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形成的中苏同盟体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苏两极对抗格局的重要内容。促使中苏分裂一直是自杜鲁门总统以来各届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目标。[1](P424)在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时期，美国政府采取对苏缓和、对华强硬的策略，谋求在中苏之间打下楔子，诱发双方产生矛盾。至1958年后半期，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中苏同盟关系出现裂痕，斯大林和毛泽东当初期望三十年有效的同盟关系只维持了十几年就走向破裂。中苏分裂最终影响到整个冷战对峙的局面，成为此后冷战格局发生根本变化的主要原因。

一、中苏分裂的根源

对于中苏同盟关系破裂的原因，冈察连科(Sergei Goncharenko)和普列沙科夫(Constantine Pleashakov)认为，1957年中期，赫鲁晓夫政府开始实施对美缓和的战略调整，使苏联对华政策发生变化。尽管中苏意识形态相同，但由于双方缺乏具体的战略合作，因此这种同盟关系是脆弱的，况且双方是否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也存有疑问。[2](P210-211)戴超武认为，1958年后，中国开始实施“持有有限的核攻击能力的积极防御”战略，与此同时，苏联核技术转让政策发生转变，开始仅限于普通技术的转让，并于1959年宣布终止对华核援助。因此，中苏同盟破裂的主要原因是两国围绕核武器研制问题发生的利益冲突。[3]张曙光认为，中苏结盟不是基于成本与收益的考量，而是深受两国领导人的情感及两国文化差异等因素影响的结果。朝鲜战争后，西方全面经济封锁使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越来越依附于苏联，加剧了中国的不安全感，使中国国内反苏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赫鲁晓夫利用对华援助作为外交武器，例如：停止核援助、撤回专家等行动，意味着对中国违背其意志的制裁。[4](P237-264)

总体而言，中苏同盟关系破裂实际上源于这一体制自身的局限性，首先是其缺乏制度化和组织化的外交渠道。中苏同盟体制形成的基础是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友谊和信任，通过1949-1952年间的首脑谈判，中苏已经达成一定程度的默契，即：苏联在欧洲、中国在亚洲的分工。然而，这一体制依赖的是原则的一致和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协议，没有建立有效的制度化和组织化的外交渠道，双方也没有为此做出努力，因此是非常脆弱的。1955-1958年前半期，中苏之间军事与安全合作的同盟关系达到“蜜月期”。然而，1959年6月，苏联政府突然宣布终止《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1960年7月，撤回全部援华专家，使中苏同盟破裂成为“定论”，尽管双方间实质性的同盟关系一直维持到1962年底。

其次是双方领导人对“同盟”的观念存在分歧。赫鲁晓夫主要从苏联与东欧各国的双边条约体系、与《华沙条约》组织的对比和关系的角度来考虑这一同盟关系，他认为《中苏同盟条约》具有构建共同防御体系的含义，希望把中国拉入其亚洲战略；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认为中苏同盟应该是平等的，不认同同盟关系所附带的义务。[2](P209-212)

正是由于中苏同盟体制内在的局限性，两国间围绕核问题等国家利益的冲突，以及赫鲁晓夫试图对这一体制进行调整出现的争议和摩擦，加之中苏各自国内政治的影响，使得双方的同盟关系陷入危机。[5](P280-281)随着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实力的增强，苏联在同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势必无法维持下去，中苏间发生矛盾乃至同盟关系破裂不可避免。

二、肯尼迪政府对中苏分裂的认知

中苏分裂和由此造成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极大地削弱了苏联的国际影响力和共产主义在全球的影响力，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推行“遏制”战略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因此，美国政府非常关注中苏同盟关系的变化。

1961年初，中苏分歧已经由意识形态领域发展到国家关系层面，且日趋公开化。[8](P416)美国政府对此作过详细的评估。1961年4月，中央情报局起草了题为《中苏争论及其意义》的专题报告，认定中苏分歧难以调和，同时指出，一方面中国反美情绪非常强烈，另一方面，对其他国家表现出一定的“讲道理”的姿态，而对苏联则从“左”边施压，对其处理国际事务的某些强硬姿态产生影响。[9](P420)1962年2月起，中央情报局在分析中苏关系时，不再使用“中苏集团”这一称谓，代之以中苏“分裂”“公开内讧”等词语，认为无论是否公开宣布，中苏同盟关系对双方都已无什么价值。1963年5月，中央情报局的另一份报告指出，苏联可以采取单方面行动解决柏林危机这样的问题，但是无法单方面消除中苏之间的争端。报告声称，中苏关系将面临：“两国民族主义力量日益发展，双方之间的不和将持续加深”的前景。

干丝瓜→去皮→水洗→碱煮 （10%NaOH，98℃，2 h）→漂白 （10%H2O2、过氧化氢稳定剂，50℃，2 h）→水洗→燥干至恒重 （100℃）

回到莱阳后，鲁花试图攻克这一难关，但一度以失败告终。这并没有阻挡这支团队攻坚克难的决心，他们把厂区下边建成地下室，让所有的油品恒温储存。

实际上，美国政府的敏感人士对中苏关系发展趋向早有察觉。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期间，赫鲁晓夫拒绝支持中国，中苏间潜藏的紧张关系显露出来。继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后，在1960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突然对中共政策全面发难，当时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以书面声明的形式对赫鲁晓夫进行了针锋相对地批评，双方开始在言辞上相互指责。用美国中央情报局文件的话来说，即：“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共产主义世界分裂而非团结的力量”，事态的发展让美国决策者感到欣慰。[6](P159-161)1960年8月，中央情报局题为《中苏关系》的机密报告指出，中苏发出两个“共产主义权威的声音”，两国关系已进入一个“艰难的变革期”。报告断言，中苏关系不是“坚如磐石”的，中苏分歧无法实现根本调和。[7](P330-331)报告集中反映了艾森豪威尔执政后期美国政府对中苏关系的认识。

当桩体被上拔的瞬间，桩体因周围射流与底缘之间出现空隙，空隙无法及时补气，此时易产生负压，会使桩体底缘处的水压力脉动性增强，产生下吸力。桩底下吸力参照《水利水电工程钢闸门设计规范》（SL 74—95）中，闸门底缘部分的平均下吸强度20 kN/m2计算，则桩底下吸力P为4 kN。

肯尼迪主持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经常开会讨论中苏分裂的进程、影响及中国的处境，尤其关注中苏分裂对东南亚局势的影响，以及美国应该如何利用这一情势。其结论认为：不可低估中国在越南问题上做出强烈反应的可能性。随着中苏分歧的深化，以及对这种分化了解程度的加深，美国政府的对策性研究也在不断推进。1962年1月，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出台《中苏冲突与美国政策》文件，宣称中苏分歧已达到“危机阶段”，其本质是共产党阵营内部领导权之争，根本原因是国家利益的矛盾。[8](P429)罗斯托认为，中苏分裂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件”，但是没有人知道如何利用此事，因此急需加强情报工作，研究其对中国内部和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影响。他认为，这一情势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很复杂，虽然它基本上对美国是有利的，但就具体形势而言，却会产生各种困难的问题。他赞成支持共产党阵营内类似铁托那样的“右倾分子”，而不支持中国那样的“左倾分子”。他还担心，如果中国领导层发生变动，美国该如何应对：是诱使新领导层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还是美苏联手加强对中国的压制？[8](P430-432)国务院情报研究局也加紧对中国领导层的动向和核力量发展情况的研究。

探究城市建筑工程中地质岩土勘察及地基的处理措施……………………………………………………… 袁佑明（7-62）

许多美国政治家认为，中国宣传反美、支持世界革命、倡导武装斗争的调子很高，正处在类似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发展阶段，有很强的“侵略性”；反观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后，强调与美国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并主动打开同美国的关系；此外，中国竭力寻求拥有自己的核力量，一旦它加入核俱乐部，会对世界构成威胁。在肯尼迪政府看来，由于中国的“好战”和在核战争问题上与苏联观点相异，因此，中国拥有核武器是很危险的。而苏联领导人的各种表态，特别是在反对中国发展核武器问题上，美苏可以找到共同点。[9](P421)因此，肯尼迪政府努力寻求同苏联合作，以限制中国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同时，由于中国支持印度支那的反美斗争，被肯尼迪政府视为是越南战争的幕后策划者，认为它对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安全构成威胁。

三、肯尼迪政府的反应

同苏南分裂一样，中苏分裂也是美国政府所乐见的。肯尼迪就任总统后，无论是对苏还是对华，在政策上都把两者之间无法割裂的影响考虑在内。面对日益公开化的中苏分歧，肯尼迪政府不仅没有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而且还变本加厉。1959年9月，在当选总统前的演说中，肯尼迪声称：“中国革命目前正经历着侵略性的、无理性的斯大林主义阶段”。在肯尼迪政府内部，持类似观点的人很多。[10](P334)肯尼迪上台伊始就明确表示，中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美国无意改变对华关系。1961年1月30日，在首份国情咨文中，肯尼迪把中国和苏联相提并论，声称它们有“征服世界的野心”，对美构成“最大的挑战”。[11](P315-316)同年10月，他表示：“我们至今没有见到共产党中国想与我们友好的迹象”。

需要提及的是，当时肯尼迪在对该报告征求意见时，遭到政府内一些保守的、老资格的共产党问题专家的批评。例如，驻南斯拉夫大使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认为，不宜高估中苏分裂的可能性，中苏关系在近期内会得到某种缓和。驻苏大使汤普森(Llewellyn E.Thompson)也认为它有夸大中苏分裂的成分，低估了两党关系至少暂时缓和的可能性。前驻苏大使、后任国务卿特别助理波伦(Charles E.Bohlen)也同意凯南的观点，认为对形势的估计不能太乐观，美国没有必要调整现行政策。鉴于政府内部的意见分歧，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在1962年上半年制定的《国家安全基本政策》中称：无论是分是和，中苏都会继续对美国采取根本敌对的姿态，美国至少应避免采取可能促使其愈合裂痕的举措。据此，1962年底，国务院出台的12号文件提出，要“规避任何可能导致中苏走向重新联合的行动”，并得到肯尼迪的首肯。

1962年2月，在美国政府跨部门情报委员会在《苏联与共产主义世界的政治发展》报告中，分析了苏共二十二大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化的新趋向。报告指出，中苏分歧能得到根本解决的机会微乎其微，两国之间外交、经济和军事同盟关系将因此受到严重损害。同年4月，新任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罗斯托(Walt W.Rostow)向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提交了一份题为《美国关于中苏冲突的政策》文件，参与起草文件的政策和情报专家们建议：(1)散播中苏争论的发展情况；(2)加强关注中苏分裂；(3)与苏联谈判以寻求并投资于利益重叠的领域；(4)以声明和具体军事措施向中共澄清，将坚决有效地反击共产党的“侵略性”行为；(5)开辟与共产党中国新的沟通渠道，给它机会，例如：出口粮食，促使其改变行为、改善与我们的关系；(6)考虑让中国参与裁军谈判的前景。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些政策建议大部分都得以实施。

面对中苏同盟性质的变化，认为中国比苏联更“好战”、威胁更大，这已成为肯尼迪政府内的主流观点。例如，汤普森认为，“同苏联人相比，我们肯定不应站在中国人一边，因为他们倡导一种至少在短期内更危险的政策”。这一观点最终被肯尼迪采纳。1963年后，美国政府内对中苏分裂事件的看法更趋“偏激”。当年1月，中央情报局在《中苏关系新危机》的备忘录中指出，就意识形态和国家政策的分歧深度而言，中苏之间已经发生“分裂”，它们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存在利益冲突并各执己见。备忘录指出：虽然中苏分裂对西方有利，但因为北京的“尚武”和强烈的反西方路线，一个单独由中国领导的亚洲共产党集团会对美国在远东的安全利益构成严重威胁。[8](P432)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中苏同盟关系出现裂痕直至公开破裂，并未导致肯尼迪政府重新审查对华关系，改变其以孤立、包围和封锁为中心的对华政策。不仅如此，它还把中国视为比苏联更危险的敌人，在继续保持对华施压的同时，试图通过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促使后者加剧对中国的不满并“抛弃”中国。在这一时期，与中苏、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相对应的是，美苏关系不断升温，例如：1959年苏联最高领导人访美；1961年初，美苏在维也纳举行首脑会晤；在中印边界冲突、台湾海峡危机和限制中国发展核武器等问题上，美苏都找到了共同的语言，联合对中国施加了极大的压力。

四、结语

中苏同盟体制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以及中苏国家利益的冲突决定了这一同盟关系必然走向分裂。肯尼迪政府对中苏分裂的评估基本符合中苏关系的事实，其政策选择也因应了当时的国际大战略格局。尽管美国的主要对手是苏联，但是在当时情况下，美国政界对所谓的中国“好战”的恐惧甚于苏联，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余地很小，即使中苏分歧也没能促使肯尼迪政府改变敌视和孤立中国的“遏制”政策，而是选择联合苏联加大对中国的“遏制”力度，其对华政策并无创新之处。事实上，肯尼迪政府改善美苏关系，把中国排挤出社会主义阵营也削弱了苏联的力量。当然，在未经历越南战争失败的惨痛教训前，美国很难会去重新审视其亚洲政策。直到1960年末，冷战双方的均势发生改变，在遭受越战失败的重挫后，面对苏联咄咄逼人之势，美国政府才痛感有必要调整其亚洲战略，而此时的中苏关系已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给美国政策的转变提供了机会和可能。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新型信息技术不断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关数字劳动的探讨再次成为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将这一问题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结合起来，使得当代的数字劳动问题探讨转向了数字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参 考 文 献]

[1]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毛里和子．中苏同盟体制考：1957-1959年的政治过程[M]//牛大勇，沈志华．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3]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5，9).

[4]Shuguang Zhang：Economic Cold War- 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9-1963[M].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Washington，D.C.2001.

[5]徐天新．论1958-1959年间的中苏关系[M]//牛大勇，沈志华．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6]史志夫．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7]张小明．美国对中苏同盟的认识与反应[M]//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冷战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8]牛大勇．肯尼迪政府怎样观察和利用中苏分歧[M]//章百家，牛军.冷战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9]资中筠．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10]张小明．美国对中苏同盟的认识与反应[M]//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冷战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1]梅孜．美国总统国情咨文选编[M].北京：时世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