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正式转移至经济建设领域。历经40年的探索实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与此同时，原有的相对稳定、封闭的社会体制与管理范式被打破，单位制逐步被市场化替代，传统二元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社会发展呈现出流动性强、网络化显著等特点，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逐渐显现，我国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时期[1]38。如何有效应对日渐累积的社会风险，防范潜在或显性的社会稳定威胁，成为我国亟须关注的重要问题。

社会稳定风险有其固有的发生规律，是任何国家都必须正视的核心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新形势下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增多，特别是各种威胁和挑战联动效应明显”。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结构性的社会变迁，导致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扩大、生态环境恶化、群体性事件衍生、文化堕距，由此可能引发的社会失控[2]，成为社会发展的特定阵痛期，对进一步的改革深化发展提出了挑战，亦成为学术界重点关注的战略议题。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经济社会制度渐次改革，各类社会风险逐步凸显，面对不同的经济社会制度调整，社会风险补偿机制亦需要进行适应性变革[3]。国内学术界同步关注社会风险问题，有关社会风险的著作论文开始零星出现，关注的大多是相关制度改革领域，如承包企业改革[4]、灾害风险管理[5]、市场经济中的风险[6]、指标体系初步构建[7]等。“非典事件”后，社会风险迅速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点，相关著作论文急剧增多，社会风险领域的研究更加深入，“社会稳定风险”开始作为细分领域，成为中国特定管理情境下的特定概念范畴。

从图1可以看出，三种酶的水解度在0～0.5 h增加较快，随后基本趋于平缓，胃蛋白酶在4 h处水解度有明显的升高，可达到38.5%。方差分析显示三种酶酶解产物的水解度没有显著差异，但酶解时间的影响差异显著（P＜0.05）。不同蛋白酶的酶活力、与底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及作用位点等的不同，导致不同的酶对同一底物的酶解效果产生明显差异。胃蛋白酶主要作用于疏水性氨基酸（苯丙氨酸、蛋氨酸、亮氨酸、色氨酸）；碱性蛋白酶的主要酶切位点为丙氨酸、亮氨酸、酪氨酸和苯丙氨酸[13]。

社会稳定风险并非西方风险理论的舶来品，而是源于我国四川遂宁在2006年实施的“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即“遂宁模式”，后逐渐由一种政治实践演化为学术上的概念。关于社会稳定风险的内涵，有学者将之视为广义的社会风险范畴，认为社会风险威胁到社会稳定，破坏社会的和谐和秩序[8]89，就可视为社会稳定风险。然而，此种理解并未深刻揭示社会稳定风险与社会风险的本质区别，两者之间的诸多不同有待斟酌[9]。笔者试图通过梳理以往文献，厘清社会稳定风险的概念内涵以及演化逻辑，并借助CiteSpace可视化软件进行知识图谱分析，挖掘社会稳定风险近期的研究热点，探讨社会稳定风险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以期对社会稳定风险的研究发展提供方向性探讨。

二、社会稳定风险的概念内涵与演化逻辑

“社会稳定风险”在字面上包含“社会稳定”和“风险”两方面的意蕴。社会稳定并非是一种静态层面的状态，而是社会多元主体在良性运行的社会秩序下，通过社会自我调节功能，维持政局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实现社会成员对国家、政体和主流价值体系的认同，达到社会各个成分之间的和谐有序及动态平衡的状态[10]。社会稳定并非严格限定风险的发生，重点是在不稳定预警信号释放后，能够通过一定的对策解决社会调节失效问题，从而化解矛盾，实现相对的稳定状态；风险是指客观存在的危险，起源于博彩业，后在保险理论、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中内涵逐渐丰富[11]197-202。社会学者更多将风险视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具有损失性和不确定性[12]56、考验社会环境承受能力的危险[13]。

社会稳定风险是某种已经造成社会动荡，威胁到正常社会秩序的风险。社会稳定风险与社会风险最大的区别是风险主体的不同：社会风险的主体为以民族国家为范畴的整个社会，社会稳定风险的主体则需要考察“谁是稳定社会秩序的提供者”，社会秩序通常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需要政府部门去提供和维护[14]，权威是影响社会秩序的最重要的因素。因此，社会稳定风险的风险主体可视为一种政治权威[9]。如果不能有效防范化解社会稳定风险，将会威胁政权的执政地位，进而引发更大的危机。造成社会稳定风险的因素既有自然生态因素，也有人为因素，往往由于政府在面对重大自然灾害、工程事故、舆情事件时，不能妥善处理，从而诱发群体性事件，将社会矛盾、冲突进一步放大，严重威胁某个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的秩序。

该团队经十余年攻关，通过EMS诱变和遗传突变筛选，获得了一种新型的水稻品系“小薇”。它具有生长周期短、株型和生物量小、空间利用率高等优势，可以像双子叶模式植物拟南芥一样，在实验室内进行大规模种植和筛选，并且实现表型精确鉴定。通过对“小薇”遗传背景下的节间伸长控制基因和散生基因的克隆，验证了“小薇”的实用性和室内研究体系的可操作性。研究发现，“小薇”的超矮秆表型是由于D18的突变导致。该种突变体除株高显著降低外，其他农艺性状与野生型无显著性差异。

社会稳定风险最初源于政治实践，后续逐步发展为学术热点，其过程存在一定的演化逻辑。从研究深度而言，有关社会稳定风险的探讨，最早是有关四川“遂宁模式”的描述介绍以及评估经验总结，逐步拓展至“社会稳定评估”专业名词，建构起相应的专业领域，逐步实现相关理论的支撑。在后续研究中，学者们赋予社会稳定风险新的内涵，借助既有的理论框架，结合实践调研数据，极大地推进了社会稳定风险的研究深度，涉及公共政策稳评[15]、重大事项稳评[16]、社会稳定风险的理论建构[17]等方面，使社会稳定风险的研究具有更强的学术性。从研究视角而言，由于社会风险主体涵盖范围广，其研究主题呈发散式的状态，涉及行政管理、宏观经济管理、公安、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水利水电工程、工业经济等30多个研究领域，呈现出明显的多学科特征；而社会稳定风险成为学术概念之后，相应的学科体系迅速建构至公共管理领域，研究主题也聚焦到公共管理议题，主要涉及行政管理、宏观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社会学及统计学等公共管理学科架构，研究内容更为具体。从研究理念来看，应对社会风险的主要举措是控制，应对社会稳定风险的措施则是由控制转化为疏导，重点是由事后评估转化为提前预警。早期社会稳定风险研究学者，更多主张通过评估机制，坚决不上或是缓建相关大型项目，以平息群众的意见[18]。后续研究中，社会稳定风险研究领域开始引入风险感知等视角，关注民众风险感知的心理因素，优化评估模型，强调稳定评估工作要实现多主体共同参与，注重多方利益和相关主体积极性，实现民众情绪及认知状态的调整优化。

三、社会稳定风险的知识图谱分析

回顾社会稳定风险相关的知识图谱研究成果，有学者以SSCI收录期刊的7085篇公共危机文献为分析样本，运用文献共被引分析、突发检测等研究方法，将公共危机管理划分为三个阶段，并绘制出国际公共危机研究的知识图谱[19]；也有学者利用CiteSpace，主要基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数据库(CSSCI)分析了社会稳定风险研究的三重兴起背景以及研究路径、视角和方法，并对当前研究作出评价与拓展[20]。由于社会稳定风险属于源自政治实践的本土学术概念，其学术进化路径存在显著的发展特性，目前学界还未曾对社会稳定风险进行过知识图谱的量化分析，笔者借助于CiteSpace软件，挖掘其研究理论进路，以期实现社会稳定风险的概念形成及学术演化。

(一)研究样本

社会稳定风险是“遂宁模式”中涌现的新兴名词，是一个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学术议题，并没有相应的国外文献对接，故在文献检索时仅选用国内文献数据库。综合考虑论文信息的全面性与权威性，笔者选择了中国知网(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社会稳定风险”为关键词，共检索出604篇论文，删除重复、无作者署名、书评、科研机构介绍、卷首语、政府文件等不相关文献，最终保留591篇有效文献，时间跨度为2006—2018年*检索的时间为2018年3月28日。。

(二)研究工具

本文采用的研究工具为CiteSpaceⅢ(第三代)。CiteSpace是citation space的简称，直译为“引文空间”，是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基于Java语言开发的信息可视化软件，通过对文献的共引进行分析，归纳梳理以往文献的知识聚类和分布，得到的可视化图形即为“科学知识图谱”。CiteSpace主要运用于计算机科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图书馆与档案管理、商业经济、新闻传媒等领域，采用的数据库包括CNKI、CSSCI、WOS等，对聚类知识群、高中介中心节点以及高频节点进行分析解读[21]8。本文利用CiteSpaceⅢ 对样本文献作了关键词的共词分析，较好地展示出社会稳定风险的研究热点与研究前沿。

(三)社会稳定风险的研究热点

这个形象的出现，大概是2005年。那时候广东的一些摄影家——比较典型的代表是黄国伟、梁亮——到红土地以后，他们除了拍风光，也拍一些人文的东西。拍到谁，就给他（她）几十块钱。这个老人，那时候年龄60岁左右，轮廓很好，形象很不错，就经常被拍。

难治性癫痫患者应尽早进行抗癫痫治疗，丙戊酸钠、奥卡西平单药治疗难治性癫痫取得满意疗效［15］。丙戊酸钠是一种常用的丙戊酸制剂，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运用于临床。有研究表明丙戊酸钠可以与GABA的合成酶和降解酶产生反应，参与三羧酸循环与钠离子通道，可以增强GABA的活性，可以增加GABA的水平，从而发挥抗癫痫作用［16］。奥氮平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患者的工作记忆功能，促进前额叶皮质多巴胺的释放，从而发挥治疗效果［17］。本研究显示观察组的总有效率98.9%（94/95）高于对照组88.4%（84/95）（P＜0.05）。

3.“重大事项”与“风险控制”

笔者对样本文献进行关键词突变检测(burst)，突变率反映该议题在近年的活跃程度，突变率越高，则该议题在近些年越受关注。中国社会稳定风险的相关研究中突变率最高的6个关键词如表1所示，故社会稳定风险研究前沿集中体现在以下几点：

1.“社会稳定风险”与“评估”

这是最大的集群，共有36篇文章，轮廓值为0.845。根据指标LLR(log-likelihood ratio)和MI(mutual information)可析出最能反映独特性的聚类标识[22]，该集群的标识为“社会稳定风险”与“评估”。社会稳定风险这一议题的提出，即与风险评估理论密切相连，国内学者最早从化解社会变革产生的矛盾切入，探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基本内容[23]。维持社会稳定是政权的需求，学界普遍认为政府是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主导者，后续学者围绕评估主体、方法与维度等方面展开更深层次的讨论。有学者从政策议程的导向入手，提出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公共政策的出台要更多地考量未来的风险，相应的稳定风险评估即与“风险—灾害—危机”的客观链条对应；其评估主体应是第三方而非制定政策的公共单位，在评估方法上应借鉴发达国家及部分企业的做法，通过群体协商、疏导舆情、经济补偿等手段，维护社会稳定进而获得民众支持[24]。有学者指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重在事前研判，需在政府的主导下动员公民的广泛参与[25]。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逐渐为地方政府接受和实施后，有学者基于现实中出现的“截访”“媒体过度报道”等问题，指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应重视疏导而非压制，过分的控制反而会放大民众的风险感知，爆发新一轮的冲突；而现存的评估模式具有评估主体获取信息的局限性、评估内容的局限性以及评估方法的局限性，未来应强化人大代表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主体地位，重视网络时代的社会特点，强调网络舆论评估[26]。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指标设定方面，有学者指出要重点关注失控风险，并将政府防控风险的能力评估与重大事项本身存在的风险评估对应，比如风险指标可分为合法性获得风险、群众利益受损风险、环境破坏风险、官员腐败风险四个维度，相应的政府也要在这四个方面作出控制该项风险能力的评估[27]。社会由不同的个体构成，个体行为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并作用于社会生态，因此社会的不稳定与环境要素密切相关；有学者提出根据“环境-行为”视角，构建一套环境影响不稳定行为的科学命题[28]。此外，由于社会稳定风险具有综合性特征，评估工作也应体现出系统性，兼顾决策背景与派生风险[29]。也有学者认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要兼顾过程评价与效果评价两个方面，其中过程指标分为组织者、参与者、准备阶段、实施阶段四个维度，通过民主测度获取相关数据；效果指标则分为对决策的影响力、对公众的影响力、对社会的影响力三个维度，通过科学测度得到具体指标数据[30]。以往学者从不同视角探讨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路径、机制，为稳评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提供了积极的思路，但也应看到，现实中稳评仍存在一系列问题，如何构建现代化的社会风险评估体系仍是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2.“征地拆迁”与“风险评估”

第三大集群共有33篇文章，轮廓值为0.865。它被LLR和MI反映的聚类标识为“重大事项”与“风险控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建设规模越发宏大，而新时代公民的参与意识增强，在重大事项(包括重大决策、重大工程、重大活动等)的制定、实施中，由于决策者有限理性，决策过程呈现“碎片化”机制，“条块分割”的状况长期存在，且可能随着领导者调动，政策、规划变化，政策缝隙很可能成为风险源，一些利益纠纷进而发展为社会冲突，影响社会秩序稳定[35]。针对重大事项的风险防控机制，学术界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首先，有关邻避项目的风险管理，有学者指出政府的决策可能触发邻避冲突，产生新的社会稳定风险；因此在设计规避机制时，要转变以往以项目为中心的评估模式，转而将政府行为纳入稳评体系中来，实行开放式决策，兑现对民众的承诺，落实民意反馈制度，实现动态调整，从而化解邻避冲突[36]。其次，针对地方政府治理中的“条块关系”，有学者认为重大事项能否顺利推进很大程度上受到条块关系的制约，也是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防控的重点问题，需要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嵌入到条块关系中，按照“条块碰撞—条块磨合—条块协商”的发展逻辑，最终实现条块互动，从而达到控制风险的目标[37]。另外，也有学者基于风险感知的视角，指出将风险感知理论应用于稳评中，综合心理因素与环境因素，分析何种威胁会被“放大”为风险[38]，充分发挥风险沟通的作用，有助于在源头上控制风险，实现动态稳定[39]。针对我国重大事项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学者们给出不同的解释框架，从政府运作、层级沟通到微观治理，形成较为科学的知识体系。

接下来，笔者根据CiteSpaceⅢ对共词分析的聚类结果提炼出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分别对这几个关键聚类进行梳理与讨论。

第二大集群共有34篇文章，轮廓值为0.881。它由LLR和MI标记的聚类标识为“征地拆迁”与“风险评估”。安土重迁是我国人民的传统思想，而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大量的建设用地，征地拆迁成为地方政府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一旦处理失当，极易诱发官民冲突乃至群体性事件。在征地拆迁领域存在系统性风险，利益冲突较为尖锐，对社会秩序构成一定的威胁。四川“遂宁模式”形成的初衷亦是在批准重大工程用地前，综合考虑群众的意见，以避免因利益纠纷而产生大规模的抗议行为。政府后续出台的一系列规章进一步强化在房屋征收过程中的风险评估问题，学术界也对此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有学者指出，征地拆迁的根本诱因在于利益分配格局的失衡。被拆迁者在整个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往往会支付高昂的抗争成本但又没有得到期望的福利，其情绪最容易被点燃[31]。政府在征地过程中，自身具有多重身份，但最终往往只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且与群众的协商沟通存在一定的不足，在强制力的推动及政绩导向的误用下，征地拆迁问题屡见报端[32]。针对房屋征收领域的社会稳定风险防范路径，有学者指出扩大公民参与有助于缓解征地冲突，能避免补偿程序流于形式，站在被征收人的立场思考，使拆迁补偿更加公平合理，因而也成为征地拆迁领域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重心[33]。也有学者基于社会风险燃烧理论，将征地拆迁项目视为燃烧物质，将相关公众的利益诉求、媒体舆论报道、博弈过程中的沟通视为助燃剂，将拆迁项目实施方式视为点火温度，构建出对征地拆迁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动态评估机制[34]。征地拆迁作为我国重大工程项目的核心环节，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也是地方政府倍感棘手的实际问题，学者们根据实践案例，从多学科视角构建出相关的评估模式，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应用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在拆迁工程中，公众参与成为稳评中关注的焦点，为多元主体社会治理提供有益的尝试。

4.“群体性事件”与“化解社会矛盾”

鉴别原理：因为硬水是含有较多的可溶性钙、镁化合物的水，加热后，这些可溶性的钙、镁化合物会转化成不可溶性的物质，因此沉淀多的是硬水，沉淀少的软水。

社会稳定风险的相关文献还存在其他关键词聚类，如“科学管理”与“评估成效”、“评估原则”与“评价标准”、“风险概率”与“风险等级”、“风险因素”与“多元分析”等，围绕更具体的问题展开论述，丰富了相关研究的内涵。囿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再详细讨论。

为了更精准地获知社会稳定风险的学术演进历程，探讨社会稳定风险与其他学术概念的关联，探究社会稳定风险由政治实践到学术概念的建构过程，笔者假设原文作者都慎重地选择技术术语，标引的关键词能够体现论文的主要内容，是较为可靠的指标，据此对选取的社会稳定风险样本文献，进行词频统计和共词分析。原理是统计一组词出现在同一篇文章中的次数，利用数学及统计学方法，衡量它们的亲疏关系，反映文献信息的内在规律。共词分析能得到比文献共被引和耦合分析更加直观的结果，能得到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动向。结果显示，共词图谱一共有257 个网络节点，519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158，共存在20个共同引用群集，modularity的值为0.655，在0与1之间并大于临界值0.3，说明共词网络的社团结构显著，得到的聚类效果较好；silhouette值为0.518，大于临界值0.5，故聚类结果是合理的。

第四大集群共由29篇文章组成，轮廓值为0.863。该群集的聚类标识为“群体性事件”与“化解社会矛盾”。社会冲突是社会稳定风险的重要来源，近十年来，随着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和社会转型的加快，一些积聚的矛盾逐渐显现，一些地区接连爆发群体性事件，严重威胁社会秩序的稳定。环境风险事件、网络舆情事件、重大工程事件都极易演化为群体性事件。尤其公民意识觉醒，参与政治的需求强烈；而有些地方政府却闭门造车，透明度较低，同时对公民诉求的回应不够及时，这些都会使公民产生被剥夺感，进而激化社会矛盾[40]。近几年，我国出现“维稳政治”的概念，对群体性事件的防控便成为重中之重[41]。有学者指出，强化公民参与，将由专家支配的操纵参与转为公民自主、专家辅助的合作式参与，避免走过场，通过沟通来降低政府与公民在风险认知上的偏差，从而化解社会风险、舒缓社会矛盾[42]。由于在现今的模式下，稳评工作还存在诸多问题，第三方机构获取的信息有一定局限性，参与人员往往会贯彻政府的偏好意志[43]，难以做到充分的客观公正，因此有学者提出“对抗式”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模式，为公民提供“辩论”的舞台，从而使政府决策更为科学合理，将群体性事件抑制于摇篮中[44]。社会和谐稳定是国家与民众的一致诉求，以往文献对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机理做出深入分析，并强调公民的有效参与是化“事后处理”为“事前预防”的重要途径。

(四)社会稳定风险的研究前沿

综上，《巴黎公约》所确立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基本规则与欧盟及TPP框架内反不正当竞争法在消费者利益保护维度上的发展，对于各国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制以更好地规制新型竞争行为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也必然会在更广泛的层面影响到该领域的国际协调。

⑤预备费，在编制竣工财务决算时，不应只在其他费用一栏反映。从《教程》举例看，基本预备费具体使用的项目均是建筑工程，而应按《规程》要求反映预备费的具体使用项目，在建筑工程栏反映。

 

表1 突变率排名前6的关键词

  

序 号burstkeyword18.12重大事项26.65综合指数法36.44核电项目45.83层次分析法54.32风险分析63.29风险防范

第一，敏感性重大工程，包括核电项目、化工项目、垃圾处理项目等稳定风险事件。该类型的社会稳定风险事件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如果完全套用西方“邻避运动”的理论并不准确。“邻避运动”的前提是最靠近邻避设施的居民会更加积极参与抵制行动，而在我国四川什邡发生的抵制钼铜项目的邻避事件，以及在山东、湖北、湖南对核电站接受度的民意调查中，均发现与项目工程距离最近的民众反而少有参与抵制的，最积极的参与者是居住在离工程中心有一定距离但仍受潜在环境威胁的居民。由于政府的补偿机制更倾向于离工程最近的居民，在利益补偿的驱使下，这些居民非但不抵制，反而会对重大工程项目有一定的期望。而居住相对较远的民众得到的补偿较少或者没有，但又面临环境污染的困扰，因此会更多地发起抗议和抵制。这一现象显然不适合用“邻避运动”来解释，故有学者提出“敏感性重大工程”的概念，以期形成更契合的解释框架[45]。针对这些有国情特点的现象，将成为未来的研究热点。

第二，风险分析的科学方法。社会稳定风险从政治实践名词过渡为学术概念，需要不断用前沿理论补充其内涵与外延。目前学术界对社会稳定风险的评估指标体系作出很多尝试，有学者从可行性、可控性、合法性、合理性四个维度切入，并根据国际经验赋予各维度一定的权重，构建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评估指标体系[46]。有学者通过构建重大工程建设的风险链，从孕灾环境、风险因素、承受体三个角度分析社会稳定风险的累积放大效应，由此测算出风险估计赋值公式，最终形成各环节化解稳定风险的对策建议，即构成“断链”[47]。也有学者根据主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既有指标进行权重计算，以实证的方法探究风险发生的概率。在方法的运用上，社会稳定风险研究呈现出科学化、指标化的趋势，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如何运用更为精细的方法、构建更加合理的指标体系依然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四、结 论

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厘清社会稳定风险的概念内涵，认为社会稳定风险是一个具有宏观性、综合性和学科交叉性等特点的研究领域，属于社会风险的理论范畴，但其对应的风险主体是政治权威，故常被公共管理专业的学者所关注。近年来中国的社会稳定风险来源于改革开放后社会转型带来的阵痛，是社会发展特定阶段中不可避免的现实问题。经过十余年的探索，社会稳定风险的研究渐成体系，关注点聚焦于公共事务、重大决策等激起的群体性事件，通过不断革新理论内涵与方法实践，推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科学化、现代化、体系化发展。根据知识图谱的指标信息，发现中国社会稳定风险的研究热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回应社会稳定秩序的需要，构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系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的特殊时期，传统社会管理机制与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还未很好的对接，利益分配失衡、社会矛盾积聚，社会面临稳定风险的威胁，而国家需要一个稳定良好的社会秩序来保障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来防范化解不稳定因素就尤为重要。很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构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指标体系，通过层次分析法赋予各指标一定的权重，并以实际案例验证指标体系的可操作性。可以预见，关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科学建构仍是未来的研究重点。

(二)关注重大工程和重大决策，强调动态评估机制

我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重大工程、重大事项的推进不能再走粗放的老路，而要更加审慎地实施。重大工程会牵涉很多民众的切身利益，一旦处理失当，很容易激起公众的情绪，进而诱发群体性事件。现实中不乏由征地拆迁、邻避事件等引起的抗争行动，影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破坏社会秩序。很多学者关注到重大工程实施中采取的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强调要避免唯GDP论的错位观点，重视工程项目的稳评工作，维稳部门应主导与高校的合作，由专家提供理论技术指导，调整评估的时序，突出工程项目决策前、建设中的动态评估机制，及时反馈民众意见，落实每一轮评估的跟踪监测。在未来的经济建设中，重大工程项目的评估工作仍不可忽视，如何平稳推进重大工程是考验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关键指标，也是学术界探讨的热门话题。

(三)扩大公众参与，探究多元主体在防范化解社会稳定风险中的作用

由于体制机制原因，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在具体落实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公众参与度低、评估主体单一是问题的矛盾焦点。虽然第三方评估已被大部分地方政府所接受，但评估专家多是由政府领导、项目决策者指定，不是由公众遴选出的专家组，其意见也难以代表公众的诉求。因此，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政府应谨慎使用强制力，而要倾听民众的意见，扩大公民的有序、有效参与，发挥多元主体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的作用，为民众提供发声的平台，将潜在的矛盾提前摆到桌面上，从而在源头上化解稳定风险。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其参与决策的意愿会更加强烈，多元主体的社会治理模式将会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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