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指出：如果未曾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等都是空话［1］。这也就是说，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思想文化都需要“在地化”，没有“地方”，就没有思想生成的基础。而地方具有物质、功能和意义三重属性，其中地方意义包含象征意义、思想感受和行为价值等等，地方具有特殊的身份和特性［2］。“地方空间”是社会组织和个人具体的“所在”。正如卡斯特（Manuel Casstells）所言，事实上，绝大多数的人，不论是在先进或传统社会都生活在地方里，并且感知他们的空间是以地方为基础的空间。地方乃是一个其形式、功能和意义都自我包容于物理临近性之界线内的地域（locale）［3］。从这个层面上看，探讨维新时期的社会思潮，就不仅仅以《时务报》为中心来分析其在全国的影响，而应从“地方”的角度，进一步研究各地的维新派如何因应新思潮而进行“集体表达”，并如何促进学会、学堂、报刊传媒的一体化发展，使维新思潮与“地方性知识”有机结合，引发士林的广泛阅读和关注，从而促进维新变法活动的“在地化”，建构地方文化的“意义之网”。因此，“地方”是个体、社群与社会建立联系的纽带。“这种地方性不仅指地方、阶级与各种问题而言，并且指情调而言——事情发生的经过自有地方特性并与当地人对事物之想像能力相联系。”［4］从这个角度看，探究全国各地尤其是湖南的维新活动，既需要以“他者”的眼光进行“深描”，又必须结合地方学会、学校与报刊阅读的具体情境，探讨维新思潮在地方社会的传播与影响。

稳定的作物经济状况以及良好的种植条件促进了巴西种植的快速开始。有分析师认为未来巴西大豆面积将增加3%至5%，玉米面积将增加5%以上。

依据SVD原理,将本次所测得的振动信号进行降噪处理.过滤掉噪声等干扰信号后,经过多次调整和试算,利用SVD的逆运算重构出振动相空间矩阵.该矩阵就是降噪后振动信号的最佳逼近值,如图7所示.

一、维新时期地方报刊、学会与学校的一体式发展

维新时期，《时务报》不仅引领舆论、推动社会变革，它还作为当时新式报刊的坐标，为中国报刊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在《时务报》的影响下，杭州、天津、澳门、广州、长沙、重庆、南昌、武昌、桂林等地相继创办了一系列维新报刊，如《国闻报》《知新报》《蒙学报》《农学报》《湘学报》《集成报》《博闻报》《岭学报》等等，这些报刊或受到汪康年、梁启超之启发，或得到《时务报》馆的支持与帮助。而《时务报》的传播模式又随其散布被地方中下层的开明人士所仿效，流传全国，成为分散各地的士人表达思想、发挥影响力的新工具［5］。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年至1898年，全国出版发行的中文报刊有120种左右，其中约80%是中国人自办的。以资产阶级维新派以及与它有联系的力量创办的报刊，数量最多，影响最大［6］。这些新式报刊以推动维新运动为己任，以各种学会和团体为依托，以新式知识分子为中坚，推动报刊、学会与学校三位一体的全面发展，而报馆则在其中起着引领社会思潮的基础性作用。宋恕在《〈自强报〉公启》中说：“今天下竞言自强矣，自强之源在学校、议院、报馆，夫学校、议院，权不在士，报馆则是兴有责焉。”［7］宋恕认为开报馆是“士人”可以较为主动和便捷的“自强途径”，梁启超也认为，学会固然重要，但是“其数甚微”。因此，“度欲开会，非有报馆不可。报纸之议论，既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或不远矣”［8］。而报馆与学校之间则互为表里，相互依托，在促进文化传承与民族复兴方面均不可或缺。《国闻报》的一篇时评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

盖学堂者，报馆之心腹也；报馆者，学堂之吭咽也。有学堂而无报馆，则诸学之径涂，仅能课诸学堂以内之人，必不能课诸学堂以外之人。是曰域其量也，是曰钥其门也。是涨力无出也，是吸力未广也。此非创立学堂之神旨也。有报馆而无学堂，则报章中之所报，仅能以报学外之事，必不能以报学中之□（事）。是犹川无源也，是犹□无本也，是犹人无筋络以贯通也，是犹物无杂质以化合也。此非开报馆之实效也，不过翻译西报供人玩观而已，于天下仍无裨也。故我二者须相辅而行，方能持久。有报馆以为学堂之康衢，则学堂必大；有学堂以为报馆之起址，则报馆必永。二者联为一气，而黄种不难长存矣。

当然，卖房卖地保壳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卖地自救“胎死腹中”的。已经问题缠身的*ST圣莱11月16日曾发布公告称，公司拟将持有的位于宁波市江北区康庄南路515号的土地及附属建筑物全部资产转让给成都润运置业有限公司，预计给公司带来约1963万元净利润。但是由于此次交易是关联交易，消息一出就遭到深交所详细盘问，且在12月1日召开股东大会表决时只有第一大股东宁波金阳光电热科技有限公司代表出席，结果无人表决，网络投票也无人响应，这一交易还没开始就已经“流产”，公司保壳也更加艰难。

……是故以学堂供报馆之日录，以报馆树学堂之风声。二者相须，如景随形，如声赴音，并驰联辔，敬业乐群。则以学翼教，以教辅政，神明之胄，庶有瘳乎。［9］

(2) 提出了一种新的机械液压混合蓄能悬挂系统设计方案,与传统蓄能悬挂系统相比,在综合考虑悬挂适应范围、安全可靠性、零件加工工艺性及维护方便性等方面均有明显优势.

在维新时期，报馆、学校、学会三者之间相互融通，以“合群”“乐群”为目的，共同促进新政、时政、西学的传播。梁启超指出，国群曰议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学会。而议院、公司其识论业艺罔不由学。故学会者，又二者之母也。学校振之于上，学会成之于下［10］。学会是实现“合群”“乐群”的前提，是维新活动赖以实现的组织基础。尽管在维新时期各地成立了不少学会，但其与学校、报刊之间尚不成比例。故此，有评论认为：凡士农商贾，当各设学会，不成则官长劝之，殷富助之；成则上之大吏达之，朝廷以嘉其功以励其志。由是而不拘耕作艺术，皆跟风效法，自相濯磨，不及十年，当斐然可观。富强之效，如操左券矣［11］。在论者看来，学会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公共组织，只有学会日渐发达，开民智、求富强方有基础。

因此，有组织的团体是推动报刊阅读的重要力量。一些开明官绅与学生结合在一起，他们以学会团结同志，以报刊抑扬舆论，以学校培育人才。有的学会自办报刊，如上海务农会办《农学报》、新学会办《新学报》、算学会办《算学报》、译书公会办《译书公会报》、蒙学会办《蒙学报》，广西圣学会办《广仁报》等等［12］。报纸成为推动学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正如托克维尔所言，“报纸使他们结合起来，但为了使结合不散，他们继续需要报纸”［13］。报纸成为连接学校、学会的重要纽带，在制造和传播舆论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时务报》作为维新报刊之翘楚，引领着新式报刊的发展方向。正如蔡元培所言：“我国人思想之稚，观于言论、实事之间，已可概见。丁戊之际，有《时务报》，始欲以言论转移思想，抉摘弊习，有推陷廓清之功；其后有《知新报》，参以学理；有《湘学报》，参之以掌故。嗣是人心为之一变。”［14］而维新时期的报刊阅读，也是在《时务报》的影响下，由通商大邑向边远地区逐步扩张。

李抱一评价《湘报》在当时的影响：“在世虽数月，而声光灿然，言湘政者莫不稽焉。”［38］欧榘甲也对《湘报》给予极高的评价，他指出：昔者谭烈士嗣同，唐烈士才常，开《湘报》于长沙，日日发论湖南之当自立，如萨摩长门之于日本，慷慨激昂，全湘风动。湘人以军功闻天下，号强悍，至是知外事，知爱国，有国家思想焉。是为中国省报言自立者之始［39］。1898年9月16日创办的《菁华报》在章程中称“陈右帅所设《湘报》，极为雅驯”［40］。尽管《湘报》仅发行数月，但它已深入到湖南民间社会，对维新时期湖南新学的传播起着重要作用。

与《时务报》这样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大报相比，许多地方性报刊发行范围有限，但它对当地社会却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曾出使欧洲的宋育仁对四川地方报刊价值的认识颇有代表意义，他对汪康年说：“蜀报诚不如《时务报》之美，但西南仅此发端，拟祈鼎力为助，以广边隅风气。可否贵报一律行蜀者，交《渝报》馆代售？在省寄省，则人皆一取两得。庶初开之铺，不为老招牌所压，俟鬯行后再易新章，如蒙许可，即望赐覆为颂。”［17］宋育仁认为，《时务报》固然很好，但是本地报刊的发展更需要扶持。因此，《渝报》在创办之际，便利用本地资源，号召当地官绅捐款，且将捐款和阅报结合在一起。其章程规定：

捐助百两以上者，每年送阅报五分；五十两以上者，每年送阅报三分；三十两者每年送阅报一分。均无报费。

各府州县各就其地，托一友人采访要件，按月函知，并托代为售报，不必加以访事名目，亦勿庸议给薪水，但按期送报一分，以搭酬劳。

播种期的小麦病害主要以条锈病、白粉病、雪霉叶枯病和黄矮病为主，同时要防治地下害虫。该时期的小麦刚萌发，物理防治会对苗有一定的损伤，一般以化学防治为主。在前期拌种时，可采用药剂拌种控制苗期地下害虫和蚜虫危害，预防小麦黄矮病的发生。

师：它却又在孕育着新生命，诞生了希望，看到了明天。充满了力量。你们真会找，这样好的文字，让我们再来美美读读这一段，将美丽广玉兰花映入我们心中。争取能把这句背下来。

3.2 《中国药典》2015年版微生物限度检查中计数法的适用范围较旧版发生了变化[3]，TSA和SDA提升了微生物的促生长能力，扩大了计数微生物的类型和范围[4]，供试品的霉菌和酵母菌总数为SDA上生长的总菌落。复方阿嗪米特肠溶片的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计数采用“2.4.1”项，方法符合适用性试验要求，因非目的菌的生长导致超出限度标准，企业可能将执行停产整顿、产品销毁等措施。

先阅后交费者，本城送满一月，外境送满三月，皆须收费始行续送，以示限断。［18］

送报人遇有本城新闻新事，探听确实者，立即报知本馆主笔处核定。可否照登，由主笔转告账房，给一凭条，注明某人所报之事，量其难易，分别一二三等，归月底结算，发给赏号。如有诬报，希图奖赏者，除扣赏外，罚钱三倍。［35］

（1）在员工对“企业关爱员工的方式”满意度评价中，本文依据文献，设计出如下二级评价指标：企业帮扶有困难的员工(U311)、企业开展文化娱乐活动（U312）、企业关注员工及家属的身心健康(U313)。

二、维新时期湖南的学会、学校与读报风气

《湘报》发行后，“无论官绅士商，均送报半月，不取报资，半月以后，有愿阅者，请知会送报人挂号注明姓名居址，以便按日送报”［29］。不久，“各府风行，湖南热力因为之一动……视学堂、学会为尤捷”［30］。读者张翼云读《湘报》之后，“呜咽声嘶，流涕被面”［31］。《湘学报》《湘报》在湖南各地的流传，对维新思潮的“地域化”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谭嗣同不无自豪地宣称：“湘中风气果开，自《湘学》出报，读者咸仰湘才若在天上矣。”［32］在谭嗣同看来，《湘学报》已成为湖南维新运动的象征，展示了湖南维新人士的学养和风格。

作为南学会的主要支持者，湖南巡抚陈宝箴首先要求省内士绅和学堂学生广为阅读。《湘学报》甫一创办，他便饬令：兹《湘学新报》之设，悉本此议，且为湘中承学有得之言，于本省人士，启发尤为亲切。定章每月刊发三册……为此，札仰该县于奉到后，先自捐廉赴省订购，每次或数十册，或十余册，分交书院肄业各生及城乡向学士子，一体披阅。并劝绅富自行购买分送。俾乡寒峻，皆得通晓当世之务，以为他日建树之资。所费无多，为益甚大［21］。而湖广总督张之洞则要求湖北全省书院生徒阅读《湘学报》，他认为《湘学报》“考核精详，确有实用……有关民生，均为方今切要。学术治术，自宜广为传布。除省城两湖书院发给五本，经心书院发给二本，本部堂衙门即抚学院司道荆州衙门各一本。由善后局付给报资……所属各州县，将以上两报一体购阅，《湘学报》并应发给书院诸生阅看”［22］。可见，书院与学堂在报刊阅读中起着重要作用。晚清湖南书院、学堂较为发达，尤其是时务学堂创办之后，极为重视西学教育，其功课中西学以“各国文字为主，兼算学、格致、操演、步武、西史、天文、舆地之粗浅者”。要求学生“豫储远大之器，必使兼通中外”［23］。时务学堂积极传播新学，参与维新运动。南学会成立后，每次举办演讲，都有大量时务学堂的学生前来听讲，并积极参与南学会的“问答”，探讨新学和时政热点，从而使学校与学会之间在教学、社会实践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南学会“会友”有三种方式：“议事会友”“讲会会友”“通信会友”［24］。从而将有志于维新者通过广泛的交往途径结合起来，极大地推动了维新思想的组织化传播。这也是湖南维新报刊能够在本地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原因。

南学会的熊希龄等人为了“补《时务》、《知新》、《湘学》之不逮”［25］，于1898年3月7日创办了湖南近代第一家日报——《湘报》。熊希龄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说：“《湘报》风声全省皆知，望我出报甚切，乞速办就机器寄湘，别事尚可缓，此事务乞拨冗代办也。”［26］熊希龄对《湘报》寄予厚望，希望该报“专以开风气，拓见闻为主”［27］。正如后来文廷式在为《湘报汇编》作序时所言：

《湘报》者，创自长沙，起于戊戌。垣宿当躔之日，而明德作镇之年。俊侣骈生，畸人朋出，联袂云合，楮墨斯腾。标题已确，是南国之良金；毖记遥传，应西人［江］之天马。英才既集，宏论方多，清议之风，斯为称盛！

比如早先有文章分析：“目前我国公民文化素质还不很高的情况下，还有相当数量的读者停留在较低、较浅的阅读层次，他们多从事体力和半脑力劳动，知识与技术含量较低，他们读不懂专业学术文献，高雅的艺术作品又欣赏不了，因此他们到图书馆的目的就在于休闲娱乐。”那么知识水平低的人阅读就是浅阅读，这显然行不通[1]。

维新时期，学会是团结士绅的重要组织，也是报刊赖以生存的凭藉之所。如《时务报》利用强学会的余款而设，表明了它与维新派有着直接的关联。全国各地学会将设立报刊作为其重要的工作内容，许多学会附设报刊，以鼓吹新政，提高学会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在维新思潮的影响下，湖南的南学会得到了陈宝箴、黄遵宪、徐仁铸等地方大员的鼎力支持，又有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人士的积极推动，加上延请湖南著名学者皮锡瑞任会长，湖南士风为之一变。1898年2月21日，南学会第一次正式开会，“官绅士民，集者三百余人，堂上设讲，座下排横桌，听讲者环坐焉……士大夫周旋问答，言笑晏晏”［19］。南学会的主要活动，尤其是皮锡瑞、谭嗣同、黄遵宪、邹代钧等人的讲演，都在《湘报》刊布，而《湘学报》“系学会捐资创议，不收捐助之费”［20］。作为附设于南学会的报纸，《湘学报》首先要确保会员能够及时阅读，这是“组织化传播”的重要特征。由于有具体的办报章程和较为充足的经费来源，《湘学报》可以完全按照南学会的意图办报，其发行也得益于南学会的推动。

谭嗣同在《〈湘报〉后叙》中指出：“夫言新于今日，其惟吾湘乎？”湖南维新运动的广泛开展，得益于开明官员和地方士绅的推动，谭嗣同便认为：“假民自新之权以新吾民者，厥有三要，一曰：创学堂，改书院……二曰：学会……三曰报纸”，而报纸可以跨越时空，使“不得观者观，不得听者听”［33］。《湘学报》与《湘报》出版3个月后便发行至6000份，并很快在湖南各地广为传阅。以长沙为例，“销《湘学报》前数百分，销《时务报》又千余分。”而当时的南京“销《时务报》仅及二百分”。所以，谭嗣同感叹道：“盖风气之通塞，文化之启闭，其差数亦如此矣。”［34］

报纸销量是检视社会开放程度的重要标志。湖南在维新之前，鲜有报纸发行，而《湘学报》与《湘报》立足于湖南市场，注重以新学启发本地士子，两份报纸对本地新学动态也颇为关注。尤其是《湘报》出版之后，对南学会和湖南学界、政界的报道较为深入，如南学会演讲、南学会问答，以及湖南各地学会、学堂的动态等等，记载颇详。又如时务学堂入学考试试题，各班学生名单等详细情况，以及时务学堂学生参加南学会问答的活动，《湘报》都加以刊登，可见该报对这所湖南维新时期“样板”学校的关注。而时务学堂的学生也是该报的重要读者和撰稿群体，据统计，时务学堂有10名学生在《湘报》上发表了17篇重要文章，这在当时的维新报刊中是极为少见的现象。时务学堂的学生与南学会、《湘学报》《湘报》保持的密切关系，说明了进步学生已崛起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在接受新学、传播新知方面已走在社会的前列。

《湘报》不但为湖南官绅与学生所关注，它还广泛联系社会各界人士。其章程第五条规定：

本馆拟广求博学通达者，立为报友，造册注明姓字籍贯居址，按日送报，不取报资。如以所著论议及访求确实新闻新事函知本馆，酌核照登者，每届年终计算所寄之文多寡，准于本报余利项下抽提两成作为花红，分寄各报友以为酬劳之资。［27］

值得关注的是，在《湘报》之前，很少有报刊将读者称之为“报友”，“报友”意味着办报人与读者之间存在情谊，而非冰冷的买卖关系，这显然将读者的定位为“报纸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希望“博学通达”的报友为报纸的发展充分贡献才智。《湘报》注意发表读者的稿件，根据读者发稿情况给予回报。如衡南人杨则在《湘报》第14期上发表了《论阅报之有益》一文，第48期的“报友题名”中，便列出了杨、熊崇煦、易鼐、刘颂虞、罗棠、毕永年、洪文治等12人为报友，并为他们免费送报一年。这一方面提高了“报友”的知名度，另一方面又激励读者投稿，从而使一些默默无闻的读者能获取经济报酬与社会声望。一些时务学堂的学生正是通过投稿而与《湘报》与南学会建立广泛联系，实现了“学生议政”的梦想。

为了进一步扩大报纸的资讯来源，《湘报》还注重发挥送报人收集和采写新闻的作用，在章程中制定了一系列奖惩措施：

章程将社会捐助、读者先期订阅与来稿予以特殊的优惠，将赠送报纸作为回馈社会的重要手段，从而能够推动该报在本地社会广为流布。这在地处偏远的重庆，具有一定的营销效果；对重庆读报风气的形成，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另外，《岭学报》《广仁报》等维新报刊的章程中亦有类似规定，以广纳资金，推广阅读，扩大影响。

不仅如此，针对湖南地处偏远、各地购阅报纸较为困难的现状，《湘报》力求使其发行延伸至偏远乡村，为下层民众提供精神食量。其章程第九条规定：

……每诵斯文，至于雪涕。嗟乎！谁与独处，悲生雒浦之衾；岂其无人，泪堕山阳之笛？悼往者之不作，感来日之大难。故知落叶自陨，无假于疾风；相思不断，且同于春水。［28］

本报与学堂、学会联为一气。凡各府州县穷乡僻壤不能购报者，应请各府州县分学会会友查明市镇村落，总汇地名，函知本馆酌计每处捐报数分，由省城总学会设法寄至各府州县分学会会友，转交居乡会友，择地张贴墙壁。如官府告示及劝善格言之法，俾众一览咸知，以示同仁之道。［27］

这一规定进一步表明了《湘报》与南学会的依存关系，南学会作为湖南维新时期的地方团体，具有明显的“公共性”。对于南学会的性质，梁启超认为它“尤为全省新政的命脉，虽名为学会，实兼地方议会之规模”。其目的是要“激发保教爱国之热心，养成地方自治之气力”［36］。为了推动《湘报》阅读的地方化，南学会利用了其在全省各地分会的优势，将《湘报》在偏远乡村发行作为分会会员的重要职责，并通过在乡村“贴报”的方式，确保乡村民众能够广泛地阅读《湘报》，显然，《湘报》推出这一重大的“惠民”举措，打破了传统的精英读报方式，使那些地处偏远的民众能够“去塞求通”，这在当时的维新报刊中是难得一见的［37］。

在《时务报》的影响下，各地学会创办的报刊种类繁多，如时政类、科技类、文摘类、专业类报刊等等。各地学会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创办适合自身特色的报刊，如蒙学会创办的《蒙学报》、务农会创办的《农学报》，译书公会创办的《译书公会报》、新学会创办的《新学报》，女学会创办的《女学报》，工商学会创办的《工商学报》，蜀学会创办的《蜀学报》，圣学会创办的《广仁报》等等。一些志趣相投的官绅，往往利用松散的组织和社会网络筹资办报，尽管许多报刊存在的时间很短，且影响不广，但是维新时期的报刊总数相当可观。除了一些通商口岸之外，湖南、江西、四川、贵州、广西等地也相继创办了一些报刊，地方性报刊的崛起，有利于报刊阅读的空间扩张和地域性阅读群体的发展。如蜀学会创办《蜀学报》之后，要求“省垣入会者，以阅报为首务”［15］。开办三个月之后，该报便声称：“本馆自开报以来，逐渐推广，现在销售几及二千份，纸张务极坚洁，刊印格外精审，购者源源而来，仍有应接不暇之势。”［16］

阅报费先交银十两者，送报五年；先交洋银十元者，送报三年；先交银三两者，送报一年；先阅后交银者每年银三两六钱，闰月照加，折购者每册九分。

三、湖南的学会、书院与公共读报活动

南学会以讲学、集会、研讨、阅读为重要内容，甫一创设，就对公共阅读问题十分关注。专门“设藏书楼一区，广庋图书”［41］。《南学会申订章程》明确规定：本学会所藏书籍，准人领取阅书凭单，入内浏览……自本月十五日起，愿阅报者，照单领凭择观。其时，南学会订有26种报刊，共计89份，所订各报及份数见表1：

这份名单基本上囊括了当时全国发行的主要报刊。南学会根据报刊的性质决定所订报刊的数量，如维新报刊《时务报》《知新报》《湘报》《湘学报》等各备10份，《申报》《沪报》等商业性报纸则仅备一份。由此可见，南学会所开辟的阅览室，将订阅的国内外主要中文报刊作为公共读物提供给公众阅读，这与单个读者的私人阅读有着很大差异。读者来到南学会的阅览室，需要办理借阅手续方可入内，并需要遵守阅读规则，由于有许多读者的“在场”，读报纸就具有共同的场域感，读者在读报的时分，可以感受到公共阅读的诸多好处，如读者通过阅读不同种类的报纸，对各报的内容与形态有着直观的比较和借鉴，不同的思想与观念随着报纸的“流动”而不断变化。对于平时难有机会接触报纸的读者而言，阅览室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而那些经常来阅览室读报的读者，每次读报的时分又成为一种仪式，读报纸成为一种精神享受和文化信仰，报纸的“公共展示”为阅读的集体化、规范化、仪式化创造了条件。而此前，虽然强学会也有公共集会活动，却很少将大众报刊提供给公众阅览。从这个层面上看，南学会开创了近代报刊公共阅读的新空间，它进一步融合了读者、学会与报刊的关系。一些读者在读报之后，又能有机会参与南学会的讲演和问答，他们在报纸上获得的知识和产生的疑问，通过学会的公共集会得以传播和解答，从而使“公共阅读”转向于“公共讨论”。尽管我们难以统计当时读者的具体数量，但是，这批早期进入公共阅览室的读者，无疑对“博览群报”有着切身的感受，而由于读报所形成的“阅读文化圈”又能进一步开阔读者的视野，读者从个人空间走向公共空间，使读报的意义有着极大的改变。

 

表1 南学会所订报刊及份数［42］

  

报刊名称 份数 报刊名称 份数 报刊名称 份数时务报 10 申报 2 广智报 1万国公报 1 新闻报 1 知新报 10苏报 1 国闻报 5 格致新报 5大公报 1 求是报 1 汉报 2农学报 5 维新日报 1 岭学报 1奇闻报 1 沪报 1 博闻报 1循环日报 1 环球报 1 实学报 1湘报 10 蒙学报 5 湘学新报 10香港华字报 1 译书公会报 10

由于时务报刊“议论切要，采择谨严”，以议论时局、促进维新为目的，显然有别于一般报纸的新闻报道。开明官员将时务报刊视为考察时务、学习新学、开发民智的“书”，一方面要求学子认真精读，体悟其意。另一方面又表明它不属于传统的书，它的内容涉及“一切舟车制造之源流，兵农工商之政要”［43］。当时湖南一些书院制定的轮流阅读制度，将报刊视为知识读物而具有普及教育的功能，如当时著名的岳麓书院就规定：“购时务报六分，每二斋共阅一分，由管书斋长随时派人分送，每斋自第一号起，尽一日之力，或翻阅抄誊，或略观大意，各从其便。次日递交第二号，以次至末，再递交第二斋第一号，复以次阅毕……仍缴归管书斋长收存，备来岁住院士子依次领阅之用。”岳麓书院等书院的“阅报章程”表明，当时在学生斋舍推广的“轮流读报”制度，规范了学生读报的程序和进度，极大了提高了报纸的阅读效率，而学生读报与评报的结合，进一步提高了报纸阅读的深度和广度，学生在宿舍或者教室对报纸内容所进行的讨论，具有“公共领域”的性质。在这个具有相对自由的话语空间，学生之间的交流对新思想的认知会得到极大的提高。维新时期，湖南时务学堂的一些学生在《湘报》发表评论，表明他们已经将报纸视为延伸自己思想的载体，读报与投稿的结合，是知识接受与传播的互动，报纸作为“知识纸”“思想纸”的作用进一步彰显。

使用完好性监测算法，利用最小二乘构建方程首先要判断算法的可用性。本文选择水平保护等级法来判断RAIM算法是否可用。

到底为什么会有屋面曲线的设计？因为历史上没有文字记载，大家都在议论与猜测，如果你有更科学的解释，请记得告诉我呀！

可见，书院订阅报刊，目的是让所有学生都有机会读报。一份报纸到达某所书院，就成为公共读物，所有学生都必须按照院方的要求，轮流观阅。看报是一项学习任务，报刊“为目前不可不看之书”。报刊被视为与书籍有同等意义的知识资源，书院师生通过阅读报刊，可以“开广见闻，启发志意”［44］。因此，有识之士将《时务报》《湘学报》《湘报》视为必读之“书”，以区别于当时的商业报刊。读书人读“时务书”，便意味着通过时务报刊接触到新学，从而在知识体系上区别于“旧学”。

四、维新时期湖南报刊在士林中的影响

由于《湘学报》分门别类，“将群章甫缝掖之儒，讲求中西有用之学，争自濯磨。以图富强，以存遗种”［45］。从而声名鹊起，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著名学者谭献在读完《湘学报》第一册之后，便认为该报“以史学、掌故学、舆地学、算学、商学、交涉学为六条目，序例标揭，意言平实，非《时务报》矫徇鄙倍之比”［46］。谭献此说虽值得商榷，但在一定层面反映了《湘学报》的确很有特色。同时，《湘学报》也在省外广为发行，如在京城任文渊阁校理的王同愈，于丁酉年（1897年）七月初六日，“阅建霞所创《湘学新报》三卷”［47］。说明其在北京已有发行管道。

《湘报》《湘学报》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影响不断扩大。湖南名儒王闿运曾数次阅读《湘报》，他在1898年6月25日的日记中记道：看《湘报》一月，有一分府官，正黄公度同里人，云保卫不成，臬请开缺，抚台慰留；抚亦被劾，朝廷慰留，爱惜人才如此［48］。平时少有读报记录的王闿运，特地表明他已看了一个月的《湘报》，这对潜心于经学的他而言，已颇为不易。又如江西义宁的仁义书院，虽然是一所乡人捐资的乡村书院，但对新式报刊的价值却有深刻的认知。认为：《湘学新报》分史学、掌故、舆地、算学、商学、交涉六门，贯穿古今中外，讲求实用，每年末又附各门切要书目提要二页，指示门径，诚最便学者之书［49］。而柏文蔚在维新时期组织邑人成立“阅书报社”，他虽然居住在安徽寿县的乡下，却有机会读到《湘学报》。他回忆道：梁启超在湖南创立“南学会”，出版之《湘报》，印刷亦同《申报》，吾人皆视为金科玉律［50］。其时，中国的乡村社会很少有报刊出现，而在1896年高中秀才的柏文蔚，对“洋务”已有所了解，并通过在家乡创建“书报社”，以广见闻，《湘学报》能传入安徽偏僻的乡下，对柏文蔚思想观念的影响是无容置疑的。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时务报》的读者也通过各种途径阅读《湘学报》。如杭州的藏书家邵章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提及：“《湘学报》适在友人处见之，极佳。请寄五分”［51］，不久，他便询问：“《湘学报》到否？能否寄下五十分”，之后，他又在信中回应：“连日收到《湘学报》三十分，一到即行分罄，尚有索者。望再寄我二十分，至要”。可见当地读者对该报的阅读兴趣较高，作为代销商，他自然要求汪康年“请再寄二十分，勿延”［52］。而经常阅读《时务报》的丘宪、陈庆年、高凤谦等人也订阅《湘学报》，丘宪特地来信告知汪康年：“《湘学报》乞仍代寄罗子敬处为祈”［53］。陈庆年则“订《湘学报》一年，值钱八百八十文”［54］。张元济还将订阅的《湘学报》，供“馆中同学所公阅也”［55］。缪荃孙虽然代理《时务报》等报刊的发行，但却很难有机会在南京购阅《湘学报》，但由于与谭嗣同的私交甚厚，有机会向他借阅。1897年5月31日，他 “读《湘学新报》，即还谭复生”［56］。同样，《湘报》也广受读者欢迎。长期代理《时务报》发行的费麟生，曾转告汪康年，“可否乞代转告《湘报》分局，请其先寄十分或廿分至敝处，自十六册起至现在所出之册止。半月以后如悉售去，即可迳告分局添寄。如销数不满十分，仍将原报带呈分局”［57］。读者作棨则写信给汪康年说：“初九接《湘报》第九册，廿一又接《湘报》第十、十一两册，惟中无函字，想见执事贤劳，管城子亦疲于奔命也。”另外，他还要求，“务请转函湘局，自第一至第八册补齐寄下”［58］。可见，通过《时务报》的销售网络，《湘学报》《湘报》对外省读者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五、结语

与甲午之前宗教报刊的说服式传播不一样，维新时期报刊传媒的组织化传播特色较为明显。维新报刊大多依赖于学会，而学会与学堂、书院又紧密结合，因此，维新报刊以社会组织为依托，利用各类社团广泛的文化和经济资本进行运作。维新报刊的发行，更是依赖了各类学会、学堂的公共资源，并通过各种人脉关系将发行网络延伸到边远地区，使一般读书人有机会接受维新思想的洗礼，这显然是之前宗教报刊无法做到的。因此，甲午之后，中国社会的启蒙，得益于维新刊物的广泛传播和阅读。

维新时期的地方性学会，是知识精英重塑主体性意识的重要标志。许多开明官绅的加入，又使一些舆论领袖找到了推广新思潮的舞台。学会办报首先保证了会员的阅读率，各地的学会利用报纸表达立场、弘扬学术、传播新知、团结同志，使维新报刊具有社会整合的作用。对读书人而言，加入学会不仅可以找到归属感，而且能够在组织中获得许多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尽管我们无法统计有多少学会成员在读报纸，但学会对会员读报的关注是毋需置疑的。南学会开辟的书报阅览室，就表明它已经非常注重报刊的普及，并较早地创造出“公共读报空间”，读者在阅览室读报，具有“集体在场”的体验，读报纸不仅是获得新闻和知识，而且因“集体阅读”更具有仪式感。

与甲午以前中文报刊的阅读主要集中于少数官员与口岸文人不同，维新报刊通过它较为多元的发行系统渗透到州县以后，报刊阅读便从通商口岸延伸到城镇。而读者群体也由“都市之人”扩展到“城镇之人”，尽管上海、广州、天津这样的通商口岸仍然是报纸发行的重要区域，且是报纸读者较为集中的地方。但是，一些交通较为便利的中小城市，也会有新式报刊的传布，尤其是得风气之先的湖南，由于南学会大力鼓吹维新变法，大力创办报刊并推动发行，加上地方大员推行的“官费订报”活动，通过官府、书院和学堂进一步将报纸推广到县城之类的“镇”，对于这些中小城镇而言，报刊作为新式传媒开拓了舆论与文化空间，报刊将“城镇之人”与外部世界连接起来，除了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之外，维新时政与西学知识冲击了他们的思维方式，进而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彷徨与选择。正是由于维新思潮的深刻影响，在湖南一些报刊传播较为活跃的地区，出现了“士绅社会”向“知识人社会”的过渡，一些开明的读书人通过报纸感知到社会思潮的脉动，从而逐步改变他们的阅读方式与思维模式。一些熟读经典的传统士人，在看到维新报刊之后，对“圣贤之书”产生了怀疑，在时局危殆的阅读背景下，他们的阅读趣味开始从“古典”走向“现代”，这体现出现代报刊传媒作为“思想纸”对读书人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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