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实录》中“日本国王良怀”的名号频频出现，既作为遣使主体，又作为诏谕和咨文的对象，这是明初日本与明朝往来中最常使用的名号。良怀其实不是日本国王，应称为怀良亲王(为行文一致，本文统一写做“良怀”)，南朝*1336年，后醍醐天皇与足利尊氏对立，在京都南方的吉野(今日本奈良县吉野山)建立朝廷，史称“南朝”；足利尊氏控制京都，建立室町幕府，另立光严天皇，史称“北朝”。参看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56页。后醍醐天皇之子，任征西将军，统率九州的南朝武士，与北朝幕府对抗。日本正平十四年(1359)，良怀大败幕府军，乘战胜之威，控制了太宰府和博多。*关于九州南朝势力的动向，参看〔日〕杉本尚雄：《菊池氏三代》，东京：吉川弘文馆，1966年；〔日〕森茂晓：《皇子たちの南北朝：後醍醐天皇の分身》，东京：中央公论新社，1988年。太宰府是日本传统外交机关，博多是太宰府的外港，也是当时日本的对外贸易中心，因此良怀成为明朝最先接触的日本势力。

洪武三年(1370)，赵秩出使日本，成功说服良怀称臣朝贡。*《明太祖实录》卷50，“洪武三年三月月末”，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1962年，第987页。赵秩出使之前还有两次遣使，都未取得成果。第一次可能在洪武元年十二月，使者至日本境内，被倭寇杀害，诏书毁溺(仲猷祖阐、无逸克勤：《明使仲猷无逸尺牍》，《大日本史料》第六编第37册，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第350页)；第二次在洪武二年二月，杨载等出使，良怀杀使者五人，仅余杨载和吴文华放归。(《大明皇帝书》，《大日本史料》第六编第37册补遗，第1页)。关于良怀是否称臣纳贡有不同意见，藤田明在《征西将军宫》一书中认为，赵秩被良怀驱逐，国书和贡品都是赵秩伪造的，田中健夫、栗林宣夫等持此说；村井章介认为良怀和九州武士有建立“九州国家”愿景的可能，当时又面临幕府的军事威胁，因此采取向明朝称臣策略，以获得新的权威来源和军事支援。郑梁生也从良怀面临幕府军事压力的角度论证其称臣的可能性。可参考郑梁生：《明代中日关系史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第145-146页；〔日〕村井章介：《アジアのなかの中世日本》，东京：校仓书房，1988年，第85-86页；〔日〕栗林宣夫：《日本国王良懐の遣使について》，《文教大学教育学部紀要》1979年第13期，第2-3页。据《明太祖实录》载，良怀共六次遣使(参见表1)，时间跨度从洪武四年(1371)至十九年(1386)。然而洪武五年(1372)以降，良怀势力撤出太宰府与博多，失去遣使条件，因此一般认为除第一次遣使实由良怀派遣外，其余五次均有可议之处。如何解释后五次遣使仍使用“日本国王良怀”的名号呢？以往研究者认为，明朝认可良怀为日本国王，只接纳奉 “日本国王良怀”名义朝贡的使者，因此良怀势力衰落后，日本九州探题、守护等地方势力仍冒用良怀名义遣使。*日本学者佐久间重男最早提出这种观点：“日本遣明使必须携带良怀名义的表文，否则将被拒绝入贡，因此良怀势力衰落后，不论何种形式的遣明使仍然使用良怀的名义入贡”。(〔日〕佐久间重男：《明初の日中関係をめぐる二、三の問題：対外政策を中心として》，《北海道大学人文科学论集》1965年第4号，第21-22页)他还认为明朝误认良怀是日本国王，是其不了解日本国情所致。田中健夫、郑梁生、汪向荣等人也持此论，参见〔日〕田中健夫：《倭寇と勘合貿易》，东京：ちまく学芸文庫，2012年，第56页；郑梁生：《明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第142页；汪向荣：《<明史·日本传>笺证》，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第12页。村井章介反驳误解说，认为元末明初椿庭海寿、绝海中津等日本禅僧赴大陆求法，曾觐见明太祖，因而明朝十分清楚日本王权分裂的态势，正是由于其准确地认识到良怀控制九州，能有效约束倭寇，所以采取承认良怀的日本国王地位的策略。(村井章介：《アジアのなかの中世日本》，第246-247页)不过明朝是否误认良怀地位的争论，没有影响良怀作为明朝唯一认可的日本政权和通交对象的结论。最新出版的《日明関係史研究入門》一书汇集日本学界明朝与日本关系史的最新成果，其中仍称：“征西府(笔者注：良怀任征西将军)没落后，明朝认可良怀为日本国王的态度没有改变。”(〔日〕村井章介等编：《日明関係史研究入門》，东京：勉诚出版，2015年，第5页。)概言之，“日本国王良怀”名号频频出现的发生机制缘于明朝僵化的外交政策。为验证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我们考察明朝对日本南北朝的态度和外交政策。

 

表1 “日本国王良怀”的六次遣使

  

时间使节明朝态度出处1洪武四年1371僧祖来纳贡卷80,洪武四年十月癸巳2洪武九年1376僧圭庭用纳贡卷105,洪武九年四月甲申3洪武十二年1379刘宗秩、通事尤虔、俞丰纳贡卷125,洪武十二年闰五月丁未4洪武十三年1380庆有却贡卷131,洪武十三年五月己未5洪武十四年1381僧如瑶却贡卷138,洪武十四年七月戊戌6洪武十九年1386僧宗嗣亮却贡卷179,洪武十九年十一月辛酉

资料来源：《明太祖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1962年。

一、明朝对日本南北朝的态度与外交政策

洪武四年(1371)，良怀遣使入贡，朱元璋命僧人仲猷祖阐、无逸克勤护送来使归国。*《明太祖实录》卷68，“洪武四年十月癸巳”，第1280页。祖阐、克勤抵达博多，正值良怀兵败，博多已为幕府占领，于是明使转同幕府交涉。*祖阐、克勤的出使经历参看无逸克勤：《致延历寺座主书并別幅》，〔日〕伊藤松辑、王宝平等编：《邻交征书》，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224-227页；仲猷祖阐、无逸克勤：《明使仲猷无逸尺牍》，《大日本史料》第六编第37册，第349-351页；(明)宋濂：《送无逸勤公出使还乡省亲序》，见《宋濂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94页。洪武七年(1374)，幕府遣使随祖阐、克勤入贡。*《明太祖实录》卷90，“洪武七年六月乙未”，第1581页。至此明朝与日本南北政权都发生接触，承认何者为正统、与哪一方继续交往的问题，摆在朱元璋面前。

《明太祖实录》载朱元璋给中书省的敕谕：

日本国遣僧宣闻溪、净业、喜春等来朝……时日本国持明与良怀争立，……“向者国王良怀奉表来贡，朕以为日本正君，所以遣使往答其意，岂意使者至彼拘留二载，今年五月去舟才还，备言本国事体。以人事言，彼君臣之祸有不可逃者，何以见之？幼君在位，臣擅国权，傲慢无礼，致使骨肉并吞，岛民为盗，内损良善，外掠无辜，此招祸之由，天灾难免。……今日本蔑弃礼法，慢我使臣，乱自内作，其能久乎？尔中书其移书谕以朕意，使其改过自新，转祸为福，亦我中国抚外夷以礼，导人心以善之道也。”*《明太祖实录》卷90，“洪武七年六月乙未”，第1581页。

明使归国带来日本国情的最新消息，朱元璋了解到日本存在“良怀”和“持明”代表的两支王统* 第88代后嵯峨天皇之后，日本王统分成两支，一是第89代后深草天皇一系，因后深草天皇出家法号持明院，故称持明院统；一是后深草天皇的弟弟、第90代龟山天皇一系，因龟山天皇出家居住大觉寺，故称大觉寺统。龟山天皇之子后醍醐天皇与室町幕府对立，另建南朝，于是南朝天皇皆出自大觉寺统，而北朝天皇出自持明院统。参看郑梁生：《日本中世史》，台北：三民书局，2009年，第81-85页。。先时良怀入贡，朱元璋以之为“日本正君”，如今这个观点发生转变。朱元璋所称“幼君”指当时年仅十六岁的北朝后圆融天皇，即持明一系。* 洪武三年赵秩曾面见良怀，当时良怀已四十二岁，显然不合“幼君”之称。关于良怀，参看〔日〕森茂晓：《皇子たちの南北朝：後醍醐天皇の分身》，第159-197页。称呼北朝天皇为君，表明朱元璋认可北朝天皇的正统地位。

洪武十四年(1381)，如瑶入贡，为明朝拒纳，随后礼部分别移书责问日本国王和幕府将军。* 《明太祖实录》卷138，“洪武十四年七月戊戌”，第2175页。两份礼部咨文其实皆由朱元璋代拟，其中一篇即前述《设礼部问日本国将军》，内称：

实录记载的幕府遣使时间其实存在疑问。朱元璋《设礼部问日本国将军》称“洪武十二年，将军奉书肆侮”*《明太祖御制文集》卷18，《设礼部问日本国将军》，第538页。又见《明太祖实录》卷138，“洪武十四年七月戊戌”，第2175页。礼部移书其实由朱元璋代作，故称“设礼部问”。，这份咨文也分别收入《明太祖御制文集》和《明太祖实录》，两处都写作洪武十二年，同时有误的可能性较低。* 即便如此，佐久间重男依然认为洪武十二年的时间是错误的，但没有给出任何说明，参见佐久间重男：《明初の日中関係をめぐる二、三の問題：対外政策を中心として》，载《北海道大学人文科学论集》1965年第4号，第25页。洪武十三年诏谕的两个文本提到“奉书肆侮”或“浮辞生衅”事件发生在前年* “前年”在古代汉语中有三种含义：一指往时，这种用法至唐代已经很少使用了，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后汉书·冯衍传》的“上党复有前年之祸”，特地注释“前年”曰“犹往时”，可见唐代人们对“前年”有往时的意思已经不甚明了，需要特别注明；“前年”还指去年，又指去年的前一年(现今的用法)。后两种用法在《明太祖实录》里都有体现：如卷53，“洪武三年六月戊寅”条，“前年克取元都”中“前年”指去年的前一年，即洪武元年，明军攻克大都；卷68，三年六月己酉条，“前年安南表言占城犯境，今年占城复称安南扰边”，对照《明史·占城传》的记载“去冬安南言占城犯境，今年占城谓安南扰边”，可知此处“前年”指去年。表达“往时”的意思时，实录使用“往年”一词。因此洪武十三年《谕日本国王诏》里的“前年”可以指洪武十二年(去年)，也可指十一年(去年的前一年)，但洪武十一年没有日本遣使之记载，而洪武十二年有刘宗秩来朝，所以此处“前年”只能指洪武十二年。，即洪武十二年。该年刘宗秩、尤虔入贡时，不闻有此类事件，相反幕府派遣明悟、法助入贡的记载称将军的国书“辞意倨慢”，与“奉书肆侮”和“浮辞生衅”行迹相类。由此可以断定幕府遣使应系于洪武十二年，十三年只有庆有一次来使，那么庆有无疑是该年的伪使。

综上所述，以洪武七年为界，之前明朝认可良怀为日本国王，之后转向承认北朝天皇的正统地位。不过正统地位的判定不妨碍明朝分别接纳南北双方的使者，处理与日本对立政权关系时，明朝持来者不拒的态度，对日外交政策呈现出相当灵活的样貌。

先是日本王统州六十有六，良怀以其近属窃据其九，都于太宰府，至是被其王所逐，大兴兵争。*(明)宋濂：《送无逸勤公出使还乡省亲序》，见《宋濂文集》，第894页。这篇序文作于洪武七年克勤使还返乡之时。

流域生态系统是“山水林田湖草”的生命共同体。同一个流域是由降水量和地表径流把流域内山水林田湖草各部分联系在一起，其中湿地，特别是河流的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和水灾害集中反映了山水林田湖草各部分之间发生联系的过程。这一过程决定了流域生态系统和各子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流域生态系统的食物网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是水生生物，特别是鱼类。评估与维持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健康重要标志是水生生物，特别是鱼类多样性。

“窃据”和“被其王所逐”两处表述显示宋濂视良怀为僭伪，以北朝天皇为日本正君。克勤出使归国还乡省亲，在京官员为之饯行，嘱托宋濂作序纪事，因此这篇序文的读者群是参与饯行的官员，其中的看法也是国内人士之间传播的意见。另一方面，宋濂又非纯粹的内政官员，而是高度参与明初的外交事务* 洪武五年，宋濂出任礼部主事，并负责起草外交诏书，《宋濂文集》中的《谕安南国王诏》就作于这一时期，参看徐永明：《宋濂年谱》，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9页。，也是明初官员中与日本交往最多的一位，以致当时日人称明朝“儒则宋景濂而已”*〔日〕义堂周信：《空华日用工夫略集》卷2，“永和三年九月廿三日”条，《续史籍辑览》第三册，京都：临川书店，1984年，第135页。。宋濂的看法无疑代表当时明朝官方对日本南北政权的态度，同时也没有受外交语境制约的顾虑，由此可以断言，洪武七年以降，明朝改视北朝天皇为日本正统。

新的日本王权观促使明朝的外交政策也发生转变，开始接纳北朝天皇的使者。洪武九年(1376)，日使圭庭用入贡。* 《明太祖实录》卷105，“洪武九年四月甲申”，第1755页。村井章介指出，圭庭用即宋濂《日本瑞龙山重建转法轮藏禅寺记》中的廷用文珪。*〔日〕村井章介：《アジアのなかの中世日本》，第86-87页。根据宋濂的记文，廷用文珪自称京都宝福寺住持，日本应安二年(1369)，文珪欲修正殿，当时在位的天皇赐予“转法轮藏禅寺”的匾额；不久天皇逊位，号“太上天皇”；出使前，太上天皇已去世，文珪奉“今王”之命入贡。*(明)宋濂：《日本瑞龙山重建转法轮藏禅寺记》，〔日〕伊藤松辑、王宝平等编：《邻交征书》，第32页。按廷用文珪所述，太上天皇逊位至去世的时间范围从1369年至1376年。历史上北朝后光严天皇于1371年逊位，1374年逝世，符合文珪描述的时间范围，在此期间南朝则一直由长庆天皇在位(1368-1383)，因此“太上天皇”指北朝后光严天皇，“今王”自然指继位的后圆融天皇。文珪是北朝天皇的使者，但《明太祖实录》却将文珪记作“日本国王良怀”的使者。这种矛盾存在三种解释：一、文珪谎称是良怀的使者；二、明朝误认如此，于是实录照此记录；三、实录本身记载有误。前两种解释皆不合情理：若文珪有意掩饰身份，不应毫无顾忌地对宋濂谈论自己与北朝天皇的关系；通过祖阐、克勤出使，明朝得知京都是北朝的统治中心，文珪自称京都宝福寺住持，明朝完全可以据此推断文珪属于北朝势力。*从年号角度，明朝大概也能判断文珪是北朝使者。文珪使用北朝的应安年号，其出使前二年，幕府使者携带国书入贡，虽然《明实录》未明确记载国书使用的年号，不过后来足利义满给建文帝的国书中清楚地写有日本年号，这两次交涉都发生在册封关系建立之前的状态下，书仪应相同，因此洪武七年幕府的国书也写有当时的年号——应安七年。明朝知晓幕府属于北朝一方，由应安年号可以推测文珪是北朝使者。另外，洪武七年，九州南部的大隅守护岛津氏久也遣使奉表入贡，《明实录》明确记载氏久的表文使用日本年号，当时氏久属于北朝，使用的也是北朝年号。不过，我们无法判断明朝是否清楚氏久属于哪方势力，因此还不能由氏久的情况推断明朝知道应安是北朝年号。因此只有实录误记一种可能。* 其实实录的误记并非偶然失误，而是一种普遍、系统化的误解，下文将进一步阐述，此不赘言。文珪入贡后，朱元璋“诏赐其王”，即接受贡品，回赐遣使主体，此举表示明朝接纳文珪入贡，并没有出现因文珪是北朝使者而却贡的情况，以往研究认为明朝只接纳奉“日本国王良怀”名义入贡的观点是错误的。

妊娠期糖尿病(GDM)是妊娠期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是妊娠期发生的不同程度的糖耐量异常情况[1]。近年来，因各种不良因素的影响，GDM的发生逐年呈增高趋势。我国最新调查结果显示[2]，妊娠期糖尿病的患病率高达18.9%。GDM与其它糖尿病相比，大多数在产后可恢复正常，但在孕期对孕妇和胎儿的健康影响极大，易引起围产期各种并发症发生，增加围产儿病死率，影响妊娠结局。目前，GDM的控制和治疗已成为临床关注的重点问题。该研究对2017年7月—2018年7月该科收治的97例GDM患者在控制饮食的基础上给予胰岛素治疗，探讨胰岛素对血糖和妊娠结局的影响，报道如下。

综上所述，《明太祖实录》中“日本国王良怀”的名号频频出现，其实是实录记载错误所致。实录误记并非偶然失误，而是先误读朱元璋敕谕的内容，继而在尊奉太祖圣意的前提下，对不合圣意的原始资料强作削足适履式删改的结果，是一种系统性错误。后世研究者注意到“日本国王良怀”的名号与背后遣使主体不一致的情况，但忽视实录对名号本身记载错误的可能性，对“日本国王良怀”名号频频出现的发生机制的解释，是在实录错误记载基础上的另一重误读。

不过，对视作僭伪的良怀，明朝也没有拒纳来使。《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十二年(1379)，良怀遣刘宗秩、通事尤虔入贡。*《明太祖实录》卷125，“洪武十二年闰五月丁未”，第1997页。佐久间重男注意到，尤虔在洪武七年(1374)岛津氏久的使团中也担当通事，于是认为洪武十二年使团实际由岛津氏久派遣。*〔日〕佐久间重男：《明初の日中関係をめぐる二、三の問題：対外政策を中心として》，载《北海道大学人文科学论集》1965年第4号，第22页。荫木原洋进一步说明，洪武八年(1375)“水岛之变”* 幕府在九州的军事力量以九州探题今川了俊，及其麾下筑前守护少贰冬资、丰后守护大友亲世、大隅守护岛津氏久为核心。少贰氏自镰仓时期以来一直担任大宰少贰，拥有统辖九州的传统权威，因此与统率九州御家人的九州探题存在权力上的冲突，而且九州探题的驻地博多位于少贰氏的领国筑前之内，九州探题加强对周边国人的控制与少贰氏强化领国权力也存在矛盾，今川了俊与少贰冬资的关系由此出现巨大裂痕。洪武八年，今川了俊以少贰冬资参阵迟缓为由，将其诛杀，史称“水岛之变”。此举引发另外两位守护——大友亲世与岛津氏久疑惧，最终岛津氏久背叛幕府，投降南朝。参看〔日〕川添昭二：《今川了俊》，东京：吉川弘文馆，1964年，第110-111页。促使岛津氏久倒戈向南朝。洪武十二年使团应由良怀与岛津氏久联合派遣，即使由岛津氏久单独派遣，也获得了良怀许可，理所当然使用良怀的名义。*〔日〕荫木原洋：《明使仲猷租闡·無逸克勤帰国以後の日明関係》，载《东洋史记》1997年第3号，第39页。洪武十二年使团很可能是一次货真价实的“日本国王良怀”遣使，这也说明即使明朝认可北朝的正统地位，依旧接纳良怀入贡。

高潮偷偷瞅了一眼前排的田卓，发现她也微露惊诧之色。高潮想了想，立马写了条短信，发给田卓：昔日草莽的鸿门宴，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即将在这里，华丽上演。

二、《明太祖实录》中的“日本国王”

明朝未采取僵化的外交政策，因而对“日本国王良怀”名号频频出现的发生机制的传统解释无法成立，通过对《明太祖实录》文本的考察，我们认为上述发生机制表面上不过由实录记载错误所致，深层原因则与实录僵化的书写方式有关。表1洪武九年以降的五次遣使中，圭庭用是北朝天皇的使者，而实录错记作良怀的使者；刘宗秩、尤虔至少使用良怀名义入贡，实录记作良怀使者无可厚非，两次记载一正一误。宗嗣亮缺乏其他资料，暂搁置不论，本节重点考察实录对庆有与如瑶两次遣使的记载。

《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十三年(1380)十二月，明朝给某位日本国王* 虽然洪武七年以降明朝视北朝天皇为日本正君，但刘宗秩、尤虔入贡使用良怀名义也被明朝接受，“日本国王良怀”的名号并未受明朝排斥。《明实录》未注明此处日本国王所指，我们也无法断定其究竟指北朝天皇，还是良怀。发过一道诏谕，内称：“前年奉书肆侮，今年人来匪诚”*《明太祖实录》卷134，“洪武十三年十二月月末”，第2135页。。这篇诏谕的另一个文本收入《明太祖御制文集》，写作“前年浮辞生衅，今年人来否真实非”*《明太祖御制文集》卷2，《谕日本国王诏》，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第85页。。佐久间重男认为，“匪诚”指来使没有携带表文，或表文不中式，未能表达臣服之意。*〔日〕佐久间重男：《明初の日中関係をめぐる二、三の問題：対外政策を中心として》，载《北海道大学人文科学论集》1965年第4号，第23页。然而“匪诚”尚可作不心悦诚服解释，“否真实非”直截了当的理解显然是来使不真实。“匪诚”与“否真实非”是一组可以替换的词语，意思也应一致，它们都表明今年即洪武十三年的来使其实是伪使。《明太祖实录》中洪武十三年的来使有良怀的使者僧庆有和幕府将军的使者明悟、法助。庆有的记载称其以“不诚”却贡。* 《明太祖实录》卷131，“洪武十三年五月己未”，第2092页。“不诚”就是“匪诚”，也即“否真实非”，因此庆有可能是一名伪使。

每模浇筑高度4.5m，减少了墩柱施工缝保证了外观质量。每次模板拆除后，必须及时清理刷洗，并涂刷脱模剂，脱模剂不易涂刷太厚，太厚易顺着模板流到接缝处形成黑色印迹影响混凝土外观。接缝处拉杆及模板斜撑一定要上紧，以免接缝处错台。

时任翰林学士的宋濂在《送无逸克勤出使还乡省亲序》中说：

（4）不全流产宫腔残留也是较为常见的妇产科疾病，其声像图表现多样，和残留物内容、多少以及残留时间等有关。如果残留时间长，会发生机化，使得宫腔内部出现不规则高回声团。本研究中有10例在注入造影剂后，病灶出现明显、快速的整体增强。倘若病灶中有机化或者血凝块，则增强不均匀。

不过，我们不能轻易断定朱元璋的认识转变发自内心，而非一种外交辞令。毕竟这份敕谕虽然下发中书省，却令其“移书谕以朕意”，实际是一封转达幕府的国书。* 敕谕具体的转达对象即派遣使节的“国臣”，也是敕谕中的“擅国权”之臣。一般认为遣使的“国臣”和敕谕所称权臣系指幕府将军足利义满，笔者则认为其可能指幕府管领细川赖之。从幕府将军实际掌握统治权角度考虑，足利义满的确符合“臣擅国权”的描述，不过朱元璋关于北朝的情报来自祖阐、克勤，而二人给日本天龙寺住持的信中称“管领相公，柄国之权”(仲猷祖阐、无逸克勤：《明使仲猷无逸尺牍》，《大日本史料》第六编第37册，第350页)，管领即细川赖之担任的幕职，因此擅权之臣可能指细川赖之。但无论权臣指足利义满还是细川赖之，遣使主体和敕谕谴责的对象一定属于幕府一方。朱元璋谴责幕府扣留明使，但不能回避事情起因是明朝先与良怀通好，引起幕府猜疑，因此转谕幕府时必须对此辩白。将承认良怀是日本正君说成自己先前的误解，而今承认北朝的正统地位，很可能是朱元璋的一种外交辞令，不足以代表他对日本正统王权的认识发生了实质性转变。我们还需要去除外交语境，考察一种“内部意见”。

洪武十二年，将军奉书肆侮，奏毋礼答。谓彼来者，将军自云贪商，今来者是不信也。今年秋如瑶藏主来，陈情饰非。我朝将军奏必贪商者，将欲尽诛之，时我至尊弗允……专差人涉海往问，如瑶藏主之来，果贪商假名者欤，实使为国事而劳者欤？*《明太祖御制文集》卷18，《设礼部问日本国将军》，第538页。

据咨文，洪武十二年至十四年之间，有一次商人假扮官方使节的伪使事件，明朝为此向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求证，此即洪武十三年庆有入贡，咨文称作“彼来者”，足利义满称庆有实为“贪商”。十四年如瑶入贡，明朝怀疑如瑶也是“贪商假名者”，再次询问足利义满。根据上述洪武十三年《谕日本国王诏》、十四年《设礼部问日本国王》《设礼部问日本国将军》的内容* 诏谕和两份咨文都收录于《明太祖御制文集》，其中《设礼部问日本国王》称“前贪商之假辞”，也指庆有。，明朝怀疑庆有、如瑶是假扮成官方使节的民间商人，但《明太祖实录》记载径直称二人是良怀的使者，完全消除了不确定性。又如圭庭用的事例，根据宋濂的序文，无论从圭庭用本人还是明朝的角度，都承认他是北朝天皇的使者，但实录仍记作良怀使者。由此可知，实录和更原始的序文、诏谕和咨文相比，对遣使主体的记载存在差异。

对诏谕或咨文对象的记载同样存在这种差异。圭庭用、如瑶入贡后，明朝向二人的派遣者发过诏谕和咨文(即《设礼部问日本国王》)。实录认定二人是良怀的使者，自然将诏谕和咨文的对象记称“日本国王良怀”。事实上明朝视圭庭用为北朝天皇的使者，诏谕的对象理应是北朝天皇；《设礼部问日本国王》也只称“礼部尚书至意专答日本国王”，未明确日本国王所指。另外，实录没有注明洪武十三年诏谕的日本国王所指，但诏谕中“前年奉书肆侮”既然指责幕府将军的国书言辞无礼，那么诏谕对象应是与将军同阵营的北朝天皇。概言之，除洪武十三年诏谕外，《明太祖实录》记载的遣使主体，以及诏谕和咨文的对象，凡提到日本国王的地方，只有良怀一个指向，但比实录更原始的资料中，作为遣使主体和诏谕、咨文对象的日本国王还可以指北朝天皇，而且这些资料还提到存在伪使的可能性(参见表2)。

 

表2 “日本国王良怀”名号背后的遣使主体与诏谕对象

  

使节、诏谕遣使主体诏谕或咨文对象典据洪武九年圭庭用诏谕北朝天皇北朝天皇《日本瑞龙山重建转法轮藏禅寺记》洪武十三年庆有诏谕商人北朝天皇《谕日本国王诏》《设礼部问日本国王》《设礼部问日本国将军》洪武十四年如瑶咨文商人不明《设礼部问日本国将军》

表2列举的原始资料除宋濂的序文外，其余皆被实录摘引，比较原始资料和实录摘引的内容可以发现，在有效提示遣使主体和诏谕、咨文对象的地方，实录进行了删减和改窜。如《谕日本国王诏》中“今年人来否真实非”，实录改为“今年人来匪诚”，语义因此变得模糊；《设礼部问日本国王》中“前贪商假辞”一句被实录删除，因而失去对庆有伪使事件的提示作用；《设礼部问日本国将军》中“贪商假名者”被改换成“贪利为谍者”，谍者是搜集外国情报的间谍，明显具有官方色彩，暗示谍者的遣使主体是日本政府，咨文原意是明朝怀疑遣使主体是与政府无关的民间商人，经实录改窜，意思截然相反。

实录修纂者删改原始资料，与他们对日本国王的单向理解存在关联。修纂者可能误读了洪武七年朱元璋下发中书省、转谕幕府的敕谕。由于史料不足，史学大家万斯同也误以为敕谕所称“幼君”指良怀，朱元璋视良怀为日本正君。*万斯同《明史稿·日本传》称“时良怀年少，有持明者与之争立”，即把幼君理解为良怀，视良怀为日本正统。《明史·日本传》亦蹈袭此论。研究早期阶段，这一误解依然存在。* 佐久间重男也称：“在明太祖看来，日本南北朝纷争是一种‘君臣之祸’，……持明一方的北朝以国臣身份专擅国权，《明史稿·日本传》所谓‘时良怀年少，有持明者与之争立，国内乱’即基于这样一种理解。不论这种理解是否符合事实，明太祖对日本的认识也基于上述理解，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佐久间重男：《明初の日中関係をめぐる二、三の問題：対外政策を中心として》，载《北海道大学人文科学论集》1965年第4号，第17页。)简言之，佐久间重男认为，朱元璋也称良怀是幼君，在日本南北政权之间，认可南朝的正统地位。通过第一节论述可知，事实正好相反，朱元璋称北朝后圆融天皇为“幼君”，认可北朝天皇的正统地位。如今我们能正确解读这份敕谕，并非拥有优于前人的理解力，而是包括良怀的信息、明使在日本活动情况的史料* 这部分史料包括《明使仲猷克勤尺牍》和《云门一曲》，前者是祖阐、克勤给日本天龙寺住持清溪通彻的书信，后者收录赵秩滞留日本期间与日僧春屋妙葩的通信。明使在日本的经历构成朱元璋发布敕谕的背景，而上述资料对我们了解明使在日本的活动具有重要意义，从而促进我们对敕谕内容的理解。大量发现所致。这部分资料基本保存在日本，实录修纂者和早期史学家无缘得见，因而无法准确理解敕谕内容。另外，《明太祖实录》的初修已在建文三年(1401)，距中日中断往来已十五年* 洪武十四年以降，明朝不再对日本遣使。洪武十九年，日本最后一次入贡。，当时明朝人对日本政局的了解很可能远不如洪武前期。* 知识断层最明显的例证莫过于建文帝对待足利义满恢复邦交的态度。当时足利义满改换成新头衔“准三后源道义”遣使入贡，明朝君臣未曾追究源道义即曾经的幕府将军，径直称为日本国王。这种情况下，实录编纂者容易误读敕谕，认为承认良怀是日本国王出自明太祖朱元璋钦定，不敢丝毫违背，于是阅读和摘引原始资料时极力删削其中与太祖圣意分歧、不合的地方。

起初，事情的发展是相当不顺利，但也可以说是相当顺利了。此话怎讲？丁珰的爷爷丁不三出现了。丁不三武功高强，却看不上狗杂种的朴实木讷，但自己孙女非他不嫁，丁不三于是起了杀心，千方百计要棒打这对鸳鸯。所以说，这两人的感情进展并不顺利。可是，机智的读者早已发现，此事之中必有蹊跷。这种套路好像在哪见过，江湖中的情侣哪一对不是打成的，郭靖和黄蓉，杨过和小龙女，不都是越打越恩爱。与其说丁不三是来搞事情的，不如说是来助攻的僚机。果不其然，这个傻孙女婿没打跑，反倒折了自己玄冰碧火酒：

针对东北地区多年未发生大洪水，一些地方干部群众抗洪抢险经验不足、技术力量薄弱的情况，国家防总先后派出36个工作组、专家组赶赴一线指导，直到退至警戒水位后才全部撤回。国家防总商财政部安排三省（自治区）特大防汛经费5.67亿元；从全国19个中央物资储备仓库和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7家生产企业，向三省（自治区）紧急调运了价值1.08亿元的抗洪抢险物资。

三、贪商假名：伪使的性质

伪使是一种冒用他方名义，遣使主体与使用名号相分离的现象。日本学者最初在中世日朝关系史领域使用该词，指14世纪末至16世纪后期，由于朝鲜王朝政府禁止两国民间商贸，并限制官方往来，日本对马岛主和博多商人冒用他方名义，甚至是虚构人物的名义，增加与朝鲜往来频次，扩大贸易利益的现象。*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田中健夫、中村荣孝、田村洋幸等学者已发现，14世纪末至16世纪后期，日本与朝鲜交往中存在一种伪使现象。八十年代以降，由于中世日本的“朝鲜观论争”和对马宗家旧藏伪文书制作印鉴的发现，伪使研究进入全盛时期。长节子和村井章介就伪使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机制作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现今伪使研究被置于“中世日本国家与地域关系史”视角下考察，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是桥本雄的《中世日本の国際関係：東アジア通交圏と偽使問題》(东京：吉川弘文馆，2005年)。之后桥本雄将这一用语移植到明代中日关系史领域，特指日本地方势力冒用“日本国王良怀”名义遣使的现象。*〔日〕桥本雄：《中世日本の国際関係：東アジア通交圏と偽使問題》一书第三章第四节的题目是“偽使問題としての「日本国王良懐」”，第126页。前文已经得出结论：所谓存在假托良怀名号遣使的现象，其实是实录错误记载带来的一种误解。不过，否定以往特定的伪使研究，并不代表彻底否定伪使现象存在。《设礼部问日本国将军》称庆有、如瑶是“贪商假名者”，即冒充官方使节从事贸易的民间商人，来自民间的遣使主体与官方名号相分离，合乎宽泛的伪使定义。

明朝和室町幕府认为，庆有、如瑶伪使事件的遣使主体是民间商人，那么这种民间商人具有何种历史形象？庆有和如瑶都是僧人，如瑶更是一名禅僧。* 《明实录》称“庆有僧”(《明太祖实录》卷131，“洪武十三年五月己未”，第2092页)，佐久间重男根据《日本一鉴》指出应作“僧庆有”(佐久间重男：《明初の日中関係をめぐる二、三の問題：対外政策を中心として》)。《设礼部问日本国将军》称“如瑶藏主”，藏主是禅寺僧职，说明如瑶是禅僧。据《筹海图编》载，如瑶入贡携带“前来人船花名”*郑若曾：《筹海图编》卷2，《倭国入贡事略》，李致忠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70页。，即如瑶持有先前入贡的庆有一行的花名册，庆有一行冒充官方使者，被明朝拘禁，安置于陕西、四川一带番寺，如瑶持花名册前来，显然是要讨回先前被扣留的人员，说明庆有和如瑶从属同一个遣使主体。《筹海图编》编纂于1560年代，距离如瑶入贡已有180年之久，记载真实性值得怀疑，但这条记载来自“南京礼部案”，这应指洪武朝定都南京时礼部的档案，因此上述记载具有较高可信度。如瑶一名的“如”是法讳的系字，日本曹洞宗宏智派的禅僧法讳系以“如”字者颇多，如少林如春、玉冈如金、起潜如龙、东林如春等。* 参看〔日〕玉村竹二：《五山禅僧伝集成》，各人条目，东京：思文阁，2003年。桥本雄认为如瑶是宏智派中人，这一派别主要活动在越前地区(今福井县)，与当地北朝武士斯波氏、朝仓氏关系深厚，因此如瑶可能是北朝派遣的使者。*〔日〕桥本雄：《中世日本の国際関係：東アジア通交圏と偽使問題》，第127页。其实宏智派不止活动于越前，在九州肥后地区也颇具势力，当地寿胜寺是他们的重要据点。

寿胜寺原位于肥后国宇土郡古保里庄(位于今熊本县宇土市)，开山是元朝东渡僧、宏智派祖师东明慧日，之后东明的弟子月篷圆见、东洲圆郢、别源圆旨相继担任该寺住持。日本康永二年(1343)，室町幕府献纳肥后国合志郡高樋保作为寺领，将该寺迁往当地，改称肥后安国寺。* 参见《肥后国寿胜寺志》，及井上正的论文《肥后国安国寺利生塔考》，《熊本史学》第42号，1973年6月，第61-72页。寺志见井上氏论文的附录。然而据《阿苏家文书》第152号《惠良惟澄申状案》载，至迟到日本正平十一年(1357)，寿胜寺原址所在的宇土郡古保里庄，和新寺领高樋保都被南朝占领。

凡朝敵補任之庄園、寺社奉寄之所々，皆以被改替畢。所謂天滿宫奉寄之肥前國曾袮崎庄被闕所訖，高良山寄進之地肥後国古保里庄同前；宇土壹岐守拜領之安國寺(本名号佐野寺)，所同國高樋保(号久米)被没收畢。* 《大日本古文書·家わけ》第13册，东京：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1932年，第278-283页。

笔者译：凡是朝敌(幕府)补任的庄园庄官、地头，及赠予寺社的土地，已全部更替。其中赠予天满宫的肥前国曾袮崎庄、赠予高良山的肥后国古保里庄已没收毕，〔暂未颁赐〕；先前赐予宇土壹岐守安国寺寺领肥后国高樋保已没收毕。

惠良惟澄出身阿苏氏分家，属南朝武士，其申状案作于日本正平十一年(1357)。据申状案，高樋保还曾一度赐与宇土道光(宇土壹岐守)，此时不知何故被没收。宇土道光出身菊池氏庶族，与本家同为良怀的重要支持者。* 正平二年(1347)，良怀离开萨摩的谷山城，在宇土道光领内的宇土津登陆，前往肥后菊池郡隈部山城，接受菊池武光保护，宇土道光负责居中联络。参见〔日〕杉本尚雄：《菊池氏三代》，第132、181页。概言之，寿胜寺最初受幕府保护，而随着良怀势力在九州扩展，最终被置于南朝控制下。据菊池氏的家谱《菊池家代々記録》，如瑶与南朝也有密切关系：

这里将工序也分为质检类和非质检类，分别用QualityProcedure和UnQualityProcedure表示为

武光の嫡子(菊池武政)親王の命を奉し、應安四年、如瑤藏主を大明に遣ける。趙秩と云ものを日本に遣ぬれハ、是をとゞめ、懷良親王に謁せしめて歸す。* 《菊池家代々記録》，《大日本史料》第六编第40册，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第573页。

笔者译：菊池武政奉怀良亲王之命，于应安四年遣如瑶藏主出使大明，先前来日的赵秩谒见怀良毕，与如瑶同行归国。

选择进行高压氧治疗时应注意：(1)要掌握高压氧治疗的适应征和禁忌征；(2)应用高压氧治疗应在术后次日，患者生命体征平稳的情况下进行，不可强行治疗；(3)使用高压氧治疗也无法保证较大的血肿上的皮片成活，因此彻底止血是手术成功的关键；(4)术区应妥善制动，足部植皮应担架抬入，防止创伤基底面再出血；(5)幼儿使用高压氧治疗前开始应单独开舱，最高压力升为0.16 MPa，待3～4次适应后，再采用成人压力进行治疗。

由此可知，洪武四年，如瑶曾奉良怀和菊池武政之命，随赵秩出使明朝。综合上述四点信息：(1)如瑶可能属于宏智派；(2)寿胜寺是宏智派在九州的重要据点；(3)该寺一度处于南朝控制下；(4)如瑶充任良怀的遣明使，可以推测如瑶很可能是寿胜寺的禅僧，与之同属一个遣使主体的庆有同样如此。

庆有、如瑶与南朝关系密切，并不代表二人是南朝的官方使节。目前能够确认由良怀派遣的使者是首次入贡的僧人祖来，洪武十二年入贡的刘宗秩、尤虔至少经良怀认可，这两次遣使的共同特点是使者携带表文。奉表入贡是已知良怀遣使的常规形态，也是官方使节的特征* 洪武七年，暹罗贡使称遭风覆舟，收拾剩余方物来献，朱元璋“怪其无表状，诡言舟覆而方物乃有存者，疑必番商也，命却之”(《明太祖实录》卷88，“洪武七年三月癸巳”，第1564页)。，但庆有、如瑶都没有携带表文，不符合良怀遣使的先例，也不符合官方使节的特点。庆有与如瑶出使期间，南朝在九州的根据地——隈部山城正遭受幕府军围攻，当时南朝的领导者良成亲王和菊池武朝* 当时良怀亲王已卸任征西将军，由南朝后村上天皇之子良成亲王继任；菊池氏两代家督武光和武政皆已身没，武政之子武朝继任家督。参看〔日〕杉本尚雄：《菊池氏三代》，第277-281页；〔日〕森茂晓：《皇子たちの南北朝：後醍醐天皇の分身》，第192-193页。皆身陷围城之中，日本永德元年(1381)，即如瑶入贡当年，隈部山城陷落。*〔日〕松本寿三郎等编：《熊本県の歴史》，东京：山川出版社，2012年，第125页。戎马倥偬命悬一线之际，南朝大概没有遣使的余裕。

明朝史料将庆有、如瑶视作民间商人，很可能得其实情。宋元时代，渡海求法成为日本禅宗界的一股风潮。* 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参看〔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禅僧基本搭乘商船前往大陆，因此与海商结成亲密关系，最著名的例子要数日僧圆尔与宋海商谢国明之间的交际。*谢国明是宋朝海商，居住博多，创立承天寺，邀请圆尔担任开山。圆尔拜师于径山寺无隐师范，径山寺火后重建，谢国明接受圆尔委托，向径山寺输送巨木。参看〔日〕榎本涉：《僧侶海商たちの東シナ海》，东京：讲谈社，2010年，第157页。据《明太祖实录》载，明初日本僧人与海商之间的联系依然存续。* 洪武九年，日本人滕八郎至南京行商，“以其国高宫山僧灵枢所附马二匹来贡”(《明太祖实录》卷106，洪武九年五月壬午，第1767页)。14世纪以降，寺院僧人自身也开始利用信众捐赠的祠堂钱从事海外贸易和金融业，所得资金用于寺庙兴修和宗教活动。* 〔日〕岩波讲座：《日本通史》，第9卷，东京：岩波书店，1994年，第234-235页。禅僧可能凭借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熟稔，代替同行商人与大陆王朝交涉，也可能代表寺院独立从事贸易。如瑶所属的宏智派是大陆关系尤其密切的禅宗教团，祖师东明慧日原本是元朝东渡日本的僧人，门第别源圆旨、少林如春皆有渡海入元的经历。汉文读写能力、航海经验、大陆知识等在宏智派内部积累传承。寿胜寺的地理位置也与海外贸易息息相关。原址所在的宇土郡位于岛原湾南侧，面向有明海，拥有名为宇土津的港口，岛原湾的北侧则坐落着当时著名的对外贸易港——高濑津。根据桥本雄的研究，中日之间的传统航路原本是横跨东海、连接宁波与博多的大洋路。但14世纪中叶，大洋路两端都爆发大规模动乱，宁波一侧受方国珍之乱影响，博多一侧受九州观应扰乱冲击，航海安全遭受严重威胁，大洋路一时中断。取而代之的是一条由高濑津出发，沿九州西海岸南下，经萨摩和琉球群岛，抵达福州的新航路。*〔日〕桥本雄：《中世日本の国際関係：東アジア通交圏と偽使問題》，第122-125页；〔日〕榎本涉：《東アジア海域と日中交流》，东京：吉川弘文馆，2007年，第189-192页。宇土津和寿胜寺恰巧位于这条航路沿线，依托港口和寺院生活的人群具有从事海外贸易的便利条件。如瑶很可能从宏智派教学中汲取大陆知识，养成汉文读写能力，又代表寿胜寺在新航路上多次往返贸易，积累了丰富的贸易和航海经验，作为禅僧兼民间海商，长于交涉又精通贸易，于是被南朝看中，任命其充任官方使节出使明朝。

庆有、如瑶自有独立的贸易活动，充任官方使节不过是临时差遣，然而洪武七年明朝实行全面海禁* 关于全面海禁的开始时间，有不同说法，比较合理的是始于洪武七年，以裁撤三市舶司为标志，参看〔日〕檀上宽：《明代海禁·朝貢システムと華夷秩序》，京都：京都大学出版会，2013年，第139页。而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九年，日本人滕八郎行商至京师(《明太祖实录》卷106，“洪武九年五月壬午”，第1767页)，似乎表示当时仍有民间贸易存在，不过滕八郎很可能凭借朱元璋与日僧灵枢之间的私人关系方能从事贸易，在当时是一件很特殊事例。，取缔民间海外贸易，宋元以来活跃在东海上的民间海商的生存空间受挤压。不过，原本繁荣的民间贸易不可能因海禁令甫一颁布便戛然而止，必然经历一个逐步消亡过程。为维系日渐式微的民间贸易，贸易形式和民间商人形象发生转变。一种转型是回避新的海禁体制，即转型为走私贸易和走私商，又在逃避官军追剿过程中日趋暴力化，成为倭寇和海盗；* 洪武元年爆发的兰秀山之乱也可视作从事海上贸易的民间商人对国家控制海洋的反抗，参看〔日〕藤田明良：《「蘭秀山の乱」と東アジアの海域世界》，载《歷史学研究》，1997年总第698期，第22-33页。另一种转型是冒充官方使节，投机性地迎合新体制，庆有和如瑶正是转型成伪使的代表。与之相仿的事例，还有同时期爪哇和占城等东南亚国家的朝贡使团“内带行商”。

他冒出了一身冷汗。自那日之后，他再未见过无名，而此刻梦中无名的出现，让他开始有一种感觉，他觉得无名在监视着自己，并闯入了自己的意识中。

通过本节论述，庆有、如瑶的历史形象逐渐清晰，他们是代表寺院从事海外贸易的僧人，实质上是民间海商。凭借自身经验和能力，他们一度承担外交使命，却又在明朝海禁体制背景下不得不冒充官方使节。庆有、如瑶伪使事件其实反映了元明易代后东亚海域环境开始由自由状态进入国家控制。

结 语

本文研究了“日本国王良怀”名号的产生机制和背后的遣使主体。《明太祖实录》中屡屡见到的“日本国王良怀”名号实际上是实录修纂者不了解日本国情，又亟于弥合原始资料与“太祖旨意”(其实是一种误读)之间差距的结果。以往研究者注意到名号与背后的遣使主体不一致，但忽略了名号“泛滥”其实缘于实录修纂者的失误，而非明朝僵化的对日外交政策所致，可谓是基于实录错误记载的另一重误读。

诏谕、咨文等原始资料已经透露出洪武十三年、十四年入贡的庆有、如瑶其实是假扮使者的商人。本文推断二人是九州肥后地区寿胜寺的禅僧，他们独立从事海外贸易，实质是民间商人。凭借较高的语言能力和贸易、航海经验，他们也一度充任日本南朝的官方使者。洪武七年以降，明朝实行全面海禁，民间商人的生存空间受挤压，不得不转型，伪使便是转型方式之一。庆有、如瑶两个在历史上似乎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连同他们的事迹，尽管长期被粗糙的历史记载和纷繁的研究著述遮蔽，却足以反映出元末明初东亚海域自由时代终结，开始进入国家控制海洋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