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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家风的重要价值与现实启示

更新时间:2009-03-28

任弼时家风的渊源

家风是一种长期教化作用的结果,具有传承性、时代性、多样性、层次性等重要特征。白海燕在《2014—2015家风研究述评》(2016)中对家风的形成作了时间要求,认为“家风必须体现传承,非两三代不足以形成”。[1]笔者认为不必有如此量化的标准,在同一代之间产生并被家庭成员维系最终形成良好家庭氛围的,也能称之为家风的源头。任弼时身处新旧交替的时代大背景下,在开明尚学的家庭氛围中,锻造了自身独特的品质。

(一)浸染于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

20世纪初,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与束缚人心的部分已不能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先进的知识分子群体将目光转向崇尚自由与民主的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产生激烈碰撞,对当时的人们造成了强烈的冲击。

1904年,任弼时出生于湖南岳阳。这里弥漫着“正道直行,竭忠尽智”的爱国情怀,范仲淹为岳阳楼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旷古名句。传统的家国情怀影响了任弼时的启蒙生涯。1911年,任弼时进入作民小学求学,其父任裕道在该小学教国文。1914年,任弼时随父亲转入序贤小学。随着新学逐渐深入民间、深入人心,民主主义思想随着觉醒的教师传入课堂,任弼时从启蒙教育开始,便受到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在他的作文《民生在勤》《自立》中,都能发现其爱国、勤劳、自立、自振的思想。如在《自立》一文中,他写道:“吾国四万万同胞,欲保国家,非自立不可。吾人年幼之时,不尤宜自振乎!”[2]在《爱国》《拟御侮之策》等文章中,能发现其爱国御侮的思想。如在《拟御侮之策》一文中,他写道:“今者,日本欲夺我土地财产,我国不让,将有一血战。惜吾国缺少兵炮。然吾国之地广物博胜于日本数十倍,人人若有卫国之心,即有御侮之策也。”[2]1915年,任弼时进入长沙第一师范学校高小部学习。在此期间,他注意时事,充实课余生活。在爱国主义思想的激励下,他努力学习历史、地理,广泛涉猎中外名人传记,从中寻求救国自强途径。高小毕业前,任弼时在《言志》一文中写道:“吾志习工业,以图工业振兴,改良制造,以强我中国。”[3]进入长郡中学后,任弼时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情怀进一步体现于实践活动中。1919年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后,举国沸腾,5月7日,长沙各校学生举行国耻大游行,任弼时亦参与其中。5月27日,任弼时与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共同出席商讨联合斗争的代表会,决定于6月3日全体罢课。此后,任弼时还联合长沙其他学校的湘阴籍同学组成宣传团,回老家向当地群众进行反帝爱国宣传。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任弼时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才是救中国的真理,在思想认识上逐步向马克思主义靠拢。五四运动的洪流,使任弼时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城市走向农村,从指点江山、针砭时弊到投身于实际的斗争行列[2]

(二)传承于开明尚学的家庭氛围

任弼时可以说出生于书香世家,任姓家族在当地是名门望族。任弼时的远祖在清朝光绪年间补用广西太平府知府,祖父例授登仕郎。任氏族谱中,裕字辈子弟学历都较高。知名的有任弼时的两位堂叔父:一位是任裕恒,1926年任湖南大学校长,是与马寅初齐名的经济学家,曾有“南任北马”之称;另一位是任裕敬,号理卿,是我国第一代纺织工程专家。任理卿仅比任弼时大九岁,叔侄俩交往甚密。在开明尚学的家庭风气中,任弼时养成了爱好学习、重视实践等优秀品质。

任弼时的父亲任裕道自幼读书,以教书为业。最初在家乡开设蒙学馆“时中馆”,后办求志学堂,讲授国文、算术、音乐、美术等新课程,使村里的读书风气为之一新。任弼时七岁入学时便跟随父亲住在学校,朝夕在父亲的督促和辅导下,孜孜勤学,养成了良好的学习态度。小学毕业时,任弼时(当时名为任培国)获得了作民小学校授予他的修业证书,并被列为最优等。到长沙求学后,任弼时努力抓住学习机会,拓宽视野,注重不同学科的学习,还努力将所学的知识用于实践活动中。入学第一年,任弼时参加入了演讲部;第二年,他又加入了美术、竞技、竞球、拳术四部,大大丰富了课余生活。父亲任裕道思想开明,性情温和,母亲朱宜忠厚贤良,父母感情甚笃。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任弼时也十分孝顺。他小时候便经常帮母亲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由于兄长早逝,任弼时承担起家中长子的责任,对三个妹妹十分关爱。尽管日子清贫,但一家人其乐融融,温馨和睦的家庭环境对任弼时产生了影响,对其优秀品质的形成至关重要。

任弼时家风的重要价值

数字报纸与技术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内容的呈现方式方面,还涉及内容的分发。通过算法、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新技术,更了解读者需求,满足用户差异化、个性化需求。《今日头条》建立的以人为核心的内容分发,让读者发挥了自己挑选的权利,实现了用户一步跨越至讲求个人喜好的自助餐时代,还是少量多餐,外加被动推送的懒人餐。

(一)根本要素——言传身教

3)液化石油气相对于空气的密度为1.686:1,其因比重较重只能“沉淀”于靠近地面处。距地面高度为165cm的两处电源插座即使短路打火,也不能点燃液化石油气。

在新旧交替的洪流中,在温情积极的家庭氛围中,任弼时形成了心忧家国、热爱学习、重情重义等优秀品质。任弼时在家庭教育中坚持以身作则,向子女示范了作为一名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及一名父亲的担当与责任。

(二)首要原则——牢记使命

家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微观体现,弘扬和践行良好家风,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道德基础和实践基础[1]。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家风包括了方方面面的内容,能够指引家庭成员发展前进。对于国家来说,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为公民创造良好的发展空间,为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注重家风建设,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重要品质——重视家庭

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良好的家庭环境更有可能培养出品性优秀的人才。任弼时年幼时受到良好家庭环境的熏陶,形成了自身的优秀品质。作为儿子、丈夫、父亲,任弼时在家庭中所担任的每一个角色都是尽职尽责且充满温情的。他尊重父母长辈,首次赴苏俄前夜,他饱含深情给父母写了一封家书:“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3]抒发了不能常伴父母身边的无奈之情,同时表达了在国家这个“大家”面前他放弃了为“小家”谋利益的想法,任弼时的拳拳孝心与心忧家国之情令人动容。对待妻子,他细心呵护且充满责任心。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是一名传统女性,年幼时没有进过学堂,任弼时请父母帮忙让陈琮英接受教育。在任弼时的耐心帮助与细心引导下,陈琮英也成长为任弼时的战友,夫妻二人并肩为革命事业奋斗。1926年,党组织将陈琮英从湖南接到上海掩护任弼时开展工作,并担任党的秘密交通。自此,陈琮英开始踏上革命道路。1928年秋天与1929年9月,任弼时两次被捕入狱,陈琮英四处奔走营救,最终在多方努力下救出了任弼时。1931年,当时正怀有身孕的陈琮英不幸被捕入狱,但她宁愿用瘦小的身躯承受着敌人的严刑,也坚决不背叛革命。在任弼时的影响下,陈琮英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从任弼时给儿女的信件中能看出任弼时对妻子的关爱,任弼时经常嘱咐儿女要孝顺母亲,多陪伴母亲。在子女面前,任弼时是一位称职的好父亲。尽管由于工作繁忙,任弼时无法经常陪伴在子女身边,但他对子女的关爱是丝毫不打折扣的。在学习方面,任弼时不断鼓励子女,希望他们能够养成良好的学习态度并对自己充满信心。学习进步了,任弼时会给予奖励,他从国外给子女带回三角板、自行车。此外,他还教育子女要相互关爱。小女儿任远芳从小在苏联长大,回国之前任弼时就写信嘱咐儿子任远远:“你的芳姐姐生长在外国,你要帮助她学中国话,她回家后你必须准备处处帮助她,不能因为她不懂中国话就去欺侮她。”[6]温馨和睦的家庭环境为任弼时潜心革命提供了重要保障,而重视家庭这种重要品质也不断影响着他的子女,使他们成长为优秀的对社会有用的人。任弼时始终将对国家的“大爱”放在对家庭的“小爱”之前,这样的情怀使得他的家人不仅支持他的革命道路,也自发地在实践中跟随着他的革命脚步。

任弼时家风的现实启示

一般情况 患者,男,49岁,头晕伴记忆力减退7个月。在我院行CT及磁共振成像检查,发现右侧额部肿瘤性病变,并行手术切除治疗。

(一)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任弼时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皆牢记自身使命,为中国革命和建设贡献力量。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病情恶化去世。令人敬佩且心酸的是,直到10月24日,他仍工作至深夜,思虑朝鲜战局。他将自己的毕生精力和心血都奉献给了党和国家。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任弼时一直教导子女要热爱学习,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任弼时书信选集》共收录了28封任弼时写给子女的书信,除了其中3封篇幅太短未涉及学习情况,其余每封都嘱咐子女好好学习。1947年7月27日,任弼时在给大女儿任远志的书信中写道:“读书主要在乎自己用心,在国文、算术方面多用功,平常多看解放区出版的报纸,借以增加你的政治常识。”1948年10月6日,他又写信嘱咐女儿任远志:“你们这辈学成后,主要是用在建设事业上,即是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须要大批干部去进行。”1949年11月11日,任弼时给小女儿任远芳的信中写道:“望你更加努力学习,并在苏联完成学业之后,成为一名优秀的专家。”[6]在任弼时的谆谆教导与殷切希望下,新中国成立后其子女在各自岗位上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任弼时的妹妹任培辰与妹夫单先麟也在其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尽管随时面临遭受迫害的危险,但夫妻二人利用伪职,大力营救革命战士和被迫害的进步人士。作为国家重要领导人的亲人,他们在国家的各项事业建设中充分贡献力量,牢记自身使命,砥砺前行。

言传身教是最好的教育方式。在对子女的教育中,任弼时认为决不能把孩子养成革命的娇子,他身体力行,发挥了榜样作用。叶剑英同志评价任弼时:“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3]任弼时吃苦耐劳的骆驼精神值得称颂。青年任弼时在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曾多次被捕入狱,并遭受电刑摧残,身体严重损伤。1950年5月28日,任弼时从苏联疗养回国,6月6日至9日,他带病参加了七届三中全会,直到6月24日,才遵医嘱休息了两个星期。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6日,任弼时致信毛泽东及中共中央书记处其他同志,要求恢复部分工作[4]。任弼时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同时也要求子女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解放战争时期,任弼时的儿女都寄宿在学校。一次大女儿任远志生病了,老师托人让任弼时接女儿回家。任弼时以为女儿是吃不了苦,不能适应学校艰苦的生活,并没有接女儿回家。直到任远志按照学校规定周六回家,任弼时才知道女儿真的生了重病,为此心疼不已[5]。在任弼时的教育之下,几个子女从小便明白何为吃苦耐劳。任远志从小身体不好,但她一次也没有耽误学习,一次也没有拖过后腿。任弼时一身清廉正气也同样值得称颂。新中国成立后,组织安排他到颐和园养病,他坚持自带干粮,不带工作人员。他说这属于休息期间,不能滥用国家资源。二女儿任远征刚到延安时,有次在存放物品的仓库中玩耍,管理员挑了一个笔记本送给她,任弼时知道后严肃教育女儿并要求女儿将笔记本送还[5]。任弼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不断影响着儿女,使他们从小养成了勤俭自律的好品质。他们都不是革命的娇子,而是真正的革命后代。任弼时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成功地实现了优秀品质的代际传承,这是任弼时家风的重要价值。

新形势下,全党全国开始了一轮新的整风运动,群众路线、两学一做、三严三实等活动的开展从党内延伸到社会各层面,对普通群众、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形成了极大的约束。领导干部不仅是一个家庭的中流砥柱,更是社会的栋梁。任弼时的家风建设,对于当代强化领导干部家庭观具有重要意义。

(二)要深入强化领导干部家庭观建设

任弼时家风的重要内涵体现为:于国,忠诚奉献;于家,身体力行;于公,兢兢业业;于私,审慎自守。这些不同层面的要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与作用是一致的。一是教化作用。任弼时以实际行动教育子女要做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对家庭负责的人,他的谆谆教导在其后人身上也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内容,针对公民对国家、对工作、对个人、对他人的态度等各方面提出了要求,也是在教导每位公民努力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二是示范作用。作为父亲,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任弼时不仅为子女树立了榜样,还为全社会公民树立了典型。三是引领作用。任弼时不仅以身作则,为国家鞠躬尽瘁,同时不断教育子女要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出的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成为引领人们前进的目标,是每一位公民最深切的愿望和追求。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为适应经济建设、政治建设高度繁荣的局面,也应加强精神文化建设。学习任弼时家风,对于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领导干部家庭观,指导公民使命感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涉及家风不正的腐败案例频繁出现,在中纪委近年查处的党员干部违纪案件中,约四成与其家庭成员有关[7]。健康的家庭观与良好的家庭环境对家庭乃至社会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任弼时不仅关心爱护家庭成员,同时也严格约束其家庭成员。他不允许女儿接受公家的笔记本,也不动用自己的关系帮妹夫安排工作。任弼时的家庭观、权力观,值得当代领导干部学习。

试虫健康标准为于26~30 ℃室温下,经过饥饿处理 4 h后的小菜蛾幼虫,用毛笔轻触能快速爬动.不同含量甲维盐微乳剂对甜菜夜蛾的室内毒力测定结果列于表5.由表5可以看出:实施了药剂后小菜蛾幼虫的校正死亡率均随时间呈递增趋势;药后1 d和药后2 d校正死亡率均存在显著性差异,而药后2 d和药后3 d差异不明显,表明药剂杀虫高峰时间为第2 d前后.由此说明,高浓度甲维盐微乳剂对小菜蛾有显著的防治效果.

不断强化领导干部家庭观建设,一方面要强化领导干部对家庭的责任观。领导干部也是普通人,在家庭中同样扮演着子(女)、夫(妻)、父(母)的角色,是家庭中的重要一员。领导干部在专注工作之余,也要照顾好家庭,不能忽视对父母尽孝、对妻子或丈夫尽心、对子女的教育。温馨和睦的家庭环境能创造更宝贵的社会价值。另一方面,要强化领导干部不滥用权力为家庭谋私利的权力观。领导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要做到为人民服务,公私分明,正确行使职权。

近日,国家重点灾后重建项目——甘肃省舟曲县县城及周边地域山洪灾害防治监测预警系统通过了甘肃省舟曲水利灾后重建项目办公室组织的验收,该项目由武汉联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承建。

(三)要使公民牢记使命,不断开拓进取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们最高层次的需求是自我实现的需要,也就是人必须要创造社会价值,成为被社会需要的人。不同时代人们实现社会价值的方式与内容不同。革命时期,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是有志青年们的热切追求;改革时期,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又有一批敢为人先的改革者涌现出来。今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有许多疑难杂症亟待解决,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科技创新等方面的问题仍然严峻,需要更多的人不断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任弼时在去世前仍废寝忘食,不顾疾病缠身,最终倒在工作桌前,这种精神同样鼓励着当代青年要牢记使命,不断开拓进取。

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环境愈加复杂,尤其是当代青年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与社会压力,实现社会价值的理想被生活压力挤压到身后。但事实上,任弼时在革命时期遇到的困难更为严峻,他几次被捕入狱,身体遭受酷刑,但他仍不忘使命。当代青年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更要牢记使命,不断开拓进取。首先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履行自身的义务,热爱自己的工作和岗位,从自身岗位出发,创造社会价值。在家庭中积极承担作为家庭成员的责任,在生活中履行社会成员应尽的义务。此外,当代青年还应关注国家大事,关注国家的前途命运,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最大程度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

参考文献:

[1]白海燕.2014-2015年家风研究述评[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6,(1):79-83.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传(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9,27.

[3]王文珍,王辉明.党和人民的骆驼任弼时[M].长沙:岳麓书社,2003:2,3,38.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98.

[5]雷志敏,张家燕.镜鉴:任弼时家教“五原则”及其启示[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7,(4):80-84.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19, 163-164.

[7]安丽梅.从红色家风的弘扬谈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的优化[J].实事求是,2017,(2):71-74.

 
王露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年第0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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