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时代背景

1.1 儿童权益渐被主张

在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漫长的延续过程中，各种封建势力严重制约着儿童的生存和发展。

清末，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在由外而内、由上而下的多方面压力推动下，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维护封建统治，清政府被迫改革，实施“新政”，这其中也包含制定和颁布关于儿童的诸项法律等措施[1]。1903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章程》，明确了蒙养院及家庭教育为儿童教育的主要途径。1904年3月1日，武昌幼稚园正式开学，这是目前所知的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所幼儿园，标志着中国现代幼儿教育的开端[2]，可以窥见儿童权益渐被认识。

辛亥革命胜利后，1912年成立了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中华民国。民国初年政府设立社会教育司，制定并实施新的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实施教育改革。在辛亥革命胜利后最初的几年，学校的数量有了较快的增加。根据1915年的统计，小学校有106 655所，比1911年增加约二倍[3]，越来越多的儿童可以接受教育。

4.4.1 载物台卡死 有些显微镜的高倍物镜等焦处理不过关，导致在低倍镜下看清物像转换到高倍镜时，高倍镜与载玻片相碰，无法使用高倍镜[3]。解决方法：打开粗调节螺旋，将载物台上升到最高处，重新拧紧。

伴随着各类教育改革措施的落实及教育理论的发展，受当时西方教育家对儿童权益主张的影响，我国近代社会逐渐形成并实施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例如，卢梭的教育思想传入中国，他认为，教育的对象，是儿童本身，不是学科；是现在的生活，不是来世的生活；是理性的发展，不是记忆的填注[4]。杜威的“儿童中心论”传入中国并产生影响，认为儿童是教育的出发点，教育要尊重儿童的天性，依照儿童的兴趣组织各种活动，促进儿童的发展[5]。

1971年，Cattrall[2]首次直接将含有难溶盐的聚合物涂覆于铂丝表面，取消内充液制备了全固态离子选择性电极(ASS-ISEs)。1997年，Pretsch等[3]进一步提出了离子通量的问题，推动了全固态电位传感技术的研究。全固态离子选择性电极不含内充液，有效避免了离子通量对电极膜层的影响，具有检测限低，易于微型化设计等优点。在最近十余年中，全固态电位传感技术得到快速的发展，目前已在环境现场检测[4]、农药残留快速检测[5]、疾病自诊断[6]和可穿戴设备[7]等方面已展示了它的优越性。因此，本文对近十余年中全固态电位传感技术的发展状况做一简单介绍。

1.2 公共图书馆萌芽发展

与儿童本位的教育思潮几乎同时，鸦片战争以后受西学传播的影响，西方许多近代文化教育机构与设施纷纷在中国涌现。

如今，新家是有了，我和老伴的关系却没有任何改善。老姐姐说得对，我们原本不是一路人，硬在一起过了这么多年，也是难为了彼此。

戊戌变法前后，许多有识之士便已提出办“书阁”和“开藏书”的主张。例如郑观应早在1892年的撰文《盛世危言》中既有“藏书”一文，他主张政府应当尽快分饬各地分设书院，“购中外有用之书藏贮其中，派员专管”。1896年刑部侍郎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奏折》，是最早的政府官员以奏折形式主张开办“藏书楼”，主张在学校外设立“藏书楼”为“好学之士”、贫寒之人提供读书的场所。此后各地纷纷开办“藏书楼”，并广购图书、仪器等。与此同时，欧美及日本各国广设“图书馆”的做法也开始在各种报刊及翻译的书籍中被介绍进来。此时期出现的“藏书楼”及“藏书院”等是由古代的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过渡的产物。

补偿来源：电厂和用户分担的模式，其中电厂限于在市场竞争中占据资源和政策优势的电厂，例如优先发电厂。分担的方式可以根据优先发电厂的承受能力确定补贴金额，剩余部分由用户根据枯水期电量承担。

VaR在国外已经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和大量的实证分析，并被投资者、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及市场监管机构广泛使用。目前主流的分析方法是基于 ARCH 模型族的VaR计算。这主要是由于在描述金融市场资产收益的波动性方面，ARCH 模型族有着十分出色的表现，能够更好地模拟出收益率的波动性特征，由此计算出来的VaR值能更真实地反映出金融风险。常用的VaR方法有GARCH模型、移动平均法和隐含波动率法。[1]本文将采用GARCH 模型来计算创业板股票收益率的VaR值。

为了培养儿童读书习惯，民国时期的公共图书馆儿童阅览服务多采用开架阅览的方式，不制定过多的规则，免除繁杂的借阅手续，强调自由阅览，使用书的人随便到书架边翻阅书籍。例如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1927年4月，陈其可主持馆务工作，增设儿童阅览室，其儿童阅览规则明确“本部陈列图书阅览时得自由取阅……”[20]；山东省立图书馆儿童阅览室陈列各种儿童读物，开架分类陈设；陕西省立第一儿童图书馆，儿童阅览室称为第二阅览室，采用开架式服务，并由馆员指导阅览事宜。

到了民国初年，图书馆由政府设立的社会教育司管理。1912年由教育部颁布的《官职令》《教育部官制》《教育部分科规程》中，“图书馆事项”与“通俗图书馆事项”均由教育司执掌管理，图书馆在行政上已经完全纳入社会教育的范畴。1915年10月23日，教育部颁布了《通俗图书馆规程》11条和《图书馆规程》14条，明确了图书馆的机构设置、管辖及运行等方面的内容[8]。

养殖户在养殖中应该密切观察牛的活动情况、身体状况以及精神状态等，若发现疑似结核病的牛，需要立即进行隔离治疗，向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报告疫情。该部门确认疫情后根据《动物疫情报告管理办法》及时上报后安排专业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并进行实验室诊断。

通过这一阶段的过渡和发展，国民逐渐认识到图书馆是开启民智之机构，认为图书馆是开通民智、补助政教为前提，并以此为基础，进入到图书馆是教育之直接机关的认识层面，认为图书馆与学校是相辅相成的关系[9]。

1.3 儿童阅读与阅读推广从零起步

近代，我国公共图书馆初创时期，并未包含对儿童阅读及阅读推广的相关内容设计。1902年，浙江绍兴乡绅徐树兰创办中国最早的开放性图书馆——古越藏书楼，于1903年对外开放，《古越藏书楼章程》其虽未说明对读者年龄的限制，从其阅书规程来看，种种措施并不包含、涉及儿童作为使用对象的内容。湖南省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在其章程中明确规定，“凡阅览图书者，必须年龄在十二岁以上者，方得取券入馆”[10]，早期的图书馆对用户的年龄有所限制。

1908年，罗振玉撰写《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并附《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摺》，其第一条明确“图书馆之设，所以保存国粹，造就通才，以备硕学专家研究学艺、学生士人检阅考证之用”，第五条明确“图书馆应设藏书室、阅书室、办事室”，从其服务对象和组织机构设置来看，未包含儿童阅读相关业务工作[11]。

图书流通处也是近代公共图书馆设立图书流通的事业之一。流通处的图书由公共图书馆供给，委托相关机关管理。江西省立南昌图书馆，设立图书流通处十处，其中多处位于学校附近，如私立西山小学(第二图书流通处)，建声心传小学(第五图书流通处)等。同时，为适应集合训练临时处所的需要，更好的满足儿童的阅读需求，该馆还设立多处临时图书流通处。上海市立图书馆除分馆以外，设立多处图书流通处站，其中第四流通站便位于闸北宝山路宝山小学附近，以便于更好的服务小学生。

民国时期各公共图书馆为启迪民智，普及儿童阅读，纷纷采取了形式多样的阅读推广方式，吸引了很多儿童读者参与。儿童阅读活动离不开阅读推广，阅读推广离不开宣传，民国时期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宣传的方式有广告、标语、宣传小册子等，具体途径有读书会、讲演会等。

此模块将正常的人体组织器官三维模型与病变模型对比，让用户更直观地感受到病变部位与正常组织器官的区别，对用户了解病变过程和治疗过程有极大的帮助。

进入民国后，越来越多的学者表示出对儿童阅读工作的关切。“儿童图书馆是一件最新的事业。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一切事业都要从儿童方面着手，所以图书馆也要顺着这个潮流，注意儿童图书馆的设立。”[14]同时，公共图书馆也开始关注儿童业务工作，增设儿童阅览室等部门设置，推出儿童阅读服务。1914年京师图书馆增设儿童阅览室，随后，浙江、江西、安徽等地省立图书馆相继设立了儿童阅览室。1917年10月12日，直隶省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创办了最早的儿童图书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吉林、上海等地也先后设立了儿童图书馆。

随着各地儿童图书馆或者儿童阅览室的设立，儿童阅读服务与阅读推广从零起步，渐入正轨。

2 馆内儿童阅读服务基础：阅览服务

馆内阅览服务是公共图书馆的基础服务之一，馆内阅览服务是指在馆内为用户提供的阅览服务。馆内阅览服务是相对于馆外而言的，馆外阅览需要公共图书馆提供更多的复本，同时流通周期也会对文献使用产生一定的影响，而馆内阅览则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馆外阅览带来的问题[15]。

民国时期，在图书馆发达的地方，每个图书馆都有专供儿童使用的阅览室。刘国钧在《儿童图书馆和儿童文学》一文中论述了儿童图书馆的作用和重要性，认为儿童图书馆是国民教育不可缺少的利器[16]。公共图书馆开展儿童阅读工作的主要阵地是儿童阅览室。在李小缘所著的《全国图书馆计划书》中，第五章公共图书馆第四节举办事业中，明确公共图书馆各馆皆须附设儿童部[17]。

就大多数公共图书馆而言，儿童阅览室是单独设置的，例如山东省立图书馆设有普通图书阅览室、参考阅览室、儿童阅览室和孙中山纪念室等四个阅览室。儿童阅览室和其它阅览室具有同等地位。因此，为顺利开展服务，作为儿童阅读服务工作馆内主要阵地的儿童阅览室需要重视基础设施、相关服务开展等方面。

2.1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是公共图书馆开展儿童阅读服务的重要保障。

最足以供家庭参考引起儿童兴味的莫过于家庭文库。当时有儿童的家庭一般都有自己的家庭文库，与公共图书馆的家庭文库区别在于图书来源不同。公共图书馆办理家庭文库，应先从调查住户情形入手，儿童家庭文库是公共图书馆设立于家庭中为儿童所用图书的一种业务，可以参考十五至二十个儿童轮流阅读，如果需要，公共图书馆还可以派人指导这些家庭及儿童阅读方法，解决阅读中的疑问，从而引起、培养儿童阅读兴趣[23]。公共图书馆家庭文库的设置是图书馆对家庭教育辅助作用的体现。民国时期不少公共图书馆设立家庭文库，例如天津市立第一通俗图书馆。

论设备方面，刘国钧在其《儿童图书馆和儿童文学》一文中描述了儿童阅读服务所要求的合法设备，桌子和椅子总要矮小轻便，合于儿童卫生。书架也要矮，便于普通长度的儿童自由取书。空气要新鲜，光线要充足，点缀要优美，不但要适合儿童的心理，而且还要营造美感，使得处在中间的人不由得不受到美的感化[18]。另外，诸如报桌要倾斜45度，以保护儿童视力；桌角、书架角要用圆形为好，以防误伤儿童；天花板宜用白色，墙壁用淡黄色，这样不易使日光反射，书架上悬挂精美的卡片，阅览桌上放置鲜花等[19]。

论设置方面，儿童阅览室内宜别为不同处室，一为阅览处，二为特别研究处，三为讲故事室[19]。例如国立中央图书馆设立儿童阅览室，专供儿童阅书使用。儿童阅览室和设备、图书的供应，事事合乎标准。

2.2 开架阅览服务

在时代潮流冲击下，清政府被迫决定在北京和各省设立图书馆。中国近代由政府倡导设立的图书馆，始于“清学部为筹备立宪创办图书馆”。 1909年，清学部奏《分年等备事宜折》，计划颁布图书馆章程，并在京师开办图书馆。1910年颁布的《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成为我国近代由政府颁布的最早的图书馆章程[6]，海外学者称其为“我国图书馆事业重大创举”，盛赞其“立法精神”。1910年8月，京师图书馆成立，1912年8月正式开放。京师图书馆以及各省图书馆的相继建立，是我国图书馆历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7]。

在清政府“新政”的影响下，1902年，罗振玉奏请全国设立公共图书馆。1903年，浏阳雷贸才在常德城外吕祖庙设立常德图书馆。1904年4月，浙江海宁成立图书馆，8月，湖广总督张之洞设立湖北省立武昌图书馆，1905年以后，中国近代公共图书馆迎来发展的小高潮。1908年6月9日，直隶图书馆向公众开放；1909年，吉林、山东、陕西、云南、黑龙江、河南及江苏等省的图书馆创建、开放；1910年，广西图书馆创建[2]。1908-1910年之间，成立的省级及以上的公共图书馆达15所，加之自1903年以来向公众开放的古越藏书楼，至1910年，共有20所省级及以上公共图书馆成立。

2.3 儿童阅读指导

儿童读者因其自身的特点，儿童馆员的要求不同于成人，刘国钧指出，对于儿童管理员资格，第一要性情平和；第二要熟悉图书馆书籍内容；第三要知道心理学，尤其儿童心理学。说到管理员的责任，自然以选择书籍为最要，此外还要设法使不阅读的儿童来阅读。图书股员(馆内职员)逢庆祝日，宜予以此日相关之图书刺激儿童之兴味；或揭与此日相关之书于壁，与书关之图书目录揭示于柱。其成绩非常好[21]。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公共图书馆还特设指导儿童阅读的工作人员。例如上海市立图书馆的儿童阅览室为帮助儿童阅读书刊，专门设立了儿童阅读指导委员会。安徽省立图书馆的儿童阅读书报服务分室内和外借两种。室内阅读，则由该室管理员加以协助；如按照儿童学历高低，予以介绍适当可读的书报，并指导其阅读，解释疑问，以增进儿童阅读效果。江西省立南昌图书馆儿童阅览室分高级和低级两个阅览室，并派有女职员指导。

3 馆外儿童阅读服务保障：图书流通

中国近代之所以强调图书流通，其必要性与中国教育不能普及有莫深关联。教育贵族化；中国的书不太容易读，尤其在未提倡白话文之先中国出版物一味求其深而晦涩难懂；想要读书的人，读书机会少；图书馆设立不足以满足人们的阅读需求，况且图书馆应是辅助教育的机关，不是楠木式的书箱，也不是书本的保险库，图书馆的图书需要流通。

中国近代，图书流通的种类有分馆(或称支馆)、流通部(或称配给所)、出纳处(或称代办处、分贷所、借书所)、巡回文库、家庭文库、学级文库及流动文库等形式[22]。各种流通设施全视一馆人力、财力及各地方情形而举办之。其中分馆的设置与流通部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分馆由总馆派员管理，流通部委托某一机关管理，而出纳处则是陈列馆藏目录，并无图书寄存。不一一列举，略述实际业务工作中儿童阅读及阅读推广有实效之。

3.1 家庭文库

论儿童阅览室的面积和阅览座位，民国时期的儿童阅览室的设置不逊于其他阅览室的建设水平。如北平市第一普通图书馆的儿童阅览室有60个阅览座位，在其四个阅览室中居第二位。儿童阅览室的入口，宜另开入口为佳。

3.2 巡回文库

巡回文库者，以贷付图书为目的，递次输送图书于团体或个人，通常装以书箱，便于搬运，为图书馆事业之一。供给偏僻无图书馆设立之地，使人人获得读书之便利[24]。这一时期虽然专以儿童巡回书库命名的不多，但是分析公共图书馆巡回文库服务的形式和所至的地点，其中不乏是为儿童阅读及阅读推广服务的。例如，福建省立图书馆设立巡回文库多位于小学附近。台湾省图书馆设立巡回文库，其暂行办法明确巡回文库包含国民学校及中学校两组，国民学校方面书籍为小学生文库暨通俗平民基本丛书，中学方面为ABC丛书和自然科学小丛书。

3.3 图书流通处

尽管晚清时涌现的众多图书馆并未开展儿童阅读及阅读推广相关业务工作，但通过有识之士及学者对西方图书馆经验的介绍传播，为儿童阅读及阅读推广业务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还有别的原因么?校内几个人的模型是不同的,你该原谅他们,他们中有的实在是可怜——无聊而又无聊的。

4 儿童阅读推广

在藏书楼到图书馆的艰难过渡过程中，晚清知识分子及有识之士或撰文、或游说，对公共图书馆及儿童阅读服务推波助澜，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例如，绍兴乡绅徐树兰的“立文案”见证了这一过渡的开始。1909年，孙毓修入主商务印书馆图书馆涵芬楼，研修著作《图书馆》，被视为近代图书馆最早的一部专著，共分为建置、购书、收藏、分类、编目、管理及借阅七个部分业务工作，主张效仿欧美建立多层次多类型图书馆，除此之外，也论及儿童图书馆。而孙毓修本人也被誉为“中国童话开山祖师”[12]。同年，庄俞在《教育杂志》第一卷第一期的“教育琐谈”栏目内发表了《藏书楼与学堂之关联》一文，“该藏书楼第一年儿童阅读书籍超过31419册”。此外，蔡文森也于该年在《教育杂志》第一卷第八期发表《设立儿童图书馆办法》一文，论述设立儿童图书馆的必要性，介绍国外儿童图书馆的设立情况，并论及儿童图书馆的各项业务工作及管理办法等内容，被称为我国第一篇专门论述儿童图书馆的文章[13]。

4.1 读书会

读书会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供给参考书目及参考书，督促参与会员完成一定量的读书笔记，促进会员阅书、写作水平。民国时期多数公共图书馆成立了儿童读书会，例如安徽省立图书馆研究股负责组织读书会，并制定儿童读书会组织简章，明确读书会工作内容包含读书报告、演说练习、常识讲话等，组织时间为每星期一次，设导师二人至五人，由馆长聘请之。江西省立南昌图书馆设立了儿童阅读比赛，分三组进行，高年级(五、六年级)组比赛“讲解”和“评论”，中年级(三、四年级)组比赛“默写”和“故事”，低年级(一、二年级)组比赛“看图”和“智力”等[25]。

4.2 讲演会

讲演会是用讲演的形式，对主题进行宣贯，可以是口头表达，可以是播放电影的方式。民国时期不少公共图书馆每周或每旬举办一次讲演会，需要注意的事项包含，一是印发讲义内容，二是讲演的体系，尽量维持内容的连续性[26]。一些公共图书馆还利用当时风靡一时的媒体——电台作讲演会，例如在儿童节前夕，作相关节日、新书推介等形式的讲演会。

活动电影也是民国时期讲演会的形式之一。活动电影能够表现社会情状，比用文字说更其切实，尤其在儿童方面效果更明显。美国格里图书馆从一九一六年夏天起，每逢星期六日替市中儿童播放活动电影，家人可以一同观看，看毕后回到家庭可向儿童说明当日所演电影情节，引起儿童注意和共鸣，使儿童一方面乐于入馆阅读，一方面使儿童从电影里受相当教育[27]。后来多数图书馆借鉴之。辽宁省立图书馆设讲演厅，并制定使用管理章程，推广儿童阅读。

在这一届的评选中，李泛的纪实摄影获得评委们的一致赞赏。“当我眼睛的余光碰上这辑作品时，正好午后的阳光洒在上面，是不是独特的东西都会发光？”有评委如此评价。而摄影师李泛在作品自述中这样解说摄影和作品：“摄影是思想与技术的结合，是多年经验的瞬间展现，是在特定环境中产生的影像。”“好照片，好的背后，观者还能发现照片背后的故事。”“返璞归真，不用技术来引人注意，纯粹让拍摄的影像说话。”

4.3 展览会

公共图书馆以展览会的形式向儿童展示相关主题展品，是民国时期阅读推广的途径之一。例如山东省立图书馆1929年收集儿童读物，并做书展。1947年，上海市立图书馆在儿童阅览室开幕的同时，举办儿童读物展览会，陈列和展示上海所有书局出版的儿童读物。江西省立南昌图书馆也利用展览会推广阅读。

4.4 其他

此外，还有各种比赛性质的阅读推广活动，比如儿童演讲比赛、讲故事比赛、朗读比赛等，以激励阅读。浙江省市立儿童图书馆为鼓励儿童研究国学，于1929年10月举行了故事演讲比赛。

5 结语

民国时期受西方先进思想的启蒙和国内动荡局势的冲击，国人渐渐意识到儿童教育的重要性，随着新的文化理念传入中国，“启迪民智、普及社会教育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主题”。当时的图书馆把儿童阅读和阅读推广作为图书馆的主要业务工作，通过组织机构设置调整、培养儿童馆员等措施，结合馆内阅览及阅读指导，图书流通辅助支持，组织读书会、讲演会等促进推广，吸引了儿童参与阅读，培养兴趣，树立情怀。

民国时期的儿童阅读及阅读推广尽管受到时代背景环境的限制，存在一些问题，但从其所具有开创性、前瞻性举措来看，很多思路和精神仍值得我们去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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