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不同于欧美国家，中国城镇化具有典型的政府主导特征(张庭伟，2001；陆大道，2007；李强等，2012)。换句话说，政府主要通过行政手段和政策诱导等方式调控城市发展，进而推动城镇化进程。一方面，无论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市场经济转轨时期，我国城镇化进程均体现了中央经济战略调整下的制度变迁；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特有的官员选拔机制及地方政府“经济人”假设，地方政府更多地将经济发展利益作为城镇化进程的出发点，通过“自上而下”模式推进，注重城镇化数量结果(王婷和缪小林，2016)。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逐年提升至2015年的56.1%，数量上实现了快速增长，远远快于英国、德国、法国、美国等欧美发达国家城镇化率年均增长速度。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作为今后全国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2013年7月9日，李克强总理在经济形势座谈会中强调，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201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为此，从战略层面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快速增加的城镇化数量是否有效地推动城镇化质量提升？

本文研究的城镇化数量主要指人口城镇化率，即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过程中形成的城镇人口占比。目前，关于中国城镇化数量增长快慢的判断，主要集中于考察城镇化率水平或速度是否与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相适应。如简新华和黄琨(2010)通过对比国内外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和非农化进程，发现我国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同等发展中国家；陈明星等(2009)利用象限法分析了118个国家的跨国数据，认为中国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协调；施建刚和王哲(2012)通过函数拟合模型研究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间关系，认为制度障碍导致城市化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Chen et al. (2013)分析指出，中国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协调，2004年以后城镇化速度偏快；陈彦光和罗静(2006)利用 Logistic 方程修正了诺瑟姆提出的城市化S曲线，从理论上判断中国城市化速度相对过快。综合来看，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学术界对我国城镇化数量快慢存在三类不同观点：滞后论(王小鲁和夏小林，1999；施建刚和王哲，2012；朱志胜，2016)，超前论(Friedmann，2006；Lin，2006)和基本协调论(何卫东和张磊，2000；郭克莎，2002；张妍和黄志龙，2010)。

从逻辑上分析，城镇化率提高使得城镇人口规模扩大和城镇人口聚集，一方面会带来生产要素聚集，从而提升社会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产生拥挤效应，进而提高生产和生活成本。显然，城镇化数量是否推动城市化质量，本身具有不确定性。上述基于经济发展速度判断城镇化快慢属于城镇化数量与质量的关系研究。此外，不少研究还专门针对城镇数量或城镇人口规模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进行分析，国外普遍的观点是城镇化规模与人均收入或劳动生产力水平均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Henderson，1974；Helsley 和 Strange，1990；Black 和Henderson，1999；Duranton 和Puga，2001)。就中国情况而言，王小鲁和夏小林(1999)也验证了城市化水平与质量存在倒U型关系，并指出人口在100-400万区间的城市规模时其净收益最高。梁婧等(2015)基于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采用差分GMM计量方法，验证了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间存在倒U型关系，还指出大部分城市处于最优规模附近。

尽管学术界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水平等判断城镇化数量，相关研究专门就城镇化数量与质量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但上述研究对城镇化质量的考察主要还是基于单一指标分析，如经济增长、工业化水平、劳动生产效率等。实际上，城镇化质量的评价应该基于城镇化的发展目标，是一个多维体系和综合水平范畴。目前，已有相关研究专门针对城镇化质量进行评价，如李明秋和郎学彬(2010)认为城市化推进效率和城乡一体化的程度应作为城市化质量判断的重要标准；叶裕民(2001)从经济现代化、基础设施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及其生活质量差异等角度构建城市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方创琳和王德利(2011)从经济、社会、空间三方面提出城市化发展质量综合测度的三维指标体系及判别标准值；何平和倪苹(2013)将集约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标准引入了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这些研究为本文基于以人为核心的理念分析评价城镇化质量提供了借鉴。

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围绕以人为核心的理念重新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实证评价揭示出我国城镇化质量的时间演进和地区差异；二是理清城镇化数量与质量的关系，从实证层面检验我国城镇化数量是否推动城镇化质量。这对当前我国如何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找到了政策路径依据，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同时，医院还调整了预约挂号时间，由提前15天早上6：00调整到15天前的晚上20：00，延长了电信114的预约取号时间，避免患者因预约抢号导致睡眠不足。借助信息化，医院实施了网络平台挂号，不需取号的挂号方式节约了物资、时间和人力资源。

二、城镇化数量与质量的理论关系

城镇化是人口等各类生产要素持续不断从农村向城市空间集聚的“量化”过程和城市要素不断向农村扩散的“同化”过程的有机统一(吴福象和刘志彪，2008；陈强等，2014)。其中涉及城镇化数量和质量两大方面，即一方面是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是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和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城镇化数量，亦指城镇化水平，是对人口分布在农村和城市地区动态演进的事后表现结果(王曦和陈中飞，2015)。其不仅体现为城镇人口规模的增加，还伴随着城市的数量增多、规模扩大等多维度“量变”(周毅，2009)。但就城镇化质量而言，其内涵更深入地表现在城市各类投入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土地和能源)的高效利用、城市环境与基础设施进一步的改善、城市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城市的综合实力和对外辐射能力及服务能力不断增强，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李明秋和郎学彬，2010)。

11月1日，河北省政府出台《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意见》。《意见》提出，到2022年，全省农业产业化经营总量达到1万亿元以上，产业化经营率达到70%以上，农产品加工业与农林牧渔业产值之比达到2.4∶1。70%以上的省级重点龙头企业拥有“三品一标”认证，挂牌上市的龙头企业达到100家以上。重点打造小麦、玉米、油料、乳品、肉类、果蔬、主食七个产值超千亿元的特色优势产业。

值得注意的是，城镇化是所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无一例外走过的道路，但是各国的发展路径存在着诸多差异与规律共性(王小鲁，2010)。在“中国式分权”模式下，我国城镇化的演进过程表现为独特的城市扩展和人口迁移。受特定的政绩考核观影响，城镇化通常被地方政府视为实现政绩的抓手(Li和David，2006；李强等，2012；刘航和孙早，2014)，仅考虑自身利益的地方政府在廉价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条件下，不断推进人口向城市迁移、城市规模持续膨胀等“大跃进”城市建设。一蹴而就的中国城镇化数量增加使其与城镇化质量之间仍存在着诸多非包容、非均衡矛盾，甚至以牺牲地区间经济利益为代价，引致“过度型”和“短缺型”城市病丛生(齐昕和王雅莉，2013)，因此，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将无法形成城镇化质量对城镇化发展进程的缓慢影响路径，“中国式”城镇化数量被外生。

三、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2013年12月12日-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新型城镇化‘新’在人的城镇化”；“城镇化不仅仅是物的城镇化，更重要的是人的城镇化，城镇的发展终究要依靠人、为了人，以人为核心才是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本质”*习近平：城镇化以人为核心。http://news.qq.com/a/20160228/009601.htm。。随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合作发布了《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报告，指出通过深化土地、户籍、财政和金融等领域的改革以期实现中国新型城镇化*《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http://www.shihang.org/zh/country/china/publication/urban-china-toward-efficient-inclusive-sustainable-urbanization。；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再一次强调：“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党的十九大报告全文。http://www.china.com.cn/cppcc/2017-10/18/content_41752399.htm。。因此，本文分析我国城镇化质量以及构建相应指标体系，需要体现以人为核心的重要理念。

[1]陈明星、 陆大道、查良松，2009：《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国际比较》，《地理研究》第2期。 [Chen Mingxing , Lu Dadao and Zha Liangsong, 2009,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Based on Quadrant Map Approach, Geographical Research, 2.]

具体包括：(1)提高人的消费效用。就是实现最大化的人口生存意愿，关键是要注重人的消费效用的实现，而消费效用取决于人的收入、消费以及形成的生活质量。其中收入水平决定着提高人的消费效用的基础保障，同时人自身的主观消费意愿决定了收入中多少部分用于消费，而消费用于基本生存需要的食品支出还是用于发展需要支出，亦或是社会地位提升需要支出，决定了人的消费效用层次。当然这种消费效用最终用于提升人的生活质量，为此选定了与人的消费效用相关的指标，并作用于城乡间人的消费效用的比较，如城乡居民的有效可支配收入、边际消费倾向、消费结构优化程度以及生活质量等。(2)增强人的生产能力。就是实现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高效生产，生产过程除了依赖于物质资本投入以外，更依赖于人力资本和技术要素的投入。其中人力资本的形成不同于传统的人的数量规模，而更注重于人的知识能力水平，因为知识能力凝结着潜在的生产能力，一般来说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潜在的生产能力越强，当然人力资本还具有规模效应，即人力资本越聚集则生产能力越突出，分别选取城乡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高学历人口占比表示；对于技术要素的投入，其实质仍是凝结着人力资本的形成，进而转化为生产技术水平，再分别选取城乡生产技术水平作为反映人的生产能力的技术要素。(3)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提高人的消费效用和增强人的生产能力需要通过政府公共服务实现，通过政府公共服务将人的生产与消费联系起来，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高低或导向决定着增强人的生产能力能否落脚到提高人的消费效用，也是实现从物的城镇化到人的城镇化的中间因素。因此，选取城乡人口承载力相关的指标，包括自然因素、基础设施、卫生条件及现代化水平等指标来衡量公共服务水平。(4)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分治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人的发展并未实现统一发展和共同发展，而是有差别的发展，显然不利于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如何将发展统一于人，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进而实现人的发展的统一。具体的城乡发展差距主要体现在收入差距、消费及消费结构差距、生活质量差距、人力资本差距等方面，故分别选取城乡收入差距、消费意愿和消费结构均等化、生活质量均等化、受教育年限及高学历占比等作为统一的指标。

 

表1 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分类范围指标名称代码指标计算提高人的消费效用城镇城镇居民有效可支配收入x1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城镇居民消费倾向x12城镇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x131-城镇居民人均食品支出/城镇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城镇居民生活质量系数x14(交通通信支出+文教娱乐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城镇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农村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x15农村居民消费倾向x16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x171-农村居民人均食品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系数x18(交通通信支出+文教娱乐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续表1

  

目标分类范围指标名称代码指标计算增强人的生产能力城镇城镇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x21未上过学人口数×0+小学人口×6+初中人口×9+高中人口×12+大专及以上人口×16)/6岁及以上城镇人口数城镇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x22大专及以上人口/6岁及以上城镇人口数非农生产技术x23第二三产业产值/城镇人口农村乡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x24未上过学人口数×0+小学人口×6+初中人口×9+高中人口×12+大专及以上人口×16)/6岁及以上农村人口数乡村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x25大专及以上人口/6岁及以上乡村人口数农业生产技术x26第一产业产值/农村人口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城镇城市人口生活空间x311/城市人口密度城市用水普及率x32城市燃气普及率x33人均城市道路面积x34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x35人均公园绿地面积x36万人拥有公共厕所x37城市清扫保洁率x38清扫保洁面积/城镇建成区面积农村乡镇人均卫生床位数x39乡镇卫生院床位数/农村人口乡镇文化站覆盖率x310乡镇文化站个数/乡镇个数农业机械化程度x311农业机械总动力/一产产值人均库容量x312水库总库容量/农村人口城乡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x313千人卫生机构床位数x314人均铁路营运里程x315人均公路里程x316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城乡城乡收入差距x41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城乡居民消费倾向均等化x421/|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农村居民消费倾向-1|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均等化x431/|(1-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1-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1|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均等化x441/|城镇居民生活质量系数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系数-1|城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均等化x451/|城镇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1|城乡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均等化x461/|城镇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农村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1|

四、中国城镇化质量评价

在上述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和变异系数占比加权法对城镇化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其中因子分析法主要用于提高人的消费效用、增强人的生产能力、提升政府公共服务以及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四个理念目标下的二级指标进行综合合成，主要目的是消除这些二级指标存在相关性而导致的评价信息重叠；变异系数占比加权主要针对提高人的消费效用、增强人的生产能力、提升政府公共服务以及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四个理念目标下城镇化质量得分进行合成，其原理是某理念目标得分差距越大，其信息量就越大，从而应该赋予更大的权重。

(一)城镇化质量分类评价

根据表1所示的指标体系，本文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等收集和整理1997—2013年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鉴于西藏数据不全，尚未纳入分析。相关指标数据，对我国各地区城镇化质量所涉及的提高人的消费效用、增强人的生产能力、提升政府公共服务以及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四个理念目标进行分类评价。为了体现同一地区年度间因子得分差距与城镇化质量指标数值差距一致，综合采用1997—2013年间30个省(市、自治区)构成的面板数据进行列评价。在分类评价过程中，首先针对具体指标进行正向化处理，通过KMO值和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判断均适合做因子分析，再按照特征根大于1的原则进行公因子选择。

1. 基于提高人的消费效用理念的城镇化质量评价。在基于提高人的消费效用理念目标的城镇化质量评价中，分别提取了2个公因子，其累计方差贡献率64.92%，其中公因子F11在1-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系数、1-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生活质量系数、城镇居民消费倾向指标上具有绝对较大的载荷系数，分别为0.903、0.901、0.838、0.706、0.702、-0.661，代表城乡居民消费质量，其方差贡献为47.26%；公因子F12在城镇居民有效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消费倾向指标上具有绝对较大的载荷系数，分别为0.782和0.685，代表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其方差贡献率为17.69%。

2. 基于增强人的生产能力理念的城镇化质量评价。在基于增强人的生产能力理念目标的城镇化指标评价中，主要提取了1个公因子，主要代表城乡居民生产能力，其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9.62%。

3. 基于提升政府公共服务理念的城镇化质量评价。在基于提升政府公共服务理念目标的城镇化质量评价中，主要提取了5个公因子，其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3.03%，其中公因子F31在千人卫生机构床位数、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乡镇人均卫生床位数指标上具有绝对较大的载荷系数，分别为0.899、0.891、0.746、0.545，代表城乡医疗卫生条件，其方差贡献率为20.86%；公因子F32在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城市燃气普及率、城市清扫保洁率上具有绝对较大的载荷系数，分别为0.863、0.838、0.647、0.562，代表城市道路绿化保洁，其方差贡献率为18.53%；公因子F33在人均公路里程、人均铁路营运里程、人均库容量上具有绝对较大的载荷系数，分别为0.863、0.830、0.730，代表城乡交通基础设施，其方差贡献率为13.98%；公因子F34在农业机械化程度、万人拥有公共厕所、城市人口生活空间上具有绝对较大的载荷系数，分别为0.716、0.679、0.582，代表农业生产机械化，其方差贡献率为11.63%；公因子F35在乡镇文化站覆盖率、城市用水普及率上具有绝对较大的载荷系数，分别为0.634、0.587，代表城市水资源供给，其方差贡献率为8.02%。

4. 基于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理念的城镇化质量评价。在基于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理念目标的城镇化质量评价中，主要提取了3个公因子，其累计方差贡献率为57.63%，其中公因子F41在城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均等化、城乡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均等化上具有绝对较大的载荷系数，分别为0.763、0.725，代表城乡教育水平均等化，其方差贡献率为22.24%；公因子F42在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均等化、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均等化、城乡收入差距上具有绝对较大的载荷系数，分别为0.691、0.587、0.540，代表城乡消费质量均等化，其方差贡献率为18.65%；公因子F43在城乡居民消费倾向均等化上具有绝对较大的载荷系数为0.985，代表城乡消费倾向均等化，其方差贡献率为16.74%。

(二)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

进一步，计算提高人的消费效用、增强人的生产能力、提升政府公共服务以及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四个理念目标下各城镇化质量评价综合得分的变异系数，分别为0.6415、0.4652、0.7089、1.7867，进而计算出上述各城镇化质量综合得分的权重分别为17.81%、12.91%、19.68%和49.60%。在此基础上，加权得到我国各地各年份城镇化质量得分水平。从时间变化趋势看，1997—2013年各地城镇化质量均呈现出显著上升，如北京从1997年的0.1477上升到2013年的1.0598；江西从1997年的-0.2859上升到2013年的0.3582；青海从1997年的-0.6530上升到2013年的0.4678。表2显示了2013年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城镇化质量综合得分，从地区差异分布看，城镇化质量水平较高的地区包括北京、辽宁、天津、内蒙古、山东、浙江和江苏等；城镇化质量较低的地区包括贵州、云南、四川、重庆、广西和安徽等。

 

表2 2013年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城镇化质量定量评价

  

地区提高人的消费效用增强人的生产能力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实现城乡统筹发展0.728a0.272aF11F12F1F20.286a0.254a0.191a0.159a0.110aF31F32F33F34F35F30.386a0.324a0.290aF41F42F43F4综合得分北京2.13-1.991.014.323.62-0.45-0.380.340.280.930.90-0.04-0.190.281.06天津1.84-1.760.862.401.311.13-0.57-0.190.310.551.540.580.360.891.01河北1.98-0.471.311.250.191.61-0.27-0.070.450.450.260.69-0.260.250.61山西2.200.461.731.160.620.820.140.09-0.080.420.52-0.39-0.30-0.010.53内蒙古1.561.381.512.030.282.052.750.85-1.821.061.68-0.40-0.270.440.96辽宁1.680.041.232.181.320.780.45-0.32-0.720.53-0.40-0.0316.240.901.05吉林2.090.541.671.620.630.900.970.45-0.590.600.380.750.030.400.82黑龙江1.29-0.460.811.680.730.770.980.43-0.460.610.321.061.160.810.88上海2.17-2.330.951.682.26-0.73-1.06-0.500.220.201.080.15-0.150.420.63江苏2.17-0.541.442.210.642.11-0.63-0.13-0.210.551.53-0.05-0.230.510.90浙江2.32-2.051.132.270.821.45-0.230.160.630.661.190.41-0.070.570.91安徽0.73-0.780.320.98-0.211.80-0.14-0.380.240.340.120.12-0.240.020.26福建0.85-1.400.241.360.790.83-0.05-0.970.080.281.46-0.56-0.270.300.42江西0.77-1.260.221.400.001.310.04-1.07-0.390.130.420.010.220.230.36山东1.940.051.421.490.652.89-0.27-0.18-0.410.790.111.93-0.080.640.92河南1.51-0.211.041.200.360.19-0.10-0.51-0.500.000.120.20-0.100.080.38湖北0.82-1.090.301.760.940.740.87-1.10-0.010.440.560.11-0.080.230.48湖南1.230.421.011.390.680.320.13-1.23-0.260.080.97-0.30-0.200.220.48广东0.93-0.760.471.030.571.48-0.34-0.540.070.391.15-0.70-0.160.170.38广西0.88-0.220.580.920.280.790.25-0.970.130.19-0.10-0.420.47-0.040.24海南0.01-2.41-0.651.900.051.890.44-0.860.460.490.94-0.31-0.230.200.32重庆0.40-0.690.111.000.731.050.33-1.35-0.560.26-0.150.18-0.08-0.020.19四川0.46-0.470.201.101.090.190.20-1.31-0.500.13-0.51-0.070.01-0.220.10贵州0.650.560.620.880.180.020.79-1.07-0.350.00-0.70-0.62-0.36-0.58-0.06云南0.800.150.630.510.270.410.64-1.05-0.110.13-0.23-0.68-0.31-0.400.00陕西1.240.300.981.891.170.810.49-0.82-0.770.420.21-0.22-0.29-0.080.46甘肃0.781.050.850.950.050.860.77-0.23-0.570.28-0.580.83-0.41-0.070.29青海1.221.171.210.970.96-0.035.53-1.141.061.26-0.650.27-0.26-0.240.47宁夏1.671.191.540.970.152.841.131.69-1.061.13-0.20-0.09-0.32-0.200.53新疆0.910.360.762.091.441.161.880.33-1.710.931.09-0.170.100.390.78

五、城镇化数量与质量：关联与分布

在明确城镇化质量评价结果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统计层面检验分析城镇化数量与质量的关联性，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城镇化数量与质量在时间和空间维度分别存在何种关系；二是各省份这种关联关系又呈现何种分布。

在1997—2013年30 个省(市、自治区)的整体面板数据样本中，城镇化数量与质量存在高度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7462。从各地区时间趋势来看，东部地区两者相关系数为0.6382，中部地区两者相关系数为0.6393，西部地区两者相关系数为0.7929，具体从各地区来看，除了天津和新疆正相关关系不明显外，其余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我国城镇化数量扩张与质量提升在1997-2013年间保持同步(如图1所示)。从各年份地区分布关系来看，城镇化数量与质量也存在高度相关性，1997年、2005年和2013年两者相关系数为0.7309、0.7393和0.6276，这说明我国城镇化数量与质量在地区分布上也保持正相关态势，城镇化率越高的地区其城镇化质量也越高(如图2所示)。

  

图1 城镇化数量与质量的相关图：各地区时间趋势

  

图2 城镇化数量与质量的相关图：各年份地区分布

进一步，就2013年30个省(市、自治区)城镇化数量与质量的分布来看(如图3所示)，城镇化数量选择0.6的中间水平，城镇化质量选择0.5的中间水平，将30个省(市、自治区)划分为四个象限组，分别为：第一象限(高数量-高质量)，包括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和辽宁，相对来看，这些地区城镇化率较高，同时城镇化质量也较高；第二象限(低数量-高质量)，包括内蒙古、山东、黑龙江、吉林、新疆、河北、宁夏和山西，相对来看，这些地区城镇化率较低，但其质量较高；第三象限(低数量-低质量)，包括贵州、云南、四川、甘肃、广西、河南、安徽、江西、海南、重庆、湖北、陕西、青海和湖南，这些地区城镇化率较低，同时其质量也较低；第四象限(高数量-低质量)，主要包括广东和福建。

由于必须保证总能为高优先级数据报文提供足够的带宽（和缓冲区空间）。标准以太网目前还无法做到这一点。由于传统的以太网没有足够的带宽预留功能，自动化领域的专家从2000年就开始着手开发自己的以太网版本。然而，他们选取的开发路径各不相同。以下方法各有特色：

  

图3 2013年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城镇化数量与质量关系分布图

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城镇化数量是否真正对城镇化质量产生了推动作用，如果确实存在这种推动作用，那它是通过何种机制推动以及这种推动作用是否存在地区异质性特征？

出身中医世家的王小夙，大学毕业后毅然投身食品药品监管事业，在保障公众饮食用药安全的道路上辛勤劳作，挥洒汗水，因此被人称为食品药品监管系统的“铿锵玫瑰”。作为开封市龙亭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她先后被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管局授予人事教育先进工作者称号，被开封市表彰为优秀组工干部、“三八”红旗手，以及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和职业道德“双十佳”先进个人，2013～2015年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

月亮挂在敬老院的乌桕树上，一只蝉在乌桕树上叫了十年，在这十年里每一个夏天，这蝉的叫声就像铜钱一样，竖在人们的耳朵上。夏天过去了，他的鸣叫还在树梢上滚动。老冬瓜和几个对老鳜鱼感兴趣的人，找来了张麻子。

六、计量模型与结果分析

(一)计量模型构建

如前所述，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经验判断，城镇化数量由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和政策诱导等方式推动，具有外生性特征。我们首先构建如下计量模型检验来判断城镇化水平是否具有外生性，检验的方式为判断城镇化质量的提升是否对城镇化数量产生影响。为了避免地区共同分布特征导致的城镇化数量与质量的趋同影响，控制总体上国家政策、经济趋势等导致城镇化数量与质量的宏观趋同效应，我们对地区个体效应和时间趋势效应进行控制。

Lurbit=α0+β1F1it+β2F2it+β3F3it+β4F4it+Xit+μi+vt+εit

(1)

其中，被解释变量Lurbit表示人口城镇化率自然对数，解释变量F1it、F2it、F3it、F4it分别表示提高人的消费效用、增强人的生产能力、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和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理念下的城镇化质量系数，Fit表示城镇化质量综合系数。i代表30个省(市、自治区)，t代表年份(1997-2013年)，如前所述，本文将控制变量Xit选取省际人口总迁移率、金融发展效率、财政分权指数以及经济赶超水平*注：省际人口总迁移率参照颜咏华和郭志仪(2015)，来自历年的《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金融发展效率参照陈志刚和吴鹏(2017)采用存贷款之比衡量金融发展效率；财政分权指数参照余华义(2015)采用各省预算内人均财政支出与全国预算内人均财政支出之比；经济赶超水平参照缪小林等(2017)计算各省各年份经济赶超数据。。μi代表地区个体效应，vt代表时间趋势效应。α0代表截距项，εit代表随机误差项。

进一步，我们需要检验城镇化数量对质量的影响机制。就上阶段检验结果而言，如果发现城镇化数量内生，在计量估计中就需要消除其内生性；如果发现其外生，就可以直接进行估计。从城镇化质量评估体系可知，城镇化质量分为提高人的消费效用、增强人的生产能力、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和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四个理念下的城镇化质量系数，以下需要进行逐一判断。

[34]余晖，2010：《我国城市化质量问题的反思》， 《开放导报》第1期。[Yu Hui, 2010, On Quality Issues in Chinese Urbanization, China Opening Herald, 1.]

第一步：判断城镇化数量对质量的直接影响。计量模型表示为下式(2)：

Fmit=α1+γLurbit+Zit+μi+vt+εit

(2)

其中：m=1,2,3,4分别表示提高人的消费效用、增强人的生产能力、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和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四个理念下的城镇化质量系数代码，本文选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各省科研经费内部支出、出口额为控制变量Zit。

第二步：检验城镇化数量对质量的影响机制，主要判断其是否存在交互作用，即城镇化数量对某理念下的城镇化质量影响是否依赖于其余理念下的城镇化质量。计量模型表示为下式(3)：

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使得我国城市规模与数量不断增长，然而“数量”增加并不代表“质量”的提升，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视角也逐步从单一追求“数量”增长的城镇化发展观转变为注重综合“质量”的提升(马林靖和周立群，2011；Vimal et al.，2012)。对城镇化数量的多元动力机制研究而言，可将其分为直接推动和间接促进两种影响机制。“人口要素直接推动论”认为，过去20年我国城镇化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在于：我国存在有利的人口条件，即农村剩余劳动力支撑着过去城镇化数量的迅速提高(辜胜阻和刘江日，2012；游士兵等，2016)；“相关因素间接促进论”则较多分析金融要素集聚对劳动力转移的正向影响，促进城镇人口数增多，城镇化数量的提高。王弓、叶蜀君(2016)和陈雨露(2013)分析得出，金融要素带动人口、资本以及技术等生产要素形成空间聚集，成为推动城镇化数量的源动力。诚然，建设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是提升城镇化质量。在该角度研究中，刘生龙和胡鞍钢(2011)研究认为，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加强了要素跨区域流动，有助于各地区之间优势互补从而提高经济效率，是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增强居民获得感、提升城镇化水平的重要手段。毛日昇(2009)则从生产能力方面，认为中国具有可观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巨大的市场潜力，鼓励出口和吸引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可将潜力释放，间接带动城镇化质量的提升。关于城镇化数量与质量两者之间关系的讨论则更为丰富。一部分学者认为城镇化数量和城镇化质量本质上是相互影响的内生化过程，二者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张明斗，2013；李彬等，2015)。城镇化数量所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带来了更高的规模收益、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强的科技进步动力和更大的经济扩散效应，以城镇化发展数量带动城镇化发展质量。反之，优质的基础设施会继续加速城镇化进程，形成持续、稳定高增长动力；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城镇化数量具有外生性，人口城镇化率并不能反映城镇化质量的高低，两者没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余晖，2010；方创琳和王德利，2011)。

 

(3)

其中：n=1,2,3,4分别表示提高人的消费效用、增强人的生产能力、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和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四个理念下的城镇化质量系数代码，但n≠m。

(二)实证结果分析

1. 城镇化数量外生性检验

首先根据城镇化质量是否对城镇化数量产生影响，判断城镇化数量是否具有外生性，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第(1)列和第(2)列采用城镇化质量综合得分作为解释变量进行估计，第(3)列和第(4)列分别采用提高人的消费效用、增强人的生产能力、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和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四个理念下的城镇化质量指标作为解释变量进行估计。在上述估计中，奇数列没有控制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偶数列控制上述效应。

 

表3 城镇化数量外生性检验估计

  

变量(1)FE(2)FE(3)FE(4)FE城镇化质量综合得分F0.397***(-19.19)-0.001(-0.05)城镇化质量:提高人的消费效用(F1)0.135***(-11.32)-0.0180(-0.79)城镇化质量:增强人的生产能力(F2)0.059***(-5.19)-0.121***(-6.74)城镇化质量:提升政府公共服务(F3)0.075***(-2.96)-0.0420(-1.50)城镇化质量:实现城乡统筹发展(F4)0.039**(-2.53)0.008(-0.58)控制变量:人口总迁移率(X1)-0.000(-0.39)-0.000(-0.12)-0.000(-0.20)-0.000(-0.39)控制变量:金融发展效率(X2)0.053*(-1.78)0.040*(-1.75)0.051**(-2.03)0.039*(-1.8)控制变量:财政分权指数(X3)-0.012(-1.36)-0.011*(-1.67)-0.012(-1.61)-0.009(-1.39)控制变量:经济赶超水平(X4)-0.002(-1.47)-0.002(-1.51)-0.002*(-1.74)-0.001(-1.05)C-0.878***(-19.26)-1.146***(-28.02)-0.879***(-22.97)-1.309***(-24.56)地区效应NYNY时间效应NYNY组内R20.4020.6590.5790.691F75.16049.14692.08049.534N510510510510

注：*、**、***分别代表10%、5%、1%的显著水平。Y表示对地区个体效应或时间趋势效应进行控制。FE表示固定效应模型，RE表示随机效应模型，主要根据Hausman检验选择。

估计结果显示，无论采用城镇化质量综合得分还是具体分项质量得分作为解释变量，均对城镇化数量产生显著影响，这与上述统计关联分析结果一致。但对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进行控制后，发现第(2)列中城镇化质量综合得分不显著，第(4)列除了增强人的生产能力理念下的城镇化质量对城镇化数量产生抑制作用外，其余均不显著。因此，在分析城镇化数量和质量关系时，需要控制住地区间不随时间改变的固有差距特征，以及时间上的总体宏观经济增长趋势，这样才能真正反映城镇化质量与数量间的实际影响关系。上述分析结果可以揭示出城镇化数量不受质量的影响，说明我国城镇化数量具有外生性，支撑了本文从经验上的判断和观点。

2. 城镇化数量对质量的影响检验

本文的关键是判断具有外生性的城镇化数量是否对城镇化质量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第(1)-(2)列、第(3)-(4)列、第(5)-(6)列和第(7)-(8)列分别以提高人的消费效用、增强人的生产能力、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和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四个理念下的城镇化质量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估计的结果，其中奇数列反映城镇化数量的直接影响，偶数列反映城镇化数量与其余城镇化质量的交互影响。上述估计均对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进行控制。

从企业财务管理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来看，成本控制管理仍有不足，在不少企业管理中存在着对财务成本管理不予重视的情况，缺乏财务管理理念。落后的财务管理理念对企业管理来说，不仅存在较多的问题，财务成本管理水平低，还对企业的发展造成了制约，对企业的发展造成了直接的影响。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不少民营企业的管理者文化水平偏低，管理知识缺乏，管理工作经验较少，薄弱的成本控制意识自然造成了对成本控制缺乏重视，对企业的持续发展造成了阻碍和制约。

在进行洋葱种植的过程中，首先种植基地应该选择土壤肥沃、有机质含量较高且水利条件优秀的地块，其中土壤有机质含量应尽量高于2%。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基础上，还应该保证种植区域空气环境较好，周边五公里内不存在严重污染源。对于基地的环境质量应确保其为A级以上绿色食品环境质量的要求。这样才可以保证为无公害种植提供充分的地利条件。

 

表4 城镇化数量对质量的影响机制检验

  

变量提高人的消费效用增强人的生产能力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实现城乡统筹发展(1)FE(2)FE(3)FE(4)FE(5)FE(6)FE(7)FE(8)FE城镇化数量-0.062-0.030-0.740***-0.430***-0.102-0.258***0.275*0.115Lurb(-0.67)(-0.30)(-6.57)(-3.51)(-1.35)(-3.03)(1.84)(0.66)Lurb×F10.165***(3.66)0.028(0.85)-0.086(-1.29)Lurb×F20.034(0.85)-0.167***(-5.16)-0.025(-0.36)Lurb×F3-0.077(-1.34)0.153**(2.38)-0.084(-0.90)Lurb×F40.059(1.44)0.211***(4.38)-0.028(-0.86)控制变量:固定资产投资(Z1)0.000(1.49)0.000(1.35)-0.000(-1.60)-0.000**(-2.12)-0.000(-0.52)0.000(0.22)-0.000(-1.05)-0.000(-0.88)控制变量:科研经费内部支出(Z2)-0.000(-1.12)-0.000(-1.01)-0.000(-1.20)-0.000(-0.89)-0.000**(-2.01)-0.000**(-2.15)0.000(1.06)0.000(1.01)控制变量:出口额(Z3)0.000(0.36)0.000(0.24)0.000(1.57)0.000(1.29)0.000**(2.02)0.000**(2.00)-0.000(-0.68)-0.000(-0.67)C-1.508***(-13.40)-1.492***(-13.20)-1.828***(-13.24)-1.792***(-13.46)-0.283***(-3.07)-0.303***(-3.34)0.415**(2.27)0.427**(2.33)地区效应YYYYYYYY时间效应YYYYYYYY组内R20.9050.9060.9170.9250.7070.7250.1580.166F219.253191.185254.700244.17455.56152.3864.3303.948N510510510510510510510510

注：*、**、***分别代表10%、5%、1%的显著水平。Y表示对地区个体效应或时间趋势效应进行控制。FE表示固定效应模型，RE表示随机效应模型，主要根据Hausman检验选择。

从表4中奇数列所示的直接影响估计结果发现，城镇化数量除了对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理念下的城镇化质量在10%的显著水平下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外，其余要么不显著要么显著为负。这说明城镇化率提升对缩小城乡差距和统筹城乡发展具有直接的促进效应，但是对人的消费效用和政府公共服务没有直接的影响。更为明显的是城镇化数量的提升对人的生产能力产生直接的抑制作用，该实证结论得到傅勇和张晏(2007)的观点支撑，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在积极提升城镇化率的过程中重基础设施建设、轻人力资本建设，导致人力资本发展增长乏力或出现下滑。进一步，从表4中偶数列加入交互项的估计结果发现，城镇化数量对增强人的生产能力理念下反映人的生产能力的影响存在依赖性。第(4)列中城镇化数量指标估计仍然显著为负，但城镇化数量分别与提高人的消费效用、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和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理念下的质量交互项在1%和5%的显著水平下为正，揭示出城镇化数量对增强人的生产能力理念下的城镇化质量影响依赖于人的消费效用、政府公共服务、城乡统筹发展。这就表明城镇化数量对增强人的生产能力理念下的质量影响不能一概而论，还要取决于居民消费、政府公共服务和城乡差距缩小分别与城镇化数量之间存在的关联性，如果忽视这个关联性，就会产生错误的判断。从其余交互项估计结果来看，除了城镇化率与增强人的生产能力理念下城镇化质量交互对政府公共服务影响显著为负外，其余均不显著。前者可能的原因是生产能力较强的条件下政府公共服务出现退出或替代；后者揭示出城镇化数量对人的消费效用和城乡发展统筹在交互条件下也不产生影响。

3. 城镇化数量对质量的影响：东中西异质性检验

[4]陈强、胡雯、鲍悦华，2014：《城市发展质量及其测评:以发展观为主导的演进历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3期。 [Chen Qiang, Hu Wen and Bao Yuehua, 2014, The Concept and Evalua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Quality:Based on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Comparative Economic & Social Systems, 3. ]

表5是进一步划分东部、中部和西部进行的城镇化数量对质量影响的检验，从结果来看，三大区域间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具体表现为：(1)从提高人的消费效用理念下的城镇化质量来看，西部地区城镇化数量提升能够有效促进城镇化质量，中部地区增强人的生产能力和缩小城乡差距也有助于促进城镇化数量对质量的影响。(2)从增强人的生产能力理念下的城镇化质量来看，数量对质量的负向影响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并不显著，在交互影响上也存在区域差异。(3)从提升政府公共服务理念下的城镇化质量来看，在中部地区提升人的消费能力有利于促进政府公共服务提升。(4)从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理念下的城镇化质量来看，城镇化率提升对统筹城乡发展具有直接的正向促进效应，也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

 

表5 城镇化数量对质量影响的异质性检验

  

变量提高人的消费效用增强人的生产能力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东部中部西部东部中部西部东部中部西部东部中部西部(1)(2)(3)(4)(5)(6)(7)(8)(9)(10)(11)(12)1mm〛Lurb-0.246(-1.61)-0.0660(-0.32)0.329*(1.78)-1.144***(-4.09)-0.152(-0.81)0.000(0.00)-0.382***(-2.64)-0.061(-0.40)-0.220(-1.32)0.852**(2.04)-0.098(-0.34)-0.174(-0.75)Lurb×F1-0.025(-0.19)0.303***(4.03)0.091(1.38)-0.013(-0.16)0.194***(3.41)-0.085(-1.44)-0.120(-0.52)0.100(0.93)-0.012(-0.14)Lurb×F2-0.093(-1.26)0.560***(5.52)-0.018(-0.23)-0.299***(-4.80)-0.167**(-2.42)0.141**(2.13)0.204(1.04)-0.132(-1.02)0.139(1.50)Lurb×F3-0.191(-1.36)0.0610(0.57)-0.217**(-2.19)0.179(0.89)0.009(0.09)0.006(0.06)-0.478(-1.44)0.107(0.77)0.133(1.13)Lurb×F4-0.014(-0.21)0.207**(2.52)0.023(0.33)0.304***(2.82)-0.068(-0.93)0.168**(2.50)-0.077(-1.35)0.017(0.29)0.089(1.50)Z10.000(1.07)0.000(-0.57)0.000(0.85)0.000*(1.70)0.000(-1.35)-0.000***(-3.19)0.000(0.30)0.000(0.58)0.000(-0.65)0.000(0.65)0.000(0.12)0.000(-0.59)Z2-0.001(-1.45)0.000(0.27)0.000(-0.66)-0.002*(-1.71)0.000(-0.14)0.000(-1.00)0.001(1.54)0.000(0.23)-0.000***(-2.63)-0.002(-1.62)0.000(0.47)0.000(0.69)Z30.000(0.23)0.000(-1.19)0.000(0.63)-0.000*(-1.82)0.000(0.11)0.000(1.19)0.000(0.14)0.000(-0.47)0.000**(2.17)0.000(1.13)0.000(-0.66)0.000(-1.11)C-1.462***(-10.18)-2.212***(-10.31)-0.931***(-3.70)-1.709***(-7.56)-1.682***(-8.70)-1.430***(-5.90)-0.097(-0.82)-0.491***(-3.27)-0.684***(-3.24)1.269***(3.83)-0.091(-0.33)-0.820***(-2.73)地区效应YYYYYYYY时间效应YYYYYYYY组内R20.9280.9200.9180.9210.9570.9470.6930.8210.7990.2570.2970.275F77.23676.0258.9169.101148.394.1613.46530.4620.932.0622.8161.991N170187153170187153170187153170187153

注：*、**、***分别代表10%、5%、1%的显著水平。Y表示对地区个体效应或时间趋势效应进行控制。FE表示固定效应模型，RE表示随机效应模型，主要根据Hausman检验选择。

七、研究结论

发挥城镇化数量对质量提升的推动作用，是中国城镇化战略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重点研究了三个问题：一是在深入理解以人为核心理念的基础上，围绕提高人的消费效用、增强人的生产能力、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和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四个理念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实证评价；二是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对城镇化数量与质量的关联性进行分析，并揭示出城镇化质量与数量关联的区域分布；三是在实证上判断城镇化数量外生性基础上，就城镇化数量对质量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无论分类评价还是综合评价，1997-2013年，我国城镇化质量呈现不断提升趋势；从地区情况来看，城镇化质量较高的地区仍然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质量较低。第二，从城镇化数量与质量的统计关联来看，无论时间趋势还是地区分布均呈现正向关联特征，高数量-高质量地区较少，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和上海等。第三，理论和实证上均得出城镇化数量具有外生性特征，城镇化数量提升直接有利于城乡统筹发展，在促进居民消费、加大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和缩小城乡差距缩小条件下能够促进人的生产能力提升，对其余质量的影响并不显著，且存在一定的东中西地区异质性特征。

如果在城镇化数量不断提升的前提下，城镇化质量得不到保障，这将使得我国城镇化战略陷入高数量-低质量的“悖论”，从本文研究结论得到的启示为：第一，要转变传统意义上以数量为导向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从单纯强调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城镇数量增加和城镇规模扩张，转变为更加强调城镇化质量内涵，实现城镇化质量对数量的自发诱导；第二，要充分发挥城镇化数量对质量的积极推动作用，尤其要注重实现城镇化数量推动质量的依赖条件，如因地制宜地对城市产业、人口等进行空间布局，突出协调发展内涵；建立与新型城镇化相适应的公共服务支撑体系，增强城市聚集能力等等。

参考文献:

由于琅岐岛受亚热带海洋气候的影响，季节性明显，使得大批量游客登岛观光的时间一般集中到5月—10月之间，而其他时间基本上可被视为“空档期”。每到旅游旺季，琅岐岛就会迎来很多周边游客观光，或自驾、或组团，给岛屿带来不一样活力和生机。然而随着游客的不断增多，岛内也遇到很多问题，如游客质量得不到保证，景区承载力过量，景观设备得不到及时维修等，这些都是因为季节性影响带来的。调整游客度假时间，开发多项不受季节控制项目，拉长沿海地区旅游度假时间，尽量减少因季节性影响带的问题，已成为大家首要思考的问题。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认为，人类社会生产包括物质资料生产和人口自身生产。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发展遵循马克思主义思想，就是要保持物质资料生产和人口自身生产的平衡，物质资料生产是指人口利用资源和生产资料创造物质产品；人口自身生产的关键对应人口消费满意，主要指人口对创造的物质产品消费，在特定消费偏好条件下决定着人口是否满意，进而决定人口自身生产。更具体地讲，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要充分体现生产收益与消费效用两者的最大化。一方面，以人口为生产要素创造和生产物质资料，追求生产收益最大化，即在既定人口水平下实现产出最大化，其核心取决于广义上的生产技术，包括人口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另一方面，以物质资料为基础推进人口数量提升的同时追求生存满意度最大化，即在既定物质资料条件下实现最大化的人口生存意愿，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将生产收益与消费效用两者最大化统一于城镇化的发展，统一的核心在于政府公共服务，其中提升居民获得感是以需求方提升公共服务质量，进而引导城镇化推进；丰富物质资料的供给是以供给方推动城镇化进程，进一步提升政府供给公共服务的能力。另外，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要将提升人的消费效用、生产能力以及政府公共服务的理念在城乡间统筹，即实现统一的人的目标理念。根据上述对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理解，本文进行以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如表1所示)。

[2]陈彦光、罗静，2006：《城市化水平与城市化速度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速度和城市化水平饱和值的初步推断》，《地理研究》第6期。 [Chen Yanguang ang Luo Jing, 2006, Deriva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Urbanization Level and Velocity from Logistic Growth Model, Geographical Research, 6.]

[3]陈雨露，2013：《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金融支持》，《经济研究》第2期。 [Chen Yulu, 2013, Financial Support in the New-typ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Research,2.]

在认知的初期，自动化加工过程的形成与重复有关。基础理论的练习做得越多对认知效率的提高越有益处，在后续提高性的学习中所需的认知资源就越少，有利于形成完成认知任务的自动化加工过程。通过大量练习来提高完成认知任务的效率，达到仅需要较少的注意就可以完成同样的认知过程，减少了注意能量的使用，最终用自动化加工过程来完成基础任务，把认知资源利用到复杂问题的解决上去。这些重复练习在学习的早期会占用大量时间来提高基础的技能，容易产生枯燥的感觉，通过设立目标，互助协作，增加竞争性，奖励等方式鼓励学生渡过打基础的阶段。

[5]陈志刚、吴腾，2017：《金融发展与城市化是如何互动的——基于1997—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期。[Chen Zhigang and Wu Teng, 2017, Reveal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at Provincial Level in China in the 1997 - 2014 Period, Journal of Central and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1.]

[6]方创琳、王德利，2011：《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的综合测度与提升路径》，《地理研究》第11期。[Fang Chuanglin and Wang Deli, 2011, Comprehensive Measures and Improvement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Quality, Geographical Research, 11. ]

[7]傅勇、 张晏，2007：《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管理世界》第3期。[Fu Yong and Zhang Yan, 2007, The Chinese Type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Partiality in Financial Expenditure Structure: A Price for Growth Competition, Management World,3.]

[8]郭克莎，2002：《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Guo Kesha,2002,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

[9]辜胜阻、刘江日，2012：《城镇化要从“要素驱动”走向“创新驱动”》，《人口调研》第6期。[Gu Shengzu and Liu Jiangri, 2012, Urbanization Transition in China:From A Factor-driven to An Innovation-driven Approach, Population Research, 6.]

[10]何平、 倪苹，2013：《中国城镇化质量研究》，《统计研究》第6期。 [He Ping and Ni Ping, 2013, Study on the Quality of China’ s Urbanization ,Statistical Research, 6.]

[19]陆大道, 2007:《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与空间扩张》，《城市规划学刊》第4期。 [Lu Dadao , 2007,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Spatial Sprawl in China,Urban Planning Forum,4.]

[12]简新华、黄锟，2010：《中国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的实证分析与前景预测》，《经济研究》第3期。 [Jian Xinhua and Huang Kun , 2010, Empirical Analysis and Forecast of the Level and Speed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3. ]

[13]李彬、韩增林、张坤领，2015：《辽宁省城市化质量与速度协调状况分析》，《城市问题》第5期。[Li Bin, Han Zenglin and Zhang Kunling, 2015, An Analysis of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Quality and Speed of Urbanization in Liaoning Province, Urban Issues,5.]

[14]李明秋、郎学彬，2010：《城市化质量的内涵及其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中国软科学》第2期。 [Li Mingqiu and Lang Xuebin, 2010, The Connotation of Urbanization Qual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Evaluation Index System,China Soft Science, 2.]

在18日，第十三届“东风日产杯”清华I E亮剑全国工业工程应用案例大赛总决赛正式开赛。通过各参赛队现场演讲陈述，由62位专家评委现场打分，最终清华大学-北京同仁医院、吉林大学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代表队获高校特等奖，东风有限公司东风日产大连分公司、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和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风神襄阳汽车有限公司代表队获企业特等奖。西南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代表队获高校一等奖，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S MC（中国）有限公司代表队获企业一等奖。

[15]李强、陈宇琳、刘精明，2012：《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7期。 [Li Qiang, Chen Yulin and Liu Jingming,2012, On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7. ]

[16]梁婧、张庆华、龚六堂，2015：《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中国城市规模是否过小?——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研究》 ，《经济学》(季刊)第2期。 [Liang Jing , Zhang Qinghua and Gong Liutang, 2015, City Size and Labor Productivity: Are Chinese Cities Too Small —Based on Chinese City: level Data Analysis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 ]

[17]刘航、孙早，2014：《城镇化动因扭曲与制造业产能过剩——基于2001—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中国工业经济》第11期。 [Liu Hang and Sun Zao, 2014, The Incentive Distor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Surplus Produc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mpirical Analysis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China from 2010 to 2012,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11.]

[18]刘生龙、胡鞍钢，2011：《交通基础设施与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研究》第3期。[Liu Shenglong and Hu Angang, 2011,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China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3.]

[11]何卫东、张磊，2000：《对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反思》，《城市发展研究》第6期。[He Weidong and Zhang Lei, 2000, Reflections on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Urban Development Research,6.]

虽然在诗赋略中前两种赋的划分原则问题上我们不敢苟同刘师培、章炳麟、顾实诸家的并列三分之说，但是笔者认为刘、章、顾三家在对“陆贾赋”与“荀卿赋”划分原则这一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对我们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三家说法虽然阐述有所不同，但在总体上还是有所共同点的，都认为“陆贾赋”是“纵横说辞”之文、“荀卿赋”则是“阐理效物”之文。在总结、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以文质轻重”作为划分二者的原则，认为二者作品在对待“文质”的问题上侧重点不同，“陆贾赋”为“重文之赋”，而“荀卿赋”则为“重质之赋”。

[20]马林靖、周立群，2011：《快速城市化时期的城市化质量研究——浅谈高城市化率背后的质量危机》，《云南财经大学学报》第6期。[Ma Linjing and Zhou Liqun, 2011, Study on the Quality of Urbanization in Rapid Urbanization Period: Quality Crisis behind High Urbanization Rate,Journal of 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6.]

[21]毛日昇，2009：《出口、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就业》，《经济研究》第11期。[Mao Risheng, 2009, Export, FDI and Employment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of China,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11. ]

[22]缪小林、王婷、高跃光，2017：《转移支付对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的影响——不同经济赶超省份的分组比较》，《经济研究》第2期。[Miao Xiaolin, Wang Ting and Gao Yueguang, 2017, The Effect of Fiscal Transfer on the Gap between Urban: rural Public Services Based on A Grouping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Economic Catching-up Provinces,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

[23]齐昕、王雅莉，2013：《城市化经济发展空间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城”、“市”和“城市化”的视角》， 《财经研究》第6期。 [Qi Xin and Wang Yali, 2013,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ties, Markets and Urbanization,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6.]

[24]施建刚、王哲，2012: 《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 [Shi Jiangang and Wang Zhe, 2012,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An Empirical Revisit Based on Cross-country Data,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

在以往的椰果采摘机的能源供应方面，大多采用原始的传统能源，并且会带来很大程度上的环境污染。因此，以风能、核能、太阳能为主的清洁能源被认为是替代传统能源，解决能源危机的必然选择。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绿色能源的浪潮。我国“十二五”规划中也特别提出“加强现代能源产业，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

[25]王弓、叶蜀君，2016：《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管理世界》第1期。 [Wang Gong and Ye Shujun, 2016, The Theory and Empirical Studies on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Cluster on the New-type Urbanization, Management World,1.]

[26]王曦、陈中飞，2015：《中国城镇化水平的决定因素:基于国际经验》，《世界经济》第6期 。[Wang Xi and Chen Zhongfei, 2015, The Factors Determining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6.]

[27]王小鲁，2010：《中国城市化路径与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第10期。[Wang Xiaolu, 2010,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Approach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Size of Cities,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10.]

[28]王小鲁、夏小林，1999：《优化城市规模 推动经济增长》，《经济研究》第9期。[Wang Xiaolu and Xia Xiaolin, 1999, The Optimization of City Size for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9.]

[29]王婷、缪小林, 2016:《中国城镇化:演进逻辑与政策启示》，《西北人口》第5期。[Wang Ting and Miao Xiaolin ,2016 , China’ s Urbanization：The Law of Evolution and the Suggestion of Policy, 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 5. ]

[30]吴福象、刘志彪，2008：《城市化群落驱动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来自长三角16个城市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第11期。 [Wu Fuxiang and Liu Zhibiao, 2008,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How City Group Drive Economic Growth: Empirical Evidences from 16 Cities of Yangtze River Delta,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11.]

齿轮是汽车、船舶、涡轮压缩机和机床设备等动力单元的重要组成部件，通过它来实现动力传递和运动转换。特别是对汽车行业来说，变速器是确保传动效率的关键因素之一，对于当今大力发展的电动汽车来说，也同样适用。纯电动汽车也将会配备多级变速的变速器，以确保最大续航里程。同时，由于可听到和可感知的振动，对驾驶体验有着严重的影响，即使是在电动汽车领域，对变速器噪声的控制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31] 颜咏华、郭志仪，2015：《中国人口流动迁移对城市化进程影响的实证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10期。 [Yan Yonghua and Guo Zhiyi, 2015, Empirical Analysis on Impacts of Migration with and without Hukou Change on China’ s Urbanization,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10.]

[32]叶裕民, 2001: 《中国城市化质量研究》，《中国软科学》第7期。 [Ye Yumin, 2001, Approach on China’s Urbanization Quality, China Soft Science, 7.]

[33]余华义，2015：《城市化、大城市化与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变动》，《经济研究》第10期。 [Yu Huayi, 2015, Urbanization, Megapolization and Local Government Size in China,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10. ]

具体思路可以分为两步：

[35]游士兵、任静儒、赵雨，2016：《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对城市化发展速度的影响》，《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6期。 [You Shibing , Ren Jingru and Zhao Yu, 2016, Impact of Accelerating Process of Population Aging on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China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6.]

[36]张明斗, 2013:《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性研究》，《宏观经济研究》第10期。[Zhang Mingdou, 2013, An Endogenic Study on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Macroeconomics,10.]

[37]张庭伟,2001:《1990年代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及其动力机制》，《城市规划》 第7期。[Zhang Tingwei,2001, The Urban Restructuring of Chinese Cities in 1990s and Its Dynamic Mechanism, City Planning Review, 7.]

[38]张妍、黄志龙，2010：《中国城市化水平和速度的再考察》，《城市发展研究》第11期。 [Zhang Yan and Huang Zhilong ,2010, Re-evaluation on the Level and Pace of China’s Urbanization, Urban Studies, 11.]

[39]朱志胜，2016：《中国城镇化格局的空间效率与区域平衡效应研究——基于2000～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云南财经大学学报》第2期。 [Zhu Zhisheng, 2016, The Spatial Efficiency and Regional Balance Effect of Urbanization Pattern in China: An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0 to 2012, Journal of 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 2.]

[40]周毅，2009：《城市化理论的发展与演变》，《城市问题》第11期。[Zhou Yi, 2009, On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Theories for Urbanization, Urban Issues,11.]

[41]Li Bingqin, P. David, 2006:Urbanization and Social Policy in China, Asia-pacific Development Journal, 13(1)：1-26.

[42]Black D., V.A. Henderson, 1999, Theory of Urba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7(2):252-284.

[43]Chen M., W.Liu and X.Tao, 2013, Evolution and Assessment on China’s Urbanization 1960-2010: Under-urbanization or Over-urbanization? Habitat International, (38):25-33.

[44]Duranton G.,D.Puga, 2001, Nursery Cities: Urban Diversity, Process Innovation, and the Life Cycle of Produc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454-1477.

[45]Friedmann J., 2006, Four These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Urban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440-451.

[46]George C.S.Lin., 2006, Peri-urbanism in Globalizing China: A Study of New Urbanism in Dongguan,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1):28-53.

[47]Henderson J.V., 1972, The Sizes and Types of Cit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640-656.

[48]Helsley R.W.and W.C. Strange,1990, Matching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in a System of Cities, Regional Science & Urban Economics, (2):189-212.

[49]Ruppert V., G.Ghislain, P.Pascal, et al. 2012, Detecting Threatened Biodiversity by Urbanization at Regional and Local Scales Using An Urban Sprawl Simulation Approach:Application on the French Mediterranean Region,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104(3)：343-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