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是西周晚期分封的一个诸侯国，从周宣王二十二年(前806)始封至公元前375年被韩哀侯灭国，历时四百多年，共十四世，二十三公。郑国国存的大部分时间在春秋时期，这一时期也是郑国在历史舞台上最耀眼、最活跃的时期。目前，学界有关郑国史分期问题的学术研究并不多，主要有晁福林先生的《论郑国的政治发展及其历史特征》[1]等。文章根据郑国在各诸侯国中的影响力以及在政治舞台中所发挥的作用，将郑国历史划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郑武公即位开始(前771)，经郑庄公到郑厉公的近百年时间，是郑国全盛时期；第二阶段从郑文公到郑成公的百余年时间，是郑国左右逢源时期；第三阶段从郑简公开始至春秋结束，是子产执政的中兴时期；第四阶段从战国开始至郑国灭亡，是郑国的衰亡时期，这种划分有利于从大的时代背景下了解郑国的发展历史。山东大学梁霞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春秋时期郑国的外交研究》[2]中以外交特征为依据，将郑国在春秋时期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达到顶峰的春秋初期(郑庄公时期)；第二阶段：急剧衰弱的过渡时期(郑厉公)；第三阶段：“介居”两国的春秋中期(郑文公至郑简公二十年)；第四阶段：小幅中兴的春秋末期(郑简公二十年至郑声公)。文章更加细化，为郑国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本文综合以往的研究成果，立足于郑国的军事实力和战争，对郑国的发展阶段重新划分，希望能为郑国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作为国家的首要大事，最能反映一国的综合实力，军事实力的强弱是战争能否胜利的关键，因此，以军事实力的强弱来划分国家发展阶段，更具说服力，也更能看清国家发展变化的脉络。本文以《左传》记载的有关郑国的战争为依据，通过不同阶段的战争次数、战争形势、以及胜负结果的分析，把郑国在春秋时期的历史发展分为四个阶段。

该虫发现于福建省三明市沙县七仙洞风景区，人为携带的可能性大。该虫以幼虫蛀食和成虫补充营养危害香樟的枝条，幼虫期与蛹期均在蛀道内，隐蔽性好，抗逆性强，适生范围相对较广，随着寄主植物调运传播扩散的可能性大，而且运输过程中存活率较高。室内观察发现，其成虫不善于飞行，自身扩散能力弱。但该虫属K对策昆虫，繁殖能力较弱。

一、郑庄公小霸及郑厉公霸业中衰时期

郑庄公二十二年至郑厉公时期(前722-前673年)，是郑国在春秋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郑国战争比较频繁，在半个世纪里，除子仪①时期的十四年无对外战争外，其余时间多次与其他诸侯国发生战争，其中与宋国和卫国战争次数最多，其次是和北戎、周王室和鲁国(见表1②)。

 

从《左传》记载的战争来看，春秋初期，诸侯间的战争多有郑国的身影。郑庄公在位期间，共发生战争39次，③郑国参与其中的就达23次，主动攻伐达13次之多，其中9次是帅诸侯之师伐他国。而同一时期其他诸侯国间的战争，重要的只有隐公元年的鲁宋战争、隐公五年的王伐曲沃、以及桓公六年的楚武王伐随。从战争结果看，郑国“屡胜宋、卫等大国之联军,甚至大败周桓所帅五国联军,又大败北戎两次,力能救齐”。[3](P45)可见，庄公在位时期的“小霸”的确名副其实。

从表3可以看出郑国此时国力、军力的强大，8次战役，宋国只大获1次，其余均被郑所败，尤其是宣公二年的大棘之役，更是被郑大败。“囚华元，获乐吕，及甲车四百六十三乘，俘二百五十人，馘首。”[4](P651)不仅如此，为了赎回主帅华元，“宋人以兵车百乘，文马百驷以赎华元于郑。”这次战役宋国损失惨重。这说明为何郑国可以在晋楚两大国争霸期间游走，保持国家独立性，而宋国只能依附于晋国。

庄公去世后，郑国进入四公子争位，国内异姓卿大夫专权，政治统治混乱厉公时期(厉公时期，郑国国君多次易主，记载稍乱，为了行文方便，本文按照《左传》的纪年方式，即把这一段时间全部作为厉公时期，因此下文中所见厉公时期均与此相同)。庄公去世，昭公继位，在宋国的干涉下，郑国卿大夫祭仲废昭立厉，后因厉公不愿让祭仲把持政务，便派祭仲女婿雍纠刺杀祭仲，事情败露，祭仲杀雍纠，厉公出奔蔡国。后来厉公杀郑国栎地大夫檀伯，占据栎。厉公出奔后，祭仲复立昭公继位，郑卿高渠弥和昭公有旧仇，在昭公复位的第二年弑杀昭公，立昭公弟子亹为郑君，齐桓公因郑君被弑一事为郑讨贼，杀子亹和高渠弥，祭仲于是迎回在陈国的子仪回国继位。子仪在位十四年，于鲁庄公十四年被傅瑕所杀，厉公复入为郑君，至此结束了郑国长达二十多年的内乱。在这期间，郑国政局混乱，卿大夫专权弑君，实力骤然下降，这是郑国在厉公时期霸业中衰的最主要原因。如果郑国不出现内乱，郑国霸业未必会如此快速的衰落。清人顾栋高就曾说：“庄公以狙诈之资，倔强东诸侯间……其子昭公、厉公，俱是枭雄绝人。使其兄弟辑睦，三世相继，郑之圆伯未可知也。”[7](P536)

郑文公弃嬖宠的同时，还礼贤下士，任用贤良。《左传》中两次记载郑国的“三良”：一次是僖公七年，管仲劝谏齐桓公不要听信太子华之言攻打郑国时说：“郑有叔詹、堵叔、师叔三良为政，未可间也。”[4](P319)说明郑文公与他们三人君臣关系十分牢靠，相互信任。第二次是僖公二十四年，富辰劝谏周王不要用狄人伐郑时说郑文公“弃嬖宠而用三良”，言外之意是，郑国在贤臣明君的治理下发展的很好，周如果攻打郑国会给自己带来祸患。三良的事迹在《左传》中记载的不是很多，只有在僖公二十二年和二十三年中有关于叔詹的两段记载，但从这两年的记载中也能看出他们是非常有见识的人。如僖公二十三年载：

我越谈越兴奋，心情也越来越激动，我说能够在美丽的燕园生活学习，能够仰望未名湖上空的蓝天白云，切身感受北大百余年的人文气息，是我今生最大的荣幸，我享受在北大的每一天，感恩在北大的每一天。

步骤6:若i=n,算法结束,计算定位误差:其中EROi表示每个未知节点的定位误差;平均定位误差用节点通信半径归一化后的相对定位误差表示,EROAVE表示平均定位误差,(xR(i),yR(i))和(xE(i),yE(i))分别表示第i个未知节点的实际坐标和估计坐标,n表示未知节点总数。

第四，郑国这一阶段国力的强盛，也反映在郑国是晋楚两国争霸的焦点。这一时期晋楚两国为了争取郑国成为自己的盟友，多次帅兵攻郑、救郑。据《左传》中所载战争，两国共救伐郑国达16次之多，这在当时的其他诸侯国中是不曾有过的。因此，这一阶段与其说是晋楚争霸还不如说是晋楚争郑更为贴切。而且，在此期间几次大的战役不是因郑而起就是郑国参与其中。如：宣公二年间晋楚发生的北林之役，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役，成公十三年秦晋麻隧之役，成公十六年晋楚鄢陵之役，襄公十八年与齐国的平阴之役等，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此时的郑国对晋楚争霸、国际战略格局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然晋楚对郑国的重视还有另一个原因，即郑国处在东西南北交通干线汇合的十字路口，靠近王畿，且夹在晋楚两国之间，兵要地理位置重要，战略价值高，宋杰先生在《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郑》[11]一文中分析诸侯争郑的原因时有过详细的论述。另外，从当时的宋国看，宋国和郑国一样，同属中原四衢之国，兵要地理位置也同样重要，如卓尔康所言：“陈、郑、许皆在河南为要枢，郑处其西，宋处其东，陈其介于郑、宋之间，得郑则可以致西诸侯，得宋则可以致东诸侯。”[11]为何宋没有成为晋楚争霸的焦点？一方面除了其完全依附晋国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宋国实力不济，它的加入不能对当时的争霸局势、战略格局产生重大影响。郑强宋弱，也反映在这一阶段郑宋两国的战争中，郑国单独攻宋7次，宋国侵郑只有1次(见表3)。

二、休养生息、韬光养晦的郑文公时期

郑文公元年至郑文公四十五年(前672-前628年)，是春秋时期郑国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阶段。郑文公对扭转郑国发展颓势和改变郑国所处环境做出很大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三，从军队数量上也能体现出郑国军事力量强大、国力强盛。从兵车数量来看，兵车在春秋时期一直是衡量一个国家大小的标准，“百乘之家，千乘之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郑国的兵车数量从《左传》记载中庄公克叔段的二百乘到子展、子产伐陈的七百乘，可见郑国兵车数量在此时也有了可观的发展，但这些数字仅是出战的兵力，实际应当不少于三倍。关于出兵数与全国兵数的比例问题，童书业先生有过论述，“征伐之事，自不能倾国一出，而不留守备，一般战役，不动大众，约出全国兵数三分之一已足，其特殊原因必须多用，自不在此限。”[3](P330)照此推算，郑国此时的车兵数量应在两千乘左右。

其次，郑文公“弃嬖宠而用三良”，[4](P424)使政治日趋清明，为郑国的恢复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郑文公二十年，杀厉公嬖臣申侯。《左传》僖公七年：“初，申侯，申出也，有宠于楚文王。文王将死，与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专利而不厌，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女必不免。’”[4](P316)申侯是唯利是图之人，先是有宠于楚文王，文王死后跑到郑国，又有宠于郑厉公，所以文公时期，其在郑国地位也很高，但其本性贪婪，难于满足。《左传》僖公四年：“陈辕涛涂谓郑申侯曰：‘师出于陈、郑之间，国必甚病。若出于东方，观兵于东夷，循海而归，其可也。’申侯曰：‘善。’涛涂以告，齐侯许之。申侯见，曰：‘师老矣，若出于东方而遇敌，惧不可用也。若出于陈、郑之间，共其资粮屝屦，其可也。’”[4](P293)申侯不顾与之共谋的陈国大夫辕涛塗和郑国国家利益，为一己私利，取悦齐桓公，引诸侯国军队从郑国和陈国之间经过，为之进行补给。“齐侯说，与之虎牢。”[4](P293)杨伯峻先生在《春秋左传注》中解释“虎牢即今河南省鞏县东之虎牢关，亦即隐公元年传之制，为郑之严邑，郑庄公所不肯与共叔段者。”[4](P293)虎牢为郑之严邑，庄公不肯与共叔段，今申侯占有虎牢，对文公的统治构成威胁。又僖公五年，辕涛塗对文公说：“美城其赐邑，将以叛也。”因此，僖公七年，郑文公杀申侯，除一大患。另一件事是杀宠子。子华本为文公太子，却有二心于郑国，文公为维护国内安定，亦杀之。僖公七年，太子华奉文公命会诸侯。太子华为了打击政敌，树立自己的势力，对齐侯说：“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实违君命。君若去之以为成，我以郑为内臣，君亦无所不利焉。”[4](P317)太子华为了除去政敌，竟向齐侯许诺称臣，极大的损害了郑国利益，于是僖公十六年，郑文公杀太子华。

郑国霸业中衰，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对外战争情况。从对外战争次数来看，郑厉公时期，《左传》共记载诸侯国间战争41次，其中与郑国相关的仅9次，且大部分是其他诸侯国来攻打郑国，而此时齐、鲁、楚等诸侯国的战争明显比前一个阶段增多。从战争结果来看，厉公时期，除了厉公刚立时期与鲁、纪联合大败宋、齐、卫、燕联军外，再无胜果。

及郑，郑文公亦不礼焉。叔詹谏曰：“臣闻天之所启，人弗及也。晋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将建诸，君其礼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晋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离外之患，而天不靖晋国，殆将启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从之，三也。晋、郑同侪，其过子弟，固将礼焉，况天之所启乎？”弗听。[4](P408)

从此段记载可知叔詹之才识，而与之并列为三良的堵叔和师叔，他们的才能应与之伯仲之间。且管仲和富辰皆当时良士，用“三良”来定位这三人，从侧面反映出他们的贤能。文公时期除了“三良”外，见于《左传》的还有孔叔、佚之狐、烛之武等人，可见郑文公时期，他的身边有一大批贤能的人帮助其治理郑国。

第二，从战争情况看，经过一段时间的弭兵之后，各诸侯国间，战事重启，郑国因七穆争权，国力日衰，胜少败多，且多处于被动状态，没有了前一阶段的多主动攻伐他国的情况。这一时期与郑国相关的具体战争见表4。

第三，在军事方面，郑文公也是尽可能地发挥其军事才能，使郑国在面临战争时，把灾难降到最小，保存国力。庄公二十八年，“秋，楚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入于桔柣之门”。桔柣之门即远郊之门，楚军大兵压境，已入远郊之门，郑国形势危急，随着楚军“众车入自纯门，及逵市”(纯门，郑外郭之门，逵市，郑国城外大路之市场)。楚军已经危及郑国内城，为了减少战争灾难，郑伯“县门不发”，即不闭内城城门，任凭楚军进入，他的这一空城计使楚军“楚言而出”。杨伯峻先生解释说：“楚子元等既入城，见其县门不发，复操楚语退出。”[4](P242)可见在这场斗智斗勇的心理战中，郑文公更胜一筹，反映了文公遇事沉着，胆识过人，故子元有“郑有人焉”的感慨。在接下来的撤退中，郑文公的安排也是井然有序，不给楚军攻伐的机会，这从他派人监视楚军动向就能够看出。“郑人将奔桐丘，谍告曰：‘楚幕有乌。’乃止。”可见郑文公具有很高的军事素养。僖公五年，郑文公虽然选择站在周王室一边，不与以齐国为首的诸侯会盟，但他未雨绸缪，回国后立即修筑新的防御工事，筑新城来防止齐国的攻伐。僖公六年，齐桓公帅诸侯之师伐郑，围新密，却没有攻克，可见，郑文公很有战略远见。

基于GIS技术，对荣成市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结果显示，荣成市土地资源环境基础性评价为可载，基于水资源系统的综合承载状态判定为临界，基于生态条件与环境质量系统的综合承载状态判定为可载。应继续推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提升综合承载力，促进水资源供需平衡。在综合分区规划引导过程中，以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为基础，合理引导，立足保障，促进科学发展，提高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使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获取最大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综上所述，郑文公通过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经营，国力不仅得到恢复，而且还进一步发展，军事实力也有所增强。表现在以下几点：其一，郑文公十四年至十七年楚国连续三次伐郑，均未取得重大胜利，始终不能服郑。其二，僖公七年齐桓公对管仲说：“诸侯有讨于郑，未捷；今苟有釁，从之，不亦可乎。”[4](P318)这句话说明诸侯在对郑国的战争中没有多少便宜可占。其三，自僖公六年，诸侯伐郑之后，二十多年间，郑国很少遭到他国的攻伐，反倒是郑国对滑发动了两次战争。僖公二十年，“滑人叛郑，而服于卫。夏，郑公子士、泄堵寇帅师入滑。”[4](P387)僖公二十四年，“郑公子士、泄堵俞弥帅师伐滑。王使伯服、游孙伯如郑请滑。郑伯怨惠王之入而不与厉公爵也，又怨襄王之与卫滑也。故不听王命，而执二子。”[4](P419)至此，郑不仅加大了对滑的争夺力度，而且不买王命，扣留王室使者，这都说明郑国实力增强。郑国历经文公时的韬光养晦，修养生息，国力、军力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为下一阶段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三、郑穆公至郑简公的强盛时期

从郑穆公元年(前627)开始至郑简公三十六年(前530)，是郑国春秋时期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历时最长，军事和外交等方面都达到历史顶峰。期间郑国共历穆公、灵公、襄公、悼公、成公、僖公、简公七位国君，除灵公、悼公、僖公在位时间较短，其余在位时间很长，国内政局相对稳定，这也是此阶段郑国强盛的一个政治因素。其主要特点是：

第一，从战争次数来看，这一时期郑国共发生对外战争80次，其中郑简公后期的十七年，也就是从鲁襄公二十七年(前546)到鲁昭公十二年(前530)，因为弭兵原因，中原各国间少有战争，郑国此间除了伯有内乱外，也无战事。可见，郑国此期间发生80次对外战争，已是相当频繁，且有几个时期，战争有时候一年会发生多次(见表2④)。

 

表2

  

时间战争双方战争原因次数成公十六年(前575)郑伐宋(夏)，郑子罕伐宋，宋败诸汋陂郑复伐宋(夏)，郑人复伐宋，败宋于汋陵，获将鉏、乐惧卫伐郑(夏)，卫侯伐郑，至于鸣雁晋伐郑(夏)，晋师起而伐郑晋齐等伐郑秋七月，晋齐邾鲁及周卿尹子伐郑郑袭诸侯(秋)，诸侯迁于颍上，郑子罕夜袭之，宋齐卫皆失军6次襄公十年(前563)楚郑伐宋夏六月，楚子囊、郑子耳伐宋，师于訾母，围宋，门于桐门郑侵卫(夏)，因楚之令，郑皇耳帅师侵卫。卫人追之，获皇耳于犬丘楚郑侵鲁西鄙秋七月，楚子囊、郑子耳侵鲁西鄙楚郑克萧(秋)，楚郑伐鲁还师，围宋邑萧，八月，克之郑侵宋北鄙秋九月，郑子耳侵宋北鄙晋等伐郑晋鲁齐宋卫曹莒邾齐滕薛杞小邾伐郑，师于牛首晋等侵郑北鄙(冬)，晋鲁齐宋卫曹莒邾齐滕薛杞邾不与楚战，退师，侵郑北鄙而归，楚亦还7次襄公十一年(前562)宋侵郑(春)，宋向戍侵郑，大获郑侵宋夏四月，郑子展侵宋晋等伐郑夏四月，晋鲁宋卫曹齐莒邾滕薛杞小邾伐郑。晋荀罃至于西郊，东侵旧许楚郑伐宋(秋)，楚子囊乞师于秦以伐郑，郑逆服，与楚同伐宋(秦未参与)晋等复伐郑秋九月，晋鲁宋卫曹齐莒邾滕薛杞小邾悉师以复伐郑，郑人使王子伯行成5次

郑国一年中多次发生战争，且同时与几个国家多线作战，这种消耗可想而知，即使是春秋初年庄公小霸时期也没有过这么频繁的战争，说明此时郑国国力的强盛。而且80年代河南新郑发掘的东周普通百姓的墓葬也能够证明郑国的富庶，发掘报告中说：墓葬中“造型新颖、制作精巧、种类齐全的随葬品，目前在中原地区的东周墓葬中尚属首次发现。”[9]郑国普通百姓墓葬中的随葬品都如此齐全、精致，说明百姓生活富裕，民富是国强一个反映。

1.3.2.3 术后恢复期 沟通时语调轻柔和缓，建议患者通过舒缓的音乐、阅读及其他形式减少对疼痛的关注度。向患者及家属详细讲解术后可能出现的状况及应对策略。

第二，从战争本身来看，这一阶段郑国对外战争80次，主动攻伐他国达19次，其中伐许6次，伐宋7次，伐陈2次，侵晋、蔡、卫，袭诸侯师各1次；虽被攻伐41次，但被救伐16次，取成而还6次，郑国取胜5次，楚国无功而返1次，总计郑国输掉的战争不到20次，这也能说明郑国此时国力比之前强大了许多。童书业先生在《春秋左传研究》一书中的“郑庄小霸”一节就有过提及：宣公二年郑受命于楚伐宋，大败宋师，囚其主帅华元，获其将乐吕及甲车四百六十乘；成三年诸侯伐郑，郑公子偃帅师御之，使东鄙覆诸鄤，败诸丘舆；成七年楚子重伐郑，郑共仲、侯羽军楚师，囚郧公钟仪；同年传载申公巫臣谓若以申、吕为赏田，“晋、郑必至于汉”；成十五年楚子侵郑，郑子罕侵楚，取新石，次年楚“以汝阴之田求成于郑”；晋在鄢陵大捷之后，再合诸侯伐郑，诸侯之师次于郑西。鲁师次于督阳，不敢过郑，请逆于晋师，诸侯迁于颍上，郑子罕宵军之，宋、齐、卫皆失军(成十六年)；次年郑子驷侵晋虚、滑；鲁襄公十年《传》载：鲁孟献子曰“郑其有灾乎，师竞已甚”(是时楚、郑联军伐宋、侵卫、侵鲁、克萧，郑更单独侵宋)；襄二十五年郑子展、子产帅车七百乘伐陈，入之，其用兵数等于城濮之战时的进军，是时郑之国力盖已超过千乘矣。[3](P40)

童书业先生所说的这些战事，都属于这一时期，这说明郑国在这一阶段的强大是被认可的。此时，正值晋楚争霸时期，郑国与两方交战也多次取胜。楚国从宣公三年开始伐郑，至宣公六年，连续四年伐郑都不能服郑，而且在宣公九年伐郑时，被郑伯败于柳棼；成公七年，楚子重伐郑，师于汜，郑共仲、侯羽军楚师，囚郧公钟仪献诸晋；以至于为了取成于郑，在成公十五年，郑子罕侵楚，取新石之后的次年，楚“以汝阴之田求成于郑”。晋国在这一段时间里单独伐郑只有五次，多是率领诸侯国军队一起伐郑，成公三年，晋帅鲁、宋、卫、曹五国之师伐郑，却被郑败于丘舆；成公十六年，晋在鄢陵大捷之后，再合诸侯伐郑，诸侯之师次于郑西，鲁师次于督阳，不敢过郑，请逆于晋师，诸侯迁于颍上，郑子罕宵军之，宋、齐、卫皆失军；接着第二年，郑又侵晋虚、滑。从郑国胜晋楚的战争来看，也说明郑国之强盛。

第一，在国内政治方面，首先，郑文公肃清威胁其统治的卿大夫，稳定朝局。鲁闵公二年，“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4](P268)高克，是文公执政早期最大的威胁，他“志好财利，见利则为，而不顾其君。”[8](P336)且拥有很大的权力，位高权重，造成君弱臣强的局面，这对任何一个统治者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当时适逢狄人伐卫，郑、卫是邻国，卫在河北，郑在河南，文公担心狄人伐卫的同时侵郑，于是派高克领兵前往御狄，狄人退兵之后，文公不招其还师，导致高克最终奔陈。《诗经·郑风·清人》小序说：“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顾其君，文公恶而欲远之不能。使高克将兵而御狄于竟，陈其师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众散而归，高克奔陈。公子素恶高克进之不以礼，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国亡师之本，故作是诗也。”“正义曰：文公时，臣有高克者，文公恶其如是，而欲远离之，而君弱臣强，又不能以礼废退……狄人虽去，高克未还，乃陈其师旅，翱翔于河上。”[8](P336)文公此举虽不合礼，但兵不血刃就解决了一个大的统治隐患，防止内乱的发生，这为文公初登君位，稳定国内政治局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另外，郑国不光兵车数量有了大规模增加，其徒兵数量也非常可观，而且战力也很强。虽然在春秋中期，各国都有数量不一的徒兵，但这些徒兵多是隶属于车兵，像郑国这样成建制发展徒兵的国家，除了晋国外，《左传》中再没出现第三个国家。蓝永蔚在《春秋时期的步兵》一书中就已明确论断：“郑国是较早地建立了建制步兵部队的”，[10](P49)这在中原各国中是一个例外。郑国徒兵在春秋早期就见于史载，隐公四年：“诸侯之师败郑徒兵，取其禾而还。”[4](P37)从春秋初年到春秋中期，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此时郑之徒兵规模、建制、作战方式应当更加趋于成熟和完善，实力也相比春秋初年更强。襄公元年：“夏五月，晋韩厥、荀偃帅诸侯之师伐郑，入其郛，败其徒兵于洧上。”[4](P917)虽然此次战役郑国徒兵败了，但郑国以徒兵挡诸侯之师，可见郑对其徒兵实力的肯定。

综上所述，春秋初年的郑国先是经历了郑庄公时期“小霸”的短暂辉煌，后经郑厉公时期的内乱，霸业中衰，从诸侯大国变成二等国，郑厉公死后，文公继位，郑国进入第二个阶段。

由上文可知，犯罪手段的多样化可以概括为犯罪手段的非暴力化，而非暴力化带来的问题就是无法对其中一些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例如，由于我国刑法中没有规定暴行罪、胁迫罪、强要罪等犯罪，因而对于“打而不伤”、出场摆势、言语恐吓以及聚众哄闹等行为无法进行刑事打击，而只能进行行政处罚，有些甚至连行政处罚都无法给予，而只能按照民事侵权行为处理。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首先应当确定某种行为是否由一定犯罪组织实施，如果是，就应当将重点放在打击、瓦解犯罪组织本身上，而对于犯罪组织实施的一系列行为，则要在追究刑事、行政、民事责任时，从重、从严把握。

 

表3

  

时间战争双方战争原因宣公二年(前607)郑宋大棘之战春二月，郑受楚之命伐宋，宋御之，战于大棘，宋师败绩成公十六(前575)郑伐宋郑子罕伐宋，宋败诸汋陂，郑人复伐宋，败宋于汋陵，获将鉏、乐惧襄公元年(前572)郑侵宋(秋)，郑子然侵宋，取犬丘襄公二年(前571)郑师侵宋春，因楚之令，郑师侵宋襄公十年(前563)郑侵宋北鄙秋九月，郑子耳侵宋北鄙襄公十一年(前562)宋侵郑(春)，宋向戍侵郑，大获郑侵宋夏四月，郑子展侵宋

四、郑定公至郑声公的衰落时期

郑定公元年(前529)至郑声公三十三年(前468)，是郑国的衰落时期。这个阶段的郑国因前期的积淀，还保有一定的实力。《左传》哀公二年：“甲戌，将战，邮无恤御简子，卫大子为右。登铁上，望见郑师众，大子惧，自投于车下。”[4](P1615)但相比前一个阶段，郑国此时已出现明显的衰落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郑国的衰落从弭兵之后就已现端倪，只是此时郑国因子产执政，勉强维持住发展局势。正如童书业先生所说：“郑外患稍息，内政由罕氏掌握，重用卿族子产。子产有才，安内御外，并适当改制，郑国稍宁。”[3](P89)子产从鲁襄公三十年执政开始至鲁昭公二十年去世，在郑国执政二十二年，为维护郑国稳定发展，团结七穆，改良田赋制度，铸刑书，积极进行外交活动，确实给郑国的稳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内外环境，使郑国的强盛得以延续。《左传》成公十六年载：“惟圣人能内外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4](P882)正如这句话所说的一样，郑国在弭兵时期，虽无外部战争的困扰，但国内暗流涌动。“七穆”争权日甚，多次发生内乱，七穆之间为达到权力的制衡和重新分配，又多次进行会盟。如：“襄公二十九年，因郑伯友与公孙黑相争，公孙黑将伐伯友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郑大夫盟于伯友氏。”[4](P1168)襄公三十年，郑国国内卿大夫、国君因内乱进行会盟6次之多，“君子是以知郑难之不已也”。[4](P1172)可见，郑国七穆相争，内政不稳，必将会使郑国衰落。昭公二十年子产去世，子大叔执政，他虽是良才，然才不及子产，不能很好的调节国内各种矛盾，郑国衰落趋势加快。昭公二十年，郑国盗贼为患，大叔“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盗贼为患也反映出郑国此时出现的问题。因此从郑简公晚期郑国就已出现衰退的迹象，至郑定公以后郑国的颓势已不可避免。

第一，继续加快推进重大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和规划前期工作。力争东疆供水工程开工，完成塔里木河流域综合规划的审查，完成《新疆水资源平衡论证报告》《新疆水中长期供求规划》的编制和上报，加快阿尔塔什等列入国家大中型水库建设规划的山区水库前期工作进度。

第二，在外交方面，郑文公尽可能地为郑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以保存郑国实力。文公时期，诸侯国势力集团比较复杂，文公继位之初，齐桓公霸业正盛，楚国此时势力已兴，形成齐楚南北相争的局面，而郑国远齐近楚，既不敢违背齐桓公又不敢惹怒楚国，因此对齐楚两国都示好，来谋求郑国的稳定发展，在其继位第二年即鲁庄公二十三年，朝于齐，四年，“为齐侵蔡，亦获成于楚”。[4](P627)在周王室和齐国之间，郑偏向于周王室，虽然当时王室衰微，但在名义上依然是天下共主，选择周王室，郑国在对外交往中就能获得一定的政治主动权。文公十八年即鲁僖公五年《左传》载：“秋，诸侯盟。王使周公召郑伯，曰：‘吾扶汝以从楚，辅之以晋，可以少安。’郑伯喜于王命，而惧其不朝于齐也，故逃归不盟。”文公不与齐盟，既赢得王室好感，又和楚结盟，还得到晋国的辅助，而这三方势力比齐国离郑更近，于郑更有利，因此为了国家安定，文公选择周王室。在齐桓公去世之后，郑文公三十一年即僖公十八年，“郑始朝于楚”。[4](P377)在后来的晋楚势力集团之间，文公也是选择有利于郑国发展的一方站队，在城濮之战之前从楚，城濮之战之后从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乡役之三月，郑伯如楚致其师。为楚师既败而惧，使子人九形成于晋。”[4](P462)大多数学者对于郑文公的朝楚暮晋多加以贬斥，认为其无原则，不讲信用，但反过来想这何尝不是郑文公为了郑国的发展而做出的巨大牺牲呢？文公时期，恰逢大国争霸，为了能使国力弱的郑国在这样的环境中既减少战争之害，又能进一步发展，郑国摸索出了自己的外交准则——“唯利是图”，以国家利益为首要目的。而这一外交准则确实为郑国的发展创造了和平的外部环境，文公在位近五十年，郑国发生对外战争只有12次，这是其他时期所没有过的现象。而且文公时期郑国参加诸侯会盟达26次之多，频繁的外交会盟，不仅使郑国得好于各势力集团，也有利于郑国国力的恢复。

 

表4

  

时间战争双方战争原因定公六年(前504)郑灭许因楚战败，春正月，郑游速帅师灭许，以许男斯归鲁侵郑取匡春二月，鲁公侵郑，取匡，为晋讨郑之伐胥靡郑伐周(夏)，周儋率王子朝之徒，因郑人而作乱，郑伐周六邑定公八年(前502)晋侵郑秋，晋士鞅会成桓公侵郑，围虫牢，报郑侵周定公十四年(前496)晋败郑师及范氏(冬十二月)，晋人败郑师及范氏之师于百泉定公十五年(前495)郑伐宋(夏)，郑罕达帅师伐宋，败宋师于老丘哀公二年(前493)晋郑铁之役秋八月，晋与郑战于铁，郑师败绩哀公七年(前488)宋师侵郑因郑叛晋，春，宋皇瑗帅师侵郑郑师侵宋救曹冬，郑师为救曹而侵宋哀公九年(前486)宋郑雍丘之役春，郑围宋雍丘，宋围郑师。二月，宋取郑师于雍丘宋公伐郑为报雍丘之役，(夏)，宋公伐郑哀公十二年(前483)宋伐郑取钖秋九月，宋向巢伐郑，取钖，杀元公之孙宋围郑之嵒(秋)，宋伐郑取钖后，遂围嵒郑围宋师冬十二月，郑罕达救嵒，围宋师哀公十三年(前482)郑宋之战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师，逃归，郑遂取宋师于喦，获成讙、郜延哀公二七年(前468)晋伐郑(夏)，晋荀瑶帅师伐郑，次于桐丘

首先，在这十多次战役中，郑国胜利的只有4次，其余都以失败告终，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伐郑的国家均是单独与郑国作战，没有出现前一阶段的诸侯合师攻伐郑国的现象。另外，郑国主动发动的战争只有3次，其余均是被迫战争，反映出这一阶段郑国在军事战争中多是疲于奔命，并无优势。其次，前一阶段深受郑国压制的宋国此时却成了侵郑的主要诸侯国，宋国侵郑达5次之多，郑国只有2次侵宋，在郑宋之争中，宋国取得战争的主动权，并且在没有其他诸侯国帮助的情况下多次胜郑。在这一时期，楚国因受吴国牵制，无力他顾，郑国没有选择站在晋国阵营一边，却选择了和齐国一起对抗晋国。定公八年，与齐、卫结盟，且试图插手晋国六卿之争，因此获罪晋国，招来晋国的多次攻伐，但齐国却不能像前一阶段的楚国一样来救郑国，郑国在晋宋两国的打压下，多次吃败仗，国势更加衰落。进入战国以后，郑国有共公、幽公、繻公、康公四位君主，因郑国内乱不断，加之韩国的攻伐，国势更加衰败，于公元前375年被韩哀侯所灭。

初看，台词中的人称“你们”连得突兀，删去似乎更贯通，但仔细分析研读，便知此处“你——你们”的变化正是曹禺的匠心安排。要娶“有钱有门第的小姐”的是周朴园个人，所以用“你”，而出面“逼着”侍萍“冒着大雪出去”的应是周的父母等人。这样安排人称，准确地反映出事情的原貌，让读者进一步看清周家的封建思想色彩。

综上所述，笔者根据郑国的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将郑国在春秋时期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力图清晰地反映郑国在整个春秋时期军事和外交的变化轨迹。

注释：

①子仪：庄公子，昭公弟，郑世家谓之公子婴，在位为君十四年，后被厉公所杀。

②本表依据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中所记载的与郑国有关的战争绘制而成，在此要说明的一点是，本表所列战争中，如果是诸侯国会师攻伐其他国家，则以主盟国家为主；郑国国君在厉公时期多次变化，为了统计方便，本表选择依据杨伯峻先生在《春秋左传注》中的纪年方式。

③这三十九次战争主要是以对外战争为主，内战不在其列，且有经无传者不在其列，下同。

概而言之，口语产出数据不能单方面地说明冠词的习得情况，书面测试是不可或缺的；研究结果不可单凭成绩判定，个体差异性分析不容忽视。语料库法虽然方便，但语料库是前人经过特定的方法在特定的测试中得出的数据，研究者对于语料库的控制十分有限，因此所需数据的收集也是有限的。再者，由于语料库法缺乏互动性，即利用语料库得出的结论是基于数据的机械的结论，研究者对受试当时的心理情况等无从得知，所以得出的结论有待进一步验证。

④本表依据杨伯峻先生注的《春秋左传注》中所记载的与郑国有关的战争绘制而成，下同。

[参 考 文 献]

[1]晁福林.论郑国的政治发展及其历史特征[J].南都学坛(社会科学版)，1992，(3).

[2]梁霞.春秋时期郑国的外交研究[D].山东大学，2009.

[3]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5]赵伯雄.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6]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7]顾栋高.春秋大事表[M].吴树平，李解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

[8]龚抗云，李傅书，等.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9]宋国定.新郑县河李村东周墓葬发掘简报[J].中原文物，1987，(4).

[10]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1]宋杰.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郑[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