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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重要生态节点独流减河流域生态廊道构建

更新时间:2009-03-28

生态廊道(ecological corridor)是景观中与相邻环境不同的线状或带状结构[1],具有栖息地(habitat)、通道(conduit)、隔离带(barrier)、过滤(filter)、源(source)、汇(sink)等重要生态功能[2],是联系生境斑块的“桥梁”和“纽带”[3],与“绿色廊道”(green corridor)属于同一概念,能够有效对抗景观破碎化,增加斑块连接度[4],是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提升环境质量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大生态工程[3-5].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格,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由此可见生态廊道的重要性.

近年来,人口迅速增长,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张,生态用地逐渐减少,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影响加剧,导致生态廊道被打断,景观破碎化现象越发严重[6]. 景观破碎化一方面使得景观形态被分割破碎,形成分散、孤立的岛状斑块或生境碎片,对物种产生“隔离效应”[7-8];另一方面使得生态功能出现破碎化[9],景观功能连接度降低,造成生态系统失衡或生态功能丧失,严重威胁生物多样性[10]. 人类活动引起的景观破碎化已经成为众多环境问题的根源[2],有效缓解这一矛盾的可行性办法是构建生态廊道.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生态廊道构建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景观生态学的“斑块-廊道-基底”理论,生态廊道构建须重点考虑的关键问题包括数目、连接度(connectivity)、关键点(区)、宽度、本底(context)和构成等[2]. 通常将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inimum cumulative resistance model,MCR)与图论原理相结合,对斑块间的生态廊道进行辨识,并借助重力模型和网络连接度评价指标定量分析斑块间的作用强度和廊道网络连接度,对廊道网络和生态布局做进一步分析和优化[7,10-19]. 该方法常被用于大空间范围内或城市绿地生态廊道的构建[11,15-19],如陈小平等[10]在潘阳湖经济区构建廊道网络,张远景等[11]在哈尔滨中心城区构建城市生态廊道. 而在河道、湿地、湖库、河口等景观要素更为明细的中尺度流域内,选取重要生态源斑块构建生态廊道,在此基础上规划设计生态框架,能够促进水与生态环境的修复与保护以及流域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与优化.

天津市独流减河流域是天津南部地区贯穿东西的生态屏障,是规划中“南生态”建设的核心地带. 但是流域内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导致生态单元被严重割裂,景观格局破碎化和孤岛化问题日益严峻,河道、湿地、湖库和河口等重要生态节点之间缺乏有机的自然连接通道,河滨带生态功能退化,截污净化功能低下,严重威胁该流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多样性和完整性. 该研究根据景观生态学理论,选取重要生态源斑块和构建景观阻力面,利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构建基于“河道-湿地-湖库-河口”的生态廊道,识别和确定生态节点和生态断裂点,对廊道网络空间结构进行定量化分析,进而规划设计了生态框架,以期为该流域生态环境的恢复与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图1 研究区地理位置Fig.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海河南系独流减河流域(38°33′06″N~39°10′28″N、116°41′28″E~117°42′50″E)(见图1)位于天津市南部,以独流减河干流为基础连接了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和团泊鸟类自然保护区,是天津市南部生态带的主轴,涉及津南区、西青区、静海区,以及部分滨海新区等4个行政区,总面积约 3 737 km2,总人口约263.3×104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研究区生态廊道构建结果,利用网络连接度评价指标对其连接性进行分析评价. 当α=0时,表示廊道网络中无成环回路;当α=1时,表示网络具有最大成环回路数. 研究区α=0.32,表明该廊道网络中成环回路数充足,景观内部连通性较强,可供物种扩散的回路路径较多,能够促进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 当节点β<1时,表示廊道网络结构呈“树”状,结构不够完善;当β=1时,网络呈现单一回路结构;当β>1时,表示连接点与廊道的连接程度较高. 研究区β=1.56,表明与每个连接点连接的廊道数量较多,廊道网络的复杂程度和连通性能较强,有利于生态节点上的物质和能量在廊道方向上的扩散与辐射. 当γ=0时,表示景观中没有节点被连接;当γ=1时,表示每个节点都被彼此连接,连接程度最高. 研究区γ=0.56,表明廊道网络中连接点的连接性较高,通过廊道将多个生态节点连接起来,有效降低了景观破碎化程度,提高了节点的生态服务价值.

由于爆珠工艺废水含有高达10000mg/L的石蜡油,3种废水混合后废水油类含量需低于30mg/L,因此必须对该废水进行预处理,防止废水含油量过高影响生物反应,因此,需采用撇油+隔油装置进行预处理。

1.2 数据来源

该研究主要以2016年9月云量较少、成像质量较高的GF-1卫星影像为基础数据源,空间分辨率为2 m,利用eCognition 8.7软件对其进行面向对象分类,获取研究区土地利用现状图,将土地利用类型分为林地、草地、河渠、坑塘水库、耕地、建设用地和其他用地等7类,总体分类精度达到91%,Kappa系数为0.893,能够满足廊道构建需求. 其他数据包括2016年天津自然保护区分布图(源自天津市环境保护局)、乡镇人口密度图(源自国家统计局)、河流与水库分布图、交通道路矢量图(源自OpenStreetMap,OSM).

2 研究方法

2.1 综合景观阻力面

[23] 叶玉瑶,苏泳娴,张虹鸥,等.生态阻力面模型构建及其在城市扩展模拟中的应用[J].地理学报,2014,69(4):485-496.

 

(1)

式中,Ri为景观单元i的综合阻力值,Cij为景观单元i对应的阻力因子j阻力值,Wij为景观单元i对应的阻力因子j的权重值,n为阻力因子的总数.

景观阻力是生态流的一个负反馈作用,生态流是生态过程的载体[22],是决定生态功能稳定性的关键因素,其流畅程度将直接反映景观格局是否合理、结构是否稳定,这种流的运行,需要克服不同景观要素的阻力才能实现[11,23].

2.2 最小累积阻力模型

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最早由Knaapen等[20]于1992年提出,是耗费距离模型的一个衍生应用,指物种从生态源地出发到目标区域经过不同景观类型所克服的最小阻力值或耗费的最小费用,反映一种可达性,基于图论的原理,可以识别重要生态廊道,确定重要生态节点之间最小耗费方向和路径,其计算公式[10,24-26]

 

(2)

式中,MCR为最小累积阻力值,∑为景观单元i与生态源k之间穿越所有单元的距离与阻力的累积,Dik为景观单元i到生态源k的空间距离,f为某一正函数,表示任一点的最小累积阻力值与其到生态源的距离和景观类型特征呈正相关的关系.

2.3 网络连接度评价

生态廊道与所有廊道连接点之间的连接程度称为网络连接度(network connectivity),是评价生态廊道连接性和复杂度的重要指标[12]. 目前,景观生态学中常用的网络连接度评价指标主要包括α指数(网络环度)、β指数(节点连接率)和γ指数(连接度),它们以拓扑空间为基础,揭示节点与连接数的关系[3,10],计算公式:

白鹫习惯了天空,在这种战斗下,它们是处于劣势的。但它们仍然不肯离去,只护在女子的上空,不时俯冲下来,与周围的土狼死拼。

α=(L-V+1)(2V-5)

(3)

β=LV

(4)

γ=LVmax=L[3(V-2)]

(5)

[22] 姜磊.GIS支持下景观格局优化关键技术研究[D].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12:10-13.

α指数又称网络闭合度,取值区间为[0,1],反映廊道网络的实际成环水平,其值越大越能说明物质和能量循环与流动的流畅程度越高;β指数又称网络点线率,取值区间为[0,3],反映廊道网络中每个连接点连接生态廊道能力的强弱;γ指数取值区间为[0,1],反映廊道网络中连接点被廊道连接的程度. 生态系统中,较高的网络连接度有利于物质和能量的循环与流动,能够直接促进物种的生存、迁移和繁殖[1].

3 结果与讨论

3.1 生态廊道构建

3.1.1 重要生态源斑块选择

  

注: 数字1~12代表生态源斑块的编号. 下同.图2 研究区生态源斑块分布Fig.2 Ecological source patch distribution in the study area

根据研究区景观格局特点,结合湿地自然保护区和水库分布情况,选取12个空间规模较大生境斑块作为生态源斑块(见图2). 基于“源”与“汇”理论[27],这些生态源斑块在空间上具有一定连续性和扩展性,为生态系统中物质、能量和生物的源头或汇聚地[1,10],是该流域重要的生态节点. 由表1可见,所选生态源斑块有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和价值,是促进景观过程发展的景观组分[12],有利于廊道网络构建和生态格局优化. 生态源斑块总面积409.20 km2,约占研究区总面积的10.95%,其中,水域(河渠、坑塘水库)和草地为主要景观类型,分别占生态源斑块总面积的47.93%和44.49%,能够为物种生存、迁移和繁殖提供丰富的水资源和植被,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3.1.2 综合景观阻力面构建

景观阻力在空间分布上不是均一不变的,主要受自然环境因素(地面高程、土地覆盖类型等)、社会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自然保护区、生态红线等)等三方面的影响[28-29]. 该研究在分析生态流从“源”向外扩张过程中所遇到的景观阻力的基础上,选取土地利用类型、距建设用地距离和人口密度3个阻力因子,每个阻力因子按照生态服务价值不同和等级差异性原则设定不同大小的阻力值.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物种的生存、迁徙和繁殖的阻力不同,距建设用地距离和人口密度可以共同表征人类活动对物种运动的影响,而“人口”是常被研究者忽视的重要人类活动干扰因素. 由于城镇复合空间主要集中分布在独流减河北面,南面主要为以耕地为主的乡镇和农村复合空间,建设用地的二级分类对廊道构建影响较小,故此不再将其分为城镇建设用地和农村居民点. 已有研究[10-15]表明,大多数阻力值的设定是相对主观的,常把生态服务功能最高的物种生境区的阻力值设为1,而把物种艰难或无法穿过的景观区域设为100,其他景观类型的阻力值介于二者之间[12]. 笔者基于研究区生态现状,参考有关景观阻力值模拟设定的文献,根据多位景观生态学专家打分,并将根据不同权重和阻力值所构建的综合阻力面与该流域的生境质量作比对,最终将土地利用类型、距建设用地距离和人口密度3个阻力因子的权重分别确定为0.65、0.25和0.10,各阻力因子阻力值如表2所示.

 

表1 研究区生态源斑块基本信息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ecological source patch in the study area

  

编号名称面积∕km2概况描述生境质量1北大港水库与独流减河宽河槽230 79属于天津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缓冲区和实验区,主要景观类型为草地和水域,具有饮用水源地、防洪、生态景观、调节气候、净化环境、候鸟及珍稀濒危物种栖息地的生态功能优2李二湾及沿海滩涂区域74 47属于天津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和实验区,包含沙井子水库,子牙新河流经处,主要景观类型为水域和草地优3钱圈水库14 39属于天津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主要景观类型为水域和耕地良4独流减河入海口1 41独流减河与渤海湾空间连接点,包含工农兵防潮闸,主要景观类型为水域良5团泊洼水库57 44属于天津团泊鸟类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主要景观类型为水域和草地,具有湿地珍禽、候鸟及水生野生动植物栖息地、防洪、提蓄的功能优6独流减河源头2 38位于一级河道子牙河、南运河和大清河汇聚口,是独流减河起点,主要景观类型为水域、草地和林地优7鸭淀水库11 50主要景观类型为水域、耕地和草地,具有景观、排涝、养殖的功能优8津南水库7 01又称天嘉湖,主要景观类型为水域和草地优9官港水库6 43主要景观类型为水域、林地和草地优10邓善沽水库1 11主要景观类型为水域良11子牙河泊庄段0 60主要景观类型为水域、林地和耕地良12马厂减河源头1 67马厂减河起点,与南运河相交,主要景观类型为耕地和林地良

 

表2 各阻力因子阻力值Table 2 Resistance value of each resistance factor

  

土地利用类型阻力值距建设用地距离∕m阻力值人口密度∕(人∕km2)阻力值林地10~1001000~2001草地10>100~20070>200~40010河渠20>200~30060>400~80030坑塘∕水库30>300~50040>800~160050耕地50>500~100030>1600~300070其他用地80>1000~300010>3000100建设用地100>3000~50005>50001

利用ArcGIS 10.2软件将3个阻力因子进行空间化处理,分别为土地利用类型矢量数据、距建设用地距离矢量数据和人口密度矢量数据的属性表添加cost字段,依照表2为该字段赋予不同级别阻力值,并基于cost字段将3种矢量数据转化成同空间分辨率的栅格数据,生成各阻力因子的景观阻力面(见图3). 最后,将不同景观阻力面加权叠加构建综合景观阻力面,又称为成本耗费面(见图3).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保障水安全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中国愿意在防洪、抗旱和水资源配置、节约、保护等一系列领域中继续加强与有关国际组织和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希望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保障中国乃至世界的水安全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图3 各阻力因子阻力面与成本耗费面Fig.3 Resistance surface of each factor and spent surface of cost

3.1.3 生态廊道生成

利用ArcGIS 10.2空间分析模块中的cost distance分析方法,基于成本耗费面,结合12个生态源斑块分布情况,生成研究区内每个景观单元到成本耗费面上最近源斑块的最小累积成本距离(见图4). 继而利用cost path分析方法,计算并识别从源斑块到目标区域的最小成本路径. 根据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理论上可得到66条生态廊道,实际上,剔除重复和加上多条相交新形成的廊道,共规划出45条(见图5),廊道网络总长度约369.47 km,共29个连接点.

  

图4 成本距离耗费面Fig.4 Spent surface of cost distance

  

图5 生态廊道结果Fig.5 Result of ecological corridors

3.2 生态廊道分析

3.2.1 廊道网络连接度分析

由图5可见,生态廊道将破碎化的生态源斑块连接成网,共同构建了独流减河流域“点-线-网”3个层次的生态格局. 生态廊道网络连接度是决定廊道生境、传导、过滤、源和汇等五大功能的主要因素之一[1],连接性的好坏将直接影响生态系统内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流畅程度.

研究区地势平坦,湿地资源丰富,其中团泊鸟类自然保护区和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505.1 km2,是东南亚候鸟迁徙的重要“中转站”,每年迁徙和繁殖鸟类近100×104只,其中国家一级、二级保护鸟类23种,有17种达国际“非常重要保护意义”标准. 流域内河网密布,其中一级河道共6条,总长约291.3 km;二级河道共12条,总长约257.6 km. 此外,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10个贝壳堤散布其中,流域内除团泊洼和北大港2座大型水库之外,还包括6座中小型水库,水库水域总面积超过200 km2,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

实施名师培育工程,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教学名师和艺术名家,是加强艺术院校师资队伍建设,从根本上提高艺术教育教学水平和艺术人才培养质量,促进高等艺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

3.2.2 生态节点与生态断裂点

[20] KNAAPEN J P,SCHEFFER M,HARMS B.Estimating habitat isolation in landscape planning[J].Landscape & Urban Planning,1992,23(1):1-16.

根据研究区生态廊道与重要生态用地分布状况,通过叠加分析,在廊道上选取26个生态节点. 由图6可见,生态节点主要分布在廊道与廊道的交汇连接处以及具有较高生态服务功能的生境斑块处,在廊道网络中起到踏脚石的作用,为物种迁移提供良好的暂息地,能够增加景观连接度,促进内部种在斑块间的运动[1,30]. 生态节点的数量、质量和空间分布状况将直接影响物种迁移的时间、周期和成功率[13]. 生态节点的建设和保护能够直接促进整个生态系统的循环运转,对区域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至关重要.

  

图6 生态节点与生态断裂点分布Fig.6 Distribution of ecological nodes and ecological breakpoints

结合研究区主要交通道路网(高速公路、铁路)、建设用地和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贝壳堤分布情况,通过叠加分析,在廊道网络上共识别35个生态断裂点. 由图6可见,纵横交错的道路网将景观格局切割成破碎的生境斑块,造成景观破碎化,使得连续的廊道网络产生一定空间范围的生态间隙[1,30],形成沿生态廊道散乱分布的生态断裂点. 这些生态间隙降低景观连接度,增加物种迁移的景观阻力,严重阻抑生态流的正常流动. 生态系统中,道路网特别是高级道路网对生物通道的阻隔作用不容忽视,机动车严重阻碍了廊道内物种的正常流动,增加其被撞击受伤或死亡的概率,对物种的安全迁移造成重大威胁,使得野生动物难以跨越生态断裂点[31]. 随着道路建设的增加,生态断裂点的数量和面积会随之增加,应采取一定的工程措施加以修复和改善,预留生态廊道建设空间,如建设地下通道、隧道和天桥等,减少人类活动对物种生存的影响,以及对生态系统连续性和完整性的破坏.

3.2.3 宽度分析

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生成的生态廊道是一种表达路径的概念网络[12],具有一定的宽度才能发挥其生态服务功能. 根据朱强等[2]的研究成果,以该研究区45条生态廊道为基础,分别对其进行12、30、60、100、200、600、1 200 m 的缓冲区分析,并对不同廊道宽度内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进行统计分析. 由表3和图7可见,随着廊道宽度由12 m增至 1 200 m,建设用地面积占比呈逐渐增大趋势;水域逐渐增加,在200 m处开始减少;耕地面积占比先减再增,草地、林地面积占比先增后减,拐点都出现在30 m处;其他用地面积较少,变幅不大. 在廊道宽度为12 m时,廊道内土地利用类型主要为耕地、草地和林地,三者约占廊道总面积的78.95%,其次为水域,建设用地面积较小. 当廊道宽度为30 m时,耕地面积占比骤减,水域面积占比增大,主要土地利用类型变为草地、林地和水域,约占廊道总面积的78.97%,生态服务功能较强. 随着廊道宽度逐渐增大,耕地和建设用地的增加,使得草地、林地和水域总占比由60 m宽度时的70.63%逐渐降至 1 200 m 宽度时的42.78%,景观异质性随之增强.

 

表3 不同廊道宽度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占比统计Table 3 Area proportion statistics of each landusetype in different corridor width %

  

土地利用类型生态廊道宽度∕m1230601002006001200草地26 8430 0826 4223 3118 2013 2711 83林地25 2026 0420 4416 9912 838 356 34水域16 8322 8523 7724 8226 8126 3224 61耕地26 9112 2017 2221 3527 2934 0737 50建设用地4 168 6611 7613 0414 3517 3819 01其他用地0 050 180 380 490 520 600 70

  

图7 不同廊道宽度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占比情况Fig.7 The area proportion graph of each landuse type in different corridor width

生态廊道大多数建在人类活动干扰较小的地区,研究区廊道在30~60 m的宽度范围内,对耕地侵占最少,建设用地对生态景观破碎化影响较弱,重要生态用地占主要部分,水资源充足,含有较多草本植物和鸟类边缘种,具有较高的过滤污染物和截污减排的能力,能够满足物种迁移、传播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功能,有利于廊道网络生态服务功能的实现. 由于廊道结构和功能较为复杂,使其宽度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宽度过窄对敏感物种不利,宽度过大景观异质性会随之增强. 因此,从景观结构和功能原理着手,确定廊道最佳宽度为30~60 m,对于沿廊道或穿越廊道的物质、能量和物种流动具有重要影响[3].

  

图8 河流廊道分布Fig.8 Distribution of river corridors

3.2.4 河流廊道与生态框架

通过叠加廊道结果与河网图层识别出廊道网络中的河流廊道. 由图8可见,河流廊道分布离散且均匀,总长189.12 km,约占廊道总长度的51.19%,为该区域主要的生态廊道类型. 河流廊道是一类重要的生态廊道,包括河水、河岸防护林和河漫滩植被等要素[7,32],具有丰富的水资源和植被种类. 廊道内的动态河水和岸边植被与外界环境发生相互作用,促进物质和能量的循环、径流污染物过滤、洪水的吸收与释放,以及地下水的补充和河流流量的保持[33],具有截污减排的作用,其特殊的空间结构和服务功能为物种的生存、迁徙和繁殖提供丰富的食物和高质量的栖息地.

在此基础上,根据研究区河流廊道和重要生态节点分布,规划出“一轴两心九带”的生态框架(见图9). “一轴”指独流减河与团泊洼水库和北大港水库共同组成的生态带,位于整个廊道网络和研究区的中部,是南、北两侧生态廊道的交汇连接处,连接该河流上的重要生态节点,是研究区的生态“主干”,辐射南、北两侧区域,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功能. “两心”指团泊洼水库和北大港水库,具有饮用水源地、湿地珍禽、防洪、生态景观、调节气候、净化环境、候鸟及水生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的生态功能,滋养整个流域,扮演生态核心的角色. “九带”指九条连接重要生态源地的生态带,是研究区的生态“分支”,与“一轴”相交,延伸辐射天津市主城区南部的城镇复合空间和独流减河南部的镇村复合空间,东部南北走向海岸生态带连接渤海湾和陆地,对研究区生态安全发挥重要作用.

  

图9 研究区生态框架Fig.9 The map of the study area ecological framework

4 结论

a) 重点考虑景观类型和人类活动干扰的影响,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构建的45条生态廊道,连接独流减河流域内的重要生态节点,具有较高的连通性,能够增加区域景观连接度,促进生态流顺畅流动,是对天津市“三区四廊五带”生态布局的细化和补充,有利于针对局部区域的生态规划与建设.

b) 通过识别生态节点和生态断裂点,明确了生态廊道上重点保护建设和修复改善的关键点(区)的地理位置;生态廊道的最佳宽度为30~60 m,该宽度范围内草地、林地和水域等景观类型占主要部分,具有较高的生态服务价值.

先后开发建设了水资源费和水利工程水费收费管理信息系统、长江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安全预警监测系统、20多套雨量实时监测系统、地下水位在线监督系统、水资源监测实验室LIMS信息管理系统等。2013年张家港市还被省水利厅列为水资源现代化管理试点城市。

c) 在廊道网络中,河流廊道是主要的廊道类型,以此为基础设计的“一轴两心九带”的生态框架,确定了独流减河干流、团泊洼水库和北大港水库等重要生态节点的生态服务角色,辐射整个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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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能”是一种内心的能动的精神,如果我们把“挖掘或激发案主的潜能”的说法换成“发掘或激发内心的能动的精神”,就可以发现“增强权能”的观念与陆九渊的“发明本心”观念几乎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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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Jing,JIANG Wenwei,LIU He,et al.Ecological corridor layout and construction in Cangnan County,Zhejiang Province[J].Journal of Zhejiang A & F University,2014,31(6):877-884.

tan θ取值范围为-0.005 71~+0.005 71,对应cos θ取值范围为0.999 98~1,最大误差约为1/50 000。该值远小于悬浮控制传感器测量精度(精度为量程的1%)。因此,悬浮架因倾角产生的误差对整个动态检测的影响可忽略,即认为cos θ≈1。同时,计算过程中,沿z向移动值b在四点间隙值可以相互抵消,指标值不收沿z向移动值b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充分证明了动态监测评价算法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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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式(17),在多脆弱性变换情况下,当S→∞时,asp的极限只与interval 、n、τ和f(T)的取值有关.证毕

WU Jing,LIU Zhimin.Effect of habit fragmentation on biodiversity:a review[J].Chinese Journal of Ecology,2014,33(7):1946-1952.

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工作对保障后续各项工作合理开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当前全面预算工作开展过程中,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例如预算执行和管理过程中的科学性不足,以及员工对全面预算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不足等,导致预算目标在实现过程中需要面对诸多困难。同时许多预算考核标准并没有对应科学的奖惩措施,因而不能发挥应有的效力,导致预算工作开展受到阻碍。

[9] 陈利顶,刘雪华,傅伯杰.卧龙自然保护区大熊猫生境破碎化研究[J].生态学报,1999,19(3):291-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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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樊虎带领的十八位伙计善后,他们将黑旗会的尸体全部装上马车运去江边,江边候着七艘小舟,舟上各有一位脖子上系着一条白巾的梢公,他们把樊虎等人将运来的尸体和物件搬上船,不断地满载而去又空舟而归。之后樊虎又带领十八位伙计重返空空如野的黑旗会分坛忙碌到天色朦胧,他们悄然离去时黑旗会分坛连血腥味也没有了。

CHEN Xiaoping,CHEN Wenbo.Construction and evaluation of ecological network in Poyang Lake Eco-economic Zone,China[J].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2016,27(5):1611-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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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液压油物理性质及条件。20 ℃时,液压油的密度ρ=850 kg/m3;液压油的动力黏度μ=0.22 Pa·s,运动黏度ν=μ/ρ=2.59×10-4 m2/s。

会上来自中加双方养老领域的专家就木结构建筑在康养地产中的应用优势以及木结构建筑设计在养老项目上的考量做了深度解读。

YIN Haiwei,KONG Fanhua,QI Yi,et al.Developing and optimizing ecological network in urban agglomeration of Hunan Province,China[J].Acta Ecologica Sinica,2011,31(10):2863-2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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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毕业论文”中所有图的适当位置插入图标题或表格标题。按长文档格式要求,第一章的图编号格式为“图1-1、图1-2…..”。选中“毕业论文”第一章节的第一个图,选择“引用”菜单中的“插入题注”,选择“新建标签”,新建一个“图1-”标签,就可以插入一个“图1-1”的题注,然后再输入图的说明文字。再次插入图的题注的添加方法相同,不同的是不用新建标签了,直接选择插入就可以了。Word会自动按图在文档中出现的顺序进行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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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Jianfei,LI Lin,GUO Luo,et al.Assessment on the ecological suitability in Zhuhai City,China[J].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2016,27(1):225-232.

式中: L为廊道数量;V为廊道连接点数量,V≥3;Vmax为最大可能连接廊道数量.

景观阻力值是在对景观介面特征和物种特征行为两方面综合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给出的一个比较合理的相对值,以此反映各类阻力因子的内部差异性[20-21]. 综合景观阻力面由多个阻力因子加权叠加共同决定,反映生态流的运行阻力和趋势,计算公式:

YE Yuyao,SU Yongxian,ZHANG Hongou,et al.Ecological resistance surface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in urban expansion simulation[J].Acta Geographica Sinica,2014,69(4):485-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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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 Jinghu,LIU Xiao.Assessment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optimization of landscape pattern based on spatial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resistance model in arid inland:a case study of Ganzhou District,Zhangye City,northwest China[J].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2015,26(10):3126-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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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Jiping,QIAO Qing,LIU Chunlan,et al.Ecological land use planning for Beijing City based on the minimum cumulative resistance model[J].Acta Ecologica Sinica,2017,37(19):6313-6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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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威杰,陈晨,张哲,邵晓龙,张晓惠,张彦
《环境科学研究》 2018年第05期
《环境科学研究》2018年第05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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