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朱棣取得帝位之后，顺天府成为皇帝驻陛之所，之后几经反复，最终成为明朝正式的京师。在明代许多时期北京城外不远处的居庸关八达岭之地，所谓“塞北”，就已经算是北部边疆。唐人韩愈的《送董邵南序》开篇第一句即：“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宋人苏轼也称：“幽燕之地，自古多豪杰”而到了晚明谢肇淛《五杂俎》所述：“长安有谚曰：天无时不风，地无处不尘，物无所不有，人无所不为。”这里的“长安”指的就是当时的北京。又云：“今因帝都所在，……不知当时慷慨悲歌游使之士，今皆安在？陵谷之变，良不虚也。”从华夏地域意识考虑，一个纯粹的边疆文化区域，在成为京师之后，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基调是如何融合的。京师文化叙述与边疆文化形象之间的张力是北直隶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

一、北直隶与京师

明代的全国政区划分，一般称为“两京十三省”。这里所谓“两京”一般涵盖了南北两直隶。明成祖于永乐年间迁都之后，设北京顺天府为京师，南京应天府改为“留都”。成祖时期，因北平为其龙兴之地，登基后不久就开始准备迁移京师。于永乐十九年正月改北京为京师。罢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直隶后军都督府，罢北京行部，直隶六部。虽然洪熙年间明仁宗又将北京改称行在，并延续至正统年间，尚有还都南京之意。直到明英宗正统六年再次确定北京为京师，罢称行在，终于确定了北京的京师地位。

那么北直隶与京师的关系又如何呢？

“从两京十三省”一语来看，似乎可以将京师直接等同于北直隶或者南直隶。据《春秋公羊传》曰：“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1]。一般来讲，天子所定正式国都才可以称为京师。而从明正德九年（1514）之后，北直隶地区共领有八府，二直隶州，十七散州，一百一十六县，这一数目至明末未变[2]。其范围，北临燕山南濒黄河。明代北直隶与清代不同，没有直隶总督的设置，而是直属于中央六部。崔溥《漂海录》：“北京畿內，有顺天府等十一府，亦有所属州县”。从这个意义上，可以将北直隶地区视为最广义上的京师。

那么如何将顺天府视为京师呢？由前所述，明代未设有直隶总督。南北两直隶全部直辖于中央各部。明代的顺天府含现今河北省部分地区及北京、天津大部，在当时共领五州十九县，地域范围广大，从北部的遵化、平谷直到南部的文安、大城。顺天府名为朱棣取得帝位后所改，这与应天府的设置相类似，均为京师级别的建置。从中间层次的意义上，将顺天府视为京师也不无道理。顾祖禹称此府“关山险峻，川泽流通。据天下之脊，控夷夏之防”[3]（《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这一地区自古就非常重要。从行政建制上考虑，在稍狭义的基础上，可以将顺天府视为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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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历代王朝的惯例及当时士人的观感来看，一般而言，京师只是指天子所居之都城及其附近地区。据明代的直隶舆图，京师总是位于顺天府的中间，可以这样理解为京师设于顺天府辖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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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北直隶之寒的描写，非始于明。在唐代，贯休就曾写诗表现燕地之寒：“蓟门寒到骨，战碛雁相悲。”（《全唐诗》卷833）而在天宝九年（750）秋，当时任河南封丘县尉的高适送兵到驻在妫川（今河北怀来）城的清夷军，返回途中入居庸关时所作的《使青夷军入居庸三首》里面写道：“溪冷泉声苦，山空木叶干。莫言关塞极，云雪尚漫漫。”（《全唐诗》卷214）唐代诗篇描写幽州的苦寒气象与明人不同，虽然也有官小而卑，白首堪怜之感，底子里还是受到战争威胁下的边塞劳苦印象。

明代文人描写的苦寒，已经不只是边疆苦寒羁旅之感，更多的是表现京城苦闷，仕途蹉跎之惑。袁宏道的另一诗篇《崇国寺踏月》里写道：“踏月遍九衢，无此一方白。寺僧尽掩扉，避月如避客。……霜吹透体寒，天街断行迹。惜哉清冷光，长夜吹沙碛。”虽然也有唐人边塞诗常有的长夜、沙碛等意象，该诗已经不是描写战争阴云下的边愁景象，而是仕途蹉跎下的京愁印象，如九衢、天街之类，同时“避月如避客”一语也写出明代京师的月色已经不同于唐代幽州的月色，对于月色的心态已经改变了，那么对于成为京城的旧日幽州的态度自然就可想而知了。仕途之愁不可久，稍一展眉就表现于袁宏道的另一作品《满井游记》中，诗人虽说“燕地寒”，“余寒犹厉。冻风时作，作则飞沙走砾，”然游兴终不可无，遂于“廿二天稍和，偕数友出东直，至满井”，沿途所见“高柳夹提，土膏微润，一望空阔”、“于时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风景如此，终不能“以游堕事”，这表现的已经不是边地之寒，而是京城卑微之官的愁绪[5]。

二、北直隶的京师印象

京师自设于顺天府之后，此地衣冠文物为之一变，然而北直隶的气候一如旧时。弘治年间朝鲜人崔溥因海难漂海来华，在所作《漂海录》里曾谈到：“其民风土俗皆袭胡风。今大明一洗旧染之污，使左衽之区为衣冠之俗。朝廷文物之盛有可观焉……其城中之所需，皆自南京及苏杭而来”[7]。除了海外的视角，在到过北京的南人视线里，此地也是非常不宜居。《长安客话》载金陵陈大声嘲北地巷曲曰：门前一阵骡车过，灰扬；哪里有踏花归去马蹄香。（《长安客话》卷二引文）屠隆曾抱怨说：“燕市带面衣，骑黄马，风起飞尘满衢陌，归来下马，两鼻孔黑如烟突”。(《在京与友人书》)袁宏道也谈到“京师风霾时作，空窗净几之上，每一吹号，飞埃寸余”。在北京居住过的南方文人，对这种天气颇为不适。

主要分布于宝清县至大架山一带和尖山乡至八五三农场六分场一带，顶板埋深36.08～127.37m，含水层岩性为泥质粉细砂岩等，地下水具有承压性，承压水头在18.36～125.08 m之间。在宝清县至大架山一带，单井涌水量为140～950 m3/d，在尖山乡至八五三农场六分场一带，岩性为细砂岩、泥质砂岩，单井涌水量仅为3.17～52.89 m3/d，水质良好。

在今北京城地区，自辽开泰元年（1012）起，析津县（金改名大兴县）和宛平县即为京城附廓县，直至民国初。明朝时，北京城东西分属大兴县与宛平县。如果将京师概念落实，从最狭义的角度考虑，可以将这两县辖境所在的北京城视为京师所在。明人邹缉有诗《卢沟桥》云：“北趋禁阙神京近，南去征车客路长”[4]。此诗歌咏卢沟桥，对于南来北往的行人而言，往北过了这座桥就是名符其实的京城所在，天子所居，这间接地表明了在一般南北行人的观感里的京城概念。明永乐以后，京师设于北直隶境内，那么北直隶的文化自然就包含着京师的文化。北直隶文化、风气的另一源头是因其地近边疆，北面是燕山和长城，自古就是分隔农耕与游牧文化的界线所在。而明朝中央政府庞大的官员群体和驻军长期定居北直隶，由此而来的京师和京畿文化风气长期熏染着这一地区。

明代文人对于北京多有记述。这些记述表现的第一印象多偏于描写北京的恶劣气候。万历二十七年（1599），袁宏道任京兆教官，穷官低微，兴致冷落。有封信通过表现花朝之夕踏月崇国寺，描绘春寒料峭，透露出作者冷落的心情。其中写到“一春寒甚，西直门外，柳尚无萌蘖。”他在闲步“东直道上”感到“冷光与月相磨，寒风酸骨”，最终叹曰“京师之春如此，穷官之兴可知也”[5]。让人感到了初春京城周边的萧条景象，恰与作者自况的“穷官”心境相合，

幽州的民风本来由边疆文化主导如“风气悍劲，其人尚斗不勤本业”。在成为帝都后则“万国梯航鳞次毕集，然市肆贸迁皆四远之货，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士人则游手度日，苟且延生而已。”不得不让时人感慨“不知当时慷慨悲歌游侠之士，今皆安在？陵谷之变，良不虚也。”谢肇淛在《五杂俎》里写到“燕云只有四种人多：奄竖多于缙绅，妇女多于男子，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至于市陌之风尘，轮蹄之纷糅，奸盗之丛错，驵侩之出没，盖尽人间不美之俗、不良之辈而京师皆有之”[7]，边疆轻生重死的风气与京城奔走射利的追求相染杂成了北直隶地区民间文化的基础色调。

三、北直隶的边疆印象

北直隶地区虽有京师之设，然其靠近北边沙漠，气候寒冷，风沙严重。明人虽然号称“今燕山寒暑气候与江南差无大异，且以边场戎马之地一旦变为冠裳礼乐之会，固宜天地之气亦随之变更耳。”也许京师的设置能够给人以心理上的安慰，但这无减于寒冷与风沙。自元至明，风沙侵袭一直是北直隶地区的一个严重问题。元人熊梦祥《析津志》曰：“幽燕沙漠之地，风起，则沙尘障天。显宦有鬼眼睛者，以魫为之，嵌于眼上。”这里的“鬼眼睛”应该是指眼罩之类。而据清人汪启淑的《水曹清暇录》说：北京“正阳门前多卖眼罩，轻纱为之，盖以蔽烈日风沙。胜国旧例，迁客辞阙时，以眼纱蒙面”。“胜国”一词在清朝的语境里是指前明，表明此时戴眼纱已经成为一种旧有习惯了。北京街道上的情景，正如明代文人王世贞有诗云：“短短一尺绢，占断长安色。如何眼底人，对面不相识？”[7]这首诗里的“长安”指的就是北京，“占断长安色”是说：放眼望去，北京城里全是戴着眼纱的人。明代文人中，不只是王世贞，徐渭也有诗句“长安街上尘如烟，葛布眼眼风难度”。（《沈刑部善梅花却付纸三丈索我杂画》）[8]可见当时北京人出门戴眼纱已经成为不得不为的习俗了。

四、结语

自天福三年（938），后晋将燕云割让给契丹开始，中原北部屏障尽失。继后周而起的北宋君臣对此念念不忘。开宝九年（976），群臣请给宋太祖上尊号曰“一统太平”。而宋太祖回复道“燕、晋未复，遽可谓一统太平乎？”终不许。丧失燕云十六州,不仅使得中原王朝的北疆门户大开，还使得此地的百姓为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所用，往往沦为其南下中原的助力，燕地遗民的心态渐至变化。至明太祖朱元璋一扫胡尘，克复北疆，收复燕云，这一态势才得以逆转。谢肇淛论之“以我国家之势论之，不得不都燕，……彼且自以为故物矣，一旦还之中国，彼肯甘心而已耶。”明成祖建都顺天府直隶河北，

在事实上，使得京师与边疆合一。这一措施固然使得北直隶大部分地区免于战火之苦，但京师由此缺少足够的战略纵深，也是导致甲申之变的原因之一。自辽金都燕，元明继之，北直隶地区由中央帝国的北边边疆变成了帝国的统治中枢。此地的民风从塞北边疆文化占主导逐渐演变成了边疆文化与京师、京畿文化兼而有之的文化体系，此后文人的作品，在涉及这个方面的时候往往各有侧重。北直隶地区寒冷与风沙的气候自古没有变化，面对这种寒冷与风沙的文人的心境却悄然变化，逐渐地由边地的严寒风霜与金戈铁马变为了京师官场里的落寞失意与冷暖自知。

1.5.3 PCR法特异性试验 采用上述反应体系和条件，以华支睾吸虫囊蚴DNA为阳性对照，检测并殖吸虫囊蚴DNA、日本血吸虫DNA、牛带绦虫DNA、猪带绦虫DNA、刚地弓形虫DNA、隐孢子虫DNA、蓝氏贾第鞭毛虫DNA、溶组织内阿米巴DNA和蛔虫DNA，以双蒸水为模板做空白对照，进行PCR反应观察交叉反应。

参考文献：

[1]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郭红,靳润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3]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55.

[4]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5]明.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6]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评注[M].北京:线装书局, 2002.[7]引自:杨琳.《金瓶梅》民俗摭谈[J].文学与文化, 2012（1）:19－27.

[8]明.徐渭.徐渭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