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一）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我国改革开放40年，凭借劳动力数量和比例的比较优势形成了对外贸易过程中的比较优势，在对外贸易增长过程中，依靠人口红利驱动形成了粗放式的经济发展路径。人口红利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存在突出贡献（Bloom等，1997；蔡昉，2011；王伟同，2012）。其中，劳动力数量和比例作为人口红利的显著标志，有助于提高人口年龄结构的生产性，进一步表现为充裕的劳动力供给以及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经济增长态势[1]。

Kong等利用45#钢平头弹正撞击半无限混凝土靶的侵彻实验[9]，如图7所示。从图中可以观察到弹体在侵彻过程中的3种状态。该实验中，弹击的冲击速度为510～1 855 m·s-1，ρp为7 757 kg·m-3，υ为0.3, Y0为380 MPa, Yp为665 MPa。L0为30 mm, r0为3 mm。

基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我国农村长期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成为我国拥有丰沛劳动力资源的存量基础。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大量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的非农业产业部门进行转移，进一步增加了劳动力供给弹性，造成了普通劳动力工资上涨缓慢的现象。郭晗和任保平基于Solow增长模型，利用规模报酬不变和希克斯中性的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从生产要素的角度解释了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在劳动力要素方面，人口红利直接造成了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同时在家庭层面，由于人口抚养比系数较低，家庭中将会有更多的适龄劳动人口参与生产活动，促进经济增长。在资本要素方面，基于生命周期假说，适龄劳动人口形成了“储蓄人口”，在人口红利的影响作用下，储蓄人口数量增加，形成了高储蓄水平，高储蓄水平对于我国的要素积累存在重要影响作用。在人力资本要素方面，虽然人口红利与人力资本之间不存在直接的相互关系，但是人口红利的变化将会提高主体和国家的储蓄水平，对于微观主体而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提高了对自身以及子女的教育培训支出的数量；对于国家而言，当我国完成了初始的资本要素积累时，国家工业化进程加以推进，国家对于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有直接需求，将会提高国家对于基础教育以及培训的经费，这也是我国近年提出“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的重要背景。

  

图1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由此可见，人口红利在对我国经济产生影响作用的过程中，除了通过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储蓄水平及资本水平的提高直接拉动我国经济的增长，还通过影响人力资本水平产生间接作用。此外，人口红利还通过公共投资以及劳动生产率提升等作用对我国经济产生正向促进作用（见图1）。一方面，在公共投资过程中，人口红利时期社会抚养比系数较低，政府在公共支出过程中对于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较小，可以将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入直接拉动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项目中；另一方面，我国由于劳动力成本存在比较优势禀赋，我国对外贸易过程中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形成了“世界工厂”。在代加工过程中，由于贸易带来的“学习效应”，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实践水平的提高，进一步提高了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

（二）人口红利渐失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自2004年珠三角首次出现“民工荒”以来，对“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式微的讨论就成为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经济后期增长预判的重要研究内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在二元经济结构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始终伴随着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造成了工业部门劳动力边际劳动生产率上升、城市劳动生产率下降，两者在相交状态下，即两者边际生产率相等，形成城乡一体化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率水平将会上升，不同于前期相对静态的工资变化率水平，也即意味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对此，蔡昉于2007年结合当时中国劳动增长速度变缓的现状，提出了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将会在2009年迎来第一次“刘易斯拐点”[1]。后期，我国学者通常将“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渐失联系起来进行研究，通常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绝对值变化作为切入点，从量化的角度对人口红利消失进行判断。本文将从劳动年龄人口以及人口抚养比（即总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比例）两个数值的变化，对我国近年人口红利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图2显示，近2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呈现稳中下滑趋势，劳动人口数量增长幅度日益减小，同时抚养比系数近年来也呈上升趋势。

  

图2 1996—2014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及抚养比变化

制度红利对于人力资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教育投资与用人机制两方面。在人口红利时期，其主要特征在于大量的劳动力人口流入城市生产部门，劳动力供给充裕，工资增长率较低，形成了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4]。但是，近年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各国通过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提升出口商品或者服务的价值链附加值，进一步提高本国的贸易收益。同时，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已经不再是我国贸易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因素，因此，我国应当改变经济增长路径，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素质，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建设贸易强国，将以往的外贸主导型发展模式调整为外贸自主型发展模式。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国家通过保障基础教育阶段的投资，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提高人力资本的基础条件。在人力资本基础条件提高的基础上，通过配合适宜我国现阶段发展目标的教育创新制度，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强调人力资本的科技创新能力。在用人机制方面，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用人机制，充分发掘人力资本的存量水平，促进人力资本的作用发挥，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随着人口红利式微，其直接影响了劳动人口数量的供给，推高了劳动成本，造成了我国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消失殆尽，对我国30年来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产生了负面影响。康建平基于高储蓄率的成因分析，对人口结构变化与居民储蓄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我国抚养比变化在短期内促进了储蓄率水平的上升，对于老龄人口抚养比系数的上升，老龄人口会通过主动储蓄和子女抚养两条主要途径解决养老问题，进而在短期内提高了社会储蓄水平；对于少儿人口抚养问题，家庭通常增加少儿教育支出，进而对家庭储蓄造成了负面影响。同时，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因此现有的社会结构正呈现“哑铃形”特征，劳动人口的抚养负担增加，将会进一步削减家庭储蓄存量水平。在劳动人口比重变化方面，劳动力从先前的剩余状态到短缺，将会导致劳动工资水平的进一步上升。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我国农业人口比重不断下降，造成了我国劳动人口结构的变化，已经出现了部分区域和产业部门劳动力资源短缺、工资上涨的现象，表现为劳动人口数量的减少，区域储蓄水平降低。

（三）摆脱人口红利依赖的现实意义

近年，我国经济也进入了新常态发展模式，随着全球化分工的深化，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何提高核心竞争水平，提高产业价值链的附加值成为重要问题。因此，我国在追求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中，面对人口红利带来的经济增长成果，应当寻求适当方式将其转化为下一轮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同时，面对人口红利带来的粗放经济发展方式造成的问题，结合我国经济新常态新时期特征，要积极探究有效解决途径，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2.1 气温变化幅度大 极端最低气温出现在4月 7 日 7∶00，最低气温过程降幅 9.9～13.9 ℃，极端最低气温达到-7～1.9℃，太白县降幅最大。由于前期宝鸡市气温普遍偏高，苹果发育期较常年提前明显，树体抗寒性降低。加之此次寒潮强度大，降温幅度普遍在10℃以上，各地苹果遭遇不同程度的冻害。

有赖于人口红利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我国经济经历了多年的快速增长，改革开放制度进一步激发了人口红利推动经济增长的潜力，使得我国享受了长期的人口红利，迎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口红利带来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我国长期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低廉的人力成本也让企业沉溺于高耗能、高污染、低核心竞争力的赢利模式，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同时，我国人口结构的转变速度之快，也是人类历史上所罕见的，人口结构转变与人均收入之间的缺口，造成了我国社会“未富先老”的现象。面对人口红利带来的高速增长以及“未富先老”的现实状况，我国应当保持高度警惕，避免重蹈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经济低迷态势。

二、制度红利与经济增长

（一）制度红利的内涵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对于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制度变迁减少市场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发展，通过制度变革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以及要素生产率，强调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制度的安排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重要作用，一项制度安排的妥当程度直接影响着国家在当前阶段的经济增长质量及途径，对国家发展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当一项制度的安排符合全球发展趋势，契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特征，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该项制度的变革收益将会大于变革成本，在制度变革过程中，受到的变革阻力较小，通过变革形成的制度效率将会增加，获得制度红利，促进经济增长；如果一项制度安排失效，将会影响制度的实施效率，受到的变革阻力较大，如果违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强行通过行政手段干预，将会强化经济运行的负面作用。

以某城市轨道交通1号线为例，该线路的直流馈线保护主要有电流速断保护、电流变化率保护、电流增量保护等，具体参数见表1。该线路的牵引供电能力测试内容为单边供电模式下单列AW3车测试和大双边供电模式下4列AW0车测试，测试使用示波器在直流开关柜二次侧采集电流表计的输出信号。

（二）制度红利对经济的影响

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源泉来自制度创新，我国近年的经济发展路径证实了制度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新制度经济学派近年基于大量现实研究提出了“制度至关重要”（Institution Matters）的命题（Acemoglu et al.，2002），一项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将会推动社会进步和技术创新，进一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国内外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探究了制度红利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Assane&Grammy（2003）从制度质量的角度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制度质量越高，人均收入水平越高，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制度对于经济增长都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并且发展中国家制度质量的重要性程度要高于发达国家。基于罗默的技术内生模型，制度红利可以进一步影响技术进步、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同时技术进步作用于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以及组合方式，最终实现制度红利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同时，技术和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最终的直接原因，其也作为制度变迁的根本促进因素，因此本文将以制度红利对于技术进步以及人力资本的影响程度作为切入点，探究制度红利对于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机制。

制度红利对于技术进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国家制度及经济制度两方面。其中，国家政治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类型。我国政府始终将人民的利益作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稳定宽松的政治外部环境为技术进步提供了适宜的土壤，有利于创新知识的产生、沟通与交流，进而促进社会的技术进步。然而，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经济增长率有着直接影响，当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契合度高的情况下，该项经济制度可以视作适宜的制度安排，将会有利于市场交易成本的降低，提高经济市场的运行效率。近年，我国在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强调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体，发挥了市场的主导作用，配合制度创新，进一步释放市场经济主体的活力，提高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适宜的经济制度安排，进一步提高了技术创新效率，提高了社会公众技术创新的积极性，通过科学的技术创新转化机制，发挥了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3]。

对此，我国学者从人口结构变化对于人口红利式微的影响进行了直观定量的分析评价。其中，有一部分学者以“民工荒”这一现象为切入点，对其原因进行深入分析，以期进一步解释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对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影响。蒋伏心基于2004年与2009年两次“民工荒”的原因进行差异化分析，揭示了我国在社会经济发展不同阶段，适龄劳动人口变化的深层原因。对于2004年我国首次出现的“民工荒”现象，由于我国当时处于典型的人口红利时期，农业部门的劳动人口数量在向城市生产部门流动过程中，处于充裕数量状态，造成了工资弹性系数增加，实际工资率增长有限，随着城市物价上涨过快，增加了农村务工人员的生活成本，随后出现了珠三角区域的第一次“民工荒”。2009年以来，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持续发酵，全球经济衰退对于沿海外贸产业影响尤为明显，受到外部冲击后，贸易行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产生了短期的下降，出现了大批民工返乡的浪潮。当全球经济复苏后，外贸行业订单开始回升，由于时滞性影响，造成了沿海贸易行业的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同时，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一方面我国农村劳动人口供给增长产生了“短缺”现象，另一方面新一代务工人员由于受教育水平及生活质量的提高，对于自身价值的实现更为强烈，法律维权意识高，对于融入城市生活的意愿相较父辈更强。因此，进一步推高了城市生产部门的用工成本。

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作为我国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随着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近20年来的制度创新幅度大为降低，形成了前期主要依赖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随着全球分工程度的不断加深，技术创新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制度创新成为我国经济维持中高速平稳发展，实现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在坚持改革开放战略的引导下，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实施了积极的区域自由贸易政策，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完善区域贸易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区域自由贸易水平。在国内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通过制度创新，营造“创新创业”的活跃氛围，强化创新创业政策的实施，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坚持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在面对环境生态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制约条件时，不断强化环境规制，形成了“环境规制”倒逼企业技术水平升级。同时，在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前提下，强调市场的主体作用，减少政府行政干预，不断深化市场体制改革，探索高效率的市场运行机制。由此可见，近年我国政府通过制度的创新与变革，结合外部宏观环境，通过政府的自身实践与探索，不断深化“机制红利”的内涵及内容[2]。

制度质量对于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一项制度安排的质量是否合理，主要体现在制度安排是否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制度安排是否可以长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上文主要论述制度安排通过作用于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两方面的作用，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一项合理制度安排的制度红利，将会长期促进经济增长，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便是很好的佐证。制度质量较高，也体现在该项制度的安排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以改革开放政策为例，它顺应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在参与全球制造的过程中，提高了经济发展水平，积累了实践生产经验，为后期的经济增长奠定了物质基础以及技术基础[5]。因此，高质量的制度安排将会影响国家在一个时期内的经济发展路径，减小了制度变更带来的摩擦效应，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不断加深，制度目标的实现程度也在不断完善，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持续性增长。

（三）人口红利与制度红利的转化机制

人口红利与制度红利对于我国经济增长都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追求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中，两者并不完全是替代关系。

前期的人口红利通过充裕的生产要素数量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该阶段，我国应当通过制度质量的强化作用，进一步提高生产要素的效率，促进技术进步发挥经济增长的内生作用。面对人口红利式微，我国应当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由过去依赖人口红利带来的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转变为依赖于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提升我国贸易产品的附加值，减小贸易摩擦，提高增长水平的质量。在两种红利模式的过渡期间，我国应当提高制度质量，通过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的建设，创新制度内容，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强化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内生作用。因此，我们要清楚地意识到，在两种红利过渡期间，应当通过改革提高现有制度的质量，创新治理内容，围绕人力资本的提高，完善现有的制度内容，奠定技术创新的基础条件；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过程中，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范围内的自由流动，进一步提高技术创新的效率，促进经济持续性增长。最终，通过制度创新提高制度质量，发挥制度红利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持续促进作用，同时在人口红利式微的情境下，实现制度红利的转换与对接。

结合表1的四种红利类型的特征，我国现阶段处于高人口红利、低制度红利的后期，即人口红利的优势式微，市场经济体制在完善过程中。在此阶段，我国企业会存在行为惯性，依赖于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力数量充裕状态，赚取劳动力差价，对于技术进步的重视程度不足。同时，政府在制定改革开放的政策过程中，通常会圈定行政特区进行小范围试验，该区域享有明显的政策红利效应，一方面该区域形成了增长极，发挥了产业集群的聚集效应；但是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生产要素流动的自由程度受到影响，不利于区域的协同发展。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调整过程中，应当厘清人口红利与制度红利的关系，在两种不同类型的红利对接过程中，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动力的转换。

 

表1 四种红利类型的表现特征

  

高制度红利低制度红利高人口红利劳动力数量充足，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国家竞争力强劳动力数量充足，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强调通过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增长低人口红利劳动力数量缺乏，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强调通过技术进步作用于经济增长劳动力数量缺乏，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国家竞争力弱

2.3 siRNA能显著抑制lncRNA ASB16-AS1的表达 因为lncRNA ASB16-AS1在先前的研究中已经确定在肿瘤组高表达，并且与肿瘤分期分级显著相关。因此本研究选择使用siRNA抑制lncRNA ASB16-AS1的表达以观测细胞功能改变。LN382细胞和U87MG细胞在转染24～48 h后用qPCR验证转染效率，结果显示应用抑制剂后lncRNA ASB16-AS1表达量明显降低(见图2A)。这说明本实验中所使用的siRNA能有效抑制lncRNA ASB16-AS1的表达。

人口红利与制度红利对于经济持续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根据红利的高低，可以将其分为四种类型，分别为高人口红利与高制度红利，高人口红利与低制度红利，低人口红利与高制度红利，低人口红利与低制度红利，其各自特征详见表1。

三、政策建议

（一）坚持创新发展战略，发挥技术内生作用

坚持创新发展战略，重视技术进步作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内生作用，增加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纵观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程，技术创新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首先，我国应当增加技术创新的经费投入，考虑到创新活动存在高投入与高风险的特征，我国应当在保障基础科研领域经费充足的前提下，积极探索科技创新的“兜底”机制，进一步提高社会参与科技创新的积极性，保障科技创新的连续性[6]。其次，我国应当制定完善技术创新的产权保护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科技创新的基础，产权保护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着市场主体参与科技创新的积极性。通过制定保护创新成果的具体条例，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上位法律法规，保护市场经济主体的创新成果。再次，应当强化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通过完善科技转化制度，探索科技成果产业应用的途径，提高科技成果的应用价值。科技成果价值的实现，通常基于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应用，进而作用于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提高社会生产率，对此，我国应当积极加强“产学研”合作，探索创新成果转化为经济成果的有效途径。

（二）强化人才教育建设，提高人力资本质量

强化人才基础教育投入，提高教育质量水平，提高人力资本的教育基础水平；同时，探索政府与企业“双轨制”职业培养模式，强化技术应用能力。首先，应当着力推进教育体制改革，确保教育制度的公平与公正性，坚持九年义务教育，改善劳动力的自我学习能力。在基础教育阶段，加快推进素质教育改革，在传授学生基础理论知识的同时，结合我国科技创新发展战略，制定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方案，改革传统教育方式与考试制度，切实推进教育体制的改革。其次，应当提高高等教育水平，推进“双一流大学”的建设。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应当基于全球化视野，积极开展对外科技交流，促进我国高校学生参与国际前沿科技项目的研究，扩展国际视野。在国内“双一流大学”的建设过程中，应当结合创新创业的情境特征，激发高校学生创新热情，加快推进高校创新教育体系的建设，强化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再次，在个人职业发展过程中，应当结合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积极探索政府与企业实施“双轨制”的教育模式，在政府提升个人基础教育水平的基础上，通过积极引进企业等社会力量加强对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的培训，以及畅通企业创新需求的沟通渠道，将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实际需要的创新技术的改善需求与方向也带回高校，同时提升科技创新的市场化应用能力。

本诗写于1921年，当时作者刚从日本回到祖国，目睹了社会的黑暗现实，虽觉得有些感伤，但并不绝望，仍然执着地追求光明和理想，于是写下这首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诗，通过对_______的描绘，表现了诗人对黑暗现实的_______，对理想生活的________。

（三）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提高市场经济效率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应当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市场经济制度，创新治理内容，减少行政干预对市场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提高我国经济的市场化水平。首先，应当加快我国市场经济进程中的法律法规制度的完善，通过法律法规制度来平稳经济市场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基于科斯定理，交易制度的完善将有利于减少市场交易的成本，减小市场交易的摩擦，提高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通过顶层设计的不断完善，给予市场经济主体摩擦问题有效的解决方式及法律依据。其次，应当完善我国资本市场的风险应对机制，构建丰富的资本市场体系。经过前期的人口红利，我国积累了充裕的资本要素，面对这些存量资本要素，应当通过畅通社会投资渠道，降低国有资本对于其他资本的挤出效应，提高存量资本的边际使用效率。再次，应当创新制度内容，顺应社会经济发展新形势。随着信息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互联网+”提高了生产要素的生产率，近年共享经济、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等新经济商业模式不断产生，对传统监管造成了冲击，我国政府应当创新治理思维，形成开放协同的治理模式。

（四）确定改革优先顺序，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提高制度质量，完善制度内容，涉及教育、户籍、养老、市场体制、经济治理等多方面，在面对“一揽子”改革项目时，政府应当围绕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最终目标，确定改革项目的优先顺序、轻重缓急，实现经济的持续性增长。在确定改革优先顺序的过程中，应当遵循以下三方面的原则与内容：首先，应当采用自下而上的改革主体视角，塑造改革动力。对于改革进程的主体对象，应当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着力点，通过制度改革实现生产要素资源的再分配，体现经济发展成果人民共享的工作思路。其次，应当充分调研改革领域的难易程度和因果关系，形成改革的“链式反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包含多项内容，每一项改革内容作为子系统的一部分，相互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作用，会产生相互影响的结果。我国在改革方案制定过程中，应当进行充分调研，掌握改革目标领域的真实现状，对改革造成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影响进行客观充分的研究，探究最后改革路径。再次，应当以财政体制改革为抓手，发挥财政体制改革与其他改革内容的广泛联动作用，作为我国总体改革的切入点。财政体制改革，由于其直接体现了政府的执政理念，“政治集权，财政分权”的制度安排是我国政府行政能力的基础[7]。在财政分权制度下，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收入分配体制等公共服务制度都对地方政府行为特征产生影响，因此，我国应当以财政体制改革为切入点，积极探索以财政体制改革为核心的改革路径，通过调整财政收支结构，配套税收体制改革，强化总体改革效用。

笔者现任教于一所地方综合性大学。学校教务处在对去年的毕业生做离校调查时发现，有30%以上的非英语专业学生在大学四年期间花在英语学习上的时间占他们学习总时间的40.8%，但学习结果仍是“不理想”。有62.7%的学生认为自己在大学一、二年级时，英语水平没能得到提高的原因是没有掌握英语学习方法。

参考文献：

[1]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研究，2010，47（4）：4—13.

[2]聂辉华，邹肇芸.中国应从“人口红利”转向“制度红利”[J].国际经济评论，2012，32（6）：124—135.

[3]杨友才.制度变迁、路径依赖与经济增长的模型与实证分析——兼论中国制度红利[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3（4）：141—150.

[4]吴雪，周晓唯.人口红利、制度红利与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体制改革，2017，51（3）：11—16.

[5]王伟同.中国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尾效”研究——兼论刘易斯拐点后的中国经济[J].财贸经济，2012，30（11）：14—20.

[6]任保平，郭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创新驱动机制[J].学术研究，2013，29（2）：69—75.

[7]杨瑞龙，张泽华.刘易斯“拐点”与我国初次分配格局——劳动力供给曲线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J].经济问题，2014，45（1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