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善的基础：认识媒介中的性别偏见与歧视

人们必须先对媒介中的性别偏见与歧视有足够的认识，才能为媒介改善这一问题提供可能，也有助于提升公众对于这一问题的意识，监督媒介修正自己的内问题。

媒介中的性别偏见与歧视可以分成两类，即显性的性别偏见与歧视和隐形的性别偏见与歧视。

显性的性别偏见与歧视在人们与媒介接触中已逐渐被熟知，大众在看到这类的媒介内容时会本能地意识到其中包含着由性别所引发的偏见。而媒体中所含有的这种显性的性别偏见与歧视主要的针对对象以女性为主。

首先，从大范围来看，媒介报道内容的倾向中就已包含着对女性的不公。根据全球最大、运行时间最久的专注于女性与媒介关系的研究机构GMMP（GlobalMedia Monitering project）2015年的报告显示，到了2015年，有关女性的报道在报纸、电视、广播中所占的比重仅有24%，和2010年相比进步甚微，而剩下的76%全被与男性有关的报道“占领”。

第二，女性在严肃领域的报道严重缺失。从GMMP的报告中人们可以发现，即使到了2015年，对于女性的报道最多的议题还是科学与健康，但也只有35%。从1995年到2005年，在政治与经济两大板块中，对于女性的报道虽然有所提升，但远不如男性报道所占的比重。长此以往，容易给公众造成女性不关心政治、不参与经济议题的刻板印象。

第三，在媒介中女性处于边缘化地位。这种边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女性在新闻中的角色的边缘化。根据GMMP2015年的报告显示，提起女性最多的新闻报道前三名往往与美妆、时尚、家庭、生育相关，作为性别暴力最大的受伤者，女性却最少出现在有关性别暴力的报道中，在国防、体育事件、涉及到民主政治、和平谈判等议题中女性出现的频率也极低。如今，进入国内的一些女性频道，人们可以看到，与女性相关的议题大多集中在时尚、情感、美容、婚姻的领域，仿佛女性天生就与八卦、外表沾边，无法进入政经讨论的领域。然而，时代变化中女性也在变化，媒介中的性别歧视却仍用“八卦的动物”、“美容的产物”来看待女性。

但是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到政治和经济领域中，无论是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连任，玛丽娜·勒庞参与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库尔德女兵团体的成立，或是蔡英文的上台，抑或是中国女外交官员的频频亮相，都可以体现女性在政经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结合现实情况和GMMP的报告，人们不难发现，并非女性在政经领域表现不出彩，而是媒体报道的缺位。

2.4 两组AECOPD患者肺功能检查结果 两组AECOPD 患 者 肺 功 能 比 较 ，FEV1、FEV1/FVC、FEV1%均有统计学差异，患者病情与FEV1/FVC、FEV1%呈负相关，见表4。

第二类隐性歧视是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中风靡一时的“让男友送口红”的活动，并引发不少女朋友在微博和微信中通过各种方式展示自己所收到的男朋友送的口红，如今这一活动仍在进行，并衍生出了让男朋友送香水、让男朋友送护肤品等多种相似活动。特别是到了各种节日或品牌出新品的时候，微博营销号或微信公众号便开始号召女生“快让你的男友给你买口红”，但很少有媒介号召女生“自己买”。其实，让男朋友用这些物件表达爱意本无可厚非，但在微博或微信公众号中过分强调、暗示女生应该“索取”，而不强调女性自己的付出，双方对等的物质交换等，本就带有着一种隐形的歧视，包含并传达了“女性必须获得男性在物质上的照顾”、“女性在物质上对男性有依赖”、“女性是抠门的不愿意为自己花钱”的观念，塑造了“依赖男性而存在”的女性形象。

著名选美比赛“香港小姐”的评审会就曾表示，如此对于“港姐”的评选已不仅仅停留于“颜值”，女性的自信和其才华也将成为评选的标准。而2017年香港小姐前三名被选出时，多数媒介都只关注佳丽的外表，网友们，其中甚至包括不少女性，都对三名佳丽的外表进行了嘲讽。然而，关注三名佳丽自身气质、涵养、文化水平的媒介与大众甚少。而参与嘲讽活动的女性也没有意识到，自己仅凭“外表”就评价一个人的举动，其实是在为媒介中的性别偏见和歧视推波助澜。

第四种偏见与歧视，是大肆利用女性的生理特征以达到媒介从业者的某种目的。在知名微博自媒体博主“Papi酱”与罗振宇合作拍卖Papi酱的首次贴片广告后，就有自媒体以“罗胖拍卖Papi酱初夜“为标题吸引读者眼球。在这样的文章中，女性的生理结构被视作了一件漂亮的“物品”，写出这类文章的媒介如同商店，女性的身体、隐私被物化以大肆“贩卖”。这种对女性的不尊重，正是媒介中的性别偏见与歧视的表现。

女性在媒介中的边缘化还体现在媒介中对女性印象的边缘化。女性在新闻中最扮演的角色大多数与时尚、家庭、生育相关，而媒介的宣传报道对于人们的思想起一定的影响作用，在这样的报道下，提及女性，人们往往想到的便是母亲、家庭中的老做者等形象，而少有人会将女性放置于一个对社会有重大影响、或能做出重要决策的角色上。因此人们看到的是，“女强人”、“女企业家”、“女总统”“女商人”等词语层出不穷地出现在媒体中。但对于男性企业家、男性总统、男性商人等社会角色却无需特别注明，因此，提到总统、商人、企业家等在社会扮演着一定重要性的角色时，人们的第一印象往往是男性的形象，如果没有特殊注明性别身份，女性往往就被忽略。这是媒介长期将女性形象塑造成母亲、家务操持者等形象的后果，这也是在一些社会身份前突出“女”字的后果，女性就这样被放置于了一个从属而消极的地位。

相对于显性偏见与歧视而存在的，是媒介中的隐性的性别偏见与歧视。其特征是受众在接受到这些内容之后并不能立即意识到其中包含着性别偏见与歧视，甚至会对媒介中的内容产生共鸣而不是反感。并且在这类性别偏见与歧视中，也包含着对男性的性别偏见和歧视。

第一类隐性歧视是当今媒介中盛行的各类选“美”的标准。在女权主义发展到第一阶段时，女权主义批判女性的异化与时尚美女情结，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便是从反对选美开始的。在当今，媒介中仍然盛行着各类选美活动，人们不难发现，在多数的选美活动中，总是需要男性评委坐镇，男性的眼光成为了女性美不美的重要指标；总是需要一套判断的标准，用标准衡量女性之美，比如网络中曾经风靡一时的“A4腰”“锁骨放硬币”的活动。而近期，网络社区“知乎”和“微博”里更是掀起了讨论“瘦女生每天吃多少”的话题，让不少女性开始追求不健康的饮食方式。媒体强调女性要符合大多数人，特别是男性的审美标准，仿佛女性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被观赏”。

“一方面，女性在媒体上呈现的形象被认为是一种刻板印象的产物，媒介并没有如是并且充分地反映女性生活和经验的全部。相反，媒介却一直将女性复制成性感尤物、母亲、家庭主妇等少数特定角色。……另一方面，女性及女性议题也在主流媒体上被广泛地忽视，被边缘化、琐碎化。即使在西方女权运动影响下，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有所增加，但女性被媒介报道的机遇和质量都相当不尽如人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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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正是这样的角色边缘化，也使得媒介倾向于用刻板的文化框架去描述、理解女性。最著名的例子便是电影《嫁给大山的女人》，一个被拐卖的妇女因自愿在当地担任乡村教师而被搬上电视荧屏，电影中赞扬该名被拐女性无私的奉献精神，却丝毫没有关注到该女星被侵害的个人权益。正是因为媒体中总倾向于将女性与母亲、家庭劳作者的形象挂钩，将女性在政治、经济方面等成就特殊化，才使得大众对于女性的印象总是和隐忍、奉献、劳动、贤惠而不是与果断、博学、管理、年轻有为、承担责任联系在一起；才因此出现了像《嫁给大山的女人》这般媒介中“圣女”的形象；才出现了在女性控诉自己受到了性侵的新闻中，要求女性“隐忍”、“丢脸的事不能到处说”的这般论调。

虽然媒介中所存在的隐形、显性的性别偏见与歧视层出不穷，但可喜的是，这些性别偏见与歧视仍存在着被改善的可能。

二、改善的过程：任重而道远

第三类隐形歧视是媒介中对男性的偏见与歧视，这类问题不如对女性的偏见与歧视常见，但也真实存在于媒介世界中。比如，在关心男性身心健康的问题上，《澳洲人报》称，过去20年内，女性健康和防治引起了媒介极大的关注，但是男性健康问题却未成为与之同等重要的媒介关注点。[2]比如，2011年深圳曾发生一起新闻：杨武的妻子遭遇联防队员的强奸与毒打，但杨武并没有及时对妻子出手相救，除了报警，杨武并未再做其他对妻子有实质性帮助的救援行动。当时的新闻报道，都倾向于将杨武塑造成“懦夫”的形象，且有记者在采访杨武时，直接评价其“太懦弱”，但在深入调查后有媒体发现，杨武本身在身体力量上就与该联防队员存在差异，如果直接出手解救妻子可能自己的生命安全也将受到威胁，而且该联防队员与杨武家的经济有着紧密关联，“得罪”联防队员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杨武家的经济状况。事件背后的原因复杂，但当时多数媒体却认为杨武作为一个“男人”，便应该冒着生命危险去解救妻子，以媒介中看待“男人”的标准去要求杨武，这正是媒介中存在着的对男性的偏见的体现。再者，媒介中对男性的身型也存在着一定的标准，当这种标准未达到时，就容易引发媒介中的歧视。比如，在很多讽刺、表达对著名作家郭敬明不满的文章或评论中，除了对郭敬明一些做法的商议，时常会加上对郭敬明不足一米五的身高的嘲讽。嘲笑一个人的缺陷，并不是道德的行为，但因为郭敬明作为一名男性，不符合媒介对于正常男性身高标准的认知，便受到的嘲讽。这也是媒介中存在的一种对男性的偏见，更是对个头较矮的男性的歧视。

通过高中物理斜面实验现象，发现斜面模型与生活当中的岩质边坡滑坡模型非常相似，如果能用物理知识解决边坡滑坡问题，不仅能够充分的理解斜面问题，而且能够把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来解决实际问题，从而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通过对物理实验模型与边坡滑坡模型的对比分析，既培养学生的计算能力与创新能力，也培养了学生在实验过程中的理解能力与丰富的想象力，对学生学习物理来解决实际问题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

1.3.3 观察两组患者术后出现腹痛、腹泻(排便次数明显超过平日习惯的频率，粪质稀薄，每日排粪量超过200 g或含未消化食物或脓血)和腹胀情况。

目前在媒介中被最普遍运用的改善方式便是媒介或组织内部设立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或衡量指标，以尽量避免带有性别偏见与歧视的报道被刊登。比如美国职业记者协会在其职业伦理规范中就提到:“报道一个人时不应受其民族、性别、年龄、宗教、种族、地理、性取向、残障、外貌或社会地位这些因素影响。”为避免媒介中所存在的性别偏见和歧视进一步深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更是出版了一套衡量指标——媒体性别敏感指标（Gender-Sensitive Indicators for Media），关注到了媒体报道与新闻评论中所呈现出的性别意识、媒体商业信息对女性和男性的描绘与媒介中对于不同性别的刻板印象等问题，为媒介从业者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规范。

同时，对于媒介机构和新闻培训单位，甚至是还未真正进入新闻业界实践的新闻专业的学生，应加强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培养。应告诉媒介从业者或学生，当性别对新闻事实不构成影响，二者之间不存在逻辑关系时，不应该对新闻当事者的“性别”进行强化，比如某些新闻会对“女司机”、“女政客”、“女领导”这类形象在性别上做强调，但实际阅读新闻时人们发现，让这一事件成为“新闻”的实则与其他因素相关，和性别并没有直接关系，此时就不应该对性别做过多的强调，以免加深社会对某一性别的刻板印象。

但同时，作为媒介的性别偏见和歧视最大受害人群——女性，也应积极发挥自身的力量去修正媒介中存在的这一问题以促进媒介中的性别平等。首先，在遇到媒介中的性别偏见和歧视时，女性朋友应学会合理、理智地表达自身诉求。比如在“昆明专设女性停车位”的新闻出现后，就曾引发不小的争议。不少女性人士认为这是对女性的歧视，把“车技差”和性别直接关联。但也有不少人，包括女性支持设立女性停车位，因为这些女性在现实中的确遇到了“难停车”的问题，最终，女性停车位在昆明落成，但支持方和反对方仍就对方是“上纲上线”还是“性别歧视”争论不休。其实，女性朋友们在表达自己诉求时，能从“支持加宽停车位在城市设立，但不应带有明显女性标识，可将女性停车位更名为新手停车位”这一观点出发，即可减少许多争议，并有利于自己诉求的达成。

其次，女性作为改善媒介中性别偏见和歧视的主力军，要加强自己媒介素养的提升，在反对显性的媒介中对女性歧视的内容的同时，也要警媒介中存在的隐性的性别偏见与歧视。当今在微博与微信中流行的让男朋友送礼物的活动，这些活动最主要的参与者、追捧者就是女性。但这些活动从最开始的传达爱意，已变成强调男性的单方面付出和女性对男性在物质上的依赖。在这里人们必须要理清“女权”和“田园女权”的区别，女权是一项主旨便是希望社会能够将女性与男性一般视为平等的公民，承担平淡的权利与义务，而不是将女性视作男性的附庸品。而“田园女权”则是兴起与中国互联网上的一个网络词汇，形容的是一些强调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却只愿意享受权利却不愿意履行义务、只专注索取而不愿付出的女性形象，与“让男朋友送礼物”的活动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有类似之处若这样的活动按照目前的趋势继续发展，极有可能加深媒介中“女性对于男性存在物质依赖”、“女性往往只专注享受而不愿付出”的刻板印象的深化，对于媒介中的性别偏见与歧视这一问题的改善并不利。因此，女性在参与此类活动时，要避免被媒介以“田园女权”的理由进行批判，而应该努力塑造一个出自立自强，与男性在物质、经济付出相平衡的女性形象，避免被此类活动误导。

上文中已提到，媒介的性别偏见与歧视其实包含着对男性的歧视，只是这种歧视相较于媒介中对女性的歧视显得比较隐性。因此，人们在督促纠正媒介中对于女性的性别偏见与歧视的同时，也应该要求媒介遵守新闻规范，防止在媒介的内容中表现出对男性的偏见和歧视。因为，从大范围来看，媒介中的性别偏见与歧视波及到的是所有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利益，它不仅仅针对某一群体而存在，只是目前来看对于女性的性别偏见与歧视更加严重。而人们只有维护好所有性别不再受到无端的偏见与歧视，才能够彻底改善、修正媒介中的性别歧视，否则，当人们仅要求媒介改善对单一性别团体的偏见与歧视，如改善媒介中对于女性的偏见与歧视，那么在短时间内媒介中对于带有女性歧视性的内容确实有可能减少或消失，但对于男性的偏见和歧视的内容却极有可能增长，因为媒介并没有彻底修正自己对性别偏见和歧视的思维方式，而只是迫于压力减少了某方面的内容，从长久来看，由于这一思维方式没有得到彻底的修正，因此当来自女性团体的压力减小时，媒介很有可能又开始重蹈覆辙，再一次开始呈现出对女性带有歧视性的言论。总之，人们的最终的诉求应该是媒介改变自己“以性别定因果”、“以性别定影响”等相似的思维方式，以维护所有性别群体的利益。

（122）丛生光萼苔日本变种Porella caespitans var.nipponoca S.Hatt.杨志平（2006）

[参 考 文 献]

[1]陈 龙.传媒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5-26.

[2]郭海英.当代西方媒介下男性的“存”与“在”——基于《媒体与男性认同:男性特质的营造和重构》的调查[D].上海：出版广角2006，（23）.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