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意识是领导活动的指向器。各级领导干部担负着治国理政的历史重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少数，其政治意识状况直接关乎各项事业的兴衰成败。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中，意识形态被认为具有激发和鼓动人类政治行为的作用［1］。党的十九大强调，“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加强政治意识建设意义重大。

杨力生急忙便说：“哦，相亲是好事，相亲是好事。不过，像妹子这么漂亮，心眼又好，无论如何也得找个称心如意的。可不能马马虎虎就跟人定下亲事。”

一、领导者政治意识的国家治理意涵

政治意识是政治主体对政治实践的反映和认知。从本质上看，政治意识是政治客观存在反映到人脑中的观念形态，是社会政治生活的精神方面，是社会政治存在的总体反映。“政治意识是政治生活与政治活动的心理反映和精神现象，是人们在特定的社会形成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认知、政治信念、政治习俗、政治价值的复合存在形式。”［2］政治意识的构成按照政治主体可分为个体政治意识和群体政治意识，既包括心理层面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动机、政治信仰、政治意志、政治价值观等，也包括理论层面的政治思想、政治理论、政治科学、政治知识、政治文化等。

分类商品学以《商品学》理论知识为基础，阐述食品、纺织品、日用商品、家用电器等商品的使用价值及应用技术等，本部分内容中如果采用纯理论教学不仅抽象而且空洞，许多教师通过配以示例、图片、影像等方式，但效果仍不佳。只有通过实验教学才能让教师将课堂内容讲解清楚，让学生能更有效地理解课程内容。因此，从软硬件设施上很难保证本门课程的教学效果。而海南大学目前还没有积累相关的教学资源，建设相应的教学资源基地、教学实验室，更不用说实践教学基地，对实践设施的配备环节薄弱。

政治意识因其所属主体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层次性。从主体的视角来看可以分为个体政治意识、群体政治意识、组织政治意识、政党政治意识、民族政治意识、国家政治意识等。在个体层面还分为公民政治意识和领导者或政治精英政治意识。根据Jost等（2009）的理论，政治精英具有政治意识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角色。领导者作为政治活动的组织者、主导者，是政治意识的建构者、教化者、传播者、变革者和实践者，在政治意识的生产和消费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

领导政治意识是领导者对政治实践的能动反映，是领导者对政治性质、政治权力、政治角色、领导职能、政治制度、领导作风等方面的主观认知和心理反映，即对如何开展政治领导活动和履行政治领导职能的意识。领导政治意识是一个复合型概念，由领导、政治、意识三个概念所组合构成，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是一种高层次的意识形式。政治是事关国家发展的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和整体性的重大问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是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实践活动。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国家政权是政治的根本的和主要的问题。“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方式、任务和内容。”［3］孙中山指出，“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4］。由此观之，政治是一种国家治理层面上的宏观领导活动。

现代社会中的领导是一种专业化的高层次的国家治理活动，是领导者采取一定的方法指引和率领下属实现共同目标的活动过程。作为领导实践活动主体的领导者是在国家治理活动中承担领导职务，履行指导率领、进行决策、组织实施的职责的个体和团队。国家治理是各级领导者履行领导职能带领公共部门及其人员进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战略活动，是事关国计民生的治国理政活动，无论是领导决策活动，还是领导者的选才用人、激励监督等，都是攸关国家发展方向、人民生存福祉的政治问题。领导政治意识就是领导者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所形成的对政治活动的客观反映和主观认识。

终于在清康熙年创制用于泡饮的碗、盖二件式盖碗茶具。田自秉先生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中写道:“康熙时期陶瓷造型，有的沿用旧式；有的加以改造发展为新品种；有的富有独创性。如碗，早期有敞口碗、直口碗。中期多折腰碗。晚期创造了有盖碗，是专供饮茶用的。 [4] ”清代康熙年间创制盖碗，但当时的官方称呼是否为盖碗待考。如图4所示的这件康熙年间的盖碗茶具：敞口，深腹，圈足，盖呈浅碗形，圈形钮，碗外底与盖顶均有青花楷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此为康熙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一款典型器，以后各朝在这此基础上有所调整，均有烧制（如图5）。

地方领导者对政治意识建设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政治意识建设实践滞后。有的领导者长期以来信奉不问是非、难得糊涂的处世哲学，企图“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是一种“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式的危险态势。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针对新形势下党面临着的严峻挑战和存在的领导政治意识糊涂和淡薄的问题，高度重视党内政治意识问题，反复强调必须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第一位，把“政治意识”建设提升到国家治理的战略层面，位居“四个意识”之首。党中央所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及当前正在开展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实践活动等，其目的归根结底是期望通过这些实践活动优化政治生态，以此培养和强化正确的政治意识，纠正错误的领导观念，把正确的政治意识内化为领导的行为指南。但与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地方领导干部对政治意识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重构政治意识的自觉性主动性不强，既没有真正体悟和认知到政治意识建设的重要性，也没有把其放在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把经济建设作为刚性的硬任务，而把政治意识建设作为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的形式化软任务。由此导致领导政治意识建设的实效性较低。

这是在对领导本质正确认识基础上所形成的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社会主义领导活动是一种区别于私有制社会领导的公共性领导，领导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是人民通过法定程序委托和赋予的权力，服务性是领导活动的本质性特征。因此，在角色定位上，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领导权力只能用于为人民服务，领导活动从目的和内容上来看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从领导活动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归宿来说，服务性是领导活动的重要特性。领导活动的本原体现为公共使命的承担，领导者把自己的身心投放到公共使命中，不仅有助于巩固其权威，而且也是展示其人生价值的必然选择”［13］。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公仆，表示“在我充当民众公仆时，我唯一的愿望是了解我的主人的意愿，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他们的意愿”［14］。对领导角色的正确定位和对公仆意识的清醒认知，使华盛顿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政治家。

其一，鲜明的阶级性。这是领导政治意识的本质属性和特征。领导者的政治意识是一个社会中起主导作用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作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总是将自己的思想上升为规范向度的思想，成为合法性的思想和具有辩护性、规范性的社会意识。一个阶级在物质上占统治地位，也必然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统治阶级总将自己的思想说成是社会规范的普遍思想，建立一种要求社会所有成员接受、认同、承认的合法统治；总是将暂时的思想说成是超历史的、永恒在场的思想”［5］。领导者的政治意识在国家治理中所确认和宣称为哪一个阶级服务、站在哪一个阶级立场上，这是关乎政治立场、政治信仰的根本性问题。“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6］领导者政治意识的阶级归属决定着其政治态度、政治信仰、政治价值观的走向，有什么样的政治意识阶级属性，就有什么样的政治信仰和政治价值观，决定着领导者在领导实践活动中的利益价值取向，即领导活动在本质上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个人服务、是为实现公共利益服务还是为小集团私人利益服务。

最佳适应算法BF(Best Fit):在装入货品时装入到最合适这个货品的箱子里，这个箱子不是第一个可装的箱子，而是最合适的。当没有适合该物体的箱子时，打开一个空箱子。

其二，直接的行为导向性。人是思想观念的动物，人的行为直接受思想意识的指引。话语制度主义认为，行动者具有“背景观念能力”和“话语前置能力”两种重要的行为能力。这两种思想意识能力的核心就是一个政治系统的政治意识形态。领导者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其政治意识的导向性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上：一是对领导者个人行为的导向性，对领导者的职能活动起着直接指导作用，在领导者的公共决策、选才用人、激励惩罚、监督检查、计划组织、指挥控制、沟通协调、制度设计等国家治理行为发挥着意向性指导作用。二是对组织行为起着导向性作用。现代社会是组织化社会，领导者是居于组织中领导职位的人和群体，在组织结构中，领导者处于指挥引导地位，通过决策规划为组织活动确定和指引方向。“政治意识作为一种政治方面的精神形态，一旦内化为一种观念、意志、信念、情感，就会产生一种动机和态度，自觉或不自觉地驱动政治主体在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活动之前作出种种反应，表现为一定的政治行为。”［2］领导者政治意识对组织的发展起着方向性的指引作用。三是对社会公众起着风向标式的示范作用。领导者是社会的精英骨干分子，社会地位较高，备受社会瞩目，是社会公众的关注和模仿对象。领导者所奉行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自然成为普通大众所模仿的内容，上行下效，对社会风气起着导向性作用。

以 LMP1、COX-2、VEGF 和 IL-8 为自变量，以转移为因变量，对其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显示VEGF和IL-8的表达水平与鼻咽癌的远处转移呈正相关（P＜0.05），LMP1的表达水平与鼻咽癌的转移呈负相关（P＜0.01），见表 4。

中国共产党对领导者的公仆角色定位和公共服务意识的认知和确认一以贯之。社会主义国家领导者是人民的公仆，这种角色定位要求其转变身份的同时转变观念，强化公共服务意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总结提出了防止人民“公仆”成为“老爷”的经验，即“对所有公职人员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15］。孙中山指出，“专制国家，人民是君主的奴隶；共和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吏是人民的公仆”［16］。公共服务意识是领导者形成的把自己当作人民公仆的思维模式、观念意识和行为习惯。“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17］这要求领导者在思想观念上绝不能颠倒主人和公仆的位置，“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么，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17］。邓小平更是明确指出，“领导就是服务”［18］，领导在本质上是一种为组织、为社会、为国家确定发展方向的决策性服务。领导的服务性不是一种虚假的口号和假设，而是一种本质性的规定，是一种职责、信念和使命，是领导者安身立命的基础所在。领导者是满足人民群众公共安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要的“生产者”和“提供者”，受人民委托掌握和行使公共权力、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公共事务来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职责，必须把提高服务能力为民造福作为第一位的责任和目标。

其四，深远的影响性。政治意识来源于社会政治存在，但政治意识对政治实践具有反作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具有决定性影响。“政治意识对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有着巨大的思想规范和理性指导作用。政治意识具有形塑政治制度、凝聚政治信念、教化政治人物、引领政治生活等功能。”［7］领导政治意识的影响更为深远。一般普通民众的政治意识只对其个人行为具有直接影响，这种影响的时空范围较为有限，而领导者是社会组织的统领者，其政治意识通过其行为而影响组织，并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而发挥着更大的作用。领导活动是领导者为组织规划明确目标方向、促使社会成员朝着特定方向目标而努力的战略引领活动，领导是一种整体性、全局性、前瞻性和方向性的活动，不仅对领导者个人事业的成败，而且对全社会的发展起着广泛影响。在国家治理中，方向性错误是最大的灾难，目标错误是最大的失误。领导者政治意识的状况对其如何规划和确定组织发展方向起着指导性和引领性作用，决定着组织发展目标的正确性、可行性和高效性，决定着领导的权威性、合法性和有效性，从而对国家治理现代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新常态下领导政治意识重构的紧迫性

领导政治意识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使领导者具有清醒正确的政治意识。领导政治意识建设长期以来都是国家治理中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贯重视的重大问题。毛泽东特别强调首先要着重从思想上建党。邓小平强调领导干部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首先要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常态下，领导政治意识重塑成为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切入点和“总开关”，“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总开关’没拧紧，不能正确处理公私关系，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了。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8］。

国家治理现代化亟需正确政治意识指导。只有在正确的政治意识牵引下，领导者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增强政治定力，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正确的思想资源和方向指南。据对政治意识重要性的问卷调查显示，对“缺乏政治意识或政治意识不强，会给国家和社会造成哪些危害”的回答68.0%的受访者认为“有损国家的国际地位”，有67.1%的受访者认为会“阻碍改革发展的进程”，61.6%的受访者认为会“扰乱经济社会秩序”，59.9%的受访者认为会“降低社会凝聚力、向心力”，50.4%的受访者认为会“恶化政治生态”，38.0%的受访者认为会“削弱党的执政根基”［9］。受调查者高度认同政治意识是领导活动的灵魂和统帅，政治意识建设对国家发展具有重要性。目前政治意识建设还存在着以下问题：

政治意识对国家治理政治实践具有主观能动性，使领导者能动地认识政治世界和改造政治世界，正确的政治意识能够指导领导者开展正确的政治实践活动，实施建设性领导，促进政治良性发展，而错误的政治意识则会导致领导者采取错误的政治行动，实行破坏性领导，对政治发展产生阻滞作用。政治意识是领导者立身、立业、立功、立言、立德的思想和心理基础。政治意识是领导者的政治职业意识、角色意识，是政治领导活动的指南针，有什么样的政治领导意识，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政治领导者，就会产生相应的独特的领导模式。正确清醒的政治意识关系到国家治理的绩效，决定着领导者事业的成败。

领导政治意识建设的形式化突出。在领导政治意识建设过程中，有的地方党政领导采取形式主义的方式，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以讲话落实讲话，表面上轰轰烈烈、热热闹闹，但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而没有静下心来认真发现分析研究政治意识建设的问题，没有沉下心来仔细思考解决问题、推动建设的方法措施，对政治意识建设的主动性、自觉性和责任性不强，没有对领导政治意识建设工作进行明确化、具体化、清晰化，由此使某些领导干部在政治意识陷入昏昏然的糊涂状态。有的领导干部缺乏清醒正确的领导政治意识，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有的领导干部只讲利益不讲信念，只讲实惠不讲理想，不信马列信烧香，不问苍生问鬼神，是非观念淡薄，不讲原则，态度暧昧，正义感退化，立场模糊，偷奸耍滑，糊里糊涂当官，浑浑噩噩混日子，大事糊涂，小事斤斤计较，贪图虚名，纵情声色，弄虚作假。对领导的本质、角色、职责、工作以及法治、民意、权力、决策、价值观等缺乏清醒正确认知，是非不分，没有底线，由此导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大行其道，恶化国家治理的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

领导政治意识的核心内容除了党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外，还包括与领导职业相匹配、符合领导角色特点的政治意识。领导政治意识的内容是领导职能活动和过程的集中反映，是领导本质、道德、权力、决策、用人等事关国家治理大事的观念形态。领导政治意识建设的内容主要包括：

三、领导政治意识重构的基本维度

政治思维惰性延滞政治意识重构。政治意识是一种高度复杂的思想意识，而“思想懒惰是人最常见的特质之一”［10］，“思考是一个特别艰难、特别令人沮丧的事情。通常，思考被看作是个艰苦的工作。”［11］对于政治问题思考的政治思维更是一件艰深复杂的事情。有的领导者思维懒惰，常常把清代郑板桥所题的“难得糊涂”奉为座右铭，不仅写成字幅挂在办公室和家里，也经常挂在嘴边，甚至奉为行动的圭臬。当前我国正竭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处于社会全面急速转型期，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政治建设和改革向纵深全面推进。领导者必须具有清醒正确的政治意识，清楚自身的使命和职责，必须对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有正确坚定的信仰和立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的生产者”，“意识只有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12］。为此，须通过政治意识建设和学习以重构领导者政治意识。

1.公共服务意识

由国家治理领导活动的重要性和政治意识的特殊性所决定，领导者政治意识具有以下明显特点：

“为了避免三脚架在长曝光过程中沉入细沙，我把百诺旅游天使FTA28C三脚架的橡胶脚拧下来，再把废弃的旧CD拧上。”

其三，内容的明确性。由领导者政治意识的特殊重要性所决定，任何国家的公共管理者的政治意识都由其政治体系通过制度化、明晰化、公开化的方式进行成文规定，其政治意识的核心内容都是由领导者所属的统治阶级所明确规定，是一个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这是现代所有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普遍性共同特征。领导政治意识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在领导活动中所蕴涵的政治心理、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观念、政治思想、政治价值观等若干要素构成的具有相对稳定结构和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具体来说主要包括领导公仆意识、决策意识、选才用人意识、政治合法性意识、政治规则意识、政治权责意识等，并由此而形成特定的相对稳定的结构，在此基础上使领导政治意识对领导活动发挥着整体性、综合性和全局性的影响。这种明确性特点使领导政治意识可以通过学习和培训得以形成，使其随着环境的变迁和认知思维能力而变化发展，适应新常态国家治理的要求。因此，通过对领导政治意识构成要素的重组重构和结构的优化，可以改变政治意识的落后状态，提高政治意识水平，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政治意识的功能。

2.政治规则意识

政治规则是民主法治社会的基础，遵循政治规则是领导者必需的基本素养。政治规则意识是领导者所具有的政治规则的认知、遵循规则的习惯和把遵循规则作为生命发展内在需要的意愿和能力，是领导者发自内心的以规则作为行为方式的思想观念。政治规则是政治领导活动所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包括政治道德、法律、制度、纪律、习俗等各种行为准则。规则是人类为生存发展所创设的行为准则，通过对人类行为的规范减少矛盾冲突和相互伤害以获致秩序、自由、公正和幸福。领导工作无小事，领导者所履行的各项职能都是关乎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的重大事项。为此，具有强烈的规则意识和遵循政治规则就是古今中外无一例外的所有国家和社会对领导者的共同的明确的严格要求。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奉行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契约人权等，但众所周知，其对领导者和公务员遵循政治规则的要求管理是最严格、最严密甚至是最严苛的，其公务员的政治规则意识也必须是最强烈的，并已成为其基本的行为模式和政治生活方式，成为民众的基本政治常识和国家的政治文化。

（1）焊接热影响区最高硬度试验 试验标准：焊接热影响区最高硬度试验按照《焊接热影响区最高硬度试验方法》（GB4675.5—1984）的规定进行。

领导者强化政治规则意识首先必须摒弃把法律、道德、纪律等规则当作管束自己行为的枷锁的消极规则观。政治规则具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功能，正确认知规则的积极作用，遵守规则在根本上是领导干部的“护身符”。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政治规则是领导者行为的内在指南和导航器，是领导者价值认知、判断和抉择的结果，是领导者抵御诱惑、规范行为的防火墙。对于领导者来说，法律是绝对不可触犯的高压线，纪律是不能触摸的红线，道德是不能逾越的底线。领导者的一次不守规则行为，其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因为它所污染的是水源，影响的是组织及其成员的行为和社会风气。应通过法治国家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运用法律手段“硬化”规则，强化政治规则的刚性约束。

3.战略决策意识

领导的政治性集中体现在其决策的关键性上。政治是事关国家发展全局和整体根本长远利益的重大事项，领导者的政治决策实质上是一种确定方向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对国家、地区、组织和部门的发展方向和远景进行的宏观决策，是关系全局性、长远性、广泛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的决策。战略决策意识是一种方向意识、全局意识、大局意识、统揽意识、系统意识和前瞻意识。领导是一种更加富有战略性或结构导向性的决策方法。是一种战略决策，能够迅速、灵活和低成本地驾驭组织对外部变化和多元利益作出反应。

领导者战略决策意识表现在决策上必须增强政治方向意识。政治决策本质上是为国家社会发展确定正确方向和目标的抉择活动。发展方向的抉择是一件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早发型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国家发展目标方向的正确性至关重要，需要扎实的正确的政治知识和政治价值观，有智慧的领导者能够洞察人类发展规律并顺应时代发展方向进行战略管理。“南辕北辙”式的决策错误会给组织的生存发展带来毁灭性破坏，对组织成员命运前途的影响和伤害无法逆转和弥补。领导决策是为实现组织目标和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而制定、抉择和实施方案的活动，是为组织和社会确定行为方向的活动。“一个县小则十几万人，大则百把万人，一个决策下去，其影响非同小可，来不得半点含糊。”［19］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工作着力点放在把握政治方向、协调各方职能、统筹领导工作、建设人才队伍、督促依法履职、创造公正生态上，带头依法办事，保障宪法法律正确统一实施。领导者战略决策必须具有全局意识。全局意识是一种从整体上把握方向的观念，有效协调局部与整体、眼前与长远、少数与多数、次要利益与根本利益。这要求领导者强化共同体意识、全球意识，决策要遵循时代发展潮流和社会发展基本规律，顺势而为。

4.人才意识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人才问题历来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大政治课题，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核心内容。“得人才者得天下”，“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一直是历代统治者所奉行的治理经验和认同的理念。西周时期的姜尚提出了“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20］。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哲学王”思想。领导者正确的人才意识既是领导活动成败的关键，也是治国理政的政治大事，治国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国家之治薄”［21］。

人才队伍建设一直是党的建设的核心内容，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廉政建设、组织建设归根结底都是培养人才。毛泽东明确指出：“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22］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邓小平最关心人才问题，在改革开放初向全党全国发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号召，明确指出，“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18］习近平更是强调指出，“我们要有强烈的人才意识，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领导干部必须强化人才的政治意识，把选才用人作为重要的政治问题予以重视。新常态下领导者的人才意识主要表现在：一是具有人才兴国的理念。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得人才（心）者得天下，失人才（心）者失天下。在现代社会，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领导者必须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重视人才问题，落实贯彻人才强国战略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当代领导学大师丹尼斯指出，“领导者只有重才、识才、用才，才能使自己的事业兴旺发达”。二是具有人才公共性的观念。选才用人是领导的基本职能，知人善任是领导者的基本职责。人才选拔使用是事关组织发展、事关组织成员前途命运的公共事业，选才用人的权力是公共权力，选才用人的程序具有法定性和公开性，选才用人的标准和方法必须公平公正，选才用人的目的是实现组织公共目标，为公共利益服务。三是具有超级领导观念。超级领导理论认为，领导者的职责是把下属培养成为领导者，带领下属领导他们自己。强化领导者的超级领导观念就是使领导者树立科学人才观，人人都是人才，人人都可以成才。领导者本身是人才，但领导者必须有宽广的胸怀，见贤思齐，不能嫉贤妒才，要宽容人才，要择天下英才而用之，领导者的使命就是培养人才、发现人才、使用人才。领导活动实质上是领导者通过选拔人才并激励他们去完成特定任务实现组织目标的活动，“为政之本在于任贤”，人才是领导者成就事业的“第一资本”，在于通过人才去具体实践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

5.政治合法性意识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系统及其主体得到民众所认同支持的一种状态。“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有着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认可。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这个定义强调了合法性乃是某种可争论的有效性要求，统治秩序的稳定性也依赖于自身（至少）在事实上被承认。”［23］任何政治系统、权威都会本能地对自身合法性进行自辩和论证，也力图通过自身言行和努力获取法律上和民众的认同与支持。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党执政的政治法律依据和民心民意基础。政治合法性的核心就是人心向背的问题。各级领导干部是党执政的合法性建设的“关键少数”，对合法性建设起着关键性作用，强化领导干部的政治合法性意识、强化领导者的民心民情意识势所必然。领导者必须通过合法性权威才能实施有效领导，依靠强制性硬权力进行命令控制是难以获得领导力的。“合法性之所以维持政治稳定，是因为它确立了一个政权统治的合理性，并因此巩固了该政权在人民心目中的权威。”［24］领导者对政治合法性必须有正确清醒的意识。

领导者的政治合法性意识集中体现在：一是敬畏民心民意的意识，具有“人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的意识，民心民意是政治合法性的核心，“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经验性合法性理论对民心在政治合法性建设中的最直白朴素和最经典的表达。“如果某一社会中的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个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事实上所有的政府，甚至最野蛮、最专制的政府，都试图让公民相信，他们应当服从政治法规，而且当权者可以合法运用强制手段来实施这些法规。”［25］领导者敬畏民心、顺应民意的意识既是做好领导工作的前提，也是提升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领导者强化民心向背意识是最大的政治。二是政治责任意识。政治责任是领导者积极履行政治职责并由此对其未履行好相关政治义务而承担受到惩罚的结果。韦伯在《作为职业的政治》中认为，政治家最为重要的资质，除了热情、洞察力之外，还应有强烈的责任感。政治责任同时包含着积极责任和消极责任，即领导者应自觉主动积极地履行其法定的政治职责，做好领导工作，如果没有履行好其政治职责，其行为导致严重后果，就必须为此而承担相应的惩罚。三是具有权责一致意识。在领导活动中，权力与责任是两位一体的不可分割的一枚硬币的两面，在行使权力的同时必须担当起相应的责任。领导权力是通过法定程序公开赋予领导者的职权，是一种改变他人意志使之服从的强制性力量，具有公共性、强制性、法定性、两面性、扩张性和易腐性。领导权力在本质上具有公共性而在运行上具有个体性，这样容易导致权力运作上的封闭性、膨胀性和私有化，导致权力滥用和腐败。为此，必须通过法治和道德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使权力受到有效监督制约。责任是一种与权力相匹配的必须履行的义务，有权就有责，有多大权力就有多大的责任，必须通过合理配置权力，确保权责一致，强化问责制，压实政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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