做好广西地区精准扶贫政策的宣传推广工作。在精准识别阶段，有很多村民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打工，无法掌握全面的扶贫政策信息，留在家中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他们缺乏获取信息的能力，所以很多农户对国家的精准扶贫工作表现比较被动，甚至漠不关心。因此，地方政府组织一定要成立扶贫宣传小组，精心抓好宣传动员工作。可以通过发放扶贫政策宣传资料、悬挂宣传横幅、张贴标语，或者通过电视、手机微信等各种网络传播媒介来加以宣传，以保证每家每户能对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和精准识别的整个流程了解透彻，确保扶贫的宣传工作能全村覆盖，家喻户晓。村民们只有掌握了精准扶贫的政策信息，才会意识到扶贫的重要性，从而积极配合精准识别工作的开展。其次，紧密同农村外流人员沟通，全面建设进城打工人员回流机制。一些外出打工的人员正是农村建设的主导力量，所以应该建立外出人员信息管理机制，密切掌握他们的动态，平时可以利用手机加强与他们的互动，积极引导他们返乡创业，参与家乡经济建设，对愿意回乡发展的村民提供财政支持和技术帮助。最后成立由各方代表人员组成的监督小组，制定严格的考核标准，严格监督精准识别过程，严厉惩处关系扶贫人员。

(二)创新扶贫方式，鼓励引导村民回乡创业

农村空心化背景下要想提升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能力，首先要创新扶贫方式。广西地处喀斯特地貌区，多山地、少平原，可开发利用的土地资源相当有限，所以农村地区缺乏成规模的特色产业项目，致使农村经济停滞不前，所以大部分农户才会选择进城打工，以提高自身收入。因此只有创新扶贫方式，改变过去“输血式”扶贫，增强村民自我“造血”能力，结合广西本土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开创新兴扶贫企业。广西省贫困地区的矿产资源丰富，其中以河池市和百色市为代表，所以应该大力发展矿产开采业，吸引外来资本流入。广西是一个少数民族较多的地区，具有丰富的民族特色，而且山水景色独特，因此可以开发当地的旅游产业，将民族特色同观光风景结合，打造具有广西特色的旅游品牌。其次建立多元主体合作的扶贫格局。过去广西地区的扶贫仅仅由政府一手掌管，当地村民缺少参与扶贫的渠道，政府压力太大，而且成效甚微。因此在农村空心化背景下应该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多方共同参与的扶贫格局，政府扮演宏观调控角色，村民参与，企业和社会组织合作，创新精准扶贫模式，大力发展贫困地区经济。最后鼓励支持引导村民返乡创业。地方政府应当加强同外出务工青年的交流，对有意愿返乡创业、参与家乡基础设施建设的村民给予财政和技术上的支持：一要增加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补贴；二要开展创业技能培训大会，提升村民创业能力，将当地民族特色产品融入扶贫项目中，充分利用技术和资源优势；三要大力发展农村电商，将网络背景下的电子商务与广西农村扶贫开发相结合，建立覆盖全村的网络基础设施，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帮助村民开拓农产品销售市场，充分发挥阿里巴巴、京东等电商平台企业保证农产品的销量，实现农业增收。[10]

(三)增加教育资金，培育新型管理人才

精准管理是扶贫政策执行的保障，其工作的开展离不开精英人才的合作。农村空心化背景下，由于劳动力频繁流动，广西农村地区的扶贫工作一直缺乏素质较高、能力出众的精英人才参与。因此地方政府应该致力于建设广西农村扶贫人才培养机制，加大外地人才引进激励政策的支持力度，鼓励社会企业从事本土人才培养输送工作，同时还要增加农村地区应用教育资金，培育综合型管理人才。地方政府一边要提供优惠政策吸引精英人才回流，一边还要注重农村应用教育事业的发展，积极开展创业技能培训大会，提高村民自身创业水平，不断培育出有知识、有技能且适合扶贫的高素质人才。此外可以在广西各大高校招收大学生村官，制定激励政策吸引大学生参与农村扶贫事业管理，帮助大学生形成农村就业观，可以加紧同高校合作，建立高校扶贫志愿者组织，作为严格监督精准管理工作进程的第三方。只有这样才能为广西地区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积累大批优秀精英，避免由农村空心化带来的扶贫政策执行不力的困境。

(四)破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

广西农村地区空心化形成的关键原因在于我国在成立之初时实施的二元户籍制度。二元社会结构遏制了乡村城市化进程，城市与乡村的差距也不断在拉大。为了推进我国扶贫工作开展进程，提升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效力，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积极稳妥推进国家户籍制度改革，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建立城乡统一平等的户籍管理制度，健全城乡均等化的基础设施管理体制和建设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公共服务保障体制，大力加强农村地区现代化建设，加快农村城市化，缩小差距，早日实现城市乡村协同治理、共同发展的局面。[8]

[参 考 文 献]

[1]叶开杏.广西农村贫困测度及扶贫开发研究[D].广西大学，2013.

[2]李河辉，莫国芳.农村空心化的成因及影响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14，(6).

[3]李河辉.浅析农村空心化及空心村治——以江西省东乡县为例[D].云南师范大学，2014.

[4]霍德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空心村”问题治理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3.

[5]温静，何杨钊，唐玲玮.广西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及对策研究[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4，(14).

[6]邹新树.农民工向城市流动的动因：“推—拉”理论的现实解读[J].农村经济，2005，(10).

[7]王琦，王平达.科学把握精准扶贫的三个阶段——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的论述[N].光明日报，2016-06-15(13).

[8]钟小霞.空心化背景下西部地区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与解决对策——以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县隆仲村为例[J].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4).

[9]郑万军.农村人口空心化下精准扶贫：困境与路径[J].社会治理，2016，(7).

[10]孙沁.“互联网+扶贫”——湘西州电商扶贫模式初探[J].信息化建设，201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